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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处”的不同意义——菲利普•拉金与玛丽安•摩尔诗歌之比较 (阅读1709次)



前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原本不想贴在网上,准备收录在我正在撰写的专著中,奇怪的是,在网上已经可以搜到全文,这显然是违背著作法的行为。可是我找谁投诉去?与其别人来贴,不如我自己贴,连带后面附注的诗歌,这样更完整一些。拉金的诗歌译作除了文中主要探讨的《别处的意义》一诗外,我全部采用了舒丹丹的译本,《别处的意义》一诗我之所以自己翻译一个版本,主要是我对诗中最后一句的理解与舒丹丹的译本有差异,而这一句的差异决定了对整首诗的理解,这种理解是我本文立论的基础。

“别处”的不同意义

——菲利普·拉金与玛丽安·摩尔诗歌之比较
 
倪志娟
 
同作为现代诗人,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1922-1985)与美国女诗人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1887-1972)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致很难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不过他们各自的一首诗——拉金的《别处的意义》(The Importance of Elsewhere)与摩尔的《寄居在鲸鱼中》(Sojourn in the Whale)——不约而同地提及了一个国度:爱尔兰,并且在诗歌中设定了或显或隐的“别处”,作为写作者和诗歌发言者周旋的基点。这一特征,使这两首诗以及这两位诗人具备了对话、比较的可能性。
 
一、现实中的别处——爱尔兰对于两位诗人的不同意义

摩尔与拉金在诗歌中提及爱尔兰并非偶然,他们都与爱尔兰有很深的渊源。
摩尔为爱尔兰后裔,尽管她与爱尔兰只有一种非常遥远的血缘关联,但她对爱尔兰怀有真正的认同感。她不止一次公开表明自己的爱尔兰-美国身份,例如,1919年写给庞德的信中,摩尔坦率地称自己为爱尔兰后代;1925年至1929年担任《日晷》(Dial)杂志的编辑时,摩尔毫不掩饰她对来自爱尔兰作家的稿件的偏爱。她的诗歌也经常会涉及爱尔兰。1915年摩尔创作了三首分别致爱尔兰作家乔治·摩尔、W.B.叶芝和乔治·萧伯纳的诗歌,在这些诗歌中,她隐秘地探寻了自身写作的渊源。摩尔的多首诗歌(比如《寄居在鲸鱼中》,《斯宾塞的爱尔兰》,《沉默》,《学生》等)都有爱尔兰背景,其中以《寄居在鲸鱼中》(1917)和《斯宾塞的爱尔兰》(1941)最为突出,它们创作的直接冲动产生于爱尔兰的政治事件——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和二战中爱尔兰的中立立场。
摩尔涉及爱尔兰的诗歌并不只是为了寄托一种寻根意识或者乡愁,她通过诗歌思考爱尔兰的文化、政治、民族性等问题,同时也表达了她个人作为一名爱尔兰-美国诗人,面对爱尔兰所具有的认同、抗拒、批判等种种矛盾心态。

在《斯宾塞的爱尔兰》一诗中,摩尔对爱尔兰的思考最为直接。这首诗歌以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的政论文《爱尔兰之现状》(A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Ireland,1596年)为基础,同时参考了四个爱尔兰作家的作品,他们分别是:玛利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1767–1849年), 多恩·伯恩(Donn Byrne,1889-1928),培德莱克·科拉姆(Padraic Colum,1881-1972)和丹尼斯·奥苏利文(Denis O’Sullivan,1918–1987),摩尔引用了他们作品中的爱尔兰素材来建构这首诗歌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诗歌的标题构成了这首诗的第一行:“斯宾塞的爱尔兰并未改变”1,这样的开头将读者首先引向一个遥远的政治背景。1580年,斯宾塞作为英国驻爱尔兰总督格雷伯爵的秘书前往爱尔兰,1596年,根据任职期间的调查与观察,他向伊丽莎白女王提交了一份报告——《爱尔兰之现状》。这篇文章以两个人物总督(Eudoxus)和总督秘书(Irenius) 之间的对话形式展开,总督提问,秘书作答,分别从法律、习俗和宗教三个方面阐述了爱尔兰的野蛮、未开化状况。在文中,斯宾塞以殖民者的优越心态将爱尔兰视 为英国文化的一个他者,探讨了英格兰殖民政策的得失,以及英格兰文化在爱尔兰遭受的同化危机。这篇文章说明了爱尔兰与英国之间矛盾冲突的结症。

作为一个爱尔兰后裔,摩尔当然了解英国和美国早期对爱尔兰的极端种族主义政策,这种了解也许促进了她对爱尔兰的强烈情感,而这也是大多数爱尔兰-美国人的普遍立场。这一群体执着于爱尔兰传统文化的魅力,包括其神秘主义色彩,以抵制美国的实用主义与妥协折中的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他们对爱尔兰传统的坚守,又表现出不合时宜的冥顽不化。摩尔清楚地看到了爱尔兰文化的这种矛盾特性,所以她才会说:“斯宾塞的爱尔兰并未改变”。
摩 尔在《斯宾塞的爱尔兰》中对爱尔兰文化特征进行了客观呈现,之所以说是客观的,是因为摩尔对于爱尔兰血统的忠诚并没有出现在这首诗歌中,她对爱尔兰的政治 和宗教分裂以及它持续的半殖民身份的担心也没有出现在这首诗歌中,并且摩尔在诗歌中一直使用借来的、带有神秘色彩的间接历史素材呈现爱尔兰文化的矛盾特 性。这首诗以斯宾塞带有殖民者优越感的爱尔兰经验为起点,结尾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句子:我困惑,我不满,我是爱尔兰人。这个一人称的“我”使读者很容易将 其与摩尔本人等同,但前面的诗句:“爱尔兰人说,你的困难就是他们的困难,你的快乐就是他们的快乐?我希望我能相信这点。”以及“我不满,我是爱尔兰人”2又提供了一种自我疏离的效果,将“我”与被指 认为“他们”的爱尔兰相对立,使诗歌的发言者“我”成为一个在互文性中建构起来的客观肖像,脱离了始终认同爱尔兰文化的摩尔本人的经验自我,同时,也保证 了摩尔对于诗歌的叙事权威。尽管在力求客观的同时摩尔仍抑制不住地流露出一些乡愁似的主观情绪,但最终,这首诗坚持了思考的中立性,它是一个爱尔兰-美国诗人对于爱尔兰文化的严肃反思而非轻描淡写的情感表达。

与 《斯宾塞的爱尔兰》一诗相比,摩尔在《寄居在鲸鱼中》一诗中对爱尔兰的描述更带倾向性,她将爱尔兰的民族特性与女性气质、与摩尔自己的诗歌事业等同,使这 首诗表现出神话性、政治性、私人性等多重内涵。摩尔将爱尔兰艰难的政治文化处境比喻为寄居在鲸鱼中:生活在黑暗的空间,生活在每一种匮乏之中,被驱使着做 一些不可能之事。但摩尔认为,爱尔兰的前景是乐观的,爱尔兰的反抗必将水到渠成——正如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那样。在这首诗歌中,摩尔虽然保持了其惯有的含蓄风格,但她对于爱尔兰的态度可谓立场鲜明。

拉金与爱尔兰的渊源更为直接。

一方面,在成长为一个诗人的过程中,拉金对许多爱尔兰作家表现了强烈的兴趣,包括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弗朗·欧布莱恩(Flann O’Brien)和乔治·摩尔(George Moore),当然,还有拉金早年认作诗歌之父的叶芝。这些作家深刻地影响了拉金的诗歌写作,在书信中拉金曾不止一次赞扬这些爱尔兰作家,认为他们保持了真正的古典品质,而这种品质在18世纪的英国作家那儿就已经消失了。在拉金日后的写作中,一个隐秘的愿望既是恢复英国诗歌的古典传统。
另一方面,拉金在北爱尔兰渡过了五年青春岁月。1950年10月,时年28岁的拉金离开他任职的莱斯特大学图书馆,前往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图书馆担任副馆长,直到1955年3月才回到英国。这五年正是拉金诗歌创作的成熟时期——当他离开英国时,他还只是一个热衷于模仿、没有找到自己的声音的年轻诗人,当他于1955年返回英国时,他已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去教堂》(Church Going,1954,Spectator),他的诗集《较少受骗的》(1955年)也即将出版,这本诗集将使拉金成为运动派最好的诗人之一以及战后英国诗歌界的重要诗人。

在爱尔兰的经历无疑对拉金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一个将自我定位为生活记录员的诗人,爱尔兰的生活成为他仔细观察的对象。对于爱尔兰以及他工作的城市贝尔法斯 特,拉金的态度是一个正常人的态度。最初,他对其有抵触与排斥,从拉金初到爱尔兰的通信中可以看到大量充满倦怠与怨气的评论:“在我看来爱尔兰被酒精腐蚀 了……”3,“贝尔法斯特是一个毫无魅力的城市。”4然而,当他真正安居于此或者当他永远离开之后,拉金又对其表现了真正的友善与怀念。1950年11月5日,拉金在写给朋友詹姆斯·萨顿(James Sutton)的信中说起他在爱尔兰的愉悦——坐在办公桌后观看疯狂的爱尔兰人在人行路上熙熙攘攘,“其实,疯狂的爱尔兰人并不真的那么疯:他们的确非常友好。”5回到英国之后拉金则不无眷念地回忆贝尔法斯特,承认那个城市让他感到无比自在,他在那里拥有最好的写作条件。

尽管如此,拉金对爱尔兰的政治态度仍然是保守的,甚至带有一种帝国主义的偏见,在他的通信中,他曾公然批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出于种种原因拉金其实很尊敬她),指责她出卖了阿尔斯特省(Ulater,是爱尔兰四个历史省份之一,位于爱尔兰岛东北部。其中六郡目前组成了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份,其余三郡属爱尔兰共和国)。不过大多时候,拉金更倾向于以幽默、八卦似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包括爱尔兰的),回避严肃的讨论和难以预料的政治牵连。例如,《向政府致敬》和《游行队伍经过》是两首政治主题明确的诗歌,前一首描写了二战后英国从殖民地的撤军事件,拉金刻意在标题中使用了褒义词致敬(Homage), 在诗歌中也反复强调这一撤军事件的正确性,但是整首诗的讽刺性一目了然,因为英国的撤军是迫于国内的经济压力以及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它意味着英国无可挽回 地走向了衰亡。拉金对此充满遗憾,但他并不做正面的批评,只是以直描的方式呈现撤军事件,在看似肯定的态度中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英帝国衰亡的哀叹。后一首 诗描写了拉金在爱尔兰的某个下午突然遭遇的一支游行队伍,“三十秒钟的结果”带来令人震惊的印象,在一种淡淡的“帝国主义乡愁”中,拉金更多地表达了超越 于政治意识形态之上的人类生活的荒诞性与盲目性。

拉金所处的时代,英国诗歌经历了诸如奥登出走美国,迪伦·托马斯C Dylan Thomas)不幸英年早逝等一系列损失事件,日益走向萧条。此可谓内忧。而以叶芝为代表的爱尔兰诗歌、以艾略特和庞德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长驱直入,用其巨大的影响力淹没了英国本土诗歌传统。此可谓外患。“一种随哈代等人来自十九世纪的英国传统,部分地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时有许多英国诗人陨亡——所打断,部分地是被我认为是凯尔特人的叶芝和我认为是美国人的艾略特的巨大影响所打断。”6在拉金的个人诗歌史上,包含着他对这两种传统的背离:其一是对爱尔兰叶芝的背离,转向新的“诗歌之父”英国诗人哈代,其二是对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的背离。

拉金早期推崇叶芝的诗歌,他的第一本诗集《北方船》,即模仿了叶芝的修辞手法,曾被评价为“叶芝对爱情、性苦闷和死亡的执着而感伤的翻版” 7。然而这时的拉金并没有找到自己的声音,直到他读到哈代,他说:“我读到哈代时,便有一种解脱感,即我无须努力抬高自己去迎合一种存在于我自己生活之外的诗歌概念……”8哈代启发他如何用简单、诚实的诗句表达自己的本然之心,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诗歌。1966年,在他的诗集《北方船》(The North Ship,1945) 修订版的前言中,拉金进行了自我反省,他说他年轻时花费了太多时间模仿叶芝,后来才逐渐认识到叶芝是用一种特别强烈的音乐写作,这种音乐就像大蒜头一样具 有渗透性,这种方式实际上毁掉了一些天分较差的诗人,其中也可能包含他自己。在这个修订版中,拉金增加了一首诗《等待早餐》,这首诗表明拉金“凯尔特式的 狂热”已大大减轻,而哈代似的风格开始呈现。从叶芝转向哈代,这一事件不仅影响了拉金日后对题材、风格、语言的取舍方式,更重要的是,它确定了拉金写作的 文化立场——强烈的英国本土意识。

拉 金尤其反感的是艾略特等人的创作风格:“这个世纪的英国诗歌背离了它的正常轨道从而脱离了广犬读者。造成这样的局面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脱离常规的现 代主义,它破坏了所有的艺术。其二就是英国文学界出现的学究风,其结果便是产生了一类需要解释和演绎的诗歌。我恐怕,来自美国贩卖文化运动的艾略特和庞德 难辞其咎。”9对于艾略特、庞德以及H.D.等去国离乡的诗人而言,当他们离开美国之时,便为自己确立了一个更大的使命——诗歌将高于民族性。然而对于固守英国传统的拉金而言,诗歌的根必须扎于民族性土壤之中。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拉金诗歌中流露出的文化感伤:“噢!英格兰什么时候长大!”10这种文化失落感又恰好与他天性中的忧郁吻合,如有人评论家指出的,“拉金的英国性常常因战后帝国的陨落而受挫,正如同其诗中的诸主人公因阳痿、无能、焦虑或悲痛而受伤一样沮丧。诗中明显带有一种惆怅的失意感和对英国性陨落的伤心……”11

拉金及其所归属的运动派诗人赋予自己的使命便是重续英国诗歌传统,即以托马斯·哈代、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 等为代表的诗歌传统。与艾略特等人依靠典故、追求晦涩的诗风相对,拉近选择了日常性、口语化和小题材,结合传统的格律,书写普通生活,将个人情感与诗歌技 术、清晰度和理解度结合在一起,展示战后英国的“小美图景”,通过书写英国本土经验重新恢复英国诗歌的血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拉金诗歌中的英国意识在 读者中始终是引起争议的一个问题。很多批评家指出,英国民族意识乃至“帝国主义似的乡愁”制约了拉金的诗歌,使他的诗歌局限于狭隘的英国性和英国诗歌传 统,缺乏宏大的视野。

结 合这样的背景,我们来阅读他的《别处的意义》,也许可以从中读到很多沉默的叙述。的确,在这首诗中拉金对待爱尔兰的态度几乎难以分辨,他对两个国家之间的 政治纠纷亦无意深入,爱尔兰只是作为异乡与英格兰并置,拉金以他惯有的冷静、温文尔雅的叙事方式和旁观者立场,择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细节,描述了自己在爱 尔兰的真实感受,诗歌的重心在于抽象意义上的“陌生”和“别处”。然而,从拉金选取的爱尔兰细节,我们又的确可以感受到拉金身处爱尔兰所具有的一种文化优 越感:他不仅将爱尔兰作为一个虽然身处其中、却必须保持自身差异性的异乡,而且将其作为一个响彻鲱鱼贩子叫卖声、弥漫着古旧马厩气息的国度与一个习俗与法 规井然有序的英国进行并置,在看似无意识的细节选择中他显然强化了爱尔兰与英国之间的等级关系,明确对爱尔兰进行了他者化的处理。按照一些文化学者的理 解,这种对于其他民族他者化的叙述立场将有助于本民族文化的正面塑造,“自我塑造不是顺向获得,相反是经由那些被视为异端、陌生或可恨的东西才逆向获得 的,而异己形象是透过权威意识而加以辨识并作为其对立面而出现的”12

因 而,从叶芝转向哈代,拒斥艾略特与庞德,对于拉金来说的确是一种解脱,既是个人诗歌写作倾向的解脱,也是所属诗歌传统上真正的回归:摆脱“别处”的诱惑, 回归英语本土诗歌传统,找到诗歌安身立命的文化场所,从此,拉金可以轻松地立足对于本土文化的热爱、对个人经验的忠实以及对待生活与现实的理智态度,创作 延续英国传统的诗歌。
 
二、在或者不在——诗歌与生活的二律背反

从 象征意义上看,别处,并非某个具体的地点,而只是“不在此处”或“不在家中”,它展现的是一种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远景和逃避当下约束的自由。对于崇尚安居乐 业的传统社会而言,别处虽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但它本身并不值得向往。只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剧烈变迁以及城市化进程在世界 的蔓延,传统社会那个物质与精神意义上的家趋于崩溃,“生活在别处”,“在路上”等漂泊无定的状态成为了现代人的生存现实。这时,别处既是现代人无法选择 的宿命,又作为一个将往而未必真的能抵达的地方以其不确定、敞开性、无限可能性取代“在此”或“在家”成为人们虚幻的寄托,它的乌托邦特征如此明显,仿佛 正是尼采所谓“永恒回归”的起点和终点。

那么,诗人拉金与摩尔如何看待这个别处呢?

拉 金的诗歌,始终面向英国的生活本身,坚持用白描式的手法描述生活的平凡与琐碎,但拉金本人,对于生活总是保持着一种旁观的姿态。也即是说,当他的诗歌抵达 生活的同时,作为诗人的拉金事实上生活在别处,这种姿态,是一个独身的图书馆馆长对于生活无意识的疏离与职业化的居高临下。
拉 金与生活的疏离,是他天性的一部分。拉金出身于英格兰中部沃威克郡考文垂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衣食无忧。由于性格内向和先天性的口吃,拉金无法克服 人际交往的障碍,在长久的孤独中他习惯了旁观者的身份,用摄影似的眼光记下任何打动他的细节,然后呈现于诗歌,如拉金自己所说:“我写诗是为我自己也为别 人保存我所见/所思/所感的事物。”13在拉金成长为一个成熟诗人之后,这种记录行为 从一种自发提升为诗人自觉的社会责任,他在其诗论《我如何或为何写诗》中将这一责任表述为:诗人应该用一种文字装置将身边发生的不同寻常的事物保存下来, 让这个装置在别人身上引发同样的经验,使他们感受到美、意义或者悲哀。尽管记录的意识与技巧不断提升,拉金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却始终未变。

与生活的这种疏离关系,在拉金的另一首诗歌《在场的理由》中表达得极为清晰。在这首诗中,拉金无疑受到了生活的召唤,“走到亮灯的玻璃旁”14窥看,在窥看的过程中,他处于一种两难的处境,“为什么要站在外面?但,又为什么要去到里面?”15最后他为自己找到了解脱之途,“就我而言。召唤我的是那高悬的、喉咙粗野的钟(艺术,如果你想好这样称呼)它孤独的声音”16。这首诗作为一种自述,揭示了诗人拉金从彷徨 到安于生活旁观者身份的过程。拉金无法融入生活,无法克服那种每个人沦陷在自己的私利之中“无动于衷的孤独”,他最终接受了这种宿命般的命运,这是拉金个 人的隐秘,也是商业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的普遍特征。拉金从洞悉自己的隐私出发,洞悉了这个时代的秘密,他以艺术的召唤为支撑,以悲观的态度冷眼旁观城市生 活和人们的行动,揭示了现代文明中的真相,“生活首先是无聊,然后是恐惧”17,因而他对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基本持否定态度。

拉 金从来都不是一个热心的旅行者,虽然他偶尔会在英国国内旅行,但他几乎从不出国,如同一个传统的隐士,总是认为离开家是一种错误。在他生活的晚年,他的行 走路线简化为固定的三点一线:他的房子,杂货店和大学图书馆。而北爱尔兰五年的意象生活,为拉金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别处”体验,使他摆脱了一大堆私人琐事 (包括与鲁斯·褒曼(Ruth Bowman)解除婚约一事)以及在英格兰的诗歌创作低潮时期,同时也使他不得不直面孤独与自我的疏离感,最终强化了他的孤独性格与旁观者的立场。与他的现实处境相呼应,这段时间拉金反复写到了离去和抵达的主题。比如《抵达,离去》(Arrivals, Departures),《抵达》(Arrival),《离去之诗》(Poetry of Departures),以及这首《别处的意义》等诗歌。对这种离去、抵达的反复书写,既是一种真实的记录——在贝尔法斯特的五年,拉金总是在长假期间往返于英格兰和北爱尔兰之间(他回英格兰主要是为了看望他的母亲和莫妮卡),同时也揭示了拉金对于生活的游离心态,他的心并不曾“在家”,不曾安居于生活。正如这些诗歌所呈现的,他渴望抵达的目的地绝非某个真实的别处,不是英格兰,也不是北爱尔兰,那只是一种不在场的意愿,或者是在岁月中显现的模糊未来:“仿佛时光投下一道边框环绕在事物最后的形状,使它们因此凸显”18

在 这首《别处的意义》一诗中,拉金含蓄地辨析了别处在他内心引发的矛盾情感。作为一个从骨子里认同英格兰文化的诗人,拉金在爱尔兰具备了“生活在别处”的充 足理由,因为爱尔兰不是家,作为生存支撑的别处变得至关重要。它既可以保证“我”安于差异,使差异成为我的身份标识,被异乡所接受,同时,又可以让“我” 以局外人的身份对身边的现实保持理直气壮的疏离,不受其波及。但是在故乡英格兰,情形变得微妙,“我”几乎不可能拒绝平庸的现实:“这些是我的习俗和规 则,拒绝它们会严重得多。”19习俗和规则是生活必须遵守的,或许也是诗歌必须遵守的,拒绝必然带来严重后果。在此,拉金对于生活的妥协一目了然。然而,诗歌的最后一行,“这里没有别处支撑我的存在。”20作为一种过于客观的事实呈述,反而显示出某种不确定性:我们很难分辨,对于在英格兰这没有别处支撑的生活,拉金究竟是感到遗憾还是欣慰?究竟是甘愿接受这种宿命还是蓄积着潜在的反抗?答案在这首诗歌的标题:“别处的意义”(The Importance of Elsewhere)。 圆滑的拉金不会如此轻易被生活攫取,在貌似妥协中,他以沉默的抗拒让自己从“没有别处支撑我的存在”的现实中脱身出来,依然站在生活之外,坚守自己的旁观 者姿态。是的,生活在英格兰,因为英格兰是家,对它的拒绝无法成立,但是作为诗人的拉金,永远需要一个别处,需要一扇明亮的玻璃,让他清楚地窥视,却又保 证自己与生活无涉。对于生活的无处可逃而又必须逃离,或许是拉金写诗的隐秘动因,因为诗歌能提供一个永久的别处,使他对于生活,可以既在场又不在场,既介 入又不介入。

与拉金相反,作为诗人的摩尔对于生活本身以及现代工业文明总是表现出兴致盎然。

摩 尔绝不是生活的旁观者,终其一生,她对外在世界表现了强烈的(“强烈”是她最为看重的一个词)兴趣与包容性,积极参与她所能参与的每一件事,包括她个人的 生活事件(微小到对一枚胸针的仔细挑选、为修补她的发卡与毕肖普一起偷剪象毛等)、诗歌事件以及公共事件。虽然摩尔的诗歌对于现实中的人与事有诸多讽刺与 批判,但对于她的时代所发生的现代工业革命以及市场经济、新技术、城市化运动、广告业的兴起,她总是表现出十足的肯定与好奇,她从报纸、广告、日常生活的 每一个角落收集信息,作为她诗歌的素材。在她晦涩的诗作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现代主义美学如何与现代化文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摩尔本人爱好广泛,在访谈中, 她说,她喜欢戏剧,网球,读书,电影(包括纪录片、新闻片),游记,还喜欢乡村集市,过山车,旋转木马,狗狗秀,博物馆,林荫大道,老榆树,车辆,时间试 验以及动物。即使在生命的晚年,她依然兴致勃勃地出席自己喜爱的棒球比赛,热心地给福特公司的新款汽车命名,以独特的服饰陶醉于扮演一个标新立异的公众人 物。

同 样充满悖论的是,摩尔对于生活如此投入,她的诗歌却很少直接写到生活,也就是说,生活从来没有成为摩尔诗歌的关键词。相比于生活,摩尔在诗歌中更关注“别 处”,关注那些远离生活的事物或者事件(例如她的穿山甲,独角兽,大象和冰章鱼),即使当她真实地记录一场生活事件时,她也会将之变形,使之具备某种遥远 的属性。比如摩尔著名的诗歌之一《坟墓》,其开头记录的是摩尔和母亲在某次海边度假的真实经历,当摩尔和母亲眺望大海时,某个不礼貌的男性站到她们前面, 挡住了她们的视线,摩尔为此感到愤怒,她的母亲则安慰她说,没有人能站进事物的中心。当这一真实事件以及她母亲的语言被记录进这首诗歌时,它却具备了一副 抽象的面孔。《寄居在鲸鱼中》这首诗同样源于她1915年12月一次真实的纽约之旅。这也是一次严肃的文学之旅,是年轻的摩尔为自己开拓写作成功之路的起点,在这次旅行中,她会见了一些未来的艺术家朋友和编辑,包括阿尔弗雷德·克莱姆伯格(Alfred Kreymborg)和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参观了后者位于291号大街的工作室。这一次旅行给她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致在写给哥哥的信中,她将这次短暂的旅行描述为“寄居在鲸鱼中”。1917年,当她以此为标题创作这首诗歌时,其直接的激发事件是1916年的爱尔兰复活节起义。最终,她将真实的私人事件、爱尔兰民族政治事件纳入了一个魔幻的意象之中,使这首诗远离现实,同样成为一种抽象的叙述。

如 果说《别处的意义》表达了以生活为诗歌支点的拉金逃离生活、居于别处的隐秘心态,那么《寄居在鲸鱼中》则表达了摩尔希望摆脱永久的别处真正进入生活与社会 的强烈愿望。这里象征别处的是“寄居在鲸鱼中”,这是一个完全异化的、没有方向、没有出路的黑暗场域,是经过寓言式的变形后比现实更为残酷的现实,显然, 这并不是拉金那个虚无缥缈的、永远在向往中的别处。这首诗的开头列举了几件明显不可能完成之事:“试图用一柄剑打开闭锁的门,将线穿过针头,种下倒置的遮荫大树”21,这种在异化处境中进行的生存挣扎带来更深的徒劳感。这既是诗歌中的“你”——爱尔兰——的现实处境,也暗示了一个年轻的女诗人试图在文学界赢得出路时所遭遇的困境——为 了成为一名成功的诗人,她必须勇敢地会见可能帮助她达成这一目标的任何人,必须进行刻苦的准备,包括她选择的诗歌表达方式,她独身的生活方式,然而,她所 遇到的阻扰或许并非通过这种种努力就可克服,因为这种阻扰包含了根深蒂固的文化鸿沟、性别鸿沟,跨越这个鸿沟,即是让自己摆脱别处获得在场的身份,然而, 这种跨越亦如同用一柄剑打开闭锁的门,将线穿过针头,种下倒置的遮荫大树一样希望渺茫。

这首诗表达了摩尔的自我认识:女性与爱尔兰一样,在现实中是被遮蔽的,是缺席的,他们始终作为他者生活在别处,回归即是自我显形,意味着与现实的对抗,意味着挑战困境,遭遇黑暗中迷失的痛苦,但这种挑战必然带来新的生机——这是别处所给予的启示。
 
三、与文学传统的关联——两个诗人不同的起点和目的地

既然提到了性别鸿沟,那么,不得不说,这是诗人拉金与诗人摩尔之间又一个巨大的差异。
作为一名男性诗人,拉金无须面对性别鸿沟。在认同传统、寻找诗歌之父、书写自我时,拉金没有遭遇太多的困难,包括他独身却不拒绝情爱的个人生活方式,无不表现出一个男性诗人与文学传统的一脉相承,他在这个文学传统中就像在“他的”家中一样自在。

独 身的拉金并不缺乏爱情,他与多名女性拥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爱关系。他之所以乐于在自己和婚姻之间树立一道“玻璃”,只是为了摆脱婚姻的责任。独身,却仍然 享受爱情,因为爱情不会像婚姻那样妨碍他的自由。童年时父母给拉金留下的阴影,使他反对婚姻和家庭,厌恶生儿育女,但这并不意味着拉金天性厌恶女性。事实 上,在他内心,对于女性充满了渴望与依赖。当他有一次重回牛津回忆自己大学生活时,他说:“仿佛每一个人过得都比我好——特别是在与女孩交往方面,他们抓 住每一个机会追求新的女孩。这些真让我嫉妒……”22。或许由于自身的内向、拙于应对生活,拉金向 往、欣赏的总是那些独立坚强的女性,在与他交往的众多女性中,莫妮卡就是这样一名女性。莫妮卡在大学任职,一生未婚,既有独立的经济保障,又有独立的个 性,不会用婚姻家庭的责任束缚拉金,因此,拉金与她维持了几十年的同居关系。拉金的独身,于拉金本人并无真正的损失,这一事实说明了一名男性在两性关系中 的收放自如,摒弃了婚姻的重负他反而能更自由地享受爱情,自由地写诗,自由地做一个“在丝质的安静中作茧自缚的书虫。”23

面对诗歌传统,拉金亦无身份认同上的隔阂。正如在《别处的意义》一诗中,当拉金写到英格兰时,他看似无意识地提到“这是我的习俗和法规”,“我的”(my) 一词如此醒目,如此理直气壮,强调了拉金对英格兰习俗和法规所拥有的所有权、归属感和认同感。“英格兰的”即是“我的”,“我的”即是“英格兰的”,因 而,当拉金选择以个人经验主义的态度书写英格兰的生活时,他无需太多顾虑即可让自己的叙述具有普遍性与深刻性。凭借口语似的轻松语调,日常生活的素材,自 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真实感受写作,拉金能够与读者、与诗歌传统建立一种呼应,他的诗歌可以“非常轻柔地牵着读者的手进入诗作,说,这是最初的经验或对象, 而现在你瞧,它使我想到这、那和别的,然后渐渐达到精彩的结尾。”24因而,面对诗歌传统,拉金需要克服的只是他个人的天性和渺小,战胜了自己,他就让自己站进了这个伟大的传统之中,哪怕他的诗歌没有宏大的理论建构,没有深刻而玄远的哲学。

相反,作为一名女性诗人,摩尔首先要克服的,却是性别鸿沟。

摩 尔认同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并与坚持留在美国本土的同时代诗人如威廉姆斯等一起努力建构美国本土的现代诗歌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她既作为美国现代 诗歌的一份子参与了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竞争,又作为一名女性诗人真切体会到女性写作立场的困境以及与男性写作传统的冲突。摩尔几乎所有的诗歌都带有 一种斗争的气势,最终指向某种明确的、高于生活之上的哲理,无论是编织虚构的传说还是真人真事,她最终想抵达的是一个形而上高地,这种斗争是为了给摩尔自 身找到一个写作的立场,也是为了给女性争取一个安身立命的未来空间。
作 为女性诗人所具有的身份认同困境,以及对男性诗歌传统的抵触,使摩尔无法真正将自身归属于某种诗歌传统,她作为女性的自我经验也不被认同为人类的普遍经 验,因而,在她的诗歌中,摩尔很少携带自我经验。她不得不采用一种间接的形式来书写,比如她大量使用“引语”,这种方式让她既能利用已有的诗歌传统和各种 资源,使自己的作品最大限度地具备一种普遍性,同时又能与既有的诗歌传统保持疏离,在拼贴似的引语中置身事外,保持对这一传统的审视与批评。

在《寄居在鲸鱼中》一诗中,摩尔就使用了一段引语,这段引语暗示了导致爱尔兰“寄居在鲸鱼中”这一困境的某种强大势力:“一种与我们截然相反的女性气质促使她做这些事。被一种遗传的盲目性与天生的无能所制约,她会变得明智,会迫不得已地放弃。被经验所驱使,她会回来;正如水寻求自己的水平状态”25。这段言辞以轻蔑口吻提及的“女性气质”使爱尔兰的形象又化身为女性形象。如同爱尔兰一样,女性也生活在每一种匮乏之中,被 驱逐着用稻草纺出金线,被不透明之物所吞噬,作为主流文化的一个他者而存在。女性和爱尔兰如同寄居在鲸鱼之中,生活在一个真正的别处。这段引语,既是一种 强大的政治话语,粗暴地建构了爱尔兰的他者身份,又是一种强大的男性话语,粗暴地建构了女性的他者身份。摩尔通过引语揭示了传统的本质:它的等级制属性, 它导致了文化上的不公平及性别鸿沟,塑造了自己的他者,包括文化他者和性别他者。这段引语作为一种客观呈现,在暗示摩尔的批判立场时却又保证了摩尔的置身 事外。此外,摩尔在这首诗歌中设立的人称为“你”,阻止了诗歌中的主体与诗人经验自我的等同,让她自身能站在诗歌之外,保持她作为写作者的权威性与客观 性。因而摩尔在诗歌中是不在场的,是隐藏的,但这种隐藏不是逃避,而是为了给自己找到一个稳固的发言立场,从而找到进入文学传统的隐秘通道——既然女性总 是“活在每一种匮乏之中”,她用来写作的语言、她的表现方式都处于匮乏之中,她从未真正被纳入过由男性所主导的文学传统,那么女性的写作就是一种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她与文学传统的关系必然是隔绝的。承认这种他者身份,直面这种置身传统之外的现实,并且寻找从外围摧毁它的办法,这是摩尔的诗歌策略。

正如摩尔在这首诗的结尾所预言的,女性和爱尔兰一样,保持着内在的坚韧、明晰和平静,面对强大的阻扰,她终究会站起来,就像遇到阻碍会自动上涨的水一样:“而你笑了。‘水在运动中将远离水平状态。’你亲眼见过,当障碍物阻碍进程时——它就自动上升。”26这里酝酿着一种反抗,这种反抗并非传统女性那种歇斯底里的盲目发泄,而是克制、耐心,具有方向感的反抗。这种反抗,这种“比猛烈的正面攻击更可怕”27的笑,如此熟悉,它让我们想起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西苏,是的,这就是“美杜莎的微笑”,这就是摩尔的“白色墨水”——水的上涨,最终将淹没那塑造女性、建构两性壁垒的父权话语,带来一种真正的平等。

可 见,这首貌似与生活无涉的诗歌绝不是一首抽象的、不及物的诗,而是一首真实的反抗之诗,反抗一个异化的“别处”的束缚,努力回到此处——爱尔兰在世界文明 中的真正在场与女性在文学传统中的真正在场。它表达了一个被某种特定的文化(相对于爱尔兰,它是英格兰文化,相对于女性,它是父权文化)所遮蔽的国度或 (女)人渴望祛蔽、在世界中自我现身的斗争过程。

摩 尔和拉金一样,也终身未婚,但其实际状态完全不同。摩尔的独身是对婚姻与情感的一并拒绝,她不曾和某位异性陷入情感纠纷,也不像拉金那样对两性之爱如此依 恋,因为她深知,情感与婚姻一样都会让一个女性陷入可悲的、不自由的境地。(这充分显示了在情感问题上男女之间的差异。)就写作而言,摩尔的独身可谓她帮 助自己进入文学传统的最彻底的努力。她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独身及免除感情纠葛对于写作的优势,并且尽情享受了独身所可能具有的人生之乐。她这种高度的自我克 制和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是对未来的一种透彻理解——这种理解依然可以用遇到障碍时会自动上涨的水来表达——独身的人也拥有水到渠成的快乐,这种四两拨千斤 的方式,说明了女诗人摩尔的独立与强大。

终其一生,独身的拉金处于文学传统之中,安然地做着生活的旁观者,将诗歌建立为他的别处,而独身的摩尔,却在努力从父权文化的别处——即女性的他者身份——突围,渴望进入真正的文学传统,这是两个性别不同、国籍不同、风格不同的现代诗人所具有的最本质的差异。
 
附注:
 
别处的意义
 
菲利普•拉金倪志娟译
 
孤身在爱尔兰,因为它不是家,
陌生别具意义。木讷却又不失风趣,
如此固执于差异,使我颇受欢迎:
一旦这点被认可,我们便有了来往。
 
他们通风的街道,尽头是山,陈腐的
码头气息时隐时现,就像一座马厩,
鲱鱼贩子的叫卖声,渐渐远去,证明
我的疏离,并非行之无效。
 
生活在英格兰就没有这样的借口:
这些是我的习俗和规则,
拒绝它们会严重得多。
这里没有别处支撑我的存在。
 
(1955-6-13)
 

寄居在鲸鱼中
 
【美】玛丽安•摩尔/倪志娟译
 
试图用一柄剑打开闭锁的门,将线穿过
针头,种下倒置的
遮荫大树;爱尔兰,你被一个
比你更为大海所爱的不透明之物所吞噬——
 
你活着,活在每一种匮乏之中。     
你曾被女巫驱使,用稻草纺织
金线,听见男人们说:
“一种与我们截然相反的女性气质
 
促使她做这些事。被一种遗传的盲目性
与天生的无能
所制约,她会变得明智,会迫不得已
放弃。被经验所驱使,她
 
会回来;正如水寻求自己的水平”:而你
笑了。“水在运动中将远离
水平。”你亲眼见过,当障碍物阻碍
进程时——它就自动上升。
 


斯宾塞的爱尔兰


【美】玛丽安•摩尔/倪志娟译


并未改变;——
仍是一片绿色的土地,
是我所见过的最绿的地方,
每个名字是一支小调。
责骂不会感化
犯错的人;鞭打亦不会,但
不和他说话,就是对他最大的惩罚。
他们遵从天性——
外套,像维纳斯
镶嵌着星星的斗篷,
扣子一直扣到颈下,——从不使用的袖子是崭新的。
 
假如在爱尔兰,
他们在危急时后退着弹奏竖琴,
在正午收集
蕨的种子,躲避
“披着铁甲的巨人,”那么
也许真的存在
有助于摒弃愚顽并恢复魅力的
蕨类种子?
在爱尔兰的故事中,
受到阻挠的人物
很少有母亲,不过他们都有祖母。
 
正是在爱尔兰;
举行一场婚礼如同进行一种搭配,
当我的曾曾祖母
带着土生土长的搬弄是非的天赋
说,“即便你的求婚者
很完美,一个缺陷
就足以否定他;他不是
爱尔兰人。”愚弄
仙女,善待复仇女神,
谁都可以一遍
又一遍地说,“我将永不屈服,”却从未意识到
 
你并不自由,
除非你被最高信仰
所俘获,——你认为
这是盲从?当夸张而优雅的手指
颤抖着,在七月中旬
用一根针
分开苍蝇的翅膀,用孔雀尾包裹它,
或者为它系上羊毛
和秃鹰的翅膀,它们的骄傲,
像巫婆的骄傲,
是谨慎,而非疯狂。协调一致的手抖开
 
亚麻编织的锦缎,
当它被爱尔兰的天气漂白,
就有了浸过水的
银色麂皮似的
紧致。绞丝金项圈和新月形的
金配饰,并非珠宝,
正如紫色花树上的花并非紫色的珊瑚。爱尔兰——
那灵巧的
海鸠,荒地上的
母鸡以及
发出无休止的竖琴般甜蜜预言的红雀呢?于是
 
他们对我的意义,
正如中了魔法变成一只牡鹿的
杰拉尔德伯爵对
一只绿眼睛的大山猫的
意义。不合时宜
使他们隐身;他们
消失了。爱尔兰人说,你的困难就是他们的
困难,你的快乐
就是他们的快乐?我希望
我能相信这点;
我困惑,我不满,我是爱尔兰人。
 
 
 
注释:
——————
1、2Marianne Moore.Spenser'sIreland.
http://www.poets.org/viewmedia.php/prmMID/15657
3、4、5Terry Whalen."Strangeness made sense: "Philip Larkin in ireland. In Antigonish-Review,107(1996),p.159.,p.159.,p.160.
6傅浩:《英国运动派诗学》,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7、8、14、15、16、24舒丹丹:《生活在别处》,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版,第7页,第8页,第19页,第19页,第19页,第7页。
9Andrew Motion.Philip Larkin:A Writer’s Life.London:Faber & Faber,1993.p.345.
1710Anthony Thwaite,ed..Philip Larkin:Collected Poems.London: Faber & Faber,1988.p.134. ,p.109.
11Andrew Swarbrick.Out of Reach:The Poetry of Philip Larkin.Basingstoke:Macmillan,1995.p.25
1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3页。
13Philip Larkin.in D.J.Enright,ed..Poets of the 1950’s:An Anthology of New English Verse.Tokyo:Kenkyusha,1955.p.77.
18拉金:《岁月望远》,舒丹丹译,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5169502/
19、20Philip Larkin.The Importance of Elsewhere,
http://allpoetry.com/poem/8495639-The_Importance_Of_Elsewhere-by-Philip_Larkin
21、25、26、27Robin G.Schulze.ed..Becoming Marianne Moore:The Early Poems,1907-192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p.81. ,p.81.,p.81.,p.70.
22James Booth.Philip Larkin:Writ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92.p.106.
23德里克•沃尔科特:《写平凡的大师:菲利普•拉金》,王敖译,
http://www.impactchina.com.cn/shige/yinxiang/2013-04-24/20274.html
 
参考文献:
[1]T.M.C.Stubbs."Irish by descent":Marianne Moore,Irish writers and the American-
Irish Inheritance.
http://ora.ouls.ox.ac.uk/objects/uuid:bf87b5ea-4baa-4a46-9509-2c59e738e2a1/datastreams/THESIS01.
[2] Maurice J.O’Sullivan.Native Genius for Disunion:Marianne Moore’s “Spenser’s Ireland”.in Concerning Poetry, 7.1(Fall 1979).pp.42-47.
[3] Tijana Stojkovic. "Unnoticed in the Casual Lihgt of Day":Philip Larkin and the Plain Style.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6,p.50.
[4] Richard Bradford.First Bordom,Then Fear:The Life of Philip Larkin.London:Peter Owen,2005.pp.14-18.
[5] J.Douglas Porteous.Nowhereman.
http://www.philiplarkin.com/pdfs/essays/nowhere_man_dporteous.pdf.
[6] Terry Whalen."Strangeness made sense:"Philip Larkin in ireland.In Antigonish-Review,107(1996).
[7] 萨克文•伯科维奇.剑桥美国文学史[M](五).马睿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261.

作 者:倪志娟,博士,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与文化、女性主义、女性诗歌批评与翻译。  
载《名作欣赏》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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