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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阿赫玛托娃:简短自述》 (阅读2017次)



文/安娜·阿赫玛托娃(23.06.1889-05.03.1966)
□晴朗李寒 译

  我于1889年6月11日(新历23日)出生在奥德萨附近(大喷泉)。我的父亲当时是一名退役的海军机械工程师。在我还是一岁的小孩子时,便被送到了北方——进了皇村。在那我一直生活到16岁。 
  有关皇村,我最初的记忆是这样的:葱茏的绿意,众多公园的潮润与灿烂,保姆曾带我去过的牧场,有形形色色的小马的跑马场,古老的火车站和一些别样的事物,它们嗣后都被我写入了“皇村颂”中。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人马座海湾的岸边度过的,就是在那里,我与大海结为了好友。这些年给我留下最为鲜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尔松涅斯市,我们曾在那儿居住。
  我是用列夫•托尔斯泰的识字课本学会阅读的。五岁时,听着女教师给稍大些的孩子们上课,我学会了说法语。
  我写下第一首诗时,11岁。对我而言,诗歌的启蒙并非来自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而是从杰尔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与涅克拉索夫(“严寒,通红的鼻子”)。这些作品我的妈妈都能够背诵下来。
  我曾就读于皇村女子中学。起初我的成绩非常糟糕,后来变得十分优秀,然而内心却总是不太情愿学习。
  1905年我的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南方。我们全年都生活在叶甫帕托里亚①。我在家中学习了中学毕业前一年级的课程,我还常常怀念皇村,并写下了大量庸俗无聊的诗歌。1905年革命的回声隐约传到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叶甫帕托里亚。最后一年级的课程我是于基辅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学,1907年我从那儿毕业。
  我考入了基辅的高级女子学校法律系。暂时不得不学习法学史,比较特别的是还得学拉丁文,我曾经比较满意,因为当时只纯粹地讲授法律课程,后来我对这些课程也变得兴趣索然了。
  1910年(旧历4月25日)我嫁给了尼古拉•古米廖夫,我们去巴黎度过了蜜月。
  在巴黎鲜活的肉体上(左拉如此描写道)新的街心公园铺设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Raspail街心公园)。爱迪生的朋友维尔涅尔,在“Taverne de Panteon”(圣人祠旅店)指着两张桌子对我说:“你们的社会民主人士经常来这里,这边是布尔什维克,而那边是孟什维克。”喜欢不断变换花样的女人们有的打算穿上那种裙裤(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几乎覆盖了双腿的窄裤(jupes-entravees)。诗歌几乎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购买诗集,仅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饰出自有名或名气不大的画家之手。我当下便已经明白,巴黎的绘画吞噬了巴黎的诗歌。
  回到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等文史学校学习。此间我已经创作了不少诗歌,它们后来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
  当人们给我看伊纳肯基•安年斯基的诗集《柏木首饰匣》校样后,我曾激动异常,读着它,忘记了世间的一切。 
  1910年,象征主义的危机明显地暴露出来,刚起步的诗人们已经不再追随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来主义,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义。我与诗人第一车间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津凯维奇、纳尔布特——一起成为了阿克梅主义者。
  1911年我是在巴黎度过的,在那里,我成为俄罗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见证者。1912年,我游历了意大利北部(热纳亚、比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自然风光与建筑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梦如幻,会使你终生难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问世。它只印刷了300册。评论家们对它比较赏识。
  1912年10月1日我的独生子列夫降临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它的出售大概也就持续了六周。在5月初彼得堡开始沉寂,人们渐渐地逃离这座城市。这次与彼得堡的离别没料想竟成永远。我们再回来时,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从19世纪我们一下跌入了20世纪,自城市的风貌开始,一切面目全非。我以为,作为一个初写者爱情诗歌的小册子,理所当然会在世界大事中湮没无闻的。而时间对它的安排却并非如此。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维尔省度过,它距别热茨克市有十五俄里。这里并非风光宜人: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齐的方块儿,磨坊,泥塘,干涸的沼泽,“小门小院”,除了庄稼还是庄稼……《念珠》和《白色的鸟群》中的许多首诗我就是在那里完成的。《白色的鸟群》于1917年9月出版。
  对这本书读者们与评论界是不公平的。不知什么原因,大家都认为它较之于《念珠》的反响要小些。并且这本诗集的面世,正处于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交通瘫痪——书甚至连莫斯科都不能运到,它只能在彼得格勒销售一空。杂志社关门,报社也是如此。因此相对于《念珠》,《白色的鸟群》一书少了热闹的媒体参与。日渐增多的是饥饿与纷争。多么可怕,而当时却把这些状况都置之度外了。
  十月革命以后,我在农艺学院的图书馆工作。1921年出版了我的诗集《车前草》,在1922年出版了《Anno Domini》(《耶稣纪元》)。
  大抵在20年代中期,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开始了古老的彼得堡建筑艺术和普希金生平与文学创作的研究工作。普希金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三个:有关他的作品《金鸡》、本杰明•贡斯当的《阿道夫》以及《石客》。这些文章在当时全部发表了。
  与《亚历山德琳娜》、《普希金与涅瓦海滨》、《普希金在1828》相关的工作,我几乎做了近20年,我想把它们收入专著《普希金之死》中。
  自20年代中期我的新诗几乎停止了刊发,而旧作不允许再版。
  1941年卫国战争期间,我被迫困留列宁格勒。在九月底,封锁已经开始了,我才乘飞机到了莫斯科。
  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罗着所有与列宁格勒、前线相关的消息。如同其他的诗人,我也常常到军队医院去慰问演出,为受伤的战士们朗读诗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热、树荫和水声。而且我还懂得了,什么是人类的善良:在塔什干我曾多次患病,而且都病得不轻。
  1944年5月,我乘飞机抵达了春天的莫斯科,它已经完全沉浸于临近胜利的愉快希望与期盼之中。6月我重返列宁格勒。
  我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幽灵,它令我惊惧异常,我把与它的这次相见写入了我的散文中。那段时间促使我写出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随笔,后者与我在杰里基前线朗诵诗歌一事有关。散文对我来说永远是神秘与充满诱惑的。我从一开始便洞悉了诗歌的全部,而对散文却永远是一无所知。我的最初的试验得到了大家的赞扬,而我本人,当然,对此却并不相信。我把左琴科②叫来。他命令我将某些段落删除,并且说,他同意保留其它的部分。我非常高兴。后来,儿子被逮捕,我把它们与其他手稿全部付之一炬了。
  我很早便对文学翻译问题感兴趣。近些年来我翻译了许多作品。至今仍在译着。
    1962年我完成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这部长诗我写了22年。
  去年春天,即“但丁年”的前夕,我重新聆听到了意大利语——我参访了罗马和西西里。1965年春天,我去了莎士比亚的故乡,看见了大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与老朋友们重聚,并结识了些新朋友,又一次访问了巴黎。
  我从没有停止诗歌的写作。诗歌的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与时间,与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联系。当我写下它们,我就活在了那韵律中,这旋律就喧响在我们国家的英勇的历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且目睹了那些发生着的史无前例的事件。

                             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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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叶甫帕托里亚: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城市,临黑海。有海滨浴场。西面的迈纳克湖有医疗用泥塘,为滨海儿童泥疗胜地。
②左琴科(1894 - 1958):苏联著名幽默作家。

2003年译,以此文纪念诗人诞辰114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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