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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美国女诗人玛丽·奥利弗诗歌的四种批评 (阅读2937次)



对美国女诗人玛丽·奥利弗诗歌的四种批评
 
倪志娟
 
    从196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至今,玛丽·奥利弗(Mary Oliver,1935-)出版了近三十本诗集和多本随笔集,并先后获得普利策诗歌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等重要奖项。她的诗集在畅销书排行榜上持续多年排名靠前,是美国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
   奥利弗的诗歌以描写自然著称,与她隐士般的生活方式相得益彰,表达了对自然的尊重和消融于自然之中的梦想。在充满了分裂、对抗和阴郁人性的美国现代诗歌中,她的诗歌呈现了生命本真的光彩和存在的价值,正因如此,她的诗歌被广泛用于治疗抑郁症的网站、瑜伽培训所、教堂布道之中,为困扰于种种文明病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治疗”。(Macdonald 1)
   相比于她惊人的创作量和诗集普及程度,奥利弗受到的评论界关注可谓有限,这与时代语境有关,也与评论家的偏见有关。但无论如何,评论家们无法对这位女诗人的影响力真的视而不见,从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些评论家分别从女性主义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的和神学的视角展开了对奥利弗诗歌的批评。这四种批评彼此之间有交会,但更多时候各执一端,突出了奥利弗诗歌的某一种特质,试图将奥利弗的诗歌纳入自己的阵营,反映了某种偏执和武断。

 一. 女性主义的批评视角   
    女性主义批评家对奥利弗的诗歌存在极大争议,这种争议主要集中于该如何理解奥利弗诗歌所呈现的自然观,围绕这一问题,评论家们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态度:
   一派评论家对奥利弗持批判态度,认为奥利弗的诗歌追求“与自然认同”是对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轻率继承。由于这一传统具有明显的男权等级制特征,将自然视为哑默、被动的客体,又将女性等同于自然,同时贬抑女性和自然,奥利弗的诗歌显然是对这一父权制文化传统的迎合,是一种倒退,根本无法赋予女性以权利,也无法从正面肯定女性的价值。这一派女性主义评论家由此不愿对奥利弗的诗歌予以重视。
   另一派评论家则对奥利弗持肯定态度,认为奥利弗的立场与当代女性主义的策略一致,奥利弗渴望人与自然的交融,这并不意味着对主体性的放弃或对人的否定,而是对人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的认可,这种自然观和主体观修正了男性文学传统所建立的母性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否定性关系,是对女性主体性的重建。(Graham 352-353)对奥利弗诗歌所进行的女性主义批评多来自于持这种肯定态度的学者。
   帕特丽夏•耶格(Patricia Yaeger)将奥利弗的诗歌定义为当代女性写作中的反传统潮流。耶格运用了“反常”(heteroclite)这一术语来概括女性书写中的模糊性和反常性特质,并且对这些特质做出了肯定评价。“反常”意味着能摆脱传统的男性话语模式,相对自由地阐释女性主义的作品并且在严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外发现一种新的意义。耶格认为奥利弗能捕捉词语,按自己的意图来使用它们,并且拥有改变边界、定义她自己的能力场所的能力。她的诗歌立场摇摆不定,模棱两可,允许不同的主体性介入,允许多元立场,这样的书写立场正是女性书写中的反传统。(Yaeger 5-6)
   珍妮特•麦克纽(Janet McNew)是奥利弗诗歌最有影响的评论家之一,她的视角与耶格相似,但论证更为详实,她不仅对奥利弗的诗歌做出了肯定评价,而且以奥利弗的诗歌为例论述了女性写作的新方向。
   麦克纽将奥利弗置于一个根源于英国浪漫主义的现代诗歌传统中,首先探讨了浪漫主义诗歌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所产生的争议。她指出,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等深受浪漫主义传统影响的批评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强调人对自然的超越,认为文学创作依赖于一种进步,这种进步包括与自然分离以及超越自然和它附带的必死性,作家由此才能进入超越性的想象或艺术创作阶段。女性主义学者对这种超越性持有针锋相对的两种态度: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和玛格丽特•霍曼斯(Margaret Homans)等女性主义学者认为超越性对女性而言是必须的,假如女性不追求超越性,那么就只能停留于与自然之物的同一状态,成为沉默、蒙昧的客体。按照这一标准,H.D.,奥迪·罗德(Audre Lorde)以及奥利弗等女诗人显然没有穿越与自然认同、沉浸于自然的低级阶段进入与自然分离的自我意识觉醒阶段,无法建构一种成熟的诗性身份,享受超越性想象的自由。而另外一些女性学者或作家,包括吉利根(Carol Gilligan)、南茜•乔多罗(Nancy Chodorow)、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艾丝黛拉•劳特(Estella Lauter)、卡罗尔•克里斯特(Carol Christ)以及麦克纽本人,则否定这种超越性,肯定女性与自然的认同和紧密关联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她们认为,超越性作为一种父权制的文化法则,让很多女性作家不得不放弃与神话般的女性和母性——大地、自然循环体系和身体的关联,进入父权制程序之中,这事实上让她们丧失了自己的力量。拒绝父权制文化逻辑会将一个女艺术家置于一种危险的文化关系之中,但也带来了一种希望,让女艺术家恢复与身体和自然的紧密关联,重新获得那些父权制文化的“文学女儿们”所丧失了的力量。这些女性学者和作家认为男性所认同的超越性、个体性和权威性并不比女性所认同的相互依赖和关联性更高级,女性的发展方式并不必然强调与母亲和自然的分离,正如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所说的,“我们是自然看自然。我们是带着一种自然态度的自然”(McNew 62),这种视角使女性更接近神秘经验,同时也修订了西方神话中的关键元素,重新确立了人与自然的亲密关联。
   麦克纽以奥利弗的诗歌《在森林中沉睡》、《大海》等为例指出,奥利弗幻想的与自然的交融是一种神秘仪式的救赎和重生体验,她能够自由地越过人与自然的边界,回到自然之中,回到拉康所谓的前俄狄浦斯阶段。这种返回,既不是惠特曼似的童年经验,也不是克莱恩似的死亡体验。它如里奇所说的是“对一个女人的乡愁”,是对失落的母性渊源的恢复,表达了女性的一种力量,她们能够“体验到自己相比于男孩,与外在的客观世界的差异更小,关联度更强,以不同的方式适应她们内在的客观世界。”(McNew 66)
   麦克纽尤其肯定奥利弗对浪漫主义传统的改写,指出奥利弗的诗歌没有将自然变形为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想象的领域,相反,她用诗歌创造了一个更接近自然的人,她恢复了一个真理:我们也是生物。自然界的生死循环对于浪漫主义诗人而言意味着失落和陷阱,诗人必须通过想象的路径抵达永生,对于奥利弗而言则是安慰:生命的死亡意味着个体融入一个更大的生命循环体系,灵魂不会超越身体而是跟随身体在自然中循环,通过物质性的移植进入另一种生命之中继续影响自然的某些部分。
   最后,麦克纽得出结论,奥利弗的诗歌也许并不比她那些伟大的浪漫主义前辈诗人更好,但创造了一种可能性:转向与自然的联系将可以发现人类的起源、繁衍和终结;诗歌语言并不意味着与自然的对立,不是为了确立高于自然的象征秩序,而是为了激发我们模糊的直觉经验,诗歌是接近自然、与自然交融的通道;女性主体性的建构不是基于分裂而是基于交融,神秘性是最值得信任的女性想象,这种女性主体性对总是被父权制话语否定和压抑的女性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评论家戴安娜S.邦兹(Diane S.Bonds)在耶格和麦克纽的论述基础上对奥利弗的诗歌语言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邦兹指出,耶格和麦克纽对奥利弗的赞扬不足以消除女性主义者的担忧,因为他们没有揭示奥利弗的诗歌语言与浪漫主义自然诗歌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很多女性主义者依然怀疑与自然的认同能赋予女性发言或书写的能力。邦兹想探索的正是奥利弗诗歌对于语言的全新创造,希望借此概括一种新的女性书写策略。
   邦兹借用了霍曼斯对语言与性别关系的分析视角探讨奥利弗的诗歌语言。霍曼斯将父权制文化确立的自然隐喻称之为一种语言的文化神话,这种文化神话将物质母性自然等同,将自然现象和女性性征一起归类为本义(Literal),将男性性征和人类语言一起归类为比喻(Figurative)或象征(Symbolic),前者缺乏引申义,是沉默的客体,没有自己的语言身份,而后者高于前者,拥有绝对的权威。霍曼斯对乔多罗的发展理论进行了拉康似的阅读,指出由于女儿们保留了一种在男性俄狄浦斯情结中被儿子们所压抑的“本义的”、“前象征的”或者“非象征的”母亲-女儿语言,结果,女儿们能说两种语言:男性中心主义所主导的象征语言和在前俄狄浦斯阶段与母亲分享的本义的前象征的语言。然而,这种前象征的语言,即本义,总是意味着不能在一个文本中显现,它存在于别处。也即是说,它不可能通过人类语言表达出来,因为人类语言就是象征语言。霍曼斯认为这是女性书写的一种两难处境。
   奥利弗的诗歌证明了霍曼斯所谓的两难处境:奥利弗强调万物皆有意识和语言,但实际的或本义的自然语言(例如青苔的语言),根本不可能被人类听见,因为自然的语言,包括追求与自然认同的女性书写的语言,都是父权制文化语义实践所排斥的词语。
   尽管存在这种父权制文化视域下的两难(悖论),邦兹仍然肯定了奥利弗诗歌的语言成就。奥利弗不仅表达了一种不同的自然观,而且表达了一种不同的本义(自然现象)和象征(人类语言)观,她强调本义高于象征的价值,也肯定了自然本身作为本义语言的原料(material)的有效性。男性文化传统将女性等同于哑默的物质(自然),否定了女性想象的力量和女性语言的力量,但奥利弗将想象的力量赋予了自然,意味着与自然认同的女性也同样拥有力量,这可以视为奥利弗对西方文化传统的挑战。和劳伦斯(D.H.Lawrence)一样,奥利弗想象自然的语言作为表达过程而非一种符号系统,作为暗语而非语言,倾听这种语言需要感觉的专注,对于自然的描述不是在风景之上建立人类的意义,而是去拥抱自然,通过具体的身体交融的形式重建与自然的关联。
   邦兹也对麦克纽的观点提出了一些纠正。奥利弗并不像麦克纽所说的那样,暗示了女性因其性别身份与自然的关系更近,奥利弗诗歌中的发言者并没有明确的性别身份,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她的诗歌归类于女性诗歌,邦兹倾向于从更宏观的意义上认可奥利弗的语言成就。
   罗宾•赖利•法斯特(Robin Riley Fast)侧重于从文化史角度来阅读奥利弗。她在《玛丽•奥利弗诗歌中的美国本土元素》(The Native American Presence in Mary Oliver’s Poetry,1993)一文中探讨了奥利弗与美国本土文化的关联,指出奥利弗的这种本土意识包含着对白人文化史的不安,她与印第安人的自然观达成了想象的和解,由此确立了她诗歌的政治立场。(Fast 59)在另一篇文章《回顾海洋诗人:玛丽安•摩尔、伊丽莎白•毕肖普和玛丽•奥利弗》(Moore, Bishop, and Oliver: thinking back, re-seeking the sea - poets Marianne Moore, Elizabeth Bishop and Mary Oliver,1993)中,法斯特将奥利弗置于现代女性诗歌的发展历程之中,借助伍尔夫(Virginia Woolf‎)、艾丽西亚•奥斯特里克(Alicia Ostriker)等人所提出的女诗人之间的代际传承关系模式,分析了摩尔、毕肖普和奥利弗三代女诗人之间的呼应,试图梳理出一种现代女性诗歌传统。
   法斯特指出,一些女性主义评论家反对将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所描述的儿子与他的诗歌父亲之间的竞争模式运用于女性创作传统,她们提出了一种替代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伍尔夫所说的“我们通过我们的母亲重新思考”以及艾丽西亚•奥斯特里克所说的“通过反思她们得以反思我们自己”,强调女作家与她们的诗学母亲之间的代际传承关系,虽然女诗人之间的继承关系也存在矛盾冲突,但女诗人之间有一种原始的认同感和亲密感,使她们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布鲁姆所说的男性先驱和男性跟随者之间的竞争关系模式。
   法斯特分析了摩尔、毕肖普和奥利弗的诗歌作品,指出摩尔和毕肖普的友谊已有详细记录,奥利弗与毕肖普或摩尔之间的联系并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供追溯,但是在奥利弗的一些作品,比如《贻贝》(Mussels)和《鱼》(The Fish)等诗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她对毕肖普、再通过毕肖普对摩尔做出的深刻回应。
   法斯特强调,奥利弗在诗歌中构建了自己作为一名女性的诗歌声音,这也要求我们通过她与其他女作家的关系去阅读她的作品。这样的断言显然过于武断,如邦兹所指出的,奥利弗的诗歌经常采用第一人称,并不能归属于男性或女性,这种武断的断言也使法斯特的这篇文章立论过于牵强。
   维基•格雷厄姆(Vicki Graham)的文章和麦克纽形成了一种呼应,详细分析了奥利弗诗歌中追求与自然认同的具体表现及其文化意义。格雷厄姆指出,尽管许多理论家早已强调了将女性等同于自然使女作家处境危险,并且怀疑与自然认同能赋予女性以权利,但一些女诗人和女作家仍然坚信与无言的自然界亲密接触的可能性,并坚信语言的潜在力量能呈现这种经验。格雷厄姆想以奥利弗的诗歌为例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这种信仰,而不只是简单地将它们要么视为对父权制文化的迎合,要么视为潜在的女性解放文本。
   格雷厄姆借鉴了陶西格的观点,将女作家与自然认同的冲动读成瓦尔特•本雅明所谓的“模仿力”的表现和实施。如本雅明所说,模仿力是我们最宝贵的天赋之一,我们的模仿力与视力或听力一样重要,它使我们超越了自然界,并支撑着我们的文化活动。本雅明声称,“自然创造相似性。”诗人同样如此。一个个词,一个个意象,展现了他们的模范才能——模仿一个客体的结构和重量,一种情感的历程和丰富多彩或者一个声音的音质。词语制造了世界的副本,这些副本同时也被赋予了力量,“副本,在感应力的作用下,影响原型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表现物分享或获得了被表现物的特性”(Graham 355)。格雷厄姆认为陶西格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积极的方法去描述奥利弗的诗。奥利弗诗歌中的发言者不仅展示了一种“强力冲动……渴望成为其他事物并且像其他事物那样行动”(Graham 354);它们也邀请读者一起体验成为其他事物的过程。简而言之,她正在“将真实模仿进存在之中”。
   格雷厄姆以奥利弗的获奖诗集《美国始貌》为例,分析了奥利弗模仿“真实”的过程。奥利弗的发言者反复提醒自己去看,去抚摸,去品尝,去闻,沉浸于自己的感觉,通过身体而非精神,与他者建立直接、感性的联系;联系产生影响,她触摸或品尝的东西感染了她,她开始自发地模仿它,通过迷醉似的同化将自身“模仿进存在”。
   格雷厄姆也指出了奥利弗诗歌中存在的悖论:奥利弗通过模仿成为他者的这种愿望,与必须建立一个独特、完整的自我的文化理念处于冲突之中,更重要的是,奥利弗与自然融合的感觉由她的文化和她用来描述这种经验的语言塑造而成,但是用语言描写离开我们自身、进入真实世界的方式本身值得探讨。格雷厄姆没有展开对这些悖论的讨论,但这一悖论成为后来的评论家在分析奥利弗的诗歌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格雷厄姆肯定了奥利弗的这些主张:将自然视为高于人类的一个他者,“进入另一个身体”的主要价值在于人类意识的短暂迷失,沉浸在自然中并不意味着死亡;语言不会因此受到损害,作者的声音也不会受到压制;与非人事物的融合,只是承认了自我的多变性和多元性,而并不意味着主体性的丧失。尽管奥利弗无法解决消融于自然和坚持自我意识之间的悖论,但奥利弗对于重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苏•拉塞尔(Sue Russell)的文章虽然短小,但观点鲜明。她介绍了奥利弗的同性恋取向以及这种取向对奥利弗诗歌的影响。拉塞尔将奥利弗的诗歌与“一种同性恋文学传统”并置,指出奥利弗不可能成为玛丽莲•哈克(Marilyn Hacker)那样的同性恋民谣歌手,也不可能成为里奇(Adrienne Rich,1929-2012)那样的政治诗人,因为奥利弗没有选择相似的政治或叙述立场。拉塞尔肯定了奥利弗在诗歌中对私生活和包括性别立场在内的政治立场的回避,认为这种回避是对诗歌美学独立性的坚持,保证了诗歌作为一种表达形式能够超越它的历史语境,对于我们的集体文化更有价值。无论如何,奥利弗不能拒绝或者压抑自我言说的冲动,她无法坐在田野里任由蝴蝶飞过,因为铭刻个人记忆丰碑的野心决定了诗人终究不是佛,正是与自我永恒的斗争才有了诗歌。拉塞尔也略带幽默地阐释了大众对于诗人的八卦兴趣,认为一个诗人想控制她被谈论或被阅读的方式注定了是徒劳的,读者会发现一种方法去了解他们想了解的,这样一种好奇心也许会促使读者购买她的作品,对于诗人而言并非坏事。
 
二、浪漫主义的批评视角
   奥利弗诗歌的评论者几乎都认可奥利弗与浪漫主义传统的关联,只是,如何理解这种关联性,评论家们的意见不一致。
   在女性主义批评内部,有些女性主义评论家因奥利弗所受到的浪漫主义影响而不喜欢她的作品,认为奥利弗的诗歌迎合了浪漫主义父权制传统。但有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如麦克纽、邦兹和格雷厄姆等人则赞扬奥利弗对浪漫主义传统的变革,认为奥利弗的作品抵制了英国和美国浪漫主义自然书写传统中超越性的诱惑,表达了一种女性主义的书写立场。
   除此之外,有些评论家将奥利弗视为浪漫主义诗歌在现代的延续,重点探讨了奥利弗诗歌的浪漫主义特征。
   道格拉斯·伯顿-克里斯蒂(Douglas Burton-Christie)的文章论述了奥利弗在描写自然的方法上与美国本土浪漫主义的差别。伯顿-克里斯蒂引用了批评家谢尔曼·保罗(Sherman Paul)的观点,认为美国本土浪漫主义诗人对待自然常常有两种方式:等同式(Adequation)和关联式(Correspondence),前者是反象征的,后者是象征的,这是两种对立的姿态。保罗将等同式定义为:抑制象征冲动,细致地描述事物的具体特征,这种方式可以达成书写与被书写对象之间的对等性,表现了对事物的尊重,让它在词语中保持活力。关联式则是从对象中寻找象征意义,在自我、自然的反复无常和深不可测的世界之间建立想象的关联。在美国的自然主义传统中,梭罗是等同式的代表,他尊重个体事物,怀疑理想主义象征的最高统治权。爱默生则是关联式的代表,他希望象征性地拥有事物,聚焦于事实发展为真理的神圣时刻。伯顿-克里斯蒂认为,奥利弗的诗歌同时运用了这两种方法,通过这种看似矛盾的结合,显示了自然万物本身的具体性和独特性。
   对奥利弗而言,等同式意味着避免对自然世界的理想化或象征化,突出它的他者性,承认自然根本没有意义,或者至少没有超越的象征意义。奥利弗重新定位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这就是世界。我不在其中。它是美的。”(《十月》)这是一种谦卑的态度。她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学说,要求我们对自然专注,专注即是放弃象征冲动,放弃赋予我们所见之物以意义。但另一方面,她也鼓励我们将象征投射于我们所见的神秘世界,只是,她所谓的象征与爱默生的象征内涵相反,不是为自然强加一种异化的象征意义结构,而是去理解自然在我们自身内部的根源,理解在觉悟了自然灵魂般的在场之后我们如何被自然所改变。假如我们要深刻而明智地生活,等同式和关联式都是必须的。
   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直截了当地指出,奥利弗是一个高度的浪漫主义诗人,她的作品不包含环境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或者后后现代主义的元素,只是,和其他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当代诗人一样,   奥利弗诗歌的浪漫主义特征总是被误读或者并未得到欣赏。
   约翰逊对奥利弗所受到的浪漫主义影响做出了区分,强调奥利弗与美国浪漫主义诗人,特别是梭罗和爱默生之间的关联,认为梭罗和爱默生为奥利弗提供了新英格兰浪漫主义的根基:预言似的声音,对自然充满爱的描绘,诗歌作为一种想象或者一种接受的礼物,借用邓肯对浪漫主义下的定义:她参与了“祛智的智性冒险”。
   约翰逊分析了这种“祛智的智性冒险”中存在的悖论:奥利弗和梭罗、爱默生等人一样,是沉默世界的代言人,质疑人类知觉的优越性,赞美与自然的交融,但他们从未渴望放弃知觉本身,都是有着非凡自我意识的诗人,因此,在这些诗人的作品中,坚持人类知觉和追求与自然交融构成了明显的冲突。约翰逊认为,这种冲突的根源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人作为主体与自然对立,书写即是对主体性的张扬,而与自然交融即意味着放弃主体性。
   约翰逊并未过分纠缠于这种冲突,而是以奥利弗的《比目鱼》(Sand Dabs)和长诗《叶子和云》(The Leaf and the Cloud)两个作品为例重点分析了奥利弗诗歌中的爱默生特质。约翰逊指出,奥利弗和爱默生一样都强调视觉中心主义,认为作家的职责不是始于情感而是始于观察,“看”是进入想象的通道。约翰逊转述了奥利弗在斯蒂芬•瑞迪勒(Steven Ratiner)的访谈中所说的话:“我看着某物,看着它,看着它。我看着我自己离它越来越近,为了更好地看它,仿佛透过它的物质形式看到了它的意义。然后,我从中提取出某种象征性的标记,这样,它就超越了现实。”(Ratiner156)约翰逊认为这种创作方式不是后现代主义,也不是古代的,它是我们时代高度浪漫主义的声音。
   约翰逊随后肯定了奥利弗的责任意识:作为一个诗人,必须过一种大于你自己的生活。必须摆脱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感觉及视觉的狭隘性,这不是自我的遗忘,而是自我的扩大——这种责任感同样是对爱默生和其他浪漫主义前辈诗人的继承。它依托于对普遍灵魂(Over-Soul)的信仰,是对生物决定论和后现代主义唯我论的超越。正如奥利弗在《比目鱼,之五》一诗中所写的:“我表演欣赏。和我一起来吧,我希望我的诗歌说着,做着同样的事。”(Johnson 97)她希望自己的诗歌唤醒读者被忽视的人性部分,促进读者的改变。
罗斯·卢卡斯(Rose Lucas)通过分析奥利弗诗歌中一种特定的行动——漂浮(Drifting)揭示了奥利弗的浪漫主义特征。她指出,奥利弗的诗歌是对专注的祈祷,专注于自我和世界之间无比丰富的相互关系,它是一种有力的、发自内心的召唤,召唤我们进入一种漂浮的哲学和审美状态之中。卢卡斯以奥利弗的五首诗为例分析了漂浮的动机,它既是一种充满可能的个人行动,也是一种诗歌创作策略。漂浮意味着超越理性,获得无限的可能性,在一种近于迷失的行动中,摆脱理性的制约,向着世界敞开。
   卢卡斯将奥利弗诗歌中存在的悖论视为一种生产性的张力,这种张力是人类理性的、知识的持久欲望和对这种理性欲望的有限性的清醒认识之间的张力,奥利弗和爱默生一样,总是被肯定自我和放弃自我的双重召唤所激励。
 
三、生态主义的批评视角
   在现有的批评中,对奥利弗的生态批评最为丰富。这一派评论家不仅关注奥利弗诗歌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尤其关注奥利弗诗歌中理性的、审慎的诗歌发言者与她的神秘交融体验之间的裂缝以及这种裂缝的文化内涵。(Zona 132)在这种生态学视角的批评中,以J.史葛·布莱森(J. Scott Bryson)和凯尔斯汀·霍特林·左娜(Kirstin Hotelling Zona)的论述最有特点。
   布莱森将奥利弗的生态主题归类于哲学家和理论家们依据时空性建构起来的世界观,其中现象学的世界观构成了奥利弗诗歌的基础,这种世界观以身体与自然的关系为重心。
   布莱森借用了段義孚(Yi-Fu Tuan)人文地理学的观点来阐释奥利弗的诗歌。段義孚认为,场所(place)以及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与世界的关联,这种关联感让我们遗忘我们的孤独和世界的冷漠。但无论这种关联多么强烈,仍然只是一种幻觉。段義孚认为,承认个人孤岛似的存在现实以及世界的冷漠,承认场所和文化的欺骗性本质,也承认这种欺骗性的必要性、力量、善和美,是对现代性危机最理性的回应,可以帮助我们弥补人和自然之间的鸿沟。
   布莱森认为段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奥利弗诗歌的一面镜子。奥利弗和传统的自然诗人不同,她在骨子里信奉世界是冷漠的这一事实,她的个人存在是一个孤岛。同时她又认识到她身体的物质性和生物性本质为她和周围的物质世界搭建了一种关系。这种关联意识创造了“场所”,她用她个性化的诗歌进入非人的主体世界,她也邀请他们进入她的世界,想象出了一个“地方性世界”作为人和非人之物的家。她的诗歌因此为我们提供了力量、善和美。
   左娜以《叶子和云》为例,分析了奥利弗诗歌中的生态伦理学思想,她的解读全面而深刻。
   左娜对奥利弗诗歌中的悖论进行了生态学意义上的分析。奥利弗强调对自然的“好奇”——“一种专注的态度”,这种专注通过自我意识完成,却最终促成了无我的在场体验,自我意识既是诗人和她所观看的世界之间的障碍,也是桥梁。左娜引用了尼尔·埃文登(Neil Evernden)在他的经典论文《超越生态学》(Beyond Ecology)中的精彩论述将奥利弗诗歌中的这一悖论读成是对主体间性的维护——“我们是我们所了解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与世界天生是相联系的,这种观念不同于我们与自然有差别或者归属于自然的意识,后者来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伦理学-道德-代理人的概念,执着于建立一个理性的、主体的自我,最终导致了自我对他者的胜利。奥利弗向我们表明,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一个更为广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种对主体间性而不仅仅是相互依赖性的强调,精确地表达了“生态学的颠覆性”,如埃文登在文章中的结论,“对非人的维护最终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圣战,是对世界的同质化的拒绝,这种同质化对所有的事物包括自我带来了威胁。没有所谓个体的事物,只有一种语境中的个体,作为地域的一部分的个体,被地域所定义的个体。”(Zona 128)左娜因此肯定了奥利弗诗歌的生态意识:作为我们“爱世界”的能力的基础,这种生态意识并非通过有意识地维护自然的他者性表现出来,而是通过“一种关注的态度”表现出来——一种对自我和世界之间的不确定裂痕同时进行召唤并颠覆的行为表现出来。
   对奥利弗而言,书写行为正是这样的行为:既是完整体验她与可见世界的交融,也是在练习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临时性距离,而这种距离正是交融的基础。有趣的是,左娜将奥利弗诗歌中那种交融的时刻称之为敬畏的表达,是一种语言策略性的失败,因为,如保罗·伍德拉夫(Paul Woodruff)所说的,“敬畏通过沉默表达出来,比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显得更深刻,更真实。”(Zona 133)显然,奥利弗不知疲倦地希望抵达这些自我消融的时刻。但奥利弗从神圣的交融感中所获得的养分并不总是能滋养作为诗人的她;无论融合的一刻多么令人狂喜,最终胜利的终究是对语言的爱。对奥利弗而言,诗歌的激励能力不在于弥合自我和他者之间的鸿沟,而在于使这种鸿沟更活泼、更柔和:“一首诗,与其说是一种文本的成果,不如说是世界——他者——与孤独精神之间的一个通道。它希望将读者带往意识和思想——两种强大的变化动力。当我们阅读关于自然的诗歌时,我们……能超越我们自己。”(Zona 130)那样做的时候我们能“开始或深化我们自己进入叶子和天空的旅程——进入一种专注的态度”。(Zona 130)
   在对奥利弗诗歌进行的生态主义视角的批评中,并非所有的评论家都认同奥利弗的诗歌是连接自我和他者、诗人和世界的桥梁。也有评论家认为奥利弗的诗歌并未发出生态的声音。比如评论家乔治娅·沃罗思(Gyorgi Voros)就对奥利弗持批评态度,认为奥利弗的诗歌过分坚持自我,缺乏与自然世界真正的联系。沃罗思比较了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1930-)与奥利弗的诗歌,认为两个诗人都承认语言描述了人类的境况,但斯奈德主张语言具有“适应性的生物学特质”,拒绝承认“人类想象和坚固的物质世界之间的必然鸿沟”,这使他的诗歌发出了“生态的声音”,而奥利弗将人类意识描述为“人与自然之间理想化的、无中介连接的障碍”,坚持人与世界之间的鸿沟,从而没能发出生态的声音。奥利弗对这种鸿沟的坚持使得她的诗歌难以被理性的批评话语所阐释,从而没有受到学术界应有的关注。
 
四、神学的批判视角
   奥利弗的诗歌为神或上帝保留了位置,表达了明确的宗教诉求,许多评论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奥利弗诗歌中的神学元素。
   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评论家莱尔德·克里斯滕森(Laird Christensen)一样,借用了马丁·布贝尔(Martin Buber)的“我-你”关系的概念来分析奥利弗诗歌中的犹太-基督教主题。布贝尔认为人与外在世界存在两种关系,一种是我-它关系,在这个关系中自我客观化、等级化了他者世界;另一种是我-你关系,这种关系是我们与另一种存在非客观化的关系。克里斯滕森认为,后一种关系可以解释奥利弗对认知和存在的描述:“语言必然会将存在缩小为客体,这是一个事实,但奥利弗显然相信,诗歌能促使我们领悟:我们居住在一个过程的世界中……这个问题并非如何去认知这个世界……虽然作为一个精致的自然主义者她也鼓励这种亲密关系。然而,即使最广泛的知识也不过是将研究对象锁在一个精致的笼子中。爱表达了对客观化的抗拒。”(Chrisensen 139-140)曼延续了这种思路,认为奥利弗诗歌中的犹太-基督教主题帮助建立了一种我-你关系,创造了“主体间性”或者“相互关系”。这种宗教主题扩大了奥利弗诗歌中自然的内涵,使其保持着一种不确定性和美学意义。
   托德·戴维斯(Todd Davis)对奥利弗诗歌中的神学因素进行了更多元的理解,强调奥利弗的诗歌应该被描述为一种立足于大地的超验主义、佛教和基督教思想的融合。奥利弗主张万物有灵,认为人类并非唯一的灵魂拥有者;她反复强调大地是“上帝的身体”;物质并不简单地指向精神性,相反,精神性存在于物质性之中……这些观点都是多种宗教文化的融合。
   戴维斯也分析了奥利弗与诗歌传统的关联,认为奥利弗从属于惠特曼、布莱克、爱默生、霍普金斯、雪莱和济慈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传统,都是精神的爱人,她的书写就像这些诗歌前辈一样追求不同的认知方法,追求一种认知我们的认知能力所无法认知的事物的方式,这种方式是摆脱我们的偏见和傲慢走向谦卑的方式,是承认每个个体生物的独特性。奥利弗的诗歌促使读者进入一个惊奇的存在时刻,由惊奇而产生对上帝的专注,这是因为奥利弗拥有一个不同于其他美国诗人的上帝概念,这个上帝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他就是万事万物,从而,她的诗歌是对世界的赞美。
   布丽奇特·基根(Bridget Keegan)的文章综合探讨了奥利弗诗歌中的性别因素、自然观和神学因素,但基根重点讨论的是奥利弗诗歌中的神学因素。
   基根特别指出了奥利弗诗歌的宗教来源之一——耆那教[i]的宗教实践。耆那教相信每个生物都有一个灵魂,这些灵魂是平等的,这种宗教对奥利弗的影响在她的诗歌中处处可见。奥利弗的诗歌强调所有的自然事物都具有知觉,共存于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循环系统之中。她召唤我们进入自然的神圣存在之中,无须害怕在其中迷失自己,当我们遭遇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自然时,我们就能在万物中最彻底地感受到上帝。对奥利弗而言,要克服主客体之间的鸿沟的第一步是认识并尊重这种鸿沟的存在,然后跳进去。正如她的一首诗的名字:真正的祈祷不是词语,而是最初的专注——专注于人、自然和神圣相遇的空间。她对自然的强烈关注,她对语言和想象的运用,都是一种深沉的精神实践。这种精神实践批判了西方文化的等级制二元对立。
   基根在文章的结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她认为奥利弗的诗歌主题,包括宗教主题最终汇聚成一种审美诉求:奥利弗比任何浪漫主义或现代诗人更完整地展现了必须的审美和情感能力,即济慈在他的信中所说的“消极能力”:“安于不确定性、神秘、怀疑之中而不去汲汲地追逐事实和理性”。(Gittings 43)奥利弗的诗歌鼓励我们想象性地安居于客观世界之中,召唤我们回到我们的人性,捕捉“停顿,一种屏息,一些尘世的欢愉时刻”,超越论证上帝存在的语言而达成对神圣性的体认。这一论述准确地揭示了奥利弗的诗人身份和写作立场。
   尼尔·凯瑟琳·麦克唐纳(Neale Katherine Macdonald)的博士论文以奥利弗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奥利弗诗歌中追求与自然交融和坚持自我意识之间的悖论。麦克唐纳运用了“兴盛”(Flourishing)这一神学概念来分析这种悖论,认为这种悖论是一种积极的、生产性的要素,不仅改变了抒情诗传统,而且使奥利弗抵制了一种单一的主体立场,建构了包容性的伦理学。
   “兴盛”这一概念来源于女性主义神学,麦克唐纳吸收了当代生态女性主义者克里斯·J.科莫(Chris J.Cuomo)和深度生态学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等人的定义,并且融汇了布贝尔提出的我-你关系和“相互关系”(Mutuality)概念,重新定义了“兴盛”。其中“相互关系”是“兴盛”的核心。所谓“相互关系”是“一种改变认知的自我认知,赋予存在以新的同情的一种认知,是新的情感,也是新的认知,主体间性的新形式。”(Macdonald 3)而“兴盛”则强调人、自然和神之间的相互关联,通过交互作用、彼此包容,促进生命的持续,同时,每一事物或者每一主体坚持各自的差异和身体边界,这种差异和边界并不构成等级制。
   借助于“兴盛”这一概念去分析奥利弗的诗歌,可以看到,奥利弗并未建立一个大写的主体,她的诗歌不是依赖于书写者的绝对权威,而是依赖于自我与万物的平等对话、交融,这种写作方式指向一种体验,而非一种诗歌文本。(Macdonald 3)麦克唐纳博士认同评论家约翰逊对奥利弗诗歌的浪漫主义特征的分析,认为奥利弗主要受到了美国本土浪漫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她避免了二元对立的等级制,创造了一种充满悖论的诗学结构。这种悖论具体表现在:尽管奥利弗的诗歌也像浪漫主义诗歌传统那样始终存在诗人和抒情性的声音,但对话性、包容性和“交互性”也始终都在。奥利弗从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那里继承了直觉宗教和精神化的自然概念,这使得她的诗歌具有反权威主义和反形式主义的内涵,能够将传统的犹太-基督教教义从教会教堂制度剥离,祛除了人或上帝的权威地位,虽然奥利弗道德化的风景表达了教义和权威,但它们刻画了可能性而不是特权化的、正统的上帝形象。
   麦克唐纳所使用的“兴盛”概念包含了主体间性、认同和体验似的认知方式等内涵,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和合思维,这一评论视角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使奥利弗诗歌中被其他评论者视为缺陷的悖论——写作主体与自然、文字书写与自我消融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积极的、建构性的书写方式。
 
结语
   对奥利弗诗歌所进行的四种阅读:女性主义、浪漫主义、生态学和神学的,都试图对奥利弗进行排他性的归类,但事实上,这四种阅读各有得失。
   女性主义评论家强调奥利弗作为一名女诗人的性别立场,然而,奥利弗的诗歌主体并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同时奥利弗的部分诗歌仍然设定了一个神圣的“他”或者“主”的存在。浪漫主义评论家强调了奥利弗对浪漫主义传统的继承,却忽视了奥利弗对浪漫主义父权制等级制以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抵制。类似的限制存在于生态学批评和神学批评之中,生态学评论家在突出奥利弗诗歌的生态意识时往往无视奥利弗作品的审美元素,而神学批评则过分关注乃至夸大了奥利弗诗歌中的犹太-基督教主题,没有充分意识到奥利弗诗歌所受到的多元文化影响和泛神论因素,尤其是奥利弗对本土印第安文化和东方古老文明的深刻认同。
   这四种固执于一端、有时显得武断乃至于粗暴的批评,使奥利弗本人极为反感,她明确拒绝标签似的阅读,尤其抗拒女性主义评论家性别视角的解读。在1992年的访谈中她强调,自己诗歌的发言者既非男性也非女性,她想让所有的读者都能进入她的诗歌,“我想在我的诗歌中消失,让读者成为体验者。”(Swanson 7)至于女性主义运动,奥利弗说,“至于妇女运动——我也没有参加过。虽然我支持它,我自己可能是它的一部分。但我认为它在诗歌中起不到什么好作用。我看见许多优秀诗人在诗歌中失之于争辩。”(Ratiner 160)她直率地指出,“一些更年轻的女性批评家,尤其是那些女性主义立场的批评家——他们从女性主义视角批评我,我对此没有耐心。”(Olander 1-2)
   奥利弗对四种批评视角的抵触,既反映了她与时代的疏离(她从未参加任何诗歌圈子,也极少参加各种诗歌研讨会),也反映了她最真诚的诗歌理念,这种理念与她在诗歌中避免直接表现私人生活和政治立场的用意是一致的,她坚持诗歌在审美意义上的独立性,追求多元文化意义,反对诗歌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如评论家拉塞尔所说的:“选择以间接性为策略的诗人可以达成这一点(即实现更丰富的文化价值,笔者注),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因为这正是诗歌作为一种能超越它的历史语境的表达形式对他们所具有的意义。”(Russell 22)的确,每一个优秀的诗人都想摆脱各种理论标签的限定,都想让他她自己及其诗歌如里尔克的树那样“长得超出他自己”,对奥利弗而言,这种愿望格外强烈,构成了她的生活方式和书写动力。她采取的可谓一种反书写的书写形式:超越智识、理性和主体意识,抵达可以意会却不可言传的直觉、圆通、万物同一的混沌境界,让读者的身体和灵魂接受她的诗歌指引,去感受,去沉浸,去想象,她的诗歌最终指向体验、行动、感悟而不是文本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诗歌无法被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西方理论所攫取。


注解【notes】
[i]耆那教,又称耆教,是印度传统宗教之一,创始人称作大雄,其教徒的总数约400万人。该教不信神,但崇拜24祖,主张理性高于宗教,认为正确的信仰、知识、操行会导致解脱之路,进而达到灵魂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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