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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4-10 19:03:42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94】玄鱼《十勘中国诗歌行为》
时值世纪之交,笔者曾撰写过一篇《中国诗歌行为初探》,刊发于河北的《文论报》,并在《星星诗刊》引起一番讨论。由于时间的限制,《中国诗歌行为初探》只能写到那场著名的“盘峰论战”为止。时下二十一世纪已过去了六年,这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中国诗坛又有多少值得一提的诗歌行为呢,诗界人士众所周知,那真是不同以往的热闹非凡。所以很值得再次续论令人喜忧参半的中国诗歌行为。
  一、网络诗歌的决定性勃发。
  说网络诗歌是中国诗坛的嘉年华,看来并不为过。网络以它的方便,快捷成为广大爱诗者亲睐的平台。许多人(如《诗歌报》网站的小鱼儿、评论家张明德等人)已做过有关网络诗歌的种种论述,所以笔者仅在这里提一点看法,即网络并非诗歌的终端,它仅仅是提供了一种能快速参与,方便交流的过程而已。要想最终长久地保存作品和真正地确立诗歌和诗人,最后还得靠纸张办的诗刊以及诗集来达到目的。
  二、民间诗刊的风起云涌。
  除了诗集的照样络绎不绝地印刷出版,各种诗报诗刊随着诗歌在网络平台的红火而大量问世。可以说这是曾经辉煌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无法相提并论。由于单独一个人也能开通诗歌论坛,所以诗歌刊物也并非如以前的基本由诗歌群体一起办,个人只要精力财力可以照样孤掌独鸣。稿源还用愁吗。当然这其中有特色的刊物并不多,许多刊物都笼统地喊什么先锋,没有新颖诗观和有特色的编辑思路,注定不少的刊物是短寿的。所以复刊者有之,开张后只有出一两期的也有之。当然,这些都很正常,基本符合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三、诗歌写作观点和主张纷呈,旗号林立。
  据不完整统计,如今诗坛上旗号林立,大致有以下这么些诗观和主义:下半身写作(沈浩波)、第三条道路(树才、庞清明)垃圾写作(老头子)、低诗歌(龙峻、花枪)、后政治诗写作(杨春光)、荒诞写作(祁国)、民生写作(蒋品超)、地面上先锋(庞余亮)、磨难主义写作(玄鱼)、废话写作(杨黎)、灌水写作(蓝蝴蝶紫丁香)、反饰主义(丁友星)、俗世此在写作(小王子)、类型写作(张小云)、卡丘主义写作(周瑟瑟)、物写作(舒非苏)、智性写作(鲁西狂徒)、零度写作(古冈)、地缘写作(梦亦非)、回归写作(野航)、存在写作(陶春)、非诗主义(白马黑马)、感动写作(海啸、马知遥)、草根写作(李少君)、完整性写作(世宾)、极简主义写作(铁舞)、超薄状态写作(曲铭)等等。各等写作倡导与理念,大相径庭,基本都能自圆其说。有趣的是,这种类似诗歌的潮流和派别的命名“注册”——抢占先机与收获影响,其实只不过是很少的人,甚至只是观点提倡着自己一个人的写作现象,并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流派衍生出来。
  四、非流派的诗群现象蔚为大观。
  如果说当初八十年代的各种诗歌流派有鱼龙混杂之嫌的话,那么今天恰恰是少流派而多诗群。有人将这一切归咎于“盘峰论战”将诗歌写作归总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写作”两大阵营了,这看法不无道理,似乎之后就少有真正的流派产生。一些已有相应影响的诗歌群体如第三条道路、东北亚、零点、丑石、新城市、诗家园、城市诗人、露天吧等诗群,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流派。倒是一些让正统人士大皱眉头的诗群,如下半身、荒诞诗派、撒娇诗派、垃圾派、新死亡派、反饰主义、空房子诗派等,却能以自己的诗歌观念为导引进行创作,出现各自的风格接近的流派写作。而诗坛上同时接连出现的却是一些更缺乏流派意义的诗人结群现象。如“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中间代”等等。即便是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写作脱颖而出的某些诗群也不具备流派意义,因为其所主张的是不坚持任何写作流派而包容一切,那么这与没有流派是同义的。当然也包括所有的以城市为名号的诗歌群体也基本属于非流派意义的。因为城市化的日渐弥漫,使得原有些流派性的诗群也失去了独特性。可以说,真正的诗歌流派之命名是非常有意义的。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流派,才会无益于诗歌多样性的发展。所以,有些诗歌写作主张正在努力形成流派趋势,如感动写作(海啸)、民生写作(蒋品超)、地面上先锋(庞余亮)、磨难主义写作(玄鱼)、反饰主义(丁友星)、类型写作(张小云)、卡丘主义写作(周瑟瑟)、智性写作(鲁西狂徒)等等。
  五、主旋律诗歌的枯木逢春。
  应该看到,如今的官方诗人和以往人们印象中的“御用诗人”不能简单划上等号。由于一些实力诗人的入主文化部门,情形已今非昔比。如迭吉马迦、林莽、叶延滨、梁平、郁葱等“五虎上将”,基本还是能够从主旋律诗歌角度来压住阵脚的。"主旋律"一词,只是习惯上叫法,并无任何褒贬之意。也就是指官方诗歌部门主办的一些诗歌活动,如诗刊社的"春天送你一首诗",中国诗歌学会的"诗歌万里行"以及包括《诗刊》社的每年度的“青春诗会”还有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诗歌研讨会等等,另外还包括各官办诗刊的“亲近民间”和扩充创办与网络有关的下半月刊。做得较突出的是《诗选刊》的首届中国民间诗刊研讨会开创了先河、《诗歌月刊》的一年一度民间社团专号、《星星诗刊》的"甲申诗歌风暴"、《诗林》、《红豆》等刊物的对民间诗群的重视。
  无须避讳地说,官方诗歌现象只是咱中国的特产,好在如今官方诗歌很理智地"亲近民间"获得了新生活力,这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对诗歌发展有利的。笔者非常赞同诗歌评论家牧野的一番话:如同体育一样的有政府共同出资出力发展诗歌,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而即便是一些官方刊物由个人承包或广拉赞助,这都改变不了其官办刊物的招牌性质。
  各地区的无论作家协会还是文化局之类,也纷纷开始与民间诗歌群体或社团打破樊篱,共创一片诗歌的“明朗的天”。诗人凸凹作为成都龙泉驿地区的文化部门领导对各种诗歌活动的作用,大家都有目共睹。诗人老铁和任少云也都在当地文联担任领导,想必都会对当地诗歌活动的发展带来促进。笔者也曾在上海作协诗歌会议上大力宣传过《诗歌报》网站,曾热情致力于上海诗坛“官民”融合的添砖加瓦,并或多或少促进了作家协会主办的《上海诗人报》的诞生。
  六、诗歌节和诗会的良莠不齐。
  毫无疑问,上海对诗歌的热情是远不能和其它诗歌大省市相提并论的。十年前笔者就曾在《文学报》上刊文呼吁“上海应有一个诗歌节”(此文后被《新民晚报》转载),然而时至今日。上海依然不可能办一个有规模的正规诗歌节。原因肯定不少,上海诗人有兴趣可探讨一下。而近年来全国各地的诗歌节和盛大诗会真可谓层出不穷。如马鞍山国际诗歌节、北京大学诗歌节、珠江诗歌节、鼓浪屿诗歌节、桂林诗歌节、成都桃花诗会、河南西峡诗会、《诗歌报》金秋诗会等等。应该说,大多诗歌节和诗会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供各地诗人聚会交流的大型“派对”,真正能切实对诗歌发展有所建树的不是很多。这也和中国的当下诗歌评论基本缺席或滞后不无关联。
  七、地域性诗歌的原生态佳肴。
  中国地大物博,各民族各地域的人文历史和民风民情丰富多彩,各地的诗歌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特色,各领风骚。如发星、梦亦非等人的大小凉山的彝族和黔西地区的特色诗歌呈现,侯马、李红旗等人的京味诗歌,古马、阳炀等人的甘肃西风味诗歌,以王照耀东《大风筝》为代表的山东乡土诗,浙江细腻如水的诗歌风格等等。当然,城市和乡村两大块面的诗写风格依然可以挖掘各自的生活矿藏。一种浓郁的地域风格自然体现,无疑就会给诗歌带来色彩鲜明的写作特色。
  总之,诗歌地域性的充分挖掘和发挥,也是诗歌能够多样化的健康发展途径之一,诗人不可轻易放弃如此丰厚的写作资源。
  八、潜歧视。诗歌“女权主义”喧嚣尘上。
  纵观半个多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影响也不过就是二十年左右,这似乎与中国早先的“妇女解放”思想没有根本性的差异。然而迄今看来,人们对女性的真正观点并没有得到发自初衷的超越。鄙以为,妇女运动近一个世纪的演绎,新观念不可谓不深入人心,如今应该是只要对妇女权益在各种制度上得到保证就可以了,完全不再需要连篇累牍地重复挂在嘴边。否则的话,反而就是一种性别潜歧视了。在诗歌方面,也根本不可以区分性别地对待作者。官办诗刊点缀性地纪念“三八妇女节”发一些女诗人作品,倒也就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更多的民间诗歌行为也存在对女诗人的潜歧视就令人深思了。如黄礼孩竟然斥巨资(这让多少资金贫乏的民刊为之羡慕)出版了两大本女性诗人的专刊。而有些女诗人也正是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在诗坛驰骋风云。所以女诗人必须首先自己摒弃性别潜歧视,也是至关重要的。除非学理上需要研究性别对诗歌产生何等影响,否则根本不需要提及诗人的性别。
  九、玩诗歌成为名正言顺。
  诗歌属于艺术大范畴,艺术原本就有源于游戏的说法,所以说诗歌具有娱乐性甚至游戏性也不算太离谱。苏州诗人晓海、曾飞鸣等人就堂而皇之地创办了一本以诗歌为主的《玩》刊物。办得很高雅,很精致。周瑟瑟的“拉丘主义写作”同样也是明智地提倡“游戏中警示,警示中游戏”,还有默默的“撒娇”诗派,也基本是在不拘一格的智慧玩耍中进行“温柔地反抗”。
但是,笔者再次郑重提示,尽管我完全赞同诗歌有游戏娱乐的功能,却要明白游戏不是诗歌的全部功能,诗歌也不可以都是游戏玩耍(尽管远离低俗)的类型。更不能将游戏性作为恶搞诗歌的伊甸园。诗歌完全可以担当对社会的责任,诗人也根本不应该以艺术的名义拒绝苦难。时代需要磨难,生命需要磨难,诗歌本身更需要磨难前行。
  十、诗坛圈子化及放糖还是搁盐。
  最后谈谈诗歌和诗人的圈子化问题。
有人将沈浩波的《诗江湖》用来形容如今中国诗坛的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状。这些状态和圈子化有一定的联系。应该说,圈子化与诗歌的流派、诗群的存在等都没有必然的关系。然而中国诗坛确实有圈子化的现象。如果仅将诗群团体等同于诗人圈子,让也无可厚非。但圈子不等于划势力范围,不同于封闭妄自尊大。那种目中无人地相互诋毁,时常会发出浮躁的急功近利啸叫声。
正常的诗人圈子是包容性的良性循环的人员组合或流动。既和兄弟诗群平等共处,互学互帮博采众长,同时又是坚持鲜明独特个性地体现大文化大艺术大民间等多种元素的诗歌生命的活力延续。
  结束语:
  笔者再次感觉到,我们之所以仍有必要重视一下对中国诗歌行为的勘察和研究,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的新诗依然没有达到一种规范化良性循环的艺术境地。有的诗人只强调了个人化写作的必要性,却忽略了诗人也是一种更具社会本质内涵的社会人。社会人的相应活动范畴和行为,这是研究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多种形式的活动、行为等等的交流,一般能够避免诗歌陷入象牙塔孤芳自赏或甚至于在死胡同里自命清高。诗歌既要贵在创新的横向多元化发展,也需要纵向体系性的产生历史群体。诗歌流派和诗歌群体,正是中国无数诗歌行为的载体。
  是以勘之。
(本贴于2006-11-03 22:43:34在《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发表)

 楼主| 发表于 2012-4-10 19:03:58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95】朱晓剑《剪影四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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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是不是一个诗意的城市,我不知道,兄弟我只是知道,成都的诗人挺多的。写诗的名气在成都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你写诗,就是一位大师。朋友这样说,这是有道理的,毕竟在成都,诗人是高贵的。
诗歌是分圈子的,但大家又胶合在一起,彼此不分。比如诗歌民刊,应该是同仁刊物吧,但常常发其他圈子的诗人,这不是包容性,因为昨天晚上在喝酒时,他们甚至可能是敌人,互相挥舞着拳头,诗好,照样发表。
这样的氛围在全国,是仅有的。
知道《人行道》,是因为终点文学网,那儿有两本诗刊:《终点》与《人行道》,有时我很难分清谁是哪个诗刊的,这个,似乎并不重要。只要诗写的好,都会赞一个。第一次看《人行道》,是2004年,胡马那时在做汽车报。一晃就是两三年前的旧事了,不是时间的关系,而是一见如故。这期间,大家一直忙活,很少见面,就像诗,不是每时每刻都有灵感,需要记录下来。这都是无妨的,经常还是能从这儿那儿得知彼此的消息,努力地生活,就这样的接触,也有些感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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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出诗人。这话在我看来,是不确切的,至少成都的诗人很少愤怒了。生活家的态度是值得赞扬的,他们要积极地生活,不愤怒,不夸张。这样出来的诗句是有深意的,我喜欢这样的表现。
阅读《人行道》,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至少是不张扬。没有什么大的事件,好像是不屑似的,其实是骨子里有一种对诗歌的朴素情怀。这个说话,可能不够准确,但这没多大关系,看那一行行诗就是了。就像生活本身,是不需要过多的阐释。
有段时间,在语言的迷宫中,寻觅出来的路,透一口气,生活太密的话,是不好的。于是,喝茶成为了日常生活。在与胡马、李兵、张哮、张卫东的交往中,更多的是以茶的方式,茶是诗歌的结构。在茶香中缓慢地接近诗歌,是一种境界。我猜是这样的。
在成都的诗人活动中,茶是不可或缺的,就像酒一样,容易沉醉,也容易生发想像。当我想像着这样一幅图景时,是欣慰的。也是令人陶醉的,那是属于诗歌的。

3

在宽巷子喝茶,如今是很奢侈的事情了。以前常有诗人在那里留连。下午,好日光,摆几把竹椅子,来几碗盖碗茶,几个人舒服地坐在那里,外面的喧闹好像都跟自己无关了。
冬天,与李兵、张哮、张卫东、胡马在那谈了一下午,快意得很,谈诗谈诗坛的事。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到了春天,与马兰、石鸣也是。她在美国,对成都的街巷、乃至于公共交通都有了解,却对成都如此的熟悉,这得益于她早年生活在成都。这让我想起王笛的那册《街头文化》所描述的情景。
又是好久没去宽巷子了。不知道现在是好,还是坏?不管如何变化,都是一条商业街了,看上去很豪华,但没了诗意。我曾说,这不仅让我想起了作家冯骥才从法国回来后,说了这样一段话,发人沉思。他说,巴黎真正的历史感是在城中随处可见的那一片片风光依旧的老街老屋之中。找一位这街上的老人聊一聊,也许他会告诉你毕加索曾经常和谁谁在这里见面;莫泊桑坐过哪一张椅子。巴黎那浩大而深厚的文化,正是沉淀在这一条条老街老巷里。在西安,古城墙至今仍矗立在这个现代化的都市里;幽幽青砖无言地诉说着过去曾经经历的风雨与历程,穿过城墙,静立时,仿佛便听得到当年铿锵刀枪声,还有阵阵马蹄响……而这些都跟宽巷子无关了。
繁华了的人行道,商业化,未尝不可,如仅仅是这样,大概是跟每个城市的街道都一样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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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有风从城市的上空吹过。街道上的行人极少。因为一件事我约了胡马,在水井坊见。那儿刚立了块牌坊,怪异地兀立着。车站冷清的,卖报人吆喝着,他的声音有些空,在冷风中回旋。
胡马来了。找茶铺,没得。有一家,关了门。在街上边走边找。后来就找到了黄伞巷。使劲地沿着巷子走,街有些破旧的味道,以为路要完了,也没个喝茶的地方,正郁闷着,见一房屋外面摆了几张桌子,就坐下来。
聊天,诗歌,谈彼此的生活。这几年变化挺大的,都在为人生奔波着。旁边几个人分钱,可能是分赃吧,卖手机还是自行车?不得而知,我看了看,没在意。
12点,张卫东来了,举人家的书童也来了。依然是聊天,诗歌写作,谈《芙蓉锦江》的创刊。张卫东说,这地方以前来过,幸福剧团曾在这里活动,后来,大概去了培根路。举人家的书童说,诗歌是可以调戏的。就这样散漫地聊,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我拿着厚厚的一叠《人行道》,在风中骑着脚踏车,是温暖的。我想起胡马说的话:“谢谢大家/在冬天/还热爱诗歌。”是啊,还热爱诗歌,愿意过一种诗意生活,不是诗人那又是什么呢?

(本贴于2007-01-23 19:46:14在《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发表)

 楼主| 发表于 2012-4-10 19:04:14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96】《“第三条道路”八年诗歌奖》

“第三条道路”八年诗歌奖(1999-2007)

主办单位:“第三条道路”论坛
协办刊物:北京《诗歌月刊》下半月刊
四川《芙蓉锦江》诗刊
四川《文坛轻骑》杂志
四川《元写作》集刊
广东《第三条道路》诗报
评选方式:网络推举,民主确定,排名不分先后。

一、特别贡献奖3名:老巢、林童、庞清明
以刊物、网络、活动为载体,为“第三条道路”不断提高能见度而持续努力、倾注心血者,被授予特别贡献奖。
老巢获奖理由:近几年以来,老巢几乎在各种艺术门类的海阔天空之中均完成了令人惊奇的漂亮跃飞,他忠实于这样一些身份:记者、摄像师、电视节目制作者、主持人、导演、图像及文字刊物主编,因而他所致力的,似乎总是为别人提供灯火辉煌的舞台。如果只在这里提及老巢独资创办《诗歌月刊》下半月刊并担任主编,绝不仅仅因为他再次启用将官方文化资源和民间艺术精神相融合的狡黠智慧而首开官刊民办之先河,这一事件的更大意义在于,他为“第三条道路”诗人和批评家们提供了一个自由场域并再次证明文字才是他“更适合栖居的老巢”。另一方面,老巢那些即兴命笔、率尔成篇的短诗佳作和信马由缰、天花乱坠的长诗杰构也在不断地修正我们的既有观点:这一次,老巢再也不惟是一个舞台的设计者和提供者,同时他也正是那灯火中心,一个机变百出的亮相者。
林童获奖理由:人们记住林童,不仅因为他是《美之殇》、《破碎的偶像》两部诗集的作者,更重要的是他为“第三条道路”所做的一切。事实上,正是林童,与他的合作者一道,将“第三条道路”由少数几个独立写作者的个人化理念扩大成为攻城掠地的集体化行动,这行动的目的,就是要与试图平分当代诗歌版图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写作三分天下。与这种野心相匹配,或者说相呼应的,一是独力或参与,连续不断地编辑推出民刊《时代作家》、华艺版《九人诗选》和九州版《第三条道路》;二是先后完成了一大批以“第三条道路”为关键词的文论,其《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 》一文产生了较大影响。时至今日,当“第三条道路”上空的迷雾开始消散,我宁愿相信昔日林童存志之求大、为文之从权包含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大局观而不是私心杂念。最后让我们记住:另外一部著作《文化诗学:第三条道路》的作者,正是“这个”林童。
庞清明获奖理由:长期以来,为了“第三条道路”一枝一叶地葳蕤,作为一个兢兢业业、孜孜矻矻的工作者,庞清明几乎与所有“第三条道路”诗人都交换了友谊和智慧,他先后创办纸刊和诗报,建立“第三条道路”资料库,连续不断地在各种刊物上组稿推出“第三条道路”诗人作品专辑,并以诗歌写作和批评写作的双重跟进证明着自己的独特存在,——然而与这一切相比,庞清明促成网络与“第三条道路”的联姻似乎显得更为重要。“第三条道路”因为庞清明而在一个虚幻空间中拥有了“千座高原”,就像洪太尉掘开了镌刻着龙章凤篆、镇伏着天罡地煞的石头碑碣一样,终于“误走妖魔”。这一事件内在地包含着对庞清明的全部毁誉;然而他承受着这全部毁誉,仍然怀抱着诗歌“大同”的理想,凭借巨大的热情和持久的耐性,“虽千万人吾往矣”。
二、实力诗人奖6名:莫非、车前子、树才、安琪、凸凹、马莉
坚持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通过长期安静的写作,为当代中国诗歌增加了新的美学类型,并为“第三条道路”赢得了良好声誉的诗人,被授予实力诗人奖。
莫非获奖理由:就像在一八四五年,梭罗拿了一柄斧头,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区,后来完成了如此简单、如此馥郁而又如此晦涩的著作:《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瓦尔登湖》;莫非则与一把大剪刀形影不离,他长期注目于积雪、雨水、石头、青草、灌木、鸟群、巨雷和无时无刻不在其中隐现的“死亡”,不紧不慢地清除着杂物,“还一座花园的本来面貌”,完成了同样简单、同样馥郁而又同样晦涩的两部诗集:《词与物》、《苏拨》。《词与物》体现了这样一种认知:事物消失、世界模糊,诗人试图用“词”来挽留和呈现这一切,然而挽留的只是残骸、呈现的只是背影,诗人内部的汹涌仅仅被在白纸上浮现出来的语言漏出了少量的沙粒,正如事物和世界本身。正因为如此,《词与物》不可能不是一部“反复书写”的诗集:一首诗与另外一首诗构成了奇妙的重复,有时候却又不免“空转着轮子”。到了《苏拨》,莫非显然已经更加放松,他在此前那个几乎空无一人的植物世界中,增加了一个超自然、女性化的倾诉、交谈对象——“苏拨”,并借此搭建了一个呓语式、超现实的十二行诗展台,被誉为“当代文学一个小小的奇迹”。除了这两部诗集,莫非还完成了大量的长诗、组诗和短诗,他娴熟地运用断句、口语、汉字特有的多义指向和刀切斧断般的节奏,记录着“精神的奇异运行”并接近了他所期望的“对汉语的赞美”的境界。
车前子获奖理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现代诗歌运动中,车前子以其调皮的儿童视角和荒诞的隐喻向度成为朦胧诗人队列中的貌合神离者。他的《三原色》一诗简单而又奇崛,过早地散发出一种后现代主义气息,被视为“第三代诗歌的起源之一”;然而他《纸梯》时期的努力,却转向于将江南物象和个人玄想锻造为一种恍惚迷离的文人趣味诗歌,并由是与柏桦、张枣、钟鸣等人一道,在那个血脉贲张的诗歌时代中,集结成一群温和古雅的另类。近十余年来,车前子致力于“语言诗”的探索,并最终在行为艺术的助力之下,促成了“语言诗”在妙境和困境上的双重抵达。车前子二十五年的写作,使他在最年轻的诗歌同行面前几乎都长期保持着孤身深入的前卫姿态,证明了“第三条道路”精神将一个诗人醒目地带到我们面前的巨大力量。
树才获奖理由:以“诗歌”为轴点,树才在写、译、评、编四个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已经有目共睹。这一事实本身,甚至掩盖了树才单独作为一个“诗人”的庞大存在。长期以来,树才对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诗歌时尚置之不理,他闭上眼睛、屏住呼吸,静静地狩候着自己灵魂深处一切稍纵即逝的细微响动,求取诗歌“自然的溢出”。在树才的作品里,我们每每遭遇虚无感和死亡心,以及与之拉锯的超脱感和安宁心;肉身的渺弱和思想的壮硕,构成了树才的两难生命并让他大面积、长时间地陷入了一种物我两忘的冥想状态,仿佛秋日的一棵颓树,“屈从于体内痛苦的变化”而又“开始经历到一点点灵魂”。但是树才一次次从“冥想的烟”到“佛教的蓝”的虔诚奔赴,其睿智、纯净的生命质地对文本质地的绝对支配,以及那种直接性和神秘性相胶着的奇妙语言,都还没有引起与之相匹配的关注。“树才早就已经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这在大多数人看起来像是一个预言;也许有一天,当我们回过头重新“发现”树才的时候,我们就会承认自己的短视和无知。
安琪获奖理由:我们随时都能够感受到安琪的灵光乍现,她天生就是为作一个诗人而降临人世的。安琪曾自称诗就是她的“尸体”,那么她写诗,几乎就是为了不断去“死”。早期安琪拥有庞大的建构野心,在以《轮回碑》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中,她肆无忌惮地采取暴力手段强行实现语言增值和文化交媾,轻而易举地打碎了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并在碎片的错乱拼贴之中显示了“无理而妙”的非凡才华。安琪这种无性别写作模式向所有的男性诗人掏出了咄咄逼人的锋芒,给近三十年的女性诗歌增添了独一无二的崭新品种。到北京以后,生活的烦忧和情感的动荡缩小了安琪诗歌篇幅和技艺虚荣的尺寸却扩大了她心灵的敏感,其近期作品,集中展现了诗人灵魂与肉体的悲剧性冲突和喜剧性妥协,带给我们以一个进退失据、苦乐无名的“女人”形象。似乎可以这样表述:从漳州到北京,安琪就从迷狂实则充实的白昼来到了静寂实则纷乱的暗夜,然而,正是这个暗夜安琪,让我们更加刻骨铭心。在近期作品中,安琪展示出了令人叫绝的撑杆跳技术:当某件作品在平庸的悬崖边摇摇欲坠之时,她有时候只用一个词语或者一个单句就可以瞬时挽回败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众多的作品中,安琪的两首短诗,《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和《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已经在当代中国诗歌史上争取到了显眼的席位。
凸凹获奖理由:凸凹,正像这个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其二十余年的诗路历程充满了众多的周折和巨大的嬗变。他并非一个早慧天才,而是从诗歌基层缓慢起步、长期攀援。神农以“遍尝”的方式通晓了各种草木的苦甘寒热,凸凹则在各种写作范式中左冲右突,终于成功地实现了“中年变法”,在大众美学的贿赂和挟持之中夺路而逃、脱颖而出。他最终以第五部诗集《苞谷酒嗝打起来》,在民谣风路向上完成了最早的一批草根诗歌,用彻底下落和倒退的反常方式,令人意外地坚持了“先锋”的风度;第六部诗集《镜》,用最朴素的语言托出最真挚的情感,很多篇章已经达到了“浓尽必枯、淡者屡深”的境界,相信那个幸福的“收件人”必定会用一生的时光去慢慢品味、静静享用;最近的两部诗集,《桃花的隐约部分》、《大河》,凸凹以成熟的心性和开阔的视界,积极介入近在咫尺的现实,使他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亲历者;当前凸凹,形成了“诗点、技艺和历验三维一体”的凸凹体,渐臻收放自如之境,每一有作,无不呈现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势,代表作《针尖广场》、《国家脸,或大碗之书》具有一种罕见的“大美”,标志着诗人在更高的层面上不断地成就自己。一切迹象都在表明:当那些早慧者们已经江郎才尽,我们的凸凹仍然凭借自己雄厚的创造力和可贵的实验性,不断增加着天平这边的重量。
马莉获奖理由:几乎可以这样说,马莉所有的短诗都可以理解为一个怀有秘密兴味的“林中少女”对童年经验的打捞和探询。马莉的童年,与湿漉漉的“母性”南方构成了难分难解的纠结,这决定了马莉诗歌写作的词汇表:浪、风、夏天、海洋、蝙蝠、花园、幽灵、热带鸟、巨型蘑菇,如此等等。然而马莉绝非一个纯自然的膜拜者,她一方面对一切细小事物的命运和意义充满了惊奇和迷惑,另一方面又在明知故问、无中生有、似是而非、举轻若重的叙事设计中展现了一颗极端敏感的心。当马莉趋于极致,即或在诗歌中也幽闭着自己,她高兴那样做,就那样做了,根本不理会读者反应之类,这让她的一部分作品具有一种任性的玄想性质。除了为数不少的冰冷短诗,流光溢彩的大型组诗《金色十四行》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与其他作品相比,《金色十四行》“在有限的空间里迅速弹跳并且飞翔”,集中了诗人充满虔诚、智慧和慈爱的本真言说,显示了成年心性对马莉诗歌写作轨迹的牵引。概乎言之,诗人马莉以其苛严的标准、均匀的腕力和几乎“出世”的良好心态完成的一批诗歌作品,已经与她诡异冶丽的黑白画系列一起,构成了一个富足的艺术世界。
三、实力批评家奖2名:胡亮、杨然
将“第三条道路”纳入中国当代诗歌宏阔视野进行考察,努力诠释和挖掘“第三条道路”精神的丰富内涵,准确揭示并合理呈现“第三条道路”诗人独特的美学标高,并在专题性质的研究中表现出了良知、激情和判断力的批评家,被授予实力批评家奖。
胡亮获奖理由:对于“第三条道路”而言,胡亮几乎是一个目不斜视的批评家。这个曾经长期浸淫于中国古代经史子集,后来又审慎地扬弃过西方现代批评模式的年轻人,不到而立之年就已经不再迷信任何既有的“方法”和“手段”。他坚信智慧而精当的批评寓于对批评对象的无止境进入之中,舍此之外,实无他途。所以他的理想,是成就一种“元批评”。元批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关于批评的批评”,而是“从头开始的批评”。正因为始终坚持个我的发现、作品的启迪和良知的引领,他在不同时期对“第三条道路”发展做出的前瞻性提醒和告诫,已经陆续被事实证明总是“一语成谶”;而他于长期的沉静和思考中陆续完成的三篇思潮论、十三篇诗人论、八篇作品论和旨在正本清源、去芜存菁的《1999-2007:第三条道路编年纪事》,进一步显示了他深厚的文化占有、犀利的分辨眼光、圆融的思维方式和严谨的文字表述。我们有理由期待:胡亮呼之欲出的专著《元批评:第三条道路》不仅是诗学的,更是诗的,就像一枚任谁也拔不出来的楔子,将把“第三条道路”这面旗帜悬挂在应该的高度。
杨然获奖理由:杨然的重要性在于,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际,仍然始终坚持把“诗歌”作为唯一的目的。他几乎将所有“第三条道路”诗人纳入了自己的视野,先后完成《第三条道路100想》、《第三条道路诗歌教材》、《第三条道路好诗品读》、《第三条道路网幻》和《第三条道路300首》,字数以十万计,分别采用印象批评、佳作剔与鉴赏、诗人“纪事”等丰富别致的形式,不但显示了他诚实、高明的细读功夫,而且展现了一个选家“好诗至上”的风范。杨然的存在可以让我们为“第三条道路”拍手称庆,因为我们拥有一位可敬的清道夫。
四、新锐奖5名:楚中剑、愚木、野松、远观、北残、舒雨湖
获奖理由:他们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他们在诗歌写作、理论探讨和宣传运作上表现出来的才华,将给“第三条道路”带来光荣。所以,他们的“获奖理由”,将主要由他们自己来给出,那一定将比胡亮现在给出的更为精彩。所有的人都拭目以待。
(本诗歌奖得主,除胡亮“获奖理由”由青年诗人方松撰写外,其余获奖者“获奖理由”均由《诗歌月刊》下半月刊编辑部约请胡亮撰写。胡亮,青年批评家,生于1975年,四川蓬溪人,从事文秘及经济工作,兼任多家诗歌杂志理论编委、多家诗歌论坛核心成员,发表诗文论著40万字,主编诗歌集刊《元写作》,已出版第一卷《贾岛治下:七个诗人与一个批评家》[中国文史,2007]。)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日(本文由胡亮撰写,发表于《芙蓉锦江》2007年总第3期)

 楼主| 发表于 2012-4-10 19:04:32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97】《芙蓉锦江纪事》(2006年7月—2010年4月)

2006年7月27日。在成都市作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翟永明、何小竹、柏桦、杨然等诗人当选为副主席,况璃等诗人当选为主席团成员,王国平、王敏、凸凹、阳光和、陈树文、林雅琴、席永君、黎正光等诗人当选为理事。凸凹、林雅琴、王国平被聘为成都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杨然被聘为成都市作家协会诗歌工作委员会主任。

2006年8月17日。成都市作协主席团召开第二次会议,审批通过了第二届诗歌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成都诗歌委员会)机构名单和工作计划,翟永明、柏桦、石光华、何小竹为名誉主任,张新泉、杨远宏、冉云飞、周渝霞、蒋荣、王敏、干天全、牛放、聂作平、黎正光等诗人为名誉委员,委员会由杨然、凸凹、席永君、王国平、况璃、蒋蓝、周世通、林雅琴、彭毅、杨光和、刘涛、张凤霞、李龙炳、胡仁泽、姚成、陈小蘩、张哮、谭宁君、殷波、吴德彦、游复民、陈国瑛、吴雪峰、秦风、于小哩、文旦、张宛、徐文中等诗人组成。2008年,新增舟歌、谭暘、桃都别园、文佳君、泥石流、张卫东、杜荣辉、羌人六、郑兴明为委员。

2006年9月8日。由成都市杜甫草堂主办、成都诗歌委员会参与协办的“大家讲座”诗歌论坛在蓉举行,邀请余光中主讲,特邀流沙河作嘉宾。成都市新诗界、旧体诗词界以及诗歌评论界、诗歌编辑界200多位人士出席讲座。讲座嘉宾杨牧、张新泉、梁平、柏桦、杨然、王尔碑、杨远宏、冉云飞应邀上台发言。论坛对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深远价值和简洁精美的语言艺术作了进一步探讨,予以高度评价。聂作平、况璃、朱晓剑、凸凹、王国平、小安、南北、周世通、干天全、张放、黎正光、陈小蘩、曾鸣、刘涛、吴德彦、李龙炳、谭宁君、杨光和、周渝霞、万萍、胡仁泽、徐文中、郑兴明、张宛、汪洋、姚成、陈国瑛、王方强、骆恒、吴德彦、彭毅、魏建林、彭惠、文佳君、蒋明英等诗人应邀出席。

2006年10月1日。成都诗歌委员会网络基地《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开通。杨然、凸凹、王国平、周世通、野松为正副版主,于小哩、胡应鹏、韩俊、绿人树、晓曲、陈薇为值班版主,论坛设计探花。论坛运行后,先后新增黄仲金、桃都别园、愚木、羌人六、重庆子衣为副版主,许岚、邱绪胜为值班版主。网址:
http://cq.netsh.com/bbs/815695/

2006年10月14日。成都诗歌委员会2届1次主任会议在龙泉驿沫若艺术院举办,杨然、凸凹、王国平、彭毅、况璃、周世通、陈国瑛等诗人到会,商定创办成都诗刊、举办诗歌笔会等事宜。

2006年10月。《成都文艺》2006年第2期分别以《市作协诗歌工作委员会召开二届一次主任会议》和《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开坛》为题,报道成都诗歌委员会近期工作情况。

2006年11月6日至8日。都江堰市举办陈道谟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七十周年座谈会,该会与都江堰市老年文学学术研讨会同步举行。在成都的诗人木斧、白航、王尔碑、李镜、沈重、聂作平、张大成、牛放、成都诗歌委员会杨然、凸凹、王国平、丁乂、周渝霞、杨光和、文佳君、张宛等应邀到会。期间,商议《芙蓉锦江》创办事宜,胡亮参与。

2006年11月25日。《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版主会议在龙泉驿沫若艺术学院举行,胡应鹏、韩俊、晓曲、丁乂、陈薇、胡亮、陈国瑛、况璃、杨然、凸凹、王国平、席永君、蒋蓝、张阅、朱晓剑、谨梅、刘俊升、盛红、周渝霞、王忠明、刘安玉、张选虹、何昌勤等到会。确定《芙蓉锦江》创刊号栏目分工。举行了《采诗锦东》首发式。

2006年11月。凸凹执编、成都诗歌委员会参与编选的乡村诗选本《采诗锦城东:大面铺到龙泉湖》举行首发式。凸凹执编的《龙泉驿民间文学故事365》出版。况璃、凸凹组稿在《文坛轻骑》杂志2006年第3期推出“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特辑”。

2006年11月。王国平执编的《行云长歌——名人眼里的都江堰散文卷珍藏版》由巴蜀书社正式出版,收入凸凹、聂作平等名家名篇100篇。

2006年12月22日。成都诗歌委员会胡仁泽、李龙炳、吴德彦与阿紫、哑石、胡马、徐廷、黄元祥、黄啸、易杉、况野、古川、辜晓明、刘华富、庄如青、牟成勋等齐聚成都青白江城厢镇,举办首届“冬至诗会”。

2006年12月23至24日。由成都市作协、邛崃市平乐镇政府联办,成都诗歌委员会协办的“走进诗意平乐”笔会隆重举行。与会诗人游览了平乐古镇、秦汉驿道、芦沟、李家大院、花楸山等景区,参加了放河灯民俗活动。笔会以媒体、传播、新闻、出版、报刊、网络诗人为主,成都诗歌委员会柏桦、何小竹、牛放、杨然、凸凹、黎正光、王国平、席永君、况璃、蒋蓝、周渝霞、林雅琴、彭毅、周世通、陈小蘩、张凤霞、杨光和、晓曲、秦风、陈国瑛、来自北京、东莞、内江、德阳、攀枝花、遂宁、成都等地的树才、莫非、庞清明、刘俊升、朱晓剑、胡亮、黄仲金、陈薇、举人家的书童、陶春、刘泽球、小安、卢泽明、刘安玉、印子君、胡宏、文佳君、贾青、徐甲子等40位诗人出席。举办了“开幕式座谈会”,“河边夜诗歌酒会”、“茶文化研讨会”等活动。活动策划人:杨然、凸凹、王国平、周世通、邓蔚。

2006年12月。吴雪峰组稿在《通途》杂志2006年第4期推出“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专辑”,在《诗歌部落》发表杨然、丁乂、林童、凸凹、王国平、晓曲、张选虹、若芷、杨通、野松、袁伟、彭毅、于小哩等诗人作品。

2006年12月28日。《鱼凫诗社》成立仪式在温江澄园隆重举行。省、市文联、作协、地方党政领导、诗人、作家80余人出席。成都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席永君、王国平到会祝贺。《鱼凫诗社》现有成员30余人,社长、副社长分别由游复民和陈志超担任,秘书长由顾平担任。主办的《鱼凫诗刊》第一期于同日面世,辟有《成都诗人》、《四川诗坛》等栏目。

2006年12月。《芙蓉锦江》创刊号问世。发表杨然《创刊词》、《桂冠诗人》何小竹、余怒、子梵梅、凸凹、《诗性随笔》张清华、白郎、陈小蘩、龚伟、甲子、蒋蓝、《外国诗》于勒·苏佩维埃尔、《元批评》胡亮、树才、十品、安琪、《当代诗歌的脸》马莉、郎生、《诗人地理》柏桦、伊沙、肖平、杨志学、张哮、袁勇、独化、谭五昌、杨克、吴勇、曾蒙、张选虹、印子君、李晃、南北、张立群、杨黎、阿翔、《成都诗人》史幼波、李兵、白桦、西坎、王国平、席永君、《版主高地》彭毅、况璃、胡应鹏、绿人树、黄仲金、蒋楠、野松、韩俊、晓曲、举人家的书童、吴雪峰、丁乂、《锦江女诗人》陈国瑛、陈薇、彭惠、于小哩、张凤霞、张华、《坛外风云》四川老实人、玄鱼、周承强、林溪、野松、知闲、陆华军、李浔、湖南白沙、《锦江涟涟》廋西鸿、刘泽球、龙郁、聂难、李剑啸、张世明、萧艾、萧萧、常建世、惠建宁、陈亦权、旱子、杜荣辉、瑾梅、武陵狼、俞伟远、缪立士、舒雨湖、惠诗钦、杨岁虎、文香燕乔、三米深、何均、雪鹰、陈炜、北残、三色堇、光头笑脸、岳鹏、张敬梓、向迅、含君、郝茂军、汪抒、沉戈、羌人六、松林湾、骆中、蒋明、师永平、韩甫、野萍、渭波、力比多、孙光利、古道西风、许礼荣、听雨不闻风、吴德彦、胡仁泽、林雅琴、乐思蜀、仝莓、鲁绪刚、桃都别园、陈衍强、衣水、刘诚、陶春、《四川诗人闯天下》林童、庞清明、颜广明、蒋楠、侯平章、许强、张守刚、《新诗人》秦风、李龙炳、仲彦、曹东、《友情链接》北魏、老巢、莫非、汪文勤、何弗、王谢飞絮、林忠成、简简柔风、探花、云外野鹤、梅笛、荫子、严家威、陈静、夕林、梅影三叠、秦池、夕婉、方惘然、干天全、歌兰、朱子庆、李南、远观、兰紫野萍、蓝紫、愚木、刘俊升、楚中剑、《异域诗行》韩晓红、周渝霞、《如烟诗事》阳光和、《女诗人》尔雅、西娃、尘埃一子、舞曼西楼、淼、猪头萱、《都江堰·影响百年中国新诗史的成都诗人》刀客、叶伯和、《诗坛纪事》朱晓剑、《诗路尘缘》杨然、《好诗品读》林亨秦、大仙、郑愁予、北岛、严力、南子、林珂、向明、陈煌、白荻、杨然、席永君、洛夫、李钢、楚楚、梁钺、梁小斌、顾城、凸凹《编后手记》等200多位诗人作品。本期由彭毅、文旦赞助出版。

2007年1月。《金立·诗林》推出由野松组稿的《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专辑,发表了杨然、王国平、松林湾、蒋明、野萍、野松、愚木、李跃平、举人家的书童、鲁绪刚、方惘燃、作夜西风、樵野、诗之剑、马兆印、况璃、胡亮、刘勇、萧艾、陈亮、张凤霞、渭波、鲜圣等23位诗人作品。

2007年1月14日。成都诗歌委员会蒋蓝、席永君、陈小蘩、杨然、凸凹、李龙炳、张哮、王国平、张凤霞、杨光和、周渝霞应邀参加在成都时间简史大书坊内举行的《存在十年诗文选》首发式。成都诗人史幼波、骆中、焦虎三、张选虹、张卫东、胡马、刘俊升、胡宏与来自各地的40多位诗人出席。蒋蓝、席永君、陈小蘩、杨然、凸凹、史幼波、骆中、焦虎三等就《存在诗刊》的写作价值取向和当代汉语诗写作的现状作了发言。

2007年1月19日。《芙蓉锦江》诗歌沙龙“坛友聚会”在成都里约咖啡举行,张新泉、杨远宏、尚仲敏、小安、于小哩、朱晓剑、周渝霞、汪洋、张义先、彭毅、黄小雨、陈之秀等出席。组织者:彭毅、丁乂。

2007年2月23日。由成都市杜甫草堂博物馆主办,成都诗歌委员会协办的首届“杜甫杯”赛诗会暨“杜甫与当代诗歌”研讨会在草堂藏经楼举行。冉云飞、柏桦、何小竹、伍松乔、牛放、席永君、王国平、孙文波、文迪、朱晓剑、马明林、杨光和、周渝霞、张凤霞、华秋、晓曲等近百位成都本土诗人作家出席。柏桦、何小竹、席永君、孙文波、文迪、牛放、何永其、张凤霞、晓曲、冉云飞等在会上分别朗诵了诗歌。活动策划人:王国平、姚菲。

2007年3月。由况璃任编委主任、凸凹任执行编委、刘俊升任编委的《桃花故里农民诗选》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收录中国桃花诗作138首。

2007年3月23至25日。为期3天的“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桃花诗村”大型活动暨中国乡村诗歌节在龙泉驿区举行。吉狄马加、叶延滨、舒婷、雷抒雁、李小雨、陈仲义、芒克、祁人、谭五昌、桑恒昌、梁平、杨牧、曹纪祖、张新泉、钟鸣、孙文波、杨远宏、李自国、靳晓静、盛红、鄢家发、邱易东、向以鲜、雨田、聂作平、牛放、陶春、袁勇、蒲建雄、文林、华未眠、韩俊、桃都别园、举人家的书童、魏建林、张选虹、陈国瑛、周荫、任晓梅、刘俊升等诗人参会。《芙蓉锦江》同仁杨然、席永君、蒋蓝、周世通、王国平、朱晓剑出席。《芙蓉锦江》协办了本次活动。成都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况璃、《芙蓉锦江》主编凸凹为本次活动组织者。

2007年3月。《芙蓉锦江》总第2期(2007年第1期)出版。发表蒋蓝《刊首语》、《平原或者峰峦》莫非、哑石、雷平阳、臧棣、《诗性随笔》陈小蘩、祝勇、白桦、玄武、沙爽、蒋蓝、《外国诗》拉杜尔图潘、树才、《元批评》胡亮、杨然、老巢、子梵梅、《当代诗歌的脸》陈小蘩、龚盖雄、《诗人地理》谢冕、蓝棣之、盛红、文林、祁人、唐再、泥石流、默默、《画配诗》杨然、黄仲金、《存在诗歌》陶春、谢银恩、曾令勇、李龙炳、朱杰、华未眠、刘泽球、《独立诗歌》发星、梦亦非、阿索拉毅、鲁娟、湄子、胡应鹏、郑小琼、吉狄兆林、阿卓务林、沙也、霁虹、俄狄小丰、阿库乌雾、吴若海、《论坛诗选》瘦西鸿、蒋楠、刘诚、松林湾、知闲、伍俊华、王新旻、骆中、结习已空花不住、林童、蒋明、颜广明、含君、武陵狼、仲诗文、野松、侯平章、陆恒玉、光头笑脸、胡有琪、北陵王、张铧、张守刚、刘勇、愚木、王谢飞絮、南岩、周小佳、法真、萧艾、慕白、汪抒、楚中剑、桃都别园、翠微无学、姜了、舒雨湖、单翅鸟 、陈衍强、郭杰、易老火、杨黎、四川老实人、樵野、《女诗人》安琪、宋晓杰、桃子、凉夜、李云、杨荞宁、吴春萍、许岚、于小哩、《成都诗人》石鸣、甲子、华秋、焦虎三、魏建林、《无冕诗人》吴雪峰、子梵梅、紫衣、孙慧峰、《旷野诗行》霁虹、冉仲义、《中国诗歌最低处》文旦、李龙炳、陈建、《诗坛纪事》朱晓剑、《石内风云》马永波、刘川、杨晓芸、张选虹、阿角、野川、祁国、宋渠、宋炜、《走进诗意平乐》晓曲、胡仁泽、陈国瑛、陈薇、桃都别园、文佳君、举人家的书童、袁勇、陶春、林雅琴、印子君、朱晓剑、刘泽球、秦风、况璃、安遇、刘俊升、韩俊、周渝霞、况璃、荫子、陈炜、黄仲金、彭毅、杨吉成、浪雨、杜荣辉、周世通、张凤霞、席永君、凸凹、朱晓剑、顾平、绿人树、杨光和、《诗路尘缘》杨然、《好诗品读》纪弦、高准、张枣、张小静、尹丽川、杨唤、小安、叶文福、赵丽华、痖弦、小引、凸凹、兰紫野萍、陆俏梅、蒋楠、二毛、杨然《编后记》等诗人作品。本期由平乐政府赞助出版。

2007年6月29日。由四川省作协主办,《星星》诗刊、成都市文联、成都市作协、成都微型文学学会、成都诗歌委员会联合承办的“况璃诗歌创作研讨会”,在龙泉驿沫若艺术院、巴金文学院隆重举行。吕汝伦、傅恒、梁平、王骏飞、李自国、靳晓静、牛放、杨吉成、杨宗林、王琦、何世平、章夫、章岚岚、罗开敏、汪绍君、赵艳艳、龚英杰、张放、干天全、李民、李清泉、徐传东、蒋蓝、席永君、陈瑞生、凸凹、印子君、李拜天、熊盛荣、萧融、刘连青、王国平、刘俊升、曾鸣、盛红、刘晓双、张选虹、陈国瑛、荫子、任小梅、王华、李云、桃都别园、胡亮、袁勇、陶春、韩俊、举人家的书童、朱晓剑、周岑等参加研讨会,并就况璃新著人文地理抒情诗集《一秒钟的地球和一生的村庄》从多种角度作了积极、认真的发言。研讨会由梁平主持。活动策划人:况璃、凸凹。

2007年7月。由胡仁泽主编的《屏风》总第八期(刊型第一期)出品,刊载了李龙炳、黄元祥、易杉、胡仁泽、哑石、凸凹、张卫东、张选虹、金黄的老虎、黄仲金、黄啸等诗人的诗歌作品以及发星、杨然等诗人的诗歌随笔。辟有“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作品选”栏目。

2007年7月21至22日。由成都市作家协会和中共邛崃市委宣传部主办,成都诗歌委员会和邛崃市平乐景区管理局承办的“11家获奖诗人夜游平乐”笔会在邛崃举行。张新泉、王尔碑、杨然、蒋蓝、周世通、凸凹、席永君、王国平、李龙炳、张凤霞、况璃等诗人出席,书评家朱晓剑应邀参加。与会诗人夜游了平乐美景,参观了平乐民俗风情园“天工应物”景区和川西最大的清代古民居群李家大院,并乘竹船游览了两岸风光秀美的白沫江。活动策划人:杨然。

2007年8月4至5日。由成都市作家协会、成都诗歌委员会、大观镇党委、镇政府主办,《芙蓉锦江》诗刊和《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承办的“仲夏之夜·诗意大观”诗歌笔会在都江堰隆重举行。柏桦、杨然、彭毅、孙文波、文林、张世庆、况璃、凸凹、牛放、羊子、周世通、王国平、李龙炳、余庆双、谭宁君、杨光和、蒲建雄、何明江、马明林、包世红、小安、朱晓剑、席永君、陈大华、文佳君、魏建林、文旦、张凤霞、秦风、许岚、瘦西红、唐一威、黄仲金、陈薇、晓曲、桃都别园、红线女、兔子在春天、张选虹、祁明丽、边晓雪、周敏等诗人作家出席。与会者参观了千亩荷塘,感悟了味江风情,体验了大观之夜,朝觐了普照禅院并访问了青峰书院。大观优美的自然风光,悠久的历史积淀,丰厚的文化底蕴深深的吸引了诗人,打动了作家,许多诗人纷纷在大观留下了墨宝。活动策划人:王国平、文佳君。

2007年8月。凸凹、杨然获“第三条道路”八年诗歌奖。“第三条道路”八年诗歌奖由“第三条道路”论坛主办、北京《诗歌月刊》下半月刊、四川《芙蓉锦江》诗刊、四川《文坛轻骑》杂志、四川《元写作》集刊、广东《第三条道路》诗报协办。

2007年9月。《芙蓉锦江》总第3期(2007年第2期)出版。发表王国平《卷首语》、《平原或者峰峦》探花、刘春、郑小琼、王国平、《当代诗歌的脸》柏桦、余夏云、《诗性随笔》向燕、郭春燕、维生、张闳、王开林、《外国诗》普雷维尔、树才、《元批评》胡亮、车前子、白雪、《诗人地理》海啸、黄礼孩、流石流、南鸥、李清泉、庞清明、徐甲子、十品、李元胜、魏平、《成都诗人》况璃、张选虹、文旦、骆中、李龙炳、《四川诗人闯天下》欧阳江河、李亚伟、孙文波、晓音、莫卧儿、《石内风云》向以鲜、林忠成、龙克、潘洗尘、曾蒙、卢卫平、游太平、草树、冉仲景、《诗歌自由谈》燎原、张清华、刘春、余宏超、发星、《无冕诗人》杨晓芸、子梵梅、阿翔、董辑、姜红伟、逝亡者、《诗配画》严力、黄仲金、《论坛诗选》舟歌、郑兴明、重庆子衣、溪边芳草、文香燕乔、鲁川、鲜娅、游复民、《中国诗歌最低处》彭毅、易老火、《旷野诗行.诗事如烟》陈攀峰、西萧、周渝霞、陶佳桂、杨光和、《都江堰·影响百年中国新诗史的成都诗人》刀客、周太玄、《好诗品读》沙飞、梁小斌、林子、洛夫、骆中、木桦、南子、水晶珠链、郑愁予、李亚伟、探花、希尼尔、《诗路尘缘》杨然、《诗坛纪事》朱晓剑、《首届“杜甫杯”赛诗会作品选》松林湾、韩俊、桃都别园、晓曲、绿人树、文旦、周渝霞、许岚、洪光、姜了、杜荣辉、远方有佳人、野松、何均、李长空、张世明、陈炜、樵野、曾执、王永强、高原、黄寇蓉、蒋宗翰、朱晓剑、《仲夏之梦.诗意大观》柴林、周世通、张凤霞、文林、张远虹、晓曲、兔子在春天、红线女、泥石流、浪雨、谭宁君、周敏、况璃、席永君、杨然《编后记》等诗人作品。本期由大观政府和杜甫草堂赞助出版。

2007年10月18日至19日。凸凹驱车陪同洛夫夫妇、李青松作了“遂宁行”,并与胡亮、吕历、雨田、瘦西鸿、何弗、胡应鹏、雪君、秦风等开展了相关活动。

2007年10月23至25日。由成都市作家协会和《青年作家》杂志社主办、四川电视台峨嵋电影频道和建川博物馆承办的“2007成都诗人.安仁.建川博物馆聚落笔会”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古镇举行。笔会的宗旨是:研讨成都诗歌创作现状,展示成都诗人创作实力,结合建川博物馆,为成都诗人认识四川历史提供帮助。笔会结束之后,由《青年作家》推出“2007成都诗人.安仁.建川博物馆聚落笔会笔会作品专号”。笔会期间,与会诗人、作家由建川博物馆安排,参观了该馆聚落中的抗战博物馆、不屈战俘馆、中国老兵手印广场、红色年代章钟印陈列馆、红色年代生活用品陈列馆、新中国瓷器陈列馆、中国壮士群雕广场、公馆群落博物馆,游览了安仁古街和刘氏地主庄园,举办了媒体见面会和诗歌茶话朗诵会。应邀参会诗人有翟永明、柏桦、何小竹、石光华、吉木狼格、李亚伟、小安、陈小蘩、杨然、凸凹、席永君,《青年作家》总编章夫、成都市作协副秘书长色波。笔会特别邀请北京诗人周瓒、英国诗人帕斯卡尔·葩蒂到会。《青年作家》将在2007年12月号以绝对充裕的版面刊发与会诗人的作品及诗人简介,同时刊发一篇笔会活动特写,封二、封三刊发笔会活动侧影。

2007年10月。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IPTRC)在《世界诗人》第48期《特别消息.SPECIAL.NEVS》为《芙蓉锦江》第3期发布了一则出版消息如下:中国著名诗人杨然、凸凹主编的《芙蓉锦江》大型诗刊总第3期已于2007年9月在成都出版,主要栏目有:卷首语、驷马桥·平原或者峰峦、太阳鸟·当代诗歌的脸、皇城坝·诗性随笔、红照壁·外国诗、三星堆·元批评、筹边楼·诗人地理、天涯石·成都诗人、四川诗人闯天下、南丝路·石内风云、浣花溪·诗歌自由谈、神仙树·无冕诗人、望江楼·论坛诗选、好诗品读、“仲夏之夜·诗意大观”作品选等。大16K,278页,印制豪华、精美,该刊系中国近年崛起的最具影响力的民办诗刊之一,对当下汉语诗歌有着相当精彩的展示。

2007年12月22至23日。由诗人胡仁泽、李龙炳召集的“第二届冬至诗会”在青白江举行。诗人余庆双、黄元祥、李龙炳、胡仁泽、史幼波、张卫东、张哮、胡马、哑石、陈建、泥石流、黄啸、易杉、杨然到会。会上朗诵了哑石、余庆双、张卫东、陈建、李龙炳等诗人作品。

2007年12月。章夫、况璃、凸凹合著的《天下客家》一书获成都市委“五个一工程”奖。

2008年1月。柏桦、席永君主编的《在爆炸的星空下——新世纪成都诗选》由巴蜀出版社《新世纪成都文学丛书》出版,选发了阿紫、柏桦、陈小蘩、陈子弘、杜荣辉、何小竹、吉木狼格、蒋蓝、李龙炳、李亚伟、黎正光、马松、欧阳江河、石光华、史幼波、宋炜、孙文波、唐丹鸿、凸凹、王国平、吴克勤、吴勇、席永君、向以鲜、小安、哑石、杨黎、杨然、翟永明、张凤霞、张选虹、钟鸣等50位当代成都诗人的诗歌。

2008年1月5日。《鱼凫诗社》成立一周年既暨《鱼凫》诗刊座谈会在温江澄园举行。省、市作家、诗人、艺术家曹纪祖、刘晓英、色波、张新泉、刘滨、李自国、王国平、李龙炳、哑石、胡仁泽、杨光和、周渝霞、张凤霞、文佳君、杨国庆、徐文中、余庆双及鱼凫诗社全体成员等50余人出席。组织者:游复民、杜荣辉。

2008年1月12日。由《人行道》诗刊组织的大型诗歌朗诵会在“时间简史大书坊”举行。蒋蓝、王国平、张卫东、举人家的书童、胡马、黄啸、吴德彦、吕叶、卢枣、箫瞳、李拜天、胡仁泽、李龙炳、李兵、哑石、朱晓剑等诗人作家出席。组织者:张卫东。

2008年1月16日。由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世界诗人》(混语版)杂志社主办的2007年度国际最佳诗人、翻译家、评论家、汉学家和诗刊、诗选暨2008年度诺贝尔文学候选人评选揭晓,由杨然、凸凹主编的[中国]《芙蓉锦江》与多米尼科·德菲力斯主编的[意大利]《POMEZIA-NOTIZIE》、白汉伊主编的[韩国]《韩国的月光》一起被评为“国际最佳诗刊”。

2008年2月12日。2008草堂人日“诗圣杯”原创诗歌大奖赛颁奖活动在杜甫草堂的大雅堂举行。本次活动共收到96位诗人的353件作品。经过杨然、柏桦、何小竹、凸凹、席永君、王国平、况璃、周世通等评委认真评选,最终有杨建华、黑马、杜荣辉、谭宁君、许岚等22位诗人获奖。王尔碑、张新泉、孙文波、文林、彭毅、张加百、羊子、胡仁泽、杨光和、周渝霞、郑兴明、蒋明英、陶佳桂、魏建林、游复明、张选虹、汪洋、张凤霞、万萍、周汝贵、张宛、陈维锦、刘安祥、骆恒、黄啸、徐文中、文佳君、李龙炳、杨七林,获奖作者羌人六、举人家的书童等近百名诗人、作家出席了颁奖活动。组织者:姚菲、杨然、谭暘、王国平。

2008年3月。况璃、凸凹编选的汉英版《又见桃花红——中国乡村诗选》由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选发了于坚、小海、干天全、马莉、牛放、王国平、王家新、凸凹、白连春、伊沙、刘俊升、印子君、向以鲜、孙文波、安琪、衣水、西川、何小竹、余光中、况璃、宋渠、宋炜、张选虹、张新泉、李元胜、李亚伟、李自国、李拜天、杨克、杨然、羌人六、苏历铭、阿翔、陆苏、陈国瑛、陈瑞生、庞清明、周世通、林忠成、果果、欧阳江河、南北、南鸥、哑石、姚成、柏桦、树才、洛夫、洪烛、胡亮、荫子、赵思运、席永君、徐甲子、桃都别园、海子、莫非、梁平、曾鸣、焦虎三、舒婷、蒋蓝、靳晓静、瘦西鸿、臧棣、谭五昌等77位诗人的作品。

2008年3月17日至18日。由《诗刊》《星星》主办的第二届“罗江诗歌节”在四川德阳举行,成都诗歌委员会、《芙蓉锦江》同仁杨然、胡亮、李龙炳、凸凹、况璃、周世通、成都诗人李亚伟、二毛与全国各地50多名诗人、作家芒克、潘洗尘、江菲、江一郎、路也、田禾、张枣,叶延滨、梁平、李自国、杜小蓉、靳晓静、雨田、曹纪祖、瘦西鸿、李拜天、干海兵、熊炎、杨晓芸等出席。

2008年3月26日。《四川日报》与成都市龙泉驿区委宣传部联袂举行的“桃花生活方式”中国乡村诗大赛颁奖仪式在中国桃花诗村2008中国乡村诗歌节上隆重举行。成都诗歌委员会、《芙蓉锦江》同仁况璃、凸凹、蒋蓝、杨然、席永君、周世通、王国平、朱晓剑、羌人六与诗人、作家章夫、干海兵、肃融、曾鸣、雷康、陈修元、聂作平、牛放、张选虹、印子君、石兴普、黄远流、魏建林、干天全、李民、曹东等60余人到会。组织者:况璃、凸凹。

2008年4月7日。王国平新书《都江堰:两个世纪的影像记录》研讨会在都江堰市举行,马识途、李启明、陈道谟、黄宗江、冯广宏、谭继和、袁庭栋、杨牧、何开四、傅恒、意西泽仁、王达军、张放、何小竹、蒋蓝、魏学峰、吴鸿、肖平、聂作平等诗人、作家、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2008年4月16日。由法国驻华大使馆、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四川省工商联涉外中小企业商会主办,四川省四季天一文化有限公司协办,四川易园园林艺术博物馆承办的“诗人的春天在中国”在成都“易园”举行,法国演员雅克·博纳菲、诗人雅克·达拉斯、法国文化官员一行数人到会,成都诗歌委员会、《芙蓉锦江》同仁杨然、何小竹、凸凹、席永君、周世通、王国平、蒋蓝、陈小蘩、刘涛、李龙炳、张凤霞、朱晓剑、胡仁泽、彭毅、羌人六、杜荣辉、成都诗人柏桦、石光华、杨黎、小安、吉木狼格、黎正光、史幼波、杨远宏、王敏、吴克勤、蒋荣、尚仲敏、杨文康、龚静染、文迪、北京诗人苏非舒、老巢等应邀参会。杨然、凸凹、刘涛参与了活动的协办工作。

2008年5月。由况璃、蒋蓝、凸凹编辑的《2006—2007中国诗歌双年选》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选发了阿翔、阿紫、安琪、北岛、柏桦、陈小蘩、陈东东、何小竹、华未眠、黄礼孩、吉木狼格、蒋蓝、焦虎三、蓝野、兰马、雷平阳、李亚伟、李龙炳、刘春、刘川、刘涛、刘泽球、莫非、马莉、南鸥、欧阳江河、孙文波、桑克、树才、孙磊、史幼波、瘦西鸿、世宾、孙文、凸凹、谭延桐、王家新、王小妮、王国平、小海、肖开愚、哑石、杨然、杨邪、杨勇、杨晓芸、姚成、印子君、雨田、曾令勇、翟永明、张卫东、张修林、郑小琼、钟鸣、周瓒等67位当代诗人作品以及《诗评》、《诗性随笔》等作品。

2008年5月11日。由《女书诗社》组织的“五月玫瑰诗会”在成都临水苑举行,参会女诗人有王尔碑、刘涛、杨光和、汪洋、张凤霞、小安、陈小蘩、周渝霞、张义先、万萍等,成都诗歌委员会、《芙蓉锦江》同仁杨然、何小竹、杜荣辉、李龙炳、彭毅、王国平、游复民、文旦、成都诗人杨黎、吉木狼格、魏建林、黎正光、张大成等应邀出席。

2008年6月14日。以“见证与传承优秀的诗歌文化”为主题的“文化遗产日·大型诗歌朗诵会”在杜甫草堂藏经楼隆重举行。本次诗会由共青团成都市委、成都市文化局主办,成都诗歌委员会和杜甫草堂博物馆承办。张新泉、张小平、张寄波、牛放、殷波、王毅、小安、阳光和、魏建林、况璃、桃都别园、晓曲、蒋蓝、杜荣辉、羊子、胡仁、朱晓剑、李龙炳、马明林、胡马、陈维锦、苏善生、叶浪、何世平、吴鸿、印子君、李永康、彭毅、张凤霞、周渝霞、汪洋、万萍、德国著名作家马山等近百名诗人、作家出席。谭暘、王国平、谭宁君参与活动组织。

2008年6月16日。《芙蓉锦江》总第4期(2008年第1期)出版。本期为“我们都是汶川人——纪念‘5.12’大地震诗歌专号”,发表胡亮《卷首语》、《人性的嵮峰时》王小妮、徐敬亚、王家新、林雪、马知遥、郁葱、赵思运、程宝林、刘春、苏历铭、桑克、郑小琼、洪烛、安琪、候马、李轻松、老巢、南鸥、伊沙、何小竹、江菲、潘洗尘、凸凹、杨然、陈亚平、《芙蓉锦江的疼痛》王国平、杜荣辉、蒋楠、张凤霞、陈薇、瘦西鸿、陈国瑛、韩俊、胡仁泽、举人家的书童、羌人六、松林湾、桃都别园、陈炜、光头笑脸、兔子在春天、晓曲、阳光和、一威、荫子、周渝霞、野松、周世通、况璃、愚木、许岚、《大地上的哀歌》北野、徐甲子、野川、张后、胡岱、林忠成、庞清明、阿北、碧杨树、草树、陈星光、陈宗华、单翅鸟、风的声音、符力、涵秋语、候平章、胡马、刘大国、清风寒月、汤云明、陶斯人也、赵学成、周大强、图兰者清、衣水、余子愚、张作梗、知闲、龚盖雄、《泪雨中的思绪》蒋蓝、姜桦、董辑、谷禾、姜红伟、龙克、中岛、黄吉元、玩偶、渭波、姜静玮、金国旗、李长空、李飞骏、李满强、刘付云、陆承、吕宏友、孟祥忠、清荷碧叶、晴宝儿、邱胜绪、商希恒、石雨祥、莞君、王晓琴、王雨烟、王政、向天笑、杨青云、野麦子飘、一箪、张世明、仲彦、重庆子衣、庄之谐、子艾、玄鱼、熊焱、阿卓务林、《废墟下的花朵》大卫、阿华、白鸦、蔡宁、陈亚、池凌云、高作苦、黑马、胡有琪、黄种酷、计会、姜了、卡慕唯拉、李林寒、李跃平、刘世军、弥赛亚、穆冰北雪、庞非、秦城诗客、荣荣、王文海、西厍、鲜娅、相逢一笑紫陌、向阳、许烟华、易春旺、张步伐、张铧、钟达贵、左岸年华、王新旻、李龙炳、孙慧峰、《我们都是汶川人》龚学敏、朱巧玲、祁国、冰木草、旱子、谢银恩、北残、常建世、大南山隐士、何剑声、惠建宁、剑熔、姜维彬、郎毛、鲁川、陆承蔚、马东旭、毛激流、木易沉香、申万仓、时东兵、宋烈毅、宋世安、孙光利、孙梧、孙子兵、我是古井、喜红、夏雨、鲜圣、邢剑君、许礼荣、颜郁、悠悠白兰、潇潇、苍耳、蒋书余、《国旗照耀的道路》干天全、南人、南岩、西北龙、刘泽球、保父、曹必胜、沉戈、陈亮、陈衍强、刺桐飞花、蝶雨馨兰、东方浩、甘文良、古道西风、谷频、黑骆驼、胡正勇、黄迪声、黄劲松、蒋明、乐家茂、乐思蜀、李少君、李永康、李云、鲁绪刚、罗国雄、马云飞、晴朗李寒、沈河、诗之剑、苏兰朵、唐成茂、文林、吴乙一、向迅、许强、夜来、衣草、易老火、俞伟远、郁雯、张侗、张守刚、钟礼椿、周承强、朱良德、作夜西风、力比多、黑子、漂泊客、犁庆、杨然《编后记》等240位诗人作品。本期由杨然独资出版。

2008年6月。由凸凹组稿的《青年作家》第6期“地震特刊”发表王小妮、苏历铭、伊沙、马知遥、瘦西鸿、杨然、大卫、王家新、赵思运、洪烛、谷禾、何小竹、潘洗尘、徐甲子、潇潇、徐敬亚、王国平、安琪、刘春、郑小琼、干天全、凸凹等当代中国27位知名诗人作品。

2008年6月。吴雪峰主编的《通途》总第66期《诗歌部落》发表周世通、杨然、桃都别园、吴春萍、王国平等成都诗人作品。

2008年6月。游复民、陈志超、杜荣辉编辑的《鱼凫诗刊》第四期《抗震救灾.我们在一起》发表刘滨、杨然、凸凹、王国平、阳光、周渝霞、张凤霞、陈国瑛、周世通、魏建林、胡仁泽、干天全、蒋林欣等40多位诗人作品。

2008年6月。羌人六主持的《成都诗歌论坛抗震救灾作品选》专辑在杜荣辉主编的《统一之家》总第76期刊登,发表凸凹、胡马、黑马、庞非、王国平、东方浩、晓曲、杨然、南岩、刘春、张凤霞、林忠成、胡仁泽、殷波、佚名、羌人六等20多位诗人作品。

2008年8月5日。翟永明“白夜”开业十周年庆典在成都窄巷子举行。“白夜”是著名的成都现代诗人聚集地,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周瓒、欧阳江河、贾樟柯、李陀、文迪、华秋、雨田、杨晓芸、胡应鹏、罗铖等,与成都诗人石光华、吴克勤、杨黎、刘涛、小安、吉木狼格、李亚伟、龚静染、蒋荣、秦风、张义先、杨文康、竖、钟鸣、柏桦、王镜、蒋荣、王敏、陈小蘩等出席庆典。翟永明在庆典上朗诵了她的诗歌作品。《芙蓉锦江》同仁杨然、凸凹应邀出席。

2008年8月。《玉垒·抗震救灾专辑》出版,收入各地诗人抗震救灾作品60余件。组织者:王国平。

2008年8月。《芙蓉锦江》总第5期(2008年第2期)出版。发表杨然《卷首语》、《平原或者峰峦》孙文波、南鸥、王敏、孙文、《当代诗歌的脸》蓝蓝、孟原、陈亚平、《双子星座》北塔、屠岸、朱巧玲、《诗性随笔》王冰、龚伟、张闳、肖铁、祝勇、《外国诗》蓬热、徐爽、《元批评》子梵梅、胡亮、《地震诗之思》王家新、洪烛、周瓒、《成都诗人》康晓蓉、印子君、林元亨、王苑青、《无冕诗人》林忠成、野松、龙照峰、《四川诗人闯天下》李长空、林童、侯平章、庞清明、马也、蒋明、蒋楠、《诗配画》马莉、魏克、《论坛诗选》楚午、安科、孙子兵、詹义君、梁鹏、郭兴军、黎正光、《都江堰·影响百年中国新诗史的成都诗人》刀客、《第二届“诗圣杯”赛诗会作品选》北荒、杜荣辉、张之、桃都别园、王文海、周承强、张口、仲彦、逝亡者、谭宁君、七夜木犀、许岚、举人家的书童、羌人六、《杜甫草堂“地震诗”朗诵会作品选》张新泉、张寄波、朱晓剑、羊子、王国平、牛放、龙郁、魏建林、陈维锦、叶浪、苏善生、柏桦、《诗坛纪事》朱晓剑、杨然《编后记》等诗人作品。本期由彭毅、凸凹、王国平赞助出版。

2008年9月。《芙蓉锦江》总第6期(2008年第3期)出版。本期为《芙蓉锦江九人诗选》第一卷,发表李龙炳、席永君、陈小蘩、黄啸、子梵梅、史芳娜、凸凹、羌人六、杨然等诗人作品。由杨然独资出版。

2008年9月20日。首届《芙蓉锦江九人诗选》笔会在邛崃举行,第一屈“九人诗选”诗人李龙炳、席永君、黄啸、凸凹、羌人六、杨然、第二屈“九人诗选”诗人王国平、杜荣辉以及诗人胡亮、易杉参了笔会。活动组织人:杨然。

2008年11月1日。成都抗震救灾诗选《心灵驰援》首发式在巴金文学院茶廊举行,况璃、蒋蓝、凸凹、李麦、印子君、张选虹、于小哩、荫子、果果、川川、陈国瑛、兔子在春天、傅全章、桃都别园、蜀山青藤、李云等近20名诗人作家出席。活动组织者:况璃、凸凹。

2008年11月28至29日。由《屏风诗刊》主办的“2008年冬至诗会”在青白江举行,本次诗会主要邀请《芙蓉锦江》诗人参加,王国平、杨光和、张凤霞、羌人六、游复民、杜荣辉、哑石、黄啸、易杉、黄元祥、胡仁泽、余庆双、李龙炳等诗人到会。组织者:胡仁泽。

2008年12月3日至4日。成都市文联“2008《成都文艺》温江笔会”在柳城举行,成都诗歌委员会、《芙蓉锦江》同仁杨然、游复民、况璃、王国平、席永君、杨光和、张凤霞、谭宁君、李龙炳、胡仁泽、杜荣辉、郑兴明、张卫东、晓曲、谭宁君以及成都地区诗人作家傅厚蓉、陈瑞生、果果、陈树文、白郎、骆恒、李永康等出席。

2008年12月15日。由中共成都市温江区委、温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成都市温江区“王光祈文艺奖”揭晓,诗人杜荣辉组诗《玉米地》获二等奖,游复民诗集《敬重好钢》获三等奖,成都诗人何小竹等担任评委。

2009年1月31日。大年初六上午10时,由成都市草堂博物馆和成都诗歌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一年一度的草堂“人日”诗歌朗诵会,在杜甫草堂大雅堂广场举行。老诗人白航、沈重,成都诗人王国平、聂作平、张卫东、阳光和、文雪、汪洋、张凤霞、张义先、刘涛、周渝霞、易杉、许岚、魏建林、游复民、谭宁君、唐龙、周汝贵、牛放、朱晓剑、胡仁泽、李龙炳、陈志超、晓曲、黄啸等共50余人出席。诗会由谭燕女士主持,诗友们争相朗诵了现代诗人的佳作。

2009年2月24至28日。四川省作家协会第七次全省代表大会在成都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成都诗人凸凹、席永君、陈小蘩、吴雪峰、张凤霞、杨光和、陈树文、谭宁君等出席,翟永明、柏桦、杨然、王国平、周世通、况璃等当选为全省委员。牛放、杨通、雨田、瘦西鸿、熊焱、吕历、杨国庆、阿贝尔、蒋雪峰、范远泰、梁平、靳晓静、李自国、干海兵、刘滨、张新泉、杨远宏、孙建军、张建华、鄢家发、郁小萍、邓文国、杨雪、李祖星、李杰、列美平措、龚学敏等四川诗人出席大会。

2009年2月28至3月1日。由《四川文学》、江油市作家协会等单位举办的“2009农科村海棠诗会”在四川郫县友爱镇举行,王国平、周世通、蒋蓝、杨然、吴雪峰、瘦西鸿、胡应鹏等《芙蓉锦江》论坛诗人应邀出席,参加诗人的有李海洲、李加健、雨田、蒋雪峰、曾鸣、聂作平、熊焱、吕历、李杰、刘强、杨通、康晓蓉、罗铖、银莲、王蓉、棱子、蒋晓青、周文琴等来自全省各地的50位诗人作家。诗会由牛放主持。

2009年3月。《芙蓉锦江》总第7期(2009年第1期)出版。本期为《芙蓉锦江九人诗选》第二卷,发表杨然《卷首语》和《编后记》、《九人诗选作品》朱巧玲、郑小琼、王国平、探花、向以鲜、黄仲金、重庆子衣、杜荣辉,《芙蓉锦江三人行》席永君、杨然、史芳娜等诗人作品。由杨然独资出版。

2009年4月。由杨然主编的《请让我为你点亮一盏烛光——中国.成都“汶川大地震”诗歌选》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表杨吉成《序》、《开卷篇:成都感受汶川大地震》哑石、凸凹、徐甲子、陈小蘩、席永君、张凤霞、胡岱、朱晓剑、陈薇、韩俊、邱胜绪、吴克勤、晓曲、蒋林欣、周渝霞、胡仁泽、举人家的书童、候平章、许岚、荫子、黑子、一威、张义先、结习已空花不住、马明林、牛放、吴德彦、王小阁、馨文、杨吉成、舟歌、何小竹、郑兴明、文佳君、杨然、刘建华、周世通、《日月篇.废墟上的人性光芒》林雪、郑小琼、小安、蒋蓝、赵思运、王国平、老巢、玄鱼、干天全、瘦西鸿、朱巧玲、刘泽球、董辑、蒋林欣、姜红伟、陈国瑛、胡马、陈小蘩、羌人六、桃都别园、兔子在春天、文旦、习修鹏、杨海涵、况璃、李永康、张守刚、张宛、周渝霞、杨然、黎正光、《招魂篇:大地上的黑色哀歌》南鸥、杨然、刘春、桑克、陈小蘩、焦虎三、凸凹、小安、苏兰朵、朱巧玲、胡马、南岩、西北龙、伊沙、龙克、羌人六、周渝霞、衣水、余子愚、凭栏望北、舟歌、侯平章、黎杰、彭毅、谢银恩、韩俊、玩偶、兔子在春天、黑骆驼、荫子、野松、我是古井、鲁绪刚、王学东、阳光和、王方强、谭宁君、熊胜荣、龚盖雄、《天下篇:我们都是汶川人》马知遥、苏历铭、祁国、安琪、江菲、苍耳、姜红伟、蒋楠、旱子、北残、常建世、大南山隐士、何剑声、剑熔、姜维彬、桃都别园、郎毛、鲁川、陆承蔚、马东旭、毛激流、木易沉香、申万仓、时东兵、宋烈毅、宋世安、孙光利、孙子兵、喜红、夏雨、鲜圣、邢剑君、许礼荣、颜郁、悠悠白兰、潇潇、文林、陈维锦、周渝霞、羊子、龚学敏、《儿女篇:大地的摇篮曲》陈小蘩、凸凹、顾平、张凤霞、胡有琪、松林湾、阳光和、胡正勇、李龙炳、熊焱、谭宁君、魏建林、游复民、力比多、林童、杨然、席永君、《英雄篇:国旗照耀的道路》大卫、程宝林、洪烛、伊沙、洋滔、杜荣辉、姜红伟、胡仁泽、王敏、光头笑脸、黄迪声、黄劲松、蒋明、乐思蜀、诗之剑、许强、易老火、周承强、漂泊客、陈小蘩、叶浪、殷波、张宛、舟歌、周渝霞、愚木、印子君、龙郁、张寄波、杨宗林、黎光成、刘燕、杨吉成、张新泉、川师大新星诗社、蒋书余、杨然《编后记》等166位诗人作品,作品容量达515页。席永君、凸凹、王国平参加编辑工作。本书部分作者将稿费捐给灾区,经市文联经办,转交灾区生活困难的诗人作家。

2009年5月28日,端午节。第四届中国乡村诗歌节暨端午千人诵《离骚》活动在成都客家古镇洛带江西会馆广场隆重举行。上午十点半举行的开幕式上,诗人们和近万游客观看了四川音乐学院表演的“千人诵《离骚》”、歌曲、舞蹈等节目,朗诵了诗歌。本次活动由四川省作家协会、成都市文联、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共龙泉驿区委宣传部、成都诗歌委员会、区文化体育局、区旅游局、洛带镇、山泉镇、中国联通成都分公司承办。参加开幕式的诗人作家有柏桦、孙文波、曹继祖、杨吉成、龚学敏、哑石、况璃、刘晓双、凸凹、靳晓静、杨然、杨明照、牛放、王国平、李永康、蒋蓝、席永君、周世通、彭毅、向以鲜、李兵、张选虹、印子君、杨光和、张凤霞、汪洋、周渝霞、李霜烙、魏亦、吴雪峰、胡亮、李龙炳、朱晓剑、魏建林、胡马、胡仁泽、荫子、陈国瑛、李云、果果、杜荣辉、黎正光等。开幕式后,诗人们兴游了洛带古镇,并在广东会馆开展了诗歌座谈。
   
2009年6月13日。由成都诗歌委员会主办、彭州市葛仙山镇承办的“书写时代,见证灾区巨变”采风诗会在葛仙山镇熙玉村的“缤纷四季·百花园”度假村举行。省、市作家、诗人意西泽仁、杨远宏、牛放、陈修元、张华彬、胡仁泽、谭宁君、易杉、王国平、马及时、汪浩、游复民、杜荣辉等参加了诗会。诗会上,葛仙山镇党委副书记郑前良向诗人们简要介绍了镇情和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情况,牛放、陈修元、李龙炳、王国平等诗人作了激情发言。下午的诗歌朗诵及研讨活动在向日葵的激情拥抱中举行。本次活动由舟歌策划。

2009年6月。《芙蓉锦江》总第8期(2009年第2期)出版。发表四川老实人《卷首语》、《平原或者峰峦》蒋蓝、树才、周世通、黄仲金、朱晓剑、文旦、彭毅、胡亮、《本刊推荐》野松、朱子庆、《新锐诗人》知闲、北残、仲彦、邱绪胜、韩俊、时东兵、光头笑脸、碧杨树、曹必胜、张口、许岚、《诗人地理》《行云》诗社亚缩、杨然、《晨》诗社陈瑞生、席永君、《玉垒》诗群刘春、王国平、文佳君、王培、《桃花诗村六人行》况璃、李兵、印子君、张远虹、陈国瑛、凸凹、《女书诗社》小安、刘涛、张凤霞、《屏风》诗刊李龙炳、黄啸、黄元祥、易杉、胡仁泽、《桂湖》诗社谭宁君、易杉、晓曲、周杭、《鱼凫》诗社陈志超、周萍、杜荣辉、游复民、《通途》诗歌方阵秦风、西雅、陈青梅、陈薇、吴雪峰,《诗人之碑》陆恒玉、寒江醉舟,《芙蓉锦江诗人印记》柏桦、陈建功、师永平、朱晓剑、重庆子衣、杨然《编后语》等诗人作品。本期由野松赞助出版。

2009年9月3日。“成都市文联2009年地震题材作品研讨会”在都江堰举行,讨论纪实作品集《现在的我们》、散文作品集《震中一日》和诗歌作品集《请让我为你点亮一盏烛光》。作为《请让我为你点亮一盏烛光》的主编,杨然在研讨会上作了发言,主要介绍了“成都地震诗选”的创意、策划和编辑情况。诗人龚学敏、牛放等在发言中,对“成都地震诗选”的编辑出版给予了充分肯定。孙建军、何小竹、王国平、刘涛、马及时、马明林等诗人与省、市作家、评论家一起出席了会议。

2009年10月16日。《大众阅读报》总第457期《社团撷英》专版发表“四川《芙蓉锦江》诗歌选”,发表杨然、凸凹、朱巧玲诗歌作品。

2009年11月13日。“花重锦官城·首届成都文艺双年展”在成都沙湾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柏桦、翟永明、李亚伟、何小竹、杨黎、吉木狼格、刘涛、小安、李龙炳、杨然、陈小蘩、凸凹、黎正光、王敏、况璃、王国平、周世通、印子君等诗人诗集被列入文学作品展示。

2009年11月20日。由《屏风》主办的第四届“冬至诗会”成都市青白江举行。《芙蓉锦江》主编凸凹应邀与成都诗人哑石、高春林、张选虹、印子君、游太平、陈建、陈修元、举人家书童、潘图、孙其安、舟歌、詹义君、李龙炳、黄元祥、黄啸、易杉、余庆双、胡仁泽等一起出席。诗会举办了胡仁泽诗集《孤独的人有天助》首发式。

2010年3月12日。植树节。四川万源市中学新栽了30多棵“诗歌树”,其中一棵以著名先锋诗人凸凹的笔名命名,挂有“凸凹树”铭牌。校长王兴中表示:“凸凹是我们学校78级学生,他现在已经是名扬海内外的著名诗人了。从我们学校走出去的诗人比较多,凸凹和当年的四川文科状元徐永恒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2010年1月16日。由“白夜酒吧”主办的“王敏诗歌朗诵会”在成都举行。成都诗歌委员会、《芙蓉锦江》同仁杨然、王国平、彭毅、李龙炳、文旦、席永君、吴德彦、游复民、舟歌、张凤霞、周渝霞、杨光和、许岚、徐文中与成都诗人吉木狼格、石光华、唐旭、小安、吴克勤、万萍、杨黎、刘涛、杨文康、蒋荣、龚静染、黄啸、易杉、汪洋、张义先等应邀出席。

2010年3月13日。由“白夜酒吧”主办的“石光华专场诗歌朗诵会” 在成都举行。成都诗歌委员会、《芙蓉锦江》同仁何小竹、杨然、席永君、刘涛、杨光和、秦风、与各地诗人万萍、汪洋、小安、杨黎、色波、卢泽民、二毛、吴克勤、李亚伟、离、赵野、莫瓦、默默、尚仲敏、马小兵、徐蕊蕊、乌青、文康、蒋荣、龚静染、李侃、文迪、中茂、吉木狼格、张义先、张小静、宋渠等应邀出席。

2010年3月22日。杨然、凸凹、黄仲金三位《芙蓉锦江》诗人当选为“2010中国十大最佳男诗人”。这项活动由海南网远观访谈录、访谈中国网、中国《城市印象》旅游杂志、汉网、文化中国网、中国国际产业文化网、80后之窗、中国西部开发网、长三角新闻网、甘肃在线网、中华教育在线、朝闻天下网、一诺知客网、天津在线、品牌通新闻网、风云资讯榜、河北企业新闻网等联合支持举办。另七位当选诗人为李拜天、庞清明、周瑟瑟、周心树、林志强、齐宗弟、阿翔,数十家媒体将继续关注这些诗人的写作动态。

2010年3月25日。由四川省作协、成都市文联、《星星》等单位联办的“栖诗意大地,当田园市民,做城市农夫——中国第四届乡村诗歌节.春华秋实‘上山下乡’启动活动”在成都龙泉山举行。《芙蓉锦江》杨然、蒋蓝同张新泉、梁平、聂作平等五位诗人一起被列为“中国桃花诗村”首批“田园市民”,荣获《诗意田园证书》和2分“桃花故里.诗意田园”土地使用权。《芙蓉锦江》席永君、李龙炳、周世通、王国平与省市诗人、作家一起在“诗意田园林”认树、种树,许下祝福,留下诗种,树上挂有他们名字的标志牌。陶春、吴雪峰、张选虹、曹纪祖、龚学敏、瘦西鸿、靳晓静、印子君、向以鲜、魏建林、果果等近百位作家、诗人到会。“中国桃花诗村”荣誉村支书为况璃,荣誉村长为凸凹。

2010年4月。《芙蓉锦江》总第9期“我的一首诗”专号出版。发表重庆子衣《卷首语》、《九眼桥.平原或者峰峦》凸凹、晓音、刘春、安琪、子梵梅、董辑、林忠成、洪烛、马永波、《芙蓉锦江.我的一首诗》朱巧玲、重庆子衣、杜荣辉、黄仲金、朱晓剑、况璃、舒雨湖、邱绪胜、游复民、谭宁君、许岚、许礼荣、胡有琪、光头笑脸、晓曲、张口、龙水蓉、陈炜、武陵狼、缪立士、张敬梓、余子愚、王晓琴、野松、杨然、《诗人地理.我的代表作》李龙炳、水晶花、吴乙一、黄尚宁、迪拜、渭波、王垄、罗逢春、张凡修、杨光、未白、邬云、沉戈、高源、流泉、李有明、西厍、李剑啸、玩偶、西雅、乐思蜀、《观景台.我的难忘之作》唐军林、吴小虫、王世清、卢锐锋、许军、甘文良、文香燕乔、利英鹏、周承强、古岛、寒山石、许星、古石、梁雪波、雷小沙、雨金、许烟华、秦海、荫子、陶斯人也、沉戈、王彦明、北礁、周大强、徐赋、刘韶星、黑眼睛、《浣花溪.处女作及其他》玉上烟、苗红年、何均、王维恒、王海云、东方之林、陈庆生、梅花驿、湮雨朦朦、静夫、雪蛟、李长空、梦特芳丹、穆桂荣、林宗申、褚矗、陈宗华、葛筱强、铁心、纪才、朱士炼、山桃花、杨维松、马永平、黄涌、金洋、曾吉和、拂晓清风、向曦、于祥腾、梅雪、毕子祥、海灵草、诗浮图、《城门洞.广汉七星阁》陈修元、张华彬、周道模、肖肖、吴云金、黄艳、包芙蓉、《望江楼.人行道诗歌展示》胡马、李兵、卢枣、张哮、张卫东、《宽巷子.芙蓉锦江诗人印记》王国平、况璃、张步伐、晓曲、羌人六、郭兴军、舟歌、龚锦明、游复民、《字库塔.芙蓉锦江纪事》、杨然《编后语》等。本期由文旦赞助出版。

(发表于2010年4月《芙蓉锦江》总第9期)
 楼主| 发表于 2012-4-10 19:04:47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98】《杨然:别具一格的写作》

别具一格的写作
    ——论90年代诗歌史视野中的诗人杨然和他的诗歌创作

    张立群/文
                           
    当以“别具一格的写作”来论述杨然以及他的诗歌写作的时候,我们想要说明的或许并不是他的诗歌在90年代诗歌整体发展中取得了如何重要的成就,而只是希望能够在对其诗歌整体特征把握的前提下,突现他在90年代诗歌史中具有的意义乃至应有的地位,从而在对一位诗人进行客观评价的过程中,展现时代语境下诗歌的丰富性与多元性。
    然而,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杨然是被诗歌史遗忘很久的人,或者说,这是一位“尘封已久”的诗人。虽然,早在80年代,杨然就已经写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如《寻找一座铜像》、《中秋月》、《海之门》、《父亲,我们送您远行》等等。而且,当时他的创作时间距离“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也并不遥远。但正如在一次《诗歌对话录》中所记录的那样,杨然并没有被诗坛所认可①。而对于许多成长于90年代或者起步更晚的年青诗人而言(这也包括笔者在内),提起杨然的名字往往带来陌生的感觉又恰恰是一种事实。甚至我们可以断言:许多最早接触到诗人杨然这个名字是由于一场波及范围广阔、时间跨度较长的论争。1999年《星星诗刊》曾全年开展了《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关于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而这次讨论的源头就是由于乡村中学校长兼诗人杨然的一封“致本刊信”——《呼吁调整教科书中的诗歌教材》。关于这场即使在目前还常常此起彼伏的讨论,其自身所具有的深远意义自然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如果仅仅是因为这样的一次讨论才使杨然为更多的读者所认识,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早在80年代就有一定诗名和具有自己风格追求的诗人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但是,事实恰恰如此。无论从诗歌风格还是从个人品性,甚至还包括诗人的居住地点等,都使杨然常常被遗忘于流行诗人与“当下诗坛”之外。当然,杨然常常被论者忽视还在于个人的旨趣以及诗坛特有的关注“现在进行时”的惯性机制。因此,杨然在90年代最终被挖掘出来,既是其大器晚成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无疑是其耐得住寂寞,始终坚持诗歌创作的使然,而且,这种挖掘还恰恰与其常常被忽视的艺术个性有关。
    对于90年代的诗歌而言,杨然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其喜好和善于驾御传统“大诗”的艺术风格。90年代诗歌在经历80年代集体化写作的几度喧嚣之后,已经逐渐失去了往日昂然激越的态势。而诗歌日益走向个人化、日常生活场景的总体格局也使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写作渐渐退出了诗歌的艺术舞台。当然,这种“退出”并不是对一种艺术风格的淘汰,而是许多诗人在自以为掌握了更为先进的语言技巧之后忽视了传统诗歌美学的意义;不但如此,传统意义上“大诗”也常常会被人为的“错觉”为是对“集体大我”时代诗歌写作的一种倒退和艺术上的模仿乃至重复,因而,这种风格在90年代式微也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趋势。但诗歌作为一种艺术,究竟是应当异彩纷呈,还是要为了片面地适应时代以及掩饰自己无力把握时代而整齐划一呢?如果传统的诗歌写作仍然具有永久的生命力,或者是能够被后人驾轻就熟,那么,这种写作是否还具有存在的价值呢?
    杨然的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大诗”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走到我们的面前的。然而,对于杨然“大诗”的分析是不宜简单化的。即虽说杨然的创作从总体上说是属于传统一路,而杨然本人也曾坦言自己“早期深受郭沫若、闻一多的影响”,“诗写得很老气,很传统。” ②但这种极具传统色彩的诗歌写作特别是对现实主义题材的苦心经营后的诗歌写作又是充满个人化色彩或曰所谓的“杨然主义”即“好诗主义”的。对于杨然的“大诗”而言,首先,或许正是由于杨然在写作形式上十分喜欢以长诗为主,并喜好选择具有气象广阔的意象经营自己的篇章,于是,就往往造成了他诗歌写作中所谓的“大”;与此同时,正是由于杨然的这种偏好,才使得读者在初次阅读杨然的诗歌特别是其产生重大影响并常常引以为代表作品的“大诗”如《人民万岁》、《人民》、《千年之后》、。《空空的青春之碑》等都会给人大气磅礴、纵横淋漓的感觉。以《人民万岁》为例:

    “轻轻地说了一声:人民万岁
    好象雨水在最动情的时候也会溶化无情的钢铁
    本身是幼儿识字本上应该最早进入眼睛的四个大字
    写在诗笺上就沉重了我的千丝万情  

    最先想到的自然是长城
    默默无语。我们的祖先就在其中
    血肉演变的辉煌代替了僵死的黄金
    伟岸于此。看东方才能有今天的神圣巍峨
    成昆铁路蜿蜒脚下。一瞬间掠过车窗外的几点墓碑
    无话可说。献身者始终不笑,也不语
    每条道路都是宽广而又漫长的无名牺牲”。

    这是整首长诗的前二节。诗人在诗开头选择的意象、语词以及铺排的方式等无疑都是属于传统一路的,但其意象广大,气势恢弘却实在让人感到舒卷自如,并不矫情做作,而有关这一方面的特色,不但会使我们在将其与90年代诗歌相比时,发现其别具一格之处,同时,也是我们最终判别诗人在整个90年代诗坛身份特殊的重要原因。
    其次,杨然的诗歌还具有自我的真实感受。如果单纯按照90年代艺术角度判断的话,那么,杨然的这种创作无疑应当是很遥远的一件事情了。但诗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坚持了这种写作,而且,对于这种长篇巨制,杨然总是灌注自己全部的热情与激情的。《祖国之诗》、《千年之后》等不但将真正的热爱与情感,还将个人的经历以及对历史、社会、时代的情感体验融合在诗歌写作之中,而且,作者在具体的创作之中,也不避讳自己的想法甚至是师承问题。本来,在诗歌艺术发展到相对成熟的今天,以这种方式进行写作是很难取得新的突破的,但杨然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在本属荒芜或者可以奉为经典的区域里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领地,其意义和力度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不但如此,在这种创作过程中,杨然还在自己所谓的“大诗”中表达了一种具有发自内心、深刻含义的忧患意识。而所谓的“忧患”意识,主要是指杨然的作品总是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将个人特有的体验在诗歌中表现出来。这种表达在杨然诗中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个体和诗歌本身的忧患。发表于《诗歌报月刊》1993年第9期的《乡村最后的诗人》不但通过乡村与城市的对比以及乡村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有那么多的人改变传统观念去挣钱、淘金,从而发家致富,从而表现出今日乡村的蜕变,而更为重要的是表现了在这种氛围下,“我”作为乡村的一个诗人,与大家的格格不入,这的确是宣布了“中国考验真诗人的时候到了!”由于“经济朝代的气息越来越厉害/写诗与做人的概念/仿佛一夜间也完全改变”,因此,我深切感到“我仍然在我乡下/给唐人写一首长长的诗/给千年之后写一首长长的诗/我乃是中国最后一批乡下诗人”。这里,诗人不但深刻把握到了经济观念给人们带来了冲击,还明确地感受到了即使作为一个乡村诗人也同样能够感受到的孤独和写作的困境;其二,是对时代乃至人类的忧患。发表于2000年的《粮食的幻觉》中曾有这样的句子:“我怀揣谷物/最后一把记忆故乡的泥土/因饥饿产生幻觉/失去水和阳光的种子/找不到机会放声痛哭  我梦见人们满街狂走/抖落浑身生锈的金子/粮食!粮食!/渴望鲜嫩而又新活的灵肉/终于认清豪华的高楼/命运的关键原来尽是皮包骨   粮食!粮食!/满空的嘴互相疾呼/我怀揣最后的希望沉默/最后记得河流、鱼类、清风/我成为忧伤的泥土/为幻想感到空前的饥渴”。这里饥饿当然是一种真实的感受,但真正饥饿却并不是粮食,而是人们精神的匮乏。90年代的杨然还曾经写出过以《忧患地球》、《想起挑战者号》、《生命,生命》等为题目的诗作,而这些作品即使从题目上看就可以明确其所隐含的忧患意识。
    最后,从艺术的角度上讲,杨然的“大诗”能够独树一帜还在于诗人经常将反复、铺陈、排比、对比等艺术运筹统一交融在一起,而这种手法一旦与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特别是忧患意识,以及追求诗歌力量和意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结合的时候,其震撼力和穿透力就尤为显得突出。或许正因为如此,所以,评论家燎原才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杨然的诗歌创作是“以先锋的姿态行走在现实主义的城乡大道上,不懈地关注着人民和民生的主题,也同时行走在对时代、历史、时间、命运、文化这样一些宏大命题的叩问和思考中。并且,他还是一个倾心于大制作的诗人,他以汉赋式的排比长行,在激情、宏富、雄辩中绽解着以上的命题,使人切实感受到了一个50年代出生的诗人所特有的精神指向和宽厚的文化底座。” ③
    然而,别具一格的“大诗”又并非是杨然诗歌的全部。虽然,这位身居偏远山村并以数学教师出身的诗人常常会给人远离当下诗坛,而其作品以及作者本身也很难被算做先锋诗歌乃至流行诗人之列,但如果细读杨然的诗歌,我们则必须要重新认识杨然以及他的诗歌创作。即这位蛰居多年的诗人似乎并没有完全在沉浸于传统制作的过程中,忽视甚至排拒当代的诗歌创作。事实上,笔者一直以为:杨然是一个骨子里很“现代”的诗人,只不过由于他的现实主义常常会使我们忽视了他的“现代情怀”。90年代的杨然不但写出过大量的描述追忆、感受以及怀人诗、赠别的短制作品,而且,在这些可能暂时无法成为杨然创作的“主流”的短小作品中,诗人也同样体现出他的艺术才华。《迷恋社会》不但将自己的体验乃至对生存与死亡的认识结合在一起,而且,还在简短的叙述中让我们认识到诗人心目中的潜意识;《给瑞生打电话》借与诗友的交流,真实地展现了自己以及与自己一样处境的诗人的情感和生存面貌;《迷途蜻蜓》借对一只迷路蜻蜓的捉与放的浅显经过,说明了一个十分值得玩味的人生事实;《我只饮一杯水》则是通过对水的一种认识,比如:结尾之处的“现在,我只饮一杯水/就像生与死之谜,永远空白/永远深奥而不需要注释/我的故事干干净净/我的记忆决不口渴”,说明了一向以大气为底色的诗人是如何深入诗歌和肉体灵魂的;而像发表于1993年4期台湾《笠》诗刊的《下午:读马格利特一幅画》则是将现代意识和艺术鉴赏意识交融为一体;至于像《我就是黑脸杨然》和《死后》则更是通过自我宣言式的写作或是在“陌生的世界”和“陌生的人群”对比中,表达出一种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个体意识。
    同时,对于杨然在90年代诗歌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以及具有何种意义,我们还必须要注意他的“体制式的创作”,而这也是其在90年代诗歌写作中显示出别具一格的地方。胡亮在《当代汉诗版图上的割据者》一文中曾指出:“也许,正因为杨然固守传统的一极,一些带有政治情结的激进批评家会从体制内的角度来讨论他,并把他排斥在某种精英写作的阵营之外。” ④确实,杨然诗歌的人民性、忧患性不但使其诗歌常常被看作是一种新语境下的政治抒情诗,同时,也会被一些无知的批评者看成是一种写作上的倒退。然而,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杨然的这种创作倾向是与其真诚关心民生社会和文化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而且,其所谓的忧患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色彩极强的写作。不过,在90年代诗人普遍打出“走进艺术”的旗帜时候,我们必须还要看到诗歌是否真的就能对社会现实熟视无睹,而像“非典”时期部分诗人与诗评家、编辑漠视时代与另外诸多相关人士的自发呼招是否就真的可以说明其中的真谛呢?因而,尽管类似《空空的青春之碑——献给20世纪六十年代:人类的两场不相关的青年运动》(1996)以及稍后发表的而《知青》(2000)等作品显得选材陈旧,但这些出自杨然笔下的作品仍然在真情实感,特别是其他人忽视的前提下,让我们在阅读之后感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和耳目一新。而这些,无疑也正是诗人对于90年代诗坛和诗歌写作做出的属于诗人自我的意义以及贡献。
    世纪末的杨然已经在逐渐进入中年的状态下对诗歌写作进行了新的体悟与认识。而“诗坛终于脱下虚假繁荣的面具,回归纯粹状态,虽然凑热闹的读者群少,但留下来的更坚贞。诗人终于直面苦难、孤独、寂寞,直面人性与个体,诗人终于肩负起灵魂深重的倾诉任务” ⑤的论述也确实表达出杨然的这种特有的中年心态。但始终坚持“义无返顾”和“没有多余的话要说”都充分表现出杨然独特的艺术追求和清醒的认识。
    总之,对于90年代的诗歌而言,杨然是一个“另类”,而其别具一格的写作也使得他常常能够在“写诗的人已经超过读诗的人”的年代里独树一帜。因而,即使我们仅仅以发表的铅字作品为依据,杨然的意义和价值也是十分清楚的。即他不但丰富了90年代的诗歌艺术,而且,还在常常自费出版诗集的前提下能够安贫乐道,以诗歌为生命,始终不放弃自己终生的最爱,以及在担任官职后依旧保持我行我素的特色并为诸多后辈诗人所仰慕,而伊沙的那句常常被大家引以为笑谈的“杨然叫我在诗坛没法混饭”⑥的论断也恰恰说明了这些。因此,最终选择90年代诗歌史的角度提及杨然,并在对比中剖析其诗歌的意义和价值就显得具有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了,而事实,似乎也恰恰如此。

   注释:
   ①②⑤见《诗歌对话录》,杨然:《寻找一座铜像》代后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③见燎原:《“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稚夫主编:《五人诗选》,223—224页,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
   ④见胡亮:《当代汉诗版图上的割据者》,稚夫主编:《五人诗选》,232页,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
   ⑥见杨然待出诗集《旧墙下的生命》之代跋《生命之树常青》以及《诗歌对话录》。

(本贴于2006-12-03 11:57:17在《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发表)
 楼主| 发表于 2012-4-10 19:05:02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99】《凸凹:灿烂的世界里隐藏着一个人的心灵史书》

灿烂的世界里隐藏着一个人的心灵史书
——凸凹诗歌印象

张清华/文

这是一个宽阔的世界。
诗歌中的凸凹心游万仞,精鹜八极,拓展出一个广大的诗之疆域。从中原到西北,从江南到大漠,从家族记忆到帝王历史,从母语和心中的祖地到纸上的重洋夷域,它不但有纵横无垠的时空、丰富多样的风物景致,同时还有历史与心灵的广袤与幽曲,生命世界的鲜活与丰盈。

一个不倦的求索者的形象。
他诗歌中旺盛而蓬勃的生命力,让那些躲在房间中虚构着疲弱的小王国的人感到渺小,无地自容。蜀地诗人的恢弘大气,纵横捭阖,在凸凹身上至为典型。“只有热爱上帝者,才有如此旷远的想象”,只有解放生命者,才会让语词生发出如此鲜活的质地。

叙事在凸凹这里几乎是一种本能。
语势的流动就形成了叙事,或者相反,叙事的冲动使语势自行奔突。这样的叙事充满魅力,它是跳转的、活脱的,动若脱兔,瞬间形成酣畅而动感的语态,在完成叙述转递的过程中,同时也带来修辞之魅,使词语迸发出生命。好的叙事不是带自恋的自传,自我欣赏,而是自由的展露,对历史记忆的某种缺失的修复,对生命中欢欣与悲伤的唤起,凸凹的叙事是自如、自然和让人舒服的。

丰富甚至灿烂的辞采。
宛若“三千里桃花”一样,在凸凹的诗歌里不仅仅是一个修辞的结果,而是一个葳蕤婆娑的世界的景象,它来自蓬勃的生命与饱满的感受。词语的理想状态是奔涌而不是堆砌,生长繁殖而不是铺排装饰,所以它根源于诗歌内里的澎湃的生长性,不是后天和外力的功夫。

强烈的历史感与心灵性。
他在历史中穿行,所生发出的是对生命的理解,对生命设身处地的追念与赞美,没有感伤,没有传统文人容易有的那种没落而俗套的情绪。某种意义上,凸凹创造了一种新的“咏史体”,他不是以“凭吊”的姿态进入,而是以“穿行”其间的对话者,以生命之河中的同渡者的姿态出现的。虽然不能互救,但却可以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他写茨维塔耶娃、写王昭君,写卡夫卡、写博尔赫斯,都可谓有这样的境界。他写一些不能放下的悲剧性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以“噬心的”疼痛感,以一代人的隐秘方式“穿行”其中的。
因而他的诗可以称作是一种“心灵史书”。

戏剧性的笔法与活力。
戏剧性是叙事的灵魂和核心,没有戏剧性便没有叙事。凸凹的叙事性文体具有活泼的张力,自然而充满流动性,开放而充满弥合力,各种因素之间形成了活跃的呼应与共生关系,这是其魅力所在。得益于其抒情与叙事中对戏剧情态敏感与发现。这也和古代诗人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处,无论是“纪行”、还是“述怀”,其中的情境都带有很强的展开、转折、连绵、呼应、以及因果循环的关联性。

令人羡慕的手艺。
“手艺坊”,凸凹把自己的诗集取名与手艺相关,表明他对自己写作的自信,对诗歌技艺理解的深度。的确,这部诗集显现了一个专业写作者的意识、经验和能力,纯熟的技艺,对语言的掌控,对文体的任意驱遣,都可谓是高手和老手的境界。

作者简介:张清华(1963.10- ),生于山东博兴,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主任。先后出版过《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火焰与灰烬--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主义》《深渊上的翱翔--论诗文札》《内心的迷津:当代诗歌与诗学求问录》《境外谈文——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海德堡笔记》《天堂的哀歌》《隐秘的狂欢》《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与美学研究》等著作。2007年4月以最高票数被评为“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

(发表于《芙蓉锦江》2010年8月总第10期)
 楼主| 发表于 2012-4-10 19:05:19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100】《王国平:都江堰的山水》

都江堰的山水

朱晓剑/文

以前,喜欢读报,看市井文章,最有趣的是王国平的一些系列,好玩不说,就是那么些故事也可以当段子讲的。一直想认识,却无从有机会,直到有一天,去参加一个活动,他们说,这是王国平。哦哦,这就是王国平,跟我印象中的可对不上号,那有什么关系呢。
那以来,见的多了,也就知道他在都江堰,而且是在宣传部。说实话,虽然在成都N年了,还从来没去过,总觉得没余秋雨写的太烂了。没觉得好。不过,有王国平在,不去,似乎很不够意思的。大概下次去,找他,也就顺理成章了吧。还是没去,去不去,是需要机缘的,不是我想去就去的了的。某一天,按过去了,见着聂作平、印子君,还有马及时、马明林,大家喝茶,喝酒,后来跑过去喝咖啡算了。再后来,就回去洗洗睡了。
那次,我才知道,在都江堰的南桥边喝茶是可以讲价的。不过,前段时间我去的时候,听说不能讲价了,物价都上涨了嘛。王国平却少有变化,酒嘛,还是少喝为妙,一般是不喝了,大概见多了酒鬼的样子吧。听说他以前画过十多年画,不敢说好,至少不差。练过硬笔书法,获过四川省正规比赛的一等奖,举办过两次个人硬笔书法作品展览,举办过硬笔书法培训,后来成为都江堰第一个用手提电脑写作的人,把钢笔书法都差不多忘了。现在,大家更熟悉的是王国平写诗、写随笔,也写段子。高人啊。时常遇见他,他总会带一册新书,边客气地说,这是我新出的书,你指点一下。
翻开书的扉页上,居然写着:晓剑兄雅正。
咱也不就是写点文字,评论算不上,名人也不是,哪儿批评得起。王国平有次到成都来,他说,我是给你送稿费的,当时就把我雷倒了。其实,他是找个借口,几个人聚一下,摆下龙门阵罢了。现在有这样闲心的人越来越少了,大伙都在忙啊,市场经济嘛,还不是往钱奔的要紧。
地震以后的一天,他还在奔往成都的车上,就电话说,我一会到成都,在西安北路的一把骨吃饭。吃的什么都记不起了,反正是随后我们坐在街上看来往的人,很少说话,就那么坐到快12点了,才各自散去,我也没问是不是立刻赶车回都江堰去,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个城市里还能有人陪你享受夜晚的生活。
这几年,成都的大型诗歌活动,都少不了王国平,不是组织者,就是忙前忙后也就算了,偶尔还整出一些纪念集子。连我这样不写诗的人都不免激情勃发,跟着胡诌几句。好坏都是学习的结果,值不得当真。记得在某一次大观笔会上,大伙似乎很久没见了,哪个高兴啊,就连王国平也要喝酒了,这一下更热闹了。
都江堰,在那以后也就是一年半载去一下吧。见了不少都江堰的文化人:画家、诗人、作家……一个都不能少,这多亏了王国平。事实上,王国平在都江堰,就好比都江堰的山水,不看不知道,一看就吓一跳,听他摆南怀瑾、钱穆的故事,好像就是隔壁家的一样,其实名人的生活也没多少稀奇的,但都江堰能吸引那么多的人,当然是因为它有灵气。
我在想,是不是有一天,我去在都江堰沾一下这风光之美,水色之秀了。至少能与王国平坐在一起讨论点什么,喝着青城山的茶,也算是一种幸福吧。
(发表于《芙蓉锦江》2009年6月总第8期)
 楼主| 发表于 2012-4-10 19:05:37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101】《蒋楠:解读贼风》

   解读蒋楠的长诗《贼风》

   愚木/文

在阅读蒋楠《贼风》这首长诗时,我不得不面对诗人营造的大量的奇异具象以及所使用的医学术语。它们仿佛是一连串有待破译的密码,占据着我的内心。我尽可能调动全部的心智,对它们解读,从而探寻诗歌背后所隐藏的诗人真正的用意。
“贼风邪气伤人也,令人病焉。”长诗开篇之前,诗人引用了《内经.灵枢第五十八》中的一句话,道出了贼风的危害性。同时,指出这股贼风“是对国学和国粹的无知,更是对中医和中医文化的践踏!”,从而表达出 “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会被一股蓄谋已久的“贼风”刮倒吗?!”的忧患意识。
现实生活中的蒋楠,是一名职业医生,诊断和医治疾病是其天职。然而,面对因“整体信用缺失的危机”所造成的“时代中风”,从医生的职业角度出发,蒋楠进行了诊断,确诊出社会上的这股贼风,不是来源于病患者的生理原因,而是发源于社会深层的心理因素。这一发现,便有了治愈这些疾病的条件。蒋楠以其渊博的中医学知识、身临其境的经历,写就如下的诗句:

“顺手取下神农氏挂在
悬崖上的药锄和背篼
煎好麻沸散,举起
华佗开颅的斧头
我为一个欺世盗名的时代
望闻问切”

接着,蒋楠写道:“网络垂钓者拿起沽名的渔杆/以斯芬克斯之秘为诱饵/钩住了民族的劣根性//贫血的大脑抬起帕金森的枪炮/瞄准了七级浮屠上的瑰宝/打碎中西医一脉相承的衣钵/文明历史的脚步抽搐不已”。真不愧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了了数句,直指病之根源。
现实生活中的蒋楠,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火山一样积聚已久的能量,一旦喷发,思绪就如脱缰的野马,他以丰富的想象,通贯长虹的气势,洋洒近二百行,铸就出这首优秀的诗歌作品。
在《贼风》这首长诗里,通过多种象征形式的组接,我们隐隐地感觉到在其诗歌背后隐藏着一种更深邃的东西。
“梨花教试图让诗歌神圣的光芒/一夜之间普渡众生/而扒光了就伤风的诗人/挣脱了意象的桎梏/却无法挣脱现实的牢笼/词语的下半身彻底阳痿”。
文化的荒漠,良知和责任的丧失,将是对人类自身最大的伤害。并预言:这一股贼风过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的一派景象“向东的河流里/漂浮着伤寒和温病的船只””贼风过处,向东的河流里/漂浮着伤寒和温病的船只”、“贼风过处,向西的河流里/流行鼠疫、HIV、非典和禽流感”。
诗人以其犀利的文字,深度的隐喻,对这股贼风进行了有力的鞭鞑。提出中医学理论是人类长期同病魔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并以中医为象征,对这股贼风进行彻底清算:“犀利的牛角、嫩白的黄芪/摇起千秋谋臣的双橹/诡异的虫草之王引领草木的佐使/直捣瘟神的老巢”、“生物疫苗和人的意志/凝聚成铁壁铜墙狙击”、“两条河流/在岁月的交叉点偶合/合久必分的阵痛/分久必合的快感/汹涌。征服、甄陶的力量/锤炼双剑合壁的神奇”。
在诗的结尾,诗人施以浪漫的表现手法:

“我力排众议,从杏林奇葩里
摘下天地的大美,裹藏
安宫牛黄丸的锦囊,走进了
这帮高烧不退的人”

体现出诗人面对这股贼风,横眉冷对、视死如归的精神,令人徒增敬佩之情。
蒋楠的《贼风》是一首具有布莱的玄学特征的“深度意象”的长诗。凭借隐喻的手法,对事物(意象)进行远距离拼接,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张力,使诗歌进入事物的核心,进入内心的超验时刻。同时,诱导我们进入蒋楠的内心世界,留下深深的思考。正如布莱所说的一句话:“诗表现的是我们正要开始思考的东西,我们还没有思考的思想。”

2006.11.16.初稿(本贴于2006-11-16 18:05:03在《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发表)
 楼主| 发表于 2012-4-10 19:06:05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102】发星《四川,中国当代现代诗歌的重镇》

——写给2006年的“四川民间现代诗歌大爆炸”

引言

历史在2006年深秋至隆冬这一时刻再次被巨大的自由之子们的暗流汇聚兴奋地燃醒。历史如我一般,是迎着凛冽的秋雨与冬寒热捧着这些巴蜀大地的精神纯灵们透明的心灵与朴质的梦幻。2006年9月,范倍主编的《终点》复刊。2006年10月,周伦佑、孟原主编的《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刀锋上站立的鸟群——后非非写作:从理论到作品》推出。2006年月11月,发星主编的《独立》“10年纪念专号”推出。2006年11月,胡马、张卫东主编的《人行道》第6期推出。2006年12月,陶春、刘泽球主编的《存在10年诗文选》推出。2006年12月,杨然、凸凹主编的《芙蓉锦江》创刊号推出……似乎这是一种暗和,也是一种凝结聚薪的齐喊;四川六大重要民刊在短短的数月间便形成一道“爆炸”的诗墙。这样的时空密集,这样的诗人实力阵容,这样的大气与方向性、自由度、狂飙气……是上世纪八十年曾出现的“四川民间现代诗潮”在历经二十年后的又一次“集体大出击”,出击的本身再次将四川这个中国“当代现代诗歌大省”的地位夯实,也证明着民间现代诗歌力量是构成大西南最激动人心先锋艺术的基础。新世纪以来所谓的“诗歌热潮”,仅仅6年,许多民刊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主流的诗刊没有承担起中国现代诗真正的大使命,继续“瞒天过海”,继续浪费着纳税人的金钱。腐败的气息渗透语言,我们只能在民刊中看见真实。特别是在四川六大民刊中看见自由的真实,诗歌的真实,坚守的真实。不容易啊!《非非》走过它20年的历程。《存在》《独立》已经继续办了10年。《人行道》坚持了5年,《终点》停刊7年后再次复刊。似乎是《非非》等“四川民刊精神”像一种黑色自由之巨魂,早在20年前或更早的时候便洒在这块神性的土地,使这里的一草一木必须“中蛊”,进而开花结果。本文所要阐述的就是之中引发人思考的一些“四川民间现代诗歌”的特有现象与气质。

一、四川民刊气质

1、传承性:受早期“八十年代”特定理想时代产生的重要民刊《莽汉》《非非》《中国实验诗歌》《二十世纪现代诗编年史》《大学生诗报》等重要民刊的影响,为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的四川民刊的创办与发展留下了丰富的写作方式、办刊方向以及策划主题等经验财富。像《非非》两度复刊以及之中的曲折艰险,从追求自由的写作空间到面临的困境以及始终站在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最前沿,为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诗歌以及独特的人文精神的同时,以使后来者有比较全面的办刊经验可供参考、借鉴。而《非非》与《存在》的交往,以及《存在》与《独立》的交往,在某种代际诗歌血脉传承性上则彰显了诗歌人文精神的宽大以及补血独立之姿的缺铁行为。传承,有时是传承语言,但过多地传承语言就是模仿与重复,所以传承诗歌自由独立精神显得更加重要,从这点上看,《非非》与《存在》的许多切合点证明了精神的独立性与自由性是推动一个刊物向前发展的两大动力。
2、地域性:这里所说的地域不是人类学家理论中阐述某地单一民族文化的一个限制“地域”。而是写作者以及办刊者们背靠的根系之地,即向外延伸的基础(核心)。早期的《非非》是以四川大凉山西昌为中心,伸延成都,乃至全国部份地区而构成的一个诗人写作者存在的空间(地域)。“后非非时代”是以成都为中心,伸延全国部份地区而构成的一个诗人写作者存在的空间(地域)。《存在》是以四川内江为中心,伸延成都,乃至全国部份地区……的存在空间。《独立》是以四川大凉山为中心,伸延贵州,乃至全国部份地区的存在空间。《人行道》以成都为中心,向外延伸。《终点》以绵阳为中心,向外延伸。《芙蓉锦江》以成都为中心,向外延伸……。民刊地域性的根性行为,保证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收缩(弹性)意识,避免了无根(地域)的空泛,但必须注意向外大气地的延伸,以避免“狭隘意识”的局限。
3、方向性:这里主指诗歌写作的方向性。《非非》的“非非主义”写作。《存在》的“幻像(神性)写作”。《独立》的“地域诗歌写作”。《人行道》《终点》《芙蓉锦江》的容纳、宽泛。每一个办刊者必须坚持自己有独特的方向,没有方向的民刊是“短命”的民刊。
4、坚持性:《非非》20年历史证明其在中国现代诗史上是创办坚持最久,而最具先锋的民刊。《存在》《独立》的10年历程。《人行道》的5年历程。《终点》的停刊到复刊。他们构成四川现代诗“韧性”的奇景。
5、容纳性:四川民刊存活长久的原因之一是善于与全国同仁交往、交流、交心,而融入个性、血性的朋友,这样做使“地域”的本地意识得到外界的彰显与流通。以使“本地”变成“开放”“新意识”的一个转变空间。所以,新鲜的生命力总在民刊中涌动。襟怀的坦荡与侠义决定了办刊的坦荡与侠义。整个过程本身就是诗的过程。
综述,我们从《非非》《存在》《独立》等民刊上似乎得出一个“民刊持久创办并影响深远”的模式:①民刊主办者必须是有“独立办刊人”空间,出发点为方向(流派)性写作,再容纳四方共性元素。②民刊主编人必须是诗、诗理论、编刊策略上“全能型”复合身份。③必须的经济支持。这在《非非》周伦佑身上体现得至全至美。从早期“前非非”写作(1986—1989)至“后非非”写作(1989—2006)。两批“非非”不同时代的诗人被周伦佑带出、团结、凝聚,形成“非非20年不死之迷”的“神话”。从《非非》以及由此产生的“非非诗歌现象”。都是为以后的民刊出路积累了丰厚的经验。民刊的方性(流派)性写作,可保持时间持久的诗歌资源性繁衍,可为诗坛提供探索的诗学新论与先锋诗歌试验。如果放弃方向性(流派性)写作,只是作品的汇集与编印,那只能是坚持一种诗性的生活。在人类的求知探索未知之域的道路上是乎削减了自身价值的创造与求问。很容易滑入诗歌“庸俗化”的怪圈,进入又一轮的“纸浆制造”。民刊的方向性(流派)性写作,是努力建立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与追求目标;这种过程很多时候拒绝“常识”(主流)评论家的介入与参与。因为“渠道”的不同导致主流(常识)的评论家在民间巨大空间中的失语与陌生;于是民间诗歌评论家便在自己独立的空间体系中自然而生;这也是一种成长的过程,为自由之性的精神灵魂彰显了没有黑暗色彩的纯洁。

二、四川民间现代诗歌的四个重要黄金时期

1、第一黄金时期:1984—1989,以名播中外的“莽汉主义”“非非主义”“中国实验诗歌”“整体主义”“巴蜀现代诗群”“四川七君”“大学生诗派”“新传统主义”“女子诗报”等为代表。八十年代的四川民刊以及诗人们深深切开了中国现代诗的宽阔河道,也从此奠定了四川作为中国现代诗大省的重要地位。
2、第二黄金时期:1989—1995,周伦佑主编的《非非》5—7期;袁勇主编的《阆苑》《名城文学》《诗歌创作与研究》;肖开愚、孙文波主编的《反对》;谢崇明、周凤鸣主编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诗人》;秦风等人主编的《声音》等有重要影响的民刊为代表。这一时期的民刊以及诗人,更多的是除了诗歌文本外,彰显“挺住意味着一切”的坚守价值。
3、第三黄金时期:1997—1999,以范倍主编的《终点》;陶春、刘泽球主编的《存在》(1—2);史幼波们主编的《诗境》;发星主编的《独立》(1—5)等有重要影响的民刊为代表。世纪末的四川民刊,为以后新世纪的“70后”“中间代”等诗歌潮流提供了优秀的诗人推出平台。亦为第四黄金时期铺平了扎实的基础。
4、第四黄金时期:2000—2006,以周佑佑主编的《非非》(8—11);陶春、刘泽球主编的《存在》(3—6);发星主编的《独立》(6—13);席永君、哑石主编的《诗歌档案》;张卫东、高岭、张哮主编的《人行道》(1—6);张卫东、张哮主编的《在成都》,杜力主编的《幸福剧团》;杨然、凸凹主编的《芙蓉锦江》创刊号;特别是2006年6大民刊的群体杀出,使人感觉其势头有“八十年代”的狂飙激荡之势。这是四川诗界的幸事,中国诗界的幸事。

三、16年来全国民刊最活跃的地区

1、广东:二十一世纪伊始,由于诗人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在印刷、选题、造“代”上的民间诗歌“革命”,以及《诗文本》《故乡诗报》《女子诗报》《原创性写作》《赶路诗刊》《打工诗歌》等民刊的创办,人们以为诗歌的写作方向开始“南移”,但这只是诗歌民刊潮流的一个“假像”,根本的中国现代诗写作方向、地域水准等没有因为“70”“中间”“女性诗歌”等南方民刊热潮的掀起而根本动摇。《诗歌与人》在2006年似乎已完成其重要的历史使命,为我们奉献了10余本重要的专题诗歌刊物,推出了两个“代”,为“女性诗歌”的重燃烈火起了推波作用,而那本“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则更凸显黄礼孩透明直朴的人文平等情怀…。虽然“南方诗歌”(或“南方诗学”)被北窗先生提出,但真正值得深究的文本与理论似乎缺乏。《诗歌与人》曾倡导“完整性写作”,带出了学理的庞大与构建,但诗文本值得很大程度上的怀疑。所以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汉诗的重要力量还是在四川、上海、北京、西北——甘肃……等几个重要地域。
2、福建:自1997—1999,道辉主编的《诗丛刊》连推几期,以其做刊大气、容纳、正规书号等团结了中国当时最活跃的诗人,形成一股诗歌潮流。新世纪后,安琪主编的《第三说》以及参与建设“70后”“中间代”以及谢宜兴们的《丑石》联合《诗选刊》举办“首届中国民间诗歌(刊)研讨会”,以及鬼叔中的《放弃》,以及“三明诗群”的互动等,成为福建民刊的辉煌期。随《诗丛刊》停办,安琪北上,只有《丑石》诗人们在坚守……。整个“福建诗潮”趋于冷沉。
3、上海:2004年默默主编的《撒骄》复刊,郁郁主编的《大陆》复刊,以及之前后的铁舞们的《城市诗人》,小鱼儿主编的《诗歌报》,陆华军们的《上海诗人》,杨宏声、古岗、武原们的《零度写作》…构成上海民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第二个高潮…。2006—2007年,只有《诗歌报》《零度写作》《城市诗人》等民刊在坚持。但都缺乏整合之力与群体联合之势……。
4、北京:①自“下半身”至“裸诵”,堂堂“皇城”成为践踏诗歌精神与“丑化”诗歌意义的所谓“先锋实验场”。②“口语大师们”继续聚集在《诗参考》这本中国最垃圾的语言制造场,延喘他们的苍白与空洞。③叶匡正的“文学死了”以及汉学家顾彬的“中国文学腐败论”,只能说明他们的眼睛只盯在主流文坛,如果他们的眼睛深入诗歌的民间,将被民间的锋刃刷出巨大的惊诧与沉默,特别像《非非》这样的民刊。
5、四川:靠2006年六大民刊说话。
6、湖南长沙:由吕叶等1995年主编的《锋刃》第三辑达到了民刊编辑的一个高峰。
7、内蒙古:由狼人、阿翔等1997年前后主编的《坚持》曾聚集许多先锋诗人。  
8、西安:周渔主编的《表达》1997年前后曾聚集许多先锋诗人。  
9、辽宁盘锦市:杨春光1994年前后主编的《空房子主义诗报》曾聚集许多先锋诗人。
10、黑龙江绥芬河市:杨勇、杨拓1998年前后主编的《东北亚》曾聚集许多先锋诗人。
11、河南:人与、墓草于2001年左右主编的《审视》曾聚集许多先锋诗人。
12、河北:温国、大虫等2000年左右主编的《守望》曾聚集许多先锋诗人。
13、贵州独山:梦亦非2000年主编的《零点》第5—6辑曾聚集许多先锋诗人。
14、湖北黄石:吴幼明2001—2006年主编的《水沫》曾聚集许多先锋诗人。
………………

四、主流诗刊已彻底失去“权威”地位

2000年之后,作为主流诗刊的代表《诗刊》《星星》等相继采用主副编挂名在职,具体选稿编辑、发稿人员皆临时聘用的原则。这也是主流诗刊走向“市场化”的一种“尝试”。于是,主编可以“常年(日)”不在任,叫一个副编或其它人把关“定稿”“发稿”即可。主编成了如“官员”般出访、应酬、居家“休闲”的一个“空心之人”。于是,其它主流诗刊群起仿之。于是,主流诗刊都像一个“模子”塑出来的“复制儿”。由于聘用诗人编辑们的水准参差不齐,再加上“诗”这种纯艺术被强行带入“市场”运作。于是“腐败”渗透进了“纯诗”的环境。2005年的某月,中国曾经最有影响的三大诗刊之一的《××》诗刊某编辑打电话向我约我所在地区诗人们的专辑作品,该编辑称“给我十二个页码,已和主编协商可降价至4500元左右的版面费,先汇款、后发诗”。我当时语塞,借故推掉。(由这件事我想起多年前福建的某知名民刊,由于四川一诗人出资7000元左右,被发在了重要位置一样。另外,该主编还借笔会之名,带一群诗人集体嫖娼。诗歌这种纯粹的精神艺术一旦染上“肮脏”,只有死亡。目前,该民刊早已停办,那一批诗人作鸟散状,便是明证。)由主流诗刊的“黑暗”,想起当今社会的“腐败”,如出一辙,他们都是在麻木的糟蹋诗歌。诗这种高尚的东西,不应与市场混合,应由国家无偿的支持,给其独立性、自由性。他才能真正的独立并彰显诗歌精神。现在的主流诗刊,只是各地文联、作协的“诗人”们仕途的“敲门砖”“自留地”。只是那些沽名钓誉者的“露脸之地”。主流诗刊,已彻底失去10年前“三大诗刊”鼎立的争锋之局。国家级、省级、地区级都是“一级”。已彻底失去“权威”地位。已彻底失去真正意义的“诗歌精神”。所以,真正血性、追求自由的诗人朋友们,应扎扎实实潜行“江湖”,诗歌的“江湖”——民刊(民间诗歌)才是我们最温暖的家。由主流诗刊的黑暗,反观四川几大民刊的兴盛,翻开一本本自己掏钱印制的诗刊,除了诗歌的纯粹敬业精神外,就是如今精神价值浮世——混乱时代,坚守一颗人子之心的珍贵。而这些,大都是由一人或几人独立编辑的,他们除了生计,还要在深夜的灯下虔诚做一个真正的诗人;有时,在巴蜀大地四处响起的那些红灯酒绿中,我听见一些黑色河流从中流出,汇集在密林或城市的那些透明地带。虽然他们与天空的阴影不能相比,甚至站在阴影之中,他们是那么的脆弱,但他们的灵魂中响起的语言,被黑色在一页页白纸中,形成了在整个精神寒季的一粒粒跳动的火种;只要火种在,诗心在;人类的朴质、善良、甜蜜与爱便如清晨之旭阳盎盎升起她的鲜嫩与潮雾。冷寒的大地空无一人,但只要有一人横过,便会有第二人横过,进而十、百、千……他们用语言挽成微笑的花蓝,举在银雪降临的苍野,那白色花似白色焰火,将所有人簇拥的心敲在一个黑沉而厚实的鼓点上:“走吧/石头/走吧/石头/沉重因为滚动有了铁的飘逸”。

五、请记住2006年这些诗人们

《非非》:陈小蘩、陈亚平、孟原、童若雯、袁勇、雨田、龚盖雄、蒋蓝、邱正伦、董辑、黄懿、蒋晓韵、余刚、周伦佑
《独立》:阿索拉毅、伊子·伊萨、鲁娟、胡应鹏、梦亦非、湄子、彝诗桥、吉狄兆林、嘎足拉挪、李龙炳、冉天钺、吴若海、发星、阿苏越尔、张修林、陈小蘩、海岸、麦子、孙文涛、西域、海上、邵风华、李郁葱、安琪、南北、姜红伟、张清华、蒋登科、王若冰、王志成、史幼波、单永珍、马占祥、王耀东、哑默、杨远宏、杨东、木斧、狂虻、喻子涵、张守刚、柳冬妩、徐非、许岚、许强、郑小琼
《存在》:索瓦、曾令勇、谢银恩、梁珩、吴新川、朱杰、王刚、李龙炳、田一坡、华未眠、刘泽球、陶春、陈建、韦源、蒋蓝、席永君、袁勇、凸凹、长岛、小海、哑石、史幼波、发星、徐慢、张卫东、胡马、张选虹、高岭、刘春、胡应鹏、白鹤林、曾蒙、曾德旷、陈蔚、三原、杨克、焦虎三、张哮
《终点》:李兵、阿紫、哑石、康伟、丛文、白鹤林、胡应鹏、杨晓芸、海融、周薇、罗铖、王羿、张作梗、陈代云、张建新、田一坡、莱耳、简单、黄金明、阿汀娜、麦豆、李初初、陈勇、范倍
《人行道》:陈小蘩、马兰、阿紫、白桦、陈瑞生、田一坡、高岭、李龙炳、张卫东、刘泽球、李丹、卢枣、胡仁泽、黄啸、张哮、宋炜、易杉、韩甫、朱杰、陶春、谢银恩、哑石、李兵、林和生、彦龙、杜力、赵卫峰、李德武、张曙光、小海、臧棣
《芙蓉锦江》:何小竹、余怒、子梵梅、凸凹、张清华、白郎、陈小蘩、龚伟、甲子、蒋蓝、树才、胡亮、马莉、郎生、柏桦、伊莎、张哮、张中信、田一坡、袁勇、独化、谭五昌、杨克、吴勇、曾蒙、张选虹、印子君……杨黎、阿翔、史幼波、李兵、白桦、席永君……胡应鹏、陶春、安琪、叶伯和、杨然、朱晓剑(由于创刊号所发267位诗人的诗歌、随笔、文论、史料等,限于篇幅,名单从略)。

六、结束语

2006年四川民间诗歌的群体出演,一是隆重纪念二十年前那个中国现代诗具有重要影响的“86大展”。二是证明,二十年集聚与沉潜的四川民间诗歌力量的再次集体喷发。三是自由之子们灵魂中众声喧哗的共根诗意思想灵魂的再度复活。从四川民间现代诗人们对当下社会世俗语境以及道德沦丧、思想信仰的“混乱”对抗姿态中,不难看出诗人们拳拳之心重建理想纯洁天空的赤子情怀,四川诗界太需要这样的“爆炸”,爆炸的结局是摧毁那些扑面而来的寒雪,给真诚人子心中燃起温馨的焰火。         

2007.01.15—18  大凉山螺髻山下(本贴于2007-03-05 21:59:21在《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发表)




 楼主| 发表于 2012-4-10 19:06:15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103】胡亮《成都对话:性灵·“汉风”·第三条道路》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四川成都,笔者与诗人凸凹一道,拜访了著名诗人柏桦先生。柏桦,一九五六年生于重庆,毕业于广州外语学院英语系,现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著有《表达》、《望气的人》、《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往事》、《今天的激情:柏桦十年文选》,编著有《毛泽东诗词全译全析》、《另类说唐诗》等,是中国第三代诗人中的杰出代表之一。著名诗人欧阳江河曾经这样谈到柏桦,“他的写作是文学化的,其基本美学特征是倾斜、激动人心、白热化、有着眼点和有倾向性、充斥着个人神话、充满着对美的冒险之渴望、对权力的模棱两可的刺探和影射”,认为柏桦的诗歌“使我们对美的感受和对词的理解发生了倾斜”(《柏桦诗歌中的道德承诺》);批评家陈超指认柏桦为“阴凄幻美抒情天才”,并做出了与欧阳江河相比似乎更为准确的判断,“柏桦的诗成色十足而稳定。有如老式衰落王公及文士意识,加上波德莱尔式的‘游荡孤魂’的,早期象征主义的殉情者。他也抗议、煽动,但更显得与时代‘我独若遗’。他仿佛在用长长的摘果竿择取精纯而高高在上的‘往事’之果,不知疲倦,心荡神摇。他寻找的是旧时代那个怪癖缠身的‘内在的自我’”(《精神肖像或潜对话》);另一位论者,刘翔,甚至在他的专著《那些日子的颜色——中国当代抒情诗歌》关于柏桦的一章中劈头就指出,“柏桦是公认的当代最出色的抒情诗人之一”。下面,是笔者在柏桦居所附近某茶楼与他的半日对话。
H:柏桦老师你好。今天的谈话我想从“第三代诗人”开始。“第三代”已经成为一个通用性和认可度都很高的术语,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愿意把你作为第三代诗人中的一个来讨论。一般的印象,第三代诗人似乎都是以突然的爆发、极端的叛逆而引人注目,比如周伦佑、李亚伟、廖亦武,都是诗歌狂躁症患者,他们的写作,都是“辣椒味”的写作;而你却不然,更多地,你是以一种温婉、迷醉、散淡的形象圈住了你的读者。
B:一般人都这样认为。其实我也曾写过一批左倾的、激烈的诗歌,比如《琼斯敦》。
H:我注意过这首诗。在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主持的“在北大课堂读诗”活动中,钱文亮博士主讲了这件作品,他说,“在这里,‘激情的加速度’借助了‘即兴’的表达方式,通过美国‘人民圣殿教’悲剧这一极端事件而转变为一种‘灼人的形象’”。但是很多论者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你的这一层面,比如李振声教授关于第三代诗的重要著作《季节轮换》,以及燎原先生精彩纷呈的《中国当代诗潮流变十二书》。
B:敬文东 、刘翔有关于这一层面的论述。我的写作,一九八四年以前是学徒期,风格是西洋化的;八四年以后,两种风格交叉并存;后来就比较单纯地追求一种“中国身份”。之所以出现这些变化,还是因为西洋化的写作带给了我一种无法排遣的“身份焦虑”。
H:八十年代的那批诗人中,产生这样的自觉,你可能是最早的。
B:我还不算最早吧。还有张枣,他对我的提示十分重要,——重庆就只有我和张枣;上海陈东东,以其诗歌文本影响了我;四川整体主义,也参与了同一氛围的营造。当然还有外国诗人的启示,比如雷克斯洛思、勃莱,还有史奈德。雷克斯洛思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王红公”,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态度引起了一些中国诗人的反思。
H:这几个美国诗人,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赵毅衡的《诗神远游》,钟玲的《美国诗与中国梦》、《史奈德与中国文化》,又特别是后两部著作,对中国古典诗歌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写作多有研论;叶维廉也写过一些这方面的著作。美国诗人何以如此青睐中国古典诗歌,的确值得我们反思。
B:王红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接受是很有意思的,几乎可以说他是杜甫在西方的唯一传人。
H:如果让你自己二选一,你是喜欢早期的,还是后期的风格?
B:喜欢后期风格多一些吧。诗人还得回到自己的文化之根。我很在意自己中国身份的再次获得,我也很在意这个路向上的写作。比如莽汉主义,很多人都说是美国“垮掉派”影响的结果;事实上,莽汉主义主要成员开始写作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读过金斯伯格,莽汉主义强调生活、行走与诗歌相统一,正是中国“游侠”风尚的重现。
H:古代所谓“游侠”,究其实,多数正是诗人。
B:当然,莽汉主义的出现,甚至还是毛时代话语风格的延续。
H:据我所知,你曾经写过一本研究、阐释毛诗词的著作。这几乎是新时期以来先锋诗人身上出现的一个意外。
B:并非意外,我们那代人都是读毛选、毛诗长大的。那本书只写了二十来天,一挥而就,也没觉得什么困难。
H:你认为那本书是你的成就之一吗?
B:官方机构是认可的。毛太复杂了,这个问题也太复杂了,不能展开谈,需要有状态才能谈。
H:你还写过另外一本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先在《西藏文学》连载,后来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删节本。可是在这本书中,你谈论的几乎全都是毛逝世以后才开始写作的诗人。
B:但是这一批诗人都成长于毛时代。况且我认为,毛时代的结束,与毛的逝世没有关系,倒是“八九事件”和“南巡讲话”具有标志性意义。新时期以来的一些诗歌,比如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骆耕野的《不满》,都写于毛逝世以后,但事实上都是毛时代话语方式的表现。大气场如此,不可能逃离。
H:是的。北岛们读的“黄皮书”,比如《人·岁月·生活》、《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也都是那个时代提供的。
B:对,都是“时代系统”的一部份。
H:国内能否出版《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
B:当然能,只是我不愿意,因为我想进一步修改完善,但是又没有时间。
H:那是一本诗人之书,你没有必要把他改成学人之书。在修改的过程中,由于观念的变化,从话语方式到思想锋芒,恐怕难以全部“保鲜”和“存真”。
B:是啊,我的观念变化很大。我过去是个左派,现在是个右派。我觉得右派更先锋。
H:先锋是一种前兆:少数人,从现状中探出身去。如果遍地都是左派,那么左派已经成为一种现状了。当左派成为一种现状,右派就成为需要。我很有幸在第一时间读到了你最近完成的一首长诗,《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在这首诗中,你借用一种“道”的而不是“儒”的人生观背景,强调了“缓慢”和“快乐”的重要性,流露出对性灵生活的向往与流连,正是典型的右派诗歌。
B:这首诗还没有完成。我还要为这首诗配套近十万字的注,每个注五百字或五千字不等。诗加注,细针密线,缝成一本书。一本书就是一首诗。诗,主要参考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李孝悌先生的著作《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一书中的两篇文章《冒辟疆与水绘园中的遗民世界》、《儒生冒襄的宗教生活》对这首诗也颇有贡献;注,文白夹杂、中英对照,不光注“本事”,还要注遗闻、注说法、注猜想,有时候为了一个字,引文及于《佩文韵府》、《辞源》、《辞海》诸书,全部注文参考书可能有两百多本,这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互文试验。本雅明不就是最想写一本完全互文的书吗?
H:注不再是附录,不再是书的次要部分,注文的趣味与信息呈现出“欺主”的势头,类似于叶嘉莹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或者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
B:也许吧,谁知道呢?
H:《影梅庵忆语》一书,凄美不可方物,我在年少时读过,当时就惊为中国古代散文中的极品;同时阅读的,还有性质相近的《陶庵梦忆》、《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浮生六记》等书。以这一批书为代表的明清性灵文学,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B:相关的书多得很,二十多年前我就开始关注了。
H:刚才提及的明清性灵小品,比之唐宋八大家的典范的“载道”古文,何如?
B:两者没法比较,也不能排位。但是参悟中国古典文学,得倒着走,先读民国,由清返明,自宋入唐。
H:我有个印象,你不喜欢“载道”的文学。
B:这要看如何理解“载道”。从某种意义上讲,周作人的作品也是“载道”的。文学的两个方面,内容与形式,我推崇形式,提倡汉语之美。
H:你发在《新诗评论》总第二辑上的文章,《从胡兰成到杨键:汉语之美的两极》,对“汉语在遭遇西方现代性的冷酷而烈火般的冲击之后”出现的消极后果进行了反思,并将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和杨键诗集《暮晚》作为“理想汉语之文本”。可是朵渔和田一坡对你的观点表示了强烈的质疑。
B:我有我的个人趣味,他们有他们的个人趣味。但是我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传统”。我们应该警惕甚至摒弃公众的传统,自己出发,去寻找源头活水。我在五十岁的时候找到了胡兰成,是我的幸运。我喜欢胡兰成,原因很简单,他写得好,内心曲折,复杂,但呈现得又是那样简单而美丽。
H:我想,张爱玲爱上胡兰成,绝不仅仅是爱上肉体的物质的胡兰成,这意味着精神追求和美学向度上的合榫。
B:我对鸳鸯蝴蝶派的重新估价,原因也在于此。我的想法,就是要颠覆现成的新文学格局。但是真要把这件事做成,非有一个大学者出来不可。夏志清他们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还不够。我与赵毅衡私下交谈过,他其实也有这方面的想法。新文学是一种连根拔起的文学;而鸳鸯蝴蝶派是一种改良文学,其代表人物包天笑就讲,“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
H:对啊,很多问题值得反思。比如,当我们重新估价胡适的《尝试集》,观点已经很接近当年“逆历史潮流”的学衡派了。可是白话诗运动之初,谁曾重视过学衡派的几个代表性人物以文言文写成的《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和《评〈尝试集〉》?甚至到了今天,又有谁在新诗史的建构中引证过吴宓们天才般准确的预言?
B:传统是任何人都不能超越的,所以我倡导“汉风”。
H:我想听听你具体的解释。
B:“汉风”就是中国化,要有一种古意,这种古意必须与当代生活相衔接,不是翻译过来的古意,——永远不要企图在中国盖成凡尔赛宫。我发现,越是对西方文学了若指掌的人,他的文章反而越是中国化。
H:吴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样典型的,还有王佐良,他的一本书,《英国散文的流变》,已经达到了化西为中的地步,就像在讲我们自己的散文史。
B:诗人在作为一个当代人的同时,必须同时具备极好的古代汉语修养。现代汉语词汇太少,必须把古词救活,让古词加入我们的写作。诗人的任务就是救词,让僵尸和木乃伊活转来,然后成为它们的主人。古词进来,不是拖累,只会使我们更加先锋,使我们真正进入黄种人系统。开发古典资源、联系当代生活,可以成就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汉风。台湾郑愁予是最好的例子,他比余光中做得更好。
H:还有痖弦。我甚至认为痖弦的风格和你都很接近。
B:痖弦不及郑愁予。
H:大陆诗人中,有哪些合乎你的汉风理想?
B:首先是张枣。还有部分的陈东东。当然还应该提到陆忆敏和宋氏兄弟,以及最近的哑石。
H:更年轻的诗人呢?
B:最重要的是杨键,潘维也很优秀。
H:古代诗人呢?
B:吴文英。
H:我发现,你所谓汉风,更多的是一种柔软的、低回的、平滑的、富丽的风格。中国文化历来有南北构架之说,你所谓汉风,更接近南方文化的特征。
B:是啊,我正在写一本专著,《当代江南汉诗研究》,计划明年出版;还有《近代江南汉诗研究》、《现代江南汉诗研究》。我对南社的兴趣一直很浓厚,并不是那些人写得有多好,其实他们远不如“同光体”的诗人,只是觉得他们去反“同光体”很有意思。还有浙江诗人,特别是卞之琳。近来我关注的诗人还有叶丽隽、尹丽川。
H:尹丽川作为诗人是树才发现的。她第一次发表诗歌,就是和树才他们出版诗歌合集《一九九九·九人诗选》。《一九九九·九人诗选》,一般被视为“第三条道路”诗歌写作的第一次安静展览。
B:文学就是一件事情,干事情就需要“场域”,“第三条道路”就为一些诗人提供了这样的“场域”。我认为,“第三条道路”作为命名是有意义的;但是命名之后,还必须进一步下功夫,下大功夫,使之工艺化、程序化、复杂化、学术化。胡兰成寄书给唐君毅,唐对他谈及做学问,就说关键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这需要有用几万字阐释一句话的功夫。
H:“第三条道路”的理想,就是赋予和巩固每一个诗人独特的可能性,让诗人们按照自己的方式与语言建立关系。“第三条道路”不是一个诗歌流派,或者说是一个悖论式的诗歌流派。因为“第三条道路”不是一个面目酷肖的诗歌家族,诗人们各行其是,谁也不能被另外的人代表。我们可以推选伊沙作为所谓后口语写作的代表并通过阅读伊沙一个人的作品对一大批诗人形成认知,同样的做法在“第三条道路”却行不通,“第三条道路”反对试图“尝脔知鼎”的读者。
B:强调每个人的差异性,这点很重要。当年有“四川五君”或者“四川七君”一说,但是这几个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不是一个步调一致的整体。
H:“第三条道路”诗人也是如此。比如,树才本人都反对把他作为“第三条道路”的代表性诗人,这种态度,是对他人差异性的尊重。
B:我愿意谈谈树才的诗。他的诗,有涵养、有教养,可以说是诗如其人。使用新闻笔法抓眼球是很多诗人的本色,坚决不这样做,恰恰正是树才的本色。他的诗水深流慢,从来不突然发动,也不急于抓人。斯蒂文斯说,一个诗人要有一点“农民味”,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一个诗人要有一点不是诗人的味道,如此,他才可能是一个真诗人。树才就是这样的诗人。他的诗也从来不用复杂语式和翻译语体,但是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大量读诗的人。另外,他的诗需要看整体。
H:我在关于树才的专论里,也提到这一点,他的写作,是“篇的写作”。
B:树才的写法,国内没有;在当代诗歌界,可以称为一格 。他的诗不会被磨损,而且越往后越会显示出他的意义,十年二十年后,人们还会重新发现他。
H:还有莫非,他的《词与物》选章曾入选过《后朦胧诗全集》,可是与其他入选者相比,他几乎最少得到关注。从诗艺与诗思两个标准来看,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B:福柯有一本书,也叫《词与物》。莫非的诗我看得少。莫非比树才更像诗人,他像一个孩子,很本真、不做作,也没有曲折。在莫非那里,人、文、诗,三者是统一的,这一点很多人做不到。但是,我认为他的诗不是一种狡猾的诗。“诗有别才”,又是需要一点狡猾的。
H:这个问题我有不同的意见,他的很多诗需要慢慢品。只是他一直迷恋于数年以前就掌握的词表和语法,变化很少。最近他一直在写《苏拨》系列,诗人草树对《苏拨》系列推崇备至,认为是当代汉语诗的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B:《苏拨》系列我没有读到。
H:现在的车前子也愿意承认是“第三条道路”的一员。
B:车前子出名很早,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评价他。八十年代初,他在西化风暴中开始了起步,起步的条件是西方翻译书籍。当时他很年轻,不可能有中国古典路数。这导致他的身份有点模糊。当时的时代需要代言人,他的写作是完全个人化的。他一直在探索,没有定型。没有定型,就不能谈体貌,只能谈局部。他的《三原色》,应该作为一个品种,写成系列,形成“流”;或者用几个类似的品种来与之构成相互支撑、相互说明的关系。“一首”诗,特别是“一首”短诗,让一般人看不清楚。我在完成《望气的人》之后,跟着又完成了《在清朝》、《苏州纪事一年》。
H:这样也能带来研究和叙述的便利。文学史家需要这种便利。
B:车前子还要等待,再等五年或十年,他的价值才会凸现得更加明显。这对他也是一件好事。当然,谈论车前子,需要高手;不是高手,谈不清楚。
H:你认为车前子应该划入朦胧诗人,还是第三代诗人阵营?
B:从身份感、时代感几个方面来看,不能把他划入朦胧诗人阵营。
H:其他的“第三条道路”诗人呢,比如安琪、马莉、老巢、杨然?还有谯达摩、林童、庞清明,写文章、编杂志、搞活动,做了很多事。
B:我对他们的作品不熟。
H:马永波?
B:他是一个深受西方诗歌影响,有技术、有章法的诗人。
H:凸凹今天也在座,他是“第三条道路”重要诗人之一。经过多年的积累和不断的嬗变,凸凹的写作在技术上已经臻于圆熟,特别是语言,已经不再是让他劳神费力之事,每一写作,总是呈现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势。前几天,我打电话给他,希望他加强对这个时代的承担,以朝向更高的层面引导自己的生成。不久,他就给我发来了《国家脸,或大碗之书》和《针尖广场》两件作品,气象已然不同。希望你能面对面地谈谈他的诗。
B:凸凹作品量很大,他已经找到了写作的高峰感觉,很有朝气。朝气,是很好的东西。朝气预示着无限的可能性,也充满了爆发力。
H:对于“第三条道路”,或视之为一种思路,或视之为一种立场,或视之为一个群体,或视之为一个流派,你以为如何是好?
B:都可以。
H:关于当前这个阶段,你认为,将来的诗歌史会不会按照三个板块来叙述,知识分子写作亦即泛学院派、民间立场写作亦即口语诗歌、其他独立特行的诗人亦即“第三条道路”诗人群?或者说,我们期待中的诗歌史将会呈现出那些基本的走向?
B:说不清。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诗歌史,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处境”来写诗歌史。三个板块是可能的,四个、八个也是可能的。
H:最近我发了一些批评文章给你,包括不久前完成的关于车前子的专论。作为一个学徒,我希望听到你关于干好“批评”这桩活的建议。
B:你的文章很细致,有文学史功夫。批评就是阐释,有赖于细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要有怀疑精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你做得不错。我也准备研究车前子,所以比较细致地读了你的《车前子:对语言纠缠不休的游戏者》一文。你谈的问题,都谈清楚了。你试着去侦破车前子,结果你就侦破了。
H:一个自由的星期天,对你来说,是难得的。已经占用你不少时间了,到这里就结束吧。今天下午的对话,让我受益很大。衷心感谢你,希望有机会能够再次聆听你的教诲。
二00七年七月二日草成,经柏桦审核后,于三日改定(本贴于2007-07-03 21:18:38在《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发表)

发表于 2012-6-12 17:03:08 | 显示全部楼层
芙蓉锦江《2011年中国诗界十件大事》

一、广东全国首设小学生诗歌节,诗歌面向低龄大众
由南方日报社、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和广东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诗润南国———2010广东首届小学生诗歌节”,自4月23日启动以来,不仅得到了教育、文化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还获得了超出主办方预期的巨大影响力和美誉度。截至7月11日总决赛举行期间,在两个多月时间里,报名人数超过5000,参赛范围涵盖了全省21个地市的几百所小学。参赛人数之多、范围之广,作品质量之高,令人振奋。不仅如此,本次大赛还获得了高洪波、谢冕、杨克、谢有顺等国内文化名人、诗界前辈的交口赞赏。
这类活动的开展,对培养和提供诗国中国的诗歌“备胎”,改写当代语文教科书,不无裨益。
二、成都《芙蓉锦江》隆重推出数十位国外当代实力诗人作品
《芙蓉锦江》2011年(总第十一期)10月份隆重推出了托马斯.温茨洛瓦(立陶宛)、让-巴帕蒂斯特.帕拉(法国)、高桥睦郎(日本)、约翰•威尔金森(英国)、洛恩•温克勒(德国)、赛义德•顾德(埃及)、哈维尔•贝约(智利)、彼得•鲍尔高维茨(捷克)、山姆•汉密尔(美国)、安赫尔•拉瓦耶•迪奥斯(秘鲁)、埃尔南•布拉沃•巴雷拉(墨西哥)、柳博斯科•扎哈列夫(马其顿)、迈卡•拉吉•沙马•曼朱(尼泊尔)、马莱克•瓦夫什凯维奇(波兰)、罗喜德(韩国)、阿多尼斯(叙利亚)、尼古拉•莱亚胡(摩尔多瓦)、阿卜拉•阿赫迈德(巴基斯坦)、若耶斯•哈纳•萨马维(约旦)、马格努斯•威廉-乌尔松(瑞典)、彼得•坎托尔(匈牙利)、欧德嘉(挪威)、梅丹理(美国)、徐贞敏(美国)、加里•克兰(海地)、塞尔吉奥•梅戴罗斯(巴西)吉格•莱恩(澳大利亚)、罗伯特•阿利法诺(阿根廷)等数十位国外当代实力诗人的作品、介绍和图片,获多方好评。
三、网易推出《世纪诗典》,微博成诗歌新载体
由网易读书频道推出,诗人伊沙主持的《世纪诗典》,引起强烈的反响。20世纪末,伊沙主持的现代诗歌选评专栏《世纪诗典》,曾经在诗歌圈和文化界引起很大反响。伊沙在网易微博开设独家专栏表示续写《世纪诗典》,专栏名叫《新世纪诗典》。伊沙在网易微博上表示:“诗之盛事,不能随随便便开始,得定下一个好日子,愚人节,PASS!清明节,PASS!清明过后是四五——就定这一天——35年前那场运动也是起于诗歌!活动于2011年4月5日推出,至今尚在互动中进行着。
四、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盛大举行暨北岛莅会反响
2011年8月8日,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青海举行,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外200余位诗人出席,规模、档次超过前两届。流亡海外20多年后,诗人北岛首次获官方邀请回内地参加活动。在8月8日的开幕式上,接受官方新华社专访。随后,朗诵诗歌《回家》。北岛此行被视为官方和北岛的双重妥协,引起诗歌界和文化界关注。随后,李笠写诗批评北岛。12月,《观典》杂志推出臧棣9万字长篇访谈《北岛,不是我批评你》,再掀大波。
五、“中国宁夏•首届黄河金岸诗歌节”举行,“黄河诗”被开掘
2011年11月,“中国宁夏首届黄河金岸诗歌节”历时六个月圆满落幕。采风笔会、鸿派国际青年会、诗歌峰会、颁奖晚会等活动聚集了国内外百余位知名诗人现身宁夏。新华网、人民网、文艺报、中国艺术报、中华读书报、光明日报、南方周末、文学报、宁夏新闻网等百余家新闻媒体对颁奖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该节的举办,对“黄河文化”、“黄河诗”进行了有力的开掘与呈现。
六、深圳举办“词场•诗歌计划2011”活动,诗歌侧身当代艺术呈展手法
11月15日下午,中国首场当代艺术与诗歌界跨界的文化艺术事件———“词场•诗歌计划2011”中国当代艺术与诗歌第一回展在深圳华•美术馆拉开序幕,本次展览分别邀请国内30位卓越而创新的当代诗人和20位艺术家参展,并举行现场的诗歌、艺术交流、研讨活动。展览分为:词场•视界(视觉艺术部分)、词场•档案 (诗人手稿/诗歌文献部分)、词场•谈论 (诗歌论坛/讲座部分)、词场•声音 (诗歌民谣部分)、词场•表演 (诗歌剧场部分)五个单元,通过艺术创作、论坛、讲座、对话、朗诵、民谣、剧场等多种方式,共同推进当代诗歌与艺术的融合互生。
七、北大新诗所组织编选出版十卷本《中国新诗总系》,彰显学院力量
中国新诗自诞生至今已近百年,但是并无比较完整的诗歌总集,北大新诗研究所力图填补这一空白。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组织编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担任总主编的大型中国新诗选本《中国新诗总系》,2011年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总系》选收了1917-2000年间的中国诗人创作的新诗作品4千余首,以每10年为一卷,另有“理论卷”和“史料卷”各一类,一共十卷。各分卷主编分别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姜涛、孙玉石、吴晓东、谢冕、洪子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程光炜,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光明、张桃洲、吴思敬,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福春。《总系》编选工作2006年初即开始启动。各卷除入选各个时期诗歌作品外,另有谢冕教授所撰写的“总序”和各分卷主编所撰写的该卷“导言”。
八、《独立》推出“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专号,挺举民间立场
2011年12月,《独立》总第18期特大专号推出“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专辑。《独立》是四川独立诗人发星主编的一本卓有影响的民刊,多年来致力于体制外写作、少数族裔写作、隐态写作和地域写作的文本整理和传播。此次出版“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准备期即达4年。该《诗选》由著名先锋诗人、诗学理论家周伦佑先生作序。《诗选》图文并茂,除作品外,兼顾了资料性等,因而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由发星选编的十大流派分别为:非非主义:后非非诗歌;《独立》:“地域写作群体”;《存在》诗群;打工诗歌群体;“北回归线”诗群;新死亡诗派;垃圾诗派;《活塞》群体;神性写作;现代禅诗派。
九、宁夏阳光出版社隆重推出《70后•印象诗系》
2011年10月,宁夏黄河出版集团阳光出版社计划出版的大型诗歌诗系作品辑——《70后•印象诗系》首批10本(桥《第二季水瓶谷物》、张尔《乌有栈》、白鹤林《车行途中》、阿翔《少年诗》、吴铭越《野鼠受难记》、育邦《忆故人》、邹旭《地方志》、张值《张值诗选》、安石榴《钟表的成长之歌》、康城《溯溪》)正式出版。据悉,《70后•印象诗系》将推出40位70后诗人,涵盖全国18个省(直辖市)。该诗系由60后诗人臧棣主编。
十、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获诺奖,中国诗界引发巨大回澜
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曾于1985年和2001年两度访问中国,并先后获得国内举办的“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和“诗歌与人”诗人奖。他1931年生于瑞典,1954年发表诗集《17首诗》,至今共发表诗歌仅163首。“特朗斯特罗姆的获奖给从谷底中复兴的中国诗歌意外地注入了一针兴奋剂,让中国诗歌看到了近在眼前的希望之光。同时,部分诗人从特翁的163首诗中,引发出诗歌数量和诗歌质量的辩证思考。”
(本贴于2012-1-1在《诗生活网.芙蓉锦江论坛》发表)
发表于 2012-6-12 17:03:25 | 显示全部楼层
蒋楠《直面生存语境——疼痛诗学》

“诗学长存,而我们的生命短暂”(希波克拉特语)。对于诗学这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前人已有诸多让我们旁征博引的论语,更给后来者烙印上了“影响的焦虑”。在转型时期,一种新的诗学观——疼痛诗学,又将赋予我们新的使命。
“挪用”策略:一种新的诗学观
“诗歌就是记忆的伤口”,要辨析与界定它,只须从文本的内在物质着手,以跨文化的眼光与视野,进行原典性实证批评。有鉴于此,我们不妨“挪用”一个医学名词“疼痛”,让其与诗学融为一体,从现代主义抑或后现代主义的樊篱里拔离,进一步还原到诗歌文本的现象学构成。
从医学的角度讲,疼痛是人体自身的一种保护机制,是体内发生疾病的警告。如果疼痛持续存在干扰机体,则在大脑形成“疼痛病灶”,提醒我们需要治疗。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则略有不同,它是一种情绪状态,很难确切地指出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导致了疼痛。归根结底,疼痛并非来自外界,而是我们的“身体”对于压力的内在反映。
“身心同治”是疼痛的最新治疗理念,也值得疼痛诗学借鉴。对诗人(这里的“诗人”一词,泛指以语言文字创造精神价值者)而言,对艺术创作而言,疼痛就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是一种尖锐的探索,一种深奥的顿悟,一种话语救赎的印记。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自我损耗,一种生命的懈怠,一种轻度恐惧。诚然,众多不谙医学的诗人,面对疼痛这个关键词时,还存在着现实的陌生和知识的疏隔。事实上,疼痛是一种天然的预警系统,它可以帮助人们趋利避害,建立自我认同,客观认知社会、融入社会,并提升创造力。正如策兰所云:“创伤只有在一个达成和解的社会里才有可能治愈。”
疼痛与舒适是相互依存的。没有疼痛感,生命的舒适感如何可能?没有体验与感受疼痛,生存中的愉悦又如何获得真实?文本其实不在乎真实,而在乎如何获得一种真实。因此,我们构建疼痛诗学的目的,就是基于对人的问题进行反思,探奥和解码疼痛与人类互相依存的本质意义和人文价值。换言之,疼痛诗学是立足于现实生活及人文重建,直面当代人的生存语境而提出的诗学观。它脱胎于柏拉图的“身体诗学观”,是在灵魂与肉体、理智与情感、诱惑与冲突中完成的一种诗学范式。
在此,笔者试图从个体空间位移、自我认同危机、生存意义的迷失等三个方面,去探寻现代人生存焦虑与疼痛感的表现或根源。再以此比照、质疑和分析当代诗歌创作的困境与突围路径,寻找重建诗歌精神的艺术之道。
对“空间位移”的思考、想象与表达
诗人在生存和创作中出现“空间位移”的背景,是我国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上的急遽变化,以及全球化的蔓延。意指诗人们从曾经的生存地和文化氛围到另一个相对“陌生地”的迁徙、暂住或定居。
而疼痛的感官经验,正是随着个体的生活和地理关系而转移的。亦即“此在性时间与互生性空间”,都会直接影响我们经历与言说疼痛感的方式。这不仅仅是一种生理感觉,还是彼时的文化或语言建构的心理“错”觉。
拒绝活在当下,导致的角色错乱与伤害体验,是造成诗人们“疼痛”的动因。当诗人的思绪总是浸淫在过往的空间,那么他们将不会滞留于“第一现场”,而是游荡在假象里,这时通常会因焦虑而疼痛。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疼痛是一个将诗人的所感所悟与“诗意地栖居”相连接的“中枢”。毕竟,诗人都在企图用自己的文本理想创变未来。但即便他们制定了最完备的计划,意料之外的事件依然有可能发生。只有生命的进程是可预见的:慢慢枯萎并随风凋零。
被边缘化与群落化的诗人们,始终“在路上”,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身体与故土之间,有着地理概念上的距离,地理距离又会衍生出其他意义上的距离。距离过滤了一些由于过分逼近生活现场而产生的个体抑或集体经验。这种经验给了诗人们自我判断的条件,也增加了他们自我怀疑的几率。距离使得他们拥有了另一种视域和另一个角度,但距离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与转型时代的疏离——“漂”的生活经验,意味着诗人们始终要在个体空间位移的优势和缺陷中挣扎——在极乐中自我虐待,在物欲世界中获求温情。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离开、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一个人对故土和母语的追忆,是一种时空都无法割裂的纽带关系。对一个诗人来说,“言说”是回归故土和历史的重要途径。
从这个意义上说,疼痛写作一开始就不是个别事件、个人生活的错位和再选择或一般的疼痛逃避。因而,富有疼痛感的优秀诗人,都是具有人类意义的危机观察者与追击者,绝非单纯的语言流浪,或本体存在性的、俄狄浦斯式的无家可归者。
自我认同危机及其应对方略
当下,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道德框架倒塌、伦理底线倾斜,灵魂变态、人性扭曲,信任、人际关系危机,怀乡病、城市病流行,社会生态严重失衡……凡此种种,皆让我们深深地陷入了“疼痛”——在“欲望”这个“虚无的营养土”里,“我”的空洞与消蚀,衍生出自我认同危机。但“我”依旧需要具备面对疼痛和表述疼痛的能力与勇气。
与日趋失衡的诗歌生态相联系,是诗人们在边缘文化境遇里自我认同的焦虑与内心辨论,以及在商业社会中对文化失真和文化遗忘的忧戚。正因为此,当代诗坛出现了“诗歌精神和历史承载力严重缺失”的写作态势。在内容上,“诗意”开始变得驳杂、多元却又不可调和,成为一种需要写作者独立审视的“认同的诗意”——“诗人努力将个人生命的真相掩饰起来,以求和那种符合公共价值标准的人格面具统一起来”(于坚语);同时,诗歌写作的题材一步步转向“饕餮、贪婪、纵欲、懒惰、嫉妒、骄傲与愤怒”的形而下领域,具有碎片性质。无论其诗歌语言多么漂亮与惊艳、对社会表象捕捉多么逼真,但是对思想的追求总显出“英雄气短与美人迟暮”现象。
事实上,作为一个存在者,生活着的人具有自身的、独特的存在本性。然而,在物质时代畸形社会价值观的冲击下,人们的精神需求开始呈现出泛泡沫化的特征。因之,诗人所能把握住的“存在”只不过是一个光怪陆离的“镜像”世界,一种需要不断进行心理强化的“疼痛意识”。这里的“疼痛意识”并非个人化的概念,而是一个诗学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诗人“身份”认同的概念。
为了整合新的创作资源,疼痛诗学的应对路径是:诗人要不断修正自己的主体立场,进而从策略到诗学观上将“疼痛意识”内敛为一种特殊的文本形式——贴近灵魂的写作。用谢有顺的话说,就是“每个诗人都想准确地描述出灵魂苏醒之后的现实。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当文本触及灵魂时,诗歌的意义便呈现在自我与外界构成的结构之中。“艺术与归家”,也成就了诗歌本身对世界独特的认同方式。
生存意义的迷失及其自我构建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把人规定为理性的动物——“神”是理性自身,人则是被理性所规定的动物。关于人,《黄帝内经》中也有相应的论述——人的生存根本在于“神”——“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灵枢·天年》);人区别于万物是因为人可以有“德”(精神追求)——“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 (《灵枢·本神》)。这应该是中医对“人”的本质论述。而到了现时代,“神”不复存在,人亦不再是理性的动物。换言之,由于科学霸权和技术理性、现代化过程中多元价值冲突加剧等诸多诱因,现代人迷失了生存信念。
人的日常在世,多以闲谈、好奇与歧义敞开自身。而当人的生存蜕变为技术性生存,最根本的生存困境是生存意义的迷失与精神家园的没落。这是因为,人们的生存形态不断地发生改变,物欲的追求一点点上升,物欲没有得到满足,人陷入追求的痛苦。正如叔本华所描述的,“人生在痛苦和虚无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晃荡着,事实上,痛苦和虚无是人生的两种最后元素。”
面对现代人生存意义的迷失,西方哲学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向,即从传统的知识论转向生存论,从“我们如何认识”的诘问转向“我们如何生存”的内省。生存论哲学的兴起为疼痛诗学敞亮了新的路向。在生存论哲学看来,人之生存是一种意义性生存,包括伦理境域的重建、非对象性的运思和生活世界的回归。疼痛诗学作为一种新的诗学观,同样也蕴涵着人之诗意栖居的意义世界——主张拆卸“人”身上的种种刚性外壳,达致对人的本真性、完整性与精神性的追求,并以“获得生命意义的领会与生命境界的提升”为旨归。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应该能梳理出疼痛诗学最独特的线索。可以这样设想,我们的诗学是有可能重新被诗人背负的疼痛感所激活,因其是汉语诗的一个出发点,一个非常高级的出发点。这从比较诗学中便可窥一斑——西方的文学传统立足于悲剧意识,而东方的文学传统偏重于“天人合一”。表面上,这似乎是想象力上的差异。但本质是文学性情上的差异。对西方的想象力而言,悲剧是不可避免。而对东方的想象力而言,疼痛感是可用“物我两忘”来预防的。但一个有趣而又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这种“预防”并不是一种彻底的了断。它只是一种短暂的但却高度有效的精神上的自我构建。弄清楚了中西文学传统上的差异,也就有了审美上的底气。
疼痛诗学主张坚持如是伦理和美学原则,以最终实现对“疼痛”的控制与健康管理:对极限、纯净和绝对境界的高贵感和激情,对艺术与时代的忠诚和对人类苦难、尊严、自由和未来的道义责任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疼痛与诗学之间,有一个微妙的连接体,这就是诗人的责任与良知。从中医的话说,就是“和于术数”:“圣人之术,为万民式,论裁志意,必有法则”(《黄帝内经素问•疏五过论》)。借用瑞典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斯图尔•艾伦的话,则是:“诗人承担着衡量、检查、质疑的主要作用。诗歌成为与时间、变形原则抗衡的决定性力量。”
结语:建构疼痛诗学的可能性
在人的生活中,疼痛总是无所不在。当然,这里所说的疼痛,并不局限于医学意义。本文所谓“疼痛”一词,具有几乎无所不包的涵义(寻找家园、生存空间、个人乌托邦对全权语言体系的对抗、本体论存在的正常形态,等等)。对此,疼痛诗学的倡导者之一杨远宏作了高度概括:“疼痛,既是生命过程和生命体验形而上精神性的根性存在,也是世俗生存和人生本相形而下的经验事实。前者往往并无具体的、实存的疼痛对象和痛穴,却挥之不去,萦绕、笼罩终生而具有一种不可言说,或难以言说的绝对、深陷的困惑和迷茫。这本身同时就是一种哲学、诗意的空间和状态……”(参见《“疼痛” 持守诗意的根性——简论龙克“疼痛”诗歌及“疼痛诗学”》一文)
是的,疼痛与诗学有难解难分之缘,疼痛诗学就是关于“可能性”的诗学。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使得人的自我本体性安全基础发生了转变,现代人普遍遭遇着生存焦虑,人们在面对将要发生的、与己休戚相关的事情时会产生一种由焦躁、不安、忧虑、抑郁等感受交织组成的复杂情绪状态。焦虑的背后实际上是个体空间的位移、自我认同危机、生存意义的迷失等问题。因而在现代社会中,诗人们还需要具备应对不确定性的自我调适能力,以排解身体与灵魂的疼痛而获取“自由”——“诗歌作为精神运动,它是一种内心解放的方式”(帕斯语)。需要个体提高反思性选择能力,信仰的建构和信任的建立,进而在“写作”——“生活”、“缄默”——“说出”、“获得”——“放弃”之间,作出最佳选择。

综上所述,疼痛诗学正是顺应知识的发展、学理的脉络产生的诗学观,并非“流派”或“主义”。这一颇具新意的架构散射出系统的、动态把握的、“现象还原式”的现代诗学观,体现并趋于一种开放的态势。援引接受美学的说法,就是——它留下了一些有价值、有意味的未定点和空白点。
总之,只有关注人的本质需要,关注人的生存语境,以满足公众的需要作为出发点的诗学观才是理性的诗学观。在文本叙事中植入最起码的疼痛意识和形而上心性,才应该成为当代诗人们的共同期许。


创作手记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偶得《于坚诗学随笔》一书,读其《诗歌精神的重建:一份提纲》一文,颇有同感。
“我们正在重建诗歌精神。这不是由于某种使命感、某种设想或者研究思考的结果。我们已置身于另一时代。”随着于先生绵密审慎的言说展开的,是他对当代诗坛现状、尤其是诗人命运的揶揄——“真正倒霉的是诗人这一称号,比起‘作家’来,它贬值了许多,在当代中国,在一些场合,诗人——乃是指一些罗曼蒂克的,玩世不恭的,言必西方、性、死亡、人类末日之类的,神经质的,动不动要自杀或者出走流浪的,喝咖啡的,玩深刻的,故作多情的,不值得与之交往的可怜家伙。”及其对传统文化诗学终结的绵绵怅惋,对人文重建之路的殷殷瞩望与切切重托——“个人生命的自觉,是西方文学早已丧失的大陆,而中国,千年来这块大陆是封闭的。到今天,中国诗歌对这片大陆的探险已经开始。”
阅读过程中,我数次深深地陷进一种由语词所建构的特殊的“场”中。我高度认同,关注现代化无孔不入的当今社会,关注人的生存语境,就是关注我们自身——我们要打开内心的牢笼,明白谁是无形的囚徒,而谁又是真正的主人。
置身城市的繁华地带,感叹那高耸入云的所谓地标建筑的同时,我亦注意到了身边这样一群人,思绪渐行渐远。在未来主义的神话面前,我正视此时此地的生活所焕发出来的价值,坚持书写一种个体或群体的经验和记忆。作为乡土的逃离者,在陌生的城市打拼,一方面是生活所逼,一方面是生存所系。这种骨子里不向命运低头、敢于寻求自我尊严的精神无形之中影响着我,乃至化为我的灵思。我不断地经历、回溯、重温,带着自我生命体验的温度,写下思潮涌动而出的语词。
人的生存语境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同样是作为个体精神滋养的根基。因为,生活充满了欺骗与神奇,比其表象更为深谋远虑,真理则仿佛一个精妙的魔术师,它假意放弃许多,实际上却出乎意料地积蓄更多。
人要生存,奔突就是宿命。尽管出发的命运不可抗拒,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它提高自己的心性,在个人情性张扬与周遭世界的博弈中,留驻善美的人性,从容地面对灵魂与肉身的阵痛,面对我们置身变形时代之中的个人命运——我们的肉身无法返回,但心灵可以不断的回溯过去。
我是幸运的。成功地找到了自我生命与学术生命最佳契合点,并将其打通,共同汇入了大的生命之流,逐渐进入对“疼痛诗学”的构想与建设中。因此,无论是我的思考,我的诗学观,都深深地烙上了个人生命印记——我的言说与内在生命体验(疼痛感)是相濡以沫的。没有局限于个人狭小的圈隅里,而是超脱出来,秉持一个医者特有的情怀和操守,对新近的临床发现抱有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并带有批判意识,试图用“现象学”来阐述一种新的文化诗学观。以期感召出一种纯粹艺术的、缄默的力量,捍卫诗与诗人的尊严。
(本贴于2011-12-29在《诗生活网.芙蓉锦江论坛》发表)
发表于 2012-6-12 17:03:39 | 显示全部楼层
庞清明《碎笔2011(1——31)》


这些年我到底在忙乎什么?一直在弄第三条道路,践行“独立、多元、传承、建设、提升”的宗旨,“重建当代诗歌的核心价值”及“好诗主义、宽广主义”等主张。但被我称为“超流派”的第三条道路一直纷争不断,让外界如坠五里雾中。2006年,我提出“后第三条道路”概念,主要是区隔另一个以造神运动为妖符的第三条道路,并连续撰写了多篇文章予以正名,将第三条道路、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捆绑在一起进行批判。2009年,在“新中庸、新批评”的旗帜下,我开始了命名为“强制写作,未完稿”的宏大计划之中,开篇为“牛年之歌”,祈望牛年带来好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志在诗建设,通过“强制写作”来克服生命的惰性,以“未完稿”来隐喻生命的未竟之旅。三年时间,写诗数百,标题一般为两字,每首16行,4行一节,非常讲究字词、意境的推敲、内部节奏的把握,诗风与以前大不一样,主要着力点就是批判: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世俗、婚姻、道德等等,诗歌因批判而彰显,因理性的呼唤而提升.

也许有人以为我借第三条道路之名投机取巧,我要大笑三声。我是如此的固守本业,近20年来扎根南方乡镇,方圆2000平方公里是我经年出没的地方,我与第三条道路诗人除了纸条、电邮或偶尔电话交往外,几乎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些朋友曾经十分热乎,现在不知所踪。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诗歌选本或评论家的论述,均把我“挂一漏万”了。那么,我们该表扬谁呢?

20年前从事文学创作,我就跳出了大巴山这个地域概念,后来迁居东莞,更不把自己归结为某地诗人,很少参加某地的活动或征文。有批评家将诗人归结为出生地诗人或异乡诗人,人为地画地为牢,以为找到了诗人灵魂的入口,这分明就是偷懒,还拿出名家的箴言唬人,实在是搞笑。“天宽地阔,不要去凑那份热闹”——我时常告诫自己,做一位逍遥自在的现代济公。

见诸报端或道听途说:某某诗人或作家能量很大,某某评委会、组委会能力了得,比如能饮、会侃、善吹、结党、营私等等,我相信是真的。而我多么单纯、害羞,别让我出现在这种场合,多把机会留给那些热门诗人罢,我会因怯场、献丑而崩溃的,还会毁了一生荣辱。但经验告诉我,这样的中饱私囊者、混子文人,虽然红得一时,终将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文化到底有多大力量,足以改变现实世界?宗教有多大的渗透力,足以让一群人忏悔?看看耶稣像前虔诚的门徒,中东黑压压祈祷的穆斯林,佛光梵音双手合一的信奉者,世界各国开办的孔子学院,看看李白的醉酒捞月,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就能略见一斑。再想想巴比伦曾经辉煌的王城,埃及法老黄金打造的陵寝,中国商代的酒林肉池,王凯、石崇变着戏法的斗富,这些昔日穷奢极欲的物质帝国的象征已是灰飞烟灭。

因为稻粱谋,我一直从事基层媒体工作(这不是我的错,就像皮肤的黄白、个子的高矮),拉拉杂杂写了几十万字,这将增加我的高度还是减少我的寿年?除此之外,作为一位诗人,我几乎没有参加任何与金钱、人情有关的歌功颂德的创作活动,曾经的笔如今的键盘干净利索,那些冒冒失失、虚虚假假的故事与我无关。

不能因为在政府当差,就成了剥削阶级,以为饱汉不知饥寒,高高在上,不能因为“五子登科”就意味人生似蜜糖,这与诗人何干呢?看看熙来攘往的人流,看看繁荣昌盛的市场欺诈,看看阳光下隐藏的罪恶,诗歌岂不疼痛?

文人多附庸风雅、自命不凡,比如我,南方乡镇的孤独骑士,将书房取名为“东莞后来居”,后改为“东莞择上居”,再改为“东莞择善居”,最近又恢复原名,此间有深意也。

我可以装得从容不迫,笑口常开,幸福无限,给外界一副悠哉乐哉的印象。其实,我对现实充满了惶恐与不信任,诗歌的表情永远是愤怒。

那么,如何定位自己呢?第三条道路代表诗人,南方乡镇的孤独骑士,黄昏暗堡的主人,一切倘在成型中,但我对自己充满信心:(一)、提出并擦亮“南方乡镇”意象,通过不断的写作累积,不断扩充南方乡镇的边界,彰显“南方乡镇”大于“南方”这一诗学命题。我认为,南方乡镇不仅属于珠三角、长三角,她包含广大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富裕的村镇,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历了灵魂深处震荡和悸动的广泛地区,也就是所谓在中国率先实现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地区,她不仅物质的外壳,更是灵魂的承载者。(二)、持续不断推动第三条道路诗歌运动,“后第三条道路”志在消弭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之间的对立,提倡“天下大同,诗歌为公”的理想,向无限的优秀敞开。(三)、“新中庸、新批评”的提出和自觉实践,对应于传承中华文化精髓,批判地吸纳域外文化潮流的诗歌写作,更是将诗人“介入生活、批判现实、展现道德与承担”的风范发扬光大。
十一
一个奇妙的隐喻:2010年春节前后,乐趣园所有诗歌论坛出现故障,继而暂时关闭,我苦心经营、众多实力诗人活跃于此的第三条道路论坛岂能幸免?诗人们经历了多年的网络狂欢之后,茫然失措,《第三条道路》诗报随之暂告一段落,这是否在告诫我,必须把更多的精力和才情放在创作上,而不是被虚拟的世界使了拌子,结果,2011年的“强制写作,未完稿”出现明显的提速。我在这里告诉所有关注所有诗人朋友:第三条道路论坛已经恢复,《第三条道路》更会以年刊或其他方式出现。
十二
作品的刊发、出版、获奖等等所有的一切,必须出自真知的判断,干干净净,让作者见到希望与光明。别每经过一位编辑,就像经过一道鬼门关,每面对一个评委,就面对一个怒目金刚,这样有违文学的良知。而一些忙乎了几十年的文人、专家,到头来发现自己仅仅是个跑龙套的配角,呜呼哀哉。这里,引用一下我的批评观:“批评是一种彰显”,真正的批评必须是对“批评作为一种可耻的妥协的艺术”的批评。相信大家会因我的批评释然。
十三
基于多种原因,我几乎没向国内刊物投过稿,也几乎不认识里面的编辑,我以为认识他们是件多么麻烦的事,如果我按照刊物的邮箱发去了电子版,标题始终为“庞清明的诗歌,给某某刊,请责编批评选用,谢谢”,之后,也许收到自动回复,也许无。
十四
2008年开始的一场金融风暴,给地球人上了深刻的一课,懂得了财富不但可以增值,还有缩水一说,必须看住自己的钱袋,否则几朵浪花,就会让你找不着北。但真正的风暴其实早在2007年就吹响,2006年乃至更早的时间里就埋下了祸根,必须找出事情的原委,比如政策的失误,机构的煽情,舆论的洗脑,企业的欺诈,丛林法则,人性的贪婪。
十五
我知道有些作家,喜欢拿自己或家庭那点伤心事,兰州拉面一样越扯越长,一把鼻一把泪地诉苦,露出一张乌脸,不断诉说自己怎样离乡背井,换了多少工种,干了多少体力活,被欺骗了多少回,受到非人的虐待,通过不断展示乌黑的伤疤博取同情,再借助弱势群体的身份引起媒体关注,这叫曲线救国,得便卖乖。其实,这样的作家,功夫志在诗外。
十六
20岁时,我有满腔的热血,宏大的理想,使不完的力气;30岁时,在经过多年的追求、碰壁、感伤之后抱得美人归,在新的起跑线上修身、齐家,狠抓两个文明建设,如果说我对诗歌怀有巨大企图心的话,我对物质的要求只能说是顺势而为,减少不必要的折腾。50岁时,我希望小子学业有成,金榜题名;爱人别被表面现象迷惑,保养有方;而我自己白天在干净的写台戳力工作,晚上能独自拥有精致的书房,玩弄我的文字游戏。到60岁时,老而弥坚,不至于发出廉颇老也的感叹。
十七
生活在东莞,又谈东莞文坛之事,是犯了兵家之大忌。但各种新闻媒介不断在我眼前晃动,漏风的墙时不时倒掉几扇,害得我躲之唯恐不及。文人相聚生是非,能躲多远算多远!
十八
因为一支歌而入编,一曲舞蹈而获升迁,因为是曾相识的马屁哲学与袖筒交易而一生富贵,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因为一首诗而蒙尘含冤,因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而痛失妻室家园,流浪四方,在现实世界见怪不怪。
十九
“强制写作”是否违背了艺术规律?为赋新诗强作愁?不,不,每当我在博客上写下标题,必将动用平时的阅读与思考,激发对现实、人性的批判精神,在一首16行诗里,彰显诗人对世界的认知,恢复诗歌的伟大天职。而不断对自己的过意不去,像雕塑家一样对作品进行精雕细刻,仅仅源于心灵的洁癖和灵魂的高贵。
二十
我生活的南方乡镇,伴随改革开放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必将在我的心中留下烙印,必将形成不可回避的写作背景。我于此隐姓埋名,背对诗坛,面相琐碎而庸俗的现实,几乎不与外界接触,不与权贵套近乎,但我依然能以一斑而窥全豹,透过某种秘密管道,摆脱孤陋寡闻、井底之蛙的嫌疑,写出期待中的全然之诗,并使“南方乡镇”成为游子期盼的温馨家园,诗歌中的经典意象。
二十一
一首诗开了个头,未能免俗,苦无下文;写到中途,被工作支开,回来接不上号;结尾处不能出奇制胜,甚至找不到尾巴;忙忙碌碌,苟且偷生,十天半月不动笔,以致不知诗为何物。这一切,是对强制写作的巨大挑战,仿佛痛苦的深渊。
二十二
文学评奖的事,这些年风声不小,直到爆出羊羔体鲁奖、评委给自己弄奖、操纵评委会及花钱买奖之类层出不穷的八卦新闻,也就洒洒碎了。东莞文坛这些年,闹了几件大事,新闻媒体像喝了红牛。比如签约项目作家;扶持编书、演出,专家授课;某某文学创作基地,某某杯文学大赛,挂个国家、省的行头,其实就是个镇街级而已;但依然水涨船高,各路神仙粉墨登场,都紧紧地盯着这块肥缺,签约得奖,金银铜铁,皆大欢喜。但听说,现在这里面已有很多猫腻,没有半斤两者,奉劝稍安浮躁。
二十三
九零后可以装嫩,贩卖青春痘与变频的嗓音;八零后可以卖乖,哥们姐们相互取暖,还能呼风唤雨;七零后正当不惑,梦着花好月圆;六零后拼的是实力,必须练就过硬的本领,刺刀上膛方能杀开一条血路;五零后乃至四零后之后,要吗牌位既定,稳坐钓鱼台,要吗无可奈何花落去,回家喝凉茶;各个年代依然有真的勇士。但我更看重以世纪为纪年,来评估文学的千秋功德,经过大浪淘沙,悄然隐藏其中的大师必将逐步彰显。——这就叫庞氏奇谈怪论?
二十四
不得不担忧,才情与精力有耗空的那一天,尽管我对自己信心满满,心无旁骛的强制写作就像一头愤怒的公牛,凶是凶猛,但必须补充草料,适时休整调养,以便更大限度的横冲直撞。
二十五
兔年真是一个处处小心、严加防范的年份,看看气候一样阴晴不定的时局变化,人类在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缓慢爬坡中不断遭遇天灾人祸,痛苦指数与日俱增,光阴荏苒,绝大部分屁民白白地忙乎了。而自己呢,凭借霸王硬上弓的拼命三郎精神,不断累积的“强制写作,未完稿”为我带来些许的心灵慰藉.
二十六
“大器晚成,后来居上”,这些冠冕堂皇的辞令与张爱玲赤裸裸的“出名要趁早”形成强大的反差与精神的互讽。事实上,张爱玲一针见血地预言了现世格局与未来走向,在影视娱乐圈,挖空心思、费尽周折的攀龙附凤之术甚嚣尘上。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官本位、裙带关系和拜金主义的狂轰滥炸之下,文艺界的超女快男亦如过江之鲫,尤其是伴随网络的兴盛与媒体的堕落,文学艺术已沦为伤风败俗的风月场所和乌烟瘴气的垃圾堆。
二十七
我是永远的拿来主义,熟词、典故、掌柜、相声、段子、魔术、形容词、民间风俗、打情骂俏等等,都被我运用得风生水起。
二十八
突然停笔数日,真的感觉很恐慌,不是江郎才尽,而是遍地鸡毛。我们并不缺少什么,而是被纷繁的现实牵了鼻子;不是丢失了身份证,而是迷失了方向。看看各国首脑,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物价高企就加息,楼价疯涨就来个物业税;贸易入超,就发行钞票,让本币贬值,以便加大出口;明明是拉帮结派,却总爱找个理由,在人家门口稿演习,还说是为了世界和平;一方面是稀缺奢侈品、别墅洋房让阔佬遗少眼都不眨就收入囊中,一方面是时装手机等的打折促销,满大街都是扩音器里的悲情上演,草根阶层拧紧荷包艰难度日。政府是应该杀鸡儆猴、劫富济贫,还是尽最大努力减少贫富差距?
二十九
近年的天灾人祸如此频繁,无论打开何种媒介,不用看就知道占据险要位置的一定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悲情报告:地震、海啸、泥石流、天坑、交通事故、冰雪霜冻,道德沦丧的地沟油、三聚氰胺、黑心棉、苏丹红,带着阴谋论的凶杀、卖淫嫖娼、跳楼喝农药以及具有巨大震慑力量的军演。整个21世纪最初10年,全世界都在见证美国士兵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个战场惨烈的伤亡报告,尽管装扮精良、威风凛凛,实在凄凄惨惨戚戚。我可以容忍一个貌似强大的美国,但却难以忍受个体生灵的涂炭。
三十
其实,身处物欲横流的时代,真要置之度外,难,做安于现在的清贫之士,更难。作为一个社会动物,牵涉的是非功利数不胜数,只要你不是孤家寡人,并有幸结婚生子,你就得面对老婆、孩子、父母及相关的七亲八戚的纠缠,为养家糊口付出高昂的代价,更别说纷纭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英雄气短、壮士断腕,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唏嘘。
三十一
所以,妄图拿诗歌搪塞老婆,以为可以割肉佐酒吃茴香豆,背地里钓到小三,或大庭广众之下公布自己的诗人身份,在冗长的外交辞令中不断添加感叹号或“啊”字,无疑是疯子的怪癖。真正完美的作为是像粽子一样紧紧包裹好自己,待到端午时节,才彻底放松,投江喂鱼或做了老饕们的盘中餐,亦是难得的一道美味和风景。至于吆三喝六,臭老九的猜拳行令,那是闹不出啥名堂的。
(本贴于2012-3-21在《诗生活网.芙蓉锦江论坛》发表)
发表于 2012-6-12 17:03:55 | 显示全部楼层
王国平《我与70后诗人交往的一些片段》

王国平按:近日,《70后·诗歌印象》书系即将正式出版,40位70后诗人的作品将整体出场,我为自己的诗集写了一个后记《我与70后诗人交往的一些片段》,算是对那一段岁月的一些追忆。今贴于此,与大家共享那段美好时光。
    1
    长我三岁的白鹤林是我认识的第一个70后诗人。
    可能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曾经有一种学历很吃香。那就是中专。
    那个时候,对农村学生来说,读初中的唯一追求就是考中师中专。中师即中等师范学校,中专即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只要一旦考起,就意味着马上跳出农门,吃国家粮,转城镇户口,每个月还有生活补助。而读高中在当时看来,简直是混时间的体面说法。由此可以想象,考取中专之难。一个学校能够考上一两名中师中专,就是了不得的事情了。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中专了,所有的中专学校全部改成了高职学院,否则只有等到“下课”。
    我就是在四川省机械工业学校读中专时,认识了“校园诗人”白鹤林。当时,学校附近的工农村有家书店,经常卖些《诗歌报》《星星》《诗刊》等诗歌刊物。我总要在那里晃悠很久——蹭杂志看。却很少下手去买,直到有一天,我狠下心来买了1994年第11期的《星星》诗刊,偷偷摸摸地拿回寝室。在那期杂志里,我读到了令我震惊的作品——聂作平的《灵魂的钥匙》,我当时忍不住在心里问自己:“原来诗歌居然可以这样写。”他的作品和我后来读到的杨然的《我是黑脸杨然》彻底颠覆了课本上的中国新诗印象。
    白鹤林是我的学长,我还不懂啥子叫诗歌时,白兄已经主编校园刊物《溪源》多年,而且写了很多作品了。我至今能背得白鹤林的一些诗句,比如“劣质的烟草/迅速攻占思维的街道”“雷锋叔叔走了/每年三月才回来一次”等。白鹤林当时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在当时全国中专校园诗坛颇具影响。我和其他诗歌爱好者基本上是用仰视的目光在看他。一天,一个同学使劲拉着我,紧跑几步,指着前面一个清瘦俊朗的男生说:“那就是白鹤林。”彼时,白鹤林的《麦田》《回家》等成为许多女生时常吟咏的佳作,那是一个流行“递纸条”的年代,传说白兄的抽屉和荷包里的纸条经常“泛滥成灾”,让我们羡慕之极。
    读书的时候,我也曾偷偷地拿极不成熟的“作品”请白兄指正,现在想起当时一边说话,一边揩汗的样子,惭愧得紧啊!在我毕业那年,我的两件拙作终于在白兄主编的校园文学刊物《溪源》上发表了,我心头整整高兴了几个月。
    后来,我经常说:“我是读着白鹤林的作品长大的!”很多人以为我在众人面前“洗涮”白兄,实则肺腑之言!
当时活跃的校园诗人还有《溪源》另一个编辑邓辉。有一次,我在工农村的一个打字店里看到他在为《溪源》排版,然后我就守在他旁边瓜兮兮地看了半天,仿佛刊物里有自己的作品。还有一次,邓辉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投来的作品看到了,虽然不能发,但还是有基础。当时心中那个窃喜哦!跟上了《人民文学》一样。
还有一个写诗的校友,姓康,名字忘了。从眉山分校回来后,一天晚上,把我找到,说是看了我在《溪源》上发的诗,很感兴趣,要跟我“交流交流”。我们从下晚自习一直摆到灭灯,又从灭灯一直摆到被检查纪律的学生会干部骂得狗血淋头方休,而回自己寝室时居然毫无犯错感,反而身轻如燕。
我至今还记得财会5班一个叫思源的学生,我一直认为他/她的散文诗是我这么多年来看到的最好的散文诗。可惜我一直没有见过他/她,也不知道今天的他/她是否还在写作。
2
中专毕业后,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年曾经风光一时的中专生,已经成了那个时代的鸡肋。学校好不容易把毕业生分配完,至于所分配的单位景况如何,那就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了。我就这样被分配至位于都江堰市的四川都江机械厂,做了一名钳工学徒,跟着师傅天天修理机床。
一年后,通过好友钟方的牵线搭桥,我再次与白鹤林联系上了,那时他还在效益很好的绵阳方向机厂当工人。我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几封信,其中就有写给白鹤林的。这么多年来,白鹤林兄也一直非常关心我,给了我许多默默的帮助。他的诗集《四个短途旅行》和《五人诗选》(合著)一直是我的枕边之物。
大约是1998或是1999年的夏天,我到绵阳拜访白鹤林。白鹤林说,到了绵阳那就必须要去看一个诗人,他现在大学生诗群中影响大得很。那个人就是范倍,他当时的名气确实很大,我们厂旁边就是市图书馆,无事可做的时候,我就泡在图书馆里,以书度日,没钱吃饭的时候,我也泡在图书馆里,以书充饥。范倍的名字就是在此时知道的,当时有本刊物叫《大学生》,里面经常发范倍、范想和木星的诗,后来才知道,作者是同一个人。
白鹤林喊上另一个绵阳女诗人周薇,我们一起搭乘14路公共汽车,直奔绵阳师专而去。见到范倍时,感觉很意外,没有想到范倍是一个如此内向、优雅甚至可以用文静来形容的诗人。他席地而坐,摆高兴了的时候,还拿了一本他自己打印的诗刊《终点》出来给我看。在范倍家里我看到了另一本刊物《诗镜》。
《诗镜》上有一首长诗,是另一位70后诗人孙磊的《朗诵》,白鹤林当时高兴地说:“大家对这首评价非常高!你要认真读一下”。不好意思,那首诗实在太长了,临走都还没有读完。
临走时,白鹤林又提到一个人:“梦亦非,你要关注他!”
3
大约从1998年始,龙郁、杨然、阳光和、周渝霞、蒋荣等文朋诗友假成都市文联会议室,每月定期举办“诗歌沙龙”。我在沙龙上认识了另一批70后诗人,印象较深的有胡马等。他们送给我一本《终点》第二期,上面有他们的诗歌,我比较喜欢胡马的作品。胡马异常感性,曾在我策划的成都“5·12”大地震诗歌朗诵会上失声痛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一个诗人的慈悲情怀。
就在1999年8月,刚从山东聊城参加“青春诗会”归来的凸凹在我的作品讨论会上激动地说:“这次‘青春诗会’有一个年轻娃儿,只比你大一岁,叫刘川,诗写得非常好,大气得很!”
4
而几乎与此同时,我开始与都江堰市的70后诗人王培、文佳君、刘素清、谢祥林等有了交往。文佳君的豪爽、刘素清的羞涩、谢祥林的谦逊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出生于1971年的女诗人王培一直被成都诗坛关注,均认为她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遗憾的是,王培离开《都江堰报》后,四处漂泊,游离于北京和成都之间,近8年来,未见其人,未读其诗,憾。
5
我读李海洲的诗歌很早,而见到他本人却很迟。
那些年,有几个青年诗人在《诗刊》《星星》《诗神》等刊物上非常耀眼,经常“霸占”了诗歌刊物的大量版面,其中就有时为军旅诗人的李海洲。他写的《十二个女兵走过大街》是我印象很深的作品。1997年,玉垒诗社十周年庆典,李海洲来了一次都江堰。可惜我当时相当内向,想见诗人而又不敢见诗人。后来,听我的朋友廖永德兄说,5月22日那天晚上,他们一起出去耍安逸了,一起耍的人有:鄢家发、杨然、龙郁、李海洲……他还在一个二个的背下去,我已经快要吐血了,这些都是我仰慕已久的诗人啊!当年,凡是有耳朵的、热爱诗歌的人哪个不晓得他们的名字?而最关键的是我想看看那个只比我大三岁,而写那么多优秀作品的李海洲究竟长得啥样子。
李海洲后来兼写小说,《九重门》是其代表作。有一天,我的朋友,70后诗人谢祥林说:“海娃儿,我们熟得很!”于是,随手甩了一本《九重门》给我看,他还说了一大堆经常一起耍的名字,其中有向阳和刘清泉。2001年,在我的家乡江油举办的“涪城锦苑杯”诗歌大赛颁奖典礼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一等奖得主李海洲。他在台上用非常纯正的重庆普通话朗诵了他的获奖作品《有容》。后来他揣着一万元巨额奖金,一脸坏笑地对鄢家发说:“走,鄢师,招待你。”然后就消失在光天化日之下。
后来,李海洲执掌《环球人文地理》,杂志办得风生水起,据说订量已经跃居全国前列。本来我们是有机会合作一把的,可惜后来因为他们方案递送时间略迟而未遂。
6
2002年8月17日,四川省作家协会召开四川省首届文学新苗座谈会,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文学活动,有点莫名激动。
与我住同一寝室的,是来自武胜的青年诗人曹东。
他和我有一个共同的美好品质——内向,所以我们几乎没有作过一次彻夜长谈。“同居”三日后,活动结束,平静分手。
此后,我一直关注曹东的创作,他的诗歌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贴近生活和大地,抒写人性的美好。2007年4月,在龙泉的一次桃花诗会上,我与曹东重逢,大家都异常惊喜。他不停的问我:“国平,你还认得到我不?”我没有做任何沉思状,就说出了两个字“曹东”。2010年10月14日,在眉山“百坡诗会”上,重庆诗人李元胜拿出一套诗集,向大家介绍他任总经理的图书公司出版的这套品质很高的诗集,其中就有曹东的一本,装帧和内容确实很好。
7
长我两岁的刘春是我一到都江堰就知道其名的诗人。
当时,都江堰市办有一个民间诗刊《玉垒》,在国内颇有影响,刘春约1990年至1994年就读位于都江堰市的中专学校——四川省轻工业学校,诗歌创作得多,尤其《玉垒》经常大组地推他的作品,在中专校园里影响亦大,可惜我去时他已离开都江堰。玉垒诗社90高龄的老社长陈道谟先生常常一手捧着刘春的诗集,一边念叨:“刘春才华横溢啊!他是我们玉垒诗社的骄傲。”然后,又一边苦口婆心地跟我讲:“你一定要向刘春同志学习。”
2002年10月22日深夜,我和聂作平、白鹤林诸兄正在都江堰市电力宾馆门口夜游,突然看见一戴着眼镜,背着旅行包,行色匆匆的青年男子在门口打望,用二歪二歪的普通话问玉垒诗社在哪里开会?我们上前一打听,来者竟是刘春,大家皆觉意外,当然,接着便是非常高兴地一起去整酒。
后来,刘春的几本诗集《大地的婴儿》《忧伤的月亮》《运草车穿过城市》《幸福花儿一样开放》及诗歌评论我都读了,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他于2008年主编的《70后诗歌档案》是非常重要的70后诗歌选本之一。
而他耗费大量心血创作的《一个人的诗歌史》则成为2010年引起中国诗坛不小震动的重要图书。
8
2002年12月31日,2002中国星星诗会在都江堰举行。
在游览青城山的索道上,我旁边坐着一位羞涩的诗人,一问名字,答曰:“王志国!”于是我们在索道上,一边欣赏青城美景,一边聊些与诗歌有关的话题。这是一个憨厚的人,但他的诗歌却写得灵性无比,读他的诗,有净化灵魂之功。此后数年,我们的名字总能在《中国年度诗歌精选》《中国年度最佳诗歌》等选本上见面。彼此真正见面的时候却很少。但每次见面,皆很欢喜。后来他到了巴中电视台,成了一名优秀的诗人和电视工作者。
最气人的是,他每次回老家金川,都要路过都江堰,但他居然一次都没有“骚扰”过我。
就在那次诗会上,结识的70后诗人还有马嘶。马嘶属于非常帅的诗人,一边写诗,一边做房地产营销和策划。记得有一年,我去他在肖家河租住的家中看他,房屋逼仄,出人意表。后来有一天,他与高永胜一起来都江堰,我们在外江河边,吃着特色鸡肉,喝着冰镇啤酒,神仙般逍遥!再后来,我的一个美女同事和马嘶成了《新潮生活周刊》的同事,话题便更多了。
现在的马嘶已经是一家在成都有一定影响的房地产营销策划公司的老总了,开的车居然比他以前租住的房屋还宽敞。
9
2004年,我开始编辑一本民刊《玉垒》,在此其间,结识了一些70后诗人,但更多的交往与刊物无关。
10
2005年1月30日,绵州开元酒店。在白鹤林“晚婚”的婚礼上,在雨大师的旁边,我第一次见到了胡应鹏。
戴着眼镜的胡应鹏文质彬彬,笑起来一脸平易与秀气,完全不像搞摇滚乐的歌手兼诗人,他为白鹤林的婚礼跑前跑后,仿佛一位尽职尽责的司仪,又仿佛婚礼的男主角就是他。我当时想,如果哪个有了这样好的兄弟伙,他就应该知足了。
胡应鹏的诗歌、音乐评论和随笔、吉它皆优秀,而且从骨子里折射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浩然之气,令人起敬。
2010年11月,在“2010中国江油太白诗会暨70后诗歌论坛”活动中,我再次发现了胡应鹏诗歌活动的才能,一大堆令人头疼的事情,居然被他一双白嫩的小手摆得很平。
11
2005年“五一”节,中国新时期诗歌流派论坛在龙泉举行。
在巴金文学院的走廊上,我碰到一个头顶光亮,法相庄严的年轻人跟我打招呼。他说:“你就是那个以前写散打段子的王国平嘛?”我当时很惊讶,随后他又随口说出了一些我熟悉的名字,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我久已知道的安徽诗人朱晓剑。
传说,朱晓剑来到成都纯属意外。当时他认识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网友,邀请他到成都来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结果朱晓剑扑爬筋斗的按起来后才发现,原来这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美女是骗朱晓剑来成都做传销的。身无分文的朱晓剑没有任何能力找到钱买返程车票,只有滞留成都,一呆便是数年,后来经济好了,他也寸步不愿离开这个地方。
朱晓剑是在用实际行动支持张艺谋为成都量身定制的城市口号:“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12
紧接着,就碰到了著名民刊《存在》的主要编辑者陶春。
我是这样评价陶春的,我认为:陶春不仅是一个优秀的70后诗人,一个优秀的诗歌编辑者和鉴赏者,同时,他也是一个风格独具,难以模仿的诗歌表演艺术家。记忆最深刻的是有一回,陶春兄在凸凹兄等在沫若艺术院举行的朗诵会上,以桌子为道具,在朗诵会上完成了种种高难度动作,而且丝毫不影响朗诵进度——因为进度是他一个人“掌控”的,他几乎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用最大的音量朗诵了在座诗人的作品,直至声音沙哑,无法正常发声,才不得不放下心爱的话筒,走下叠放的高高的桌子。
陶春是一个喜欢弄出点“动静”的诗人。有一年,他和朱晓剑结伴走了一趟绵阳,半个四川都晓得了。还有一次,他和刘泽球举办了《存在十年文集》首发式,亦引起关注。2010年又隆重推出《川渝诗人专号》,引起两地诗坛震动。我觉得这很好。谁说今天的诗人一定要偷偷摸摸地写诗,而不能挺直腰杆发声?
13
长我一岁的胡亮兄虽然诗歌写得不多,但是,这么多年来,他以一个有学术道德的诗歌评论家的身份,对诗歌给予了长期的关照,其对诗歌的热爱程度甚至超过了很多诗人。
据我所知,他先供职于某市,复移省城,又回某市,时空交替,岁月往复,但他却一直对诗歌保持着足够的敬畏和热爱。对杨然、白鹤林、凸凹等人诗歌的长篇评论和《元写作》一、二卷,《一乘以三》等著作皆是其佐证。他对诗歌评论的用功之深、研读之细、剖析之精、评价之准,罕有匹敌。
2006年11月6日,胡亮来灌参加了“玉垒诗社成立20周年暨陈道谟先生从事文学创作74周年座谈会”。会中,胡亮和杨然、凸凹诸人朝游都江堰、午谒灵岩寺、暮坐咖啡馆,不亦乐乎!我本以为胡亮兄已经很欢喜了。结果会后,胡亮兄用面部表情表达了他真正的欢喜,他极其高兴地告诉我:“这次有两个巨大的收获:一是见到了“七月派”化石级诗人杜谷,我很早就读到了他的作品《泥土的梦》,一直没有机会一见。二是见到了上海著名评论家潘颂德先生,潘先生的诗歌评论水准之高,国内罕见,非一般评论名家可比,值得我学习。”
14
2007年7月23日,新华文轩出版集团在成都购书中心为我举行“《都江堰——比长城更伟大的工程》新书发布会”。发布会前,一个身材瘦小、精神矍烁、貌似色狼的小伙子向我招了招手,一看就有企业中层的气质,然后自报姓名:“我是打工诗人许岚。”
果然不出所料,据许岚云:他在广州曾经做过大名鼎鼎的保健药品“红桃K”营销策划人。“在南方呆了几年,写了一首《流浪南方》就够了。现在我要转战回家乡,认真写诗了”许岚说,然后手不由自主地捋了捋他颌下专门蓄起的一撮山羊胡。又补充道:“兄弟,实不相瞒,我这个胡子,对美女是有杀伤力的!”
最后这句话,实在令自视智商不低的我费解。
许兄为人诚恳、耿直。如果有他认识的兄弟到了成都,必然要被许岚邀请到“胖妈烂火锅”去喝一盘的。
当然,现在不行了,他在眉山主编一份叫做《中国恒泰报》企业报纸,闲暇时光便到处去眉山的小学讲诗歌创作,很少出现在成都人的视野里,为普及诗歌教育做出了默默地贡献。尽管身在外地,但是如果哪个朋友有了困难,许岚会心急火燎地帮你“安排”。胜似自己的困难。而且他近年来诗歌创作不断,堪称高产。一不小心,我就会从QQ上收到许岚兄请我“斧正”的一大组作品,害得我不停流汗。
15
女诗人西娃,是我的老乡。我在2010年江油作协五周年庆典上见到她。而在此前很多年,她的名字被蒋雪峰、蒲永见、陈大华、刘强、阿贝尔、雷兴双诸兄反复提及。
西娃现在北京,是为数极少的北漂的江油诗人,在各地诗刊发表过诗歌《返回之前》系列、著有长篇小说《情人在前》《过了天堂是上海》和《北京把你弄哭了》等。
直到去年的某天,我回到我读初中的母校——位于小溪坝的江油五中,在新修学校的墙壁有“红楼走出的名人”宣传栏,看到有“西娃”的名字,才恍然大悟。原来西娃曾是我校的老师,当年我在92级4班读书时,她与我的班主任住同一楼,彼时,我作为深得老师宠爱的学生,得以经常出没于那幢红色的教师楼,故经常看到萧艾和她一起。且多次听到语文老师张松林和倪天辉提到她和她先生萧艾“都是诗人,在绵阳地区有一定影响”。隐约记得,她们夫妇还曾经开过小食店,专卖晚饭,与学校伙食团、黄师傅小伙食团(另一家私人伙食团)三足鼎立,共分天下。
读书时,我曾经去照顾过她们生意多次,面条的味道相当不错。而读到西娃的诗歌,则是十多年后。
16
在我所结识的70后诗人中,唯一的“病友”是刘泽球。
因为曾在德阳读书,故对德阳诗人异常亲切,因为都是胰腺炎患者,故对刘泽球兄和他与陶春等编辑的《存在》诗刊格外关注。众所周知,现在的作家或诗人们聚在一起,很少谈文学,谈诗歌,往往谈到深更半夜,乐此不疲的话题,都是如何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治痛风……可惜刘泽球太忙了,每次活动他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以至于我们连交流偏方的机会都没有。
虽然,我们都不喜欢胰腺炎,不过他的诗,我倒很喜欢其中的一部分,包括地震周年时他所写的《一年》。
17
最近两年来,由于各种机会,见到了更多的70后诗人。
在聂作平的婚礼上,见到了远人兄,这厮酒量甚好。
在“2010中国江油太白诗会暨70后诗歌论坛”上,见到了“传说”了很久的一批70后诗人:阿翔、柏明文、胡子博、简单、江雪、蒋骥、刘学军、世中人、谢瑞、徐淳刚、杨镇瑜、姚彬、育邦、张永伟、周承强、朱巧玲、海融、布衣……
2011年4月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的“东山雅集·四川集”活动中,我终于见到了白鹤林兄早在13年前就提及的70后重要诗人梦亦非,另有世宾、龙扬志、张尔等。我们一起在青城山天师洞的茶艺室里品茗、悟道、谈论诗歌。
由于时间和篇幅关系,我所认识的70后诗人难以一一提及。
这或许是遗憾。不过遗憾也没有什么不好,诗歌和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遗憾的艺术,就算你耗尽一生心血,恐怕也难以完美。
18
此次我有缘70后诗丛的出版,又得益于白鹤林兄的支持。像这样一次70后诗人的集体出场,非常难得,这是跟臧棣、蒋浩、白鹤林、谢瑞、张尔诸兄的辛勤工作分不开的。作为一个作品较少的70后诗人,我能够躬逢其盛,亦不胜欢喜。
凭借这些文字,纪念曾经过去的诗歌岁月。
(本贴于2011-9-18在《芙蓉锦江.诗生活网论坛》发表)


《诗谭何人不识君》
——序谭宁君先生诗集《土地与梦想之间》

王国平/文

近日,我的朋友谭宁君兄欲出一诗集,嘱我作序。论辈分,我是后辈;论年龄,我是晚生,论诗龄,我是70后,但盛情难却,只能惶恐而为,汗颜写下这些文字。
1
最早知道新都,不是因为新都历史上的名人。
  2
  当然,新都有很多人值得我因他们之不朽著作而记得新都。
  比如杨慎,垂虹掣电,振耀宇内,他十九岁乡试夺魁,二十四岁高中状元,声名之隆,历明朝三百年,无人出其右。
  比如费密,经历离乱,出入兵戈,虽然人称跛道士,却足迹遍神州,一句“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成千古绝唱。
  比如吴虞,单枪冲锋,只拳迎敌,凭借《吃人与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和“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
  比如周太玄,醉心文学,献身科学,青年时与李大钊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晚年为中国腔肠动物研究之泰斗。
  比如艾芜,飘泊一生,灿若星辰,一部《南行记》写尽世间冷暖,人世苍凉,成将一位影响遍及海外的流浪文豪。 
  3
  我之所以知道新都,是因为诗人谭宁君。 
  4
  谭宁君兄祖籍重庆开县,大半时间在新都度过。假如不出意外的话,几十年后,谭兄很可能最后会吟唱着杨慎的《临江仙》或者抱着自己的诗集《土地与梦想之间》终老新都。
  再以后的某一天,某人翻检新都历史的时候,会从那些斑驳的文字里找到源自谭宁君笔下的一些滚烫的诗句。
  比如“让温暖和美丽顺着长发流淌渗透/让两岸的树与树永远并肩站立/让枝与枝叶子与叶子花与花果子与果子/紧紧挨着 永远不寂寞不寒冷更不害怕/是我一生无悔的执著”(《新都云外楼晨思》)。比如“端坐在爱恨交织的结局里/你的眼中,湖水般盈盈贮满那/破译人生真谛的哲思警语”(《艾芜墓》)。 
  5
  1997年,我是四川都江机械厂五车间的一名优秀搬运工。
  那时候,最期待的莫过于一份叫做《大众消防报》的报纸。报纸很小,四开对版,且是内刊,印刷粗糙,但它每期的副刊却让我偷偷地关注,因为我已经向它投了无数次稿了,总希望奇迹会出现——某一天的报纸副刊上会出现我的名字。
  但遗憾的是,三年过去了,我握笔的双手已经准备向生活缴械了,而我的名字一次却都没有在该报露过脸。反而是让我记住了另一个名字:谭宁君。几乎每期都有他和一个叫张新楣的自贡诗人的作品“无情”地霸占着《大众消防报》并不丰满的版面。
  我当时异常羡慕这个叫谭宁君的诗人。当然,偶尔也暗地骂过他:“龟儿子谭宁君,运气咋这么好哦?回回都有他的作品。”
  6
  14年过去了,时光如水,往事并不如烟。
  当年的《大众消防报》主编李仲彬已经成了四川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报纸好象已经停刊,编辑们大多已退休,作者张新楣已经故去,另一作者谭宁君已经担任某公司的副总……
  但是,那一段关于诗歌的往事,却已深深地刻进了我记忆的唱盘,在某些寒冷的夜晚悄然响起,温暖我冰凉的内心。
  7
  至于我跟谭宁君兄如何相见的,我已无法准确地说出时间了,总之场景里肯定少不了已经去世的廖永德兄。
  记得当时正在都机厂当门卫的诗人廖永德兄把我和马及时喊到一个河边茶铺子里,指着一个戴着眼睛、长得很帅、样子斯文的青年人说:“这个就是新都的谭宁君,人非常巴适!”
  我当时大吃了一惊,久仰大名的谭宁君原来如此年轻!
  可惜我当时是一个相当内向的人,所以也没有跟谭兄唱个“久仰”之类的肥喏,只是面带羞涩的埋头喝茶,尖起耳朵听他们摆文坛上的那些事:杨然又咋子了,龙郁又咋子了,王敏又咋子了,蒋荣又咋子了,阳光和又咋子了,周渝霞又咋子了……
  那天下午,我发觉我一下子长进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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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否认,谭兄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他本来想与我在“内向”这个单项上一较长短的,结果,他一看我内向的程度便自惭形秽,主动丢刀,自发站到第二名的位置上去了。
  其实,我当时只不过因为看到一个接近四十岁的端茶的“年轻美女”时,脸唰的一下子红到了手指头尖尖上。
  见此情景,谭兄只有自叹弗如了。受此打击,谭兄便主动放弃内向的美好品德,向活泼开朗的外向发展了。如今,我不敢保证,他当年像女孩子贞操一样宝贵的内向还剩下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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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兄斯文尔雅、温良如玉,有谦谦君子之风。
  从他身上透露出来的那种气质,让许多自视清高的君子们只有不停地掏出手巾擦汗。他那种含蕴儒雅的风仪,就像桂湖里千年荡漾的淡泊与宁静,足以洗去尘世中的铅华与喧嚣。
  实际上,谭兄就是桂湖里的一尾鱼,在那些平平仄仄的波纹中散文诗般地游弋,那些随口吐出的泡泡是他的诗、梦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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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识谭兄后,以前清风哑静的生活便有了些许温暖。
  每次谭兄从新都过来,永德兄便像过节一样,呼朋引伴,传呼打烂。马及时、汪浩、何民、王培和我这些都是必然出场的招牌人物。当然,有时候,战场还会扩大,战线还会拉长,甚至可以延伸到彭州的舟歌处,成都的蒋荣等处……然后就看见舟歌在永德兄的催促责骂声中一路飞叉叉地打的按过来。
  仅仅是以诗歌的名义,仅仅是为了兄弟的感情。
  舟歌经常在电话里喘着粗气说:“不要紧到催,我打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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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谭宁君、廖永德和我一起喝茶。谭兄说,我有一个文友在都江堰,她的名字叫殷波。我当时大感意外,在小小的都江堰,居然还有我认不到的作家。几乎不可能!
  十分钟后,殷波出现了。
  后来,我和殷波成了好朋友。再后来,我和殷波合著了《现在的我们——“5•12”大地震都江堰幸存者口述》一书,社会反响不坏,我和殷波的情谊持续至今,不是姐弟胜似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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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很多人,落魄时视文学如生命,随时可以为之献身;得意时视文学如粪土,生怕沾到自己身上被人嗤笑。
  但谭兄不是。
  在他年轻时,或许女朋友曾经换过无数次,但是对文学,他却一往情深,矢志不渝。无论是以前在开县竹溪公社春秋大队插队落户当知青,还是在国营七七九厂子弟中学当老师,无论是在旭光公司当中层干部,还是在成都凯赛尔电子有限公司任行政副总。他的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生活越来越美好。但是,他心中紧紧抱着的,除了他的夫人,便是那一个叫做文学的女子。
  当谭兄开着小车,奔向美好前程的时候,他会在某个路口轻轻地刹一脚,停下来,泄洪自己心中汹涌澎湃的诗潮……
  捧在你手中的这本诗集,就是谭兄30多年来忠于诗神的见证。虽然没有“结婚证”,但与诗歌30多年的相爱已是事实婚姻。
  在此,我必须向谭夫人致敬,30多年来,她居然没有因为文学这个“小三”的出现而改变对谭宁君的无悔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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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条大河不可能只有一条支流一样。
  诗歌只是谭兄激情奔涌的一条支流。而他横溢的才华,充沛的精力,注定了一条名叫谭宁君的文化河流将从此泛滥成灾,仿佛1933年的叠溪海子或者1998年的长江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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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谭宁君最早是以小说走上文坛的,他的许多作品曾经在《今古传奇》等刊物发表,作为一个《今古传奇》的资深读者,只恨当时没有看作者大名的习惯。而他最近的一个短篇小说《当家》荣获了中宣部、中国作协等七部委主办的中国人口文化奖。
   谭宁君的散文清新隽永,笔触优美,《最忆故乡偷月情》《邛海一日醉》《美丽的尾巴》《彩云之南纪行》等皆是脍炙人口的佳篇,当年曾经被许多女生小心翼翼地抄在笔记本上,至今仍偷偷地保存在箱子最底层。
  谭宁君的散文诗亦成就不俗,在散文诗坛倍受关注,许多作品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珍藏。
  谭兄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也是出类拔萃的,曾经,笛子、扬琴、手风琴、葫芦丝……一众管弦只要到了他手里,皆可成为悦耳的声音。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谭兄多年前还曾经为开县中学校歌作词,至今被开县中学的学子反复传唱……近来,在晓曲兄的游说下,谭宁君兄又加盟了在华人界卓有影响的国际诗歌与音乐协会,把他的黄喉和音乐作品直接快递到了海外。
  一个人才华如斯,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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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兄的才华还体现在他的诗词吟诵上。
  2008年4月28日,我们一行走在都江堰市已有两千多年的松茂古道上,城堞隐现,残阳如血。此时,一个苍茫辽远、抑扬顿挫的男声部穿越古道、西风、瘦马,斗然而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那就是谭兄的吟唱,随后,诗人晓曲、边凌雪、陈维锦等应声而和。
  那一段松茂古道因此而被我们此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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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宁君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从他饱含深情的诗歌便可窥一斑。而我记忆深刻的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永德兄去世以来,几乎每年清明,谭兄便会从新都赶来,为永德兄点上一炷香,表达深深的思念,此举令我和马及时、汪浩、李铣等倍受感动。
  永德兄能交上谭兄这等朋友,九泉之下也应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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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如此长的一篇序言里,居然很少谈谭宁君的诗歌,很多人会忍不住问出那两个优雅的字:“不解!”
  其实,在读者眼里,诗歌就像美女,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能从谭宁君的诗歌里读出属于自己热爱的美。
  因此,我万万不敢有以“小我”之心帮到大家欣赏美女的奢望,况且,美女如云,岂是我所能尽数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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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兄让一个比他小近20岁的人为他的诗集作序,其实是给了我一个向自己尊敬的老师、兄长和诗友致敬的机会。
  当然,我身上也有一些东西值得谭宁君兄仰慕。
  不过,我理解谭宁君的郁闷和痛苦,因为即使敲破脑袋,他也不一定想得出向我表达敬意的方式。
  是为序。
(本贴于2011-9-12在《芙蓉锦江.诗生活网论坛》发表)

发表于 2012-6-12 17:04:15 | 显示全部楼层
敲核桃、打边鼓或诗性语境的导游
——序野松《神州诗意的灯辉》

杨然/文

面对一个诗人创作的诗歌,就像面对一颗颗成熟的核桃,仅仅停留于外在的观赏是不够的,还需要敲开它们表象的外壳,深入语言的内部,品尝其内涵之核,才能体味出诗人通过诗歌想要呈现的真正世界,他们的感觉,他们的领悟,他们的内心,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思想,他们表达生命体验的独特意义和表现生活经历的非凡见解,以及他们诗歌艺术的特色、诗歌语言的魅力和诗歌品质的精华等等。除了诗人本身,这种“敲核桃”的工作往往就交给了像野松这样的有心人,人们把他们称之为“诗歌评论家”。他们把“核桃”敲开,让我们发现诗歌原来还别有洞天,不仅仅只有语言外在的字词美、音韵美、情绪美和意境美,还有更多其他的诗歌特质,语言内在的创造美、外延美、复合美和变幻美,它们的暗示性、隐喻性、通感性、歧义性、不确定性等等,不是把诗歌“定型”,而是把诗歌“再创造”。“诗歌核桃”的内核富有弹性,甚至深不可测,这是现代诗的一大特点。“敲核桃”的人打开的不是一首首“确定的诗”,而是一个诗人“自足的宇宙”。
在文化越来越多元的年代,诗歌越来越成为纯度更纯的产物,它们不再大众化,而是越来越明显地趋于沙龙化,趋于志同道合的圈子。越来越多的诗歌博客 和论坛,越来越多的诗歌诗派和社团,诗人的队伍在扩大,但是诗歌的读者却越来越分散,诗歌刊物的市场化越来越呈现出走向低迷的趋势。在“诗派”与“诗派”之间,在“这个诗群”与“那个诗群”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成为一大奇观。仿佛就像,每当黄昏降临,诗人就纷纷赶在夜色之前,来到水边林畔,载歌载舞,沉沦他们永远的思想自由和精神盛宴。但他们似乎永远各自为阵,各唱各的,各跳各的,你中无我,我中无你,你说你的理论高超,我说我的学说玄妙,你认为你的诗歌天下无敌,我认为我的诗歌唯我独尊,如此等等,不厌其烦,周而复始演了又演,循环往复唱了又唱。从“今天派”开始,到“第三代”,到“知识分子”,到“民间写作”,到“中间代”,到“他们”,到“公约”,到“70后”等等,真可谓歌舞万种,诗歌繁荣。
但是,如果跳出各种诗歌圈子,到他们水边林畔以远的带地,晃眼一看,却发现他们在诗歌艺术的追求上,在诗歌形式的探索上,在诗歌风格的突围上,多多少少有着共通之处,集合之处,交叉之处,有意无意相逢于诗意的或诗性的主题与变奏,不约而同相融于抒情的或智性的、技巧的或感知的、叙述的或意象的、灵感的或境界的层面与形态,凡此种种,他们“感应诗歌”和“回应诗歌”的节拍有时候竟会朦朦胧胧踩着某一曲同一格调的“边鼓”,闻鼓起舞,意气相通。却原来,诗人永远都在构成人类思想与感情的“另一个世界”,人类精神与文化的“另一个世界”。在那些神奇无边的“另一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默默无闻地,有着那么一种人,他们打破各种诗歌“派流”的框框条条,只以“诗歌”本身为准绳,品味之,解析之,鉴赏之,从而归纳之,推介之,广播之,他们正是上面提到的那种“敲核桃”的人,他们的另一个职责就是“打边鼓”。
在野松面前,堆着一大堆“核桃”,呈现一大片“歌舞”。但他越过了“流派”的界限,社团的界限,只认准“核桃的美味”,认准“歌舞的优美”。他的诗歌评论,不属于某一个圈子,而属于多元背景下众多的“个体诗歌”。以其细微、透彻、专注的“忍者”品格,通融各种诗歌的艺术氛围,“敲开硬壳,雕琢精髓”,“打起边鼓,分担寂寞”,这种诗歌评论活路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任劳任怨的精神劳动与艺术再创造工作,非忍耐之心、细致之情、深切之悟、大同之感、功底之笔,不可承担,也不可胜任。野松重诗义,重友情,双重肩挑,义无反顾,经过多年积淀,终得这一册《神州诗意的灯辉》,于中国当今现代诗之创作、之宣传、之沟通、之流传,不无好处,意义重于泰山。
正所谓“锋刃有余,不留刀痕”,“边鼓苍凉,闻者动心”。野松由表及里,深入浅出,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别具匠心的“当代诗人浮世图”:金色的马莉、穗美的申林、醉诗的朱崇生、奇美的陈晓霞、咯血为诗的雷火、疼痛的蒋楠、纯美抒情的侯平章、平静的林溪、睿智的胡弦、任性的古筝、书生的江雪、儒雅的雪丰谷、禅意的雷默、憨厚的愚木、自然抒唱的世宾、飞花的王爱红、隐士王寅、带光的静庐听雨、军旅诗人陆华军、苦难母题的朱赤抒、智慧的老巢、意绪流动的李贤松、告别缪斯的宋世安、孤独者林童、高地飞翔的青海湖、睡莲谯达摩、裂岸的邓诗鸿、抒情的黄迪声、寻梦的兰紫野萍、临界点的简简柔风、南方乡镇的庞清明、诗意的凸凹、痛苦深渊的雷子、纯真的月亮等等,多达三十五位诗人,仿佛风尘仆仆,带着诗歌和灵魂,向我们走来,近在眼前,与我们对话、交流,使我们不知不觉深入他们的“诗歌之核”,共步他们的“诗歌之舞”。
诗歌评论是一项辛勤的多层面劳动,仿佛一个导游,引领我们前往诗人的诗歌世界观光,一方面,要去畅游诗人广阔的心海,翱翔诗人高远的情空,沐浴诗人精神的星辉,薰陶诗人繁复的审美风情,感染诗人浓郁的艺术氛围,另一方面,更进一步或者更重要的是,还要去洞察诗人独特的创作思维,了解诗人全新的创作意图,领会诗人神秘或者神奇的写作用心,从而更好地去鉴赏他们的诗歌。诗歌阅读的愉悦正在于此,从一首诗走向一个诗人,从一个诗人步入“未知领域”般迷人的新生的诗歌领地。为此,诗歌评论家要为我们“解说”,要为我们“指引”,要为我们“带路”,诗人的风格,语言的特色,境界的创制,艺术的拓展,技巧的高超与玄妙等等,在不同诗人的“景区”,有不同“阅览”的导向。最重要的是,诗评家要把“这一个诗人”包括他的作品不仅仅只是“游览图”那样平面地“简介”出来,更要把他们与“那一个诗人”及其作品区分开来,绝不重复、雷同,止步于同一个模式,他要做的工作是立体的,多层面的,多方位的,而非同一个平面,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度,从而把我们引向一趟又一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抒情之旅、意象之旅、想像之旅、意念之旅、梦幻之旅、暗示之旅、隐喻之旅、通感之旅、智性之旅、禅意之旅等等,总而言之,使我们一遍又一遍倘佯于诗意之旅和诗性之旅,留连忘返,永志不忘。
野松为我们展示了不同诗人的诗歌作品的不同“风光”,敲开了一颗又一颗精美的“诗歌核桃”,打起了一曲又一曲动地而来、亲如天风的“诗歌边鼓”。在这方面,他是非常用功的,非常用心,非常到位,因而使人非常信服。他一遍又一遍不辞辛劳为我们“导游”,把我们引进一个又一个诗歌胜地,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又一个优秀的和独特的诗人,从更深层次、更高视角和更广胸襟见解了一首又一首个性的和出色的诗歌。他把不同的诗人“剖析”到“最佳位置”,把不同的诗歌“理解”到“准确程度”,使我们在“直觉但浑厚”、“欣喜但茫然”时刻能够分明、确切地感受并被笼罩于一盏又一盏“神州诗意的灯辉”。
他写马莉:“充满女性玄学主义的意识流写作”,一下子就抓住了《马莉金色十四行》的诗歌特质。“她在‘假性叙事’写作中始终给人一种玄奥的感觉,而且还呈现出一种只有她才有的女性的空灵美──优美的冷抒情。”对马莉诗歌,我是比较了解的。但像野松这样深入细微,我自愧弗如,“一般诗人难以想象的东西,总是极其突然但又十分自然地从马莉的思维中蹦出,成为一朵朵冷艳的意象之花”,如此精准切入马莉金色诗歌内核者,野松无疑是最出色之一人。
他写陈晓霞:“灵巧机智之心铸就大气奇美的诗意”,立刻叫人止步,回首于“陈晓霞诗歌印象”,“我的内心是激动的,温暖的,因为,我已经完全沉浸于她以纤手弹拨的高雅悠远的旋律中去了,完全融入在她以纯净语言营造的温馨诗情里去了,完全沉醉于她以灵巧机智之心铸就的大气奇美的诗意中去了,血液为她既柔情细腻又刚劲铿锵的诗句沸腾奔流”,使人立刻产生了读读陈晓霞诗歌的愿望,读读她的《为你而诗》。
他写雷火:“刚直真善之心咯血为诗”,“是否具有忧患意识、悲悯情怀,是否具有一颗真善之心,乃衡量一个真诗人的标准之一”,如此落地有声,铿锵有力,唯像野松这样的“敲核桃”者才有可为。“雷火是用生命写诗,用灵魂写诗,用真性情写诗,他的每一行诗句都呈现出血的鲜红色彩”,“血呕出的诗,才会有生命的色彩。诗人咯血为诗,是因为他始终不忘铁肩担道义,始终不忘用自己的诗性语言来表现他对社会现实的深沉强烈的责任感”,这样感人的话语,使我们无形中就对《一个行吟者的自白》产生了亲近冲动。
他写蒋楠:“疼痛,让一个诗人以批评家的目光审视现实”,用词准确到穴位,把握程度过筋过脉,“蒋楠坚持以意象语言咏唱,浪漫主义抒情色彩甚浓、闪烁着智者批判思想光芒的诗歌”,“温文尔雅中带着几份幽默,温和沉稳中又带着几许忧郁;在笔耕不辍中,去触摸美学的醇度和生活的浓度,戮力践行疼痛诗学观,重构精神元素与诗歌文本”, 这些,更让我们怀念蒋楠那近似个人神坛的诗作《虚拟一块菜地》及其他诗歌。
他写侯平章:“在喧嚣的尘俗中坚持纯美的抒情”,“因心灵的漂泊而有些压抑,因压抑而有些内敛”,“他选择了诗歌,并坚执地以诗歌的形式去抒唱真诚的灵魂之歌。尽管曲调有些儿忧伤,但音符是纯美的,是超越尘埃而不断上升的。而最让我由衷赞叹的是,他那颗澄澈纯净的诗心,无论尘俗怎样喧嚣,总能择善而栖,选真而居,默默地培护着那株诗意的桃花,让之从高原的拉萨一直开放到南海之滨的东莞”,在这样的评论文字引领下,走来如此让人亲切的侯平章,使人也会像野松那样,去“反复吟诵和品味”他的《拉萨圣洁的桃花开在月光下》。
他写林溪:“在现实生活中抒写平静的诗行”,“任何人生存于现实社会中,都应有一种精神寄托,尤其是诗人,更注重寻找或自我营造精神家园,要以自己的诗歌来作灵魂向上攀爬的阶梯,让灵魂在各种物欲和喧嚣中得以诗意地栖宿。”如此“导游”,人们会不知不觉步入林溪那《隐秘的河流》,去“深深地感动和感染”“年轻诗人笔下的平静、宁和、淡远的诗意诗境”了。
他写胡弦:“秉着一盏越燃越亮的灯”,“最擅于从庸常生活中去提炼诗意,去发现、揭示和表现他人发现不了、揭示不了、表现不了的人生感悟,而且能在简炼、平静的叙说中悄然妙然将之提升,深刻且形象得让人叹绝”,从而令人愿意去读胡弦“十分隽永”的每一首诗。
他写古筝:“任性的古筝,虚构着她的房子”,“以清纯、优美、柔和的诗意和浪漫的抒情色彩,让疲于日常杂务的我深深迷醉,如走进一片芬芳的桃花林,只见霞光万缕,晨露千珠,蝶舞其中;但闻溪流淙淙,鸟语喧喧,筝悠其里,浑然不觉世间尘俗的存在。”可以说,灵魂之美决定了诗人认定世界之美,诗人自身之美奠定了诗人创造诗歌之美。在古筝这里,任性是美丽的。
他写愚木:“江南才子喜作豪放激越的抒情”,“在别人喜欢留连和吟唱那些小桥流水、风花雪月的时候,他却走向历史的苍茫大野,试图在西北的大漠风沙中去感受历史的粗犷和沉重,去一试他诗歌写作的锋芒和锐气”,这“边鼓”真的敲得很到位,使人听到一种天籁之音,发现了愚木诗歌“显得有些棱角,有些粗野,有些‘愚而不木’的既感性又知性的深邃”,也令我对愚木诗歌产生了刮目相看的新感觉。
他写王寅:“一名隐士,在事物的边缘冷静优雅地抒情”,“追求心灵与生活的真本状态写作,让平民生活的尴尬通过充满调侃意味的叙述表现出来,那种冷静得近乎无关意旨的叙述,用极其简炼的语言描画出来的异国情境和故事细节,与诗题的完美结合所创造出来的新颖气息,自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如此冷静的穿越,使人领略了诗歌的另一片风景,“他所透悟的诗心,如澄明的冰湖,泊在你的面前,静静地让你赏读”,甚至会悄悄产生“大隐隐于诗”的穿越感。
他写林童:“思想之旅的孤独者”,“内心有些抑郁的诗人总渴望着和追寻着光明,阳光、星光、太阳、光芒、蜡烛、月亮、火、黎明、热血等等,成为他诗歌中极具重量的意象”,“而理想主义者,往往也是英雄主义者,心中有着永远不解的英雄主义情结,有着永远化不开的英雄悲剧色彩”,使我们站在“第三条道路”之外,见识了诗人林童的另一面,“坚持以自由和独立作为诗歌写作最高信条”,这个“诗歌核桃”,有着格外一种压秤的份量感。
他写兰紫野萍:“寻梦,一名现代女子对真善美的追求”,“莲花中诞生的王,英勇而孤独”,“寄寓了诗人对高大伟岸且一身正气的英雄的倾慕、爱恋和渴盼,充盈着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诗美,源自心灵美;激情,在无羁无绊中抒写”,揭示了了诗人作品在审美内涵上的独特意义,“完全属于精神上的,形而上的,虚幻的,但又是让诗人憧憬的,渴盼的,能给为了寻梦而执著跋涉的诗人慰藉和温暖的”,这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兰紫野萍诗歌,有着重要的启示。
他写庞清明:“对南方乡镇的艺术性扫描”,“仿佛诗意地游历了作者目前所生活、生存的经济发达的南方小镇”,尤其是,让人“分明感受到了一个飘泊者以怀疑兼热爱的目光,认真审视自己所处的异乡,新奇、迷茫,失落、期许……然而,这些复杂的思绪和情感却尽量不流露出来,如一个高明的画家,在绘画或创作中,将自己全部的情感,都隐藏于那些线条、色彩之中,但仍可让知音产生强烈的共鸣”。这样评价庞清明诗歌,是理性的,而且也需要这样的审视目光,来看待一个经济大潮中奋勇前进意志坚定诗人的坚守和勇往直前的诗歌探索及创作。
他写凸凹:“在生活的凸处凹藏诗意”,“能在平实的世俗生活中站出自身,以超越世俗生存的方式向人的本真发问,以灵魂去撞击人性和神性,而后发出属于自己的发现和感悟之音──这种说话者和发问者心灵的自我净化和自我升华,就是世俗生活中最好和最美的诗意。在凸凹的意识中,生活就是亲历,而亲历才是最直接、最本真、最可信的东西”,很好地把握住了凸凹诗歌的主要特色,使人对其作品有了更充分的“现实感”和“现场感”。
他写申林“让人们永远铭记诗意的广州亚运”,写朱崇生“万花秋月醉诗心”,写胡弦“秉着一盏越燃越亮的灯”,写江雪“在时间广场怀想他诗意的江南”,写雪丰谷“商海里浪漫深沉的儒雅诗人”,写雷默“新禅诗写作”“在中国当代诗坛独树一帜”,写世宾“良知和承担,激发真诚自然的抒唱”,写王爱红“清月飞花,因爱而红”,写静庐听雨“充实而又空灵的带光写作”,写陆华军“军旅诗人典雅的江南水乡情怀”,写朱赤抒“饱经磨难的人生,化作殷红如血的歌诗”,写老巢“觉悟的智慧者,并非因了生活而诗”,写李贤松“意绪的流动,因爱成诗”,写宋世安“少年之心迷恋生活的的诗意”,写“在精神的高地飞翔或固守”,写谯达摩“在空这一最高境界中睡眠,做梦、开花和结果”,写邓诗鸿“一滴悲悯之水,终成裂岸的惊涛”,写黄迪声“高尚和传统背景下的真挚抒情”,写简简柔风“在生死的临界点上,书写无愧于心的华章”,写雷子“在痛苦的深渊顽强地抒写命运之书”,写月亮“纯真的诗心,真爱的韵律”,每一个“诗歌核桃”都那么迷人,每一场“诗歌舞蹈”都那么精彩,每一个“诗歌景区”都那么与众不同,我发现这是一位多么叫人敬佩的诗人兼诗歌评论家的野松,因为自己在诗歌阅读上的赏心悦目,或因为诗人朋友的嘱托,他精雕细琢,呕心沥血,很细心地“敲核心”,很沉醉地“打边鼓”,很投入地“当导游”,他做得很好。
三十五位诗人,每一位诗人都在他笔下落地有声,点到穴位,即完成了对每个诗人及其作品客观、理性、恰到好处的审美赏析和艺术评介,又履行了作为诗人、朋友、读者和诗歌评论家几重身份于情、于理、于义的“多关联职责”。在我,是十分敬佩的。坦白说吧,我是做不到这点的。我曾在《烦恼事》中说过:“这几年,我最烦恼的正是这两个东西,‘请写诗评’,‘请作序’。一个人为另一个写诗评,或者为一本诗集作序,认真做来,前前后后至少要花上十天半月才能完成。一个人的诗歌存在于世,有人喜欢,有人淡漠,有人反感,有人不屑一顾,这都是正常的。诗人的审美意念千差万别,艺术欣赏和精神追求各有千秋,思想境界和语言陶醉层出不穷,价值取向和情感渲染多姿多彩,永远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永远都处在演变、变化和变幻之中”,如此,我为一些诗人的诗歌写了些诗评,写了赏析文字,但我“肯定完成不了接连不断的请写诗评或作序的重大任务的,没法子呵”。野松完成了这本《神州诗意的灯辉》,从涵养上讲,就远胜于我,所以我必须敬佩他。
我特别注意到,野松每篇评论的落款,都隐含着他的付出和牺牲,“初稿”、“二稿”、“再稿”、“修正”、“完稿于凌晨”、“初三夜”、“完稿于凌晨2时许”、“早上六时半搁笔”、“上旬”、“下旬”等等,这些字眼,字字是时间,句句是心血。野松谋职于全国经济率先发达的广东,身为地方党政干部,“时间就是金钱”对他来说更为现实,更为具体,也更为实惠。但是,除了工作,他把热血洒在了诗歌上,洒在了诗歌评论上,无论是绣工般细致的“敲核桃”、忍者般耐心的“打边鼓”,还是志愿者般苦口婆心的“当导游”,他都承当义务,兑现承诺,诗意为先,情义为重,成为五湖四海众多诗人和诗歌的朋友、知己和知音。这于我,更是敬重有加,望尘莫及。
在这里,我很亲切地重温了他的《第三条道路:构建和谐诗歌氛围》一文。文章的内容毋须獒述。我想说的是,“第三条道路”于野松于我都有特别意义。我们以“好诗至上”和“一千个诗人一千条道路”作为共识,在“第三条道路”相逢和相识,从此成为朋友。这也奠定了我为《神州诗意的灯辉》写序的“缘份”基础。野松自己也说过:“尽管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写评论,但真正投入激情与热诚,则始于2004年下半年触网接触第三条道路诗歌论坛。从那时开始,我断断续续地利用业余时间给一些诗人朋友写了一些所谓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也大部分发表过”,时至今日,由于种种原因,“这部花了我(野松)大量心血的评论集的序言”就由我(杨然)来写了,他说:“我与大哥的深交知交也因第三条道路,由您来写是最合适的,因为我所评论的诗人大多数都是第三条道路您所熟悉熟知的诗人,而且大哥也很了解我。”如此,我就有了以上文字落纸,但我是不是如野松所愿所意,写出了及格的文字,我心里没有底,但我敢肯定的是,我是很负责的。
行文至本篇结语处,不知为什么,仿佛出自记忆本能,抑或是无缘无故“触景生情”,耳边凭空响起了来自《红楼梦》遥远时空的《好了歌》。对《好了歌》于人世的“大彻大悟”这里按下不提,我想说的是,我要借用这“好了”二字,献给野松这本评论集。因为他“曾想出诗歌评论集很久了,但一直没有时间整理。近期由于有不再写诗与写评论的念头,便有了一个给自己一个交待的想法,那就是尽快整理出版一部诗集和一部诗歌评论集”,这“好了”二字,既意味着野松如愿以偿,又意味着野松如释重负。“敲核桃”也“好了”,“打边鼓”也“好了”,“当导游”也“好了”,祝贺野松吧,也祝福野松。最后要写的一句话是:
——愿《神州诗意的灯辉》永照中国现代诗探索与创作的进程。
杨然2012年5月7日写于斜江村

发表于 2012-6-12 17:04:29 | 显示全部楼层
野松《纯真的诗心,真爱的韵律 》
——读月亮的诗歌

    自认识月亮(马怀尘)以来,我就一直喜欢阅读她的诗歌。月亮的诗歌充满着爱,如我等被世尘所蒙垢的读者,可以在她的诗歌中寻求和获得一块洒满洁白清辉的净土,她所创造的纯美诗意可以让我等因生活而过于沉重的心灵获得一种柔性抚慰。尽管她的诗歌常有一种伤感,常有一种惆怅,但这种伤感和惆怅,恰好能激发起我们心灵的共鸣,能让我们在孤独寂寞中碰响诗心的那一根和弦。
    爱,是人类最崇高的情感,是一切美善的最高体现,更是一切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歌的灵魂。具有纯真诗心的月亮,最擅于把她心中的真爱,化为醉人心魂的韵律,流淌在诗性的原野,跃荡在诗意的空间。当我在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全面地阅读了月亮近几年所创作的诗歌之后,我便沉醉在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美妙诗境中,更被一种柔和的诗意光辉所笼罩,在月朗星稀的夜晚,总忍不住,抬首望月,轻声吟诵起她的诗句:“我希望,月亮的清辉/可以填满你我之间的沟壑/或者清洗我的杂念/让我选择沉默”(《我希望》)。
    爱,已成为月亮诗歌演绎的主旋律,表现的重要主题。无论是她对生命的感怀,对岁月的吟咏,还是她对乡愁的抒唱,对爱情的怀思,对世相的探索,总洋溢着她内心的深沉真爱。这种深沉的真爱,已成为月亮的诗性人格,有效地引领着她不断地向诗的最高境界攀升。这正如明末清初诗论家王夫之所言:“诗以道情。道之为言路也。诗之所至,情无不至;情之所至,诗以之至”(见王夫之《古诗评选》)。王夫之所言之“情”,便是月亮诗歌中的深沉真爱。当生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断被削减,让诗人感到十分疲累,但是,诗人希望在她的生命之秋,仍能象一条小溪,不舍昼夜,奉献着真爱:“如今我累了。请让我慢慢地流向你/希望你轻轻地将我捧起/注入细小的花瓶中/或者泊在古老的坛子里/滋养一束娇艳的玫瑰/或者抚育一坛清雅的芙蕖”,在奉献真爱的同时,领略人生与时光的真谛:“于是我就成了永远的秋水/在如洗的月光中,安静地/领略时光永恒的真谛”(《我是一条小溪》)。这种深沉的真爱,让诗人始终保持着沉而不落、低而不坠,悲壮昂扬的精神气度和胸襟:

  我徜徉在生命的晚秋里
    写季节的凋零,写日子的无题
    写你怎样悄悄地来又悄悄地去
    把这一切属于黄昏的悲壮与无奈
    交给晚风评说交给细雨唏嘘
    我只是用我残缺的笔和最后的力气
    丈量着从指尖到心灵的距离

    对生命的感叹,对岁月的无奈,却让诗人凄美的情怀高蹈,并通过语言来表现她对美善的诗性体验。
    诗是抒写心灵,表现情感和意绪的语言艺术。作为一名大学语文教师,月亮具有深厚的文化涵养,尤其具有中国传统古典诗词的涵养,而当她驱使语言歌唱内心的真实情感时,却又表现出现代知识女性的优雅气质,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含而不露,底气十足:“当我固执成美丽的石头/告别梦境的笙箫便吹响在黎明”(《独守冬夜》);“孤独会发生在热闹的人群/退守何尝不是忧伤的象征/喧闹和孤寂都是人生的点缀/每一次月下的蓦然回首,都是对生命的/深入与警醒”(《又逢中秋》)。这种既感性又理性的人生感悟,借景而抒,淡定从容,极具感染力。诗人已年逾五旬,因长期的伏案工作、艰辛的教学生涯,而落下了一身的病痛,近年来常被疾病折磨得十分痛苦。这种痛苦让诗人常常感觉到已进入了生命之秋。风侵雨袭,说不尽肉体之痛,诉不完心灵之伤:“千军万马撕扯着我的天空/刀光剑影吞噬着我的耐性/徘徊的脚步低诉着心中的烦乱/浮肿的手臂牵着僵硬的脖颈/泪雨滂沱洒下淋漓的哀怨/云也无声水也无声/这个鲜活的九月啊/我收获的不是诗歌/而是比夜更黑的疼痛”;“我看见红白两色细胞在撞击/我听见骨头在扭曲血液在奔涌/也许这正是青丝到白发的过程/苦涩的药汁从嘴里流到唇边/将那些幽婉的诗句杀死在朦胧”(《九月的疼痛》)。痛啊,痛,这种痛曾经让诗人感到绝望。然而,只要优雅之心充满爱,诗人生存下去的内在力量却是十分强大的。不是么?你看,她在痛苦寂寞中吟咏自己的生命之秋时,依然不失对美好的期盼和憧憬,因心中充盈爱意而坚韧顽强,身虽柔弱而心刚强:“我不要生命的长度/我只要生命的高度”(《看病杂感》)。是的,尽管曾有过许多的憔悴和无奈,但对岁月的咏叹,对人生的思考,已经让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一种看透生死、忘却苦乐、忘记荣辱、返朴归真,大彻大悟、大智大美的境界了:“抛开白天,抛开黑夜,抛开昨日,抛开前尘/抛开以往的一切,抛开那些本来的虚无/在美好的秋日里,返老还童”(《忘记》)。当诗人从对岁月、生命的感叹转向对世象、对灵魂的叩问、思索和探究之时,她写下的诗句便闪烁着一名学者从中年逐渐走向老年的思想光芒:“寂寞无人时的孤寂/是一种假象/而茫茫人海中的孤独/却令人窒息”( 《无题》)
    可以说,诗人永远活在自己的诗意追求中,尽管这种诗意追求始终是一种幻美,让诗人的一生不断被折腾,但这种被折腾的痛苦却给了诗人更多的生存勇气,尤其是心灵的“苦药”被喝下后总会催生出诗人强烈的自我审美意识,在如醉如痴中凌空蹈舞,并发出裂人心肺的呼唤。月亮所创作的一些看似爱情诗又超越爱情诗高度的诗作,如《走向你》、《给你》、《你是一匹狼》、《心船》、《昔日的对话》、《永远走不出你》、《你是我的一棵树》、《今夜,写你》、《我和你》、《来生,让我和你一起走》等,把女性对爱亦即美好事物、美好境界的渴望、期盼和追求,以及因不能拥有而失落惆怅,激情燃烧后的伤痛愁苦,以各种意象、意绪温柔地抒唱,美妙柔和的曲调和旋律,感动着不同读者的心灵。诗人的自我意识、自我审美意趣和真实的灵魂,总在那些忧伤哀愁的诗行中闪烁和颤动。月亮的诗歌总能真实地表现她内心生活的深度和延展性,并将之升华到追寻美善的高度,因此,她的诗歌有一种感动人心的力量。如她的《敦煌,我那遥远的敦煌》,借助对爱情的回忆、对爱人的赞美、对爱人的思念(因思念而伤痛得心滴血),寄寓诗人一生对爱和美善的梦寐以求,写得十分缠绵温婉:“敦煌啊,我的敦煌/也许,你从一开始/就高高地挂在/我永远永远/也走不到的西边天上”。在这里,诗人已不自觉地将自我审美意识和对他审美意识升华到一种生命与生存美学亦即诗学的高度,极具思想的张力。
    故乡,永远是诗人的灵魂栖居地。人的一生,永远也摆脱不了对故乡的美好回忆和真切思念,诗人尤甚。海德格尔认为,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所谓“乡”,我的理解是诗人心中永远也抹不去的,不受尘杂侵染和影响的“童年的记忆”,而“还乡”,就是诗人对这种“童年的记忆”的心灵返回依归,正如月亮在《怀念童年》一诗中所唱的:“如果可以/就用我一颗沧桑的心/做成一叶小舟/悠悠地漂/漂回遥远的童年//童年啊/你离我已经很远很远/我沧桑的心啊/却一天天地离你近了”。在返回依归的途中,善良的爱心充盈的诗人月亮所流露的情感,是最纯洁童真的。在月亮的“永远的乡愁”系列诗歌中,对故土难离、亲人难别、爱人难舍、友人难见之情抒唱得疼人心魂,童真的赤子之心总是跳跃于她柔指弹奏的琴键之上。其实,在诗人心灵的“返回依归”途中——即在抒情与叙述中,“故乡”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正因为其“实实在在”的存在,才会催生诗人永远的“乡愁”。这种“乡愁”意绪的宣泄流露,就是诗人不断地奔向和抵达自己的“精神家园”:

    我是一只飞不动的蝴蝶
    一条回乡的路
    飞成了曲折的百转愁肠
    故乡啊,我的故乡
    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
    我都在做着飞翔的梦
    一个向着故乡飞翔的梦
        ——《永远的乡愁》

    然而,诗人并非生活在真空状态,遗世独立,只蹚趟于心灵的故乡,只溜达于诗意的桃花源,其诗眼需时常巡视脚下真实的大地,其诗心需时常与时代的浪潮共起伏同激荡,让悲悯情怀通过对芸芸众生的关爱而更加闪烁人性与诗性的光辉,唯如此,才会让自己的歌吟发出最具现实价值的声响。充满爱心的诗人月亮,常常因人间的灾难悲剧而失眠和痛哭,吟唱出了一首首见血见泪的歌诗,如《你睡了——给地震中为学生而献身的老师》、《给地震灾害中失去生命的孩子们》、《写在五月的开头》、《天堂里有没有晨练的操场——给山西沁源遇难的21名公路上晨练的学生》等,无一不体现出其女性母爱之心。尤其是2011年10月13日发生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佛山市的小悦悦事件,更激发了诗人对社会道德良知的呼唤,对丑恶冷漠现象背后的本质的批判和鞭笞!她以最质朴的文字发出的对孩子的怜爱,对现实的质问,对崇高的呼喊,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母爱”了,这是代表着全中国所有有良知的女性国民发出的正义之声啊!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而不少人的道德水平却下滑,良知却丧失?是什么原因让一些新闻媒体、法律人士成了“逼良为娼”的凶手?“孩子,你走吧,勇敢地走/不要迷惑,不要回头/你那天使的翅膀/无法承载人间的罪恶/佛山无佛啊/这个世界也无佛”(《无题——写给可怜的小悦悦》),如此控诉,如此拷问,烙下时代大印的大爱大悲之诗,其力度已刻拨和穿透读者的魂魄。
    都说诗人是最感性的,然而,优秀诗人的另一种身份是智者或哲人。因为,优秀诗人最擅于将自己独特的诗性体验演绎成形象化的哲学,将自己独特的诗性智慧升华到哲学的高度。月亮的许多抒情短诗都充满着思辩色彩,这是由于诗人想通过对物象的唱咏来表现自己对世相的探究和思索,以诗的形式去把握人类灵魂的广度和深度。《关于诗的断想》,是诗人近年来对诗学美学研究的深刻体察,以其特有的柔性语言来诠释诗之美。而《不是》一诗,更是年已半百,爱心依旧的诗人在历经风霜雨雪之后对人生与命运两大命题所作出的诗意解答,字字珠玑,句句哲理,五个连续的“不是”与“都(是)”,如铺排猛扑过来的层层巨浪,深厚意蕴形成的强大震撼力,直逼读者的心灵:

    不是所有的幸福
    都是餐桌上
    那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可以大家分享

    不是所有的甜蜜
    都是十月里
    那盛开的金桂银桂
    可以满城飘香

    不是所有的委屈
    都是眼窝中
    那含蓄欲滴的泪水
    可以尽情流淌

    不是所有的伤口
    都是滴血时
    那深入肌肤的疼痛
    可以大声呐喊

    不是所有的生灵
    面对滚滚红尘
    都可以直言:
    “我是一道最深的伤”

    在浮躁功利的当今,泛诗性写作已成为一种只追求怪异新潮,或只为渲泄而口水直喷的写作潮流,但也有不少真正的诗人坚持纯诗性写作,在抒唱情怀时执著追求意蕴深藉,奉诗意诗味诗韵诗性为诗歌创作永恒的准则。在我看来,月亮的诗歌写作,仍属纯诗时代的写作。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特别是中国传统古典诗词的涵养,让月亮抒写情感的底气十足,在表现诗歌意旨之时自然显露出一种现代知识女性的高雅气质。她的诗歌保持了“五四”以来传统的诗歌抒情风格,具有古典诗词的音韵美,既可入心,又可上口,轻盈明快,自然流畅,柔美细腻。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月亮的诗心诗风都很似老一辈诗人冰心。那纯净的爱心,深厚的学养,高雅的气质,让她的大多数诗歌都具有雅俗共赏的上乘境界。也许,有的读者会认为,月亮的一些诗歌因太侧重于抒情,缺乏对意境的打磨和拓展,而令诗意稍有轻浅之嫌。但是,我认为,在当今快节奏的阅读境况下,过作深沉玄奥(不是玄妙)的诗也未必会得到大多数读者的认同和欣赏,相反,月亮的不少来自于她自己心灵的真实感悟与体验,爱韵盈荡,透彻着生命与生存本真的诗歌,是很值得我们品赏的。
(本贴于2012-1-16在《诗生活网.芙蓉锦江论坛》发表)
发表于 2012-6-12 17:04:46 | 显示全部楼层
愚木《诗歌归来者现象探微》

1、诗歌的放逐与诗人的归来
诗歌最终是要回归到它的本源,这是诗歌自身的要求。
    当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一批诗人开始回归诗歌,他们拨开纷繁错乱的诗歌万象,对中国诗歌进行溯本清源。他们是一群80年代从事诗歌的写作者,经历过朦胧诗崛起和第三代诗歌的反叛。到了80年代中后期,朦胧诗越来越晦涩,第三代诗歌也从消解理想和崇高,最终转化成对文化破坏性的施暴,甚至过于追求语言的粗鄙化,使得诗歌失去了大量的阅读者,中国诗歌失去了根基,逐渐的边缘化。之后,伴随着80年代末的社会震荡,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的禁锢,以及90年代初涌起的市场经济大潮,对诗人地位的冲击和诗人精神的幻灭,这一群诗人最终远离了诗歌。
    而待他们再次“复出”的时候,已是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近年来,大批的诗歌“归来者”陆续返回诗坛,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并渐成一股潮流。“归来”成为诗坛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2007年1月,在河南郑州杨炳麟诗集研讨会上,诗人洪烛谈起了诗歌“归来者”这一现象。之后,在《新世纪诗歌的归来者浪潮》一文中,洪烛将诗歌“归来者”形成的原因,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学艺术更是伴随互联网的普及而别开生面,”另一方面,“在探索与创新方面无所不用其极的新诗遭遇了瓶颈,不仅在社会影响、艺术品位上有向边缘、庸俗、低俗下滑的危险,而且艺术进取心渐呈强弩之末。”
    进入新世纪以来,诗歌已由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萧条而逐渐升温。这一时期,诗歌在场,貌似一片繁荣的景象,诗人队伍空前壮大,各种流派精彩纷呈。然而,在其繁荣的表象掩盖下,却是诗歌价值和原则被彻底颠覆,下半身、垃圾派、梨花体等大行其道,中国诗歌俨然已沦落为不堪的境地。潘洗尘曾在回答《陌生诗刊》主编古筝的提问中,对这一时期的诗歌现象做了精辟的论述。在他看来,这只是“于一个民族精神更为困惑的时代,在诗歌被彻底颠覆和沦陷的时代。”①
    诗歌写作自有其原则,它所承载的只是人性的真实和真情。意识形态所确立的文化主流的介入,而对非主流文化的禁锢,也是诗歌偏离其自身原则的一个重要因素。每一次的偏离总伴随着一部分诗人的离场,这都是暂时的。一旦外部环境得以宽松,诗人的自我觉醒,离场的诗人终究又会回归到诗歌中间来。正如潘洗尘在《“归来者”诗群正在大地上迅速蔓延》一文中所说的:“我们选择在这个时候“还乡”,返回理想之乡、正义之乡、精神之乡、诗歌之乡,我们义不容辞,我们理直气壮!”
    诗歌长久的放逐,诗人再次归来。“归来者”们开始自觉地承担起了一个诗人的责任。“归来者是准备“反哺”诗歌的,以回报诗歌对我们心灵曾经的哺乳。”②
    山雨欲来风满楼。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归来者”们正以集团写作的方式,为中国诗歌重新找回它的本源。
2、诗人的归来与诗歌价值的回归
“归来者”不是一个新的命名。纵观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中国就曾出现过第一批的诗歌归来者。他们是一群被文化禁锢所放逐的,失去了写作权利和自由的诗人。
    七十年代末,随着“四人帮”的粉碎,一批被打倒的诗人,重新回归了诗坛,这其中就有艾青、流沙河、绿原等。这一时期的诗歌正经历着一场历史的转型,由以往单一的歌功颂德模式,转为多元交叉的新诗格局,诗人的创作个性和写作自由得到普遍的尊重。1979年《上海文学》刊登《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章③,诗歌创作出现了新的转折,由从属于政治,充当政治的“工具”,返回到日常生活的领域,成为人们灵魂和生命的栖所。诗歌开始返回到其自身艺术属性的道路上来。
    1980年,艾青出版了他复出诗坛以后的第一部诗集——《归来的歌》,并以此命名“归来者”。此后,流沙河创作了《归来》,梁南创作了《归来的时刻》等,标志着诗人第一次全面的“归来”。
新世纪十年的“归来者”,有别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那场诗人的归来。因而命名为“新归来”或者是“第二次归来”。这一批的诗人当中,囊括了朦胧诗、第三代、中间代以及80年代校园诗人等,其中代表诗人洪烛、沙克、邱华栋、小海、李少君、周瑟瑟、义海、古筝、潘洗尘、马萧萧、唐朝晖、周占林、汤松波、姜红伟、江雪、雷默、雪丰谷等等。
    整个90年代以及新世纪初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造成了大众文化的急剧膨胀,文化不再是严肃的,而是被赋予了快餐性和娱乐性的特点。诗人不再居于象牙塔中,成为一介平民,在生活的奔波中维护自身的生存。一切的价值观念都具有了功利的性质,诗歌开始朝着媚俗与被娱乐的方向发展,诗坛成了名利的追逐场所,因而,诗歌也就失去了应有的独立的标准和原则。虽然,这一时期,诗歌仍然在不断的分化和变革中,但是,文化的杂陈和价值观的丧失,最终导致诗歌步入迷途。下半身以性器官切入诗歌,垃圾派的谩骂和以及梨花体的将口语变成了口水等等,都是对诗歌特有的审美理念的戏弄和嘲笑。人们对诗歌产生了迷茫和失去信心,诗歌渐渐疏离了人们的视线,被放置于边缘化的一种自生自灭的危险境地。
    诗歌由晦涩转而昵俗,这种另一个极端的贫民化倾向,加深了诗歌边缘化。读诗的人越来越少,诗歌俨然成了诗人自己的圈子,成了自娱自乐的场所。诗歌成了可有可无的生活“衍生物”,不再是人类灵魂的产物。80年代成名的校园诗人伊沙,在其一首《饿死诗人》的诗歌中,以近乎呐喊的方式呼吁:“饿死狗日的诗人”。与其说是诗人对诗歌无能的一种谩骂,不如说是诗歌精神严重失缺的一种悲愤的控诉。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的传承推动诗歌的发展,任何的偏离,都是要回归的,因为人性需要良知,诗歌需要浪漫。诗人的归来,其实更是诗歌价值的回归。
    2007年1月25日,车前子、叶匡政、冯晏、芒克、老巢、宋琳、张清华、树才、梁小斌、莫非、桑克、默默、潇潇、潘洗尘14位诗人在哈尔滨参加了“第一声——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主题诗歌活动。在活动研讨会上,诗人们针对诗歌界的现状发表观点,最后经过一番商议甚至争论,达成了诗人用以自律的《天问诗歌公约》。
    “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吹响了诗歌价值回归的号角。这是一场雅与俗、灵与肉的斗争。诗评家唐晓渡认为,先撇开公约内容的好与坏不谈,在一个审丑成为时尚、污秽成为时尚、美丽和智慧成为垃圾的时代,在一个“什么都是扯淡、想怎么着都行”横行天下的时代,应该有人出来提个醒——“并不是什么都是扯淡,也并不是想怎么着都行”。
    “归来者确实是近年来诗歌繁荣的中坚力量,他们有过八十年代的经验,而且保持着八十年代的激情。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这批归来者将成为很重要的力量。”④
3、诗歌价值的回归与诗歌新潮流
2008年,继《陌生》诗刊出版《归来者诗歌专刊号》之后,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了《归来者诗丛》,出版了洪烛的《西域》、邱华栋《光之变》、汤松波的《灵魂没有淡季》、周瑟瑟的《松树下》、吴茂盛的《到达或者出发》、周艺文的《我和你》六位诗人的诗集;同一年,“南方诗歌研究中心”“新归来者诗群”列入2009年专项研究课题,并计划将专项研究的论文集结出版。
    2010年3月号《诗刊·下半月》在诗歌版图专栏中,以“再集结诗人”作品选,推出邱华栋、江雪、杨春生、海啸、汤松波、古筝、郭豫章、应闻、洪烛等归来者的诗歌作品。 同年,广西《红豆》杂志2010年3月号“本月主打”推出“归来者诗群”专栏,头版头条的大规模地刊发了30多位归来诗人的作品。
    2011年6月19—20日,洪烛与沙克在江苏晤谈,谈到“新归来诗人群落”的建设发展问题,两人提出建立新浪网“新归来诗人官方博客”。
    “新归来者”现象,已成一股潮涌之势,引起中国诗坛的广泛关注。
    诗评家张德明和向卫国在《关于当代诗歌创作现状的对话》一文中,对“新归来者”做出了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有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经步入诗坛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诗人,出于多种原因90年代很长时间从诗歌界退场了,近年来却纷纷回归到诗坛,在各种刊物中相继露面,向人们展示了归来后的艺术创作,他们的归来对推动中国诗歌发展来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新归来诗人,作为诗坛一支熟练的生力军,他们亲历了整个80年代中国诗歌变革的历史进程,目睹了第一批归来者,返回诗坛之后,衔接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同时,他们也有意识地打开与现代诗歌对话的渠道,从外国的新诗理念中汲取营养,历经80年代的诗歌锤炼,确立自已的诗歌审美观念和立场。
    新归来诗人,以复兴诗歌为目的,以反哺诗歌为己任,以集体归来和集中展示的方式,正悄然之中改变着诗坛的格局。
    据此,诗人洪烛在《新世纪诗歌的归来者浪潮》一文中,大胆预测诗歌将可能再现1980年代的繁荣景象。
    中国新诗近百年,经历了两次的诗歌回归,历史已经证明了第一次诗歌回归的价值。总体上看,整个80年代,诗歌的发展存在着两个共生共存的主流,即现实主义诗群和现代主义诗群。前者属于一批诗歌的归来者,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复归诗坛,而后者则是一群新兴崛起的年轻诗人。虽然,两者在诗歌变革、立场以及艺术审美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和激烈的争论,但是,从诗歌的传承上看,归来者的诗歌主张,对现代主义诗群,特别是朦胧诗的崛起,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第一、归来者开始破除颂歌体的一元模式,提倡多元共生,摒弃“假大空”的政治狂热,呼唤诗歌的真实和真诚,呼唤诗歌直面现实的人生。第二,强调抒情主体在诗歌中的主导地位,争取诗人独立的文化存在价值,诗人的写作自由和人格尊严得到尊重。第三,由外在生活的表象转向内在灵魂的探索。
    中国诗歌的两次回归可以说是殊路同归,我确信,第二次的回归,定会给中国诗歌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也许,诗歌价值的回归终会推动一个新兴的诗歌浪潮的崛起和出现。我们拭目以待。
① 潘洗尘·《“归来者”诗群正在大地上迅速蔓延》
② 洪烛·《新世纪诗歌的归来者浪潮》
③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④ 洪烛•《归来者:不是宣言的宣言》
(本贴于2012-8-17在《诗生活网.芙蓉锦江论坛》发表)
发表于 2012-6-12 17:05:00 | 显示全部楼层
在时间之水中
——读杜荣辉组诗《橘子园》《杜甫三题》

朱晓剑/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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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精神内核在于语言,而优秀的诗歌不在于语言的技巧高妙,而是根植于语言本身,因为诗歌的一切意蕴,必须依附于语言及其一切表现手法而存在:诗歌的产生在于诗意的生活及其方式。
在成都这个诗歌的福地,诗人众多,作品类型多变,流派纷纭,从不同的方向抵达诗歌的本意,他们构成了诗的国度,延续了诗的传统。80后诗人杜荣辉的诗歌作品不是很多,但他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品质是具有特性的,简而言之,平实的句子,不假修饰的手法,让诗歌浑然天成。我甚至于猜想,在诗歌这座花园里,也许杜荣辉不是最优秀的(跟写诗的时间长短和诗歌经验有关),却是很特别的一个,至少在诗歌的氛围里,能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诗意。
从杜荣辉的博客上,我们看到了他的大部分诗歌,当然不能说窥见了全貌。却能感受到他的诗心——那是一曲朴素之歌。《橘子园》是可以算是代表,而《草堂三题》则是另外一种风格:穿越时空的不是传奇,而是永远存在的诗意。

2

确实,我们见证了许多华而不实的诗人,他们不是以作品取胜,却以各种名目流窜在诗歌的各个群落,以此博得诗人名。须知,一个诗人的成就是靠作品来说话的。杜荣辉的《橘子园》,由十个短章构成,他们独立又互相关联,比如《邂逅一枚橘子》:

邂逅一枚橘子
在秋天的林子
橙色是一种诱惑
在橘子林中精心布局
沉甸甸的不是心事
是严守多年的秘密

这是怎样的一种秘密?诗人并没有直接给予回答,而是在接下来说:

邂逅一枚橘子
怀揣一颗诗心
路过秋天
理性与单纯
都是真实的
快乐与清愁
都是珍贵的

如此说来,这秘密就在这里了。在今天我们越来越急着奔赴名利场时,我们总是不停地赶路,追求更多的欲望,以满足个人的虚荣,以至于很难停下来打望一下生活本身。生活中那些珍贵的东西已经渐渐地被我们丢弃,犹如随手可丢的垃圾。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反省一下了自己,包括对爱情的态度。爱情是什么?这个永恒的命题,在不同的人眼里有着不同的答案。看了太多的所谓爱情的闹剧,不禁令人沉思:我们还能找回爱情的纯真吗?杜荣辉在诗中说:

花样的年华终于醉倒
在乡关,一望无垠的橘子林边
黄昏燃烧成梦境
你,话语呢喃
我,欲语还休。

爱情不在于轰轰烈烈,而是带有浪漫的因子的,在黄昏,在橘子林边……这样的场景显得有些日常,不带有夸张的抒情。也许这才是最本真的爱情。是的,她不从属于财富或地位或容貌,只关乎两个人的情感。

3

《橘子园》是一组关于幸福的诗,描述生活的日常细节,它们没有波澜壮阔的场面,也没有抒情的高歌。在那低回处,却能见证一个诗人的关怀。在这组诗中,杜荣辉并没有利用多少意象来表达内心的陈述,而是分散于一个个的细节当中,橘子林、爱情、夜晚、梦幻,它们构成的图景令人想象,诗意在暗含在每个句子当中。优秀的诗歌不是诗歌技巧的炫耀,不是语言的华丽,而是在日常之中洞察出生活的玄机,深奥的,肤浅的,对诗人来说,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橘子是意象,又区别于严格的诗歌意象,看上去简单而又复杂,其中所蕴含的内容也就超越了日常生活本身。橘子在四川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是最常见的食物,它们物的价值是平凡的,在很多人的眼里毫不起眼,然而它的精神价值也就变得捉摸不定了,正如杜荣辉在诗中写道:

最接近生活的事物
是那些酸甜交织的橘子

诗人之所以这样说,是有着独特的个体经验的。这样的经验是繁复的、细碎的,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的诗歌,就构成了另外的一种景致,它包括对记忆的描摹,对时光的追述,以及对幸福的追求:

每次我与他们相遇
思绪总在过去与现在交织
总也绕不过他们挤在一起的样子
多么像一片走失了的阳光

在诗歌当中,极简主义颇为流行。极简主义通俗的解法是简淡,它是要以最少的文字表现最丰富的内容。眼睛被塞满之后,心灵可能因缺氧而亡。简淡,具体中求抽象,抽象中有具体,是艺术的至境。
杜荣辉对诗歌的探索显示出了他的独特个性和追求:诗歌在最平常的生活当中,诗意也是如此。

4

杜甫草堂是一处文化旅游景点,因为杜甫,写他的诗歌就特别多,但多并不意味着优秀。歌德曾经写道:“当你还没有懂得这:变与死?你就只不过是——黑暗大地上模糊不清的过客。”相对于杜甫,很多写跟他有关的人只能算是模糊不清的过客,其原因是他们书写的杜甫并不是曾真实存在的杜甫。但杜荣辉在《草堂三题》中,给人不仅仅是现实与历史时空的交错,更有着诗人心意的相通:

穿过络绎的人群
是寂寞与寂寞相遇
那个以肥为美的时代
先生风骨消瘦
在这高楼林立的蜀都
我们如何能读懂

美国一位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认为,历史就是历史学家描写过去事情的方式,“历史主要是由一些文本和一种阅读、诠释这些文本的策略组成。”而当下则是另外一种图景,两者之间的连接点是以关键词开始的。解读杜荣辉的这组诗也需要在关键词上着眼,那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敬重。他以他的独立品格进行着身心与历史跨时空的对话,捍卫着、呵护着、张扬着的是“人性”本身:

穿过清瘦的梅香
在柴门前停下脚步
那天仰望一朵雪花
正以大慈大悲的高度降落
那天先生不在家
流浪的风也去了远方

那远方是风,也是诗人心境的真实写照。在诗歌中,诗人与诗人相遇是美好的事情,但这只存在于想象当中。对于杜甫,我们的解读就像风一样,永无止境。

5

透过这两组诗歌,我们阅读到的杜荣辉不再是一个概念就能包括的了的,看上去尽管平实,却不是平面化的诗歌——它是在日常生活的经验中升华。诗人是幸运的,总能在这繁杂的世界里发现美,恰如杜荣辉在《橘子园》写的那样:

一次又一次
去橘子园寻找新的感觉
沉思,或者写作
保持一种橙色的心境
在酸与甜之间
在单纯与复杂之间

确实,在时间之水中,时光固然不可逆转,但能留给我们些许富有质感的幸福——它们是极简极简的,需要细心的发现。我猜想,那是属于诗人的“贵气”,不含杂质,独存人世间,被普通如我者读到,于我而言,何尝也不是一种幸运呢。
(本贴于2011-8-18在《芙蓉锦江.诗生活网论坛》发表)


朱晓剑《喝酒的袁勇》

四川诗人多,每个地方都能举出一两个代表性的诗人。他们有的叱咤风云,然后就离开了四川,相对应的是,一些诗人默默写作,或者说在坚持自己的理想写诗,还一直居住在四川,就更多了。非非主义的大将袁勇就是其中之一,他写诗也差不多有二十多年了。好像有十年忙着其他的事情去了,没在沾诗歌的边,有一天,终于心血来潮,又回到了诗歌圈了。
    我见到袁勇是在他回到诗歌圈之后的事情了。那次一起参加一个笔会,大伙都是诗人些,谈诗论文不绝,我呢,只作为一个倾听者,几乎没什么发言,除非大家顺便扯点花边新闻什么的,还能跟上几句。好像就是这个时候,内江诗人陶春过来介绍说,这位是阆中的袁勇,非非的。我一听。赶紧握手,连说久仰久仰。他忙着说幸会幸会。陶春又说,你去阆中找他,没错的。我就说,一定一定。其实,那时我早就知道袁勇的大名了,记不得是看的资料,还是某位诗人介绍的。
    那天的饭局就热闹了许多,陶春、袁勇坐在一起,我怕喝酒,只好躲着,但也没躲过去,就被拉了过来。饭菜还没摆完,酒就开始喝了,大家都是朋友,初次见面的。喝,老朋友见了,还是一个字:喝。不知不觉都喝大了。最后好歹是跟着大队人马找到住处了。
    事后,袁勇说,那天你说跟我喝三杯,但最后不止三杯,是不是喝多了。我一连迭地说,是啊,我都不记得了。确实是不记得了。但那天喝酒开初的影像还有些模糊。陶春就在一旁说,你喝酒肯定喝不过袁勇的。我想也是啊,毕竟老袁在江湖历练多年,无论如何都是属于姜都是老的辣那种人物了。岂是我是一个诗歌圈外人所可以随意撒野的?
    那以后,他编《非非评论》,很见风格。很多诗人说,这可真是了不起的事情,十年不写诗了,再写还是那么的有感觉。这似乎也印证了一件事,一个事情没做完,就丢开了,隔段时间还是要回来做的,哪怕是绕了一个圈。
    阆中是历史文化名城,不少人都去过,还一一介绍过,名气很大,文化人也多,有个文学刊物就叫《阆苑》。但我还一直没去过。说来,似乎是蛮遗憾的,但我知道这是因为机缘没到。所以,一直没在阆中见到袁勇。但在其他场合却是能遇到,全都靠诗人串联似的的笔会。
    有次,在龙泉举行的乡村诗歌节上,很多诗人都去了,又见到袁勇了,大家把酒言欢,很是快意。喝酒一如昨日。也没了什么拘谨,有的只是大口喝酒(当然是啤酒了)。今天想来,当时喝酒的人颇为豪气,一杯酒一下子干了,不拉稀摆带,甚至连多余的话都不需要说,只要你把杯子举起来,就有人随后把杯子举起来,连呼名字似乎都不需要了。那种默契大概只有诗人才具有的吧。
(本贴于2012-8-18在《诗生活网.芙蓉锦江论坛》发表)


朱晓剑《走在第三条道路上》

误入诗歌圈是2005年的事,后来就混迹于一些诗歌网站,那时候只是旁观者,看诗坛纷纷扰扰,争吵不休,而正儿八经安静写诗歌的似乎少了。后来就接触到第三条道路,那也是一两年之后的事情了。在读庞清明的《第三条道路批判》时,恍然又回到了第三条道路论坛时代,那时的热闹,虽早已离去,却给人一抹亮色。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诗歌流派——第三条道路脱胎于那次著名的“盘峰论剑”,以及随后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分野,此后连续出版专著,探讨第三条道路精神,这样一路走下来也颇能见好势头,诗歌朗诵会、诗歌流派论坛、杂志专版、报纸专栏、专访等等,更是占尽风光,尽管随后出现了分歧,原因或许多种,但这次分野确实让旁观者捏了一把汗,不少人说,看嘛,第三条道路本来就是游兵散勇,一旦涉及自身利益,可能联盟就不存在了。而这,或许说明诗坛上的所谓争锋,差不多可以归结为权益与话语权之争,庞清明可以说是,第三条道路的一个见证,在他看来,纷争终将过去,关键是重建中国当代诗歌的核心价值。
在第三条道路出现分野之后,诗人也分为两个阵营,最终有一拨诗人坚持了下来,庞清明称之为后第三条道路,就像前非非与后非非,一种奇妙的对称关系。与其说这是第三条道路遗产的继承,倒不如说,经过大浪淘沙,第三条道路所呈现出来面貌可谓是焕然一新,它是去除诗歌流派与纷争,而坚持并认同“独立、多元、传承、建设、提升”的核心价值及好诗主义、宽广主义的精神内涵,而这样的精神向度在更多的时候所显现的活力,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诚然,在诗歌论坛上,各种诗人都会出现,但令人尊敬的是那种默默无闻,坚持诗歌理想的诗人,在第三条道路上不乏这样的诗人,他们践行诗歌美学,坚持诗歌理论导向,技术不再成为唯一的通途,而这正是保证了第三条道路不断推陈出新的原因所在。
无疑,《第三条道路批判》所呈现的不是第三条道路的全景图,尽管只是一段诗歌流派简史,既有对第三条道路的梳理与总结,也有第三条道路的精神继承与发扬。这所体现的是一个参与者的心境,在书中序言中,庞清明说,“批评是一种冒险的美学,诗与思的舞蹈,灵与肉的交合。真正的批评必须是对‘批评作为一种可耻的妥协的艺术’的批评。”而这样的论点可以视为他在为第三条道路的发展所做的种种努力后的深度观察。事实上,在探讨第三条道路的时候,很多人或许会从诗歌本身出发,获得一些结论,但如果忽略了诗歌理论的评述,那么,我们所看到的第三条道路是不完整的。
值得一说的是,在书中,庞清明所能坦言的也是诗歌所面临的困境:当我利用零星的闲暇来校对这部书稿时,真的感觉事过境迁,甚至令我啼笑皆非。“我批故我在,我在故我敞开”,谁能静下心来琢磨笛卡尔式的箴言?当初我花费那么多时间,流淌那么多汗与血,像唐吉可德般向腐朽而倾斜的中国当代诗坛奋力搏斗,显得多么意气风发,舍我其谁。那些在文中被我呼朋引类不断褒扬奖掖或穷追猛打的对象,其实都是我内心隐藏至深的良师益友和温柔的克星,在后危机时代不断堆码的货柜和日渐稀薄空气里惺惺相惜,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强大敌人:日益官僚化、恶俗化、市场化、江湖化、娱乐化、碎片化的文坛和大量无性繁殖的庸诗烂诗,这难道不是“二律背反”的升级版。一切的一切,体现了一位当代诗人的天然禀赋与良好气质。
这样的天然禀赋与良好气质,以及他所坚持的强制写作,固然从根本上无法拯救诗歌的颓势,但诗歌也不会在这个时代死去。而后第三条道路所要走的就是张扬诗人的开放性,坚持好诗主义和文本至上主义,如此,诗歌精神才能更好地传承下来,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本贴于2011-11-20在《诗生活网.芙蓉锦江论坛》发表)


发表于 2012-6-12 17:08:55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104】蒋蓝《桃花深处炮声隆》

这个标题是借自于一个古诗活动家的习作。显然,他已不满足古人车载斗量的桃花诗,以及今人口涎飞流的咏叹,决定另辟蹊径,他绕道桃花的反面,我来了我看见我说出,个中玄机,下文再叙。
    2007年3月24日,我气喘吁吁爬到龙泉山上的桃园故里,参加了一个桃花峰会。峰,高也,摇也。透过花影,高人们如蜜蜂,在桃巅上侃侃而谈,真是妙到毫巅。从和谐乡村到和谐桃花,春风筛乱风景,花瓣如同暗器,把他们的手舞足蹈和令人背气的普通话钉在赭红色的高坡上。置身于桃花的高地,高人心乱如花,露出了和谐表情。
应该理解当地政府的苦心。农民诗歌运动,依托桃花文化,在一个坡度极大的地域打造诗歌的巴别塔。丝绸的花瓣,顺着旁逸斜出的树枝,手掌一般高举,举手,摊开,举手,再举手。我发现,官员在春花丛中,发言往往是文件之外的,他们累得很,讲点山讲点水,至多再讲点风景主义与旅游经济。况璃是如此,美女书记张鸿也是如此。但文人们不同,他们的发言往往与此无关,甚至与风景无关,他们直奔主题的主题,讲和谐文化,讲和谐桃花文化,讲和谐天地人合一,甚至和谐宇宙。骈四骊六,诘屈聱耳,听不懂但明白是学问,觉得比文件来得还陡,他们把龙泉山的坡度大幅度增加了。
一个诗人说,啊,桃发,生命体验,桃发!有心栽发发不发。这个把“花”“发”沸煮为小米粥的口音,本应该是四川资中、大竹一带的发音暗号,但现在却从普通话里斜刺里杀出,乡音淳朴,鸟语花艳,对花奋力施肥,就进一步变乱了诗歌巴别塔的构造。其实他歪打正着,就像神童丁俊晖的挥杆击打,红球阴走阳跳,最后竟然进洞了。这不是运气,是运筹帷幄。
另一位诗人朗诵艾兹拉·庞德的《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说是桃花写照,并铁定为来自唐代诗人崔护名诗的“意译”。那为什么不可以是梅花呢?其实,白居易《长恨歌》有“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只春带雨”之句,未尝不可视为是庞德诗作的“母题”。
有一个插曲。诗人袁勇对雷抒雁说:你长得好像周伦佑哟。“周伦佑是谁?” 雷诗人紧张地问。
“是一个劳改犯!”叶延滨做了说明。
诗歌一生根,宛如雄黄铺地。
临近黄昏,春风被云朵剥去暖意,从龙泉山巅滚动而下,就像一条石榴裙迎风敞开,以喇叭的造型艺术将朗诵的声浪罩定。桃花乱颤,将麇集在瓣叶间的光泼向半空。这是什么呢?回家查阅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发现书里描绘了一个叫“烂桃山”的地方。“由于遍山皆是桃树,结实如盘,可惜远隔南疆,山峻涧深,人迹罕到,无人采摘,由它自生自长。年深日久,高处落的桃子,随着风雨山泉滚到低处,越积越多,日久腐烂成为泥浆,把山中心的大平原变成一片沼泽。每到三四月至八九月,沼泽中的桃泥受了太阳蒸发,幻成一片五彩云雾,大风吹都不散。”龙泉乃我第二故乡,没有烂桃山,只有新农村,更没有什么桃花瘴,但随着诗歌的加盟,使得味觉缺席的桃花世界,终于得到了色、香、味的细节呈现。
梳理一下桃木史是必要的。
记得在拙作《豹子》一文里说,异人有异相,自然也有异能。西王母长有豹尾和虎牙,头角峥嵘,她掌管灾害和刑罚。西王母的主要家当是果园中,那些珍稀花果,每三千年才长出代表长生不老的桃果。这个具有与时间较力的果品,有关资料上说,蟠桃“相当于西方的苹果,是令众神得以长生的‘神的食物’和‘不死的神肴’(ambrosia),在波斯它被称为haoma、在埃及被称为sa。它的本质是女性的经血(menstrualblood),是诸多文化传说中太母女神创造万物的神圣之血;桃果上的凹陷亦被作为女阴(yoni)的象征……”引用至此,我心里有些紧张,怕龙泉人不高兴。但转念觉得,四川眉山市彭山镇,据说是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就自认是彭祖的故乡。而彭祖却是御女有术的高人呐!2005年11月,我到那里参加“中国新散文”笔会,就领教了一番“看图识字”的“敦伦”流水作业。
人们经常见到的“寿星捧桃图”,就是彭祖。前额硕大的老年男子,但这不是西语智慧之兆。他托炸药包一般地托住蟠桃,目光精锐,内行优良,用一根修长而白皙的手指,指定桃子的凹陷。“根据道家的理论,寿星之所以长寿,是由于其前额储存的女性体液的缘故,桃果的凹陷代表女阴,手指代表男性的性器。”后来查阅《西游记的秘密(外二种)》(日本中野美代子著,王秀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中野就认为:“桃是女性生殖器或生殖的象征。理应超脱了女色的高僧(指唐僧。《诗话》本中,唐僧指令孙悟空去偷仙桃。)声称想吃桃子,这意味着《诗话》中的玄奘必须背负着食欲和色欲这两个因果报应去完成‘西天取经’。”这些论述,学术界认为“都相当精辟”。
        尽管如此,但花开两枝的传统文化犹如桃木,夭矫惊虬起,黑矿石一般的枝条暴吐剑气,在帝王的花窗外摇曳,令他们的迷梦杯弓蛇影。庄子总结说:“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不畏,而鬼畏之。”为什么鬼怕桃木?注释有云:是“鬼智不如童子也。”想一想安徒生《皇帝的新衣》,一切就释然了。所以《本草纲目》说:“桃味辛气恶,故能厌邪气”。
    不妨再引用一点古书。
桃树立于鬼门关前,可对百鬼产生震慑。桃木乃五木之精,可以用作巫术灵物。西汉无名氏著《典术》曰:“桃者五木之精也,今之作桃符着门上,压邪气,此仙木也。”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云:“桃者五行之精,压伏邪气,制百鬼。”桃木吸收五行精气,被文化所“硅化”,成为刺进百鬼躯体的兵刃。《左传》曰:“桃弧、棘矢,以除其灾也。”还是《本草经》的记载最富有诗意:“枭桃在树不落,杀百鬼。”挂在树枝的桃子不落,足可击杀百鬼。这“枭桃”一词,借喻了枭的凶猛与无情。枭是象形字,鸟立于木上,符合有关猫头鹰的恶毒传闻,就像《汉书》里记载的那样,“枭鸟食母,破镜食父”,枭把母亲吃得只剩下一个脑袋放在树上,成为“枭首”的一种来历。这个词让我们发现:凡是与桃沾边的辞藻,桃夭、桃花人面、桃夭柳媚、桃夭新妇、桃花妆、桃花面、桃腮等等,一般与女色美好有关,但“枭桃”一出,宛如在桃红的水面,泄密的倒影。
面对桃红,诗人们往往桃弓苇矢对准竞争者,自己就一脑壳栽进去了。不要把自己弄成“枭桃”的敌人哟。
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记载了两个奇怪的聊斋:《桃花女子》和《桃叶仙》。按理说,既然是百毒不浸,桃木如何生精怪?制作桃符的桃木自己也可以幻形为丽人外出采气,这不是一个悖论吗?我想,这也好理解,犹如革命阵营里,不是也有坏人嘛!革命的桃花自己就是骨灰级选手,它自然可以拒腐蚀永不沾!
黑泽明在79岁时,拍摄了反社会制度的影片《梦》。通过桃花娘子、狐狸嫁女等回忆童年的段落,在影片结尾,黑泽明给出了一个理想世界的模型:桃花源的村落,水车转动,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他留下一句心语:“桃子可在市场上买到,可是开花的桃园在哪里买?”
既是于无深处,所以,桃花深处炮声隆。
写这篇短文绝无对龙泉桃花不敬之意。而是在中国“诗歌的最低处”,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峰会,欣然命笔。
2007年3月28日在九里堤(本贴于2007-03-28 20:04:59在《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发表)

发表于 2012-6-12 17:09:12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105】林童《中间代的研究视野与期待视野》

一、命名,科学或逻辑
还在2003年5月,由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的《中间代诗全集》正处于编辑出版过程之中,我就讲道:争论“中间代”命名是否科学或符不符合逻辑没有丝毫意义,应当从断代史的角度或诗学的角度加以研究。几年过去了,命名者安琪利用在《诗歌月刊》下半月当编辑的便利,准备做一期“中间代”专辑时,得到了同是中间代诗人、主编老巢的支持。但是,不少文章还停留在这一命名的科学性与逻辑性的讨论之中,观点与立论鲜有超过前几年的论述,不能不说是一件尴尬的事。这种科学逻辑之论实在无聊又无趣。即使从学术的角度讨论,我也赞同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何况对某种现象的命名。或许,命名者只需要做“大胆假设”的工作就足够了,至于“小心求证”,那几乎可以是后来的事了。科学逻辑之论的错误在于:在貌似科学逻辑的幌子下,干的却是试图通过实验室的方法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科学属于智慧的思维,以假说和发现为目标;科学主义属于技术层面,如果陷入实证主义的泥潭,不要说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即使自然科学也鲜有符合所谓科学逻辑的了,更何况一个关于诗歌的“中间代”呢!
二、中间代的研究视野
对个体写作的诗人而言,任何命名都不可能解决自身的写作问题,但对研究来说,却是最好有效的方式。所以,命名是为了言说的方便,特别是面对一个时期的众多诗人,如果没有一个命名来统领,就如面对一个个的珍珠,全部散落在地上,而命名就是那根线,它将杂乱无章的珍珠串联起来,就成了项链。“中间代”这个名字就是串联众多诗人的那根线,因为在具体的研究之中,人们研究的还是诗人及诗。
很多论者早已发现了这个问题:中间代诗人的诗学观念并不一致,甚至是尖锐对立,这一妥协式的命名无法解决他们的诗学问题及其走向。其实这正是中间代的一大特性。在中国新诗史上,以前还没有出现过类式情况,“第三代”真正出现诗学分野也是九十年代的事。也许是已成历史,并没有人认为这个命名也无法解决他们的诗学分歧。相对来说,“中间代”的诗学分歧更多,讨论者才有这方面的疑惑。其实,这也不是“中间代”所独有的现象,“70后”不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吗?这是好现象啊!从研究视野的角度来看,这恰恰有助于进行群体研究。
从大的诗学方向观察,“中间代”里的群体有三大类型:一是以“知识分子写作”诗群为主的技术诗学型,二是以“民间写作”诗群为主的语言诗学型,三是以“第三条道路写作”诗群为主的综合诗型。其他诗群或流派或整体,或局部与这三种类型交叉,可视为延伸或变体。三种类型各自具有独特的诗学理念,但也存在严重的甚至为人诟病的偏差或局限。在技术型里,有惟技术主义的倾向。特别是臧棣,几乎等同于技术就是一切。但只要有一定诗写经验的人都知道,掌握了技术并不等于找到了解决诗歌写作的金钥匙,特别是在那些没有才气或模仿者的手里,很容易成为纯粹的匠人。故然,“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是一种难得的诗歌境界,但比起“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还是差了许多。在“诗到语言为止”的影响下,不论是何种口语,都有亲切自然之感,但诗歌肯定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语言最多是物质外壳,如果它不依赖于诗人的心灵和生命,不出问题才怪。如果只将诗的语言理解为口语,与技术诗学一样,也是本末倒置。即使在被推崇的伊沙那里,也容易形成大面积的流水帐和自我复制,模仿者更是把口语降格为口水。应该说综合型能够吸二者之利,去二者之弊,能够成为集大成者,但由于它产生的背景与话语权有关,更多是基于策略的考虑,并没有提出生命诗学,并涵盖技术诗学与语言诗学,即把技术与语言问题放到心灵与生命里加以综合治理,以至于在有的人看来,其诗学主张比较杂糅。哪一种诗学又能全面解决诗歌问题呢?总会有新情况出现。问题不在于全面与否,而在于是不是有特色,并且在某种诗学主张下有没有非常有特色的诗人。在中间代里,这三种类型都值得关注和研究。
群体研究,有助于做选题或写大文章,但最后都要落实到个体研究。如果没有特色的个体作为支撑,就像没有基石的大厦,终不免有空中楼阁之嫌。就目前而言,个体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在有目的的集约化研究方面,早期的格式做了不少工作;后来我所做的中间代个案研究,也只是开了个头;探花仅限入点评了《中间代诗全集》的82位诗人。我们都纯粹业余,容易受到生活的干扰。我现在仍然希望人们更多地进行个体研究。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命名之外的研究。不论是命名者出于策略的考虑,还是受视野所限,入选《中间代诗全集》的诗人,都生于20世纪60年代,已成事实。这与当时命名出现时人们的接受力有关。比如,安琪在《中间代,是时候了!》里如此界定:“中间代诗人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诗歌起步于八十年代,诗写成熟于九十年代,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与第三代诗人几乎是并肩而行的。”还举了例子。这里并没有排斥出生于50年代或70年代初期的诗人,但因有了“70后”的命名,这部分诗人已被另外包含了。但出生于50年代而并没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诗人呢,相对而言不是特别多,但他们要么自认为是第三代诗人,要么并不认可甚至抵制这个命名,认为不过是新一轮的诗歌运动。正如“第三代”一样,并不是入选《后朦胧诗全集》者才是,那么,当“中间代”成为一个历史符号之后,那些因种种原因没有入选的诗人,同样值得研究,前提只有一条:是否是有特色的诗人。另外,还应当除大陆之外,甚至汉语诗人,都要纳入到研究视野之内。只有这样,“中间代”才名副其实,才不仅具有诗歌意义,还必须具有文化意义。
三、中间代的期待视野
如果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能够进入《中间代诗全集》,也算是诗歌写作的成功。至少可以说代表了某一诗人在某一阶段的成就。这个成就是否就值得张扬呢?对于不再写诗的人来,这已经是他的最高成就了,因为他的诗歌写作的生命已经结束,只要他的诗不断产生文本的增值就足够了。毕竟,中国诗人(作家)的青春写作现象非常突出,老而弥坚者凤毛麟角,我不是指数量,而是指质量。
进入了《中间代诗全集》的诗人,还有很多仍在写作,而且不少人写出了好诗,甚至比先前的还有代表性。这部分诗人的走向如何,很值得关注。因为他们能给“中间代”带来活力,并且不断增加它的附加值,让这个名称不是提出来就失去继续存在的宿命。这部分诗人,才真正是“中间代”的中坚力量。
没有进入《中间代诗全集》的诗人,上述两种情况也存在。同样,那些仍在诗写,并且写出好诗的诗人,也真正是“中间代”的中坚力量。
这是对诗人的期待,除此之外,还应有对研究者的期待,既包括所有对“中间代”的研究者,但更重要的是“中间代”中自身的研究者,因为他们具有责无旁贷的使命,原因在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并且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更重要的,时代也在呼唤能够与之相对应的理论家。
有感于诗歌在2006年所遭遇的尴尬,以及那些仍在质疑“中间代”命名的情况,我只能说:创造者“大胆假设”,雕虫术“小心求证”。
我当然选择前者。
2006年11月15日/北京(本贴于2006-11-17 11:50:04在《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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