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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以赛亚·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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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0 09:52: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阅读以赛亚·伯林

杨吉  


了解以赛亚·伯林学术路径的人都喜欢把他称为狐狸型学者。关于“狐狸与刺猬”的说法,是伯林对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的一种发挥。他以此比喻两种相反的思想性格,即“刺猬”目标单一,喜欢对广泛的事物采取整体把握的立场,把各种问题或见解都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去处理;而“狐狸”则不然,这类人关心的不一定事无巨细,而是追求维度的多和广,其思想方式因此也具有发散性。

阅读伯林无疑是一个思维上的奇幻旅程。就拿他的论文集《反潮流》来说,当更多人习惯把马基亚维里的《君主论》从政治权谋角度来对待时,伯林却饶有趣味地探讨起世俗道德与宗教伦理之间的悖论;而在《反启蒙运动》中,伯林更是提纲挈领地表达了一个多元主义者的思想关怀———质疑启蒙、反思理性。借此伯林指出,维柯、哈曼和赫尔德等人代表了启蒙运动的对立面,他们反对在人文领域引入科学方法,强调不同历史时期各具特点,不同文化应共存共荣。也就是说,人类群体的多样性最为可贵,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发展之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复杂问题的统一方案。

伯林同波普、哈耶克等思想家共有一个特点,即厌恶宏大的叙事方法,而是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批判捍卫自由主义的思想立场。

在我看来,伯林的自由应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基本涵义。所谓“积极自由”是指“自己依赖自己,自己决定自己”,即表述为“从事……的自由”(be free to do……);而“消极自由”则是“不受他人的干预和限制”,一般表述为“免于……的自由”(be free from……)。由于后者事实上道出了这个真理,即只要个人的行为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且为法律所许可,个人在做自己想做之事时就不应受到来自外部的干涉。于是在对两种对立的自由概念中伯林选择了“消极自由”,他甚至不无担忧地说道,追求“积极自由”将导致对自由的彻底否定。

与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大多数书斋学者不同,伯林是一个在公众中思考的思想家,按照我们现在流行的说法,他应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点他和伯特兰·罗素一样,他们都可谓是关注人类现实生活的实践哲学家。

伯林说:“价值不是普遍性的;每一个人类社会、每一个民族、每个时代和文明,都具有它自己独特的理解、标准、生活和思考行动的方式。”倘若把这句话同他另外一句格言,即“无所损失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人类注定要选择;而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来作对照,我们大致可以读懂伯林的精辟论断: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群体,天生就追求不一致的目标,有着不可通约的关于人生与社会的理想,这就是大观念的起源。而对这种观念压制,或对以观念为媒介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压制,也就是对人性的压制。

心怀宽容,通过节制与平衡保持一种体面、人道的生活,这不仅是当年房龙撰写《宽容》的初衷,也是伯林一生不懈追求想要实现的梦。
发表于 2014-10-11 16:13:1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白玉兰 于 2014-10-12 08:04 编辑

以赛亚·伯林:我们活在一个无人可以敬仰的时代


  以赛亚·伯林这位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其对极权主义的猛烈抨击和对人性抱有的乐观态度,成为了世界各地自由主义者心中一个鼓舞人心的形象。不过,抛开这些面对公众的出版物,他在信件中似乎展现了自己的另一面。




  以赛亚·伯林这位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其对极权主义的猛烈抨击和对人性抱有的乐观态度,成为了世界各地自由主义者心中一个鼓舞人心的形象。不过,抛开这些面对公众的出版物,他在信件中似乎展现了自己的另一面。以赛亚·伯林第三卷书信集《以赛亚·柏林:建筑--1960-1975书信集》,这本将近680页的书信集,让我们可以更深刻地洞察以赛亚·伯林这个自由主义领域最为重要的思想者。

  书信集由亨利·哈迪(HenryHardy)和马克·波特(MarkPottle)共同编撰。波特认为这些信件处处散发着伯林的才华,并称其为"20世纪最好的信件写作者之一。"书信集的内容广泛,从探讨政治到评价卖淫制度等等,时间则跨越冷战、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及两任美国总统的任期:肯尼迪和尼克松。

  伯林的信件透露出一种绝望情绪。他对年轻的一代表示绝望,在1968年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对迅速增长的野蛮主义感到绝望,我猜想这种情况在每一代身上都存在……但这一代对自己的无知感到满足,用机械化的公式处理任何困难或复制复杂的事情,痛恨历史。"在另一封信中,他再次表示出年轻人的担心,"昨日的上帝已经将年轻人置于失败的境地……我们恐惧战争、经济崩溃、极权主义,但厌倦是更为恐怖的事情。"

  他担心大学教育,害怕"没有足够的空间留给那些毕业的学生,尤其在科学领域"。他担心大学极度迅速地膨胀,大学学生人满为患,老师却人手不足。他相信"一些学科在美国的好大学被教得更好,甚至牛津也不能相提并论。"

  他对政治领袖的能力同样丧失信心。"我一方面对尼克松的前景确实感到绝望,另一方面对勃列日涅夫怀有同样的感情。我们活在一个无人可以敬仰的时代,这种情况此前从没有过。"

  在信件中,伯林对文学也有所著述。当企鹅出版社终于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时,伯林写道:"我对能够出版它感到高兴,因为我反对所有的审查。"不过他认为那并不是一本好书。伯林也反对约翰·奥斯本所主张的严酷的社会现实主义,认为其"过于粗俗,对公众的品位是一种可怕的侮辱。"

  相较于伯林在信件中对种种社会议题发表的议论,他在给友人的信件中对个人情感的着墨,则更加生动。他写到了自我怀疑:"我真希望我能对自己不感到那么焦虑:不写作的时候焦虑,写作的时候同样焦虑,焦虑人们会如何看我的作品,焦虑其他人写出了更好的作品……我觉得这一定是我的性格缺陷。"这大约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个伯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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