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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否定的治疗”——读蒋立波的诗 (阅读1115次)



 作为“一种否定的治疗”——读蒋立波的诗
 
倪志娟
 
 

 
    读蒋立波的诗,我首先遭遇的是一段从未具体成型的记忆。这份记忆指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个人与历史忽然发生紧密的交集,又很快决绝地分割,身在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永远的失落,青春期无法弥补的裂痕,但我们未必能分辨,这种失落和裂痕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无法被命名的部分”。立波的诗让我看到,一个时代或者某个悲剧性事件,会有如此强大的滞留力,当时间裹挟着我们从青年向老年奔赴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频繁的向后张望,流连,惆怅。
    这是一种囚徒困境,而现实又在不断加剧这一困境。它是立波反复书写的主题之一。

    他在诗歌中设置的场景,常常是一个封闭的境域,他的发言,是在这个封闭境域中探求出口。这种封闭境域最典型的莫过于《苦杏仁》一诗中“苦杏仁”的意象,“需要敲开那坚硬的外壳取出苦涩的核心”。除此之外,它还可能是“悲伤的云朵”,“未知的黑暗”,是“下着雨的乡村屋檐”,“乡愁的集中营”,是“月亮透明的骨灰盒”……与此相应的则是“幽禁”、“寄居”、“钉入”、“人质”、“牢狱”等体验之词的交替出场。
    作为一种“治疗”,立波几乎否定了所有尘世意义上的可能救赎,面对生,不如说他面对的是死亡。在我读到的他发表在《达夫弄壹号》(2013年卷)和《越界与临在》(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蒋立波、回地主编)两卷书中的35首诗作中,我粗略数一数,其中直接或间接提及死亡的诗有近30首。死亡之逼迫,在他的诗歌中浓厚如一团化不开的墨汁,如一只沉重的、节奏密集的重金属打击乐,让人难以承受这份阅读。频繁地书写死亡,或者过分亲近与死亡相关的字眼,并非一种宜生的好习惯,但立波似乎安之若素。死亡构成他诗歌的参照系数,其中涉及的一切人与事在这一参照面前,都抖落了轻浮的伪装,呈现出本质。

    对死亡意象的执着,与对“土地”的联想相关。从“土地”这一概念,可以看到立波的决绝。他所眷念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乡土,而是由逝者的肉身沉积而成的土地,如同希尼笔下的泥炭沼泽。死去的亲人、朋友、无名者,携带着沉重的文化记忆和个人记忆,像死去的树木一样,层层炭化沉积。他说,“故园即墓园”,而土地所滋生的乡愁不可避免地成为他的“集中营”。与传统的关联居然是通过死亡——这一悖论使立波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家可归者,一个失魂落魄的人,一滴“寄居在悲伤的云朵里”的雨,在传统与现实意义上的乡土之外,在异国他乡,在亡灵之中踱步。
    幸好,他找到了宗教的安慰。这使他的诗歌具有了一个终极目标,能够在向上的、升扬的、超越性的诉求中耐心等待,而没有彻底落入孤寂与绝望之中。基督教于他,是肉身的寄托,是精神的向往地,同时也是他举起的自我拷问的鞭子。立波在诗歌中反复提及一个词:“未获拯救”。这种未完成时态如同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可见,立波并未偏安于宗教的清修地,而是借助宗教获取源源不绝的精神力量,向未知敞开,以完成自己在尘世的使命。这种使命感,是他作为60年代下半叶出生的诗人,在青春期被中国八十年代的社会现实所植入的“苦涩的核心”,或许至死都难以更改。我名之为一种理想主义情怀。这种理想主义情怀,包裹着特定的际遇,阅读惯性,写作的代际承继,个人经历与时代事件之间的纠结,和社会的不兼容感,伤痛意识,对生命本质的执著思考,最终表现为对现实永恒的弃绝姿态。

    与宗教的相遇,可谓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较好归宿。置身囚徒困境,他可以借用基督教的净化之力实施对自我的“无之无化”。封闭的境域中他唯一朝向的方向是向上,期待“天上而来”的救赎,在真正的救赎到来之前,他写作诗歌,如同不断地自我打碎,不断地在语言中打捞自我的碎片,不断地依靠词语完成自我的重塑,而这个过程,正符合基督教“道成肉身”的超越性追求:“那些火焰的舌头像幽禁中的修辞”,“请破碎这举自尘土的身体,重新捏出一个亚当”(《膝盖的祈祷词》)。
    因此,立波对诗歌创作的指认,不是中国传统式的“载道”或者“言志”,而是通向西方古老的炼金术,尊崇语言自身所包含的魔力,在开口吟唱的同时糅合了肉身的修炼和精神的提升。他仿佛是一个编织言语织体的赫拉克利特,用语词联缀自我的碎片,用诗歌延伸自我的生命维度。假如不写诗歌,他是否会飘然而逝?
 

 
    立波的诗,具有明显的叙事性特征,他常常以现实中的某个事件、人物或者场景为起点,遵循时间秩序,开始如实叙事。在叙事过程中,他运用独特的修辞对现实——哪怕是一些微小的细节——进行必要的变形、偏移,搭建一个通道,转向他常在的另一个时空: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回忆或者他对死亡的参照。也就是说,现实只是一个必要的起点,他的叙述一定别有所指,这时候,他所贯彻的恰如海德格尔所谓的“语言是存在的家”。他用修辞纠正现实的平庸和虚假,还原存在的本然形式。在他的修辞之下,很多事物都呈现出深长的意味与形式。比如月光,是“月亮透明的骨灰盒里,滚出舞蹈着 的银骨针”;比如鸟鸣,是“圆润的鸟鸣声,端上一面破碎的镜子”……

    立波最擅长的修辞,是明喻,通过明喻重新赋形、赋予意义于普通之物,比如他在《雪夜,为LH而作》中写道,“雪粒,像伤痛的蛾子卸下翅膀奔丧”,一个简单的比喻就赋予了这个无机物的雪夜、这些雪粒以生离死别的痛感。当他使用明喻时,他承接着汉语的诗歌传统,运用鲜明的形象搭配一个核心动词将抽象的思绪和感受具象化,让动作与画面呈现那些无法被呈现的无形之物。比如前所引的“银骨针”与“滚出”;“镜子”与“端上”;“蛾子”与“卸下”等组合,还有,他写亚热带植物,说它们“正从泥土深处吮出饱满的汁液”,“吮出”这一动作即呈现了亚热带植物的全部生机以及这种生机中暗藏的某种阴郁;他写内心的空静,说“像一把木梳,清理出一个空荡荡的广场”,木梳搭配清理的动作, 苍凉又别致。
    但立波背离传统之处在于,他对现实——无论有形还是无形的现实——的呈现,是自我疏离式的,他从未像传统诗人那样安居于如画的现实,而是带着哲人似的、辩难似的、追问似的姿态面对现实,始终坚守着前面所说的“囚徒困境”。以现实为起点,用修辞修正现实,是为了探寻、撷取并记忆表象之下的真相——那在时间中被轻贱的珍宝。可见,立波对现实的对抗,不是匕首与屠刀,而是伤怀、还原真相并珍藏。

    作为一种记录,他的诗歌保持了一副严肃的面孔,一种自觉却不得不隐晦的政治性书写。在商业与物质利益日益侵蚀我们的日常记忆,泡沫与虚假言辞逐渐占据了许多人的文本之时,立波的诗歌正在记下那些不该被遗忘却已经被遗忘、不该被覆盖却已经被阴影彻底覆盖的时代事件与个人,那些甚至无法说出名字的人。他所记录的特定内容,赋予他的诗歌浓烈的黑暗气息和苦杏仁之苦味。
    立波为他的诗歌设置了对话者,或者预置的听众。这些对话者更多时候是那些亡者,他的姐姐,纪花姨娘,王驰,以及只能以代码出现的LH和那些无名者……这时他的诗歌的确有着“贯穿始终的幽灵学”的特质。有时候,他的对话者也是活着的同道,是他的“主”。封闭境域中的对话始终保持着自我拷问的向度,他拒绝“以侏儒与小市民的口吻交谈”,而甘愿保持精英的姿态承担“我们这个时代的罪与罚”。

    对话,不是为了自我表达,而是为了唤醒,他的发言是公开的,不是私密的,是期待被倾听的。对于倾听者,他更多寄望于未来,这使他的诗歌总有一种悬置的未来时态。比如在《清明,给早逝的姐姐》一诗中,这种未来时态极为明显,“日夜兼程,向着另一个故乡奔跑”,这种未来时态,是他的理想主义情怀必然的时态。
 

 
    对立波诗歌的阅读,也引发了我自己对现代汉语诗歌的一种思考。
    如何处理现实,如何介入或者担当,是现代汉语诗歌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海子这一诗歌界的精神象征以及这一象征后强大的诗言志、诗载道的现实主义传统。就其最核心的内涵而言,这里的“现实”一词置换成“政治”更为合适。置换之后,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中国真正坚持这一传统的诗歌文本无一不带着伤痕、苦痛的特质,这是因为在中国抱着这种现实(政治)理念写作的诗人从古至今都面临着一个天然的障碍;文字的禁忌。今天,诗人们所遭遇的这一障碍也许空前强大。这使朝向现实(政治)的诗人必须学会象征和抽象,乃至无边界的象征和抽象,尽量脱离其直接的指事性,如同无的放矢那样书写自己的爱与恨,书写“时代的灾变与深渊”。这种带着镣铐、在禁忌的缝隙中得以存活、保持高贵的诗歌,有时会毁于过度的象征与抽象,或者,不得不更内向,最终可以放大的是诗人对个体遭遇的耿耿于怀与忏悔,变成个体的“一场无法治愈的疾病”。当然,也有更多的诗人,仅限于对当下各种现象的罗列,名为批判实则是对当下的屈从。

    在现有的时代语境下,批判是可疑的,也是诗歌难以完成的使命,与其一意孤行要么伤害诗人自身,要么伤害诗歌文本,不如在禁忌之内,努力去完成现代汉语诗歌早该完成的一个任务:对现代汉语的改造以及对中国人心性的重塑。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现代汉语诗歌可以强调思,突出形而上学的超验性,追求语言的历险和抱负,以祛除现代汉语被政治意识形态过分侵蚀之后的空洞无物,扩张现代汉语的表现力和思考力,它与理性意识的滋生是同生共辅的。

    立波的诗写也有着政治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伦理纠结,他的精神原点是八十年代,几乎无意识地延续着那个时代的追问方式。正因如此,第一眼看见立波,我就从他身上辨认出了他诗歌的某些特质,他的沉郁与孤僻似的沉默,给人一种潜在的冲击,他站在人群中,像一块陨石。而他的诗歌,则不断向我澄清着他的个人面貌,他的出生年代,他在青年时代所拥有的阅读经历和特殊的历史记忆,在一些同年人选择淡忘时,他盘桓其中,甘愿让自己的诗歌弥漫着回忆、铭记、悼念的悲剧氛围。沿着这个方向,他选择的是荆棘鸟似的发言方式:将尖利的枝刺入自己体内,朝向死亡,开始吟唱。

    这是他诗歌中苦痛意识的根源。在阅读中,我也感受到了他对某些现实指向所作出的无奈的象征化与抽象化的处理。但是,立波淡化了批判的意图,他倾向于铭记,倾向于“见证的写作”,他设置一些路标,隐晦的记号,指向他要记录的真实。对基督教的亲近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心性的偏执,同样,借助于基督教,他对待词语,确立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关照,他的诗歌常常无意识地暗合了现代语言哲学的维度。比如他说,“在反义词里,取出词的本质”;“从焚毁的词汇表里救出的一个词穿着雾霭的衣裳”;“那些火焰的舌头像幽禁中的修辞”,这些诗句闪烁着《圣经》所赋予词语的独立价值和道性光芒,也让我们想起德里达、福柯等现代哲学家对语言与物质世界对应关系的解构。这种形而上学的特质,使立波的诗歌在过于浓厚的伤痛意识与过于传统的叙事模式中,仍然可以保持一种轻盈,形成玄远的格调。

    理解当代诗人所承受的写作禁忌并对之予以谅解的读者会因时过境迁而永远消失。但我相信,当立波诗歌所指向的特定时代内涵、特定的人与事在时间中丧失了其阅读路标变得更加晦涩、模糊时,当诗人们可以无需被谅解、无需任何禁忌进行创作时,立波诗歌所具有的形而上学的审美价值会突出出来,这是他诗歌的成就所在,也是他比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要高明的地方。
 
201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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