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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关注:昔日红卫兵忏悔:为自保“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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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3 00:02: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空中键盘 于 2013-12-14 21:10 编辑

昔日红卫兵忏悔:为自保“弑母”


张红兵,59岁,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名张铁夫,1966年自己改名张红兵。 ... ... ... ...

张红兵,59岁,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名张铁夫,1966年自己改名张红兵。 ... ... ... ...
张红兵,59岁,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名张铁夫,1966年自己改名张红兵。

张红兵小时候的全家福。右二张红兵,右三父亲张月升,左二母亲方忠谋。

张红兵小时候的全家福。右二张红兵,右三父亲张月升,左二母亲方忠谋。
张红兵小时候的全家福。右二张红兵,右三父亲张月升,左二母亲方忠谋。


  张红兵准备还要申诉。这几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希望母亲的墓地能被认定为文物。他同时向社会公开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在家发表了一番言论,让“根正苗红”的张红兵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母亲被枪决。

  张红兵说许多年来一直内心痛苦。从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镇县相关部门申请,希望认定母亲的墓地为文物。不过没成功。他说公开那段经历,是希望人们讨论、批评,也记住那段历史的残酷。

  8月2日,安徽蚌埠五河县,59岁的张红兵谈起自己的官司,他说还会在适当的时机申诉。

  这名昔日的红卫兵引起公众关注,是他打了一系列官司。与此同时,他也向公众撕开了自己“历史的伤疤”。

  43年前,16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他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

  根据当年的历史材料、后来的法院文件以及当地县志记载,197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她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

  张红兵的舅舅,今年66岁的方梅开8月5日回忆,父子俩与自己的姐姐起争执的那个晚上,他和张红兵的弟弟也在场。他说当时听到父子俩要去检举,很着急,还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劝说。

  方梅开说,以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十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母亲的案子平反了,不过张红兵“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赎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他又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来二审终审判决,败诉。

  8月5日,安徽固镇县文广局(文物局隶属该局)说,他们曾书面回复过张红兵,经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后认为,方忠谋墓并不符合国家对于文物认定的相关法规要求。

  在张红兵打官司的过程中,去年8月,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地(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公开忏悔。

  他说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被遗忘。

  怕父亲包庇,自己去检举

  新京报: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为什么会有公开那段经历的想法?

  张红兵:大约是2009年,我看到网上有人写鼓吹“文革”的文章。当时意识到,这是历史潮流的倒退。我个人希望通过我的反思,让现在的人们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新京报:当年你父亲和你会一起检举你的母亲,和家庭环境有关系吗?

  张红兵:我家其实和万千的普通家庭一样,是充满温情的。我记得父亲挨批斗时(编者注:其父张月升曾在固镇县任卫生科科长,“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亲站到父亲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亲遮挡拳头,保护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母亲手挽着父亲走在公共场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么亲密。

  新京报:但后来因为她说的话,你父亲和你就去举报?

  张红兵:放在现在看,会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我的父亲被划为“革命造反派”后,挨批斗,有人对他拳打脚踢。而我,为了表示自己与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贴了批斗他的大字报。

  当时,父亲和母亲并没有责怪我。贴大字报后,父亲反而把我当作大人来看待了。当时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思潮就是那样的。

  新京报:对于母亲的事,你一直说自己犯下“弑母”大罪。

  张红兵: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们家人在一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亲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我当时非常震惊,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这时候父亲就表态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我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

  新京报:父亲已经去了,为什么你又去?

  张红兵:我担心父亲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和母亲的感情,比如整个家庭要照顾。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写了封检举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新京报:后来发生了什么?

  张红兵:后来我回家,看见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我现在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

  “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举报母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张红兵:想到了。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我知道我和父亲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

  新京报:目睹母亲被抓走,有没有过后悔?

  张红兵:当时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

  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你检举了自己的母亲,当时周围人怎么看?

  张红兵:当时,在与父母关系较好的同事中,有个别叔叔曾私下里说过我:“你母亲在家里说的话,又没有在外面说,你和你父亲不应该这么做”。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对这件事公开发表看法。

  后来,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中,还有一块展板是《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

  新京报:急于和母亲划清界限,会有自保的原因吗?

  张红兵: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

  不过后来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梦里母亲从不和我说话”

  新京报:母亲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后来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影响?

  张红兵:有些影响最初就发生了,可我并没意识到是这件事情的缘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曾陷入极度的恐惧和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之中。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

  新京报:什么样的恐惧?

  张红兵:我联想到在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的外祖父,联想到母亲受其父案件影响。我害怕自己在与人交往时,也会像母亲那样控制不住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我何尝不也是因母亲的遭遇受到影响。更可怕的是,这种伤痛还可能因为我,传递到女儿甚至孙辈。

  新京报:会梦到你母亲吗?

  张红兵:有很多次,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新京报:流过眼泪?

  张红兵:许多年来,都有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动下,怀着沉重的负罪感,为母亲写平反的申诉材料而一人独处的时候。

 “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

  新京报:别人谈到那段历史,你会不会敏感?

  张红兵: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我,高声跟人说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我非常愤怒。和他吵了起来,问他为什么揭发我的隐私。

  新京报:也就是,你以前并不愿别人知道?

  张红兵: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我是不愿意的。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过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新京报:你反思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红兵:其实母亲去世后,我就陷入痛苦。这几十年我从来没停止过反思。不过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应该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开报道张志新的事情。当时我和父亲就意识到,我们做错了。

  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也经历了磨难。整理家庭的各种遗物、档案,写材料。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连畜生都不如。

  我想逃,却无处可逃。

  新京报:后来你和父亲会谈论母亲的事情吗?

  张红兵: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提起。在母亲去世后的很多年里,父亲表面很平静。直到他离休后,有一次我们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谈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我们家出了这个事,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成年人。

  新京报:你公开这段经历后,周围人什么反应?

  张红兵: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都不理解,问我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也有人给我发邮件,说我该死了。好多网友骂我,说你还有脸活到现在,还不到母亲墓前寻死。

  新京报:你为了让母亲的墓地(遇难地)被认定为文物,打了几年的官司,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拒绝遗忘?

  张红兵: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他说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

  家母方忠谋冤案的历史资料,符合巴老所说条件。也应该把我对母亲的行为,作为展览内容之一。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安徽蚌埠报道
    (2013年08月07日04:00  来源:新京报  http://wei.sohu.com/20130807/n38 ... D%E6%9E%AA%E5%86%B3(%E5%9B%BE)&defaut=pic&qq-pf-to=pcqq.group )
发表于 2013-12-4 10:27:2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甘铁生 于 2013-12-4 10:33 编辑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忏悔意识

  在经历了1949年以后数次社会灾变后,中国人是否应该忏悔的问题于二十世纪末被纳入知识分子的思考空间。但尽管有关忏悔的话题反复被提出,真正愿意忏悔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却几乎没有。现在问题的关键已不再是某些人是否应该忏悔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如此缺乏忏悔意识。事实上,中国人自古至今就绝少有忏悔的习惯,《忏悔录》这样的作品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缺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特别善于控诉,每当社会灾难过后,我们的民族中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控诉意识发达而忏悔意识近乎于无是中国人的集体特征。  
  为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绕个弯子,追问:忏悔是何以可能的?有关忏悔的典型文本恰好摆在我的面前,这就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奥古斯丁是向上帝即无限者进行忏悔的,目的是在坦白自己的欠缺的同时倾听上帝的启示,因此它是人作为有限者和无限者(上帝)最亲密、最强烈、最真诚的对话。上帝作为无限者是奥古斯丁唯一可能的忏悔对象:1、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因此,人有理由向上帝袒露自己的欠缺;2、上帝是人类最早和最后的关怀者,他的存在保证了人的忏悔会获得倾听和理解。不设定上帝或类似于上帝的存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就无从谈起。只有在一种以无限者为终极理想的文化中,忏悔才有存在的心理学动机和动力。也许有人会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奥古斯丁可以向他人忏悔。但向他人忏悔在本质上是可能的吗?不可能:其一,他人是有限的存在,与奥古斯丁一样犯有不完善罪,向一个有欠缺的存在袒露自己的欠缺必然缺乏足够的动力和激情,它的意义也自然含混和暧昧;其二,他人作为有死的存在不可能像上帝一样永远注视、倾听、关怀我们,向一种具有瞬间性、脆弱性、易变性的存在忏悔是不可靠的。所以,奥古斯丁只能向一个无限者忏悔,并通过向无限者忏悔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心灵空间,提升自己的生命高度。人与无限者的对话有多种形式,忏悔是最虔诚的一种:首先承认自己的欠缺,然后祈求获得提升。忏悔的意志就是向上的意志,它只有通过与无限者建立联系才有可能。我不可能向有限者忏悔,因为有限者的有限性不能满足我向上的意志。所以,忏悔的对象必然是超人类的:这是我们从上述推理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但是无限者的存在仅仅是忏悔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没有忏悔者,忏悔就无从谈起。是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忏悔的对象呢?不是:忏悔实际上是在内心法庭中对自己进行追问和审判,它所表达的是忏悔者向上的意志,因此,只有主体才能进行真正的忏悔。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忏悔以承认忏悔者的欠缺为前提,但忏悔意识本身是一种主体意识。事实上,承认欠缺与人的主体性并不矛盾:人只有在有勇气承认自己的欠缺时,才更有决心超越自己,进一步实现自己的主体性。由此可以得出第二个结论:忏悔者必须是主体。忏悔就是作为主体的个体向无限者袒露自己的欠缺,立志要在无限者的引导下不断提升自己,使自己的主体性获得最大限度的实现。写到这里,我似乎听到了反驳的声音:西欧社会在中世纪的黑暗不证明以上帝为中心的文化会导致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吗?奥古斯丁的忏悔不意味着他处于自我压抑的状态吗?这种反驳虽然好象有具体的历史事实作为其支撑,但忽略了一个微妙而至关重要的问题:中世纪的黑暗并不是以上帝为信仰对象造成的,而是某些有限者(如宗教领袖)成为信仰的直接对象的结果;中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化也是以神或上帝为信仰对象的,并未产生类似于中世纪的黑暗,正说明以无限者为信仰对象不会压抑人性--无限者的无限性为人提供了至大无外的想象空间,因而与其说它造成了人的压抑,毋宁说它给人以解放的机缘和激情;有限者是人世的直接领导者,他的话语是其信徒必须服从的绝对命令,凡是不服从者都会受到严酷的惩罚,因此,有限者的有限性就成为对他人的奴役,所谓中世纪的黑暗恰恰源于对有限者的信仰。从根本上说,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任何文化体系中,对于有限者的信仰最终都会导致灾难。信仰无限者与信仰有限者的区别是本质性的:前者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后者只能使人沦为奴隶。奥古斯丁受中世纪语境的制约不可能不为当时的宗教制度辩护,但他在忏悔时是在与上帝对话,所探讨的许多问题具有普遍的意义(如时间问题和身心问题)。对无限者的信仰之所以能在文艺复兴以后成为西方人创造奇迹的精神动力,就是因为改革后的基督教弱化乃至取消了对有限者的信仰而强调人可以直接与无限者建立联系--"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马丁·路德语)。信仰成为人作为主体与无限者的直接对话。这种意义上的信仰不但不会压抑人的主体性,反倒使人在欠缺意识和向上意识的双重推动下日益严肃、坚毅、纯洁、开放。  
  我们可以在中国文化的许多层面寻找忏悔意识匮乏的原因,譬如,1、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是无欠缺的存在,并未犯有不完善罪,无需忏悔;2、中国文化在主流上是非宗教的,不设定一个超越的、终极的、无限的存在为人的信仰对象,因而忏悔的对象从根本上说是缺席的。但是这些原因并不是最根本的--任何健全的成年个体在犯了罪错后都应该忏悔,只有孩子和精神不健全者才有不忏悔的特权,因为他们缺乏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说中国人普遍精神不健全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所以,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的最根本原因只能是:中国人尚未普遍地成为个体,缺乏在内心法庭中审判自己的能力,向无限者忏悔对中国人来说是尚待学习的功课。中国文化的当下状况决定了中国人善于认错而不善于忏悔:认错是向某个有限者承认自己的过错,忏悔则是面对无限者进行自我追问;前者是被动的,是未成主体者的常规行动,后者是主动的,以人已经成为个体-主体为前提。产生这种状态的原因是中国文化的封建家长式体系和狭隘的家文化:由于缺乏同一的超越的信仰对象而人又必须有所信仰,中国文化采取了将某些特殊人物神化的信仰策略;被神化者是曾经存在过或正在存在着的政治、军事、文化领袖,是以国为家的精神家长;对于他们,中国人的主导意识是服从;服从者对于家长来说是孩子,是尚未成为个体者,他们可能会认错或控诉,但不会向无限者忏悔(对有限者的"忏悔"实际上是认错)。忏悔意识是人面对无限者时的罪责意识,能够为自己负责的人才会有罪责,所以,未成为个体-主体者缺乏忏悔意识乃是必然的事。未成为个体-主体的人在面对灾变时总是觉得应该负责任的他人,自己则是受害者、无辜者、旁观者。这使得他们具有强烈的控诉意识:别人犯了错,家长应该惩罚别人。如果自己受到惩罚,他们常常会感到委屈:我还是孩子,是不完全民事主体,为什么让我负责呢?每当一场社会大灾变过后,中国人中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他们像孩子一样控诉自己所遭受的苦难,要求家长惩罚别人,安慰自己。在控诉之后受到安慰是他们最为欣慰之事。控诉未遂则会使他们感到委屈,生出哀怨之情。中国文化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控诉史。在屈原的诗、《窦娥冤》之类的戏曲、伤痕文学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控诉意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像《俄狄浦斯王》、《忏悔录》、《存在与虚无》这种要求人为自己、历史、无限者负责的作品在中国主流文化史中几乎没有。控诉意识的最大特点是它忽略了控诉者自身的罪责问题,仿佛自己总是置身于局外,有权成为逍遥者。这是典型的未成年人的思维方式。从上个角度看,我们应该反思自己的忏悔意识,以主体的身份为自己和历史负责,在犯有罪责时对自己进行自我追问和自我诫命,认识忏悔就是领悟个体并可成为历史主体的一部分,但我们不能强制别人忏悔,正如我们不能强迫别人成为个体。强迫别人忏悔而自己不忏悔所表现的依然是一种控诉意识。忏悔只能是自发、自愿、自为、自由的,也就是说,它是只能从"我"出发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忏悔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我"是否应该忏悔的问题。"我"的忏悔是有前提的:"我"必须已经或正在成为个体,具有向上的意志,忏悔意识与提倡个体意识和超越意识是一回事,有关忏悔的问题涉及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
发表于 2013-12-6 09:52:09 | 显示全部楼层
实际上这对父子也是文革的受害者,真正的罪人是制造文革的人,泯灭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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