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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虱时代的闲话 (阅读3669次)



●书虱时代的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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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与书结下不解之缘的虫子大概是蟫。《尔雅》的注家郭璞解释说,蟫是“衣书中虫,一名蛃鱼”。 蟫身体细长而扁平,长有银灰色细鳞,常生活在衣服和书里,吃上面的浆糊和胶质物,所以又叫书蟫。书蟫,或称为蠹鱼、书鱼、书蠹、蛀书蠹、蛀书虫、蠹书虫、壁鱼、白鱼、蛃鱼等,俗称书虫(bookworm),正式的生物学名叫衣鱼,属缨尾目(一种虫拥有这么多称呼,就算本名、别名、表字、自号、外号一一分配停当,也还绰绰有余,其中还有“书鱼”、“白鱼”等雅号,足见人类对它另眼相看)。可以想象,原先生活在木中的蠹虫,有一支部落分化了出来,像鱼儿般灵巧地游弋于卷帙之间,过起咬文断字的生活。蠹虫之“死读书”常为人诟病,但它的一意和钻劲,却又引得一些文人借以自况。韩愈在《杂诗》中说:“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纪晓岚也曾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自述:“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

与书蟫或书蠹相比,“书虱”(booklouse)一词当属后起。蝨(虱),“啮人虫也”(《说文》)。相传中的古代神箭手纪昌,他学射时用来练眼力和做箭靶的那只“悬虱”,就应是“啮人虫”,即吸血为生的寄生虫,按生物分类学,当属虱目;而喜欢啮食旧书籍的“书虱”,则属啮虫目。此虱非彼虱也。“书虱”一词的造词,当用了借用的办法,它的产生,大概是因了现代病虫害学的兴起和需要。

早期的书是竹简和木牍做的,因此书最初成为书蠹托付一生的载体,实在不是它的误会。后来的帛书和古代的纸张,也都是“绿色的”,有利于构筑良好的“虫”居环境。书蠹虽至今一直未曾绝迹,但它毕竟愈来愈少见了──它属于一个远去的年代、一个由故纸堆成的年代。而书虱不同,它更多地属于“现在时”。在梅雨季节,有时还会在报端见到有关家居中书虱爆发及其防治的时闻。与体长一厘米左右的书蠹相比,体长为其十分之一、娇小而透明的书虱,似乎更适合在书页之间隐身遁迹。据说,世界上已知有4660多种书虱,我国已记载的也有585种,足见其家族的兴旺。

虫比书生得早,或许将比书活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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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喻的意义上,我们确乎处在书虱时代。近些年,本不很常用的“字虱”一词,一再进入爱书人议论的话题。一本1995年创刊、“专门在汉语语言的树林里抓害虫”、被誉为语文难题的“爆破手”和汉语文化品质的“捍卫者”的小杂志《咬文嚼字》,数年之间逆市而上,拥有了众多读者,成为当代汉语生活中一个值得留意的存在。捉字虱,即挑字眼儿,也可以成为文化事件了。2003年,一本“单挑独斗”的捉字虱专著《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金文明著)由书海出版社推出,成为是年的一道文化风景。1999年,《中华读书报》、《文汇报》等主流媒体上均有文章称第九版《新华字典》“错误率为零”,由此引发了一些“好事者”的发难,其中上海市民陈丁祥(笔名马捷)在历经八年的“挑刺”行动后,于2008年出版了《〈新华字典〉错在哪里?》一书(中国工人出版社),期间还分别在上海、浙江两地以图书消费者的身份提起诉讼。前一起事件似乎还有点夹带着私恨的“逗”趣,而后者则近乎唐吉诃德式的悲壮:一个普通平民、前中学语文教师,顶着所谓“哗众取宠”的恶名向集体权威发出了挑战。

威廉·布列地斯(William Blades,一译布莱兹)曾将蠹鱼、蠹虫以外的害虫、极端的收藏家、火、水、尘埃与荒废等列为“书的敌人”。在这个名单当中,我想至少还可以再加入一个:护短──权威护短,或为权威护短。在笔者看来,就算捉虱者尽挑些“虱胫虮肝”之类微不足道的东西,就算两万余处“挑错”只有一处正确,也不应以“学术问题”一语搪塞过去,摆出一副集体权威的面孔,毕竟,《新华字典》乃亿万人汉语学习的启蒙工具、启蒙“圣经”。世上也许有无错之书,但大抵是编辑人的理想。梁启超次子、考古学家梁思永抗战时曾发誓要印一本没有错误的考古报告,并“悬赏”校对人员如能在清样上校出错误一个,就奖老母鸡一只以补营养(当时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经再三校对,书才付印。而等书印出后, 却发现目录上竟还有一只漏网之“虱”!此事足以说明编校要达到完美境界的困难。有时就算责任心、学识都具备了,但注意力可能还会出现问题。难怪鲁迅曾说:“倘若要看无错之书,天下无可读之书。”被台湾学者誉为“当代的奇人、社会的好人、学术界的通人、企业界的巨人”的出版家王云五,亦发过“无错不成书”的感慨。正因为捉“虱”之难,出版者更当有战战惶惶之心、拳拳切切之枕。钱锺书《管锥编》初版有五百多处差错,再版时作者一一作了勘改,并叹曰:“校书如扫落叶,庶免传讹而滋蔓草尔。”足见其尽责、求实之心。

书的重要敌人,还在于急功近利的出版商和编辑这两个集功过于一身的角色。他们是造就书虱时代的主要责任人(在书蠹时代,有一部分责任还可以推给抄书人)。20世纪90年代,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几次图书编校质量检查表明,图书合格率只有1/3左右,而21世纪初的几次检查表明,不合格图书仍占到近1/3。两个1/3,足以说明了糟糕的程度,此中责任,正如瘌痢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出版者没把书出好,还能责怪谁,怪虱子本身?《抱朴子》曰:“虱非我不生,而我非虱之父母,虱非我之子孙。”此言倘用来狡辩,当是绝妙好辞。最近读汉密尔顿(John Maxwell Hamilton)的《卡萨诺瓦是个书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王艺译),这本角料、趣料成堆的书话,充分体现了一个记者出身的教授的广闻博识。作者在该书《附录C》里引用的两句话也可作为上述观点的佐证:“从前,作家们写作,编辑们编辑……如今大多数作家仍然在写作,但是大多数编辑却不怎么编辑了。”“‘说句实在话,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出版商关心编辑的能力了,’《华盛顿邮报》的评论家乔纳森·亚德利说,‘他们更多地是把编辑当作采购的专家,而非修改和校订的专业人士。’”大洋彼岸的情况同样吻合于大洋此岸的实际,即出版商的急功近利和编辑传统职责的淡化与位移──图书中的大多数错误都由此得以面世。

作为操此业者,笔者经历过的一件事同样可以印证上面的判断。2008年年初,笔者受委托修订两本已畅销十年有余的文言读物,校勘结果令人大吃一惊:一本差错率逾5/10000,另一本竟逾10/10000(差错率逾1/10000为不合格),还不计众多的标点符号差错。这两本书中,文字差错、逻辑及语法错误、数字使用错误、事实性错误、知识性错误等,一应俱全。文言中误文、脱文、衍文、倒错的情况俯拾皆是,其中不少错讹皆因所据版本不同之故,正如余嘉锡所说:“吾所据为善本,而彼所读为误本,则考之而不符矣。吾所引为原本,而彼所书为别书,则篇卷之分合,先后之次序,皆相剌谬矣。”读音、标调错误也为数不少,如“圉”(yǔ)误读作yù、“膂”(lǚ)误读作lü、“仆射”之“射”(yè)误读作yì等。作者张冠李戴,如《能改斋漫录》作者误作洪迈(应为吴曾)、《唐摭言》作者误作韩婴(应为五代王定保)、《隋唐嘉话》作者误作王嘉(应为刘餗),其他知识性差错如“明太祖”误作“宋太祖”、“养由基”误作“养由养”、“狸”误作“猫”、封号误作谥号、“瓜洲”误作“瓜州”、“淡巴菰”误作清人对英语tobacco(应为西班牙语tobaco)的音译。违背常识,如写明代闽人王长年等人被倭寇劫持前往倭国,经过一番智斗,最终摆脱魔掌,顺风凯旋,而船竟“哗哗地向东北方(应为西南方)驶去”。释义错误,如“鬻”误解作“买”,“绘图列说于州官”(《阅微草堂笔记》)之“列说”误解作“到处游说”(“绘图列说”是动宾并列式短语:绘制水利图,摆出观点)。如此等等。上述错误种种,固然有不少肇因于作者的学识与粗疏,但倘若出版社制度得当、编校从严,大都均可勘改。吕叔湘曾说:语文教学(应)更多地像农业,而不是像工业。此话若拿来针对急功近利的出版业,同样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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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如书蠹并非遭所有古代爱书人白眼一样,“书虱”即书中的错讹有时也会给现代人带来意外的快乐。

董桥在他的《可是我们并没有输》(《苹果日报》2007年11月18日)一文中提到这样的事:“最难找也最昂贵的是美国初版《太阳照常升起》。听说这本书一九二六年应市只印五千零九十本,特征是一八一页第二十六行‘stopped’一字拼音拼成了‘stoppped’。这个初版现在只要护封还在,市价十一万美金!我还没有缘份买到这部名著的初版,英国旧书商前不久替我找到一本Chelsea皮装的‘stoppped’初版本,标价三千英镑:‘老顾客打八折!’旧书商说。”这事在《卡萨诺瓦是个书痴》一书里也曾提到(p380),只是一语带过。汉密尔顿说该书“价值八千美元”,离三千英镑不太远(还需考虑到价格的地区差异和时间差异),大概也是Chelsea皮装的。从收藏角度看,书的首版和较少的印量应是其价值的决定性因素,至于多出一个“p”的“stoppped”,除了作为版本鉴识的特别标记之外,恐怕只能生发点趣味收藏的意义了。

某些错版书或误本中的错讹,在版本学上或许有芝麻绿豆的价值,但在“炒作经济学”那里却放大出数十百倍于原价甚至更多的市值。类似于邮市上的错邮和错版封,错版连环画也被某些炒家当成了宝玩:宁夏人民出版社1980年1版2次的《没有牙齿的老狼》,因“全书底部裁剪出错,底部倾斜向上多裁剪了一部分,导致全书呈现梯形而不是通常的长方形”,2007年售价295元,而善本仅售5~6元;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1版1次的《金箭号返航》,因“书脊印在了封面上并且封面延长盖住了书口”,2007年要价195元,而善本仅售8元左右。

汤姆·拉伯(Tom Raabe)在他的《嗜书瘾君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陈建铭译)一书中讲到: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他的小说Elmer Gantry首版封面上被印成了Elmer Cantry。接着汤姆·拉伯这样描述“收藏痴”并调侃:“他心里想的是:‘唉呀呀呀!这本首版刘易斯小说这下子可大大值钱啦!’然后火速从口袋里头抽出记事本,在那笔资料的价格后头一口气添上好几个零。你凭良心说说看,这道理讲得通吗?摆明了嘉奖粗手笨脚的印刷匠?还是暗中鼓励大家尽量出纰漏?”读到这里,笔者不禁轻轻笑了:汤姆·拉伯老兄大可不必担忧──天下书虱不尽其数,哪里都有收藏之价值,个别书虱得以“鸡犬升天”,多半还是托主人的洪福罢了。

(此文《中国图书评论》2008.9刊发时个别处有误,以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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