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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事件:诗人与国家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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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16 15:38: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路过1 于 2015-9-16 16:07 编辑

2015年04月24日  《第一财经周刊》   文|李翔   

  《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戈”事件始末》

  作者:[美] 彼得·芬恩 [荷] 彼特拉·库维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5年3月
  定价:45.00元




  《日瓦戈医生》首先在意大利出版,随后多种译本在各国出现;与此同时,帕斯捷尔纳克则在苏联国内遭遇了疾风骤雨般的舆论抨击。这部巨着也引起了美国中情局的注意。《日瓦戈医生》由此被卷入冷战双方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时过境迁,这段不同寻常的轶事,终于在半个世纪之后,被发掘整理,公之于世。

  
  《日瓦戈医生》可以说是冷战时期最出名的苏联小说,曾以多种文字出版,在许多国家成为畅销小说。然而出版后作者受到的迫害,却并不广为人知。本书作者对《日瓦戈医生》出版的前后经过进行了仔细梳理。

  历史上最离奇的诗人和统治者之间的对话之一,发生在1934年6月的莫斯科。

  在他的诗人朋友曼德尔斯塔姆被捕之后,帕斯捷尔纳克找到了党的高层成员布哈林,希望为曼德尔斯塔姆求求情。随后布哈林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在信中,布哈林提到,曼德尔斯塔姆的被捕,让帕斯捷尔纳克不知所措,还专门来找过他。他们的求情奏效了。曼德尔斯塔姆的案件得到了重审,诗人被叫到楼道中去接电话,他已经被告知打电话过来的正是苏联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斯大林。在楼道里邻居孩子的吵闹声中,这起离奇的交谈开始了。斯大林安慰帕斯捷尔纳克说,案子已经得到重审,一切都会好起来。但紧接着,他问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不去找作家组织,为什么不来“找我”,“如果我是一位诗人,我的诗人朋友落难了,我会拼了老命去帮他的……”帕斯捷尔纳克开始解释,为什么苏联作家组织不会管这些事情,以及他为曼德尔斯塔姆所做的努力。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继续问:“但他是一位大师吗,大师?”帕斯捷尔纳克说:“问题不在这里……”(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曼德尔斯塔姆是位大师,后来被人诟病)“在哪里?”斯大林问道。帕斯捷尔纳克转而要求希望同斯大林见面交谈。“谈什么?”“谈谈生与死。”

  然后斯大林挂断了电话。帕斯捷尔纳克把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斯大林的秘书,统治者拒绝再同诗人交谈,而是通过秘书称自己很忙。电话事件后来在莫斯科广为流传。一些人指责帕斯捷尔纳克过于懦弱,没有在电话中更直接地为曼德尔斯塔姆辩护。帕斯捷尔纳克本人也对交谈中的表现不太满意。但当然,他也更想同斯大林当面交谈。

  虽然他的一生都生活在极权的阴影之下,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却并没有像他的很多同行那样被送到古拉格。“大师”的声名让他得到庇护。莫斯科检察院的一位高级调查员说,政府曾经做过要逮捕帕斯捷尔纳克的计划,但斯大林在收到报告后,立刻开口背诵:“天堂的颜色,湛蓝的色泽。”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翻译并于1945年在第比利斯朗读过的诗。斯大林说:“别动他,他是个生活在云端的人。”帕斯捷尔纳克早年的一首诗这样写:“我要推开两扇窗户,裹上围巾抵御寒冷,对院里的孩子高喊:外面是什么世纪?”这表明他似乎对正在发生的政治上的变化不感兴趣。一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因此而嘲讽他,称他是“我们社会的私人住宅中待在暖房里的一个贵族”。正是这样一位表现得非政治性的大师级的诗人和作家,却成为苏联第一个全球知名的异议作家。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却在压力之下被迫拒绝。他唯一的一本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全球范围内是超级畅销书,却不能在苏联出版。他和他的《日瓦戈医生》成为苏联这个看上去坚不可摧的堡垒中第一块松动的砖。

  《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戈”事件始末》的两位作者彼得·芬恩和彼特拉·库维说:“负疚、悲恸、对自己的不满、对磅礴画卷的需要、对创作一部经典著作的渴望,这些综合在了一起,促成一种‘深刻的内在变化’,推动帕斯捷尔纳克创作了《日瓦戈医生》。”

  他用了10年写完这本书。但是,最为艰难的部分还没有到来。在一个诗人会因为自己朗诵过的一首诗被人抄录下来交给克格勃,然后因此送命的国家,一本想要“找到所有魔鬼,还给它们命了名”的书,要想公开出版并且平安无事,显然困难得多。

  来自意大利的信奉共产主义的出版商詹贾科莫·菲尔特瑞奈利听说这位苏联最伟大的诗人刚刚写完一本书,他急切地托人找到帕斯捷尔纳克,希望为自己的新出版社拿到这部小说。这位同时是共产党员和资本家的出版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在接下来挑战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而帕斯捷尔纳克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举动会对这个国家造成怎样的政治上的影响。他可能意识到了自己写就了一本伟大的书,但他不会想到这本书也会成为美国中情局的至爱和冷战的工具。

  帕斯捷尔纳克对菲尔特瑞奈利的使者、意大利记者丹尼洛说:“这是《日瓦戈医生》,愿这本书流传全世界。”不懂俄语的出版商菲尔特瑞奈利请一位斯拉夫语言文化专家来为《日瓦戈医生》做评定,专家的评语来得迅速而热烈:“不出版这样一部小说等于犯下反文化罪。”但是在苏联,对《日瓦戈医生》的评价却让人揪心。有影响力的《新世界(17.95, 1.63, 9.99%)》杂志拒绝刊登这部小说,包括5位作家的审查组在就这部小说写的拒绝出版评论中说:“你的小说让我们感到不安……你的小说是社会主义革命无法接受的作品。”而在《日瓦戈医生》中,帕斯捷尔纳克借着日瓦戈医生的口说:“亲爱的朋友们,哎,你们和你们代表的圈子、你们的才华成就的名声和威望,一切都这么平庸。”这些没有资格来评定他的作家,决定了他的作品的命运。在各种纷杂的声音中—苏联官方在不惜代价地希望阻止这本书的出版,他们向帕斯捷尔纳克施加压力,希望他能借修改的名义要回手稿,也向意大利共产党施加压力,希望停止出版。而在这时,诗人的一个出人意料的盟友现身了。“小说的意大利版面世不久后,美国中情局职员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建议,《日瓦戈医生》‘应当出版外国语种尽可能多的版本,在自由世界最大限度地发行,为之欢呼并考虑推荐作者得到诸如诺贝尔奖之类的荣誉’。”

  这本书本身的巨大文学价值、铁幕之下苏联伟大诗人的巨着、苏联当局对这本书的仇视,再加上美国中情局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让《日瓦戈医生》变成了一本国际畅销书。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和他的家庭是这种盛名的牺牲者—但这种盛名也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他。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获奖者是当之无愧的帕斯捷尔纳克。苏联对此的回应是,《文艺报》发表了一个长篇社论,称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奖是“挑衅性的国际反应”。在服毒自杀和移居国外的可能性被先后考虑并先后被排除之后,帕斯捷尔纳克开始考虑妥协。妥协的第一步,当然就是拒绝去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决定对帕斯捷尔纳克而言是痛苦的。在诗人宣布拒绝领奖之后,他的儿子说,他见到的父亲“头发花白,衣衫不整”,“我父亲变得认不出来了。”但进一步的惩罚并没有到来。以赛亚·伯林说,帕斯捷尔纳克似乎“像1903年时的托尔斯泰,当时传播他作品的所有人都遭到政府的惩罚,可那位老人实在太著名也太怪诞了,结果他本人没有受到警方触碰。”

  《日瓦戈医生》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流传。和所有伟大的书一样,必定有人认为它堪称史诗;也有人认为它只是又一部杰作而已,人们因为特殊的政治氛围夸大了他的成就。美国中情局偷偷资助印刷了一些《日瓦戈医生》散发给前往苏联的游客,让他们带入苏联。国家受到的损害比预计的要大,尤其是当人们读到《日瓦戈医生》,发现它并不是一本政治性浓厚的小说之后。党难以抑制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个国家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不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发表这样一部杰作?更何况它还不是反党的?当时的苏联统治者赫鲁晓夫后来也发现了这一点。在他被自己的同僚强制退休之后,他的儿子送给他一本打印的《日瓦戈医生》。读完后,赫鲁晓夫说:“我们本来不该禁止出版这本书,我早该读一遍才对。书里根本没有反苏内容。”它可以被总结为,一次拙劣的封杀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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