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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诗 (阅读7087次)



诗可以吃吗?可以。宋人杨万里就把王安石(号半山)的诗当过早餐:“船中活计只诗编,读了唐诗读半山,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诗句当早餐。”陆游少时读陶渊明诗,“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诗方毕,至夜,卒不就食。”那是把陶诗当晚餐了。有人就此著过谈趣文章,结论却颇为严肃,大略是:好诗可以当饭吃,要多读好诗,多写好诗,云云。美国女诗人夏娃·梅里亚姆(Eve Merriam)倒是半开玩笑地做过一首《如何吃诗》(How to Eat a Poem)。她因儿童诗创作的成就获过1981年的美国英语教师理事会奖(NCTE Award)。诗是写给孩子看的,谐趣多了,索性译在这里,想大人也可轻松一读,有所会心:
 
别客气。
咬进去。
用手指把它拿起来,舔那
或许流到你下巴的汁液。
它熟了,随时可吃,无论你在哪里。
 
你无需刀子、叉子或汤匙
无需盘子、餐巾或台布。
 
因为它没有芯
没有柄
没有皮
没有核
没有籽
没有壳
可以丢弃。
 
诗成了馋人的美味水果,且随时随地随手可吃,又环保得很;无需苦口婆心、刻板规劝,想来有点慧心的孩子都会对诗产生好感,激发出吃诗的欲趣。日本歌人石川啄木也做过有关吃诗的文字。1909年,他发表著名评论《可以吃的诗》,反对诗歌脱离现实,提倡“用和现实生活毫无间隔的心情歌唱出来的诗”,文学艺术应像生活的椒盐一样和人民须臾不分,是一种“可以吃的诗”。文学倡导,肯定需要点教化,但诗人并不要做经院式的论文,而是藉通信的方式娓娓阐述,题目也有趣、吸引人,文章得以广为流布并影响我国多年(如诗人李广田等),应与此有些关系。近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开始幸运地迎接新媒体时代了,但诗交流的问题似乎总是诗人的冤家对头,诗人与诗交流的较劲日渐突显:日益精美的诗歌书刊、形形色色的朗诵会、诗歌节、诗会、BBS、博客圈,甚至诗歌招贴、行为艺术、地铁诗歌、诗动画等,俨然把我们带入了新兵器时代,作战的机动空间也大大拓展。台湾近年出现了一种“玩诗合作社”,诗人们不仅把诗印在纸巾、口罩、玩具、装置艺术品上,还烤成“文字烧”吃。这可是真正可以吃的诗,不禁有点让人憧憬起民以“诗”为天的未来。现代诗人的用心可谓良苦,不过他们并不是吃诗的创意人或始作俑者。早在1100多年前,唐朝诗人张籍就真吃过诗。冯贽《云仙杂记》卷七引《诗源指诀》曰:“张籍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吾肝肠从此改易。’”张籍的吃法是:将杜诗烧成灰,拌到膏蜜中吃,希望自己从此改换肝肠。由此可见,张籍不光是大诗人杜甫的超级粉丝,还是个很超前的诗歌行为艺术家,至于这惊世动俗之举是否会被编入《古今笑史》,似乎不是他关心和所能左右的了。

综上所述,我们很快得到一份有关诗人吃诗的食物谱系:“丹药”、饭、椒盐、水果和“文字烧”。仿佛药膳、主食、佐料、点心和小吃,都一应俱全了。食物类性的背后,隐藏了不同时代诗人的价值观念。张籍吃诗,若去掉其诞妄的色彩,倒不失为诗人内炼式修为的征喻。古典诗人的丹术式内修,不知现如今是否有失传的危险。诗歌“文字烧”是现代诗人游戏性想象力的成果,俨然打通了美食学与传播学的边界,但其市场前景和市场学价值并不容乐观。诗人与诗交流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因媒体时代的到来而消弭。杨万里、陆游把诗当正餐,梅里亚姆把诗当水果,实质都是对好诗的满口赞誉,异口同声道出了读诗人的独有快乐和写诗人的梦寐所求。至于石川啄木的椒盐,倘我们从现实主义的“现实”延伸到读者的现实,从人民的椒盐延伸到诗歌社会的基本口粮,那么“可以吃的诗”,实在是个毫不过时的诗学问题。笔者并无要写“吃诗史”的打算,但事情凑巧,20世纪著名美国诗人马克·斯特兰德(Mark Strand)也有一首《吃诗》(Eating Poetry)。他无意中帮我触及了另一个回合的问题。根据以往阅读的印象,搜罗了这首诗的甲乙丙丁戊5种汉译,粗粗对读了一番,发现有几个地方打架,便找来原文校读。现结合本人的理解倾向性,将汉译《吃诗》整编如下:
 
墨水从我嘴角流下。
没有任何像我这样的快乐。
我一直在吃诗。
 
图书馆员不相信亲眼所见。
她目光悲哀
走动时两手揣在衣服里。
 
诗吃完了。(一)
光线变暗。
狗儿们正从地下室楼梯爬上来。
 
它们眼珠子骨碌
金黄色毛腿像柴枝燃烧。(二)
可怜的图书馆员开始跺脚、哭泣。
 
她不理解。
我跪下舔她的手时,
她尖叫起来。
 
我是个新人。
我冲她狂吠,汪汪而叫。
我欢闹,在书卷气的黑暗里。(三)
 
5个译本的龃龉主要在于3个细节的处理,译文中相应处已标明序号:(一)即第7行。甲译:诗走了。乙译:诗被吃完了。丙译:那些诗相继消失。丁译:诗消失了。戊译:诗歌跑了。(二)即第10、11行。 甲译:它们的眼球旋转,它们金黄的大腿燃烧如彩笔。乙译:它们的眼球滚动,棕黄的腿闪亮,像刷子一样。丙译:他们的眼球滚动,金黄色的脚好像是燃烧的刷子。丁译:它们的眼球转动,它们淡黄色的腿像刷子一样燃烧。戊译:它们的眼珠滚动着,它们的金毛腿像干柴一般焦灼。(三)末行。甲译:我在书卷气的黑暗里蹦来蹦去。乙译:我在书丛的暗影里欢快地又跑又跳。丙译:我在迷漫着书卷气的黑暗中欢闹。丁译:我在书的黑暗里快乐地嬉戏。戊译:我欢蹦乱跳,在书生气的黑暗里。

斯特兰德秉承了博尔赫斯小说的若干气质,他将高清晰的细节和整体的梦幻气质糅成了一体,使简洁的语言容纳了较丰富的暗示力。吃诗的狗儿们(新人)鲜活、快乐、不安分,甚至有几分生猛和贪婪,它们像一堆柴枝在“黑暗”背景中燃烧,与图书馆员的虚弱、悲怯和图书馆的迂腐之气,构成了强烈的戏剧性对位。“墨水从我嘴角流下。∕没有任何像我这样的快乐。”狗儿们嘴中的“诗”,既具象可吃,又抽象无形,既是诗,又不止是诗。什么“诗”,能给狗儿们带来如此强烈的咀噬快感,继而又给图书馆员带来那么大的沮丧?我们也许无法不将图书馆员看作:传统的看门人。吃诗本身,成为一种反叛性的、诗的行为(这种内在的悖谬构成了《吃诗》的文本内核),这就是看门人所遭遇的现实,也是她无法阅读的现实。她不安甚至恐惧地看着不速之客们登堂入室,却无能为力,而这些不速之客,除了“狂吠”,就是“欢闹”,多少有点自我解嘲的意味。

这种看门人与不速之客撞出的尴尬,甚至超出了眼前这个特定的文本本身:诗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吃的?在某种意义上,所有文本解读家、译者和有心于精细阅读的诗人,都是传统的看门人、经验的看门人,当他们遭遇诗的不速之客,当诗只有文本内部的互证可作为阅读的可靠依据时,诗的可食性和未知的解读经验之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既有的理论和成见确能帮助我们解决部分问题,但只是部分地解决,更多的诗的暗示力量仍躲在黑暗中无声地“狂吠”。这是看门人的幸运、诗的幸运,而非悲哀。“多义性”这个词常常是妥协的产物。对于黑暗中的暗示,我们只有探知,用“舌头”探知,而不是依靠成见。固有的味觉系统无法代替真正未知的食物。诗交流的真正困难和愉悦,往往就发生在与这种“黑暗中的暗示”的交流。如果我们听到了奇特的犬吠而情不自禁产生急于了悟的欲望,这样的时候忘掉吃饭或无心吃饭乃至拒不吃饭,实在是件不足为奇的事。

最后突然想到另一种吃诗的方式:用耳朵吃诗。听起来有点噱头,其实就是听诗而已。当今正值诗歌朗诵会勃兴,据说围绕诗可不可朗诵的问题,还引发了争论的声浪。且不说有些朗诵会是否会成为演诗会或“浪诵会”,在我看来,诗可不可朗诵是个问题(包括诗的选择和朗诵者的“到位”),诗可不可听也是个问题。首先,听是无法抛开的一面:就目的论而言,诗朗诵会更应叫做“听诗会”才对,因为诗发而为声,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倾听者而来;就主体论而言,朗诵会必须有朗诵者和听者两个主体才能完整无缺。其次,朗诵者可以有诸如选择艺术化朗诵还是本色朗诵的自由,听者却无从选择。他无从选择音调、音色、语速、停顿、断句、轻重、节奏,以及适时的回想。一切都已调制好,只管吃就是。当然也可以反刍和回味,但这样的时机着实不多。要命的还不是漏听一些无甚紧要的词句,而是无法得到足够的诗的暗示,以倾听诗内部那个不速之客的声音。很多现代诗更适合视读,而非听读。斯特兰德的《吃诗》每一句措辞都简单易念易听,但在关节点的理解上却如此龃龉不合。吃诗已属不易,况且用耳朵吃诗。我们老祖宗早就有“耳食”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六国年表序》: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说明用耳朵吃的不可靠:耳食之论、耳食之言、耳食之谈,都是道听途说、无稽之谈的近义语;耳食之徒,则指不经思考而轻信传闻的人。倘再加上耳顽、耳生、耳闭(即耳背)或耳沉(听力弱)以及偶尔的耳软或耳边风一吹,就更误听重重了。不过诗可以群嘛,诗可以随着啤酒、咖啡一起吃下去,发挥它的交际功能。
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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