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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三个同窗(旧文照录) (阅读214次)




    什么时代都会出现唱反调的人,上大学时,我就是一个爱同某裆屎教员唱反调而在考试中被多扣了二十几分的学生。我的朋友X则是一个爱跟班上大多数人唱反调的同学,我们按外籍老师要求用英语模拟法庭辩论时,发现该生很爱抬杠,很能标新立异。江山好改,本性难移。虽然爱唱反调往往不受欢迎,但是这种人往往勤于思考,敢于探索,具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候”的勇气。
    吴克明老师从南京来南通作翻译讲座时,带给我一篇轰动海内外的文章。读过之后,我不禁回想起三位与此有关的同学X、Y、Z。这三人是我大学时代的朋友。我们都是在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后第二年进校的,全年级总共57人,分三个班。起初两年,班级频繁调整,调来调去,我始终留在第一班。Y同学说我“以不变应万变”,含义当然并不局限于这一点上。如今,一切向钱看,媚俗者有之,媚外者有之,世风日下,不一而足。我怎不格外珍视知心朋友的寄语,努力保持一颗平常之心,“以不变应万变”呢?
 
                                (一)
    X来自徐州,与我一样,也是独子,个子不足一米七,但是脑袋大,智力好,早就流露爱好新闻的苗头。他收音机和笔记本随身带,爱谈国际时事,爱看外国书报杂志。他乐于和我在一起相处,还搬到我们寝室同住,与我是上下铺。我喜欢找他的茬,说他任性,身上充满了独子特有的“惯宝儿脾气”。其实,我虽比他年长几岁,这方面并不比他好多少,也常常是得理不饶人,我想,当我说他这不好那不好时,我只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有一天夜里,我决定对X实行制裁,因为他一再违反我们寝室的作息制度,不能在十点钟准时返回宿舍。计策已定,我这个室长责无旁贷,十点一到,就行使职权,把门拴上了。与此同时,室内同学屏息静声地躺在床上,希望有一幕好戏,就只等另一个重要角色登场。十点过了五分,X没回来;十点过了一刻,X没回来;直到十点四十,才传来X的脚步声,不一会儿,门上响起了“笃笃笃”,我们在里面装睡,不予理睬。
    “再不开门,老子就不客气啦!”他在外面喊出声音来了。我们还是没有作声,随他怎么威胁。只听他后退两步,憋足力气,猛踹房门。我一是生怕门被踢坏,二是生怕吵醒全楼层的人,所以赶紧下床,为他扭开了门拴。我印象最深的是,X同我打斗时,总爱窜起身子,从半空朝我踢来,样子特逗。
    然而,屁股一转,我们还是像往常那样形影不离。有一年冬天,我留在南京过寒假,没有回南通。当时,X的父母也已从徐州迁居南京安了家。除夕那天下午,他硬把我请到他家一块过春节。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是只吃团圆饺子,不吃团圆饭,那是典型的北方习惯;二是X同学连过年都没忘了收听美国的VOA和英国的BBC。
    大学毕业离开母校时,X和另外三个同学一直把我们送到码头,送上轮船。他先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当翻译,后经努力,终于实现了他的“记者梦”,成为新华社对外部的骨干。他虽然是个记者,但他却懒得动笔写信。不过我还珍藏着他那数量有限的信件,其中有一封是他在1982年从中科院写来的。信里讲:“全所就我一个正式翻译,一般外出访问、学术活动、游览等都由我陪同。工作不能算是理想,同其他同学比起来,也不能过于满足,还要努力学习,争取有深造的机会。”“你不要为自己的工作伤心,能回到自己热爱的家乡就不错了,况且南通是个鱼米之乡。我这次陪意大利人到上海,住静安宾馆,同南通中医院长汤承祖先生住一个房间,他向我讲起了南通的美好之处。”
 
                                (二)
    Y同学与我一样,也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还记得第一次在校天文台西边劳动时,他老朝我看,我也老朝他看,越看越有一种好奇心。其实,对近视眼来说,由于看不清多远,所以往往总以为别人在朝他这边望,其实人家可能并没有看他。不管到底是咋回事,我从那天起倒是同他接近了不少。虽然他父母来自北国,其中一方还是回族,可Y本人却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他象绝大多数南京人一样豪爽,由于南京话的基调与普通话相距不远,所以他在校里常讲南京牌普通话,而且善意地叫着别人的绰号,譬如,“老文人”哪,“老狗熊”啊,“Sergeant(警长)”呀,还有“中华民国”,等等。Y从小得益于模范教师斯霞的精心栽培,考上大学不久,他和其他同学回访南师附小时,斯霞老师还记得他是个头脑聪明的调皮大王。
    他没有给我起绰号,而是称我斯诺,因为我的名字翻成英语是Snow,但他不是用普通话读,而是用南京话读,听起来特别滑稽;他有时也偶尔喊我“老夫子”。其实,他身上虽然没有夫子气,但却充满了诗情画意,普希金、海涅、波德莱尔等人的诗抄了几大本,而且多次在全校美术展览活动中显示了自己的丹青功底。我至今还记得,他将“坐请坐请上坐,茶用茶用香茶”这一讽刺势利和尚的巧对演绎成一幅漫画,展示于南园橱窗内,过往行人无不驻足评品一番。他很有一种喜笑怒骂、旷达不羁的名士气质。
    我本人也曾与这位风流名士打了一场短兵相接的“遭遇战”,盖因钉头碰了铁头也。事情是这样的,从1982年下学期开始,我和X、Y、Z等十来个同学选修了梁士纯教授倡办、黄仲文老师主讲的“大众传播课程”。这期间,我们每周要在一起阅读大量的外文通讯件。作为课代表,我有一次在分发这类阅读材料时同Y吵了一架。课上吵了仍不解气,课后又接着吵,并且作好了随时出拳的准备,就像是南通的“狼山鸡”遇上了南京的“白拉克”,谁也不甘示弱。双方用了最有杀伤力的话语,事后发现谁也没把这场争吵当作一回事。半年后,我们俩差不多天天坐在一块猛啃《欧洲文学史》,彼此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毕业一年后,他取道上海飞往美国留学,我专程赴沪送行。入夜,我和Sergeant陪他住在他妻子的亲戚家里,三个人抵足而卧于地板凉席之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叙了一夜的话。
    Y在南京作别爱妻娅曾女士时,她已临产在即,没法远送;而我则视自己执教的某中专有如愁城,加之此前痛尝失恋苦酒。如今,朋友乍聚还分,天各一方,真可谓两种心事,万般无奈,“怎一个愁字了得”?是夜,我还不由自主地抹了几回“英雄泪”呢。Y曾在信中以如下的语句描述咱们之间的友谊:“想你我同窗四载,并非如胶似漆,且时有龃龉,亦或反唇相讥,斗得瞪圆牛眼,恰似一对难解的公鸡,此情此景恍如昨日。不料一朝分手,情谊倍增,真乃……(恕弟不才,此处不能信手拈来,只有暂付阙如也)。”其实,我也想不出佳句来形容,倒是可以说这样一句俗话:“有老王时恨老王,没老王时想老王”,或许是不打不相识吧。
 
                              (三)
    与X、Y都交过手了,但与Z却相安无事了四年,一是因为他是走读生,且又不在同一班级;二因为他谦如君子,打不起来。在我记忆中,Z的样子瘦瘦的、长长的、直直的。他也比我小几岁,爱跟一位雅号Professor的同学一道来去。 他衣着简朴,书包是一只破旧如“蛇皮袋”的浅色提包。进校不久,他就被调整到了“快班”。一年下来,他就能用深沉浑厚的嗓音说一口流利动听的美国式英语了。
    毕业前夕,我们在“大三元”酒家欢宴了一次,赴“宴”者有X、Y、Z,还有那位雅号叫Sergeant的朋友孙安光等人。宴毕,我们又驱车回到校园,坐在北大楼前的草坪上神侃,直至半夜才依依惜别。此后,Z留校当了英语教员,他曾来过好几封信,着重讲述报考北外举办的联合国译员培训班的事。他用英语表述了自己的心境:“ I'm long for a change,  a change of atmosphere,  a change of surroundings, in short, a change of everything.”(意思是说:“我期望有一种改变,氛围的改变,环境的改变,简而言之,什么都得改变。”)另外还写道:“现在别无他路可走,只好做困兽之斗,与其按兵不动,不如碰个头破血流。动!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动,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在这里了此残生,死不眠目!”聊聊数语,掷地有声,活脱脱一条硬汉哪。
    第一年,他虽然考出了佳绩,但因所在单位不批准而作罢。有志者事竟成,第二年,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联合国译员培训班学员。1986年被外交部派往联合国工作,时而在美国,时而去欧洲。有一天,一位女译友访欧归来,告诉我说,她在维也那碰见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官员,当得知她与我同在一所城市时,他请她捎口信问我好。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多年不见的Z同学。我记忆的百叶窗顿时豁然大开,Z不鸣则已、一鸣则语惊四座的谈吐,历历在目,回味无穷。
    在一堂大班课上,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这两个字是怎么来的?”有的同学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答案遭到了否定。这时,只见Z同学用南京话朗声答道:“是‘中华民国’!”顿时,全场为之哗然。其实,笑的人也吃不准对错,只是觉得忍俊不禁。从这以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就成了他挥之不去的绰号。看样子,Z对此并不十分在意。静水流深,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四)
    今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不到两个星期,海内外学术界、新闻界乃至普通读者,都有极大的反响。仅列举几条醒目的报道标题,就不难发现其耐人寻味之处。
    发行于美国本土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的标题是:《八留美国知青出新书批判美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赶在去年底发行问世,亲身经历呼应“说不”系列》;香港《东方日报》的标题是:《〈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出版,反美新作抨击花旗传媒》;香港《天天日报》的标题是:《政论〈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八留美青年著书揭露美新闻公正神话》;菲律宾《菲华日报》的标题是:《中国“谈不”之声转向美国媒体》……  一位留美归来的女博士在电话中赞扬《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这本书“说出了那些长期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想说但不知道怎么表达的东西。”事后了解到,该书八位作者中就有三位是我的同窗好友。现在,让我把X、Y、Z与《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关系一一分解清楚:X就是撰写“妖魔化中国的内幕”、“中国会成为吃光世界粮食的恶魔吗?”、“制造假新闻的武士”和“阿巴拉契亚山中的对话”这四章的李希光同学;Y就是撰写“美国的御用‘中国通’”这一章的刘康同学;Z就是撰写“美国是否在给自己制造一个敌人?”这一章的朱伟一同学。他们和另外五人对美国相当了解,无疑要比一般学者更有发言权。
    去年,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如何看待美国主流报纸的对华报道》,原来是李希光与刘康的谈话录。李问:“你为什么从最初的纯文学研究转向到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
    刘答:“近年来,在美国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看他们出版的书刊和报纸,美国知识界、学术界和舆论界对中国近年来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充满了偏见和仇视。作为一名在美国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中国人,这个时候必须勇敢地站出来,为中国说话。”我想:这与那些喝了几年洋墨水、吃了几年洋面包,就数典忘祖,崇洋媚外,甚至还在国外发表有损人格、国格的论调的假洋鬼子相比,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谈话录”内容丰富,引证详实,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跃然于字里行间。想当年,李希光与我在南大“斗鸡闸”(原为何应钦公馆,现为南大外事办)门前接受美国记者录音采访时,曾是多么倾向于西方的花花世界啊。可以说,他们三位当时的言论是颇为离经叛道,甚至玩世不恭的。若是照某些正统人物的观点看,他们应归于“危险分子”之列,如果出国,大有“叛逃”之虞!然而,士别数载,非刮目相看不可了。

该文写于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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