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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作诗文】如梦令 (阅读1225次)



其一
好雨当春润物,芬芳桃李无数。蜡炬正高悬,望不断天涯路。
飞渡,飞渡,艄公厚望莫负!

其二
登临送目时候,意气风华依旧。把酒问青天,明月几时再有?
昂首,昂首,今夜星辰如昼!


    别看我有时高谈阔论,有时舞文弄墨,有时一身西装,一口英语,觥筹交错于赤发碧眼之中,来往穿梭于机场宾馆之间;其实,本人始终没有忘本,没有忘记自己早年是个口齿不清、孤陋寡闻、土头土脑的乡下伢儿。二十年前那次高考才使我摆脱了自家口粮自家种,面朝黄泥背朝天的单调生活。我是在新时期恢复全国统考后于1978年秋考上南京大学外文系的。入学不久,同学们发现我爱好中文写作并有较好的古汉语基础,就问我当初怎么没有报考中文系。我的回答是,既然我有了这么好的中文底子,为什么还要报考中文系呢?我现在所缺的是外文,而不是中文。我庆幸自己的选择,因为我的心里早就酝酿着一个梦想,那就是要学好外语,做个翻译。要知道,那是一个只讲政治,不讲业务,把知识看成粪土,把知识分子当作臭老九的年代。想到历历往事,我简直不知从何说起。
    1968年秋,当我完成为期六年的小学时,上级机关因为文革而无暇颁发小学毕业证书,就让我们读七年级,美其名曰“老六年级”。半年后,班上有两名“根红苗正”的同学被送上了初中,与上一届同学一块读书。在那个流行着“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岁月,我们“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班有96%的同学都成了被挑剩的“老六子”。父母亲望子成龙心切,不分清红皂白,骂我没出息,是“打老牛屁股”的料。为此,我伤心不已,蒙着被子痛哭了半夜。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深切感受到没文化的父母亲对我所寄予的厚望。半年后,我和其余“落榜生”未经考试就稀里糊涂地升上了初中,真是皆大欢喜。在那个学制混乱的年代,我们时而春季班,时而秋季班,时而迁校,时而转学,最后竟与下届学生编在了同一个班上。初中二年级是本人突飞猛进的一年,我由一个后进生一跃成为班级学习委员。1972年春,我的毕业考试成绩优秀,三门主课均得满分。
    当我笃定心思等待高中录取通知书时,一盆冷水劈头盖脸而下,本人名落孙山,原因是“社会关系”中有个堂姑爹是被镇压的反革命。这第二次落榜给我的打击远远超过第一次,尚未成熟的心灵一下子笼罩在无边的愁云惨雾之中。眼看着我父亲成天叹气,母亲到处落泪,我真是度日如年。当时我反而劝慰二老说,不要难过,我没能升上高中,不是因为学习成绩差,照现在这个样子,即使上了高中也不会有多大前途,迟早是回生产队扛钉钯,不如现在趁早当个农民算了。但悲愤难掩的母亲逢人就把苦难家史哭诉一番,恨不得叫天下人统统知晓我们的确出身于苦大仇深、政历清白的贫农家庭。这种哭诉,虽未打动把握新生录取大权的决策者,却唤起了当地师长们的正义感与同情心,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我成了外公社一所农中的插班生。
    这所学校离家将近二十里路,父母亲专门托人为我买了一辆崭新的“永久”自行车,我就是在那时学会骑自行车的。在这所农中上学,虽然要寄宿,要搭伙,但是这些困难我还是能够对付的。唯一遗憾的是不开设英语课,眼看我过去的老同学们在别的学校一天天地增加着英语词汇量,我的心里焦急的不得了。于是,我在一学期后转学到了有着几十年历史的四安中学。此时,我的英语比同班老生落后了整整一个学期,别人正在忙于预习第二册课文,而我却在为ABCD及第一、二册教材发愁。
    学生时代能够遇上几位好老师,乃是人生一大幸事。我就是这么个常常得益于好老师的幸运者。王兴润先生就是一位对我帮助大、影响深的好老师。我是一九七三年在四安中学认识这位英文教学专家的。那时,他刚出大学校门不久,还是个风华正茂、英气勃发的青年教师;而我则是刚从一所农中转学插班来的新生。第一堂课下来,王老师让人通知我到他那儿去一趟。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时,他说:“你是新来的同学吧?这学期教材订数不多。这是最后一本,你就拿去用吧。”我从他手里接过第二册《英语》书和两本三线练习簿。给钱,他没要。不久,我又在他的协助下,从一位退了学的同学手中搞到了第一册课本。王老师常常牺牲休息时间为我补习英语,每当本人在学习上有了一点进步,他就热情地给我鼓劲。到期中考试时,我的英语得了99分,在同年级学生中名列榜首。其实,那时学的英语不过是肤浅皮毛而已。但这次牛刀初试,竟使我学外语的热情倍增。到1974年高中毕业时,我虽然荣获“三好生”奖状,但接下去还是走上了一条回乡修地球的“必由之路”。虽说少数幸运者在经过一段劳动锻炼后有可能被“推荐”和“选拔”为“工农兵学员”,但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子弟来说,无异于猴子捞月,可望而不可及。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灰心泄气,内心深处依旧揣藏着一个美好的梦想,即有朝一日要上大学,要当翻译。我驱车三十多里上城买来了收音机和英语广播教材。那时血气方刚,精力正旺,我不管农活多重多苦,都从不午睡。英语广播讲座时间一到,我就赶紧打开收音机,聚精会神地收听学习。此刻,早已忘记了插秧时的腰疼背痛。王兴润老师上南京当翻译的消息,使我精神为之一振:学好英语还是能派上大用场的。王老师一去就是数年,为的是参加重大引进项目南京栖霞山化肥厂的工程建设。工作之暇,他多次写信为我解答英语难题,而且一再勉励我学好英语。1977年,教育界拨乱返正,恢复高考,我不失时机地参加了这一不同寻常的考试。我通过了初试、复试和英语口试,但却由于眼睛近视加散光而没能通过体检。伤心之余,我关起门来对自己作了一阵反省。首先我把自己同别的考生作了对比,发现自己的英语还很欠功夫,连试卷里出现的“smoke”(吸烟)这个词都不认得。其次,我又想,只要好好地把握自己,也许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主意已定,我首先解决眼睛问题,到上海吴良材眼镜店配了一副合光的眼镜;然后便挤出代课期间的点滴时光,温习功课。耐人寻味的是,不同时代的考生有着不同的烦恼。今天的考生终日湮没在模拟试卷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我们当年则为无书可读,无题可做,无资料可参考而发愁。当我发现石港中学的蒋翔生老师有一套原版《英语900句》时,就驱车十五里地,问蒋老师借来这套尚属罕书抑或禁书的语言教材,一连啃了两个月。通过复习,不仅扫除了大量的词汇障碍,而且还掌握了不少常用的句型。
    第二年秋天,我在步入考场时,心里似乎踏实了许多。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南京大学外文系,口试是在海门师范进行的。我由于误点没有赶上开往海门的班车,只好骑着自行车来到了一百六十里开外的海门师范。先得去当地招生办打介绍信才可住宿。等到办完住宿手续,我浑身已经累散了架。不过身体一累,反倒忘掉了口试前特有的精神紧张,一觉醒来,斗志昂扬。我猜想,来自高等院校的“主考官”对我的应答还是比较满意的。当时,我的心情很好,在返家的路上,我不仅绕道南通狼山,而且登高放怀,赋诗两首。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两星期后,我又顺利地通过了体检。从这以后,我天天都在翘首以盼,直到国庆节后第九天才从一位供职于区教育辅导组的老师口中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我果然实现了第一志愿,成了我省最高学府的一名外语学员。一时间,我家涌来许多道贺的朋友。我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像“范进中举”那样被一时的喜讯冲昏了头脑。值得庆幸的是,我并没有像范进那样举止失态。但却听到灶门口传来我母亲的哭声,我问母亲:“做儿子的考取了大学,你不高兴么?再说南京又不远。”娘说:“侯娃呀,娘为你高兴,也为你难过。你去考大学,家里人一个都不晓得,就是晓得也帮不上忙,你吃了不少的苦啊!”知子莫如母。忙于复习的时候,我正在公社中学担任代课教师工作,每到晚上,都是独自一人住在校外一个兽医站的宿舍里紧张地复习着各门功课。连续两天的高考考场设在十五里开外的石港中学内,我早出晚归,为了节约时间,常常用一只搪瓷缸泡点稀似流汁的焦麦屑来充饥。事后,母亲一想起这一情景就为我心疼落泪。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人家的伢儿考大学还要家里大人陪送的呀!”前来道贺的朋友说:“你的侯娃没人陪没人送,不是也考上了大学么?”一席话说得我娘破啼为笑。有的朋友对我说:“这下你可以当个翻译官,可以陪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电视上了!”然而,我根本就没有产生过这么高的奢望,我只有一个朴素的翻译梦,那就是毕业后回到家乡南通,把自己的外语知识贡献到正在扩建的国家重点项目南通海港工程上去。后来,事与愿违,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纺织学校当了两年英语教员。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我终于在1985年成了一家外贸公司的翻译兼业务员,不久又成了外事系统的一名专职翻译。从此,我可以直接为家乡的改革开放提供翻译服务了。
    回首往事,我的翻译梦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首先得益于为期四年的大学教育。系统而正规的外语本科教学,毕竟远远超过了业余外语广播讲座。大学四年,使我有了独上高楼,望断天涯之感。每当想起千千万万未曾实现大学梦想的一批“知青”朋友时,我心头就升起一股庄严的使命感。我没有理由沾沾自喜,没有理由忘乎所以,没有理由尸位素餐。我只想做一个忠于职守,胜任愉快,精益求精的翻译工作者,此外别无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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