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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应西渡:女性,如何创作诗歌而不是女性诗歌 (阅读1408次)



女性,如何创作诗歌而不是女性诗歌

倪志娟

    从总体上而言,我认同西渡此文的观点,他将女性诗歌与诗歌区分为两个不同内涵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他比较客观地呈现了一个事实:“从世界范围看,无论古今,女诗人写的也大多是女性诗歌”;女性诗歌“缺少一个绝对的视野,缺少一点无我的精神,也缺少一点抽象的能力”;“女性诗歌的读者数量并不能弥补女性诗歌在质量上和价值上的某种损耗”。
    但我对西渡此文总体性的认同并不代表我完全认同其中某些结论性的观点,比如:“女诗人把世界想象成男性的;男诗人则既可以把世界想象成男性的,也可以把世界想象成女性的,还可以把世界想象成无性别的”;“女性诗歌不过是女性与世界的权力关系的又一个证明。那么,女诗人得以写出一种普遍诗歌的前提,就是这一权力关系的瓦解。”这些观点显然存在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不过我此文的目的并非探讨这些结论,而是想在西渡所呈现的事实基础上反身追问一个问题:女性,如何创作诗歌而不只是创作女性诗歌?

一、诗歌中的性别政治

    诗歌创作不是一场有时间限制的足球比赛,以最后的比分结果论输赢,它处于过程之中,处于代际传承和经验积淀之中,如果我们考虑这种过程性,我们会发现,女性介入诗歌的过程远远短于男性诗歌。
   
    在传统社会,女性被排斥在社会活动领域之外,连基本的受教育权利都没有,更遑论写作的权利了。作为一种创造活动,写作者必须拥有对于世界的主动意识,正是这种主动意识成为诗人创作的内在动因。然而,在传统性别等级模式中,女性的主体性生成始终是一个难题,这可能是女诗人写作面对的最大困境。当她有幸能够写作,她的写作基点也是模糊的:她无法像一个男诗人那样,在文本中建立一种绝对的权威,建立一种物我对立的等级制关系,相对于所要描写的客观世界,女性首先就是一个他者,同时,由于她们不被鼓励言说,写作不仅不会提升她们的社会价值,甚至与她们的价值认同标准相违背。
    可见,女性不是将这个世界想象成男性的,而是这个世界已经被男性占为己有。男性之所以可能对这个世界进行多元化的想象,根本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拥有主人翁的心态,面对世界,他们就是“Authority”。

    十八世纪以来,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愈演愈烈,她们强调性别解放,并且将这种性别政治贯彻于每一个领域,包括诗歌创作之中,突出诗歌创作中的性别政治标准,认为女性诗歌可以其对诗歌(男性)传统的颠覆而获得价值,她们的这种努力类似于先锋诗歌对诗歌传统的颠覆,也类似于解构主义对传统理性主义的颠覆,都以反抗性、异质性、颠覆性为最高标准。
    但是,当每一波先锋的浪潮过去,每一个真正的诗人最终还是必须承认,作为一种艺术,诗歌的艺术审美原则永远都是最高标准。先锋性或者性别政治在一时一地可以成为至高原则,但它们无法覆盖诗歌的艺术审美原则,这正如解构之后还是必须进行新的建构。
    假如我们不过分纠结于概念的话,对于艺术审美原则的内涵,我认同西渡的理解,它应该包含着普遍性、去个人化和抽象性。在这一艺术审美标准面前,也的确如西渡所说,现有的女性诗歌整体上弱于男性诗歌,女性写的大多只是女性诗歌。

    考虑到上个世纪中国和西方的女性才开始获得普遍的教育权,那么,如何操纵笔,对于女性群体而言仍然是需要代际探索、经验传递的事业。
    对于这一事业的前景,我们有理由不悲观。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包括其学习和生活方式,其实更适合女性(在中国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趋势,随着男女两性在教育权上趋于平等,每年的高考女状元逐渐增多且已经有超过男性的趋势)。就写作这一活动方式而言,可能也更适合女性:安静地坐在书桌前,忍受孤独和寂静,调动全部的感官和情感体验……当越来越多的女性介入这种活动时,对传统社会以体力和户外活动取胜的男性而言,构成了一种极大的威胁,正因如此,艾略特、庞德等人才要大声疾呼,抵制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女子气”,恢复诗歌的男性气质。这背后潜藏着一种隐性的性别竞争。
    但是,我们也不可盲目乐观。写作作为一种室内活动方式更适合女性,并不代表女性真正能做好这种活动,正如绝不多数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缝纫、烹调等工作,但一旦这些工作成为职业,其真正的佼佼者马上就变成了男性。也就是说,女性普遍缺少将这些活动社会化的能力,也缺少在这些活动中成为“Authority”的力量,这是否仅仅只是女性与世界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在这种权力关系之后还存不存在更根本的问题?

二、性别,对于女性意味着什么?

    这里,我想分享一点我自己的“个人化”经验。

    几年前我住在学校时,我的邻居中有两个男同事,我们年龄相仿,同为博士。整个漫长的暑假,是我们可以摆脱学校的日常事务专注于读书治学的黄金时段,在这一时段,这两个男博士总是早出晚归,中午在食堂吃饭,整个白天在实验室度过,晚上则是他们打球散步的休闲时光。相比于他们,我的暑假却是支离破碎的,因为孩子在家,我必须每天呆在家里,按时做好一日三餐,晚饭后还要陪她户外活动,照顾她的身心健康。虽然,我在家也可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工作,那两个男博士在实验室也未必整天用来工作,但我们之间的差别仍然是根本的:他们可以享受一种自在,无挂碍,可以尽情投身于所谓的“普遍性”、“去个人化”和“抽象性”的思考,这是他们作为父亲的优势,而我必须在专注工作和生活的琐碎乃至平庸之间进行无休止的搏斗,这是我作为一名母亲的无奈。
   
    对于因性别差异而来的这种角色身份的差异,我曾经以为,它的确如波伏娃所说的,是外在原因、是社会文化造就的。从我成为母亲那天开始,我就在进行一种有意识的反抗。成为母亲,在喜悦的同时,也感受到巨大的焦虑。一方面,自我的永恒分裂使我感到无力、恐惧——我被分裂成“我”和“孩子”两个部分,孩子作为我体外的一个存在者,我对她是失控的,我无力绝对保证她的安危与幸福;另一方面,每天无休止的尿布、奶粉的混乱也使我恐惧,这是一种海德格尔似的沉沦于琐碎、无力自拔的恐惧,生命好像忽然关闭了一切的可能性,走到了尽头。我选择的反抗方式是报考博士,重新为自己打开一种可能性,强迫自己将一只脚跨出那种日常的琐碎之中。在读博士的过程中,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方向,我想为自己的焦虑找到答案和解脱的途径。

    几乎花费了十年的时间,我才逐渐明白,一切焦虑的源头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是与生俱来的,是我生而为女性并且选择了成为母亲这一性别角色所带的。天赋人权,天也赋责任,如果我们承认性别差别,我们也必须承认不同性别所承担的不同责任,以及这一责任的不同内涵。作为母亲,我其实无可逃避,无可反抗,我必须花更多时间呆在孩子身边,陪伴她,照顾她,我必须学会走平衡木,在做母亲和做自我之间寻找平衡,我必须在琐碎的同时与琐碎、平庸、沉沦做永久的斗争。
    理解这一点之后,我就疏远了女性主义。而我相对的解脱是孩子逐渐长大,逐渐独立,我的自由度逐渐扩大。

    每一种性别的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女性如此,男性也如此。只是,抛开社会文化的因素,男性的确从他们的自然性别角色中得到了更多的自由。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对于一名男性而言,可能意味着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后方,而对于女性而言,几乎成为全部的堡垒。——所以,史蒂文斯结婚之后,可以在家中扮演绝对的权威,绝大部分的业余时间呆在自己的书房,或者独自去散步、去剧院,而结婚生子之后的普拉斯会痛苦纠结最后以自杀了结。
    女性当然也可以模仿男性,比如年老的杜拉斯,可以抽着烟,豢养着他的小情人,但绝大多数女性,在情感关系中,却无可救药地渴望着男性的力量,正如昆德拉在小说《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中所说的:“最沉重的负担压得我们崩塌了,沉没了,将我们钉在地上。可是在每一个时代的爱情诗篇里,女人总渴望压在男人的身躯之下。”每一个真正倾向于异性恋的女性,对于昆德拉的这句话也许都无法反驳,不管她如何强势,采取何种方式,在性上,她是渴望男人的力量的,这是自然规定的两性身体关系,女人无能为力。如果身体始终在语言和心灵的建构中在场的话,那么这种两性身体关系必然会向心理领域、向社会文化领域蔓延,也就是说,必然导致女性在心理和社会地位上的依附地位。
    正因为女性在情感模式上的这种依附性,使得女性即使和男性一样选择独身,其内涵也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在《“别处”的不同意义——拉金与摩尔诗歌之比较》中比较了诗人菲利普•拉金与玛丽安•摩尔的差异:“独身的拉金并不缺乏爱情,他与多名女性拥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爱关系。他之所以乐于在自己和婚姻之间树立一道‘玻璃’,只是为了摆脱婚姻的责任。独身,却仍然享受爱情,因为爱情不会像婚姻那样妨碍他的自由……摩尔和拉金一样,也终身未婚,但其实际状态完全不同。摩尔的独身是对婚姻与情感的一并拒绝,她不曾和某位异性陷入情感纠纷,也不像拉金那样对两性之爱如此依恋,因为她深知,情感与婚姻一样都会让一个女性陷入可悲的、不自由的境地。(这充分显示了在情感问题上男女之间的差异。)”

三、女性诗歌中的诗歌

    如西渡所说,女性诗歌与诗歌是两个不同内涵的概念,后者意味着普遍、“去个人化”、“抽象”的诗歌,他只能在女诗人身上看到了这种倾向的萌蘖而看不到这样的成果。那么,事实真的如此绝对吗?就我个人的阅读和翻译视域而言,我认为起码有三个女诗人是符合这种诗歌标准的,她们是玛丽安•摩尔、伊丽莎白•毕肖普和玛丽•奥利弗。

    摩尔的诗,即使放在男性诗人之中,其普遍性、去个人化、抽象性可能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这些特质与她的语言形式相结合,使她能够侧身于由艾略特、庞德、史蒂文斯等强悍的男性诗人主导的现代诗歌之中,并且得到了这些诗人的赞赏。她的力量表现在:
    “充满悖论的是,摩尔对于生活如此投入,她的诗歌却很少直接写到生活,也就是说,生活从来没有成为摩尔诗歌的关键词。相比于生活,摩尔在诗歌中更关注‘别处’,关注那些远离生活的事物或者事件(例如她的穿山甲,独角兽,大象和冰章鱼),即使当她真实地记录一场生活事件时,她也会将之变形,使之具备某种遥远的属性。比如摩尔著名的诗歌之一《坟墓》,其开头记录的是摩尔和母亲在某次海边度假的真实经历,当摩尔和母亲眺望大海时,某个不礼貌的男性站到她们前面,挡住了她们的视线,摩尔为此感到愤怒,她的母亲则安慰她说,没有人能站进事物的中心。当这一真实事件以及她母亲的语言被记录进这首诗歌时,它却具备了一副抽象的面孔。《寄居在鲸鱼中》这首诗同样源于她1915年12月一次真实的纽约之旅。这也是一次严肃的文学之旅,是年轻的摩尔为自己开拓写作成功之路的起点,在这次旅行中,她会见了一些未来的艺术家朋友和编辑,包括阿尔弗雷德•克莱姆伯格(Alfred Kreymborg)和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参观了后者位于291号大街的工作室。这一次旅行给她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致在写给哥哥的信中,她将这次短暂的旅行描述为‘寄居在鲸鱼中’。1917年,当她以此为标题创作这首诗歌时,其直接的激发事件是1916年的爱尔兰复活节起义。最终,她将真实的私人事件、爱尔兰民族政治事件纳入了一个魔幻的意象之中,使这首诗远离现实,同样成为一种抽象的叙述。” 也许还不止于此,她的诗歌还包含着对宗教传统的呼应和矫正,如果我们作为中国的读者能够读懂《寄居在鲸鱼中》这类诗歌中的宗教背景的话。
   
    伊丽莎白•毕肖普,请读一读她的《在鱼房》这首诗吧,从开头细致入微的观察,近似于沉思的叙述,潜藏的悲悯,到最后交响乐似的升华,这中间挟裹的深厚内力,难道弱于男性诗人吗?假如我们按照某些翻译者曾经犯过的错误,将毕肖普(Bishop)真的译成“大主教”,为毕肖普赋予一个男性身份,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她的诗歌瞬间变得庄严、有力?我们在阅读女诗人的过程中,有没有因为性别身份而无意识地贬低女性诗歌呢?

    至于玛丽•奥利弗,有我个人的偏爱,但绝不只是偏爱。既然我们可以欣赏王维、休斯、梭罗这样的男性诗人(作家),我们就应该向奥利弗致以敬意。“在将近25年的时光中,她隐士一样地生活,不为人知地写,很少将作品示人,也很少发表。但是对她而言,她的孤独并非一种折磨,而是一种全身心的沉浸,是一种快乐。当她赢得1984年的普利策诗歌奖,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之后,她也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孤独状态,这使奥利弗成功保持了自己的风格和品性。她没有受到时尚的干扰,也拒绝加入任何诗歌圈子。她认为诗歌圈子由众人组成,加入其中往往意味着要去迎合众人的口味,尤其要迎合组织者的口味,这必然会损坏一个诗人独特的个性。同时,她也愿意隐身在她自己的作品之中,不仅她的诗歌极少涉及个人生活,即便在新书出版、获奖之后,接受必要的采访时,她也避免谈及自己的私生活。她认为,作品说明了一切,‘当你更多了解作者时,就是对作品的一种伤害。’”“在诗歌中,她找到了另一个和现实世界一样生动的世界,她相信,一个人可以依赖想象生活,借助艺术拯救我们自身,使我们摆脱狭隘和限制,获得一种无限。事实上她做到了这一点,在美国诗人中,她经常被归之于惠特曼、梭罗、爱默生、默温、莱维托芙等诗人的行列,不过,在追求与自然的融合以及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她比这些诗人更纯粹一些。”

    还是让这三个女诗人用自己的作品去为自己发言吧,她们自身的强大不需要更多的辩护。

    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她们三人身上存在的共性:这三个女诗人,终其一生,几乎都保持了一种绝对的独立性。或许毕肖普和奥利弗曾在感情的漩涡中苦苦挣扎,最终才得以保持一意孤行,而摩尔呢,“就写作而言,摩尔的独身可谓她帮助自己进入文学传统的最彻底的努力。她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独身及免除感情纠葛对于写作的优势,并且尽情享受了独身所可能具有的人生之乐。她这种高度的自我克制和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是对未来的一种透彻理解——这种理解依然可以用遇到障碍时会自动上涨的水来表达——独身的人也拥有水到渠成的快乐,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说明了女诗人摩尔的独立与强大。”
    她们三人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可谓对性别身份的一种彻底拒绝。这是不是意味着,当女诗人如男诗人们那样在“个人才华与时代语境、命运的偶然性与历史必然性之间”博弈互动时,她们还必须做的更彻底、更决绝一些:她们必须与男性权力话语博弈,必须与天生的性别身份博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诗歌创作这条路的确没有为女诗人留下太多余地,她们走得比男诗人更为艰难。

    我写下这些,列举这三个女诗人为例,并非一定要颠覆西渡的结论,在现阶段,女诗人在总体上弱于男诗人的事实无可否认。但我希望,所有人能够理解这个事实后面的原因以及中外女诗人们已经做出的努力与成就。
    我想强调的是,即使按照现有的最苛刻的诗歌审美标准来看,女诗人们的这些成就也不应再被简单笼统地纳入“女性诗歌”这一概念受到轻视。正如我在前文所说的,诗歌创作不是一场足球赛,它一定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包含着代际的传承、积淀和拓展,女性诗歌不仅为其庞大的读者群带来了无限的慰藉,发挥了巨大的情感启迪功能,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女性诗歌正在纠正我们的诗歌传统中过于偏狭的男性经验、男性审美趣味和男性言说方式。如果我们承认这个世界不应该只是由智力与男性荷尔蒙主宰,而应该包含着情感、宽容与慈悲,那么“女性想象方式”的不断注入将纠正我们的心灵模式,使我们的诗歌更为“普遍”,更能让人们“诗意地栖居”。

注:因页面显示的问题,无法显示注释。文中所有的引文除了引自西渡的原文之外,全部引自我自己的文章。

2014-7-19


附:http://bbs.poemlife.com/thread-687723-1-1.html

诗歌,还是女性诗歌

西  渡

    据我有限的观察,中国当代女诗人写的基本上是一种女性诗歌,也就是以女性的身份写女性对于世界的感受和认知。这一点也不奇怪。从世界范围看,无论古今,女诗人写的也大多是女性诗歌——坦白说,在我的观察范围内,还没有发现哪个女诗人写的不是女性诗歌。那么,男诗人写的是诗歌,还是男性诗歌?男诗人自然也难以完全摆脱男性身份对他的限制,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男诗人写的也是一种男性诗歌。其间的细微差别在于两者想象世界的方式。女诗人把世界想象成男性的;男诗人则既可以把世界想象成男性的,也可以把世界想象成女性的,还可以把世界想象成无性别的。显然,这种想象世界的方式是诗人与世界展开对话的基础,由此决定了男诗人的写作得以在比女诗人更加多元的层次上推进,而具有更为广泛的普适性。
   女诗人想象世界的方式决定了女性诗歌的一系列特点:在题材上,女性诗歌相对狭窄;在主题上,女性诗歌偏于集中、尖锐;在语言上,女性诗歌钟情于精致;在风格上,女性诗歌更趋于个人化……这里缺少一个绝对的视野,缺少一点无我的精神,也缺少一点抽象的能力。被叶夫图申科称为“女性铁匠”的茨维塔耶娃,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诗人,但在她身上这些特质依然明显。然而,也正是这些特质造就了女性诗歌的魅力。我相信很多读者喜爱女诗人的作品正是被这些特质所吸引——它们不但对女性读者具有魅力,而且也对男性读者具有魅力。因此,女性诗歌在人们的情感教育上可以发挥比男性诗歌更为重要,也更为积极的作用。这也是女诗人往往比男诗人拥有更广大的读者群的原因。
但女性诗歌的读者数量并不能弥补女性诗歌在质量上和价值上的某种损耗。我一直期待当代女诗人写出一种更为普遍、更为“去个人化”、更为“抽象”的诗歌,我也在一些女诗人身上看到了这种倾向的萌蘖,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女诗人的写作可以满足我的这一私愿。但是我想,其中的原因可能并不全在女诗人自身。也就是说,并不是女诗人自身特别敏感于女性身份,而是这个世界对于女性的关系决定了女性不得不敏感于她的身份。说到底,女性诗歌不过是女性与世界的权力关系的又一个证明。那么,女诗人得以写出一种普遍诗歌的前提,就是这一权力关系的瓦解。

201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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