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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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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 14:47: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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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在《赛珍珠与徐志摩》一文中写到:

“徐志摩是一个风流潇洒的人物,他比我大七八岁。我初次见到他是通过同学梁思成的介绍以清华文学社名义请他到清华演讲,这是民国十一年秋的事。他的讲演“艺术与人生”虽不成功,他的丰采却是很能令人倾倒。梁思成这时候正追求林徽音小姐,林长民的女儿,美貌颀颀,才情出众,二人每周要约的地点是北海公园内的松坡图书馆。徐志摩在欧洲和林徽音早已交往,有相当深厚的友谊。据梁思成告诉我,徐志摩时常至松坡图书馆去做不受欢迎的第三者。松坡图书馆星期日照例不开放,梁因特殊关系自备钥匙可以自由出入。梁不耐受到骚扰,遂于门上张一纸条,大书: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志摩只得怏怏而去,从此退出竞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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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一文中写到:

“六点钟时天已大亮,由青岛过济南的火车,带了一身湿雾骨碌骨碌跑去。从开车起始到这时节已整八点钟,我始终光着两只眼睛。………八点左右火车已进了站。下了火车,坐上一辆人力车,尽那个看来十分忠厚的车夫,慢慢的拉我到齐鲁大学。在齐鲁大学最先见到了朱经农,一问才知道北平也来了三个人,南京也来了两个人。上海还会有三四个人来。算算时间,北来车已差不多要到了。我就又匆匆忙忙坐了车赶到津浦车站去,同他们会面。在候车室里见着了梁思成,金岳霖同张奚若。再一同过中国银行,去找寻一个陈先生,这个陈先生便是照料志摩死后各事,前一天搁下了业务,带了夫人冒雨跑到飞机出事地点去,把志摩从飞机残烬中拖出,加以洗涤、装殓,且伴同志摩遗体同车回到济南的。这个人在志摩生前并不与志摩认识,却充满热情来完成这份相当辛苦艰巨的任务。见到了陈先生,且同时见到了从南京来的郭有守和张慰慈先生,我们正想弄明白出事地点在何处,预备同时前去看看。问飞机出事地点离济南多远,应坐什么车。方知道出事地点离济南约二十五里,名白马山站,有站不停车。并且明白死者遗体昨天便已运到了济南,停在城里一个小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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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闻一多先生谈到自己学生时代在清华听梁启超讲授古乐府箜篌引《公无渡河》。他说,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摆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然后再重复地念:“公、无、渡、河,”“好!”“公、无———渡、河,”

“好!”“渡河———而死———,当奈———公何!”“好,真好,实在是好!”

梁任公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高似一声,并无半句解释,朗诵赞叹过后,就高呼道:“思成,抹黑板,快抹黑板!“思成是任公的儿子,也在班上听讲。黑板擦过,这首古诗就算讲完了……这一阵热烈激昂的表演过后,闻先生把声音压低,两手一摊,说:“大师讲学,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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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梁思成夫妇都曾留学美国,加之家学渊源,他们中西文化造诣都很深,在 知识界交游也广,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而金岳霖孑然一身,无牵无挂,始终是梁家沙龙座上常客。他们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常常是各踞一幢房子的前后进。 偶而不在一地,例如抗战时在昆明、重庆,金岳霖每有休假,总是跑到梁家居住。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 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这是我早有所闻的。不过,后来看了梁思成的续弦林洙先生的文章,更增添了具体了解。据她说,一次林徽因哭丧着脸对梁思成说,她苦恼极了,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林徽因对梁思成毫不隐讳,坦诚得如同小妹求兄长指点迷津一般。梁思成自然矛盾痛苦至极,苦思一夜,比较了金岳霖优于自己的地方,他终于告诉妻子: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金岳霖,祝他们永远幸福。林徽因又原原本本把一切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的回答更是率直坦诚得令凡人惊异:“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从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互间更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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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记错了,他到伦敦两个月就认识了林家父女,且很快便向林徽因发起爱的攻势。有林长民的信可证:“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了。”信末附言“徽徽问候”。

林徽因3月15日给胡适的信中说:“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澈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这些话,不光说明他们当年确实通信,也说明了他们当时各自的状态。

志摩热烈追求是不用说了,徽因这边兴奋或许是有的,没有很当真也是真的。否则不会几年之后才“真真透澈的明白了”。再一个证据是,志摩一死,存在凌叔华那儿的“八宝箱”,也叫文字因缘箱,里面放的是志摩的日记和手稿,其中有《康桥日记》,立即成了林徽因务必得之的对象。她的理由是,“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给胡适的信)凌叔华退给她的日记中少几页,为此还和凌怄了好一阵子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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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写到:

“先生(梁启超)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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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梁任公讲演》中,梁实秋尚有如下记述:

“他(梁启超)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开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地呼唤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地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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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之中,沈从文在这家有影响的报刊连发三篇作品。而且当月在《晨报副刊》上发文的,有胡适、梁启超、张奚若、刘海粟、陈西滢、凌叔华、余上沅、舒新城、闻一多、朱湘、赵元任、冰心、江绍原等一干名流,沈从文能跻身其间,想来信心一定会大大增强。这之后,徐志摩还与沈从文见了面,从沈从文那里,取去了一册稿子,这就使得随之而来的第二个月,徐志摩一口气发表沈从文各类作品达七篇之多。对于身陷困境的沈从文,这份提携,这种见重,来得多么及时,多么重要。

随着沈从文受到《晨报副刊》的推重,沈从文慢慢在文坛立住了脚跟。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了沈从文的小说、散文、诗歌、戏曲等多样文体的合集《鸭子》;1927年,徐志摩参与其间的新月书店,出版了沈从文第一本小说集《蜜柑》。

对于徐志摩的知遇之恩,沈从文当然绝不能忘怀。1936年,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里,写下了这样一段由衷之言:

“这样一本厚厚的书能够和你们见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气,同时还有几个人,特别值得记忆,我也想向你们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适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达夫先生,陈伯通先生,杨今甫先生,丁西林先生,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种种帮助和鼓励,这本集子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所说到的那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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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后,诸多因素使得沈从文决定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求发展。到上海后,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联手,办过刊物,出过“丛书”,没有获得成功。1928年,当他在上海为生活挣扎时,徐志摩曾给他写信:“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沈从文没有回北京,而觉得卖文没有了出路,又想进上海美专学习绘画。徐志摩听到他的打算,不同意: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此时,胡适正在上海中国公学担任校长,听到徐志摩推荐,他便将这个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聘请到中国公学来担任讲师,主讲大学一年级“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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