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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飞 ◎ 李约瑟的助手王铃教授 (阅读1450次)



 

  出名者未必重要,重要者未必出名。作为李约瑟助手参与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王铃先生,从某种角度看,就是一位比较重要却不够出名的南通学者。

  1994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在报社大楼前看见一个身着洋装、长发掩耳、既能说英文又能说南通话的瘪嘴老头和一个只懂英文白人太太正头靠头查着地图。上前一问,才知道两人是一对中外结合的老夫妻。他们各推一辆自行车,各背一只行囊,为的是要找一家大书店买书。于是,我就充当了他们的向导。去新华书店的途中,我得知他的名字叫王铃、年已七十多岁,此外,还听他简述了自己先后辗转南京、重庆和英国剑桥求学深造以及旅居澳洲数十年的往事。当时,他在我的印象中,不过是一位不修边幅的老年书生而已。我只听他讲过自己从师于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而没听他自己说参与编写那部煌煌巨著。因此,我虽曾以《浮云游子故人情》为题在报上介绍过王铃夫妇,但我此前并没有听谁提起王铃这个名字,更不知道他曾协助李约瑟博士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过如此杰出的贡献。

 

(一)

  提起王铃这个名字,一般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也许不太熟知。此事其实并不足怪,主要是因为王铃早就离乡背井,辗转南京、重庆,后又到海外漂泊了大半辈子。在英国,他长年跟随李约瑟在研究所和图书馆准备中国科学技术史料;离开剑桥之后,又来往于英、美、澳之间,虽曾两度被评为国际名人,但由于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不对外开放,所以华人学者在海外的活动情况不为国内一般人所了解。而王铃为人相当地谦逊,与人交谈时从不提及自己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直到《南通日报》报道王铃追悼会时,我才从报上知道他“两次被评为国际名人”。

  他的一位亲戚与我谈了不少有关他的情况。其中,有一个线索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王铃曾让这位亲戚陪着上市图书馆借阅中译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于是,我也去翻阅此书,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本大书的扉页上印的是“李约瑟 著  王 铃 协助”。卷首还可读到李约瑟对王铃的高度评价:

  “在本书的整个准备期间,我很高兴得到了我的朋友王铃(王静宁)先生在研究方面的帮助。1943年我在四川李庄拜访当时疏散在那里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第一次遇到他。”“1946年他得到英国文化协会旅行奖学金,来到了英国。”“首先,他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的专业训练,在我们日常的讨论中,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其次,由本书第一次译成英文的中国文献,其英文初稿十之七八是他翻译的,然后我们两人必定一同详细讨论校核,往往经过多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别人的译文,我们两人必须核对中文原文后才加以采用。”“许多繁琐的图书馆工作,以及各种索引和编目工作,都由他负责。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书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引自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志谢”。)

  王铃1918年生于江苏省南通市,1936年南通中学毕业后进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深造,1937年随校转学重庆。抗战时期学习条件十分艰苦,但王铃节衣缩食,求索不懈,一方面博览群书,另一方面参与社会实践,既是学习尖子,又是活动分子。

  据王铃回忆,他曾与同学陶大镛等人组织“中苏问题研究会”,并请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为大学生作时局报告。他对周恩来的雄辩口才和远见卓识敬佩不已。后来,王铃通过傅斯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介绍,在四川李庄农舍见到了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次见面乃平生一大转折点,因为命运安排我从师于李先生门下达十年之久。”

  李约瑟,原名Joseph Needham,因崇拜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李聃,故冠“李”为姓,从此以“李约瑟”闻名华语世界。1942年,身为生物化学家的李约瑟博士不畏战火硝烟,随“英国文化科学使团”来华从事文化交流。1943年,他在河南大学初次接触道家经典《道藏》并开始沉迷于道家学说。1942年到1946年的中国之旅,使李约瑟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用他本人的话说:此行“注定了我今后的命运,除了编写一本过去西方文献中旷古未有的中国文化中科学、技术、医药的历史专书,我别无所求”。 于是,从1945年着手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发而不可收,从“一本”扩展到七卷,共达三十多本,真乃旷古未有的鸿篇巨制也!江泽民主席的题词“明窗数篇在,长与物华新”是对李约瑟一生贡献的概括。李约瑟是本世纪的同龄人,他于当地时间1995年3月24日在伦敦逝世,终年九十五岁。他比两名学生兼助手——南通的王铃和南京的鲁桂珍都活得长久。王铃于1994年6月7日凌晨1时在南通寓所逝世。鲁桂珍于1989年9月15日在伦敦成为李约瑟的妻子,却于1991年11月28日离开了人世。李约瑟生前多次讲: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最好到江苏南通去,那里有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作为南通人,我想,李约瑟讲这句话也许与其得力助手王铃不无一点关系呢。《南通日报》在报道王铃逝世时写道:“王铃先生早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曾是民盟伦敦支部成员,世界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的助手,在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工作中作过杰出贡献。王铃同时是美、英、澳等国一些大学的客座教授,两次被评为国际名人。”“王铃逝世后,民盟中央副主席陶大镛和英国李约瑟博士及其研究所全体科研人员、台湾中正大学文学院院长毛汉光等海内外知名人士发来唁电。”

(二)

  周恩来总理生前多次提到王铃先生,他认为有必要请王铃回国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科院郭沫若院长通过某种渠道与王铃取得联系,王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早日回到新中国怀抱,同时坦诚提出路费不足的问题。中国科学院曾两度给王铃汇寄二千英镑。但是,王铃出于无奈,竟把这些钱花在两场官司上了。第一次是因为他的美国学生借开他的汽车出了事;第二次则是因为他的英籍太太与他闹离婚。然而,剑桥学府的种种不快坚定了王铃出走的决心,他终于在1956年离开了剑桥。此后,他一边担任英、美、澳等国一些大学的客座教授,一边做些回国前的准备。

  到了1957年,王铃由于不断听说那些在他前面回国工作的学术界朋友受到种种压力甚至迫害,于是转而前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担任了东亚历史系教授,并与该校图书管理员露丝结为伉俪。王铃在同亲友的交谈与通信中对自己两度收到新中国的大笔汇款而未能如愿归国效力表示歉疚。但他虽然长期旅居异邦,却时刻心系祖国。

  1961年,中印边界之争日渐升级,印度军队先后在中印边界西段和东段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建立入侵据点,并且宣称要以“麦克马洪线”为边界。王铃看到这方面的报道后,猛地想起自己曾在大英图书馆见到的当年英国驻印度总督府绘制的一份标明中印边界线的地图。于是,他借出差英国的机会,抽时间前往伦敦大英图书馆找出了那本印度殖民时代的地图册,这份具有权威性的资料所标的边界线证明印度方面的领土要求是毫无理由的。王铃不失时机地将那份标有中印边界的总督府地图送给中国驻英使馆。中国政府认为这张地图有利于戳穿印度的一面之词,所以很快通过报纸公诸于世,使国际社会对事实真相有了一个清楚认识。可以这么讲,王铃凭借自己的渊博学识与阅历为中国政府赢得了主动,在国际间伸张了正义。王铃与我交谈时并未提起这段光辉经历,可见他是一位谦谦君子。

 

(三)

  李约瑟得知陈立夫在台湾主持翻译他的著作“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台湾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大陆则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 早就向陈立夫这位同龄朋友推荐过自己的得意门生王铃。但王铃不曾前去为陈立夫效力。王铃亲口对我讲起半个多世纪以前作诗讽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在大学搞“总考试”的往事。他边讲边用铅笔写给我看:

     考试,拷死;总考试,总拷死。

     若要我们死,何需用考试?

     三元贷金,六枝蜡烛——吾人穷且死。

     稀饭三餐,手软足瘫——吾人饿且死。

     杨大夫汗流浃背,棺材店生意兴隆——吾人病且死。

     炸弹一掷,六籍灰飞,联大、云大,前车可鉴——吾人炸且死。

     穷死、饿死、病死、炸死……

     犹恐吾人不速死,再来一个大考试;

     还恐吾人不总死,更来一个总考试。

     吾人旦夕且死,毋烦仁人君子,

     苦虑焦思,发明这个“总考试”!

 

  1993年,陈立夫听说王铃来到台湾讲学,专门设宴招待王铃夫妇。当谈到“总考试”风波时,陈立夫乐呵呵地引用梁启超的话对王说:“今日之我要与昨日之我宣战”。立夫老人还与王铃夫妇在“来来饭店”合影留念,我曾将此照连同本人所译王铃回忆李约瑟的演讲稿寄往文化部《文化月刊》予以登载。

 

(四)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王铃先生此次回国返乡是作了落叶归根打算的。他告诉我说:“露丝要回澳洲,我把她送走后就在南通定居下来。East or west,home is best(大意是:金窝窝,银窝窝,不如家乡的草窝窝)。 ”他这位四十年代中央大学毕业生得知我是八十年代南京大学毕业生时,连称“校友”,并与我谈起我和他共同的英文导师、已故的南大副校长范存忠教授。在路上、在家里、在电话中,王老先生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是好长一段时间。他时而说国语、时而说英语、时而说南通方言土语,谈起他的导师李约瑟五十多年前不顾个人安危来到中国进行文化交流这件往事,王铃思绪万千,书生意气不减当年。为了说明中华文化对西方世界所具有的影响,王铃先生告诉我,英国文学家和辞典编纂家撒缪尔·约翰逊、美国诗人庞德和爱略特、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等人不仅盛赞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而且在各自的作品中有所借鉴和反映。原为生物化学家的李约瑟博士,则因爱上中华文明史而在不惑之年毅然改变研究方向,一辈子致力于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历史研究。

  王铃是怎么评价自己的呢?1988年,他在美国圣迭戈出席中国科学史讨论会期间,走上讲台用英文发表演说时承认自己工作缺乏条理。他是这么说的:“我的研究笔记往往只是写在一些零散纸片上面,常常乱七八糟,理不出头绪来。事实上,我常常是个边工作边匆匆吃早餐的人。几年之后,约瑟甚至还发现我那些珍贵的笔记中间竟然粘着昔日用餐留下的咸肉皮屑呢。”我相信王老这段话不是故意谦虚,因为我有一次就亲眼看见他老人家把自己的领带当腰带系在睡衣上,边示意我坐下、边用手推开桌上和椅子上的稿纸,同时喊夫人“妈妈(意即‘孩子他妈’),给王先生倒茶”的难忘情景。我本是受朋友之托前去打听王老愿不愿出租房屋的,但是老两口正为另一件要事犯愁。原来,他为了送老伴返回澳大利亚,曾叫儿子从海外给他们电汇一笔路费到南通来,不料南通方面迟迟没有收到此款的通知,老两口日夜挂越洋电话催问此事。结果,那笔美金寄到了台湾,而不是大陆的中国银行。只见王铃阖动着瘪瘪的嘴唇连说“想不到”,而他那位澳籍夫人则在里屋轻声柔气地喊:“铃,快来接你儿子的电话!”大约一星期后,王铃心脏病发作,在南通寓所逝世。

  料理丧事的人发现他家桌上桌下还散落着五、六张手稿,不知他的胞弟、全国政协委员、现供职于中国社科院的王钧先生是否整理保存了那些手稿。其表弟猜想,王铃也许临终还在起草李约瑟回忆录,以实现自己对谢希德教授和杨振宁博士许下的承诺。

 

(五)

  1993年上海纪念李约瑟组建“中英科学文化合作馆”50周年时,王铃先生与上海复旦大学的谢希德教授久别重逢,谢教授深情地回忆了李约瑟关怀学生曹天钦的件件往事。她和杨振宁博士曾先后与王铃先生谈及撰写回忆李约瑟的文章。杨建议王把自己在第五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上回忆李氏的英文讲演稿译成中文,让香港中文大学发表出来。1994年5月,王铃先生把我邀到其在南通的寓所,将这份讲稿交到我手中说:“你把它翻译出来,随便投到哪里。只是不要在报上吹我呵。”我反复阅读这篇热情、生动而谦逊的讲稿,深感责任之重,未敢怠慢,不仅尽早译完了王老的讲稿,而且为他吟成了一首题为“相见欢”小令:

 
江海万里归舟,
话春秋。

落日彩霞无限,
映东流。
游子意,

故人情,

思悠悠。
举目崇州锦绣,

君何忧?

 

  然而,王铃先生既没有读到我译出发表的他那篇“口头散文”,也没有收到我献给他的这首小诗,如今想来,深感遗憾之至!从与王铃本人的接触中、从与其亲友的交谈中,笔者想用五个“不”字来形容已故的王铃先生:不断求索、不计名利、不善交际、不忘旧友、不修边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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