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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诗人杨键的一次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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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6 08:11: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空中键盘 于 2014-2-7 15:08 编辑

华语文学传媒2007年年度诗人:(安徽马鞍山)杨键



  (杨键)获奖演说


  我很荣幸,能在广州领取南国这个重要的文学奖。在此时代,没有什么声音再比诗歌的声音更微弱,我小时烧的大灶,在柴火将尽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微弱之象,几乎毫无声响,但它竟能被距离我如此遥远的地方听见,这不能不说是诗歌的神奇之处。我相信这个奖是对诗歌这种古老而虚无的事业的一次赞美。我相信,甚至从一九五七年以来即已开始的文学的暗哑也为此明亮片刻。中国曾经是一个最懂得平衡、有无兼顾的国家,而在一个信奉进化论、信奉经济和权力的时代,诗人早已被判决是毫无用处的。我们这个时代有些类似于元代,知识分子的地位仅仅高于乞丐。在我们的母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革命与经济的洗涤之后,诗人必须比任何时候都要全神贯注才能发现它的真实起源与含义。

  1966年的时候,当何其芳被迫养猪,当大量如吕荧一样的人物瘦成皮包骨,如同墙角的蛇皮袋,当我家乡小庙里的汪斋公被迫吃肉,孔子六艺中名列第一的诗教就此消失了。我们不再是一个感通天地的国家,而是一个人定胜天的国家,由一个心灵柔韧、层次丰富的国家,变成一个单一的、无视心灵存在的平民国家。心灵太黑暗了,心灵太空洞了,以致几十年以来,我们都认为我们本来就是没有心灵的人,我们本来就是没有历史的人,我们本来就是不需要文学、不需要诗歌的人,如此巨变实在前所未闻。

  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傅山与渐江一夜间成为没有国家的人,谢枋得是宋代的亡国之人,陶渊明则生活在一个大伪的国家,陈曾寿晚年隐于西湖,这些没有国家的人也就惟有自然了。而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自然尚未受到重创,在我们的时代,连自然也受到最大威胁,一个中国诗人的栖居之所在何处?中国式的诗意又当从何处生发?中国曾经最重自然、最重性灵、最重五伦、最为重道,现在于此全不相信,全不遵循。先贤们关于心的数千年的教诲,经过百年践踏已经面目全非。面目全非是我们在各个领域的主要特征。心的大道,致良知的大道,被全然忘却与否定。心如一头浑身污泥的老牛,心如一口食堂里满身黑垢的铁锅,心这只古老的蟾蜍,也是心这座古老的寺庙。心这个字眼在今日中国最为苍白。心人人都有,像天地一样古老苍茫,像江水一样无形悠远。

  心本来是国家大道,是中国人的真传统,心的匿迹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苦难。人禽之辩,就此在我们这里拉开帷幕。心是什么?心是天地人三位一体,惟有一体,生命才不会空洞。“文革”时,人遭到空前摧残,现代化进程中,天地受不敬,自然遭破坏,心灵被彻底遗忘,一个和谐的古代中国就此土崩瓦解,世代相承接的斯文就此扫地。中国人之心甚至在抗日的战场也没有失落,却在唯物论、在市场化里失落了。古代中国人的心通达于天地,现在则完全相反,这个“通”字很重要,要知道,天地、自然是中国古代诗歌、古代山水画,包括政治制度的主要创造者。自然在今日遭到的漠视,遭到的空前的遗忘与破坏,一定是当代诗歌、当代艺术的贫瘠与怪力乱神的主要原因。

  二十世纪的中国算是吃尽了“现代”两字的亏,无人再知贫穷、落后、潦倒的乡村里潜藏着中国的大智慧。如果二十世纪的现代性由中国文化来开出,一定不会是今天这样一种格局。我们的血液里流动着对民族精华的怀疑,它与生俱来,不知要经过多少岁月才能重回旧颜。在此基础上,在经历了唯物主义之后,我们的母语一再告急,诗人容不得其中出现空洞的麦粒,因为自《诗经》以来,诗人即是我们民族语言的保护者。中国文明往往是通过诗人来接续与传承的,这是中国文明的特别之处。中国人自幼年即开始读诗,诗是中国人最基本也是最高深的教养,诗情画意是中国人对人世之美的最朴素的表达。中国原本的思想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此思想实际是王道思想,而王道思想的本质又是典型的诗性思想,这大约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不衰、诗人连绵不绝的奥秘。而现代化恰好是对这种天地人和谐为一体的破坏,也就是对王道与诗性思想的破坏。为此,诗教能否恢复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文明能否真正延续的重要标准。

  我的写作一直是一种向回走的写作,本质上我是一个复古派。孔子就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古者。我相信人类的巅峰已经过去,我不相信进化论。我试图恪守先天地而生、独立而不改的精神,这是我的一个永恒的梦。

  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候,诗人是王道思想的赞美者;在故乡普遍沦丧的今天,诗人是坚持回归本性的人;在人人说有、人人否定因果的时候,诗人偏偏说无,偏偏肯定一个美的世界一定是人人崇奉因果的世界;在一个唯物至上的年代里,诗人是一个万物有灵论者。万物有灵可不是一桩小事情,而是一个大境界,他必须进入天地人的统一之境,他必须始终在那里,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才是我们的本来之心,他知道有一种力量超过他,他懂得敬畏也就获得了柔软,他懂得垂首也就获得了惭愧。他需要的根本不是进步呀,发展之类的,而是康复。他安住其中的空性,将为他的痛苦,为崩散的没有中心的痛苦,寻找到答案,因为空性是他的灵魂,是他的祖先用了不知多少世代的平衡之力。这种平衡丢掉了就是乱世,找到了就是盛世。灾难与幸福完全取决我们自身。他必须反复成为一个初学者,一个学生。他死去活来只为了进入智慧之源。在那里,他放弃了自我,被诗神彻底夺去,既无畏又温柔,既自在又怜悯,这就是华夏之诗心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一定是对努力接近此颗诗心的奖励,我为此而欢喜,因为在这个以买卖为特征的所谓现代世界里,唯独诗歌无法参与买卖,它仍然是我们精神活动中最为纯洁的一种,犹如一只古老的熏炉,它是我们民族教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诗人还在向我们提及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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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介绍:
一、杨 键

《古桥头》(上海文化出版社)

  杨键,男,1967年生于安徽马鞍山,现在家专事写作。著有诗集《分别的,镜子的》、《暮晚》等。作品曾获首届刘丽安诗歌奖、《作家》杂志诗歌奖和柔刚诗歌奖。杨键是草根诗人的典型代表,过着与这个浮华时代格格不入的清贫生活。但他的目光却聚焦在那些更加草根的人身上,诗里充满悲天悯人之情。杨键关注急剧变迁、支离破碎的乡村、江淮大地上的现实,他的目光所及,是“振聋发聩”、“思维混乱”的拖拉机,“破碎”的山河,“手上抓着命运的蓝灯”的扳道工,“背着孩子进城找工作的乡村妇女”等等。杨键由此被称为一名“无论其祖国江山如画,抑或生灵涂炭而诗人自身的容貌面色都不变的诗歌孝子”。

  《古桥头》是杨键继诗集《暮晚》之后的又一力作,收诗233首,按年代顺序编订(1993年-2003年),新作近100余首,这些新诗更加显露出杨键对中国传统的坚守与信念。如唐晓渡所言,杨键的诗忧伤,古朴,孤绝,清远,有如空谷足音,令我们重返人性和语言的最柔软部分。他的诗和这个时代的距离,相当于这个时代和心灵的距离。在诗歌潮流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变迁之时,杨键似乎未受影响。从1993年到2003年的诗歌文本里,杨键的诗歌没有炫耀跟随各种时髦的技术潮流,而只有朴素的语言、简单的技巧及个人日常的生活。他埋首于周围事物,倾听大地的声音,赤裸自己的灵魂,用简单的语句达到个体生命的完成。

  杨键的生存状态是世俗喧嚣的反面。对孤弱者的深切悲悯是他的诗歌最震动人心的地方,他个人对诗歌和理想的坚守是这个时代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他的诗歌语言落尽铅华,被誉为重返人性和语言最柔软的部分。《古桥头》是他十年优秀诗作的结集。


诗人介绍:

  杨键,生于1967年,曾当工人,亦研佛教,自1986年起专心习诗,现居安徽马鞍山,长年守于乡村山林。  
  2003年,“年代诗丛”第二辑收入十部作品,杨键的《暮晚》位列该诗丛的首位。  
  2006年,《九十年代以后——当代汉语诗歌论丛》一书编入杨键的传记,李少君写道:“比如杨键,每月领着300元的下岗工资,和老母亲一起生活,并且抚养亡兄留下的儿子,十多年吃素,长期默默写诗,诗写得非常好——这样的人,又有多少会进入人们的视野呢?”
  2006年12月29日,杨键获得首届宇龙诗歌奖。授奖辞称,“他的诗忧伤,古朴,孤绝,清远,有如空谷足音,令我们重返人性和语言的最柔软部分。他诗歌立场的极端来自他对自身的忠实,来自对一种正在消亡的文明和美的忠实”。[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在中国诗人中,你的诗歌之声尤为徐缓,你的平衡之力从何而来?
  
  杨键:我的徐缓和平衡均来自于我对落日的长年观察。那种枯草上的落日之光,我太熟悉了,我亲眼看见江水冲上江岸时,老牛眨巴着眼睛看着江水的中国神情。我的徐缓和平衡得益于这神情,也得益于中国数千年不变如今却已经摇摇欲坠的农业制度,如果说昨天我找到过落日的形象。今天我则更喜欢一个剑客的敏捷,那就是陶渊明为我所呈现的缓慢之言与剑客的迅捷之声融为一体,这是我今天的信仰。”[南方都市报]



杨键答南方都市报记者十五问


  能不能简单谈一谈你86年以前的经历?童年,长大以后的个人经历。

  我小时侯最欢喜的就是过年了,那时我二叔挑着炒米糖,坐上两毛钱的小轮渡,从江北那边过来,他推开我家门的时候,总是在一个风雪之夜,他像一股暖流一样来到我们家里。我算是亲见了中国人淳厚相的最后一眼。

  我小时侯生过一种奇怪的病,一直到我十四五岁,上海医疗队来的时候才知是肺吸虫,病因是我和二哥吃那种山沟里抓到的小螃蟹,那是一种长不大的野生石蟹。我们家连绵不断的灾难就从这些石蟹开始,但要真的追溯的话,就要说到1958年,我父亲放下锄头,来到矿山,参加了大跃进。我父亲说,那时根本没有觉睡,成天成夜地干活。他算是坚持下来了,没有坚持下来的,回到乡村,也就饿死了。乡村也没有出路啊,苦难无处不在。小时我还与一个同伴,去耙过猪屎。我们在猪栏里把猪赶起来,猪打了一个激灵,撒下一泡热尿,我们就把它赶出猪栏,紧随其后,我抓着勾屎耙,他拎着柳条筐,我们把热气腾腾的猪屎勾进筐里,就赶紧往他家里跑。他父亲坐在椅子上,看了一眼筐里的猪屎,朝我们点点头,我们就跑出去玩了。

  我小时候最不欢喜的就是数学了,我经常逃课,逃数学课和政治课。我同西蒙娜·薇依一样,认为数学乃是现代的三大恶魔之一。我以为数学对大部分人而言,只要学到加减乘除就可以了。我虽早已逃过了这种惩罚,但现在的孩子还在继续。我生于1967年,由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将我接生下来。那时,自然还没有像今天毁坏得这样严重,我幼小的眼睛曾经目睹了青山绿水是什么样子。

  怎么会突然想到要去写诗?刚开始写诗的时候,你受到过谁的影响?

  很多人写诗都是自发的,我则因为受到我大哥杨子的影响,而去写诗,他是我最早的启蒙者和老师,帮助我穿越了最初的诗歌灌木之林。我的第二位老师是柏桦,我认识他时才23岁,在1990年。那时他最杰出的作品已经写出,我在他那里接受到了最典型意义上的汉语之声,它在我身上的作用要到95、96年才真正开始,那时他已离开南京,回到成都。我的第三位老师和益友是庞培,他使我的目光彻底转向中国的现实,转向江南。在这些人中间,还有我的一位朋友,他是了不起的短篇小说集《废黄河》的作者徐庄,我们从1987年开始通信,一直持续到1994、95年左右,在那个年代,在两个过于遥远(新疆和安徽)的区域之间,我们互相鼓励,直到长大成人。这是有情生命对我的帮助,他们构成我的生命通向彼岸的桥梁,除此之外,还有无情生命对我的帮助,那就是山川草木,我曾在那里长久漫步,我大多的时光不是在书本里,而是在自然中度过,自然是我获得呼吸的重要途径。

  当时有没有想过,要通过文学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在80年代,文学还是一种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

  文学在80年代没有怎样改变个人的命运,在90年代就更加不可能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只与死胡同有关,与出路则并不发生关联,但在民国时期,文学对命运的改变还是很显著的,比如说康有为和梁启超,文学不仅可以改变他们个人的命运,也可以帮助他们参与改造国家的命运。那个年代还有一些文治的遗影,还有巨人的思想,身影在时代的巨变中起着作用,在我们的时代则荡然无存了。

  我从未有过文学改变命运的幻想,只一心想着怎样把传统、现实、自我之心灵澄清,至于改变命运,我早已被告知文人在一个国家的正常循环里所起的作用在不知多少年前就被报废了。文人为什么起不了作用了,这可是个大问题。

  在你的印象中,你的诗什么时候开始被人们关注?有没有得过一些重要的诗歌奖项?

  应当是1999年,韩东在湖南《芙蓉》杂志帮我发过一组诗,这是较为重要的一次,4年以后,还是韩东,在编辑年代诗丛第二辑时,将我的《暮晚》列为十部诗集中的首部。没有韩东,《暮晚》可能至今还锁在抽屉中,这在中国太司空见惯了。我对他心存感激,古人说的知遇之恩我算是亲尝了,我以为他的大公无私是每一个中国诗人应当效法的楷模。《暮晚》出版后,韩东,包括柏桦,还有很多陌生人都写过赞扬我的文章,但我自己觉得,我的被关注与我自身并无多少关联,而与我所描述的中国现实,我与传统之间建立的关系有关,说白了,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的传统,感染了那些喜欢我的诗歌的人,至于诗歌奖,我以为中国目前孱弱的评论界还不足以弄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奖项来。

  能不能谈一谈你现在的生活状况,当然很多人也绝对不可能说放弃物质的实在诱惑,一心一意写诗,并尽其所能照顾家人,你怎么看待自己这种生活状况?

  清代有一位叫郑珍的诗人,母亲死后,他在她的坟边种满了梅花和竹子,以后干脆把家搬到了母亲的坟边,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完美的诗人的形象了。郑珍在后半生写了无数回忆他母亲的诗歌。中国诗歌不同于西方,高过西方的也就在此了,就是一个人情味,郑珍的桃花源就是他母亲的坟。

  通过郑珍我后来才悟到我母亲的疾病是我的桃花源。有一天晒太阳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还记得,十七八岁的时候,村里的一个媒人,在一天下午走向她,要给她介绍一个婆家,我母亲通过这媒人的手指看见我父亲正在插秧,那时我父亲将近20岁。我母亲说,这一切好像就在昨天,她的意思是:时光真的存在吗?

  人生最难舍弃的还不是物质,而是男女之情,妒忌和愤恨之心,还有生死之关。物质的贫瘠,仅对于今日的中国人而言是个大事,对于昔日的中国人算不得什么,一无所有,反而让他们有了庄严和神圣,使得文明在他们的手中得到顺利的传承。

  宗教,比如说佛教,对你的诗歌创作影响大吗?对你自己的生活又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谈。我只想说,我二哥的死使我变成一个佛教徒,我父亲的死使我成为一个儒家的信奉者,但它们对我的改变并非立杆见影,而是一种长久的浸润。

  在我父亲幼年的时候,家里的桌上曾摆放过《弟子规》、《孟子》这样的圣贤书,但直到晚年他也不知道这些书的真正涵义,仅记得一些片言只语,记得他的老师叫张二先生和束二先生,而在我们的课桌上发生的变化更大:圣贤的思想已被个人的思想所代替。这是20世纪最大的变化了。人们要想重新享受到圣贤思想的哺育,这其间不知要经过多少牺牲,多少荒谬,而人投生于世,也许只是为了与圣贤思想再次相遇,因此,朱熹可能就是郑玄,王夫之可能就是朱熹,而慧能可能正是达摩,他们又有何差别呢?

  总之,人不能靠自我来胡言乱语,总要有可以传之久远的标准在他心中,为他平衡,为他言说。

  你的诗歌为何那么偏爱乡村呢?乡村更能代表一些什么样的情感?尤其现在城乡分裂得这么厉害,城市对乡村那种不容分辨的霸道。乡村会不会成为诗歌的一种想象?你觉得天人合一的境界还能在诗歌中实现吗?

  乡村实际上就是自然,那里有山也有水,而对山水的热爱早已在中国的文学史里形成一条特别漫长的向往和皈依之流,其中有我最喜欢的诗人谢灵运,他出自晋朝最富裕最有权势的士族豪门,他一边做官,一边长年隐居在浙江的山中。在谢灵运的那个时代,三大教和谐如一体,谢本人就是典型。他首先是一个儒家,再是一个道家,一个佛教徒,一个诗人,一个画家,一个山水的爱好者,中国人的天堂实际就是自然,就是山水。下面我来谈一谈中国的自然天堂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是怎样遭到藐视、遗忘和废弃的。

  在我读书的中学里,有一个很大的荷花塘,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那里,它向我提示着四季的丰富变化。有一天,荷花塘被填平了,在上面建起了校办工厂,红火了几年以后就倒闭了,代之以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石灰坑,更为奇特的是,这石灰坑边还搁浅着一条木船。可以说,我亲眼目睹了现代化的进程即是反自然的过程。我不知道,在上海、北京这样现代化高速发展的城市里会出现什么样的诗人?以我对乡村对自然的认识,我以为那里是特别容易泯灭自我,从而产生幸福的,而在城市里,自我很容易突出,这样也就容易产生痛苦。遗憾的是,我们的诗人直到今天才发现他是自然之子,但这已经晚了,他的力量,他所谓的诗意已不能从其中生发,只能从大面积的反自然的后果中而来。诗的源头在20世纪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而从谢灵运直到近代的陈三立,自然一直是退路,是最基础也是最高之存在。在中国文人眼里,自然是他的天堂,他没有其他的天堂。因此,我们的山水画,我们的山水诗才举世第一。

  在中国,自然是高于一切的存在,我们母语的生成方式起源于它,我们的文学、绘画、音乐,连政治也起源于自然的无私,而非人欲,所以天子才会祭祀天地,政治才会连绵千古,而今日工业与科技,虽也生发于自然,但它竟是自然之逆子,这逆子大行其道,给多少山川河流穿上丧服,这一切,若没有重返自然的大思想的出现,那就只能靠天启了,而天启虽频频出现,如近年天气之恶化,而人皆不识。道法自然,在今日之中国,是最难的了。

  “天人合一”是超越时空的真理,但人不能仅仅去谈论它。僧肇临死前写过“头颅临白刃,犹如斩春风。”这说明他在头颅被砍落于地时,依旧是天人合一的。

  你对当下的汉语诗歌创作现状,比如说口语诗,“梨花体”诗歌等有什么看法?有没有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中国诗人?

  一个民族对声音的敬畏消失以后,首先出现的弊端就是它不再会呼吸了,白话诗就是因为屏声敛息的倾听消失而出现的,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在白话诗中学会呼吸,我们的声音很粗糙,其中只有我们自己的声音,决无青草树木之声,更无天籁之声,白话诗到今天也无法成立,因为至今也没有出现一个伟大的白话诗人。

  目前的中国诗歌现状是历史最低点,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我们的教育里还未出现对思想,对韵律,对汉语的敬重。诗教的消失意味着温柔敦厚的人物就此匿迹。倘若今天有此类人物出现,那也是上天所赐。我喜欢的诗人有多多、柏桦、韩东、于坚、庞培、蓝蓝等等。我最近读了韩东下放体裁的短篇小说集《西天上》,它不知比余华之类的小说好到哪里去了。

  你在宇龙诗歌奖的获奖辞里提到诗歌与民族精神的问题,你觉得当下的诗歌可以体现民族精神吗?

  民族精神在每个时代所呈现的面容都是不一样的。梁武帝时代陶弘景的一首诗呈现过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那就是: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

  在康有为时代,孙中山时代,毛泽东时代,民族精神的面容都是非常不同的,中国在这一百年里的民族精神最为花样繁多。我的意思是,民族精神是变易的,此一时彼一时的。文革期间,阶级斗争就是民族精神,而在此时,民族精神又是什么呢?也许是爱,也许是恨,也许是正义,也许是一声不吭的对峙,反正很粗糙,低劣,因为中心四散了,孔子说他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实际也就是中心四散,我们可以说礼乐既是孔子追求的民族精神,孔子是深信人性本善的,否则他不可能著书立说,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教育家。“人性本善”是对我们人世永恒的祝福,也是中国的圣贤世世代代层出不穷的理由。我最信奉的民族精神还是人人皆可成尧舜的思想,这种平等的思想惟独中国才有,西方只有表面的平等。

  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哪些诗歌是你自己比较满意的?从十几岁开始写诗到现在差不多20年左右的时间,你认为自己的诗歌风格有些什么转变?

  我的学徒期很漫长,从86年一直持续到95年,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我才稍稍形成自己的一些特点,形成以后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由浑浊到清澈,由复杂到单纯,由平凡到神奇,而这清澈,单纯与神奇并非我自身所有,乃是灵魂所本有。诗人一般喜欢的都是那些还没有写出来的诗,我也有很多还没有写出来的诗,若真的要说我较为满意的诗,我且举出《一座被废弃的文庙》、《母羊和母牛》、《在报国寺度过1999年冬至》这三首吧。

  你一直生活在马鞍山,而在你的诗中展现的竟是普遍的现实,你对教育似乎很敏感?

  我是芭蕉和竹子的信奉者,但我却亲眼目睹芭蕉和竹子成为一个5年级学生的受害者,它们被他折倒在地,连根拔除,幸亏竹子的根连绵无尽,不容易斩草除根,这就让我觉得,如果文明不能传授,我们传授的也只能是野蛮。

  是啊,那么多的少年,青年,在某个歌星的舞台之下挥舞着手臂,这不得不让我想起,当年红卫兵的景象,我们的教育连一个所谓歌星的真实面目也不帮助他们去认清,未来又在哪里呢?

  我们的家庭教育,我们的学校教育早已降低为零。但我还是相信,终有一天我们会走上正道,我们虽然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但不可能违背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文明轨迹。

  你总是提到传统,你的传统观是怎样的呢?

  我舅舅是个农民,他连村里的大队长都不认识,他说我只是个种地人,我又不做什么坏事,认识他们又有何用?我看我舅舅就像看我们历史上最早的隐士许由一样,这就是传统,它并不含有什么创新的因素在其中,它只是一种复苏,一种再生而已。

  传统并非一个死物,它对我们的期待永恒常在,对我们的谴责也同样如此,这在《道德经》十七章里讲得很清楚:

      太上,不知有之,
      其次,亲而誉之,
      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


  理想与非理想国家在此四句中表露无遗,此四句展开了就是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传统从来就是微言大义的,它对精神和物质世界的简约、透彻的认识,我们今天用几十本书也无法说清。在他们,只是三言两语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今天如此冗长而又不能将事情的原委说清楚?

  传统之心永远等候在那里,在这一方面,孔子是一个典范,他所说一切皆为周公之所说,并未增加一丝一毫,所以他才会说:“述而不做,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孔子一生的使命只在复活、复兴传统,并未创造,中国极重传统,应当自孔子开始,但对于我们这一代,它却是近在咫尺,远于天涯。我们的传统里最难解的有两个字,即“道”字与“德”字,20世纪毁的也是这两个字。

  孔子信奉的传统为礼乐制度,而佛教所说的传统则是心灵,达摩来华即是传授心灵的。故土实际在这里,只是它太高深莫测,太难认识了,但这一切加起来,还是“道”与“德”两个字。

  你好象对进步有你自己的看法?

  我们的20世纪因为受到西方的胁迫,不得不求进步,但凡进步的都是实实在在可以看得见的,而我们这些年恰好被这些看得见的迷惑住了,忘记了我们文明的真正源头并不在这里,而在一个“无”字,“无”是从来不进步的,却是一切的源头。20世纪没有“无”,只有“有”,所以才物欲横流,而中国自始就不是唯物的,它只是受了西方的刺激,迷失于此。这是讲的深层次的不进步,而在表面上,人也并不总是在进步的,比如我们的诗歌经常出现的革命的铿锵之声,相较于当年废名诗歌里的温润之声,就是一种倒退,这才是几十年里发生的倒退,放到几千年的长河里,那更是一种大倒退了。

  在中国诗人中,你的诗歌之声尤为徐缓,你的平衡之力从何而来?

  我的徐缓和平衡均来自于我对落日的长年观察,那种枯草上的落日之光,我太熟悉了,我亲眼看见江水冲上江岸时,老牛眨巴着眼睛看着江水的中国神情,我的徐缓和平衡得益于这神情,也得益于中国数千年不变如今却已经摇摇欲坠的农业制度,如果说昨天我找到过落日的形象,今天我则更喜欢一个剑客的敏捷,那就是陶渊明为我所呈现的缓慢之言与剑客的迅捷之声融为一体,这是我今天的信仰。

  就你的内心和你的日常生活而言,你感谢诗歌吗?你会一直写下去吗?

  诗只是我存在的一种方式,如果我是木匠,我会感谢鲁班,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不管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人都应当有从其中认识自我的能力,说白了,诗人同一个木匠并无差别,因为智慧存在于每一个行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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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键印象
(记者 王贤俊  来源:马鞍山日报  2005-10-23 )

  一个38岁的男人,以其“独立人”身份谦逊低调占据着现代诗的阵地。他的诗歌被诗歌圈内的大家们推崇着。他的诗歌在网络上流传着,并被高调的誉为“当代杜甫”“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传扬其作品的诗歌朗诵会在大江南北的高校里,开了一场又一场。“由于他的存在,我们才不敢对当今的诗坛失望”(著名诗人韩东语)。这个38岁的男人就是马鞍山本土诗人杨键 。
  “杨键,男,1967年生于安徽马鞍山,曾游历新疆等地,研究过佛教。现居家写作及参与 一家诗歌杂志的筹办工作。”信息滥觞的互联网上关于他的介绍简历介绍简单的极点,为了更多的了解他,并请他为本报即将到来的中国首届诗歌节报道指点一下,通过朋友,约到了杨健。
  在一家堂皇的茶餐厅里我们一直等到过了晚饭的时间,才见到他。在看过我们带去的诗人名单后,杨健简单的做了点评和可能。随后,开始吃起他要求的素饭素菜。聚会的人不多,他是主角。即便这样,他也很少说话。只是在谈起诗歌之于记录苦难的义务时,他才幽幽的说了一句“现在的诗人怎么集体失去了记录苦难的能力”。散后,几个第一次见到杨健的朋友都对他身上某种单纯质朴的“清”气感受深刻。虽然杨健长得体高兼粗眉大眼。此后,我给打过两次电话,一次是索要一本他的诗集《暮晚》,一次是约请采访他。他都拒绝了,他很坦诚,我也没觉得突兀。
  至于走上诗歌道路,人生的历程、创作的思想自是无法探究,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了解杨健。因为有诗歌。
  被誉为“当代杜甫”是因为杨健的“草根性”。《天涯》副总编李少君这样评价,具有草根性的诗人有中国古代的杜甫、苏东坡、王维等等,西方则有惠特曼、弗罗斯特、叶芝、聂鲁达、希尼等等。 中国当代年轻诗人中,呈现“草根性”特征的已有不少,虽然他们还很年轻,但由于他们忠实于自己的土壤、生存环境,根扎得很深,又具备开放的、广阔的视野,有些已颇有成绩。杨键就是其中比较明显、突出的一位诗人。
  杨键的诗歌,是急剧变迁、支离破碎的乡村的产物。诗歌的背景,基本都是江淮大地上的现实:村庄、小学校、农民、厂矿、垃圾场,他的目光所及,是“振聋发聩”、“思维混乱”的拖拉机,“破碎”的山河,“手上抓着命运的蓝灯”的扳道工,“背着孩子进城找工作的乡村妇女”,“两个蹲坐在石头上吸烟”的民工……。没有对这块土地的深沉厚爱,就不可能有这样深刻蕴蓄的诗歌。杨键追随的是杜甫这样的诗人,那种草根性是与生俱来的,深入骨髓的。
  而在诗人眼里,杨健也是一个“一个越来越出色、越来越显出其重要性的诗人”。庞培认为他是一位罕见的诗人,“其作品博大恢宏,修辞质朴,常以灵魂的归宿和神秘东方为主题,对中国佛教的多年的研究赋予他的诗歌一种沉思、痛悔、甚或讥讽的调子。作品反映了一种对黎明世界的统一秩序的渴望。”
  这样一位优秀的诗人,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很难说清。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游离于诗歌之外的人来说。还是来看杨健的一手小诗《冬日》吧:

  一只小野鸭在冬日的湖面上
  孤单、稚嫩的叫着
  我也坐在冰冷的石凳上
  孤单、稚嫩地望着湖水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就是两只绵羊
  正走在去屠宰的路上
  我会哭泣,你也会哭泣
  在这浮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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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键部分代表诗作:

无常 夫妇俩 小镇 小鸟 冬日 在浮世 在黄昏 跃进桥 在码头边 古别离 江边 黄昏即景 新生 癞蛤蟆 春天 白头翁 诗章 夫妇 夫妇老苦经 悔恨 母爱 来由在湖边 在江边 啊,国度! 暮晚 惭愧 悲伤




无常



在黄昏时,
紧张的蝙蝠飞着,
一个,两个,七个……
越来越多,划着混乱的线条。
我念及花园,
念及河流的迂回
缓慢,平安的生活——

当江面上的落日愈益光亮,
仿佛深临了每一个流浪生死的心灵,
那么无限,我的透明那么无限,
就像普诺提诺斯说的:
谙尽地上流浪的她,又要回到父亲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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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俩



他老了,
她也老了。
老,像电击一样刺痛旁观者的心。
他们一会儿就吃完了一只鸡,
男的吃头,女的吃腿。
窗外的春风迎面吹来,暖烘烘的,
他们的心动了一下,
像公园里的冷杉树,
高高耸立,难以描述,
而他们死去,烂掉
也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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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



在船舱里,
收音机里传出演奏《江河水》的二胡的声音,
那种人的淤泥似的清凉的痛苦,
已经不再有了,
有的只是欲望失败后的垂头丧气。
在一个叫“三五斗”的茶馆里,
三、四个农民
像几具干尸,
围坐着一张牌桌,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又互相躲开,
再看,眼睛再躲开。
这里什么也没有剩下了,
这里的寂静不是寂静,
而是一种勒索后的疲惫。
在深而又深的胡同里,
一个被狗绳子牵着跑的人,
从没有认识到它是一个被狗绳子牵着跑的人,
虽然这是一个淹到水里的小镇,
但也没有几个想办法望外面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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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鸟



小鸟从树上飞下来
在湖面上盘旋
一圈、两圈
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安息
它又飞到树上
“呜呜”地叫着
又从树上飞下来
在湖面上盘旋
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安息
就像我们自己
小时候依在父母的怀抱里,
年青的时候
贪爱把我们聚在一起,
我们以为这就是依靠,
可以没有危险,
没有忧虑了,
当她老了,
我也老了,
我们才知道
这是多么脆弱的沙聚成的家,
就像树上的小鸟
“呜呜”地叫着
一圈、两圈地盘旋,
找不到一点点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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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



一只小野鸭在冬日的湖面上,
孤单、稚嫩地叫着
我也坐在冰冷的石凳上,
孤单、稚嫩地望着湖水。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就是两只绵羊,
正走在去屠宰的路上,
我会哭泣,你也会哭泣
在这浮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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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浮世



野鸭子在半空
沙哑,单调地叫着
“啊,啊”
多么像我们,
虽然面部安详地走着和坐着,
但心里总有一种
隐约的凶兆,
朦胧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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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昏



湖面上是落日莫名的磅礴,
无垠静卧在这里,
像一根鞭子,
抽打着我的心脏。

如果万物和我都是梦,
而我醒来,
像绵绵细雨,
似乎没有到来,似乎没有远去。

所以,我轻轻的说:
没有人束缚我们,但我们却在受,
我们远远没有尝到
放下的快乐。

我们因舍弃在一切事物里
凝成的力量——
这太好了,我们在大地上四通八达,也万寿无疆,
一切都成了我们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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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桥



十二月的柳树,仿佛一个纤弱的小女孩,
我们要把她珍藏在心底。
远处的吊臂机勾勒着黄昏的凄凉,
一个工人和一个农民无言地相遇在桥头。

纵横的铁轨像倒放的绞刑架,
被落日的光涂抹着,
太像一笔债务,
要由我们来偿清。

郊外,一名贵妇人的坟上压着石头
她的苦难从1912年开始到1990年结束,
她门上锁绊的“巴哒”声
吞噬了一颗荒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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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码头边



落日饱蘸着江水,沉下去……
江风吹刮着这些民工灰白的衣服,
他们还有一段江堤必须挖完,
其中两个蹲坐在石头上吸烟。

像是一桩大事已经过去了,
一种寂寞,同冬日的夜空很配,
人们在城里盯着铁窗子生活,
生命大部分都会被浪费了。

小牛犊跑起来,
一个痛苦的歪曲的器官,
在江水边低语:
“难道我是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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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别离



什么都在来临啊,什么都在离去,
人做善事都要脸红的世纪。
我踏着尘土,这年老的妻子
延续着一座塔,一副健康的喉咙。

什么都在来临啊,什么都在离去,
我们因为求索而发红的眼睛,
必须爱上消亡,学会月亮照耀
心灵的清风改变山河的气息。

什么都在来临啊,什么都在离去,
我知道一个人情欲消尽的时候
该是多么蔚蓝的苍穹!
在透明中起伏,在静观中理解了力量。

什么都在来临啊,什么都在离去,
从清风中,我观看着你们,
我累了,群山也不能让我感动,
而念出落日的人,他是否就是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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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边



同我在一起吧,
江水的浑浊浩瀚,
要熄灭我的肉体,
展开我的心。

市郊的尖顶教堂,
松林中的大雄宝殿,庄重的石狮
仿佛死,颠沛流离,病痛
压迫而成的
点点墨斑,
那是寒酸的麻雀
像一群民工惊慌地
挤上火车--冷清的老柳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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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即景



经历了火热的夏天
我安静地坐在山坡上,
多么美好,令人放松的荒凉!
山下抖颤的灯火,
像我们接近真理时不能抑制的心跳,
快变成灯吧,
我不想看了,
要让别人看,
我有过日落,
日出的痛苦,
整个白昼和将要黑夜的痛苦,
我悲怆的音调似乎来自余辉下的江水,
但我不想再唱了,
要让它们来唱,
灰蒙蒙的天,
苍茫茫的地,
树木、田野、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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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



在夜里,我还远远没有出生,
户外,一声声蛙鸣
显现的空寂像是我的真身
芭蕉上的露水
一滴滴下来。
一个赤脚的女孩
连同月亮,
像刚刚醒来的欲望
引诱我出生,
我落在宇宙精密而无边的空荡里,
像一滴甜蜜的雨,
像欢乐的芦花,
我不能再中了夜晚母亲
要生下我来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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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蛤蟆

哀莫大子心死
一一一孟子



多么缓慢啊,
多么丑陋啊,
如果我们有同一颗心,
我就不会被你吓着,
就应当为你悲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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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天



雨后的城市干净、潮湿,
像一架冷漠的棺材停在院中。
我身边的女孩说,“昨天一个人被砍了三刀,
扔进了雨山湖,就为一个女人……”。
她头上好看的发夹,令周围的气氛不安,
像鱼群游向的钓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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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头翁



黄昏的白头翁,
像往事一样从心底浮起,
为什么它们能将我如此震撼?
为什么我要将唯一的生命
化为白纸上的点点墨斑?
像松树一样生长吧,
与蓝天和大地
共享清贫的繁荣,
我看着菜地上浇粪的农民,
我笑了,
生命原是什么也不需要的蓝天,
我远眺着落日,
再也没有造句的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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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章



在公园里,知了不停地叫着,
像一个个过失出现在耳畔,
忧伤是多么错误,
当他认清了变化,
就不应当再被惊扰……
布谷鸟在树林里啼叫,
不惊慌,不发神经,不感叹,
要不,就停下来。
就像他的形体在消融,
他的形体在消融,
他要把自己缩小到一朵小花里,
一堵墙边的小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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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妇



在石凳上,
一对老年夫妇出了神的悲痛的衰老
令我惊讶!
男的把头贴在收音机上,
女的呆坐着,
相互折磨着呵,
一生
他们被性别践踏着
就像树叶任凭着风儿,
小船任凭着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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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老苦经



她老了,
乳房也挂下来,
像一口袋面粉,
他们家乡的河水奔流,
两岸的人民
换了一茬又一茬,
像夏天的萤火虫,
一闪一灭的,
而河水映照月亮的能力
不会有什么变化
如果我再为无常而悲痛,
我就是一个十分愚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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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恨



一个人被回忆抛到这里!
在小径上
在落叶中
荒废的时日抓住他,
悔恨抓住他,
呵,他瞎了眼
把一切视为荆棘,
视为残阳下的湖水
呕出的淤泥……
一颗矛盾的心
把自己带向深不可测的噩运,
根本不知道,
爱着的会消亡,
恨着的会消亡,
唯有伟大的虚空。
像一把秤,
四平八稳,亘古不灭,
他为什么还是他呢?
他为什么还要留下自己……?
无着落,不真实,
像一个生硬的孤儿,
他的心里留下了阴影,
那是过去他对别人伤害时留下的,
他恍惚地看到了
世界和他们都是他自己心灵的化身,
他伤害了自己!
突然理解到了,
他应当像雨水一样滋润,
像普通的柳树
遮蔽湖边的石凳,
唱得像风铃一样好,
一样感动四周的空旷,
他为什么要恨?
为什么要爱?
为什么要把自己撕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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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


我打开门的时候,
一只老鼠进来了,
她看到我的一刹那
所表现出来的惊慌,
让我感到了她的心灵!
她吓得从嘴里放下了
她的孩子,
一团小红肉块
肚子蠕动着,
她极端的脆弱,
令人毛骨悚然。
我躲到了窗后,
想观看她们的母子情。
很长时间过去了,
一点动静也没有,
只有幼鼠的叫声
敲击着雨里的寂静,
她一直没有出现,
她知道我的存在,
因为我往堂屋走的时候,
她就衔着另一只幼鼠跑出去了。
她已经知道这里不安全,
她觉醒的速度真快!
大约有二十几分钟吧,
我开开门,
看见那一只幼鼠也不见了,
这漫长的二十几分钟,
一定是她心里牵挂这个幼鼠的二十几分钟,
她也放不下她的子女,
她也能记得她的子女丢在了什么地方!
这是她细致的母爱,
一点也不比我们人少,
一点也没有遗忘。
后来她又来过几次,
在院子的花园里,
衔走几片干干的竹叶,
大概是给那些幼鼠们
搭一个窝吧,
我还记得她眼里的惶恐,
记得她眼睛里的灰暗和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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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由


仿佛是我们的缺点
造就整个人世,
造就我们的床、房间、树、哭和笑……
我们干枯的心造就风景,
一触即发的欲望
造就了我和你--
在长久的相对里生活,
我们得到了尖锐的矛和抵抗的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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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边


如今,我只是一个坐在湖边的呆男人,
我苦笑着草丛里匆忙奔走的蚂蚁,
也苦笑着因为恼恨跳出湖面的鱼,
我想,它们若有知也会苦笑我--
糊涂,偏头疼,债务深重,因为罪孽记性越来越坏
却永远也忘不了鞭子下猴子的惊魂未定的眼睛。

啊,我看出来了,污水河,甚至一口痰
都像是我自己对自己的反对,
因为万事万物都是我的化身,
在干净、不动、无穷无尽的虚空里,
我们,不得不像画蛇添足,
都在盛年时被肉体的暴乱变成懦弱的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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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边


在蓝天下,生锈的汽笛冒着几缕烟,
三条铁船已经烂在岸边。
打黄沙的水泥船在江面上驶过,
船上有他们的老婆和一条黑狗。

我们坐在江堤的裂缝上,
看得有点累了,
江水上落日壮观的衰败
静悄悄的,令人感动。

如果这时有人说出了憧憬,
就把他归于江水上的暮色吧,
因为大地本是梦幻,
何必追忆,何必悲痛呢……?!

无名无姓地浪荡吧,
远山含混的轮廓,
在这里,在那里,
又疏忽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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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国度!


你河边放牛的赤条条的小男孩,
你夜里的老乞丐,旅馆门前等客人的香水姑娘,
你低矮房间中穷苦的一家,铁轨上捡拾煤炭的邋遢妇女,
你工厂里偷铁的乡下小女孩

你失踪的光辉,多少人饱含着蹂躏
卑怯,不敢说话的压抑,商人、官员、震撼了大宾馆,
岸边的铁锚浸透岁月喑哑的悲凉,
中断,太久了,更大些吧!

哭泣,是为了挽回光辉,为了河边赤条条的小男孩,
他满脸的泥巴在欢笑,在逼近我们百感交集的心灵,
歌唱--是没有距离,是月亮的清辉洒向同样的人们,
我走不了的,我们是走不了的,正如天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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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晚


马尔在草棚里踢着树桩,
鱼儿在篮子里蹦跳,
狗儿在院子里吠叫,
他们是多么爱惜自己,
但这正是痛苦的根源,
像月亮一样清晰,
像江水一样奔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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惭愧


像每一座城市愧对乡村,
我零乱的生活,愧对温润的园林,
我恶梦的睡眠,愧对天上的月亮,
我太多的欲望,愧对清澈见底的小溪,
我对一个女人狭窄的爱,愧对今晚疏朗的夜空,
我的轮回,我的地狱,我反反复复的过错,
愧对清净愿力的地藏菩萨,
愧对父母,愧对国土
也愧对那些各行各业的光彩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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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


没有一部作品可以把我变为恒河,
可以把这老朽的死亡平息,
可以削除一个朝代的阴湿,
我想起柏拉图与塞涅卡的演讲,
孔子的游说,与老子的无言,
我想起入暮的讲经堂,纯净的寺院,
一柄剑的沉默有如聆听圣歌的沉默。
死亡,爱情和光阴,都成了
一个个问题,但不是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起曙光的无言,落日的圆满,
而没有词语,真正的清净。
没有一部作品可以让我忘掉黑夜,
忘掉我的愚蠢,我的喧闹的生命。



(综合诗生活网、2008年南方都市报、马鞍山日报等相关信息)
发表于 2014-2-6 18:19:0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木萧萧 于 2014-2-6 18:30 编辑

曙光无言,落日圆满!
冬日,暮晚,惭愧,来由!
母爱,小鸟让人流泪。
 楼主| 发表于 2014-2-20 09:07: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空中键盘 于 2014-2-20 09:09 编辑

  一个诗人的物质生活
   2008年4月28日  来源:南方周末   王寅




  4月15日,参加完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活动的第二天,杨键就匆忙赶回马鞍山家中照料老母亲。杨键的母亲身患帕金森症已经二十多年,随着年龄已高,病情越来越趋严重。除了照顾母亲日常的饮食起居,杨键每天晚上都要搀扶母亲起床喝药。自从杨键的父亲前十年去世之后,母子俩一直这样相依为命。

  杨键的家位于马鞍山一个普通的工人新村,小屋里的陈设极其简朴,井井有条。房间里最多的是书橱,书橱里是孔子的绣像。一边的墙上挂着一把古琴,另一边墙上挂着“圆超五浊”的纸片和苏州灵岩寺的照片。杨键房间里和字画有关的物件,无一例外都是从印刷品上复印下来的。

  房间里惟一崭新的是桌上放着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奖杯——一个肌肉极其发达的男子正在以不可思议的姿态昂首奔跑,铜制杯座上刻着杨键的名字。

  杨键的院子有一半为绿荫覆盖,院子的一角整齐地堆着瓦片,这是杨键为将来在乡下盖房子准备的建筑材料。他看中了一处已经废弃的乡村旧屋。离开城市是杨键目前最大的梦想。古代诗人谢灵运、王维、陆游、辛弃疾归隐田园的生活方式令杨键向往不已。杨键梦想在未来的小院里种下松、竹、梅这几样传统植物:

  “这些是中国人的经典植物,就像《诗经》是中国的经典文学一样,我们理解这些植物,真正懂得它们,还需要时间。我对它们感觉非常亲切。比如腊梅,在冬天一片叶子没有,居然能开花,而且花的香味非常不刻意,很自然,在不经意中被闻到,非常神奇。西方的植物太刻意了,名字就不好听,长得又不好看,颜色很奇怪。”

  杨键家的书橱顶上有一个花瓶,花瓶中插着几枝已经干枯的梅花。在《古桥头》的自序中,杨键这样写道:“在我家大衣橱有两枝干掉四五年的梅枝,但风神依旧,只是它的托身之处是一只伪劣花瓶。它没有水分,也无真的寄托之处,这虽死犹生的梅枝大约就是中国之美。”这几乎就是杨键的夫子自况。

  1967年,杨键出生于安徽桃冲铁矿。在杨键的童年记忆中,那是物质上非常缺乏的时代,但同时桃冲却是一个四面环山、鸟语花香的世界。“那个时候开矿不像现在。现在开矿不得了,整个山炸掉,完全把山弄成尸体一样。”杨键很小就学会了干家务活,经常和二哥从山上扒松针回家,放在大灶里当柴火,做出来的饭菜特别香。“从大灶到炉子,最后到煤气灶的变化,整个现代化的过程是远离中国式日常生活的一个过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摧毁旧有的日常生活。我们旧有的日常生活,若干年后就会成为博物馆式的生活,我们对它只是一个哀悼和追怀了。随着日常生活的消失,中国旧有的诗学上的象征体系也完全崩溃了。我们现在诗学上的象征体系,跟古代甚至是民国时代的诗学体系也完全不同了。比方说我们小时候在河边淘米,石头垒的桥这样的对应物完全没了。在现代社会要建立一个大的诗学上的象征体系非常非常困难,它这里面没什么美可言,比如说电线杆,它有什么美可言呢?像‘网络’这个字眼,也很难进入诗歌。”

  受大哥杨子的影响,杨键开始写诗。寄情山水是杨键始终不变的主题。尽管杨键和乃兄的诗歌风格迥然不同,但是杨子的《胭脂》和杨键的《古桥头》双双入围本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歌奖。兄弟二人同时获得提名,不失为一段佳话。

  离开桃冲以后,杨键的家搬到了马鞍山。杨键在马鞍山的第一个家紧靠江边,他经常下到江里游泳,也因此和长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从1992年开始,杨键经常独自一人,带点干粮,在长江边徘徊,有时候一待就是一天:“自然是文学诗歌的绝对源泉,每天去看都是不一样的,每天去都可以写出新的东西来。这是我个人的体验。哪怕这段时间非常糟糕,只要一进入自然,我就活出来了,比读书有效多了。”

  少年时期的记忆和每天在长江边的感受,让杨键写下了大量与长江有关的诗歌。有一次,杨键陪父亲去省城,在车上看着长江。他突然发现整车的人都睡着了。杨键的心里非常沉重——这么巨大的一个存在,所有人都睡着了,没有一个人去张望一眼。

  还有一次,杨键看到人们把牛运到江对岸去宰杀。牛角捆在车厢上,江上刮着大风,风吹过来,江水一下子溅到牛的眼里去了,牛的那种无助悲伤的眼神让人难以忘掉。

  “现在的长江已经非常不清晰了。你已经感觉不到这条江有多么伟大了,感觉不到它曾经是我们民族的一种象征。长江像一条非常珍贵的鱼一样,处在一种灭亡的状态,这个灭亡跟高度的工业化发展有关,这种高度工业化的发展完全忽略了这么一个伟大景观的存在。所以我今天看到自然的毁坏非常痛心。这种毁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江边都是发电厂矿石厂,整个长江已经没办法去看了。”

  杨键现在的住所远离长江,从少年时代和山水建立的那种默契的关系,无形中被割断了,但是,杨键还是刻意和山水保持联系:“我写的那些诗都是山川草木的馈赠,虽然它们每一天都在被毁灭,仍没有忘记对我的馈赠。”杨键家附近有一座名叫花果山的小山丘,虽然山上只有一些貌不惊人的小树和野生的禽鸟,杨键却经常会去那里坐一坐。

  慈湖河是杨键家附近的一条小河。十多年来,每到黄昏,杨键就会来到这里散步。这是一条十分普通的小河,桃花谢了,河对岸的泡桐开得正盛。孤单的野鸭、流泪的牛、河里漂浮的死猪、河边的柳树、在黄昏时分把河岸上的羊群收走的乞丐模样的人,这些寻常景物都进入过杨键的诗歌,形成了他的悲悯、忧伤的诗句中不可或缺的意象。“我活动的范围是很小很小的,我所有的诗都发生在这一块方圆不超过两三里路的地方。我写下的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都是我亲眼目睹的,完全是我在行走、目睹的过程中完成的,不是一个人憋在房间里写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我跟古人非常接近,古代的诗人也是在行走的过程中把诗完成的。”

  杨键的卧室里有一个小小的佛堂,他每天早晨都会在佛像前诵经。二哥去世后,杨键就一直吃素,至今已经十多年了。杨键是虔诚的,有一次去九华山,杨键从山下一路磕头上山,到了半山腰,膝盖都烂了,才不得不中止。当地大青山一家寺庙的住持希望杨键接班,但是为了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杨键虽然心动,也只得婉言谢绝。

  杨键在马鞍山钢铁厂当了13年工人,这13年时间也是杨键最苦闷难熬的阶段。诗歌写作和研习佛教让杨键在困境中更深地发掘心灵。1999年,杨键下岗,靠着300元下岗工资维持了几年。除了照顾老母亲,杨键还要照顾早逝的二哥留下的侄儿。去年下岗工资完全停发,失去了生活来源的杨键靠给报纸写些专栏文章勉强度日。

  在小城马鞍山,杨键过着安宁自足的生活。杨键认为自己在本质上是一个保守的复古派,他的生活态度参照是古代文人的行为准则。杨键在强烈质疑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对现代社会的生活时尚持极为谨慎的态度。杨键甚少远行,不喜交际,平时不用手机,前不久才学会用电脑,虽然他学会了在网上书店查到想要的图书,但下单还需要朋友帮忙。

  2005年10月,有中国“诗城”之称的马鞍山举办了第一届中国诗歌节,一百多位诗人应邀参加,但却没有杨键的名字。与会的数十位诗人为此向马鞍山市委、市政府联名写信,吁请对这位卓有成就但又生活拮据的青年诗人的生活和创作予以关注,对于他目前的生活处境以具体措施予以改善。联名信发出后,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杨键获得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歌奖已经过去了两周,但这一讯息始终没有在马鞍山当地媒体上出现只言片语。

  现在,杨键每天还会去他心爱的小河散步。慈湖河的河坡上堆积着生活和建筑垃圾,工厂的污水管直接把污水排进河里,水质每况愈下,原来碧绿的河水,现在成了黏稠静止的臭水沟。南方周末记者拍下了在河边默默行走的诗人,看到照相机显示屏显示的照片,杨键说道:在这上面看不见河水的脏。

  河流的下游通向长江,上游一直通向一个小村子,现在那个宁静的村子随着城市的扩展也消失了。河岸两边不远处,新建的别墅群和商品房已经进入视线。由于开采矿石,远处青山的山体像被剥了皮的动物一样彻底裸露着躯体。

  “我可以散步的地盘越来越小了。”杨键说这话的时候,垂下了头,他的目光注视着脚下的泥土和石粒。
发表于 2014-2-27 13:31:19 | 显示全部楼层
诗画家杨键:现代性驱逐了传统文明中的山水与神灵
2014-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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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山水

杨键是一个古人。吃斋、念佛、写诗,画水墨。我们见面时,他穿着布衫、布鞋,走路生风,像刚从一幅宋代古画里出来。

杨键和母亲住在马鞍山郊区一栋老式的职工宿舍楼里。他在院子里自搭的两间平房,成了他的画室。墨迹斑斑的书案上,摊着他正临摹的字帖,是康有为的魏碑行楷。另一幅打开的画册,是清代画家王原祁的《麓台雪景》。墙上挂着一幅溥仪出狱时的照片,正好与视线平行。杨键觉得它有一种象征意味。按他的说法,那个拼命燃烧的20世纪,见证了太多损毁,而其中最令他痛心的,是中国文人侍奉了几千年的中国精神的消失。

“文武之道就是虚实之道,现在的武是科技,文在哪里呢?”杨键问,“中国从前有着严密的文化体系,文明才得以安然延续,妖魔鬼怪所以才不能现身,现在这一体系被破坏了,各种妖魔鬼怪也就乘虚而入。”

杨键怀念童年时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怀念那时的山野空气。“山上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中草药,比如黄精、玉竹,这是两味补药。”他还怀念小时候的松针。捡拾松针和枯枝煮饭,味道带着自然的清香,当年从桃冲铁矿搬家到钢城马鞍山,他和两个哥哥装了半卡车松针运来。

如今,乡土中国正在逐渐消失。千篇一律的城镇化运动,让美丽的农田不见了,杨键过去常常散步的小河边,都建起了工厂和新房。家门外变成了嘈杂的市集,施工的噪音像流水一样弥漫进杨键的书房,而墙上挂的是一张古琴,书架上是老子和虚云法师的画像。

因为这种反差,杨键开始沉浸在想象中的山水世界里。每晚侍奉完母亲,他会饮一点酒,然后回到画室里作画。他喜欢宋元山水,也喜欢八大山人、渐江、戴本孝。2013年9月底10月初,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了杨键水墨画个展。展出的上百张山水画,大致分为“荒寒”和“苦山水”两个系列,继承了晚明山水的苦涩感,也有所不同。

“晚明以后虽然是异族统治,文化却依然是汉文化,而现在却是工农兵式的审美,”杨键说,“所以八大的树还有几片叶子,我的却连一片叶子也没有了,连山也只剩下恍兮惚兮的影子。”

寄情山水,为心灵安家,本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可在杨键看来,20世纪的现代化运动和工农兵审美,既取消了山水,也取消了神明,而这两点正是危机所在。“中国古人跋山涉水,费尽千辛万苦只为了寻找心灵,而20世纪的中国人不敢有心灵,不敢承认有心灵,不相信有心灵。”

哭庙

杨键生于1967年,那时“虚”的部分在中国已经土崩瓦解。大饥荒时,杨键的父亲离开与芜湖隔江相望的农业大县无为,先到繁昌荻港,后到马钢下属桃冲铁矿上班,母亲在矿区蔬菜队工作。50年代末,因为食不果腹和不得转正,大部分当年一起进厂的老家人又回到乡下。杨键父亲是咬牙坚持不走的七八个人中的一个。到了1961年,他回乡探望,发觉当年一起跟他进厂,后来又回到乡下的三十几个人,几乎全部饿死。

杨键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三兄弟全都写诗、画画。1992年,二哥的意外去世让杨键皈依了佛教。他回忆说:“我二哥的死使我完全背转身来了,不再跟这个现实发生关系,从此好像处在了一个比较隐逸的状态里面。” 他立誓终生食素,不沾半点荤腥。

二哥去世5年后,父亲也走了,这让杨键开始审视父亲的一生以及父亲那代人的一生。

“他太实了,他从未虚过。”杨键在新诗集《哭庙》的序文中写道,“他从1958年放下锄头来到城里,那时正是没日没夜的大跃进,他经历过‘文革’,经历过诸多的改革,在经历自己儿子的死亡时他相当顽固,一直到把老命赔上,而那时我正在‘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同他之间就像冰与火一样彼此都难以理解……父亲的这一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至今也没有想清楚。”

《哭庙》的写作绵延十多年,以八百多首的篇幅,勾勒着父辈的苦难,20世纪中国的苦难,堪称一部史诗。从当年的《暮晚》、《古桥头》到如今的《哭庙》,杨键的写作越来越朝向底层、受难、悲悯、文明的丧失乃至死亡。他把《哭庙》献给父亲,也献给他心中那个古老的文明。

现代性是容易得心病的

记者:在此之前,你的身份是诗人,你觉得这一身份对绘画有怎样的影响?

杨键:下手比较容易吧,中国画讲遗貌取神,而这正是诗人的强项。

记者:画画和写诗的状态有何不同?你更享受哪个?

杨键:画水墨很容易有快感的,诗,则纯粹是苦行。

记者:你平时临摹或写生吗?你笔下山水的源头在哪里?

杨键:一是我小时候的山水,所谓童年的山水记忆。二是我在80、90年代外出见过的山水,尤其90年代初期,现代化还没有开始,全国各个城市的同质化运动还没有开始,在长途汽车或火车上,不同地方的山水都可以给我带来特别的喜悦和记忆。三是书本上的山水,我喜欢宋元山水,明末清初的一些画家,比如八大、渐江、戴本孝,龚贤也很好,可以把黑白两色画得那样艳丽、高贵,就像鲁本斯画的那些贵妇人一样。

记者:你觉得山水与现代性是对立的吗?

杨键:是我们自己把这两者对立了,而且,这种由我们自己造成的对立还在愈演愈烈。现代性没什么不好的,在深山里有电灯用,有什么不好呢?同时也要看到,山水也并没什么现代性,它一直在那里,从不与我们对立,是我们与它对立,这是我们自己没心没肺,没智慧,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在的现代性是官僚选择的现代性,而这些官僚的审美其实是工农兵式的审美,这很要命。所以,这种中国式的官僚化的现代性驱逐了形成我们文明特色的两样因素,一是山水,一是神灵,我们的现代性反对山水与神灵。过去是举头三尺有神明,神灵高于一切,现在是现代性、科技高于一切,这种非常狂妄的万能的科技,其实是新的无神论,除了带来了方便,除了取消了劳动,还有什么呢?这应该是现代性的另一重弊病了,干体力活容易心安,不再干体力活,又不是闲人,这样的现代性是容易得心病的,也许现代性带来的所有的矛盾最终都得由山水、由自然、由在山水里的劳动来调停,山水是一条回家之路,现代性弄不好就是一条不归之路。

记者:你以“荒寒”、“苦山水”为题,画了一系列的水墨,但你也说过,你的内心却有大欢喜。该怎样理解这种反差?

杨键:很简单,当我的心中之苦,通过山水表现出来的时候,欢喜会自然流淌。

气韵可以让一幅画永远活着

记者:你的诗歌和水墨画中都有明显的季节感,夏天几乎是缺失的,为什么?

杨键:夏天是单一的,不利于自省,而秋冬不仅利于自省,而且丰富,有层次。

记者:你曾经说过,传统水墨画到了齐白石那里就已经走到了尽头,沦落为烂俗,那么你在创作上,是如何避免这种束缚的?

杨键:走到哪里都是齐白石,就像当年走到哪里都是主席语录一样,齐白石的那些花鸟虫鱼跟八大的花鸟虫鱼不能比,有了八大的花鸟虫鱼,我不会再喜欢齐白石的花鸟虫鱼。皇族画家溥心畲我很喜欢,他应该是20世纪相当了不起的一位文人画家,但因为49年去了台湾反而被遗忘了,人们记住了齐白石、张大千,忘掉了溥心畲。我真的不喜欢齐白石,反倒喜欢石鲁,他的字与画,在一个十万人变成一个人的年代,太有个性了,范曾的那一点本事应该是从石鲁来的。

记者:在你看来,文人画的传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割断的?还有接续的可能吗?

杨键:文人画终结的原因应该是相当复杂的,但我想它真正终结的标志是被决定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时候才开始的。其实直到民国,国家还是文人化的,还有文人制度,文人是怎样退出历史舞台的,可以写一本大书,从延安直到1957,到“文革”,到今日文人彻底的边缘化,普天之下,只有工农兵气息,而无文人之气。文人画的出现还得有文人出现才行,还得有文人制度的配合才行。

记者:陈丹青看了你的画后,说能够看出西方现代绘画对你的影响。你是否受过哪些西方画家的影响?你是如何把握水墨画的传统特质与现代感的平衡的?

杨键:西方的影响谁又能逃得了?小时候我们受的是意识形态的影响,长大以后的自我教育几乎都是翻译过来的外国诗,这是几代人的共同命运,其实也没什么的,现在回头去看祖宗的东西,也别有一番滋味与收获。祖宗的东西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有很温润,很母性、阴柔的一面,而现代的则过于阳刚。我喜欢德库宁,但更喜欢八大山人、渐江这样的山水画家。绘画作品可以存活下来的奥秘无非是气韵,气韵没有时间性,可以让一幅画永远活着,听起来神秘的气韵,其实一点也不,它只是高于我们日常呼吸的另外一种更加深远绵长的呼吸。在我的理解里,气韵就是真正的现代感。

记者:八大山人的“残山剩水”与你的“苦山水”有一种隐秘的联系吗?

杨键:八大晚年的山水特别像一场无声的大哭,有点像熊十力在1967年扎着白孝带在街头的痛哭失声。乱世是用来创造的,而升平之世则用以守成,如清代之四王,混乱的时代容易产生创造力与独特的心灵,像八大这种,以他的残山剩水抵达了他的时代的恸哭的中心。八大有守成的一面也有创造的一面,两者的比例安排得很好,历史上像他这样将守成与创造分配得这样好的画家太少了。八大的时代虽然是异族统治,但文化还是汉文化,而我们却有些不同,虽然不是异族统治,但意识形态是苏俄的,所以我的山水是苦山水,八大呢,是残山剩水。他的树还有几片叶子,我却连一片叶子也没有了,连山也只剩下恍兮惚兮的影子。

“我的生活都是被动的,只有诗是主动”

记者:于坚评价你的画里有一种汉唐的“酒神精神”,我也知道你爱饮酒,酒对你写诗和画画有什么影响?

杨键: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喝,就像一个木匠,干了一天活,总得解解乏,陶渊明也是一个人喝,我称之为寂寞的酒神,酒神的潜台词是自由,而自由的重要特色在酒神看来不是政治制度给予的,而是自我给予的。汉代的酒神应与唐代的酒神有所不同,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酒神,在我们这个时代酒都是假的了,怎么可能有酒神呢?酒在我只是一种无可奈何。

记者:你的诗画与你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具有一致性?

杨键:说到选择生活,我可从来没有选择过,如果我有生活的话,我的生活都是被动的,只有诗好像是主动的,至于你说到的它们之间是否有一致性,这就更让我恍惚了,因为对于一个没有生活的人而言,又怎么来说它们的一致性呢?

记者:柏桦说“诗人比诗重要”,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杨键: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

记者:陶渊明是你精神上的象征?

杨键:陶渊明是一条回家之路,他在那个“大伪斯兴”的时代体现的无论是田园风神,还是儒家气韵,在今天看来,都是一条回家之路。

《哭庙》着墨的不仅仅是“文革”

记者:谈你的新诗集《哭庙》吧。写作历时12年,八百多首,题材几乎全部聚焦在“文革”对中国传统的毁灭。

杨键:这本书的写作时间长度与作品本身的厚度,同苦难的深度与广度有关。我在这本书里着墨的还不仅仅是“文革”,中国还从未遭遇这样接踵而至的苦难,新诗似乎也是破天荒第一次这样直面。我没有太多的考量,自然而然,一吐为快,有种天降大任的感觉。

记者:你在《哭庙》的扉页分别引用了《大学》、《道德经》、《无量寿经》里的句子,这三段引文的用意何在?

杨键:中国这一百多年就没有过自己,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失败了,后来又被苏俄的意识形态改造了,现在又被现代化清洗,先是没有了心,后是没了家,我们自己的文化在这一百年里何曾露过脸?三段引文的意思是,也该到了我们现身、起作用的时候了,一百多年我们都背运、都被糟蹋,该活过来了。

记者:你提到,“哭庙”的书名出自金圣叹,表达了你一个长久以来的观点——“我们现在的苦难大都因为个人思想代替了圣贤思想”;然而金圣叹的本意是不是强调“性灵”、个性解放?

杨键:圣贤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上似乎从没实现过,我这里说的圣贤思想其实是明白人的思想,在古代,即是士的思想,是道统的力量,它对政治,即个人的思想,这种个人的思想在上世纪下半叶到了极致,有着制约与平衡的力量。这些代表着制约与平衡的力量在《哭庙》都成了死人和犯人,数量之大,范围之广,闻所未闻。一旦这些制约与平衡的力量消失了,个人的思想就会奴役众人的思想。是文明高于一切,还是政治高于一切?在那个年代不言而喻。道统与政统,即一个国家的文明与政治,本可以互相策励,互相照耀,但事实是一方成了另一方的受难者与牺牲品,这就有了苦难,而这些苦难会为这个民族注入极大的潜能,也会为汉语诗歌带来变革的可能。

记者:《哭庙》这本诗集在结构上的安排非常特别,你对此有怎样的考虑?这样的排定和编次,依据是什么?

杨键:20世纪不明不白的死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至今无家可归,我就在这本书里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去处,这去处就是一座庙,庙的外面是高山流水,而高山流水是由坟地组成,这样多的坟地,这样多的死人,必须铭记在心才有活转过来的可能。

记者:与你《暮晚》时期的作品相比,《哭庙》更游离于你的个人经历之外,这种变化是自然发生的吗?

杨键:《暮晚》其实也是《哭庙》的一部分,当然,《哭庙》关心的更多是一个集体被伤害的问题,那是一间早已被公开的密室,为什么苦难会变成密室?为什么太多的伤害会变成田地上默不作声的耕牛?事实是这样的,你虽然不承认,但别人已经知道了。《哭庙》是为此而哭,也是为无心的20世纪而哭。

“我的理想生活是有可以称之为自己的家的地方”

记者:你把《哭庙》献给父亲,父亲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是怎样的?

杨键:很明显,我父亲这一代没有可能真实地写出他们的生老病死,到了我这一代才稍微好一点。他们这一代太苦,土地失去了,世代相传的心丢失了,几乎是跪着,被侮辱着,幽灵一样、亡魂一样、冤魂一样、死魂灵一样地活过了一生。这本书是献给这样一种广义的父亲。

记者:你的两个哥哥都写诗,也画画,你们曾经和现在的交流多吗?会有互相影响吗?

杨键:两位都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大哥教会我读外国文学,二哥的死则给了我文化上的身份感。

记者:你常谈到,传统的丧失,以及现实世界缺乏美感。你居住的马鞍山也渐渐变成了一个“标准化”的城市。那么,对你来说,现实世界还是创作激情的来源吗?抑或是一种损害?

杨键:人与居住环境不再是母子关系,而是毫无关系,这就是目前国内标准化居住环境的意思,中国人曾经的居住环境讲究一个“情”字,人与人之情,人与自然之情,甚至与动物、牲畜之情,现在的居住环境恰好是无情的,在这样的标准化居住环境里看其中的一棵树都不是那么回事了,这样的环境只能让人越来越无情,真正的家是千差万别的,标准化的家等于取消了家,也取消了人的差别,怪不得马路上男男女女的表情和面容都差不多呢。

记者:你的“向道之心”和生活态度,让一些人非常敬佩,也让另一些人对你口诛笔伐。柏桦曾经说过“去做一个堂吉诃德也可以,敢于和这个时代抗衡也可以,但要付出可能不成功的代价”,你担心过这种后果吗?

杨键:向道之心本是一个社会的常态,在今天反而是不正常的。道这个词很普通,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被扭曲得最为严重的。有个人之道,也有家国之道,个人之道会被扭曲,家国之道也会被扭曲,道曾经受到过最大的侮辱,被罚过跪,被从庙里赶下山,被砸烂过,被在农场里改造过,所以它的面容已经相当模糊了。

记者: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的?

杨键:我的理想生活是有可以称之为自己的家的地方,但目前连一寸土地都不是你的,连家都不是你的,又谈什么理想生活?在没有一寸土地是你的地方谈理想岂不是弥天大谎?我的理想生活一点新意也没有,就是得有自己的土地才能谈所谓的理想。

记者:你觉得现在幸福吗?对你来说,幸福是什么?

杨键:幸福不是空言,我的幸福很具体,我母亲好几天没有解下大便了,忽然一天下午,顺利地解下了,这就是我的幸福。总的来说,我是不幸福的,因为这个表面上可以活动的家,其实没多少实际内容,只有噪音,只有恶邻,何来幸福呢? 我主要的感觉是不幸福,走出家门更不幸福,因为到处都一样。

记者:有人曾将你与胡兰成相比(在美感和思想认识上),你认同这种类比吗?你如何评价胡兰成?

杨键:我岂能与胡先生并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可以看得更加清晰,我以为胡先生与鲁迅先生在那个特别的时代刚好代表了阴阳两面,胡先生汉语的温润与礼乐精神似乎与古典的汉语更为契合,更像是汉语以及汉语思想的守成者,而20世纪走的几乎都是鲁迅的汉语之路,鲁迅的音调起得太高了,以至于后来越来越高,最后被利用成了革命,结果被意识形态败坏了。胡先生的音调不是很高,不是进入耳朵,而是浸润人心。

本来是一阴一阳谓之道,既有胡兰成也有鲁迅,才有一个完整的汉语生态,但后来只有鲁迅的声音,胡先生的声音消失了,直到近些年才露端倪,可是革命已经发生了,汉语已经被糟蹋了,许多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

你看汉武帝那样伟大的人物,他写的《秋风辞》也以为生命是那样苦涩短暂,欢乐是很难长久的,那样的英雄人物用的是这样低调、阴柔的语言,与生命的本来相契合,同毛泽东的《沁园春》很不相同。革命都会过去的,留下的都是与我们的生命相契合的东西。



作者:刘子超  编辑:白色羊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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