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的写作与翻译:也谈“清洁的写作” 作者 董辑 近期中国诗坛最热闹的两个事件,当属“湖南诗人、翻译家韦白抄袭事件”和“香港诗人廖伟棠抄袭洛尔迦事件”二事。
先说韦白,韦白是湖南诗人,似乎1990年代就已经成名,后来转向翻译,我对其翻译看得较少,因为他似乎没有原译过那个外国诗人,今年上半年买了一本他翻译的迪兰·托马斯,觉得一般,没看出什么特别的,其中很有几首诗歌明显大量“借鉴”前译,令人看着不爽和疑惑。这次他大胆借鉴、参考闵雪飞和杨铁军翻译的佩索阿名诗,惹出大麻烦,被原译者揪住狐狸尾巴并且一顿好打,其行为基本上可以认证是抄袭,而且有点明目张胆,目前,其声誉已经大受影响,似乎出版社已经停发了他翻译的佩索阿诗集。
再说廖伟棠,廖是香港诗人,成名亦早,似乎在某些圈子里还很有影响,但是我看他的东西看不进去,没有阅读快感和阅读的兴趣,但也不怀疑其诗人身份以及博得大名的事实,这个时代,很多事情都是说不清楚的,也没必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这次套用堪称伟大的西班牙现代诗人加西亚·洛尔迦的《骑士歌》,写已故的国家领导人胡,手法拙劣、想法低劣,不知道是想踢一脚政治擦边球还是真对胡有兴趣,还是非得和洛尔迦掰掰手腕,让自己丢丑。说实话,他这首诗歌写的毫无才气,干干巴巴,佶屈聱牙,就算是“戏仿”之作,也“戏仿”得毫无创意,因为拒绝承认抄袭并强词夺理,以至于被围剿。
这两个诗歌事件的事主,一个犯的是道德罪,一个因才智低下还不肯认错而被笑谈,前者大可以对之痛骂和警惕,后者可以以善意对待之,只要把其开的这个很不好的头按住就行了。大诗人的东西最好不要去“戏仿”,因为你百分之百仿不好,只能沦为笑柄,让天下笑。
按照艾略特的说法(大意,具体记不清了),诗人们创作,没有什么“创新”,大家不过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翻翻跟头而已,只不过把前人的东西化妆一下变成自己的而已。这么说当然有失绝对,但绝对说的是事实。
王勃是初唐天才,其最有名的两句诗应该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最有名的两句“文”应该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但是,这两句传送千古的名句,都不是王勃自己想出来的,是他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结果。“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出自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之“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出自庾信《马射赋》:“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句,但是,王天才皆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并且将之完美的融于自己作品的具体语境之中,因此,千年来,没人说王勃生吞活剥,也没人说王勃抄袭,更没人说王勃“戏仿”。
中国文学史上,有一首宋词,很有意思,有意思之处,主要是弄不清其作者是谁,有说是欧阳修,有说是朱淑真,这首词就是著名的《生查子》: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从词义上看,更像是女人所写,但是也不排除男性作者拟女性口吻而写,因此,作者问题纠缠至今,其实,只要词好就行,作者是无名氏又何妨呢?我提到此词,不是想在作者问题上深入一番,本人没有这个能力和学养,而是想说,这首词,其实是崔护《题都城南庄》的“再创作”。以下是唐朝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对照《生查子》,即能看出,“生”词是“题”诗的“再创作”,比如,关键词“去年”,关键人物“人”,甚至结构都是一样的,先去年后今年,去年有你,今年没你了。因此我觉得,不管此词是六一居士的作品,还是两宋第二才女朱淑真的作品,作者在写的时候,心里面至少潜意识里面,回荡着的都是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作者可能毫不知情,但是已经通过自己的创作对前人做了一次伟大的致敬。
在此提到王勃和《生查子》,没别的意思,一是想强调一下,伟大的艾略特就是伟大;二是想强调一下,文学创作中的血亲关系的确存在,但是不是生吞活剥,也不能是廖伟棠式的“戏仿”。
说目前人类所处的时代是“信息时代”,估计没人反对吧,信息时代的文学写作和翻译创作,其实有点讲究,那就是:与“清洁”二字,更要格外重视。
信息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信息多,而且容易获得、便于使用,而且稀里糊涂都灌在你的脑子里,稍一不慎,就从你的笔端或者键盘下溜达出来。对写作者来说,信息和原创有时候是矛盾的,必须妥善处理之,不要让信息绑架了你的写作,更不能钻信息的空子,以为收编点信息在自己的创作中,没啥大不了,岂不知,有些信息,是人家的创作,人家的心血,你用进来,就犯了知识产权的问题,弄不好可要犯事。
一般来说,自己创作还比较容易屏蔽“信息”,只要诚实的写就行,写好写坏,自己写就行,别写东西的时候总把自己当李白就行。翻译则容易被“信息”绑架,信息时代,前译太多,也太容易找到和引用,而翻译又是苦活,翻译已有前译的作品,更是苦上加苦,有的人就坚持不住了,开始动脑筋了,开始聪明起来了,干脆“天下翻译一大抄”了,“攒译”、“微调微改译”“译中译”于是出现,结果就是韦白这样,被人揪住了一通打。其实,韦白只是撞在了枪口上,韦白只是太过明目张胆了一些罢了,惹了众怒。著名诗人伊沙近年来近乎疯狂的翻译外国诗歌,阿赫玛托娃、泰戈尔都翻译了(他应该不会俄语和孟加拉语吧),还把外国名诗一股脑的重译了一遍,其合作者是其老婆,我想问问,有谁考量和质疑过伊沙的译文?有谁检验过伊沙的外文水平?有谁访问过伊沙的劳动过程?有谁评定过伊沙译诗的学术价值?稀里糊涂而已。伊沙这么做,,表面上的目的有二,一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个“大师”,二是赚点能赚到的稿费,但其沽名钓誉、机巧诡诈之心,谁又深究过呢?
写到此,我不禁想起我在时代文艺出版社的时候,时代社出版了一套诺贝尔奖获得者文集,这套文集,一共有几十本,涉及十多种外语,但译者只有一个,叫“李斯等”译,其实这套书是用台湾译本做底本,由编辑们改出来的,本人就一笔一划的改过一本卡尔杜齐,这种出版、翻译行为,已经不是“攒译”了,是什么?是他妈了个大屄。
近些日子以来,我一直在看田德望先生翻译的《神曲》,不敢说看得废寝忘食吧,但绝对看得津津有味,田德望版《神曲》译自意大利文,不是诗体,是散文体,对此,田先生认为,他自己不是诗人,无诗才,而且《神曲》作为诗歌,其格律等无法译到汉语中来,与其草率译为诗歌,让读者觉得但丁也不过如此,那就太对不起伟大的但丁和《神曲》了,因此,他决定把《神曲》译为散文体,等以后有更大的译才出现,再把《神曲》译为诗歌也未晚。老先生的想法和做法真让人佩服,这就是老一辈翻译家,这就是老一辈翻译家的良心、修养和学术。可我想知道的是,在当下的翻译界,有多少人配得上和敢接过田德望们的接力棒?又有多少人想接过田德望们的接力棒呢?
信息时代的写作和翻译,更要做到“清洁的写作”,怎么才能做到呢?其实也很简单,写作者和翻译者们,别那么功利、欲望和有针对性,别对成功太过单相思,量力而为和自在而为就可以了,写作的,别只想着发表、出名、得奖、改变生存……翻译的,别只为了稿费、名头、学术场子、数量……写者,写你能写、要写的;译者,译你想译、爱译的,尊重前辈和同侪们的劳动,你能写成什么样和译成什么样,自有时间和历史来总结,你自己又忙个什么劲。
信息时代,“借鉴”和“戏仿”的写作与翻译,也许会逃避法律的制裁,甚至躲开学术的审判,但必须面对道德的追缴,必须直面良心的审问,最后,即便你无视道德,而且把良心喂了你们家的狗,你还要接受命运的终判,命运会决定一切的,你逃不掉,谁也逃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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