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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托·波拉尼奥 《荒野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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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19 16:47: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荒野侦探》:既不荒野,也无侦探


波拉尼奥的小说和博尔赫斯的作品一样带有书卷气和游戏趣味。然而波拉尼奥同时具有博尔赫斯并不具备的特质:在“后现代”的外衣之下,波拉尼奥的作品中能够读出强烈的感情和强大的气势。

1992年,一位住在西班牙的智利作家得知自己的肝病已经日趋恶化。考虑到所剩时日不多,这位已经四十岁但仍然默默无闻、一直以写诗为主的作家决定开始集中精力写小说,希望出版小说挣的钱能够改善经济拮据的家庭状况,并给孩子留下一笔遗产。于是他把自己关在巴塞罗那附近的一间屋子里,整天足不出户地写作。这位作家于2003年去世,死前他写了几百万字的小说,其中既有短小精悍之作,也有近千页的大部头。

也许他事先没有想到,自己的小说会在拉丁美洲文坛掀起一阵热浪,人们会把他和马尔克斯、略萨、科塔萨尔等文学大师相提并论,并把他称为“当今拉美文坛最重要的作家”。而在他死后,随着英译本的出版,这位作家更是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的重视和推崇,他的《荒野侦探》、《2666》等小说在欧美大受欢迎,读者和评论界喝彩声不断。据说,自从四十年前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横空出世以来,再也没有哪一位拉美作家能够折腾出如此之大的动静。

这位五十岁便离开人世的作家名叫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o)。随着长篇小说《荒野侦探》中译本的出版,中国读者也将开始熟悉这个名字。

《荒野侦探》(Los Detectives Salvajes)并不是一部侦探小说。在五百多页厚的中译本中,“侦探”一词除了标题以外几乎难以找到。误把此书当作一部刺激的通俗侦探小说来阅读的读者可能会被书中大量关于诗人、诗歌、作家和文学的内容搞没了兴趣(当然他也可能会惊喜地发现这本书里竟然有不少火辣赤裸的性描写)。《荒野侦探》写的其实是诗人和诗人的生活。小说的主人公是两位混迹墨西哥、后来又辗转于世界各地、过着流浪生活的落魄诗人。这两位诗人曾经像侦探一样寻找过一位已经销声匿迹多年的前辈诗人,而小说中间部分独特的叙事方式又会让人感觉似乎存在着一位隐形的侦探,多年以来一直在世界各地的角落里监视着这两位诗人漂泊不定的行踪。

罗贝托·波拉尼奥本人正是一位曾经漂泊不定的诗人。他于1953年生于南美的智利,1968年随父母搬家到墨西哥。波拉尼奥在青少年时期便已辍学,他迷上了文学,常从书店里偷书来读,还对左翼政治活动产生了兴趣。1975年波拉尼奥和好友桑迪耶戈在墨西哥发起了一个叫做“现实以下主义”(Infrarrealismo)的地下诗歌运动,在艺术上追求“法国超现实主义与带有墨西哥风格的达达主义的结合”,这个小团体中的诗人不但写诗、出版自己的杂志,还经常跑到他们不喜欢的作家的文学集会上去捣乱。被他们视为“敌人”的作家中包括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以及女作家卡门·波略萨(Carmen Boullosa)。1977年,波拉尼奥离开墨西哥,独自到国外漂流。他花了一年时间在法国、西班牙和北非旅行,其间在巴塞罗那短暂地定居过一段时间,此后他又到地中海沿岸的各地周游,靠打零工挣钱,洗过盘子、摘过葡萄,拾过垃圾、看管过露营地、干过码头工、还经营过小店。他利用空闲时间写诗,他的名片上写的是:“罗贝托·波拉尼奥,诗人、流浪汉”。波拉尼奥于八十年代结婚,并在一座西班牙小城定居,夫妇二人生有一子一女。

决定靠写小说养家之后,波拉尼奥开始了勤奋的写作。1996年,他的小说《美洲纳粹文学》(Literatura nazi en América)得以出版。在这部伪百科全书式的作品里,波拉尼奥虚构了一批并不存在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随后出版的小说《远方星辰》(Estrella distante)是《美洲纳粹文学》最后一章的扩写,主人公是一位纳粹诗人。1998年,《荒野侦探》的出版使波拉尼奥成为一位备受关注的作家,这部作品获得了西班牙语文学最重要的大奖“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此时波拉尼奥的身体状况已经更加恶化,但他坚持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写作,陪伴他的只有香烟和茶,他曾连续写作四十多个小时,还曾因为写小说忘记去医院接受医疗检查。他又于1999年出版了小说《护身符》(Amuleto),其主人公是在《荒野侦探》中出现过的一位自称“墨西哥诗歌之母”的女性。2000年出版的小说《智利之夜》(Nocturno de Chile)写的是一位智利的神父兼文学评论家,他做过皮诺切特独裁政府的帮凶,但他坚信自己毫无罪责。在被肝病夺去生命以前,波拉尼奥一直在写一部名为《2666》的长篇小说,这部鸿篇巨制最终并没有完成,但此书于2004年(作者去世后一年)出版后再次引起轰动。该书的西班牙语版厚达一千一百多页,小说分成五个部分,最后一部尚未写完。这部小说围绕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爱好者寻找一位失踪多年的作家的故事,将读者带到了一座杀人案不断发生的墨西哥小城。2009年,该书的英译本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家奖”。

“他们盛情邀我加入本能现实主义派。我欣然接受了。没有举行任何入会仪式。这样反倒更好。”翻开《荒野侦探》,读者读到的是一位名叫胡安·加西亚·马德罗的十七岁少年的日记。《荒野侦探》分为三个部分。在小说的第一部分(题为“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读者随这位少年诗人来到1975年的墨西哥,游荡于大学校园里的诗歌研讨班、醉鬼和诗人出没的酒吧、黄昏时灯光暗淡的街道、时常有诗人来偷书的小书店、楼上窗帘后面似乎隐藏着陌生人的大宅子……在这里,叙事者结识了一批自称“本能现实主义者”的年轻诗人,并很快成为其中一员(虽然他“其实还拿不准什么是本能现实主义”)。不难猜出,“本能现实主义”正是波拉尼奥当年创立的“现实以下主义”的化身,而这个诗歌团体的两位创始人——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分别对应于波拉尼奥的好友桑迪耶戈和波拉尼奥本人。

小说的这一部分弥漫着一种梦幻般的迷人气氛。虽然《荒野侦探》并非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波拉尼奥曾经强烈抨击魔幻现实主义及其代表作家马尔克斯),但和其他拉美作家一样,波拉尼奥善于使用平静的语言、讲故事一般的叙事方式,不动声色地给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涂抹上一层神秘感和梦幻色彩。这种梦幻气氛既来自于墨西哥本身的神奇魅力(叙事者曾写诗描绘过墨西哥“无尽的地平线”、“废弃的教堂”和“通向边界的公路上方的海市蜃楼”),也来自于少年的迷茫、躁动和奇遇(十七岁的叙事者不但遇到了行为古怪的诗人,成为某个文学团体的一员,还邂逅了“墨西哥城最放荡的女孩”,失去了处子身,从此诗歌和性成为他青春期生活的两个重要主题),这种迷人气氛更和书中描绘的活跃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那些文学青年的生活方式有关(墨西哥城“每周像鲜花般盛开着数百个作家班”,年轻的诗人们在诗歌课堂上为诗歌争论不休,然后“又走进位于布卡雷利大街上的一家酒吧,在那里畅谈诗歌,坐到很晚才分手”)。

和他仰慕的作家博尔赫斯一样,罗贝托·波拉尼奥从不掩饰自己对通俗小说的喜爱。在《荒野侦探》的第一部分,作者对色情小说的兴趣自然是一目了然,而这一部分的故事在结尾处又明显带有好莱坞动作片的特征:为了保护一位名叫鲁佩的年轻妓女,叙事者和“本能现实主义”的两位创始人——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一起,在1976年的第一个凌晨,驾驶着一辆汽车带着那位妓女向墨西哥城的北方狂奔而去,在他们身后,妓女的皮条客和他的手下驾驶着另一辆车紧追不舍……小说的第一部分写至此处戛然而止。

令人惊奇的是,在《荒野侦探》的第二部分(题为“荒野侦探”),波拉尼奥突然笔锋一转,将前一部分讲了一半、悬在半空的故事搁置不顾,固执地另起炉灶,开始了一番截然不同的叙事。

小说长长的第二部分读起来几乎不像小说,反倒更像几百页的采访记录。似乎有一位(或多位)始终身份不明的采访者(或侦探?),从1976年至1996年,花了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采访了世界各地几十位与诗人乌里塞斯·利马及阿图罗·贝拉诺有过交往的各色人士,这些受访者的谈话记录构成了小说的这一部分。这些谈话者当中既有墨西哥的老诗人、诗人的往日情人、文学杂志的编辑、“本能现实主义”的成员和他们的朋友,也有巴黎的落魄诗人、来自伦敦的漂泊者、法国的渔民、维也纳的抢劫犯、罗马的律师……从这些人各说各话、有时口径统一、有时相互矛盾的讲述当中,读者大致可以拼凑出这两位诗人从七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行踪——出于某种不详的原因,他们远离墨西哥,在异国他乡过着波西米亚式的流浪生活。他们各自辗转于法国、西班牙、以色列等国,经常靠打零工过活,时常居无定所,始终飘零落魄,随着青春的消逝,他们与诗歌渐行渐远。

热衷于看故事的读者可能会抱怨小说的这一部分缺少情节、琐碎乏味。可是,耐心读完之后,你不得不佩服波拉尼奥可以变换出如此众多声音的能力。而且,在这些碎片式的讲述中,读者不难发现离奇、有趣、感人,甚至幽默的故事(最滑稽的一段可能是贝拉诺找一位西班牙评论家决斗的故事:贝拉诺坚信这位文学评论家将会批评他还未上市的新作,虽然对方当时还不知道那本书的存在,他还是愤怒地要求和评论家决斗)。然而,小说第二部分给人的整体感觉是哀伤的。如果说本书第一部分描写的是一群年轻诗人在诗歌梦中的纵情狂欢,那么第二部分写的就是梦的逐渐褪色和青春的最终老去。而这个变化过程是缓慢而不知不觉的。几百张书页被翻过之后,读者发现当年的诗人们已经锐气全无,“本能现实主义”也已几乎被人遗忘。波拉尼奥曾经说过:“《荒野侦探》是写给我那一代人的一封情书。”

小说第二部分的谈话记录基本上按时间顺序排列,从1976年直至1996年。其中唯一的例外是一段发生于1976年的访谈,小说不断地回到这段长长的访谈中来。从这段回忆中读者得知:在1975年左右,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一直像侦探一样在寻找一位失踪多年、名叫塞萨雷亚·蒂纳赫罗、被认为是“本能现实主义者之母”的前辈女诗人。奇怪的是,几乎没有人读过这位女诗人写的诗。当他们终于从一本早期文学刊物中读到她留下的唯一作品时,他们发现那首诗竟然没有文字,完全由几幅图画构成。利马和贝拉诺最终打探出蒂纳赫罗可能隐居在索诺拉沙漠,于是他们计划去沙漠中寻找那位女诗人。这时读者可以明白:在小说第一部分的结尾,那辆载着诗人和妓女的汽车正是向索诺拉沙漠开去。

在被搁置了厚厚的数百页之后,《荒野侦探》第一部分没有讲完的故事终于在题为“索诺拉沙漠”的第三部分得以继续讲述。故事重返1976年,小说的叙事形式又回到了十七岁诗人胡安·加西亚·马德罗的日记。小说这一部分的情节发展迅速:诗人马德罗、利马、贝拉诺和妓女鲁佩在索诺拉沙漠躲避皮条客的追踪,同时寻找隐居的前辈女诗人蒂纳赫罗。女诗人终于被找到,但追踪者也尾随而至,于是一场枪战在所难免,而故事的结局充满荒诞色彩。

除了奇异的结构,《荒野侦探》还有很多“后现代小说”的特征。小说的出场人物中除了大量的虚构角色,还包括一些真实存在的人物(例如著名的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在这部小说中他曾经面临被“本能现实主义”者绑架的危险);这部小说中提及的作家和文学作品数不胜数(书中有一个章节包括大约三页纸的作家名单);波拉尼奥还在这部小说中安插了一些对生僻文学名词的解释,甚至“脑筋急转弯”式的画谜。而整部小说就是以一幅画谜结尾的,谜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图案,至于谜底是什么,也许没有人能够猜到。

身为拉美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对“魔幻现实主义”不屑一顾,他还批评过很多位著名的拉美作家。他讥笑马尔克斯“过分热衷于结交总统和大主教”,称略萨和马尔克斯一样是个“马屁精”;称伊莎贝尔·阿连德是“三流作家”,其作品“不是庸俗就是差劲儿”。同时,波拉尼奥承认自己受到过胡利奥·科塔萨尔的影响,并且非常推崇博尔赫斯。事实上,波拉尼奥的小说和博尔赫斯的作品一样带有书卷气和游戏趣味(他曾改写过博尔赫斯的一篇小说,而虚拟百科全书《美洲纳粹文学》明显带有博尔赫斯的气质)。不同于“魔幻现实主义”派的拉美作家,波拉尼奥并不热衷于家族史、拉美政治等史诗性的题材,他笔下的人物类型很窄,主要集中于当代知识分子。在文字风格方面,波拉尼奥很少使用铺张的文字进行场景和意识流描写,他更喜欢使用接近口语的、讲故事似的叙事方式——这一点又和博尔赫斯很相似。然而波拉尼奥同时具有博尔赫斯并不具备的特质:在“后现代”的外衣之下,波拉尼奥的作品中能够读出强烈的感情和强大的气势;而且,放荡不羁、漂流四方、英才早逝的传奇经历使得这位作家身上闪烁着一种强烈的个人魅力。当我想象博尔赫斯,我的眼前是一位在图书馆里优雅地踱步的老年学者;当我想象波拉尼奥,我看到的是一位留着披肩长发和凌乱的小胡子、身穿破旧的山羊皮夹克、眯着眼睛站在墨西哥城某个偏僻的酒吧门口独自抽烟的身影单薄的男子。

这个单薄的身影已经离我们而去,在他身后留下了十部小说、三本短篇小说集和大量的诗歌。当读者翻开这些作品的书页,他们会发现:拉美文学图景从此不再一样。

                                   ———2009年08月10日 09:40《东方早报》


 楼主| 发表于 2012-10-19 16:59:0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

11月2日

他们盛情邀我加入本能现实主义派。我欣然接受了。没有举行任何入会仪式。这样反倒更好。

11月3日

我其实还拿不准什么是本能现实主义。我今年十七岁,名叫胡安?加西亚?马德罗,是法学院一年级的新生。我本想专修文学,可叔叔坚持要我学法律,最后我只好顺从他了。我是个孤儿,有朝一日我要当一名律师,我把这个壮志告诉叔叔和婶婶后独自关在屋里哭了一个通宵,总之肯定哭了很长时间。接着,在貌似熄灭了那份激情之后,我开始去法学院那些庄严的厅堂上课了。可是,一个月之后,我又在文学系选修了胡里奥?塞萨尔?阿拉莫开的诗歌研讨班。我在这个班上邂逅了那伙本能现实主义者,或曰本能的现实主义者甚至肺腑现实主义者,他们有时喜欢这样来自称。那时我已经去诗歌班上了四堂课,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然我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因为必然会有点事的:我们朗读自己写的诗歌,阿拉莫不是大加赞赏就是撕得粉碎,全由他的兴致说了算。某人读完一首诗,阿拉莫评论一番,另外一个人再读一首,阿拉莫又评论一番。有时阿拉莫不耐烦了就请我们(还没有读过诗的人)来评论,于是我们就评论一番,他来读。

这倒不失为一种避免拉帮结派的理想手段,否则大伙的情谊就会走样,埋下怨恨的种子。

我不能说阿拉莫是个称职的评论家,尽管他口口声声谈的全是文学评论。其实,我想他纯粹是为谈论而谈论。他可能懂什么叫迂回法。虽然谈不上精通,但毕竟懂点吧。不过五音步诗(人人皆知这是古诗格律中有五个韵脚的诗体)他可就不懂了,他同样不懂什么是nicharchean(类似一种包含十一音节的诗句phalaecean)、什么是tetrastich四行诗。我怎么知道他不懂的呢?因为在第一堂课上我提问时就犯了傻。我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在墨西哥只有一个诗人对这种东西烂熟于心,他就是奥克塔维奥?帕斯(我们伟大的对手),其他人全都不甚了了,至少当我加入本能现实主义派,他们把我当自己人拥抱后,没过几分钟乌里塞斯?利马就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很快就明白了,向阿拉莫提这些问题透露出我有何等鲁莽。最初我以为他在欣赏地微笑。后来才琢磨出那压根就是蔑视。墨西哥诗人(我想诗人普遍如此吧)都痛恨暴露自己的无知。可我不依不饶,第二次讨论课上撕了几首诗后,我问阿拉莫知不知道rispetto[1]Rispetto既指一种意大利托斯卡纳民间诗歌格式,同时又有“尊重”的意思。——编者注,下同[1]阿拉莫以为我是在祈求对自己诗歌的尊重,开始滔滔不绝地大谈客观批评(算是换个话题),说这是每个年轻诗人必须逾越的雷区,可我打断他,申明在我短暂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尊重自己那些还很粗陋的作品,然后再次把刚才提的问题抛向他,希望这回尽可能阐述得更清楚一点。

“不要向我提这种垃圾问题。”阿拉莫说。

“教授,rispetto是一种抒情诗,既要显得浪漫又必须精确,有点像诗乐曲,共有六行或者八行含十一个音节的诗句,前四行采用serventesio[2]类似八行诗体前四句的格式,押韵方式为ABAB。[2]的形式,后几行由押韵的联句构成。例如……”我打算给他举一两个例子,阿拉莫跳起来打断我的话。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些模糊(虽然我记忆力不错):我记得阿拉莫和班上另外四五个学员放声大笑,我想他们大概是在嘲笑我吧。

换了其他任何人肯定会从此别过不再来上课了,虽然记忆如此令人不快(或是心情不好不愿记住此事,这至少跟把发生过的事悉数记住同样悲惨),过了一星期,我照常准时现身诗歌班的课堂。

我认为是命运把我带回去的。这是我上的阿拉莫的第五堂课(不过极有可能是第八或第九堂课,因为近来我发觉时间可以随意伸缩),某种紧张感,那种悲剧的交流电,在空气中伸手可触,可是谁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从一开始,我们全体学员,最初选修这门课的七个学徒诗人就都来上课。这种情况在其他任何讨论课上都不曾有过。我们都感到有点紧张不安。连阿拉莫也不像往常那样气定神闲。那一刻,我想到也许大学出什么大事了,也许发生了一场我暂时还没有听到的校园枪击案,也许发生了一场意外的罢课运动,也许系主任被暗杀了,也许他们绑架了某位哲学教授。当然,这些都属于不实的测猜,压根就没有紧张的缘由。没有任何客观上的理由。不过诗歌(真正的诗歌)恰恰就像这样:你能感觉到它,你能感觉到它就在空气中,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某些高度敏感的动物(如蛇、蠕虫、耗子和个别鸟儿)能觉察出地震的兆头。后来发生的事情一团模糊,不过我打算冒陈词滥调的风险,想说那有点妙不可言。两个本能现实主义诗人走进教室,阿拉莫心有不甘地作了番介绍,其实他跟其中一位只是泛泛之交,对另外一位仅仅知道点名气,或者仅仅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或者只是听别人说起过,可他仍然向我们作了介绍。

我不清楚他们怎么会上这儿来。这次拜会显然满怀敌意,但又带点宣传和劝诱改宗的意思。起初这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还很矜持,阿拉莫试图装得彬彬有礼同时又略带讽刺意味,要等着瞧下面的戏。两位陌生人的羞怯倒是怂恿他开始松弛下来,半小时后课堂氛围恢复常态,就在这时战斗打响了。本能现实主义者对阿拉莫的批评体系发出质疑,他回应称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是半吊子的超现实主义者和伪马克思主义者。班里居然有五个学员支持他,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支持他,除了我和一个瘦骨嶙峋的孩子,这个孩子总是怀揣一本刘易斯?卡罗尔[1]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英国作家、数学家、逻辑学家、摄影家,以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漫游奇境》闻名于世。[1]的书,从不发言。说真的我颇感惊讶,因为那几个毅然支持阿拉莫的学生被他批评得最为严厉,现在却纷纷现身成了最大的支持者。这时我决定给批评声浪加点力道,指责阿拉莫连rispetto都不懂,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极其大度地坦承他们也不懂,不过我的意见让他们觉得非常切中要害。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其中一个问我多大了,我说十七岁,然后又试图全面介绍什么是rispetto。阿拉莫恼羞成怒,同学都说我太书生气了(其中一个还管我叫书呆子);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给我帮腔,我忽然冲动地质问阿拉莫和全班同学,谁起码还记得什么是nicharchean和tetrastich四行诗。没一个人回答我。

出乎我的意料,这场争执并没有招致全面围剿。我得承认,我很欣赏这点。虽然有学员扬言有朝一日要揍乌里塞斯?利马,最后也不了了之,我是说,没有挑起什么暴力事端,不过,我回应威胁(我要再次重申,这个威胁并非冲我而来)放话说谁要逞能,出去随便挑个日子在校园随时、随地跟我决一雌雄。

那堂课结束得有点令人不可思议。阿拉莫向乌里塞斯?利马发出挑战,要求他读一首自己写的诗。利马正巴不得呢。他从夹克口袋取出几张脏兮兮、皱巴巴的纸来。噢,别这样,我心想,这傻瓜正大步踏入他们设好的陷阱。我想,为了不直面这伤心至极的尴尬,我应该闭上双眼才是。这里时而吟诗赋词,时而硬拳相加。以我之见,这回应该是后者了。不过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闭上了双眼,这时听到利马清了清嗓子,然后又听到片刻令人不安的沉默(真的能否听到这种东西,我表示怀疑)降落在他四周,我终于听到他的声音了,开始朗读我平生听到的最好的诗歌。后来,阿图罗?贝拉诺站起来说他们正在寻找志愿为本能现实主义者办的杂志做点事的诗人。本来在座的个个都巴不得想干这份志愿差使,经历了这场冲突后这帮人感觉都像绵羊似的,谁都只字不提了。上完课后(比平常结束得晚点),我跟利马和贝拉诺去了公共汽车站。时间已经太晚。街上车辆寥寥无几,我们决定叫一辆小包车去雷福马大街,到了那儿后我们又走进位于布卡雷利大街上的一家酒吧,在那里畅谈诗歌,坐到很晚才分手。

我还是没有真正闹明白。这个圈子的名称说来简直像在开玩笑。可是,它又显得极为真诚。我想,多年以前,墨西哥有个先锋派组织也叫本能现实主义者,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作家、画家、新闻记者还是革命家。他们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或者30年代,我对此不是很清楚。我肯定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圈子,主要是我的文学知识实在太贫乏了(这个世界上出版的每一本书都有待我去阅读)。据阿图罗?贝拉诺说,那拨本能现实主义者后来在索诺拉大沙漠里销声匿迹。贝拉诺和利马还提到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或者蒂纳哈的诗人,我记不清了(我想那时我正冲服务员喊给我们上些啤酒来),还谈到洛特雷阿蒙[1]洛特雷阿蒙(Lautre′amont,本名Isidore Lucien Ducasse,1846—1870),出生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在法国南方的塔布和波城完成中学学业,然后开始文学创作,生前默默无名,年仅二十四岁即去世。他留下的文字除了长篇散文诗《马尔多罗之歌》外,就只有两册题为《诗一》和《诗二》的片段以及几封短信,但他却被公认为现代诗乃至现代文学的最主要先驱之一。[1]的《诗集》,以及书里提到的某些东西跟那个叫蒂纳赫罗的女人有关。后来,利马提出一个颇为费解的主张。他说,当代本能现实主义者是在往回退。你所谓的回退是什么意思呢?我问。

“回退就是盯住远方的某个点,同时逐渐远离这个点,径直朝不可知的方向走去。”

我说这种行走方式听上去似乎挺不错。其实我压根就没有闹明白他在说什么。你要是仔细想想,这完全是无路可走。

随后又来了几个诗人。有些是本能现实主义者,有些不是。这里完全变成了诗人们的喧嚣之地。我开始还担心贝拉诺和利马跟每个凑到我们这张桌的怪胎说话,忙忙碌碌得全然忘了我的存在,可是天快亮的时候,他们邀请我入伙。他们没有说什么“圈子”或者“运动”,而是声称“伙”。我喜欢这点。我说,那好吧。一切就这么简单。贝拉诺握着我的手说,从现在起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了,然后我们又唱了一首老情歌。整个过程就是这样。这首歌的内容跟北方那些消失的小镇和一个女人的眼睛有关。出去呕吐之前,我问他们,歌里说的眼睛是不是塞萨雷亚的眼睛。贝拉诺和利马盯着我说看来我已经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者了,我们几个联合起来必将改变拉丁美洲的诗歌现状。早晨六点钟时我又叫了一辆小包车,这次是我一人坐了,我回到林达韦斯塔区的住处。今天我没有去上课。我一整天都待在自己屋里写诗。

11月4日

我又去了一趟布卡雷利大街上的那家酒吧,可是本能现实主义者们始终没有露面。我用阅读和写东西来消磨等待他们的时间。那几位常客,一群沉默无语、凶神恶煞般的醉鬼,一刻都没有把目光从我身上拿掉。

等待四个钟头换取的最终成果如下:四杯啤酒、四杯龙舌兰、一盘没有吃完的玉米饼沙拉(有一半废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阿拉莫的最新诗集(买这本书纯粹是为了跟新认识的朋友嘲笑他),外加用乌里塞斯?利马的风格或者毋宁说用我读过或者其实是听说过的某首诗的风格写成的七首诗。第一首写了玉米饼沙拉,我说这东西闻上去散发出阵阵坟墓的味道。第二首写的是大学:我看见它屹立在废墟中。第三首还是写大学(我在一群僵尸中赤身裸体地奔跑)。第四首写了墨西哥城上空的月亮。第五首写一名已经过世的歌手。第六首写到一个生活在查普特派克下水道的秘密群落。第七首写一本丢失的书和友谊。这就是全部的成果,外加肉体和心灵的孤独感。

有两个醉鬼试图骚扰我,也许是年轻的缘故,我尚能把持住自己。有个女招待(我认出她胸卡上的名字是布里吉达,她说记得前天晚上我跟贝拉诺和利马在一起)总是喜欢抚摸我的头发。她去另一桌招呼客人时会不经意地抚摸一下我的头发。

后来她跟我一起坐了会儿,旁敲侧击说我的头发太长了。她人倒是挺不错,但我决定最好还是别搭理。凌晨三点钟时我决定回家。仍然没有本能现实主义者们的踪影。我还有望再见到他们吗?

11月5日

没有朋友们的任何消息。我已经连续两天没去听课。我打算不去阿拉莫的诗歌班了。今天下午我又来到英克鲁西亚达(布卡雷利街上的那家酒吧),但还是不见本能现实主义者们的踪迹。有意思的是,这种地方下午跟晚上甚至和上午的样子相比差距非常大。你会以为它是完全不同的酒吧。今天下午这里似乎比本来的样子还要肮脏些。那伙夜间出没的恐怖人物还没有出场,其余的顾客——我不知道如何来描述——更加鬼鬼祟祟,倒没有那么神秘兮兮,要安静得多。有三个办公室低级职员,没准是公务员呢,已经喝得酩酊大醉。还有一个街头小贩,卖掉海龟蛋后身靠空篮在那儿站着。还有两个高中生,一个灰头发的男子坐在桌边吃着熟鸡块。几位女招待也变了样儿换了人。我并不认识今天当班的三个招待,可其中一位径直走到我跟前说:你一定是那位诗人了。我立刻羞红了脸。不过我得承认,我还是觉得非常受用。

“没错,我是诗人,可你怎么知道的?”

“布里吉达跟我说起过你。”

布里吉达,那个女招待!

“她跟您说什么了?”我问,现在还不适合用显得过于随便的“你”来称呼她。

“说你写了不少很棒的诗。”

“她不可能知道。她可没读过我的任何作品。”我说,脸色略微涨红,但对话锋的转变却越来越满意。我想布里吉达没准读过我几首诗——肯定是从我身后偷偷看的!我不怎么喜欢这种行径。

那位女招待(名叫罗萨里奥)求我帮她一个忙。我本应说“那得看是什么忙”,这是叔叔教我的(真是煞费苦心),可我不是那种人。可以,我说,什么忙?

“我希望你能给我写一首诗。”她说。“没问题,我最近几天就给你写出来。”我说,首次用“你”来称呼她,最后咬牙又要了杯龙舌兰。

“我来请你吧,”她说,“不过我要你现在就写。”

我试图解释诗可不能这样当场一挥而就。

“你急什么呀?”

她解释得含糊不清,好像是给瓜达卢佩圣母许了个什么愿,事关某人健康,这个亲人非常可爱、很让人疼念,失踪后又回来了。不过一首诗跟这种事情有什么瓜葛呢?我想起自己喝了那么多酒,几个小时过去了仍然颗粒未进。我琢磨酒精和饥饿是不是果真让我从现实中游离出来了。我又心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但我从不把自己的生活押在这上头)的话,真是太巧了:本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一项基本教条就是顷刻间从某种现实游离出来。这时,酒吧已空空荡荡,另外两个女招待慢慢汇拢到我的桌边,我就这样被她们围住了,那处境貌似(其实也如此)天真无邪,但不知情的旁观者——如警察——也许却不这么看:一个学生坐在几位环立身边的女人中间,其中一个女人用臀部的右侧蹭着他的左臂,另外两个女人的大腿挨在桌边(绝对会在腿上留下印迹),几个人在举行一场烂漫的文学对话活动,然而你若从门口那个角度观察,好像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那场面酷似一个皮条客在讨价还价,又如一个欲火中烧的学生在极力推挡着诱奸。

我决定趁着还能办到的时候离开酒吧,我抖擞起全身的劲头站起来。我付完账,又代问了布里吉达好,然后就走了。步出酒吧来到外面时,阳光已经令人目眩神迷。

11月6日

今天又逃课了。我起了个大早,搭了辆国立自治大学的校车,不过我提前一站就下了,早晨余下的时间我都在城里到处晃悠。我先走进索塔诺书店,买了一本皮埃尔?娄斯[1]皮埃尔?娄斯(Pierre Louys,1870—1925),法国诗人、小说家。著有《比利提斯之歌》(Les chansons de Bilitis)。[1]的书,然后又穿过华雷斯街买了份汉堡,最后在阿拉米达饭店的一张条椅上边读边吃。读娄斯小说的时候又盯着插图,我那东西硬得不可开交。我想站起来换个地方,可是里面那家伙都成那种态势了,休想不招人眼目还能满大街地招摇过市,从身边经过的目击者和普通路人都会觉得你太恶心。我只好又坐下来,把书合上,擦掉落在夹克和裤子上的面包屑。我观察了很长时间那个我认为是只松鼠的东西,这家伙鬼鬼祟祟地从一棵树的枝丫上越爬过去。十分钟(大约)后,我才意识到那压根就不是什么松鼠——原来是只老鼠,而且是只硕鼠!这一发现让我心里难过得要命。我坐在那里,还是不能动,大约十二码以远,有一只饥肠辘辘、扫荡食物的老鼠,紧紧贴在树枝上搜寻鸟蛋或者被风刮起扬到树梢(不太可能)的面包屑或者不管什么东西,我痛苦得简直要窒息了,同时又觉得特恶心。趁着还没有呕吐出来,我起身拔腿就跑。蹦蹦跳跳欢快地跑了五分钟,勃起来的那股劲总算下去了。

我在科拉逊街上(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一个街区之遥)观看了一场足球比赛,打发掉那个黄昏。踢足球的那伙人都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不过“朋友”一词用在这儿太重了点。他们多半还在读高中,但也有人已离开学校跟着父母打工了,还有的压根就在浑浑噩噩地消磨时光。我上大学后,我们之间的那道鸿沟骤然加深,现在我们仿佛是来自完全不同的星球。我问他们我能不能加进来一起玩会儿。科拉逊街上的路灯光线不佳,你几乎看不清球跑到哪儿了。而且,每隔片刻就会有一辆小轿车经过,我们只好又停下来。我被踢倒两次,脸上还被球砸过一次。歇了吧。我还是再读会儿皮埃尔?娄斯的小说,然后熄灯睡觉。

11月7日

墨西哥城住着一千四百万人。我怕永远见不到本能现实主义者们了。我也不想再回大学和阿拉莫的诗歌班上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叔婶讲这件事。我读完了娄斯的那本《阿弗洛狄忒》,现在又开始读已故墨西哥诗人的作品,他们都是我未来的同事。

11月8日

我发现了一首很棒的诗。可是,在我们所有的文学课堂上,都没有人提到过这位叫埃弗伦?雷沃列多[1]埃弗伦?雷沃列多(Efre′n Rebolledo,1877—1929),墨西哥诗人。[1]的作者。我不妨把他的诗抄录如下:

《吸血鬼》

你那幽黑阴郁的毛发旋卷着

像激流般从雪白的身上漫过

在那道幽暗和卷曲的洪流上

我撒播着炽烈的玫瑰之吻。

当我解开那紧绷的扣眼

感觉一丝冰冷的哆嗦

从你的手上掠过

一阵剧烈的战栗流遍我的全身

扎进我的骨髓深处。

听到我撕心裂肺般的叹息

你那双迷离和傲慢的眼睛

像星星般闪烁着。

如饥似渴的你

跟我一样痛苦不堪

披着无可慰藉的黑色吸血鬼的形式

吸吮着我燃烧的鲜血。

我第一次读这首诗时(几个小时前),情不自禁地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手淫,同时一遍、两遍、三遍乃至十遍、十五遍地吟诵着这首诗,幻想女招待罗萨里奥全身趴在我上面,请我给她那位失踪了很久的亲爱的家人写一首诗,或者恳求我用那像心脏般跳动的家伙在床上狠狠地操她。

现在我办完了这件事,这才腾出工夫来琢磨这首诗。

我想,“幽黑阴郁的毛发”意义毋庸置疑。第二节的第一句同样并非实指:“当我解开那紧绷的扣眼”,它可能指“幽黑阴郁的毛发”,而且是指把它们揪起来,或者一条一条地捋开,然而“解开”这个动词可能还暗藏着别的含义。

“紧绷的扣眼”的含义也非常晦涩。它难道是指卷曲的阴毛,吸血鬼卷曲的长发,或者人体的洞眼吗——而且是复数?莫非这个人想鸡奸她?我觉得皮埃尔的小说大概还在神出鬼没地蛊惑着我。


 楼主| 发表于 2012-10-19 17:03:10 | 显示全部楼层
11月9日

我决定再赴英克鲁西亚达酒吧看看,我并不是想去找本能现实主义者们,而是想看看罗萨里奥。我已经给她写了几行诗。我描写了她的眼睛和墨西哥无尽的地平线,写了废弃的教堂和通向边界的公路上方的海市蜃楼。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罗萨里奥是韦拉克鲁斯或者塔瓦斯科人,甚至可能是尤卡坦人。没准她提起过,但也可能是我胡思乱想虚构出来的。或许酒吧的名字把我搞糊涂了,罗萨里奥根本就不是韦拉克鲁斯或者尤卡坦人。说不定她就是墨西哥城人呢。我觉得营造一些让人联想到她故乡斜对面(权且假设她是韦拉克鲁斯人,而这似乎越来越不可能)那片大地的诗意会显得更加生气勃勃,至少我希望如此。接下来就比较好发挥了。

今天早晨,我在城里四处游荡,同时思索着自己的人生。未来不见得绝对光明,尤其是我若继续逃课的话。但真正让我忧心忡忡的还是性启蒙。我不可能一辈子都靠手淫度日吧。(同样让我忧心的还有诗歌教育,但一次只能解决一件事情。)罗萨里奥有男朋友了吗?如果真有了男朋友,他要是嫉妒和发起狂来怎么办?她还很年轻,不可能结婚,但也说不准。我觉得她喜欢我,这点是相当清楚的。

11月10日

我终于又看到本能现实主义者了。罗萨里奥就是韦拉克鲁斯人。他们全都给我留了通讯地址,我也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所有的人。他们经常在布卡雷利街的基多咖啡店聚会,就是英克鲁西亚达酒吧稍微过去点的那家,有时也在康德萨区玛丽亚?芬特家或者科约阿坎区的画家卡塔丽娜?奥哈拉家聚会。(玛丽亚?芬特、卡塔丽娜?奥哈拉,这些名字太有刺激性了——可是会令人联想到什么呢?)

此后一切都来得美妙极了,不过差点以悲剧告终。

经过是这样的:八点钟我就到了英克鲁西亚达酒吧。酒吧里拥挤不堪,那群人十分古怪、可怕。在一个角落还真有盲人拉着手风琴唱歌呢。我不停地用胳膊肘开路挤进在酒吧里看到的第一片空地。罗萨里奥没有在那里。我问吧台后面那个姑娘罗萨里奥在哪儿,她那样子似乎在说我问得有点轻浮又自以为是。可她仍然面带微笑,仿佛并不觉得有多糟糕。说真的,我不知道她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后来我又问罗萨里奥是哪儿人,她说是韦拉克鲁斯人。我又问她本人是哪儿的。这儿的,就是墨西哥城人,她说。你呢?我是索诺拉的牛仔,我说。我也纳闷为什么此话竟脱口而出。在真实生活中我可从来没有去过索诺拉。她大笑起来,我们本来可以聊好一阵的,可她得去桌边招待客人了。不过,布里吉达就在那里。我喝第二杯龙舌兰时她走过来,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布里吉达是个看上去眉头紧蹙、表情忧郁、心烦意乱的女人。她跟我记忆中的样子有些许不同,但上次我是喝醉了,这次没有。布里吉达,我说,怎么样啊,好久不见了。我试图展现得貌似友善,甚至兴高采烈。尽管我自己都说不上内心是否真的有那种感觉。布里吉达抓住我的手贴到胸口,这个举动吓了我一跳,我的第一反应是赶紧离开酒吧,甚至飞快地逃离,但我还是强忍住了。

“感觉到了吗?”她说。

“什么?”

“我的心啊,傻瓜,你感觉不出它在跳动吗?”

我用指尖恣意探索着那片私属领地:布里吉达的亚麻布上衣和她的乳房,胸罩好像太小了兜不住乳房。可是心跳的声音却杳无踪迹。

“我什么也没感觉到啊。”我面带一丝微笑说。

“我的心,笨蛋,你难道听不见它在跳动,难道感觉不出它在慢慢地碎掉吗?”

“对不起,我什么都没听着。”

“你还指望用手听到什么啊,傻瓜,我只是问你摸到什么没有。你不是在用手指摸索吗?”

“说真的……没有。”

“你的手冷冰冰的,”布里吉达说,“多漂亮的手指啊。我敢说你绝对用不着干活。”

我感觉有人在观察、审视,目光像钻子般扎进来。吧台旁边那些可怕的醉鬼对布里吉达最后那句话听得饶有兴致。我不想正面冒犯他们,大声说她错了,我肯定需要打工给自己挣学费。这时布里吉达抓住我的手,好像要给我看手相。我的兴趣立刻上来,忘了潜在的旁观者。

“别那么谨小慎微的,”她说,“你没有必要跟我撒谎,我什么都知道。你家里很富有,而且娇生惯养。不过你很有野心。而且运气不错。你会随心所欲走得很远。不过,我看出了你要迷几次路,可那完全是你自己的过错,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无论顺利还是背运的时候,你都需要一个女孩的支持。我说错了么?”

“不,太妙了,继续说,继续。”

“不能在这儿说,”布里吉达说,“没有理由让这些吵吵嚷嚷的杂种听到你的运程,这儿行吗?”

我第一次大胆地环顾了一下周围。那四五个可怕的醉鬼还在捕捉着布里吉达的片言只语,其中一个甚至带着别扭的紧张感盯着我的手,好像那手是他自己的。我朝所有的人微笑着,不想招惹他们,只想设法让他们知道这跟我毫无关系。布里吉达掐了一下我的手背。她的眼睛里燃着熊熊烈火,好像马上就要打一架或者泪水夺眶而出。

“我们不能在这儿聊,跟我来吧。”

我看见她冲一个女招待轻轻嘘了一声,然后朝我点点头。酒吧里人已经满满当当,烟雾和那个盲人的手风琴乐声从常客们的头顶升起。我看了一下钟表。差不多快十二点了。时间在飞逝,我心想。

我跟着她往前走去。

我们走进一个狭长的储藏室,里面堆满了装瓶子的纸箱和清洁用品(除臭剂、笤帚、漂白粉、一把橡皮扫帚、一堆橡皮手套)。房间深处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布里吉达拉着我向其中一把椅子走去。我坐了下来。那是一张圆桌,桌面上布满了沟沟槽槽和各种名字,大部分已模糊难辨。女招待还站着,离我还不到一寸,像个女神或者捕食鸟般警惕地观察着四周。也许她在等我请她就座。在她的羞怯的感动下,我开口了。让我惊讶的是,她直接坐到我的膝盖上。这情景让人有些不舒服,但片刻后我就恐怖地意识到,我的本能,让我的理智和灵魂出窍的本能,乃至我最无耻的欲望,已经让我的那家伙硬得难以掩藏了。布里吉达肯定注意到我的窘态了,因为她站起来,居高临下地打量了我一番后要给我做口活儿。

“什么……”我说。

“用嘴做,想让我帮你吗?”

我茫然地盯着她,但是,真相就像一个孤独亢奋的泳者,在我无知的黑暗海洋中缓缓地迎头前进。她反盯着我。她的眼神既坚决又柔和。她身上有种东西让我觉得她与我此前认识的所有的人完全不同:她永远(无论你人在何处,身在何境,无论正在发生什么)都在拿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你。此刻,我想,谁也抵挡不了布里吉达的凝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

“宝贝,我是说想吸吮你的那家伙。”

我没有工夫回答,那也许是最佳的选择了。布里吉达的目光盯着我,接着她跪下,解开我的裤子……与此同时,她还用右手在我的下腹、肚子和胸脯上游走,以很有规律的间歇性节奏抽打着我,折腾得我遍体伤痕。这种痛苦或许有助于我体验到更微妙的快感,同时又抑制住高潮的到来。布里吉达频频把目光从正在干的活上升起来,不肯放下我的那家伙,然后探索着我的眼睛。后来我索性闭上双眼,随意默诵着《吸血鬼》里的句子。当我回忆这次意外插曲时,发现自己背诵的压根就不是《吸血鬼》里的句子,而是一种毫不神圣的混合品,包括出处各异的诗歌、叔叔的教诲、童年时的记忆、青春期所挚爱的女演员们的脸蛋(例如安格丽卡?玛丽亚脸庞的黑白影像),那完全是一场由连续画面形成的龙卷风。起初,我还想躲避她的抽打,意识到自己的努力纯属徒劳后,我把手伸向她的头发(染成一种明亮的栗色,据我观察并不洁净)和耳朵,那两只耳朵有些小,肉乎乎的,但却僵硬得有点不自然,好像根本就不是血与肉做的,完全是软骨和塑料合成,甚至连这种材料都不是:差不多像锻过的金属,用于制作耳朵上挂着的那两枚巨大假银环的材料。

接近尾声时,为了抑制住不要叫喊出来,我抬起拳头朝沿着储藏室墙壁悄悄爬行的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挥舞着,这时门忽然开了(静悄悄地),有个女招待露了下脑袋,唇间发出一声简短的警告:

“当心!”

布里吉达立刻打住嘴里的活。她站起来,眼神极其痛苦地盯着我,然后抓住夹克拽着我向我一直没注意到的一扇门走去。

“再见了,宝贝。”她把我推出那道门时说,喉音比平常浓重了许多。

我恍惚中发现自己来到酒吧的卫生间,那是一个阴暗的长方形空间。我踉跄了几步,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还一头雾水。闻到一股消过毒的味道,地板湿漉漉的,个别地方还被冲洗过。灯光暗淡到几乎没有。在两个破裂的池槽之间,我看到一面镜子,我左顾右盼地瞧了瞧自己。水银镜里出现了一条人影,顿时吓得我毛骨悚然。我小心避开地上的一摊水,不敢出声,这时才注意到那水是从一个格子间里流出来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再次回过头望着镜子。镜子照出一个黑红色的细长人脸,胡子上沾满汗水。我往后一趔趄,差点摔倒在地。还有人在格子间里。我听到他的咕哝声,好像在咒骂。我想可能是个熟客。这时有人喊了我的名字:

“诗人加西亚?马德罗。”

我看见便池旁有两个人影。他们笼罩在一团烟雾中。两个同性恋,我想。两个同性恋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

“诗人加西亚?马德罗,靠过来点,伙计。”

尽管逻辑和谨慎催促我快点找到门口,然后毫不迟疑地离开酒吧,我还是朝烟雾的方向走了两步。两双明晃晃的眼睛正盯着我,像狂风中豺狼的眼睛(承蒙诗歌的惠允:我还从未见过狼,但见过狂风,而且风其实不会随着罩住两个陌生人的烟雾移动)。我听到他们发出大笑。哈哈哈哈。有股杜松子酒的味道。我这才放松了。

“诗人加西亚?马德罗,你的家伙还亮在外面呢。”

“什么?”

“哈哈哈。”

“你的家伙……它还亮在外面。”

我摸了摸裤子拉链。还果真如此。我一下子羞愧难当,还真给忘了塞回去。我脸色涨得通红,心想骂他们操自个玩儿去,但最后还是忍住了,收拾好裤子,朝他们迈近一步。他们的模样看着挺熟悉,我试图穿透表面的黑暗破译出那两张脸上的密码,但没成功。

接着,先是一只手,然后又是一条胳膊,从缭绕在他们周围的烟雾团中露出来。那只手递给我一根大麻烟把儿。

“我不吸烟。”我说。

“这是大麻,诗人加西亚?马德罗。阿卡普尔科极品。”

我摇摇脑袋。

“不喜欢。”我说。

隔壁房间传来的一阵吵嚷声让我吃了一惊。有人抬高嗓门。男人的声音。这时又听到尖叫。女人的声音。布里吉达。我敢肯定是酒吧老板在揍她。我想过去保护她,可事实上我对布里吉达还没那么一往情深(其实我压根就不在乎她)。正当我回头朝门口走去时,那两个陌生人的手一把抓住我。这时我才看清他们的脸从烟雾中露出来。居然是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

我释然地出了口气,几乎要爆发出欢呼。我说我已经找了他们好几天。我又想过去帮帮那个喊叫的女人,可他们拦住我。

“别自找麻烦,那两个人经常这样干。”贝拉诺说。

“谁啊?”

“女招待和她的老板。”

“可老板在揍那女人啊。”我说。这会儿抽打声来得更响亮了。“我们可不能让他揍人呀。”

“噢,加西亚?马德罗,不愧是个诗人。”乌里塞斯?利马说。

“你说的没错,我们‘不能’让他揍人,”贝拉诺说,“可事情并不总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相信我。”

他们显然对酒吧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我还想问几件事,可不想显得过于轻率。

我从卫生间走出来,酒吧里的灯光猛然间刺疼了我的眼睛。每个人说话时都声嘶力竭。有人在和着那个盲人的乐曲跳舞,那是波莱罗风格的歌曲,或者在我听来像是波莱罗曲子的东西,那首歌曲在咏叹一场绝望的爱情,一场时间永远不能治愈的爱情,仿佛在诉说,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感觉更加屈辱、更加伤心、更加可怕。利马和贝拉诺各带了三本书,他们的模样看上去跟我一样是学生。我们离开酒吧前并肩走到吧台附近,要了三杯龙舌兰一饮而尽,然后走到大街上,放声大笑。要离开酒吧时,我最后回头望了一眼,徒劳地希望看到布里吉达出现在通往储藏室的路上,但没有看到她的身影。

乌里塞斯?利马带的书是:米歇尔?布尔特奥、马修?梅萨吉尔、让?雅克?法索特、让?雅克?尼古恩?赞特、格耶尔?伯特-拉姆-索特热诺以及电子运动派诗人——我们的法国同行(我认为)等合著的《裙边电子宣言》[1]Manifeste e′lectrique aux paupières de jupes,1971年在巴黎出版,由上述诗人、导演、作曲家等合著,是当时前卫诗歌运动的标志性作品。[1],还有米歇尔?布尔特奥的《丝缎般的血》[2]Sang de satin,1973年出版。[2]、马修?梅萨吉尔的《夏日北方的朦胧诞生》[3]Nord de′te′ natre opaque,1972年出版。[3]。阿图罗?贝拉诺带的书是阿兰?儒弗瓦[4]阿兰?儒弗瓦(Alain Jouffroy,1928—),法国诗人、作家与艺术批评家。与布勒东(Andre′ Breton)同属于超现实主义艺术群体。[4]的《完美的犯罪》[5]Le Parfait criminel,1971年出版。[5]、苏菲?波多尔斯基的《一切都可被允许的国家》[6]苏菲?波多尔斯基(Sophie Podolski,1953—1974),比利时女诗人、艺术家。《一切都可被允许的国家》(Le pays où tout est permis,1979年出版。)是她惟一被出版的作品,全书用艺术字体手写而成。[6]、雷蒙?格诺[7]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1903—1976),法国诗人、小说家和出版家,后现代主义先驱。他是法国实验型文学团体“OULIPO”的发起人之一,他将数学的组合形式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发明了一种组合算法,借助于可能性,可以从句子的有限集合中创作出百万首诗歌。[7]的《百万亿首诗》[8]Cent mille milliards de poèmes,1961年出版。[8]。(雷蒙?格诺的书是复印本,被折得皱皱巴巴,翻得破旧不堪,看上去简直像朵吓人的纸花,花瓣向四面八方散开。)

后来我们又碰见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他也带了三本书。我求他让我记一下书名,这几本书是布赖恩?帕特[9]布赖恩?帕特(Brian Patten,1946—),英国诗人,出生于利物浦。十五岁就辍学,后为一份地区报写流行音乐专栏。他与利物浦诗人罗杰?麦高夫(Roger McGough)以及艾德里安?亨利(Adrian Henri)组成了利物浦三人组,1967年他们共同出版的诗集《默西之声》(The Mersey Sound)在当时非常畅销。[9]的《小约翰尼的忏悔》[10]Little Johnnys Confession,1968年出版。[10]、安德烈?亨利的《今夜正午》[1]Tonight at Noon,1968年出版,《今夜正午》是安德烈?亨利最著名的诗作,以日夜颠倒的时段,让不可能发生的事都发生,反讽残酷的现实。[1]、斯派克?霍金斯[2]斯派克?霍金斯(Spike Hawkins,1943—),英国诗人,属于利物浦诗人群体。[2]的《失踪的消防队》[3]The Lost Fire Brigade,1968年出版。[3]。

11月11日

乌里塞斯?利马住在起义者大道附近的埃纳华克街一幢楼的顶屋,那里空间促狭,只有十英尺长、八英尺宽,四处堆满了书籍。透过那扇小得像舷窗般的独窗,可以望见邻居的屋顶,照乌里塞斯?利马的说法,那里还在举行着人类的牺牲仪式,这是借用蒙西瓦伊斯的说法。房间地板上只有一张薄床垫,白天或有客来访时就卷起来当沙发用。还有一张小桌,整个桌面被一台打字机占据,另外还有一把单人椅。显然,客人只能席地而坐,甚至站着。今天我们共有五个人:利马、贝拉诺、拉斐尔?巴里奥斯和哈辛托?雷克纳。贝拉诺占了那把椅子,巴里奥斯和雷克纳占了那张床垫。利马始终站着(有时在房间走动),我坐在地板上。

我们不停地谈论诗歌。谁也没有读过我的诗,但大家依然把我当自己人看。同志情谊显得那么亲密和不可思议!

大约九点钟,费里佩?穆勒来了,他今年十九岁,我来之前他是这个圈子里最年轻的。后来我们倾巢出动上一家中国餐馆去吃饭,饭后边走边聊文学,聊到凌晨三点钟。我们有个共识,那就是墨西哥诗歌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了。我们不能长此(以我之见)以往,困陷在帕斯和聂鲁达的统治之间,换句话说夹在一块岩石和硬地之间。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问他们上哪儿可以买到那几本书,答案没有丝毫意外:全是从索娜罗莎街上的弗朗西萨书店,以及波兰科区奥拉西奥大街旁那条马尔蒂内斯大街上的波德莱尔书店偷来的。我又请教作者的生平(某个本能现实主义者读的书会很快在这个圈子的其他成员中传阅),他们逐一向我介绍了电子运动派、雷蒙?格诺、苏菲?波多尔斯基和阿兰?儒弗瓦的生平和作品。

费里佩?穆勒问我懂不懂法文。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微不耐烦。我告诉他借助辞典完全可以对付。后来我又问了他,你能说法语吗,伙计?他说不会。

11月12日

在基多咖啡店碰到哈辛托?雷克纳、拉斐尔?巴里奥斯和潘乔?罗德里格斯。大约九点时我看到他们进来了,就打手势叫他们到我这张桌子来。我已经在那里看书、写东西,打发掉了三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他们介绍我认识潘乔?罗德里格斯。他的个头跟巴里奥斯一样矮,长着一张十二岁孩子的脸蛋,尽管实际上已经二十二岁了。我们彼此欣赏几乎是必然的了。潘乔总是说个不停。因为他的介绍我得知,贝拉诺和穆勒没有来之前(他们是皮诺切特政变[1]The Pinochet coup,指智利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Jose′ Ramón Pinochet Ugarte,1915—2006)于1973年时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流血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阿连德建立军政府。任期内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但是同时残酷打击异己。[1]后才到墨西哥城的,所以不是这个圈子的创始成员),乌里塞斯?利马出版过一份杂志,发过玛丽亚?芬特、安格丽卡?芬特、劳拉?达米安、巴里奥斯、桑?埃皮法尼奥、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叫马塞罗?罗伯斯的家伙、罗德里格斯兄弟潘乔和莫克特苏马的诗。据潘乔说,他本人是两个最好的墨西哥青年诗人之一,另一个就是乌里塞斯?利马,潘乔说利马是他最好的朋友。那份杂志(总共出了两期,都是1974年发行的)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2]Lee Harvey Oswald,原是被认为是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遇刺案主凶的名字。[2],钱全是利马出的。雷克纳(他当时还不属于这个圈子)和巴里奥斯都说,本能现实主义者就是这样起家的。潘乔认为恰恰相反。照他的说法,杂志继续办下去就好了。正要起飞时却收起了翅膀,他说,那时人们刚刚要开始认识我们了。什么样的人们?当然是别的诗人、搞文学的学生、每周参加墨西哥城像鲜花般盛开的数百个作家班的写诗的女孩了。巴里奥斯和雷克纳在杂志问题上产生分歧,不过在回忆时都带着伤感的怀念之情。

“有那么多的女诗人吗?”

“只有傻子才管她们叫女诗人呢。”潘乔说。

“这是你给她们封的诗人头衔。”巴里奥斯说。

“可是有那么多人吗?”

“在墨西哥历史上可谓空前了,”潘乔说,“扔一块石头都能砸中一个在写自己那点小生活的女孩。”

“利马怎么可能一个人出资办那份杂志呢?”我问。

我想这会儿别在诗人问题上过于固执是明智的。

“噢,诗人加西亚?马德罗,乌里塞斯?利马可是那种为诗歌献出一切的人。”巴里奥斯带着梦幻般的神色说。

后来我们又谈起杂志的名称,我觉得取得非常精彩。

“不知道我理解对了没有。照利马说,诗人们都应该像李?哈维?奥斯瓦尔德那样。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吧,”潘乔说,“我建议他应该叫《混蛋胡安娜修女》,听上去墨西哥味要更足些,可我们的这位朋友,只要跟外国佬沾点边就会让他神魂颠倒。”

“乌里塞斯以为有一家出版社跟它同名,其实他搞错了,等明白过来后决定还是用这个名字。”巴里奥斯说。

“哪家出版社啊?”

“巴黎的奥斯瓦尔德,这个社出过一本马修?梅萨吉尔的书。”

“傻瓜乌里塞斯以为那家法国出版社是根据那个刺客取的名字。可那是奥斯瓦尔德,不是奥斯瓦尔德,有一天,他醒悟过来了,还是决定用原来的名字。”

“那个法国佬的名字肯定是皮埃尔-雅克。”雷克纳说。

“没准是保罗-让?奥斯瓦尔德呢。”

“他家里很有钱吗?”我问。

“没有,乌里塞斯家里没有钱,”雷克纳说,“其实,他惟一的家就是母亲,是吧?至少我没有听说过还有别的人。”

“我认识他全家,”潘乔说,“我认识乌里塞斯?利马比你们谁都早,比贝拉诺还要早,他母亲就是他惟一的家。他一贫如洗,我向你们打包票。”

“他怎么出资来办那份杂志呢?”

“卖大麻啊。”潘乔说。另外两个人默不作声,但也没有否认。

“我不信。”我说。

“真的,钱就是这么换来的。”

“混蛋。”

“他亲自去阿卡普尔科弄来,然后再送给墨西哥城的客户。”

“闭嘴,潘乔。”巴里奥斯说。

“我干吗要闭嘴?那家伙难道不是他妈的本能现实主义者吗?我干吗要闭嘴啊?”

11月13日

今天一整天我都跟着利马和贝拉诺。我们先是徒步行走,然后又乘地铁、公交、出租车,接着继续步行,我们自始至终不停地说啊说。有时他俩走进某幢大楼,我就在外面候着。我问他们去干吗了,他们说在作一项调查。可我觉得他们在送大麻。我一路上给他们朗读自己刚写的诗,那是其中的十一二首。我想他们会喜欢。


 楼主| 发表于 2012-10-23 16:51:25 | 显示全部楼层
11月14日

今天我和潘乔?罗德里格斯上芬特姐妹家了。

潘乔出现并邀请我跟他一块儿去芬特家时,我已经在基多咖啡店里待了四个小时,喝掉三杯咖啡,对读书和写东西已了无兴趣。听到邀请后我简直要跳起来。

芬特家住在康德萨区科里马大街上一幢漂亮的二层楼房里,楼前屋后都带着小院。前院乏善可陈,只有几棵小矮树和稀稀拉拉的青草。不过,后院可就截然不同了,树木高大粗壮,巨树的叶子葱绿乌亮,还有一个贴着瓷砖的水塘,但绝对称不上是喷泉(里面没有活鱼,却有一艘电池制动的潜艇,那是小弟弟胡吉托?芬特的私产),还有一幢小房子,与大房子完全分离开来。这幢小房子一度可能用做马车库或马厩,现在是芬特姐妹住的地方。还没到那儿时,潘乔就先介绍开了:

“安格丽卡的父亲有些疯狂。如果你看见有什么离谱之处的话,千万别担惊受怕,我怎么应付你学着就是了,装作什么事儿也没有。如果他要挑事儿,你也别担心。我们会拿下他。”

“拿下他?”我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我们俩?在人自个儿家?”

“他老婆会感激不尽的。这家伙可不好对付着呢。前两年还在精神病院待过。不过千万别把这些又说给芬特姐妹听。你非要说,别说是从我这儿听来的。”

“看来他是疯子了。”我说。

“不仅疯子还穷光蛋呢。最近他们才有了两部小车,雇了三个用人,他们家经常举办大型派对。可是,不知怎么,他揍了一个难缠的穷鬼,而且输了。现在他又落魄潦倒了。”

“不过要维持这么一幢楼肯定是很花钱的。”

“这是他们自己的房子。他们全部的家当就剩这个了。”

“芬特先生疯之前是干吗的?”我说。

“建筑师,可并不怎么出色。两期《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就是他设计的。”

“不赖嘛。”

我们按过门铃后一个留着小胡子、神色癫狂的秃顶男子出来开门。

“这就是安格丽卡的父亲。”潘乔轻声向我咕哝说。

“猜得出。”我说。

他大步走到门口,带着极其厌恶的表情死死盯着我们。我庆幸人在栅栏的外侧。他犹豫了片刻,好像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才打开门,然后冲了过来。我往后一跳,但巴勃罗张开双臂热烈地向我们打招呼。接着又站住,伸出一只颤颤悠悠的手,然后放我们过去。潘乔欢快地绕过大房子走到后院,我跟在他后面。芬特先生回到屋里自言自语。我们踏入前后花园之间那条满是鲜花的露天通道时,潘乔说可怜的芬特先生焦躁不安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女儿安格丽卡:

“玛丽亚已经不是处女了,”潘乔说,“但安格丽卡还没有失贞,她倒是挺想的,老头子清楚得很,这简直快要把他给逼疯了。”

“他怎么知道的?”

“我猜是父性的神秘本能吧。总之,他整天都在苦思冥想将会是哪个婊子养的摧残掉他女儿这朵花,这对一个男人来说简直太煎熬了。说句心里话,我能理解他,假如换了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可是他脑子里已经有人选或者说他怀疑谁都有可能吗?”

“他当然谁都怀疑了,不过有那么两三个人是不参加这场角逐的:同性恋和她姐姐。老头子可不是傻瓜。”

这毫无意义。

“去年安格丽卡获了个劳拉?达米安诗歌奖,你知道,当时她年仅十六岁。”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奖。据潘乔后来告诉我,劳拉?达米安是个女诗人,死于1972年,还不到二十岁,父母为了纪念她就设了这个奖。潘乔还说,这个奖在“真正的精英”中声誉极高。我瞥了他一眼,好像质问他是哪路白痴,但潘乔没有觉察出来。他好像在等什么人。后来他抬眼朝上望去,我感觉二楼某扇窗户的窗帘动了动。也许那不过是微风在轻拂,可我觉得仿佛有人看着我穿过芬特姐妹小房子的门槛。

家里只有玛丽亚一个人。

玛丽亚显得高挑、黝黑,留着一头直直的黑发,鼻子高挺(绝对高挺),双唇细薄。她看上去人挺不错,不过不难看出一旦她发起脾气来就会没完没了。我们看到她站在屋子中间,时而练习舞步,时而读胡安娜修女的作品,同时又听着比莉?郝乐黛的唱片,心不在焉地描着水彩画,画上两个女人紧握着手站在火山脚边,周围泥石流弥漫。玛丽亚起先对我们颇为冷淡,好像潘乔的出现让她非常不悦,她只是看在妹妹的分上迁就着潘乔,说句公道话,后院这幢小房子也不是她一个人的,属于她们姐妹俩。她甚至都不拿正眼瞧我。

好像还嫌事情不够糟糕,我还装模作样对胡安娜的诗发表了一番陈词滥调的评论,这进一步加剧了她对我排斥的偏见(拙劣地提到几行著名的诗句:“误入歧途的男人会惩罚/一个原本毫无瑕疵的女人/显然你是在抨击自己的过错”),当我试图再次吟诵如下诗句时把事情搞得更糟了:“请停一停,这稍纵即逝的美好幻影/我赞美这令人销魂的幻景/我情愿为之幸福地死去的幻象/我情愿为之痛苦地活着的憧憬。”

瞬间我们三个人陷入提心吊胆或者沉闷的默然之中,玛丽亚?芬特甚至都不看看我和潘乔,但我偶尔看一眼她和水彩画(或者说得准确些是偷着瞧一眼她和水彩画)。潘乔?罗德里格斯好像对玛丽亚或她父亲的敌意完全无动于衷,专心地浏览着屋里的书籍,嘴里还哼着歌,据我听来这首歌与比莉?郝乐黛正在唱的那首歌毫无关联,安格丽卡出现后僵局才算打破,这时我才明白了潘乔的心思(他也是想摘掉安格丽卡这朵鲜花的男人之一),我对芬特先生的苦衷若有所悟,不过说实话,对我来说贞操这东西没什么大不了。(毕竟我自己还是个处子,如果把布里吉达的口交也算做一种采花行径的话,那我可就不“处”了。可是,那能算是跟女人做爱了吗?如果我同时也舔了她的阴部,能说我们事实上做了爱吗?为了不再守身如玉,如果一个男人把他那玩意儿插进一个女人的阝月 道 而不是她的嘴巴、屁股或者腋窝,才算真正做了爱吗?要说真正做了爱,非得射了精才算数吗?所有这些东西理论起来真是太复杂了。)

但是,我刚才说了,安格丽卡来了,从她对待潘乔的态度判断,显然(至少在我看来)他跟这位折桂诗人有罗曼蒂克的迹象。他把我介绍完毕后就再次把我冷落在那里了。

潘乔和安格丽卡竖起一道屏风把房间划成两半,然后两个人就坐床上了,我听到他们开始窃窃私语。

我走到玛丽亚跟前,恭维水彩画如何之好。她连头都没有抬。我又试了另一个策略:我谈起本能现实主义和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我还把眼前那幅水彩画当做一幅本能现实主义的作品分析了一番(屏风那边的窃窃私语让我越来越紧张,到了心惊肉跳的地步)。玛丽亚?芬特终于看着我笑了:

“我才不屑于那些本能现实主义者呢。”

“可我想你大概也属于这伙的成员吧。我是说这个流派。”

“你在开玩笑吧?如果他们别取这么个恶心的名字我没准会加入这个团体……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跟内脏之类的本能之物沾边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恶心。”

“那你愿意管它叫什么呢?”

“哦,我不知道。也许会叫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吧。”

“我想库埃纳瓦卡已经有一个叫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的团体了。我们正努力在全拉丁美洲范围发起一场运动。”

“在拉丁美洲范围?拜托!”

“嗯,这是我们的长图远谋,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你是谁呢?”

“我是利马和贝拉诺的朋友。”

“我怎么从没见过你啊?”

“我是不久前才认识他们的……”

“你是阿拉莫诗歌班上的那孩子吗?”

我的脸色红起来,可我搞不清楚究竟为什么要脸红。我承认是在诗歌班上认识的。

“这么说来库埃纳瓦卡已经有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了,”玛丽亚若有所思地说,“也许我应该去库埃纳瓦卡生活。”

“我在《至上报》看过报道。那是些搞绘画的老人们的组织。我想是群旅行家吧。”

“莉奥诺拉?卡林顿就住在库埃纳瓦卡,”玛丽亚说,“你不想谈谈她吗?”

“嗯,不想。”我说。我还不知道莉奥诺拉?卡林顿是谁呢。

这时我们听到了呻吟声。我立刻断定那不是愉悦的而是痛苦的呻吟。这时我忽然想起过了好一阵子才听到屏风背后传来响动。

“没事儿吧,安格丽卡?”玛丽亚说。

“我挺好的。去散会儿步吧,带上那个家伙跟你一起去吧。”安格丽卡?芬特用闷声闷气的声音回答说。

玛丽亚懊恼和不耐烦地把画笔朝地板上一掷。我从地板砖上的墨迹判断妹妹恳求拥有点小小隐私的要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跟我来。”

我跟着她来到后院一个隐蔽的角落,一面藤蔓覆盖的高墙旁边摆着一张桌子和五把金属椅子。

“你觉得他们会……”我说完立刻就对自己的好奇感到后悔了,我本来还指望她也有这份心思呢。幸运的是,玛丽亚气愤得没有太留心我的话。

我们谁也不吭声地坐了会儿。玛丽亚轻轻地敲击着桌子,我好几次把腿跷起又放下,很投入地忙着研究院子里的花花草草。

“行了,你还在等什么啊?给我读几首你的诗。”她说。

我读啊读,最后读得一条腿都麻了。读完后我怯生生地问她喜不喜欢。后来玛丽亚请我上大屋子里去喝咖啡。

我们看到她父母正在厨房做饭。他们似乎还挺开心。玛丽亚介绍了我。她父亲的表情没刚才那么癫狂了。他其实对我挺好的,问我学什么专业,要如何在法律和诗歌之间求得平衡,阿拉莫有多么老气横秋(他们好像彼此挺熟悉,没准孩提时代就是朋友呢)。她母亲说的那些没影儿的事我几乎都想不起来了:我想她提到科约阿坎举办的一场降神法会,她最近刚去过那里,还提到1940年代一个唱老情歌的歌手灵魂一直无法安息。我都搞不清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们看到胡吉托?芬特守在电视机前。玛丽亚既不跟他说话也不介绍我们认识。他只有十二岁,留着长发,穿着像个流浪汉。他管谁都叫做纳科或者纳卡。他对妈妈说,没门,纳卡,办不到。对父亲说,纳科,听我慢慢说嘛。对姐姐说,没错,我的纳科或者纳卡,你简直太棒了。对我说,嗨,纳科,怎么样啊?

据我所知,纳科主要指住在城里的印第安人。胡吉托用这个词肯定别有含义。

11月15日

今天又去芬特家了。

整个过程跟昨天完全一样,仅有些微不同。

我跟潘乔在格劳利塔起义者大道附近一家叫“基塔纳罗的洛托”的中国餐馆碰头,我们喝了几杯咖啡,吃了点主食(我自己掏的钱),然后就去康德萨小区。

我们按了门铃后又是芬特先生来开门,状态跟昨天一模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距离踏上疯狂之路又近了几步。当他握住潘乔伸出的兴高采烈的手时,两只眼睛快从眼窝里鼓出来,显得冷漠无情,看不出丝毫认出我的迹象。

玛丽亚一个人待在后院的小房子里,她还在画昨天的那幅画,左手拿着同一本书,不过这次录音机里放的是奥尔加?桂洛特[1]奥尔加?桂洛特(Olga Guillot,1922—),古巴知名女歌手,被誉为“波莱罗舞曲之后”。[1]而不是比莉?郝乐黛的声音。

她的态度依然冷冰冰的。

潘乔依旧重复昨天的老路数,找了把小藤椅坐下等安格丽卡来。

这次我小心翼翼地别对胡安娜进行任何价值评判,我先是全神贯注地欣赏藏书,然后又去欣赏那幅水彩画,站得离玛丽亚很近,但仍然保持着某种谨慎的距离。那幅水彩画已经发生了重大改观。我记得泥石流旁边的两个女人本来是摆出一种严峻或者至少是很严肃的姿态,现在已经挽着彼此的胳膊,其中一位在大笑或者假装大笑,另一位在哭泣或者假装哭泣。泥石流(显然是泥浆,因为还泛着红色或者朱红色)上漂着洗涤剂瓶、光秃秃的洋娃娃和满是耗子的柳条篮。那两个女人的衣服褴褛不堪或者打满了补丁。天空上(或者至少在水彩画的上半部分)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在画面的下半部分,玛丽亚已经绘制出今天早晨墨西哥城的天气预报图。

这幅画有点杀气腾腾。

后来安格丽卡容光焕发地走进来,又跟潘乔竖起那道屏风。玛丽亚作画的时候我沉思默想了片刻:我脑子里丝毫不再怀疑潘乔拉我上芬特家是为了在他和安格丽卡办事儿时,让我扰乱玛丽亚的注意力。这样干似乎非常不公。之前,在那家中国餐馆里,我曾问过他是不是自视为本能现实主义者。他的回答含含糊糊、啰里啰唆。他谈了一通工人阶级、毒品、弗洛雷斯?马贡、墨西哥革命中的几位关键人物。他说自己的诗肯定将在贝拉诺和利马很快就要创办出来的那份杂志上发表。如果他们不发我的诗,那他们就去操蛋吧,他说。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潘乔一门心思惦记着的事儿就是跟安格丽卡睡觉。

“你没事吧,安格丽卡?”玛丽亚说,跟昨天如出一辙的痛苦的呻吟声又开始了。

“没事,没事,我挺好的。你能去散会儿步吗?”

“可以啊。”玛丽亚说。

我们再次在那片爬满青藤的墙下那张铁桌旁边无可奈何地坐下来。我的心都碎了,没有任何拿得出来的理由。玛丽亚开始给我讲起她们童年的故事,这些故事乏味至极,她讲这些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打发时间,而我装出兴味盎然的样子。什么小学、她们参加的第一次派对、高中、对诗歌的共同挚爱、旅行、周游列国的梦想、《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杂志,她俩都在这份杂志上发表过作品,还谈到安格丽卡获了劳拉?达米安奖……她讲到这儿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停顿了片刻),我问劳拉?达米安是干什么的。这样问纯属本能。玛丽亚说:

“一个诗人,年纪轻轻就死了。”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她死时才二十岁。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怎么没有读过她写的任何东西呢?”

“你读过洛特雷阿蒙的东西吗,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说。

“没有。”

“哦,你没有听说过劳拉?达米安那就不奇怪了。”

“实在不好意思。我知道自己挺无知的。”

“我没有说你这个的意思。我只想说你还很年轻。劳拉只出过一本叫《缪斯的源起》的诗集,还是自费印的呢。那是本遗作,父母资助印的,父母太疼爱她了,从来都是她的第一读者。”

“他们一定很有钱吧。”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如果他们有能力独立出资设一个年度诗歌奖的话,他们肯定是很有钱了。”

“嗯,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给安格丽卡发的奖金并不多。这项奖的意义更多是在权威性上而不在钱的多少。甚至连权威性都谈不上。毕竟,他们只颁给年龄不到二十岁的诗人。

“那是劳拉?达米安去世时的年龄。太恐怖了。”

“不是恐怖,而是伤心。”

“颁奖的时候你在场吗?劳拉的父母亲自来颁发吗?”

“是啊。”

“在哪儿呢?在他们家里吗?”

“不,在大学。”

“哪个系?”

“文学系。劳拉曾经在那个系里读书。”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我觉得好像没有丝毫可恐怖的。让我说,你才恐怖呢,加西亚?马德罗。”

“你知道吗,你叫我加西亚?马德罗时简直能把我气死,那感觉就像我管你叫芬特。”

“人人都这么叫你,我干吗非要叫得跟别人不同呢?”

“好吧,不说这个了。再给我讲讲劳拉?达米安的故事吧。你没有去角逐这个奖吗?”

“角逐了,但安格丽卡得奖了。”

“安格丽卡之前有谁得过?”

“一个来自阿瓜斯卡连特斯的女孩,在国立自治大学学医。”

“再之前呢?”

“再之前没有人得过,因为那个奖还不存在呢。我明年可能会参加,但也说不准。”

“你要得了奖,会拿奖金干吗?”

“也许去欧洲旅行吧。”

我们沉默了片刻。玛丽亚?芬特在考虑还不曾探索过的异国他乡,而我却在想着那些日夜跟她做爱的外国男人。这个念头连我都觉得吃惊。难道我爱上玛丽亚了吗?

“劳拉?达米安是怎么死的?”

“她在特拉尔潘被车撞了。她还是个孩子啊,她的父母彻底崩溃了。我想她母亲甚至都想自杀。这么年轻就死了,一定伤心极了。”

“一定伤心极了。”我说,同时想像着玛丽亚?芬特在一个七英尺高的英国男子的怀抱中,他白皙得简直像个白化病患者,那条长长的粉红色的舌头伸进玛丽亚薄薄的嘴唇里。

“你知道该向谁了解劳拉?达米安吗?”

“不知道,问谁?”

“乌里塞斯?利马。他们是朋友。”

“乌里塞斯?利马?”

“是啊,他们好得难分难舍,他们一起上学,一起看电影,互相借书看。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不知道。”我说。

我们听到小房子里传来一阵噪声,我们坐着听了会儿动静。

“劳拉?达米安死的时候乌里塞斯?利马有多大?”

玛丽亚没有回答。

“乌里塞斯?利马原来并不叫乌里塞斯?利马。”她声音沙哑地说。

“你说那是他的笔名吗?”

玛丽亚点头称是,她凝视的目光迷失在复杂的藤蔓踪迹中。

“那他的真名叫什么?”

“阿尔弗雷多?马尔蒂内斯,好像是这个吧。我想不起来了。不过我见着他的时候并不叫乌里塞斯?利马。这个名字是劳拉?达米安给他取的。”

“噢,真是太好了。”

“大家都说他爱着劳拉。可我觉得他们从来没有一起睡过觉。我想劳拉死的时候还是个处女。”

“二十岁吗?”

“当然啊,谁说不是呢。”

“当然,你说的不会有错。”

“很让人伤心吧?”

“是让人伤心。那当时乌里塞斯或者阿尔弗雷多?马尔蒂内斯多大呢?”

“比劳拉年轻一岁,十九岁,没准十八岁。”

“我想他一定痛苦极了。”

“他大病了一场。听说差点死了。医生不知道他究竟哪儿出问题了,看着他越来越憔悴。我去医院看过他。我去的时候正是情况最坏的时候。但是,终于有一天,他好起来了,那病就如同不知为何得上一样神秘地结束了。后来,乌里塞斯就辍学了,开始办杂志。你看到过那份杂志吧?”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的,看过。”我撒了谎。马上又纳闷,去乌里塞斯?利马的顶楼房间时为什么就没人送我一期,哪怕迅速翻阅一下都成啊。

“一份诗刊的名字起成这样也太恐怖了。”

“我倒很喜欢。我觉得好像没那么糟糕。”

“感觉挺可怕。”

“换了你会取什么名字?”

“不知道。没准就叫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

“有意思。”

“你知道整个杂志是我父亲设计的吗?”

“听潘乔说过。”

“装帧可是这份杂志最出色的组成部分。现在人人都讨厌我父亲。”

“人人?所有的本能现实主义者?干吗讨厌呢?这毫无道理啊。”

“不,不是本能现实主义者。他工作室别的建筑师。我猜那些人嫉妒我父亲居然跟年轻人处得这么融洽。总之不容他。他们要让他付出代价。全是因为那份杂志。”

“因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当然啊。因为我父亲在工作室给杂志做的装帧设计,现在他们要让他对可能发生的一切负全部责任。”

“可是会有什么事呢?”

“形形色色的事。显然你还不了解乌里塞斯?利马。”

“还真不了解,”我说,“可我在逐渐了解。”

“他可是一枚定时炸弹。”玛丽亚说。

这时,我才忽然发觉天已漆黑,我们只能听见却看不见对方了。

“听着,我得向你老实坦白了。我刚才撒了个谎。我压根就没碰过那份杂志,我想看一眼杂志都快想死了。你能借我一本吗?”

“当然可以。我会送你一本的。我有多余的。”

“你还能借我一本洛特雷阿蒙的书吗?拜托了。”

“可以,但你绝对要还我。他是我最喜爱的诗人之一。”

“我保证。”我说。

玛丽亚走进大房子。我一个人留在院里,刹那间,我简直不相信外面居然就是墨西哥城。后来我又听了听芬特姐妹那幢小房子里的声音,一盏灯亮了。我想那应该是安格丽卡和潘乔屋里的灯。我想潘乔很快就会出来到后院找我,可事情并没有如愿以偿。玛丽亚拿着两本杂志和《马尔多罗之歌》回来时,她也注意到小房子里的灯亮了,她凝神等了片刻。忽然,在我最想不到的时候,她问我是不是还是处男。

“不是,当然不是了。”我撒谎说,这是我那天晚上二度撒谎。

“失去纯真那么难吗?”

“有点儿。”我说,稍加思索了一下答案。

我注意到她的声音又变得沙哑起来。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当然没有了。”我说。

“那你是跟谁做的?妓女?”

“不是,我去年遇到的从索诺拉来的一个女孩,”我说,“我们就相处了三天。”

“再没有跟别的任何人做过吗?”

我忍不住诱惑想告诉她跟布里吉达的那场历险,最后我想还是别说为好。

“没有,再没别人了。”我说,这时我感觉痛苦得还不如死了的好。

发表于 2012-10-25 02:15:35 | 显示全部楼层
真好啊。明天我搜搜,看能买到不。
 楼主| 发表于 2012-10-25 10:08: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丁非一 于 2012-10-25 10:19 编辑
扎西 发表于 2012-10-25 02:15
真好啊。明天我搜搜,看能买到不。


我是走当当网买的。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和《2666》,前者三十余万字,后者大约七十多万字。但叙述很迷人,我把两本书同时看,都看完了第一部分。

其实,是五本书同时在看,另外三本是奥兹的《我的米海尔》、黑塞的《荒原狼》和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

他们的叙述真的大不一样。波拉尼奥直接,只以文字呈现事实。黑塞则偏重内心感受,很多地方与萨特的《恶心》相似。奥兹的笔法相当细腻,以一名女性的口吻进行叙述,如果第一次读奥兹,准会以为作者就是个女的。至于村上,我没觉得此书有多好,可能是翻译的问题,我觉得村上的叙述能力很弱,欠火候,故事情节倒还凑合。

 楼主| 发表于 2012-10-25 10:27:03 | 显示全部楼层
11月16日

我给玛丽亚?芬特打了个电话。我说想见她。我恳求她能够出来。她说可以在基多咖啡店见我。她到店里时大约七点,几双眼睛从门口一直追随到我等待她的那张桌上。

她显得特别漂亮。她穿了件瓦哈卡[1]Oaxaca,瓦哈卡是墨西哥东南部一州,南临太平洋,居民以印第安人为主。[1]风格的上装,一条很紧的牛仔裤,一双皮鞋。她肩上背了个深褐色的背包,边上印着若干奶油色的小马,里面放满了书和稿纸。

我请她读首诗。

“别那么无聊了,加西亚?马德罗。”她说。

不知为什么,她那样说让我很伤心。我想自己有一种听到从她的唇间读出一首诗的生理需求。不过可能地点不对劲。咖啡店里说话声、喊叫声、尖笑声动静太大了。我把洛特雷阿蒙的书还给她。

“已经读完了?”玛丽亚说。

“是啊,”我说,“我整宿未睡,读完了。我还读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简直太棒了,不得已停刊,太遗憾了。我喜欢你写的东西。”

“这么说来你还没上床睡觉呢?”

“还没,可我感觉很好。我很清醒。”

玛丽亚凝视着我的眼睛微笑了。一个女招待过来问她喝点什么。什么也不要,玛丽亚说,我们马上就走了。到了外面,我问她是不是想去别的地方,她说不想,只觉得在基多咖啡店里有些不对路。我们沿着布卡雷利大街向雷福马方向走去,然后又穿过雷福马街朝格雷罗街走去。

“这儿是妓女们活动的地方。”玛丽亚说。

“我不知道。”我说。

“挽着我的胳膊,免得别人有非分之想。”

其实,我本来看不出这条街跟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几条街有任何不同之处。这里同样车水马龙,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跟沿着布卡雷利大街上涌动的人流没什么两样。可是后来(也许是因为玛丽亚暗示了的缘故)我开始留心起区别。先是灯光。布卡雷利的街灯呈苍白色,而格雷罗街灯的基调多些琥珀色。又注意到车子:布卡雷利大街上很少有车停泊在路上,格雷罗街边的车却随处可见。布卡雷利大街上的酒吧和咖啡店都门厅大开,灯火通明,格雷罗街上虽然酒吧不少,好像都在孤芳自赏,显得很隐秘或者低调,鲜见可以向外张望的大窗户。最后,不同的还有音乐。布卡雷利大街上压根就听不到。所有的响动声都来自行人或者车辆。在格雷罗街上,你越往里走,特别是走到紫罗兰和木兰花街角,音乐简直把整条街都笼罩住了,从酒吧、从停泊的车辆、从便携收音机里传来各种乐声,甚至从黑洞洞的大楼亮着灯的窗户里都会飘出音乐。

“我喜欢这条街,”玛丽亚说,“总有一天我要住在这里。”

一群雏妓站在人行道上一辆显旧的凯迪拉克轿车周围。玛丽亚站住跟其中一位打了声招呼:

“嘿,你在这儿啊,鲁佩。见到你真好。”

鲁佩显得非常瘦削,头发留得很短。我觉得她的漂亮跟玛丽亚不相上下。

“哇,玛丽亚!老大,好久没见了。”她说,然后拥抱了玛丽亚。

跟鲁佩一伙的几个女孩斜靠在凯迪拉克车头上,目光齐刷刷地落在玛丽亚身上,镇定自若地仔细打量着她。她们几乎不瞧我。

“我以为你死了呢。”玛丽亚忽然来了这么一句。如此冰冷的一句话把我震晕了。玛丽亚话语的老道令人瞠目结舌。

“我还活得好好的。不过差点死了。是吧,卡梅西塔?”

“没错。”那个叫卡梅西塔的姑娘说,她还在研究着玛丽亚。

“是格洛丽亚传染的。你见过她吧,老大,他妈的简直是个人渣,可是没有人受得了她。”

“我没见过她。”玛丽亚说,唇间带着一丝微笑。

“只有警察才拷得住她。”卡梅西塔说。

“就没治了?”玛丽亚说。

“根本不可能,”卡梅西塔说,“怎么着?那婊子什么都知道,连她自己都难以置信,谁都拿她没办法。”

“唉,真可怜。”玛丽亚说。

“说说,上学怎么样?”

“很一般。”玛丽亚说。

“你还弄得那个心急火燎的傻瓜拼命追你吗?”

玛丽亚大声笑起来,迅速瞥了我一眼。

“我这个朋友是学芭蕾的,”鲁佩对另外一个女孩介绍说,“我们是在现代舞蹈学校认识的,就是堂塞莱斯街上的那所学校。”

“没错,我知道。”卡梅西塔说。

“其实,鲁佩在那所舞蹈学校外面站街。”玛丽亚说。

“可她怎么上这种地方来了呢?”始终没吭声的一个女孩问,她是这群姑娘中个子最矮的,差不多是个侏儒了。

玛丽亚看着她耸了下肩膀。

“你愿意跟我们去喝杯咖啡吗?”她说。

鲁佩看了下右手腕上的表然后望着朋友们。

“问题是,我还要工作。”

“一会儿工夫,马上回来嘛。”玛丽亚说。

“那好吧。工作还可以等等,”鲁佩说,“我待会儿再来找你们,姑娘们。”她这就跟玛丽亚走了。我跟在她们后面。

我们到了木兰花街后又左转,拐到耶稣加西亚大街上。接着,我们又向南边的革命英雄广场走去,到那儿后走进一家咖啡店。

“你最近在跟这小子玩儿吗?”我听到鲁佩对玛丽亚说。

玛丽亚又放声笑了。

“只是个普通朋友,”她说,然后又面对我补充了一句,“如果替鲁佩拉皮条的老板找上来了,你可要同时保护我们俩啊,加西亚?马德罗。”

我想她是在开玩笑。后来我又想她没准是当真的,而且,坦率地说,那情景似乎显得诱人起来。那时我无法想像在玛丽亚面前还有什么更佳的示好方式。我觉得很开心。我们有一整夜的工夫可以拿来消磨。

“我男人很严肃,”鲁佩说,“他不喜欢我跟陌生人瞎跑。”这是她讲话时第一次直视我。

“可我不是陌生人啊。”玛丽亚说。

“老大,不是指你。”

“你知道我跟鲁佩是怎么认识的吗?”玛丽亚说。

“不知道。”我说。

“在舞蹈学校。鲁佩是帕科?杜阿尔特的女朋友。帕科是西班牙来的舞蹈家,是那所学校的头儿。”

“我每周去见他一次。”鲁佩说。

“我不知道你还上过舞蹈课。”我说。

“不是上课。我去那儿只是为了做爱。”鲁佩说。

“我是说玛丽亚,不是你。”

“我从十四岁就开始学舞蹈了,”玛丽亚说,“太晚了,成不了出色的芭蕾舞演员。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吧。”

“你说什么啊?你是个了不起的舞蹈家!就是太怪了,事实上换了谁在那种状态都会半疯不癫的。你看过她跳舞吗?”我说没有。“你会佩服得五体投地。”

玛丽亚摇摇头表示否认。女招待过来了,我们点了三杯咖啡,鲁佩又要了份奶酪三明治,不带豆子的。

“豆子不好消化。”她解释说。

“你的胃怎么样了?”玛丽亚说。

“还好。有时疼得挺厉害,有时我又忘了它还在那儿。主要问题是神经。如果太紧张了,我就吸根大麻烟,然后就好了。你怎么样啊,再没去舞蹈学校吗?”

“不经常去了。”玛丽亚说。

“这傻瓜有一次跟我走进帕科?杜阿尔特的办公室。”鲁佩说。

“我差点笑死了,”玛丽亚说,“其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笑起来了。我大概爱上帕科了吧,完全是歇斯底里。”

“拜托,老大,你知道他跟你不合适。”

“你跟这个帕科?杜阿尔特有什么过节吗?”我说。

“还真什么都没有。我只在街上碰到过他一次,他不能来找我,我也不能上他家去,因为他娶了个外国女人,我只能在舞蹈学校见他。不过,我想他喜欢这种方式,那个人渣。在他办公室操我。”

“你的皮条客允许你远离自己的活动范围吗?”我说。

“我的活动范围?你对我的范围了解多少?谁说我有皮条客?”

“抱歉,我不是故意冒犯你。只是刚才玛丽亚说你的皮条客是很暴力的那种,她没说吗?”

“我没有皮条客。你认为我跟你说话了,你就有权羞辱我吗?”

“冷静,鲁佩。没人羞辱你。”玛丽亚说。

“这龟儿子侮辱了我男人,”鲁佩说,“他要听到了,非找你算账不可。小流氓。他不出一秒钟的工夫就能揍扁你。我敢说你会恨不得舔我男人的那家伙求饶。”

“嗨,我可不是同性恋。”

“玛丽亚所有的朋友都是男同性恋,人人都知道。”

“鲁佩,饶了我朋友们吧。鲁佩病了后,”玛丽亚面对我说,“是埃内斯托和我带她上的医院。太不可思议了,有人居然这么快就忘了别人的好。”

“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我问道。

“是啊。”玛丽亚说。

“他也上舞蹈课?”

“以前常去。”玛丽亚说。

“噢,埃内斯托,我对他的印象太好了。我记得他一把抱起我放进一辆出租车。埃内斯托就是同性恋,”鲁佩给我介绍说,“可他特别强。”

“不是埃内斯托把你弄进出租车的,傻瓜,那是我。”玛丽亚说。

“那天晚上,我满以为自己会死掉。”鲁佩说,“我糟糕透了,忽然就觉得病了,我开始吐血。好几桶血啊。说句真心话,如果我真的死了,我倒不在乎。我只是心里放不下我的儿子、我未竟的诺言,还有瓜达卢佩圣母。我一个劲儿地喝酒,最后默默地月亮都升上来了,我的感觉太糟糕了,你们刚才看见的那位矮个儿女孩就给了我一些兴奋剂。我犯了个大大的错误。可能是那东西变质了,或许是我本来就不舒服,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我倒在圣?弗尔南多广场的那把条椅上奄奄一息,就在这时我的朋友和她的伙伴,那个同性恋天使赶来了。”

“鲁佩,你有儿子了?”

“他死了。”鲁佩说,眼睛盯着我。

“你当时才多大啊?”

鲁佩冲我微笑着。她的微笑显得既开朗又好看。“你觉得我会多大?”

我最怕猜什么了,我没说话。玛丽亚搂住鲁佩的肩膀。两个人对视着微笑或者挤眼,我不明白究竟在干吗。

“比玛丽亚小一岁,十八。”

“我们都是狮子座。”玛丽亚说。

“你是什么星座?”鲁佩说。

“我不知道。我对那种东西从不上心,说实话。”

“哦,看来你是墨西哥惟一不知道自己星座的人了。”鲁佩说。

“你是哪个月份出生的,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问。

“1月,1月6日。”

“摩羯座,跟乌里塞斯?利马一个座。”

“乌里塞斯?利马?”鲁佩说。

我问她是不是认识利马,怕他们又说乌里塞斯?利马也上过那所舞蹈学校。倏忽间,我看到自己踮着脚尖在一个空旷的体育馆跳着舞。鲁佩说她只听过这个名字,说玛丽亚和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经常谈到他。

后来鲁佩又说起死去的儿子。那孩子死时才四个月大。他生下来就带着病,鲁佩曾给圣母许愿说如果儿子病好了她就不干这活儿了。她坚守诺言,据说孩子似乎有了点好转,她守了三个月的诺言,可到了四个月,她又开始干活儿了,然后孩子就死了。她说是圣母把儿子带走了,因为她没有信守承诺。鲁佩那时住在圣?卡塔里纳广场附近的巴拉圭街上的一幢楼里,她把孩子交给一个老太太,让她晚上照看。一天早晨,她回到家里,他们说儿子死了。事情就是这样。

“不能怪你,”玛丽亚说,“别迷信。”

“怎么能说不是我的过错呢?谁不守诺言了?谁说她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最后却没有办到呢?”

“圣母没有害死我的儿子,”鲁佩说,“她不过是带走了孩子,那完全是两码事。她把我一个人撇下来惩罚我,带走孩子去过更好的日子了。”

“噢,好吧,既然你这么看,那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是啊,那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有孩子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玛丽亚说,“当时这姑娘正在野跑。鲁佩,我以为你准要死了。”

“如果不是阿尔韦托,我就真的完了。”鲁佩叹息一声。

“阿尔韦托是你的……男朋友吧,我猜,”我说,“你认识他?”我问玛丽亚,她点了下头表示没错。

“是她的皮条客。”玛丽亚说。

“不过他的鸟枪比你小朋友的大多了。”鲁佩说。

“你是指我吗?”我问道。

玛丽亚大笑。“她当然是指你了,傻子。”

我脸色涨红,然后笑了。玛丽亚和鲁佩也笑起来。

“阿尔韦托的家伙究竟有多大啊?”玛丽亚说。

“有他的刀那么大。”

“他的刀有多大啊?”玛丽亚问。

“这么大。”

“太夸张了吧。”我说,我应该换个话题才是。我想打住这个打不住的话题,就说:“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刀。”我感觉糟糕透顶。

“哎,老大,你怎么敢肯定对刀这么了解呢?”玛丽亚说。

“他从十五岁起就带着那把刀,是拉波多约来的一个妓女送的,后来那女孩死了。”

“你拿刀量过他那东西呢还是你猜的?”

“那么大一把刀会很碍事的……”我紧追不舍。

“他自己量的。我用不着量它,我操心这个干吗?他自己量的,他没事就量,每天至少一次,要确保一点都没变小。他说。”

“他担心自己的鸡鸡会缩了?”

“阿尔韦托可什么都不怕。我告诉你,他坏着呢。”

“那干吗还带刀?说真的,我不懂,”玛丽亚说,“再说了,他从来没有伤过自己吗?”

“有那么几次,不过都是故意的。他那把刀玩得熟着呢。”

“你不是说你的皮条客为了好玩在自己那家伙上割过几刀吗?”玛丽亚说。

“没错啊。”

“我不信。”

“真的。偶尔来那么一下,又不是每天都这样。他只是在发神经或者什么事儿都一团糟的时候才会那样干。不过,测量的活儿他可没歇过。他说这样对自己的男子气概有好处。他说这是在屋里养成的一个习惯。”

“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很操蛋的精神变态分子。”玛丽亚说。

“你的标准太高了,老大。你不会懂的。话说回来,这有什么不妥吗?所有那些傻瓜男人都一个劲儿地量自己那东西。我说的是真的。而且是拿刀来量的。再说,那把刀是他初恋女友给的,那女孩待他简直就像他妈似的。”

“他的家伙果真有那么大吗?”

玛丽亚和鲁佩都笑了。在我脑子里,她们说得越多,阿尔韦托就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我得阻止他出现,否则就会为了这两个女孩丢了性命。

“有一回,在阿兹加波扎尔科的一家夜总会搞了场大赛,这个妓女总能赢。谁也做不到像她那样拿嘴把那家伙全吞进去。后来一直坐在桌边的阿尔韦托站起来,说大家稍等,我去办点事。我们这桌的人都说好样的,阿尔韦托,看得出大家都认识他。我在思忖那个可怜的女孩这下恐怕要完蛋了。她的耐性还真强,使出最拿手的好戏。眼看那女孩就要赢了,接着呛起来开始窒息……”

“天哪,你的阿尔韦托简直是个大魔兽。”我说。

“继续说,后来呢?”玛丽亚说。

“其实也没什么,那女孩开始捶打阿尔韦托,想抽开身子。阿尔韦托狂笑着说,哇,姑娘,哇,像骑着一匹跳跃不已的野马,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就好像参加牛仔的竞技表演。”我说。

“我特别讨厌,我大声说放了她,阿尔韦托,你会弄伤她的。可我知道他甚至都听不见我的声音。这时,那女孩的脸色变得通红,眼睛睁得老大,她推着阿尔韦托的大腿,像在扯着他的衣兜和皮带。当然,这根本不管用,每次这女孩试图推开阿尔韦托时,他就揪住女孩的耳朵猛地往回拉。看得出,他胜券在握。”

“她干吗不咬阿尔韦托那东西呢?”玛丽亚说。

“因为参加派对的全是他的朋友。如果咬了,阿尔韦托会要了她的命。”

“鲁佩,你真是疯了。”玛丽亚说。

“你也差不多。我们所有的人不都是疯子吗?”

玛丽亚和鲁佩大笑起来。我还想听听这个故事的尾声。

“也没什么,”鲁佩说,“那女孩实在受不了,马上就要吐了。”

“阿尔韦托呢?”

“他应该是提前抽出来了吧?他知道马上会怎么样,不想把裤子弄脏了。他像只老虎般一跳,不过是朝后一跳,身上一丁点东西都不沾着。全场的人像疯了般地鼓掌。”

“你却深爱着这个疯子?”玛丽亚说。

“爱着,真的那么爱吗?我不知道。我对他真是如痴如狂啊,这是绝对的。换了你,同样会爱他的。”

“他是个真正的男人。”鲁佩说,眼睛望着窗外。她凝视的目光迷失在远方。“这是千真万确的。他比任何人都懂我。”

“你大概是说他比任何人都善于勒索你吧。”玛丽亚说,然后把身子往后一靠,拿手拍着桌子,拍得杯子都跳起来。

“行了,老大,别这样嘛。”

“鲁佩说的没错,”我说,“别那样。人家就是那样生活的。她愿意干吗就干吧。”

“少来,加西亚?马德罗。你完全是在旁观。你压根就糊里糊涂地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你也是旁观!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你不是妓女——对不起,鲁佩,不是故意冒犯。”

“没关系,”鲁佩说,“你就是想冒犯也办不到。”

“闭嘴,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说。

我听了她的话。我们三个沉默了片刻。后来玛丽亚开始谈起女权主义运动,提到格特鲁德?斯泰因、雷梅迪奥斯?巴罗、莉奥诺拉?卡林顿、艾丽丝?B.托克拉斯(托克拉梅拉,鲁佩说,但玛丽亚没有理她)、尤尼卡?苏尔、乔伊斯?曼索尔、玛丽莲?摩尔,还有一串我记不住的名字。我想,这些都是20世纪的女权主义者。她还提到胡安娜修女。

“她是个墨西哥诗人。”我说。

“也是个修女。我很了解。”鲁佩说。

 楼主| 发表于 2012-10-25 10:31:44 | 显示全部楼层
11月17日

今天我去芬特家了,潘乔没有随行。(我已经不可能整天跟着潘乔转了。)可是,走到大门口时我却紧张起来,担心玛丽亚的父亲会把我赶出去,担心不知道如何对付他,担心他会揍我。我没那个胆量按门铃,于是就在小区随便走了会儿,心里想着玛丽亚、安格丽卡、鲁佩和诗歌。同时,我却无意中想起了叔叔和婶婶,然后想了想自己的一生。我昔日的生活看上去似乎既开心又空虚,我知道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这个决心下得我心情痛快极了。接着我迅速掉头向芬特家走去,按响门铃。芬特先生出来开门,打了个手势好像在说稍等片刻,我这就来了。后来又看不见他了,大门留了一道缝。过了会儿,他又出现了,从前院穿过来边走边卷袖子,脸上带着痛苦的笑意。其实,他的状态好多了。他一把打开大门,说你是加西亚?马德罗吧?然后就握我的手。我说你怎么样啊,先生,他说就叫我基姆吧,别叫先生了,在家里我们别来这种繁文缛节。我一时没明白过来他要我叫什么,我说叫吉姆?(我刚读了鲁迪亚德?吉普林的作品)他说不是,叫基姆,是加泰罗尼亚语对华金这个名字的简称。

“那好吧,基姆,”我露出轻松甚至开心的笑容说,“我叫胡安。”

“不,我还是继续叫你加西亚?马德罗吧,”他说,“大伙都这样叫你的。”

我跟他从院里穿过去(挽着我的胳膊)。他松开胳膊之前说玛丽亚把昨天的事儿都告诉他了。

“我很欣赏这点,加西亚?马德罗,”他说,“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整个国家都在沉沦,我不知道我们如何是好。”

“我不过是做了谁都会做的事。”我试探性地说。

“甚至连年轻人,理论上是我们变革希望的年轻人,都正在沦为吸毒者和妓女。这些问题根本没办法解决,革命是惟一出路。”

“我完全赞同,基姆。”我说。

“我女儿说你表现得像个绅士。”

我耸了下肩膀。

“她有一些朋友——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结交,你会见到他们的,”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我倒不为这个烦恼。你需要结识三教九流的人。有时你得亲自体验一下现实的险峻,不是吗?我想这话是阿方索?雷耶斯[1]阿方索?雷耶斯(Alfonso Reyes,1889—1959),墨西哥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1914年后多次出任墨西哥驻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使节。[1]说的。可能不是他说的。但有时玛丽亚做得太过了,不是吗?我没有批评她这样做的意思,不是批评她亲身在现实中去历练,应该历练自己,而不是暴露自己嘛,你觉得呢?因为历练过头就有成为牺牲品的危险。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我的观点。”

“同意。”我说。

“尤其是如果你交往的朋友,他们——怎么说好呢——都有‘吸引力’的话,就可能沦为现实的牺牲品,你说对吗?天真无邪的人很容易招来麻烦或者引来恶棍。你同意这样说吗,加西亚?马德罗?”

“完全同意。”

“比如那个鲁佩,你们俩昨天见到的那个姑娘。我也认识她,相信我,她来过这里,上过我家,在这儿吃过饭,还跟我们住过一两个晚上。我不是夸张,就一两个晚上,可那姑娘有不少毛病,是吧?她引来很多麻烦。我说的‘吸引力’就是指这个意思。”

“我明白,”我说,“像块吸铁石。”

“正是这个意思。如果这样的话,吸铁石吸引来的可能是坏东西,很坏,可是玛丽亚太年轻了,意识不到这点,看不出危险,她还需要帮助。要帮助有需要的人。她从不考虑可能会卷入危险。一言以蔽之,我女儿需要自己的朋友或者熟人让她放弃目前的这种生活。”

“我知道你在说谁了,先生,噢,基姆。”

“你知道我在说谁了?我在说谁呢?”

“你在说鲁佩的皮条客。”

“太好了,加西亚?马德罗。你可说到点子上了:他是鲁佩的皮条客。鲁佩对他意味着什么呢?是他的谋生手段,他的职业,他的办公室,一句话,他的工作。一个人丢了工作会怎么样呢?告诉我会怎么样。”

“会发火吗?”

“他肯定会发火。他冲谁发火呢?冲让他丢了工作的人发火吗?当然了。这毫无疑问。他不会冲邻居发火,尽管在那种情况下也有这种可能,可是他要找的第一个发火对象自然是让他丢了工作的人。谁会在楼底下远远地看看他就会让他丢了工作呢?当然了,我女儿就是这种人。他拿谁来出气呢?我女儿。这时他还会冲她家人发火呢,你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仇恨感是相当可怕的,而且不分青红皂白。我发誓,有那么几个晚上我做过几次噩梦。”他出声地笑了笑,望着草坪,仿佛在回忆梦境,“那梦会让最坚强的人都毛骨悚然。有时我梦见自己在一个城市,既像又不像墨西哥城,我是说,那是个陌生城市,但我从另一个梦里又认出它——我没有烦着你吧?”

“一点儿都没有!”

“我说了,这是个隐隐约约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我在走不到尽头的街上游荡着,想找家旅馆或者能收留我寄宿的地方。可是我什么也没找到。我只看到一个假装又聋又瞎的人。最糟糕的是,天越来越晚,我知道,如果夜晚降临,我的命将一文不值,是吧?像他们说的那样,我得全凭造化的仁慈了,这个梦真是可怕极了。”他若有所思地补充了一句。

“嗯,基姆,我想看看女孩子们在不在家。”

“那好吧。”他说,可还不松开我的胳膊。

“我过会儿再来跟你告别。”我说,这纯粹是没话找话。

“我很欣赏你昨晚的表现,加西亚?马德罗。我很高兴你那么关照玛丽亚,也没有在妓女面前蠢蠢欲动。”

“天哪,基姆,那可是鲁佩……只要是玛丽亚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说,脸色马上红到耳根了。

“嗯,去找姑娘们吧,我想她们那儿可能还有别的客人呢。那屋子比……还忙碌呢。”他发觉找不到恰当的词,然后哈哈笑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匆匆离开他。

我快走进后院时,回过头发现基姆?芬特还站在那儿,盯着几束兰花暗自微笑呢。

11月18日

今天我又去了芬特家。基姆来开门让我进去,还拥抱了我一下。在小房子里,我见到了玛丽亚、安格丽卡和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他们三个都坐在安格丽卡的床上。我一进去,他们就本能地靠得更近了,好像不让我看见他们正在分享的东西。我想他们以为来人是潘乔,发现是我后脸色才松弛下来。

“你应该养成锁门的习惯,”安格丽卡说,“他差点把我吓出心脏病了。”

安格丽卡跟玛丽亚不同的是脸色洁白如雪,但肤色的基调仍然是橄榄色或粉红色,我不知道确切地说应该是哪一色,我想是橄榄色吧。她的颧骨高挺,额头宽大,嘴唇比姐姐的略微厚些。我看见她时,或者毋宁说我看见她在看着我时(别的时候来这儿她可从不看我),感觉好像一只指头修长细嫩却很硬的手在揉捏着我的心脏。我知道,利马和贝拉诺不会喜欢我用这个比喻,可这个说法像手套般跟我此时的感觉很熨帖。

“我又不是最后一个进来的。”玛丽亚说。

“就是你。”安格丽卡的语气非常决然,几乎是霸道了,刹那间,我都觉得好像她是姐姐而不是妹妹。“把门锁上,找个地方坐下。”她命令我。

我照她说的办了。小房子的窗帘拉了下来,透进来的光绿绿的,射进来时还带着黄颜色。我在书柜旁的那把木椅里坐下,然后问他们在看什么。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抬起脑袋仔细打量了我片刻。

“你不是记下我书名的那个人吗?”

“是。布莱恩?帕特、安德烈?亨利,还有个书名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失踪的消防队》,斯派克?霍金斯写的。”

“没错。”

“你还没买啊?”他的语气中略带揶揄。

“还没呢,不过打算要买了。”

“你得去一家专营英语文学的书店。普通书店里找不到。”

“我知道。乌里塞斯给我说起过一家你们都去的书店。”

“噢,乌里塞斯?利马。”桑?埃皮法尼奥说,特别加重了“塞斯”的发音,“他会打发你去波德莱尔书店,那里法语诗集挺多的,可英语诗集不多……‘你们都’到底是指谁啊?”

“‘你们都’?”我不解地问。芬特姐妹盯着我看不见的东西来回传阅。她们不时发出大笑。安格丽卡的笑声像一道汩汩小溪。

“常去书店的人啊。”

“噢,当然是指本能现实主义者了。”

“本能现实主义者?拜托。只有乌里塞斯和他那位智利小朋友读书。别人全是一群跑腿的文盲。我全告诉你吧,他们去书店只干一件事:偷书。”

“可他们偷回去不也要读吗?”我说,略微有些气恼。

“不,你错了。到时他们把书交给乌里塞斯和贝拉诺,这两位读了后再把内容讲给他们听,这样他们就可以四处吹嘘说读了比如格诺的东西,事实上他们干的只是偷了格诺的书,没有读过。”

“贝拉诺是智利人吗?”我问道,想把谈话内容扭转到别的方向上去,不过我也的确不知道。

“你看不出来啊?”玛丽亚说,连眼睛都没有从正在盯着的东西上抬一下。

“嗯,我倒是注意到他的口音稍微有点异样,不过觉得他可能是塔毛利帕斯或者尤卡坦人,我不知道……”

“你认为他是尤卡坦人啊?噢,加西亚?马德罗,你这个可怜的天真儿。他以为贝拉诺是尤卡坦人。”桑?埃皮法尼奥对芬特姐妹说,三个人同时大笑起来。

我也跟着笑起来。

“看着不像尤卡坦人,”我说,“可也没准。反正我又不是研究尤卡坦人的专家。”

“噢,他不是尤卡坦人。他是智利人。”

“那他在墨西哥生活多长时间了?”我想找点话说。

“皮诺切特政变后就来了。”玛丽亚说,仍然不抬一下脑袋。

“早在政变之前就住在这里了,”桑?埃皮法尼奥说,“我1971年就认识他了。后来他又回智利去了,政变发生后又返回墨西哥。”

“可是我们不知道当时你们两个都回来了。”安格丽卡说。

“那段时间,我和贝诺拉关系非常密切,”桑?埃皮法尼奥说,“我们都才十八岁,是布卡雷利大街上最年轻的诗人。”

“能告诉我你们在看什么吗?”我说。

“我的照片。你可能不会喜欢的,如果你愿意的话,看看也没什么。”

“你是摄影师吗?”我说着起身朝床边走去。

“不,我只是个诗人,”桑?埃皮法尼奥说,然后给我让出点空地,“对我来说,有诗歌就足够了,不过,我迟早会干起写小说这种低俗事来的。”

“给你,”安格丽卡把看完的一小叠照片给了我,“你最好按照时间顺序看。”

足有五十或六十张照片。所有的照片都是抓拍的。背景在同一房间,可能在宾馆,两张例外,是在夜晚一条光线暗淡的街上拍的,还可以看到一辆红色野马,里面坐着几个人,脸影模模糊糊。其他照片的主角是一个留金色短发的男孩,十六七岁的样子,也可能只有十五岁,还有一个人是可能比他大两三岁的女孩,然后还有桑?埃皮法尼奥。肯定还有拍照的第四个人,但此人始终没有露面。第一批照片拍的全是那个金发男孩,他穿得衣冠楚楚,越往下看身上的衣服越少。到大约第十五张照片时,桑?埃皮法尼奥和那个女孩出现了。桑?埃皮法尼奥穿一件紫色运动衫。女孩穿一件迷人的晚礼服。

“这是谁?”我说。

“别说话,仔细看完照片再问。”安格丽卡说。

“他是我挚爱的人。”桑?埃皮法尼奥说。

“噢,这女孩又是谁?”

“他姐姐。”

快看到第二十张照片时,那个金发男孩开始穿上他姐姐的衣服。那个有些黝黑、微胖的女孩摆出放荡的姿势,望着给他们拍照的那个不知名的人。此时桑?埃皮法尼奥还能自我控制,至少在第一批照片里是这样,他面带笑容却很严肃,不是坐在扶手皮椅里就是坐在床边。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一种幻觉,到了第三十张或者三十五张照片时,桑?埃皮法尼奥脱掉衣服(他腿臂修长,身体似乎特别瘦削而且瘦骨嶙峋,比真实生活中要瘦很多)。后面的一批照片上,在男孩姐姐始终警觉的注视下,桑?埃皮法尼奥开始吻金发少年的脖颈、嘴唇、眼睛、后背和勃起的那东西(对外表如此柔嫩的男孩来说,那东西也够抢眼的了),姐姐时而露出全身时而露出半身(只有一条半胳膊、一只手、几根指头、脸的一侧),时而只是在墙上照出个影子。当然了,没有任何人预警过我说桑?埃皮法尼奥是同性恋。(只有鲁佩提到过,但她说我也是个同性恋。)所以,我尽量别流露出自己的感觉(毫不夸张地说,这感觉可是一派混乱)然后继续往下看。我最担心的事出现了,接下来的几张照片上这位布莱恩?帕特的读者开始跟那个金发少年做爱。我感觉自己的脸都红了,想到看完这些照片后该如何面对芬特姐妹和桑?埃皮法尼奥。男孩的脸扭曲得看上去怪怪的,我想那就是所谓的痛苦和喜悦交织的表情。(或者说是虚情假意,不过我是后来才想到这点的。)桑?埃皮法尼奥的脸好像显得非常严峻,就像薄薄的剃刀或者小刀。那位正在欣赏的姐姐的表情五花八门,从暴力的快感到深深的忧伤什么都有。最后几组照片拍的是三个人在床上的镜头,看上去假装要睡觉或者对着摄影师微笑。

“可怜的孩子,看那表情好像是有人逼他去那儿的。”我故意这样说来激怒埃皮法尼奥。

“逼迫他去那儿吗?那是他的主意呢。他是个变态小子。”

“可你全心全意爱着他。”安格丽卡说。

“我是全心全意地爱着他,我们之间也有很多其他交易。”

“比如?”安格丽卡说。

“比如钱。我是个穷光蛋,他是个宠坏了的富家子弟,生活奢华,到处旅行,要什么有什么。”

“可从照片上看他不富有,也没有被宠坏啊。有些照片够残忍的。”我忽然一本正经地说。

“他家里很有钱。”桑?埃皮法尼奥说。

“所以你们去了一家还不错的旅馆。那灯光看着像在桑托的电影里。”

“他是某国大使的儿子。”桑?埃皮法尼奥说,然后向我投来阴沉的一瞥。“千万别告诉任何人。”他又补充了一句,后悔向我坦白了这个秘密。

我把那叠照片还给他,桑?埃皮法尼奥放回衣兜。安格丽卡赤裸的胳膊跟我的左臂仅有一寸之遥。我鼓起勇气朝她的脸上望去。她也看着我,我猜自己的脸又有些红了吧。我的心情好极了。可是很快我又毁了这份开心。

“潘乔今天没来吗?”我像个白痴似的问道。

“还没有,”安格丽卡说,“你觉得这些照片怎么样?”

“赤裸裸的性照。”我说。

“赤裸裸的性照,就这些了?”桑?埃皮法尼奥站起来,然后坐进我刚坐过的那把木椅。他用刀刃般微笑的目光望着我。

“嗯,有那么点诗意。不过,要是我说是因为诗意而打动了我的话,我肯定是在撒谎。这些照片挺奇怪的。我只能管它们叫色情照片。不过没有否定的意思,但肯定是色情照片。”

“人们就是喜欢给自己不理解的东西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桑?埃皮法尼奥说,“这些照片让你兴奋了吗?”

“没有,”我强调说,其实我也说不准,“没让我兴奋,也没让我反感。”

“那么它就不是色情照片了。至少对你来说不是了。”

“不过我喜欢这些照片。”我承认说。

“那么只能这样说了:你喜欢,却不知道为什么喜欢,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好吧。”

“谁拍的啊?”玛丽亚问。

桑?埃皮法尼奥盯着安格丽卡大笑。

“这还真是个秘密。那人让我发誓不要告诉任何人。”

“如果是比利的意思,谁会在乎拍摄者呢?”安格丽卡说。

看来那位大使儿子的名字叫比利了。很贴切,我想。

不用问为什么,我已经猜出照片是乌里塞斯?利马拍的。我又马上开始琢磨起那个有趣的(对我来说)信息:贝拉诺是智利人。后来我又观察起安格丽卡来。但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多半是趁她埋头读尤金?萨维茨卡亚[1]尤金?萨维茨卡亚(Eugène Savitzkaya,1955—),比利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1]的诗集《痛苦的地方》而没有看着我的时候,她偶尔抬头望一望,然后加入玛丽亚和桑?埃皮法尼奥关于情色艺术的谈话。我又开始琢磨照片会不会是乌里塞斯?利马拍的,同时又想起在基多咖啡店听到的故事,说利马是毒品贩子,我想,假如他是毒品贩子,几乎可以肯定他也染指别的事情。我就想到这么多,然后巴里奥斯挽着一个极其漂亮的美国女孩(她永远都面带微笑)的胳膊出现了,她名叫芭芭拉?帕特森,还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女诗人,叫塞尔维亚?莫雷诺,后来我们所有的人就开始吸大麻了。

我的记忆有些模糊(不过跟大麻无关,那东西其实对我没有作用),可是后来又有人引出贝诺拉的国籍问题——也许是我提起这个话题的,我搞不清楚了——然后大家都开始谈起他来。确切地说除了我和玛丽亚,人人都开始贬低起他来,他们有时从肉体和精神上多少跟我们游离开来,但是,即便保持某种距离(也许是大麻所致),我依然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他们有时谈论利马,谈到他去格雷罗州和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搞毒品,然后卖给墨西哥城的作家、画家们。可是利马怎么可能一直跑到这片大陆的另一端去买毒品呢?人们大笑着。我想我也笑了。我想我笑得很厉害。我闭上眼睛。他们说:阿图罗让乌里塞斯干得很辛苦,现在风险更大了,他们的话刻印在我的大脑里。可怜的贝拉诺,我想。后来玛丽亚抓起我的手,我们离开了小房子,就像潘乔和安格丽卡把我们赶出去时那样,只不过这次潘乔没有在这里,没有人赶我们出去。

后来我想我就睡着了。

醒来时已经是早晨三点,我发现自己直挺挺地躺在胡吉托?芬特身边。

我一跃而起。有人脱掉我的袜子、裤子和衬衣。我四处摸索着寻找衣服,尽量小心翼翼地不要扰醒胡吉托。我先是在床脚下的地板上找到了背包,书本和诗稿都在里面。我又在更远的地方找到裤子、衬衫和搭在椅子上的夹克。我在哪儿都找不到鞋子。我爬到床底下去找,可看到的却是胡吉托的几双旅游鞋。我穿戴整齐,想着打开灯呢还是就这样光着脚走出去。我决定不了,于是走到窗前。我撩开窗帘,发现自己在二楼。我向外望着漆黑的后院和芬特姐妹的小房子,它掩映在几棵树木后面,在月光下隐隐闪亮。很快,我意识到照亮那幢房子的不是月光而是就在我窗户下面亮着的一盏灯,稍微靠左一点,就挂在厨房外面。灯光极暗。我试图辨认出芬特家的窗户但是什么也看不见,只看到些树枝和影子。我花了几分钟的时间权衡是否可以回到床上继续睡到黎明再说,可我又想出几条不能这样干的理由。首先,我从来没有不跟叔婶打招呼就在外面过夜;其次,我知道回到床上我也睡不着;第三,我得去看看安格丽卡。为什么?我忘了理由,不过这时我有一种想看看她的迫切需要,看看她睡觉的样子,像条狗或者孩子那样蜷卧在她的床脚下(这情景很恐怖,但却很真实)。于是我悄悄向门口溜去,心里默默地感谢着胡吉托给了我一块睡觉的地方。再见,小内弟[1]原文为cuado。[1]!脑子里思索着这个词(它源于拉丁语cognatus,congati,即内弟的意思),然后在这个词的坚强支撑下,我像猫一般溜出房间,来到犹如最漆黑的夜晚般黑暗的过道里,像置身于一家充满了凝视的眼睛、所有事物一触即发的电影院,我沿着墙壁摸索前进,最后,历经漫长的煎熬,细述起来让人神经紧张的痛苦之后(再加上我又讨厌细节),终于找到了从二楼通往一楼的那条坚固的楼梯。我像尊雕像般站在那里(极度苍白,双手停在半空,蠢蠢欲动又犹豫不决),两种选择轮流向我袭来。我要么找到起居室和电话,立刻给叔婶打个电话,因为这时他们恐怕已经把不止一个疲惫的警察从床上拽了起来;要么找到厨房,我记得厨房在左侧,紧挨着类似家庭餐室的房间。我把每个计划都思来想去,最后倾向于采用不太扰民的方案,这需要尽快溜出芬特家的大房子。我的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突如其来的意象或者幻觉的支持,我仿佛看到基姆?芬特在黑暗中坐在一把高背椅里,全身笼罩在硫黄燃烧时散发出的那种鲜红的烟雾中。我使出浑身解数,设法让自己冷静下来。房里所有的人都睡着了,可是我听不到任何人像在家里那样的打鼾声。过了几秒钟的工夫,我确信自己头顶没有危险盘桓,或者至少没有近在眼前的危险,于是展开行动。在房子的这一侧,后院的亮光隐隐约约照亮我的去路,我很快来到厨房。进去后,我松弛下有些过分的警戒心,关上房门,打开灯,然后跌坐在一把椅子里,疲惫得好像跑着爬了一英里的山路。我打开冰箱,倒了一大杯牛奶,用牡蛎沙司和第戎芥末做了份汉堡和奶酪三明治。吃完后仍然很饿,然后又做了份三明治,这次是用奶酪、青笋和两三种红辣椒腌制的泡菜。第二份三明治还没有填饱肚子,我决定再去搜些主食来。我在冰箱底层塑料盛器里找到一块吃剩的鸡肉,在另一个盘里又发现了若干米饭。我猜这可能是晚饭吃剩的——接着再找些除了三明治面包以外的地道面包,动手给自己做晚饭。我挑了瓶草莓露露喝了,那味道其实更像芙蓉花。我坐在厨房一声不响地吃着,同时思索着未来。我仿佛看到了龙卷风、飓风、潮汐和大火。接着我把炸锅、盘子和银器都洗了,清除掉碎屑,然后打开通向后院的门。离开前我还把灯熄了。

姑娘们的屋子房门紧锁。我敲了一下,轻轻地唤着安格丽卡的名字。没人应声。我朝后望去,院里的暗影和像愤怒野兽般蹿跃而起的喷泉水阻挠着我不能再回胡吉托?芬特的房间。我又敲了一下门,这次稍微加重了。等了几秒钟后,我决定改换策略。我向左侧走了几步,用指尖在冰凉的窗户玻璃上叩了几下。玛丽亚?我说,安格丽卡?玛丽亚,让我进去吧,是我啊。我又沉默了片刻,看看会有什么动静,可是小房子里面没有任何响动。我怒气冲冲地或者准确地说是怒气冲冲又无可奈何地拖着身子回到门口,然后靠着门慢慢滑坐到地上,眼里一片茫然。我感觉我最终会进去,像条狗一般(一条在这个冷酷之夜里的湿狗!)睡在芬特姐妹的脚下,像我几个小时前愚蠢又恐惧地憧憬的那样。我可能哭了起来。为了清除眼前地平线上的阴霾,我开始琢磨所有应该读的书,所有应该写的诗。后来我忽然想到,假如我睡着了,芬特家的用人会发现我在这里,然后弄醒我,把我从被芬特夫人或者她的某个女儿或者基姆?芬特本人发现的尴尬中解救出来。然而,如果是后者发现了我,我乐观地推论,他可能会以为我为了忠实地守护女儿们,牺牲了一夜甜美的睡眠。如果他们唤醒我,请我进去喝杯咖啡,我分析道,那将毫发无损;如果他们踢醒我,不由分说把我扔出去,那么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另外,我怎么向叔叔解释说我是光着脚丫子穿过整个城市回来的呢?我想这样的推理可能让我兴奋起来,或者绝望让我无意识中用后脑勺撞击了房门,不管怎么样,我忽然听到小房子里传来脚步声。过了片刻,门打开了,一个昏睡的咕哝声问我在这里干什么。

是玛丽亚。

“我的鞋子掉了。如果能找到,我马上就回家。”我说。

“进来吧,”玛丽亚说,“千万别弄出声音。”

我像个盲人似的伸出胳膊跟着她走进去。立刻就撞上了什么东西。那是玛丽亚的床。我听到她命令我上去,然后看到她顺着原路走回去(姑娘们的房子其实很宽敞),关上还留着一道缝的门。我没听到她折回来。现在这里漆黑一片,但是过了会儿——我坐在床沿上,没有按照她指示的那样躺下——我终于借助巨大的亚麻窗帘辨清窗户的轮廓。接着我感觉有人溜到床上躺下了,然后,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那人又稍稍坐起,也许是用一只手肘撑起身子,把我拉过去。从呼吸的气息我感觉自己离玛丽亚的脸庞只有一寸之隔。她的手指开始在我脸上游走,从我的下颏走到眼睛,合上我的眼睛,仿佛是邀请我睡觉。她的一只手,一只瘦骨嶙峋的手,解开我的裤子,抚摸着我的那家伙。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太紧张了,我说睡不着。我知道,玛丽亚说,我也睡不着。接下来的一切逐渐演变成一系列具体的动作、相关的名词、动词,或者犹如花瓣般散乱掉落的解剖手册里的书页,全都凌乱地联系在一起。我在克制的沉默状态下开始探索玛丽亚赤裸的身体,玛丽亚美轮美奂的裸体,我已经喊出声了,舒服地享受着每个角落,我所到之处的每个光滑、无尽的空间,都是那么令人畅快。玛丽亚不怎么克制。她很快就呻吟起来,她的操纵动作,起先还很胆怯或者克制,当她引导着我的手把它放在无论是因为无知还是疏忽还不曾到达的地方时,她变得更加放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词能准确描述此刻的情景)。我不到十分钟就明白了女人的甜心在哪里,明白了如何揉按或者抚弄和扣压,当然,必须保持在温柔的限度内,话说回来,玛丽亚总在不断地超越这个限度,因为我的那家伙,在最初的蹂躏中被温柔款待的它,很快就在玛丽亚双手的折磨中痛苦起来。她那双在黑暗和凌乱的被子中的手,有时让我感觉就像一只猎鹰的毒牙或者小鹰,使劲地在我身上拽着,我担心会把我拉断,有时又像侏儒(她的手指就是可恶的侏儒!)在其间探索着、丈量着,后来(但我先把裤子脱到膝盖上),我爬到了她身上。

玛丽亚的大腿时而勾住我的脊背,时而又放开(我真希望一直那样,让我开心得死了也值得),我却趁机朝床的两边打量。从这个距离,我能瞥见安格丽卡床铺的影子和她臀部的曲线,两瓣屁股的形状就像从一个小岛眺望另一个小岛那样。忽然,我感觉玛丽亚的嘴唇吸着我的左乳,那感觉几乎就像在咬我的心脏。我跳了起来,猛地一用劲,想把她钉在床上(床铺的弹簧开始凶恶地轧轧作响,我只好暂时罢手),同时我以百般的细腻吻着她的头发和前额,还忙中偷闲琢磨着我们弄出如此巨大的声响居然没有吵醒安格丽卡。我甚至连自己到了高潮都疏忽了。

我们俩都忙着喘了会儿气。我问她有了高潮吗,她的回答让我匪夷所思:

“我来了两次,加西亚?马德罗,你没感觉到吗?”她一本正经地问。

我老老实实地告诉她没有,什么都没有感觉到。

“你还硬着。”玛丽亚说。

“我想是吧,”我说,“我们再做一次好吗?”

“好吧。”她说。

我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又达到高潮了。这次我不禁喊出声来。

“现在该我了。”玛丽亚说。

“你还没有到高潮吗?”

“没有,这回没有,可是感觉很舒服。”她抓住我的手,挑出我的食指,引导着它在阴部揉着。“亲亲我的乳头。你还可以咬咬它们,不过开始要轻点,”她说,“然后可以再咬重点。然后搂着我的脖子。抚摸我的脸庞。把你的手指放进我的嘴里。”

“你难道不更想让我……舔你吗?”我说,徒劳地想找到一种优雅的方式表达这个意思。

“不,现在别这样,用你的手指就够了。不过可以亲我的奶子。”

“你的乳房好大啊。”我说不出“奶子”这个词。

我在被子里面把衣服脱了(我忽然开始出汗了),然后迅速开始执行玛丽亚的指令。先是她的喘气接着又是她的呻吟声马上又让我硬起来。她也注意到了,开始用手抚弄我的那家伙,直到手都软了。

“怎么了,玛丽亚?”我对着她的耳朵细声轻语,好像担心会伤了她的喉咙(揉啊,她不停地轻声说,揉啊),又担心把她的一只乳头咬得太重了。

“别停啊,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说,依然在黑暗中微笑着,然后开始吻我。

当一切结束后,她告诉我她来了至少五次以上。说实话,我死活不肯相信居然会有这么夸张的事情,可是她既然这样说了,我只好相信。

“你在想什么呢?”玛丽亚说。

“想你。”我撒了个谎。其实,我在想叔叔和法学院以及贝拉诺和利马很快就要发行的杂志。“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那些照片。”她说。

“什么照片?”

“埃内斯托的照片。”

“那些黄色照片?”

“嗯。”

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地战栗起来。我们的脸紧紧贴在一起还能够聊天和发出声音,这得归功于两人的鼻子创造出的空间,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感觉到她的嘴唇在贴着我的嘴唇活动。

“还想再做一次吗?”

“想。”玛丽亚说。

“好吧,”我说,心里略微不情愿,“如果你在最后一刻改变想法了,请告诉我。”

“改变什么想法?”

玛丽亚轻轻地哼叫起来,我开始在逐渐炽烈的激情中加速运动。

“小心声音别太大了,我不想让安格丽卡听到。”

“你自己小心别弄出声音来,”我说,然后又补充了一句,“你给安格丽卡服了什么药,让她睡成这个样子?”

我们两个都轻声笑了,我贴着她的脖颈,她把脸埋在枕头里。完事儿后我甚至都没有气力问她舒服了没有,我一心只想着一件事儿,那就是把玛丽亚搂在怀里慢慢地飘进美梦中。可是她却起来让我穿好衣服,跟她去大房子的卫生间。我们出来走到后院时才发现太阳已经升起。那是自从昨晚以来我第一次把亲爱的人看得这么清楚。玛丽亚身穿白色睡袍,袖子上绣着红色图案。她用一个丝带或者发筋把头发朝后扎起来。

我们晾干身子,这时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可玛丽亚说叔叔和婶婶肯定还在睡觉,让我过会儿再打。

“那现在干吗呢?”我说。

“现在我们再睡会儿。”玛丽亚说,然后搂住我的腰。

然而,夜晚或者白天还替我保留着最后一份惊喜。在小房子的一个角落,我看到巴里奥斯和他的美国朋友紧紧地搂在一起。两个人还打着鼾。我很想把他们给吻醒了。

发表于 2012-10-25 15:28:20 | 显示全部楼层
强烈建议将诺贝文学奖补发给波拉尼奥!你觉得"莫言"跟他能比吗?我只能说"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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