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生活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查看: 7156|回复: 0
收起左侧

写作的零度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2-11-1 14:01: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罗朗.巴特
写作的零度Le Degre zero de l’ecriture
作者:张新木


罗朗.巴特 (1915-1980 ),法国当代著名符号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他出生在法国一个家道没落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位海军军官,阵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幼年的巴特跟随母亲住在外祖父家,位于法国西南角的港口城市巴荣讷。九岁时又随母亲回到巴黎,靠母亲做书籍装订工作度日,年幼的巴特已经学会省吃俭用,省下钱来就买书看。1934年,巴特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准备报考众人仰慕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不料患上了肺结核,只得去比利牛斯山区疗养。一年后,他回到巴黎继续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免服兵役的巴特在巴黎一所中学里任教。1941年肺病复发,他又到阿尔卑斯山中疗养,度过五年较有规律的生活,阅读了大量的书籍。1947年,巴特去罗马尼亚、埃及教授法语,1950年回国,任职于法国外交部文化交流司。1960年,他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任教,两年后成为正式教师。

1965年以前,巴特在法国思想界还是个敲边鼓的人物。巴黎大学教授雷蒙.皮卡尔使他一举成名。皮卡尔发表了《新批评还是新骗术?》一书,锋芒直指巴特,法国新闻界紧跟其后,遂使巴特成为文学研究领域中有激进倾向的代表人物,名气远扬国际文坛。60年代后期,巴特已经跻身于巴黎文化名流之列,与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等形成结构主义学术研究圈。1976年,他应聘担任法兰西学院教授,讲授文学符号学。1980年,巴特在法兰西学院门前被车撞倒,引发肺病而逝世。


巴特一生发表著作二十多部。主要有《写作的零度》( Le Degre zero de l’ecriture, 1953 )、《米舍莱》( Michelet, 1954 )、《神话集》( Mythologies, 1957 )、《论拉辛》( Sur Racine, 1963 )、《批评文集》( Essais critiques, 1964)、《埃菲尔铁塔》(La Tour Eiffel, 1964)、《符号学原理》( Elements de semiologie,1964 ) 、《批评与真理》( Critique et verite, 1966 ) 、《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 Introduction a l’analyse structurale du recit, 1966 )、《时装系统》( Systeme de la Mode, 1967 ) 、《S/Z》(1970 )、《符号帝国》(L’Empire des signes, 1970 )、《萨德、傅立叶、罗耀拉》( Sade, Fourier, Loyola, 1971 )、《新批评文集》( Nouveaux Essais critiques, 1972)、《文本的欢欣》( Le plaisir du texte, 1973 )、《巴特谈巴特》( Roland Barthes par Roland Barthes, 1975 )、《恋人絮语》( Fragments d’un discours amoureux, 1977 )、《第一课》(Lecon, 1977)、《作家索莱斯》(Sollers ecrivain, 1979)、《转绘仪》( La Chambre claire, 1980 )等。另有后人整理出版的几部作品,如《声音粒子》(Le Grain de la voix, 1981)、《文学与现实》(Litterature et Realite, 1982 )、《显性义和隐性义,批评文集之三》(L’Obvie et l’Obtus, Essais critiques III, 1982)、《语言的呢喃,批评文集之四》(Le Bruissement de la langue, Essais critiques IV, 1984)、《符号学探险》(L’Aventure semiologique, 1985)等。1993年由索伊出版社出版了罗朗•巴特全集(共三卷)。


     罗朗•巴特是法国著名符号学家,也是法国当代的文艺理论家。作为符号学家,他的功绩在于使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并具体地将符号学这一方法论应用于文艺与社会诸方面的研究,从而使这一正在形成的新学科具有了坚实的基础;作为文艺理论家,他从符号学角度对文艺现象提出了新的看法,使文艺理论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均得到了发展,形成了一种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巴特主张文学批评应该致力于发现文学作品的内部结构,从中找出作品的层次、构造和组成作品的语言符号,找出构成作品的“最小单位”等要素。但是,找出作品结构和要素的目的不是为了规范它们,而是描述文学符号的功能规律和创新方法,为创造新的文学符号提供借鉴和思考,不是去描述作品的同一性,而是寻找作品的多样性。

  罗朗•巴特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符号社会学和综合文学艺术创作问题,在他的教学与研究中,巴特对文学写作、卓别林、净化作用、马克思、消遣性、巴尔扎克、文学创作、文体的本质、作品的可读性和可写性、文本结构、即话语分析等诸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学批评理论。巴特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符号体系,它是由语言构成的,与语言符号有着特殊的关系,可以用符号学的原理来分析文学作品。符号学研究的目的是要重新确立词义系统的作用。他在《S/Z》一书中向人们证实,读者的文化和文学经验影响着文学的实际创作,创作对文化与文学的阅读规范不是赞同就是否定。在《批评与真理》中,巴特论述了诗学、文学批评和阅读之间的差别及其性质。他认为,阅读是认识作品的过程,忠实的读者无非就是一字不漏地重复原文;而批评者则与作品保持一定的距离,积极地为文本创造一种意义,而不是被动地译解作品的意义。《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将文学作品的语言分为功能、行动和叙述三个层次,以探索文学作品的结构和文学创作的方法,得出语言和诗学是文学创作之起源的结论。



《写作的零度》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全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什么是写作”、“政治写作”、“小说写作”、“存在诗歌写作吗”等四个专题,分别探讨了写作的类型及各自的特点;第二部分包括“资产阶级写作的胜利和决裂”、“文体手工艺”、“写作与革命”、“写作与沉默”、“写作与言语”及“言语活动的乌托邦”等专题,回顾了写作的历史,讨论了写作与文学诸要素的关系。



什么是写作?巴特认为,写作是语言与文体之间存在的一种现实。无论在怎样的文学形式中,作家通过选择语言和文体、笔调和气质,将自己的个性充分显示出来。一方面,语言(langue)是由规约和习惯组成的,它不属于哪一个作家,而是通过作家的言语(parole)自然流露出来。语言是一条界线,作家可以超越它,语言又是一个活动领域,是对一种可能的限定或期望。语言是人们的共同财富而不是作家个人的财富。语言使作家之间建立起某种亲近关系,但又具有否定性质。而另一方面,文体却与语言相反,它出自作家本身或他的过去,即某种叙述方式或采用的词汇逐渐变成作家的艺术特色,形成一种自给自足的语言。不过,语言和文体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它们是客观物,而写作却是具有历史统一性的行动,是一种功能,写作是创造与社会之间的关联要素,它是经过社会意图改变过的文学语言,是与历史上重大危机相连的人类意图的表现形式。

写作是一种选择,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形式的道德。作家选择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空间只能是同一社会的,他无法改变文学成果中的客观材料,而只能通过语言和文体使客观材料处于什么地位上。因此,写作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现实:一方面,写作毫无疑问产生于作家和他所处社会的对抗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它的社会作用,写作通过悲剧移情方式将作家遣送到创作手段的营造之中。写作的选择和责任明确提出“自由”问题,作家不能超越文学形式和历史时期任意选择写作,而只能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进行写作。写作是一种自由和一种回忆的折衷,所谓自由只存在于选择写作的动作之中,我们可以选择这样或那样的写作,追求一种清新或一种传统,并且通过这一选择动作确认我们的自由;然而,任何语言都绝非天真无瑕,词汇具有二次回忆能力,一种来自先前的写作、甚至作家本人过去写作的残余将影响着后续写作。


政治写作。文字是一种硬化了的语言,它能借助符号的统一性而独立存在。在任何文字中都存在一种强制性,即权力或权力的阴影建立的价值哲学,文字变成了一种威胁手段或歌功颂德。在古典写作中,作家已经表现出某种介入政治和革命的倾向,形成一种革命式写作;波德莱尔就说过写作是“在伟大生活境况中夸大的事迹真理”。革命式写作是革命传说的旗号,给人们强加一种勇于流血的公民观念。马克思主义写作则是另外一码事。马克思主义写作起初是一种求知式语言,解释连贯,方法统一。不过,当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目的相结合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如果说革命式写作的特点是夸大,那么马克思主义写作的特点就是曲言法。在与实际行动相结合后,它很快变成了一种表示价值的语言。政治与社会实际使一些人处于战士与作家之间,他们声明要投身革命,使自己作品成为战斗的武器。


小说的写作。19世纪的作家们按照各自的维度和极限编织着他们时间、空间、居民、事物和神奇的故事,主要通过小说和历史两种方式叙述那个时代。小说写作主要借助两个语法手段来实现:简单过去时和第三人称。法语中的“简单过去时”是叙事的基石,它把过去的时间和事物抽象化为一种纯字面的行动,构成因果关系和总体活动,总之构成一种文体的内部稳定性。然而,简单过去时表现出来的又是世界的假象,它在追求逼真的同时,又疏远了事实;它给非现实的事实披上真实的外衣,然后又再披上被戳穿的谎言的外衣,表现出资产阶级社会中神话学的特性。小说正是这种神话学的特有产物。小说写作的任务就是装上一个假面具,同时又戳穿它。第三人称“他”则是小说的一个习惯性叙述模式,其作用也是虚构小说,充当人物行动的代数。第三人称是一个写作符号,用于建立起小说的符号秩序。总之,小说的简单过去时和第三人称是作家用于点破自己假面具的方式,而作家则在这种点破中前进着。作家通过创造虚假的符号,谋求自身生命的延续,被读者消费,保证他那光荣而又受监视的写作任务得以继续。


存在诗歌写作吗?巴特首先将诗歌与散文作了比较。他认为,诗歌有别于散文。任何诗歌都是一篇潜在的散文,它经过修饰、暗示或负载等同物,通过字面技术的折射,用更加优美和更有社会性的规则去表达自我。诗歌中的字词在有利于表达关系的情况下尽可能抽象化,它们是表达事物的符号,是一种联系途径。诗歌词汇本身是一种使用词汇,而非发明词汇:诗歌中的形象在整体上是特殊的,但不是孤立的,它通过习惯而不是通过创造存在着。在现代诗歌中,关系是字词的蔓延,字词是“住所”,它作为本源根植于功能的韵律体中,可以让人心领神会,却不显而易见;字词下面存在着一种构造,聚合着名称的总和内容,容纳着多种词义。诗歌的消费者会将注意力集中于字词,并纵深挖掘它。在这种情况下,名词被置于一种零度状态下,这种零度状态同时蕴含着所有过去和未来的说明,建立起一种充满空白而又莹光辉泛的话语,一种遍布缺位而又溢满符号的话语。新诗中断续的语言建立起一种只有通过字词的整体才能显露出来的间断的自然本性。现代人走到了诗歌构思的极端,把诗歌视为一种梦幻语言。如夏尔式的现代诗歌不讲渲染,不注重气氛烘托,所以谈不上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写作。诗歌只是一种“气候”(climat),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语言习惯,当它从根本上动摇其自然本性时,就不再有诗歌写作,而只剩下文体,通过这些文体,人们不再使用历史或社会的形象去观照客观世界。


资产阶级写作的胜利和决裂。在古典主义之前的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写作多样化的假象,如果透过艺术形式,不难发现,写作在语言结构上并没有多样性。当时人们主要致力于认识自然,而没有着重表现人类本质。拉伯雷的百科全书式写作、高乃依的精雕细刻式写作等都具有同样的表现形式,大部分作家仅仅在精炼语言上下功夫,17世纪产生的古典主义写作是一个区分阶级的写作。不管文学体裁如何,不管修辞手段多么丰富,这种写作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写作。政治权威、思想禁锢和语言单一是这一历史时期的特色。法国大革命通过赋于资产阶级以政治和社会的权力,使资产阶级早已掌握的知识权力更加巩固。浪漫主义的改良虽然重视形式的革命,但还是乖巧地保留了他们的意识形态。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古典的资产阶级写作才结束一统天下的格局,近代写作开始诞生。雨果以他特有的文体,迫使古典写作走向崩溃。1850发生了三起重要事件:欧洲人口剧增、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法国社会分裂为三个阶级。这时的资产阶级成了历史的主人,资产阶级作家曾经一直观察评判他人,此时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知识分子的天职发生了错位,他们那曾经先进的意识形态不再先进,而是众多的意识形态之一。于是作家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出现了文学的悲剧性局面。因而各种写作竞相出现,每种写作都试图具有开拓性,去适应或是抨击现有的资产阶级地位。近百年来,一大批作家试图描绘出文学语言融入社会的道路或是适应现代的途径,每个作家的文字情结都或多或少动摇着整个文学的根基,但是没有出现过脱胎换骨的写作。现代文学试图通过多样性写作奉献给读者的,恰恰是文学史本身的绝路。


文体手工艺。瓦莱里曾经说过:“形式值千金。”然而,当今的作家仍然满足于现成地使用语言这个公有财产,用它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想有所创新,所以形式仅仅体现在它的使用价值上。在1850年以后的文学中,写作开始寻找某种托词(alibis),一些对传统负责的作家用功夫价值代替使用价值,即通过在写作上下功夫给写作以生命。于是,作家成了闭门造车和精雕细刻的工匠,戈梯耶等作家组成了一种文学行会,对形式进行加工成为该行会的象征和财产。福楼拜是这种手工写作的代表,他建立了一种规范化写作,发明了一套表达情感的技术规则。一方面,他将叙述次序、动词时态、书写节奏人为地塑造成文学符号,呼唤着文学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第六感官;另一方面,这套文学密码是精细式写作和作家智慧的结晶,作家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用历史给予的语言材料创造出一种艺术,将一个规范化的文学奉献给社会,同时。作家本人的文学地位也因此得到社会的认可。


写作与革命。自然主义学派承袭了福楼拜的工匠式写作,他们的写作特点是将文学的形式符号(简单过去时、间接文体、书写节奏)结合于现实主义的形式符号(民众语言、豪言壮语、地区方言),使写作充满了人为制造的痕迹,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写作。而加缪式的中性写作则出现于现实主义之后。共产主义作家沿用了小资产阶级写作的方式,因为共产主义作家虽然创造了许多新的文学主题,但使用的却是现有的小资产阶级写作形式。法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借用了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写作方式,毫无保留地抄袭了现有艺术的所有符号。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文学的外衣,就必须使读者觉得“作品写得很好”,是文学作品,那么就无法摆脱现有资产阶级文学的规则,即文学消费者业已习惯了的评价体系。文学革命家们似乎无力创造一种全新的写作。资产阶级作家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语言已经分崩离析,向往革命,着手摈弃他们的写作方式;而共产主义作家在新的写作方式确立之前,无奈也只好使用这种资产阶级写作。


写作与沉默。工匠式写作在资产阶级文化宝库中保持着一种秩序,作家的热情全部投入到形式的创造之中,在无法解放出一种全新的文学语言的情况下,这种传统的写作特别讲究作品的外部包装,以便给它一种价值。不过,也有一些作家认为,要超越现有的写作窠臼,必须分解写作,粉碎文学语言,打破作家业已习惯的常规,在形式的混沌中,在词语的荒漠中,抵达割去历史的客体,找到语言的全新状态。然而语言的解体将导致写作的沉默。兰波和超现实主义作家的尝试导致失写症,而且很快被人遗忘。在创新文学语言的尝试中,另外一种方法被称之为“空白写作”,它摆脱了语言秩序的奴役。这种方法是从语言学借鉴过来的。有一些语言学家在两个对立的词(单数与复数、过去时与现在时等)之间找到第三个词,称作中性词或零度词。例如在虚似式和命令式之间,直陈式像是一种非语式形态,可以这么说,凡是零度的写作实际上都是陈述性写作,即非语式写作。记者的写作就属于这一类,因为新闻语言一般不主张选择性的或命令式的形式,即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言。这个新的中性语言自立于各种呐喊和评论之中,但从不介入其中。它所占据的正是其它语言的缺位,是一种天真无邪的写作。它借助一种碱性的透明语言,远离当代语言和现有文学语言,以便超越现有的文学。如加缪的《局外人》中的言语是相当透明的,显示出来的文体就是缺位文体,或者说是文体的缺位;写作成了一种否定语式,抹去了语言中社会的和神话的特征,只剩下形式的中性和静止的状态。思想性全力承担着它的责任,而不需凭借不属于它的表达形式。如果说福楼拜的写作包含着一种规律,马拉美的写作设想了一种沉默,普鲁斯特等人的写作假设了一些社会和语言问题,认为言语是一个文学对象,必须由某个工匠、某个魔术师或一位执笔者进行处理,那么中性写作则推荐古典艺术的第一条件,即工具性。当然,这种形式工具不再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它是处于新形势下的作家的写作方式,它是沉默借以存在的方法;它不要华丽,不要装饰,否则会走回头路。如果写作能够真正做到中立,如果语言真能像代数方程那样纯净,那么文学就真正被征服了,作家也就成了正直的人。不幸的是,空白写作也是不忠实的:起初的自由写作、清新的形式、创造性的话语最终仍然会固化为某种程式,逐步代替不确定的语言。社会将把作家的写作抬高为一种写作模式,作家自己也会成为本人原始创作的继承者,成为自己编织起来的形式神话的俘虏。


写作与言语。作家们对言语的多样性的认识起于上一个世纪,巴尔扎克、雨果等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了某些社会语言成分,如窃贼的黑话、农民的方言、看门人的语言等,但这些社会语言仅仅作为装点作品的调料,并不威胁文学的整个结构。从普鲁斯特开始,人物和语言渐渐混为一体,或者说人物是通过言语来塑造的。巴尔扎克的人物是通过社会经济力量来表现的,而普鲁斯特的人物则通过人物的语言来暗喻其职业、阶层、财富、人种、生理等情况。当作家们发现言语不仅仅是描述社会的工具,而是让作家从社会内容中汲取文学素材的基本对象时,他们才把人们的真实言语作为写作的激发源;文学不再是一种自豪或是一个庇护所,它逐步成为一种冷静的获取信息的行为,其任务是弄清处在不同语言、不同阶级、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人种或不同历史中的人们的社会境况。因此,包括作家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语言和社会的影响,文学语言的社会化渗透到写作的每一个层次,作家的语言和大众的语言相互包容。


言语活动的乌托邦。写作的多样化是近代的事件,它迫使作家作出选择,把形式作为行为方式,关心写作的道德。在文学创作的各个维度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深度,即形式已经成为知识分子功能的一种寄生机制。现代写作在注重思想的基础上,又额外累加了一种命定的形式束缚。由于文学符号的这种命定性,作家每写一个字,都被迫使用过时的、无序的或模仿的语言,然而文学又必须摈弃资产阶级神话的地位,担负起反映人文主义的重任,使历史融入到人的本来形象之中。因此,写作构成了作品的文学身分证。由此可见,要写出一部现代杰作是不可能的。因为作家写作时就处在这种无出路的矛盾之中:要么作品的对象超不出形式的惯例,即不能超越文学神话;要么作家虽然看到了现实世界的清新,但用于表达它的语言却是华而不实的死亡语言。在一张白纸面前,在选词择句之时,他看到的却是所见和所写之间存在的悲剧性差别。他看到的是一个不属于他的世界,而他所用的描写工具又是从前人那里继承来的钝器,这便是写作的悲剧。写作面临着一种绝境,其实这也是社会本身所处的绝境:当今作家都想寻找一个非文体的或口语文体的写作,一个零度的或口语层次上的写作,总之是寻求一个处于同质的社会状态;而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在具体的和神话的普遍性之外不存在抽象的普遍语言。因此,在现代任何写作中都有一种双重的假设:在与过去决裂中孕育着新的危机。在一切革命中,难以分清的恰恰是怎样在想要破除的东西中汲取我们想要拥有的东西。正像当今的整个艺术一样,文学写作同时承载着历史的异化和历史的向往:就需要而言,文学写作期待着语言的分化,还有阶级的分化;就自由而言,文学写作是对这种分化的觉醒,也是超越这一分化的一种努力。写作急切地奔向一种梦想的言语活动,借此重现一个美好的全新世界,言语活动在那里永远不会异化。写作的多样化将建立一个崭新的文学,但它所发明的言语活动只能永远处于假想之中:文学已经成为言语活动的乌托邦。


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指出,在长期的写作历史中,资产阶级一直垄断着文学写作,直到19世纪,这种垄断才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打破,写作类型开始多样化起来。如古典的写作、工匠式写作、现实主义写作、大众主义的写作、中性的写作、口语化写作等。文学史上的大部分写作,都希望能够确保资产阶级的地位或摈弃这一地位,所以都对写作形式和习惯性思考作了选择,作家直接介入到写作之中。20世纪的一些作家作了不少尝试,使写作出现了新面貌。如加缪的《局外人》中的“空白写作”和格诺的口语化写作。空白写作即零度的写作追求一种完全的透明,是避免介入的最好方法;而口语化写作保持了口语的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学语言的社会化。然而这种零度的写作一旦产出作品,其语言又加入到现有的文学语言之中,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也就不再是中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写作的零度只能处在作家的追求之中,写作只是一种时刻,它所创造的言语活动永远处于假想状态,“文学已经成为言语活动的乌托邦。”



参考书目
1.        Roland Barthes: Le degre zero de l’ecriture (《写作的零度》,全书共10篇:第一部分4篇,第二部分6篇),巴黎索伊出版社,1953年,1972年。
2.        巴特:《写作的零度》节译(第一部分中第1、3、4篇),林青译,王泰来校。见《符号学美学》一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巴特:《写作的零度》节译(第一部分中第1、4篇,第二部分全部),怀宇译。见《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
4.        罗等著:《法国文化史》第九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5.        法约尔:《法国文学批评史》第三编第五章,怀宇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
6.        L.-J. Calvet: Roland Barthes. 巴黎弗拉玛里翁出版社,1990年。
7.        F. Evrard et E. Tenet: Roland Barthes. 巴黎Bertrand-Lacoste 出版社,1994年。
8.        Roland Barthes: Oeuvres completes (《罗朗•巴特全集》共三卷), 巴黎索伊出版社,1993-1994年。


手机版|诗生活网 ( 粤ICP备18148997号 )

GMT+8, 2020-4-3 05:16 , Processed in 0.057564 second(s), 13 queries , Gzip On, File On.

Powered by Discuz! X3.4

Copyright © 2001-2020, Tencent Cloud.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