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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沉痛的悲声承担时代的重负——阿赫玛托娃中期诗歌论 (阅读3124次)



 以沉痛的悲声承担时代的重负
 
——阿赫玛托娃中期诗歌论
 
                                                  刘波  李寒
 
        对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一直以来,我都是心存感佩与崇敬之意,他们身上的那种忧郁,那份孤独,那种不屈服于任何强权与压力的坚韧,总是让人能在人生最困苦的时候获得信心与力量。从那些诗人的人格和作品中,只要是有良知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高贵的气质,那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制与外在环境的腐蚀就可以击溃的。他们的气质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在骨子里就有的一份勇毅,在血液里就渗透的一种自由意志和精神信仰。为此,中国人在苦难时期的困境中,总是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这些高贵的灵魂作为榜样,去守护他们的品质,传承他们的精神。
        阿赫玛托娃,这位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夜莺,以她啼血的声音,唱出了一种不为世俗所奴役的精神,也喊出了不为强权所压制的力量。从1900年开始诗歌创作,阿赫玛托娃成为了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富反抗精神和理想气质的歌者。早期,她以自己忧郁的吟唱,在俄罗斯诗坛展现了非凡的才情。而中期,她则以其沉痛的呐喊,继承了普希金时代的浪漫精神,同时又开创了女诗人知性书写的新境界。不管她秉承何种道德尺度,也不管她张扬什么样的价值标准与伦理维度,她都以其抒情性的笔调,书写了一个时代的缪斯之魂,同时,也为生命的精彩提供了丰富的想像与可能。
 
 
由吟唱到呐喊
 
    阿赫玛托娃早期的诗歌,有着少女般的清纯和羞涩,因为我们看到了幽怨的独白,也触摸到了诗人那颗细腻、温润的诗心。由生活的点滴,日常的遭遇,都能触动她敏感的神经,因此,她早期诗歌从有感而发的本质出发,显得单纯、质朴,富有青春气息。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了爱情,走近了婚姻,诗人开始变得沉重,诗歌中也平添了一份忧郁和疼痛之感,这对于诗人来说,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是一种在沉思与发现之后的平静抵达。
    如果说阿赫玛托娃早期诗歌中还有着青年的稚嫩与生涩的话,那么从她中期的诗歌就开始逐渐走向了成熟。虽然仍富激情和诗意,但随着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对时代的洞察,她拒绝暧昧,以理性的思考参与到诗歌书写中,而不是像早期还以少女般的低吟浅唱,去对接生活的小情绪。在对社会认识得更透彻之后,她以清醒者的姿态,介入到了对时代真相的探查中,这是一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良心,在驱使她去作出自己的正义判断,去验证自己的公正选择。在这种对理想的追求中,敏感的诗人也必定会产生困惑,这是自我的困惑,也是时代的困惑。有时候,她不得不求助于上帝,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信仰。“亲爱的世界,对于盲目的我/你是合理的,物质的,请赐我以活力。/而上帝用厌弃的冷酷的宁静/把我的灵魂慢慢地治愈。”(《我变得很少梦见他了,谢天谢地……》)(本文所引诗歌,均出自李寒译的翻译诗集《午夜的缪斯:阿赫玛托娃诗选(第二卷)》。)这与其说是求助于世界,不如说是求助于自己的内心,只有内心的坚韧,才会持续地为一种信仰增添力量;同样,也只有在生命的现场,诗人才不会因为虚空而抓不住那条通向人生之真谛的精神命脉。
 
    你给了我沉重的青春。/那么多的忧伤都在路上。/我该如何把这颗贫弱的灵魂/赠给富有的你?/谄媚的命运,高唱着/一首关于荣耀的悠长歌曲。/上帝啊!我是懒散的,/我是你吝啬的奴隶。/在天父的花园里,我既不想/成为玫瑰,也不想做小草。/面对每一粒微尘,蠢人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轻轻战栗。
 
    诗人写于1912年的这首《你给了我沉重的青春……》,其具体指向是谁呢?他可以是上帝,也可以是一位亲朋,这大概是诗人发出的天问。她与上帝的对话,就如同在内心中作精神搏斗。我们知道,大多数人的青春都是昂扬的,激情的,然而,诗人的青春却是沉重的,富有痛感的,这沉重是她背负着太多的清醒和沧桑,因此,她不可能像很多人那样轻松前行。她的痛苦与悲情,就在这精神气息的流转中逐渐渗透在诗行里,去接受命运的考验,去见证诗人走向独立立场和自由精神的高地。
    在一个严峻的时代,有良知的诗人不可能回避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影响,他也不可能自逃于世俗生活之外,而去对时代之病症作远方的想像。阿赫玛托娃在与现实和时代作了短兵相接的碰撞之后,发现生活本就是沉痛的,因为她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博爱之心,而非像那些浑浑噩噩者一样,无民族之忧,无家国之痛。在此,诗人并非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对革命的战斗中去,即便在书写爱情这温馨的话题里,她也不忘作自我牺牲的呐喊。“古老的城市一片死寂,/我的行程漫无目的。/在自己的河流上,弗拉基米尔/把黑色的十字架举起。//那些喧哗的椴树和榆树/让花园里昏暗阴郁,/那些钻石般耀眼的星辰/向着上帝飞升而去。//在这里,就让我结束/自己牺牲和荣耀的道路吧。/伴我同行的,只有同样的你,/和我的爱情。”(《古老的城市一片死寂……》)当一切都变得死寂,一切都靠不住时,唯有伴侣和那份维系双方情感的爱,方能让人从那不堪的现实中走出来,重新回到真实的灵魂中去。
 
    我不需要小小的幸福,/送走去见情人的/满足而又疲倦的丈夫,/我哄着孩子上床入睡。//我重新回到冰冷的房间/向着圣母祈祷……/这修女般的生活太难,太难了,/我难得有一次欢笑。//只有在火焰般的梦中,/我好像走进一座山间的教堂,/它有五个圆顶,通体洁白,石头筑成,/耸立在熟悉的小路旁。
——《我不需要小小的幸福……》
 
    此诗中,诗人并非厌倦了自己的生活,而是希望能通过写诗来完成对生活的补偿。在日常生活中遭遇不快,或她的视野无法打开时,诗人总是愿意以想像替代现实,去创造诸多生活的可能,以供憧憬和回忆。在这样的坦白中,诗人能为自己找到一份宽恕的慰藉,但这慰藉并不能长久地支撑诗人的内心,所以,也就难免会出现精神刺痛,这是世俗生活为她带来的不幸和宿命,也是她在建构自己的诗歌世界时所渴望达到的深沉境界。当宗教信仰和爱情融合在一起时,这激起了诗人对爱的呼唤,她渴望被爱,也希望将自己的博爱施于他人。
    基于此,阿赫玛托娃常作反省的书写,也只有反思和不间断的内省,才能慢慢消除堆积在诗人内心的那些情感障碍,以便她继续在缪斯之路上前行。像她的《因为我颂扬了罪孽……》,因此遭到了惩罚;而《上天对那些割麦人和园丁太不仁慈……》,则显出了诗人同情底层人和劳动者的一颗悲悯之心,这同样是出于对内心的责任而有的描绘,这不是表象的罗列,而是在深度思索之后的理性之举。由此,诗人开始了更为沉重的书写之旅,那是一段漫长的煎熬期,也是她开始以正义之躯抗争时代之恶的人生阶段。
 
 
以良知切入时代的脉搏
 
 
    阿赫玛托娃之所以能在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诗人中很快脱颖而出,其实,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她言行合一的人生准则。她那不受任何诱惑而忠实于自己内心的人格,以及不屈服于任何强权和压力的韧性,让她显得孤傲,镇静,不屈不挠。不管是描摹生活的现场,还是抒写精神世界的秘密,她都以一种富有情感色彩的伦理,来契合她的表达,这种契合中有矛盾,有冲突,也有人生的困惑和深深的失败感。
尤其是诗人中期的诗歌创作,大都集中在俄罗斯社会处于转型的时代,专制政府将一些持异见者流放,并打入黑暗之中。秘密警察们的眼睛,时刻盯着这些对社会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们,并不惜以残忍压制乃至杀人灭口,来打击和消除反抗力量。阿赫玛托娃一家,一直在遭受这种噩运。那样的集权时代,对于渴求自由、向往民主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种斗争中的煎熬。在这种痛苦不堪的生活中,诗人无法直白地说出一切不公、宿怨与抗争,她只有以隐喻的方式,道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这种隐喻中杂糅着微妙的情感,即对一切不公之事的反抗与揭露,这样的书写时刻带有批判的意味。这是诗人以良知切入时代与社会的见证,这也是她以生命对抗集权统治的表达,由此,她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柔弱的女诗人内心的强大与坚韧。
    当诗人以无畏者的姿态介入一个处于尴尬境地中的社会时,她总能在不经意间抓住时代之丧的那根致命神经,以作标本式的剖析。因此,我们在阿赫玛托娃对自我和社会的解读中,看到了她身上最为可贵的一种品质——以洁净的灵魂守护俄罗斯大地的尊严。我们也常能在诗人的作品中读出一种悲伤,那不仅是自我的个体的悲伤,更是诗人为家国社会的荒谬、残忍与黑暗所流露出的痛惜之意。
 
莫非是因为远离了该死的轻松,
我才紧张地注视着这些黑暗的殿堂?
已然习惯了高亢、清晰的丁当声,
已经不再按尘世的法律审判,
我,像一名女犯,还向往着刑场,
那多年执行死刑的耻辱的地方。
我看到华丽的城市,听见亲爱的旋律,
好像还没有神秘的墓地,
十字架旁,俯下身去,面对酷暑与严寒,
我需要等待那最后的审判。
——《莫非是因为远离了该死的轻松……》
 
    为了固守一种坚定的信念,她宁愿去受审判,这非有一种执着的信仰而难以做到如此坦荡与宽容。诗人那种视死如归的气慨,蕴含着悲壮的意味。她笔下的审判,不是一种简单的身体审判,而是一种心灵受尽磨难的精神审判。这种精神审判要比身体审判更为残忍,也更容易让一个人伤痕累累,且有着终生无法愈合的疤痕。
    当我们去认真阅读阿赫玛托娃中期的诗歌时,会发现她的书写,基本上都是从个人视角出发,最后抵达的却是对公共事件的反思。诗人的那种个人感受,是敏感者表达自我遭遇时的一种激情释放,她愤怒,悲悯,有时甚至痛心疾首,这还是因为她以自身的敏锐和正义,感知到了社会的恶,她不愿意屈服和随波逐流,所以清醒过后,就显得更为痛苦。她懂得真相对于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当谎言充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时,专制的旗帜早已插在了每个人的内心,愿意承受者,就默默地忍耐、克制;而拒绝承受者,就会为自己的不妥协与不合作找到现实的出口,同时也找到拒绝的理由。这样的书写,不仅体现在她的国家抒写中,更是大面积地呈现于她的个人情感流露里。她有时会痛苦到一种程度:“对我来说,丈夫是刽子手,家就是监狱。”(《对你百依百顺?你简直是发了疯……》)可是,她又不得不强忍着压力和不快去承受,去担待,她甚至将其称之为是“自投罗网”。自投罗网的生活,一直伴随着她,在极权与压力下,她不得不反抗。她作这样的反抗,针对的不仅仅只是家庭的自我断裂,更有当局对其家庭的破坏与摧毁。
 
哭泣的秋天,像一位寡妇
着一袭黑衣,整个内心弥漫云雾……
逐一回想那些男人的话语,
她也无法停止嚎啕大哭。
就这样吧,趁着静息的雪花
还没在悲哀而疲惫的女人身上缩成一团……
忘却疼痛,忘却安逸——
生活不会因此而过少的付出。
 
一首《哭泣的秋天,像一位寡妇……》,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诗人在丧夫之后的那种悲痛欲绝。虽然之前对于家庭的一切,她也觉得不尽如人意,但那黑暗的时代让一个无辜的家庭惨遭破裂,这种悲痛是无以言表的。所以,诗人才会如此比喻:“哭泣的秋天,像一位寡妇”。如此形象的说法,就是诗人真实的内心写照。而后来她又写成的《我出语成谶招来亲人的死亡……》一诗,是对预言的自责之语。亲人的死亡,在那样一个时代,似乎不需预言,一家人的精神信仰就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命运。死亡与爱情共存,这唯有在诗歌中能做到的结合,是阿赫玛托娃从悲痛中唤醒自我的最锋利的语言之刃。
    生命如此脆弱,肉体转瞬即逝,唯有精神可以永存。诗人不愿臣服于内心作渺小的自我搏斗,她向外界敞开心扉,去接受来自四方的宣判。不仅如此,她还以过来者的口吻,对他人作切身的劝诫与忠告:“不要让尘世的快乐使心灵疲倦,/不要对妻子和家庭过于眷恋,/请从自己孩子的手中拿过面包,/赠予那个陌生的人。//谁是你不共戴天的仇敌,/就去做他恭顺的仆从,/请把林中的野兽称为兄弟,/什么都不要乞求上帝。”在诗人的人生辞典里,一切使命都需要自己来完成,即便面对那些堪称恶的仇敌与野兽,也要以理性者的姿态去面对。在这里,诗人以反讽的笔调,对人生的不和谐音作了一种形而上的刻写。诗人将自己置于边缘人的位置上,同时,也将自己放逐于精神的旷野,以便能在对峙乃至对抗中找到生存的精神之根。
 
 
沉痛的悲声
 
在时代现场中的表达,是否要深度契合于诗歌的真切表述?当诗人以全身心精力投入到对俄罗斯土地和人民的拥戴与依恋中时,那种与体制对抗的尖锐性不时地凸显出来,让她的写作富有力量,而不是像早期创作那样,在幽怨的独白中只能轻度触及日常生活。后来,诗人遭遇了更为残酷的现实,于己有了切肤之痛,所以,她才在1920年代之后的诗作中,不断地发出沉痛的悲声。一方面,她纠结于自我内心的冲突,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担当情怀,又让她对现实的黑暗无法置身事外。在现实中,她以不屈的意志,庄严地对抗来自当局的迫害和羞辱;而在诗歌中,她选择了及物的书写,切入时代的现场,独立而有尊严,并持守一种带着人生宽度与方向感的坚定信念。
面对现实的荒诞,遭遇时代的谬误,阿赫玛托娃没有选择放弃言说,她担负起了一种启蒙的责任,不论是对国家持批判的态度,还是对底层作同情的理解,她都选择毫不犹豫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非明哲保身,人云亦云。尤其是权力对人的异化和扭曲在一个国度达到极限时,富有良知和同情心的诗人,再也无法忍受了。她从一个公民的立场出发,去作深度的追问,她追问那些迫害人的恶源自何处,她追问一个公民如何才能对抗体制强加于我们的迫害与死亡。
 
那些抛弃了国土,任仇敌蹂躏的人,/我决不会与他们为伍。/我不会去听他们粗俗的谄媚,/更不会为他们献上自己的歌声。//而我永远会怜悯那流放的犯人,/无论他是囚徒,还是病夫。/流浪的人啊,你的道路黑暗苍茫,/异乡的面包散发着艾苦。//在这里,在大火的浓烟中/我们虚度着残余的青春,/对自身的任何一次打击/我们都不曾回避。//但是我们知道,在未来的评判中,/每一时刻都将证明我们无罪;/在世上不流泪的人中间,/没有人比我们活得更高傲和纯粹。
——《那些抛弃了国土,任仇敌蹂躏的人……》
 
在这首诗中,诗人直言不讳地道出了鲜明的立场,她爱憎分明,面对那些无耻的恶,她大胆且高声地喊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正义之语。那是诗人真性情的流露,也是她明辨是非,用灵魂的审视去谴责那些冷漠的退缩者,而又以人性的呐喊去为那些忠实于内心者鸣冤叫屈。世间自有公道,一切罪恶,现世不报,只是时间未到,一旦等到水落石出的那一天,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诗人的这些预言,是以一种道德主义的方式表达出来,虽带着一种激愤的态度,却也不损其灵动而张扬的品质。
诗人是人类内心生活的持有者,敏感的心性,让他时时既要和语言抗争,又得与思想搏斗。当集体主义的意志被瓦解,诗人所担负的责任就更重了。现实和梦想的分离,让诗人的书写带着时代的悲剧感,它或许也是永恒的,无可更改的,一个诗人所能做的,就是用力去承受。在招架与承受的临界点上,似乎人人都有失败感的危机。但在阿赫玛托娃这里,她没有变得茫然无措,而是通过内心解毒的方式,去向诗歌寻找答案。虽然内心的悲苦,在更多时候无以言说,但她的祈祷与忠告,她的心有所感与悲剧体验,都需要在词语的感召中快意地释放出来,以形成更具力量的启蒙之诗,这是她的坚持所在,也是其使命意识的体现。她以《写给众人》之诗,希望能由此找到一个人与一个国家的民众对话的基点。当她深感现实的责任重大时,诗人也有力不从心之感,作为民众的代言人,她负有启蒙之责,但她行事之后的那种不被理解,不被承认,如此结局又让她难以接受。这样的错位,令诗人也伤心不已,那种压抑的冲动,迫使她以自己的话语方式来解决如此的精神难题。一个国家的灾难,有时其实就是人的灾难。人为制造的那种屈辱和死亡,似乎应该由当政者来领受,他们却让无辜的民众来为此埋单。这让诗人愤怒,她需要适时地揭露疮痛和伤疤。
 
为什么你们往水里下毒,
往我的面包里掺杂脏物?
为什么你们把最后的自由
变成了卖淫窟?
是因为对朋友们悲惨地死去
我没有嘲笑挖苦?
是因为我忠诚地留了下来,
不愿抛弃这片凄凉的国土?
随它去吧。不遭遇刽子手和断头台
这样的诗人世间稀无。
我们要披上忏悔的外衣,
我们要举起蜡烛,一路前行,放声痛哭。
——《为什么你们往水里下毒……》
 
这是诗人最为切近现实之诗,书写了一个时代的缩影:物质的迫害已不足以摧毁坚强的人,而精神的摧残却以致命的打击让一个人生不如死。当有人以无耻的、没有任何道德感的方式对人施以迫害时,那种卑鄙和阴险,确实让人难以忍受。诗人勇敢地道出这种不义之事,在不懈的追问中,寻找一个世间的公道。这时,她似乎找到了自己能真正切入时代的修辞风度,为此,她曾以极富历史感的冷静言说,与帕斯捷尔纳克进行思想的对话,与曼德里施塔姆作精神的沟通,这两个俄罗斯大地上堪称伟大的诗人,与阿赫玛托娃这个高贵的灵魂之间,有着深深的认同感和惺惺相惜之意。
随着时代的变化,恶劣社会环境的突显,诗人们面对人生诸多困惑的书写,也相应地变得复杂化,有些事情不是简单的呐喊就可以解决的,当创伤记忆变成一种写作资源时,更多的激愤值得警惕。因此,阿赫玛托娃有一段时间的诗歌,短小,精致,而在伦理的言说上又很到位,这可能正是诗人越来越倾向于思想性表达的缘由,她开始变得内敛,节制,以思想言说去继承传统,最终却又突破传统。比如,“生活——像是在室外,/而死亡——像是回家。/沃尔科沃的田野,/金黄色的麦秸。”(《生活——像是在室外……》)这是诗人在现实的残酷遭遇之后所发现的哲学之美。比如,“我,被褫夺了火与水,/被迫与唯一的儿子别离……/站在这不幸的可耻断头台上,/我犹如站在帝王的黄罗伞盖下……”(《我,被褫夺了火与水……》)同样是四句,既简洁地交待了自己的处境,又充分表达了那种对抗的心境,这就是诗人的立场:肉体的迫害已无关紧要,而精神的抗争或许才刚刚开始,我们终究要等到那一天。这是诗人的预言,也是她一直坚守知识分子良知与道义的重要原因。
当然,最能体现阿赫玛托娃中期诗歌创作成就的,当属为她带来声誉的长诗《安魂曲》,我曾经说过,这是一首在世界诗坛上引起反响与共鸣的长诗,也是阿赫玛托娃在家运与国事产生冲突的精神抗争之作,这种带有强烈启蒙意味的批判,对于在艺术上介入现实的诗歌来说,无疑是对俄罗斯知识分子带有自由与冒险精神的应合。《安魂曲》也是诗人在白银时代献给这个多灾多难的俄罗斯国土与民众的一曲孤独的绝唱。她发出的悲声,是对个人遭遇的尖锐诉说,也是对国家危机的深层次反思。这是《安魂曲》的经典性之所在,同时,也是诗人得以走向更成熟之创作境界的又一个开始。阿赫玛托娃从早期的诗歌练笔到中期的成熟创作,是她由青春期浪漫主义写作到对现实作介入式书写的过程,也是她对思想性写作边界的一个拓展之旅,而贯穿这一始终的,则是诗人一生追寻自由梦想的信念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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