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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性(兼谈女性诗歌) (阅读2394次)



第三性(兼谈女性诗歌)

明迪



    文本之间的差异,性别不是决定因素。这里并不是否认性别差异,虽然就社会学和心理学而言,男女是平等的,但从遗传学来看,XX与XY天生注定,我们无法将XX染色体修改为XY。但同为XX,女诗人之间的写作差别却是巨大的,这一点往往被忽视。

    亚当的第一个妻子叫李莉塔,同亚当诞生于同一块泥土,后来离开了伊甸园。关于亚当肋骨的故事已人尽皆知,但李莉塔Lilith和夏娃Eve的后代却混迹于同一个人间,几千年后传下两种女人,抑或每一个女人身上都有两种血脉......再后来我们都不可逃脱地成了“女性诗人”。如果不愿意被女性意识束缚的话,唯一出路是第三性,当然这是指文学意义上的第三性。

    自从女学者女翻译家朱虹1981年将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和女性主义作品引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唐晓渡1986年将“女性诗歌”的概念用于新诗批评之后,“女性诗歌”这个词便星火燎原,但其广泛使用之后,意义极其混乱,譬如这个词在中国当代诗歌语境下起码有以下五种所指:普通的泛指的女诗人作品,特指的有女性意识的作品,特指的女性主义作品,以女性主义观点解读的普通女诗人作品,以普通视角解读的女性主义作品,等等。我在这篇随笔里给我自己的用语下个定义:“女诗人作品”泛指女诗人的诗歌文本,“女性诗歌”指具有女性意识并有意识地从女性角度来书写的诗歌文本,“女性主义诗歌”指有女性主义诉求并从女性主义立场来书写的诗歌文本。这里的“女性主义”指feminism,开放度应该与feminism的发展和变迁一致。

    我曾一方面困惑于为什么中国的女性主义还停留在60-70年代的欧美女性主义阶段,一方面又怀疑“女性诗歌”这个概念是否真的能够在公共文化领域引起对女性诗人作品的重视。观察下来,感觉女性主义在诗歌范畴内越走越窄,受到歧视当然也就更大。

    作为诗歌写作者和阅读者,我的女性意识并不强,我甚至对是不是女诗人也不关心。(我大概是李莉塔的后代。)   

    毕肖普生前曾明确表示不愿意被收进“女诗人诗选”里,她不希望她的性别成为判断她的作品的参照数。我无意以毕肖普的态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狄金森生前如有机会多发表作品,恐怕不会介意被收入到任何选本里,毕竟,再自我的写作,也不会反对被阅读。由此,我想到毕肖普和狄金森之间的差异。除了年代和所处的环境不同之外,她们两人风格迥异。题材上的差异我暂时回避一下。是什么造成她们诗歌美学上的差异呢?就拿同一时代同一个流派的普拉斯和塞克斯顿来说,任何比较也都是表层的,因为她们的语言风格和关注点并不相同。X染色体具有异常复杂而丰富的多样性和多变性。那么男性的XY中的X是否是与女性在心理和情感上相似的那一部分呢?

    尽管后现代的特点是强化差异,我喜欢逆反地寻找共性。优秀诗人(不分男女)的共同特点是敏感,容易受到伤害,也容易察觉他人受到伤害,对人性和事物的观察以及对事物与事物之间、事物与词语之间的关系具有高度敏锐。这样说未免过于简单化,但我需要快速进入下面几个问题。

    当一个诗人或作家在写到女性的生存环境和心理状态时,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呢,比如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或者易卜生在写《玩偶之家》时,他们对女性的关注和同情不亚于女性主义者,而西方女性主义作家也不是仅仅只写与自身相关的题材,大多数女性主义诗人和作家也关注其它问题,大凡有抱负的诗人和作家都会超越自身而对历史和人生作出思考。 

    我不是要减低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意义,恰恰相反,我是想说女性主义的最高境界并非狭隘到只关心女性,而且即使关心女性,也可以看作是广泛的人文关怀中的一部分。此外,我看到很多问题是男女共有的,比如说虚无感,痛感,男性也有男性的痛,不亚于女性所承受的,所以我想跳出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而寻找“第三性”。

    当我想到“第三性”这个词时,发现19世纪就已经有人用过,指男同性恋作家(参见我的另一篇随笔《王尔德:唇上留着惠特曼的吻》)。那么我可不可以修改/扩大这个词的词义,用它来指代一种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超越同性恋和异性恋、超越性别意识、甚至超越身体物质的一种精神性别呢?

    柯勒律治曾说“伟大的心智必雌雄同体”[1],伍尔夫为了对抗维多尼亚时代英国主流文学对性别的强调,而进一步拓展了雌雄同体论,她认为"每个人身上都具有两种力,一个男性,一个女性”,她认为伟大的作家都是双性一体的[2]。女性主义一方面追认伍尔夫为前辈之一,一方面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单一的女性意识。但最伟大的女诗人都天生具有文学意义上的双性。在这里我不想局限于谈论女性,最伟大的男作家也都具有文学意义上的双性,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数不胜数,我想用“第三性”来代指同一个作家身上的刚柔相济,尽管“第三性”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同性恋的代名词。

    狄金森和毕肖普或许是同性恋(或双性恋),但她们的作品意义并没有因为性倾向而改变。毕肖普和里奇都不隐瞒性倾向,而围绕狄金森有很多说法,一说是她妹妹为了“保护”她而请求编辑改动诗中任何明显的女性指涉,而编辑正好是她哥哥的情人,轻而易举就改成,所以作品中看不出性别特征。狄金森书信集Open Me Carefully是狄金森写给女友(后来成为嫂子)苏珊的情书集,1998年由美国麻州的巴黎出版社出版(315页),当时已经有一个很长的同性恋名单在网上流传,从萨福到莎士比亚,到舒伯特和柴可夫斯基,到罗兰·巴特,甚至海明威。有些女性主义者强调只有以同性恋的视角来重新解读狄金森才能揭示出其深层涵义,而我认为以“第三性”的立场来阅读狄金森的诗歌才能发现它们的丰富性。狄金森的书信所展示的不仅是同性之间的情感交流,更是超越了同性恋的两个个体之间的灵魂交流。有一种批评认为,女性主义批评将女性诗歌逼进了死角。我部分同意,但不完全赞同,我认为女性主义批评揭示了某些诗歌文本中的内在张力,只是在解读狄金森这个个案中偏激者将它狭义到一个不能转弯的角度。性别是固定的,灵魂是自由的。

    性别同宗教和种族一样,除了客观存在,还有一个自我认同和心理归化的问题,比如一个黑人可以自称犹太教徒或者穆斯林,一个亚裔可以无视自己的亚裔血统而只承认自己是美国公民,等等,这在一个多元社会是常见的,我亲眼见过改变性别的人(目击过前后的变化),虽然我不主张通过医学手术改变自己原有的性别,但我同情他/她们的性别归属感,我想留学生活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学会了多元文化下的包容。

    关于第三性,我首先想到的是天使,天使具有人的形体但没有性别之分。又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泰瑞西斯(Tiresias),从男变到女,有说他/她活了七命(所以我写了《七命书》),可见“变性”自古有之。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变性活了三百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笔下的女巫活了一千年,但这种神性都是作者赋于的,从小相信唯物主义的人是无法相信人是有灵魂的,只当作是文学幻想,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像幻想外星人那样幻想自己一觉醒来后变成一个像天使那样超脱的“第三性”,不受男女性别的束缚,自由地走行或飞行(第一性和第二性都不能飞),灵感无穷无尽(像做梦那样),且能随意写出梦中想到的那些诗句呢?若能具有天使一样的“第三性”,不要说七命,一命也就无憾了。

    对“第三性”的向往,并不是对神性的追求,而是希望在写作时超出性别二元或任何二元论,超越某种特定的性别意识,开阔视野,拓展诗艺,同时在阅读时不受制于现有的文学批评理论,而自由地想象,透视,穿越,让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有生命力,有创意。借助于西方文艺理论(包括后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等)来重新审视汉语诗歌文本,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新视角,甚至洞见,但也有可能造成新的盲点。同样,试图以女性主义发展中任何一个支流的观点来博弈,也会将女性诗歌片面化。当然,更可怕的是在对抗话语霸权的同时又建立起一个新的话语霸权。我个人在探索“第三性”的同时,仍对女性诗歌的发展和成长抱有最高的热情与期望。女性主义诗歌在中国的失败,在于单一地强调女性意识和女性视角,当然原因是复杂的。很多女诗人很纠结,我倾向于跳出来,生为女性何必还要强调女性性别,诗歌的本质是想象力的延伸。

    有必要强化第三性的定义,第三性代表超越性别意识的写作,或雌雄一体写作。其实这种审美追求自古就有,近现代首先来自于男性,波及女性,但在中国被女性主义诗歌批评遮蔽,现在是反遮蔽的时候。波伏娃认为女性不是生而为之,而是后天形成,所以是第二性,她的历史性控诉给过我们很多启发,但并不会把当今所有女性变为怨妇,幽默感和自信不分性别,诗人既可以生而为之,也可以后天习成,文学性别更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不乏第三性,未来亦是。

2009.11.初稿;2014.12.修改
 
注1,柯勒律治《席间闲话》第二卷,引自伦敦1835年版,第96页,引文为译者所译。
注2,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1929年首次发表,此处引自1989纽约版,引文为译者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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