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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著名先锋作家金英夏作品评析 (阅读10839次)



                         韩国新锐作家金英夏作品评析

                                  薛舟

    2004年应该称做韩国文学史上的“金英夏年”,文坛刮起了强劲的“金英夏旋风”。继黄顺元文学奖和怡山文学奖之后,金英夏又摘走了与李箱文学奖和现代文学奖并称为韩国三大文学奖的东仁文学奖,一年之内集三个著名文学奖项于一身,不仅成为年度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也是韩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罕见传奇。
    金英夏,这个韩国文坛历史上第一个戴着耳环登上领奖台的男作家,擅长以冷静的视角、嘶哑的嗓音描写新世代对于都市的全新感受,他于1968年生于庆尚北道高灵,1986年考入延世大学经营系,在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的同时加入后备军官训练队(后因不参加训练被除名),对马克思主义情有独钟。1995年在部队服役期间,金英夏向《东亚日报》新春文艺投出了自己的处女作《关于镜子的冥想》,不料却名落孙山。同年,金英夏凭借该作品通过《批评》杂志登上文坛。退伍之后,为了赚钱糊口,金英夏在学院里当上了英语老师,至今仍在延世大学的韩国语学堂教授外国人韩国语。1995年8月,金英夏以长篇小说《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与赵京兰(《烤面包的时间》)共同分享了第一届文学村新人作家奖,受到文坛和读者的广泛关注。1998年,《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在法国翻译出版,随后又推出了德语版,1999年,金英夏凭借短篇小说《你的树木》获得著名的现代文学奖(第44届)。



                《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对死亡的审美历险


    继金仁淑(早期)、河在凤、蒋正一、马光洙、尹大宁等勇于突破性禁忌的作家之后,人们普遍认为,韩国文坛又诞生了一个名叫金英夏的性爱小说作家。如果简单地将金英夏归类为以描写性爱见长的作家,则难免有失偏颇。文学评论家柳浦善认为,金英夏的出现可以看作是韩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转折点、一道分水岭,他带来了不同于以往作家的全新感受,代表了韩国社会新一代的崛起。金英夏的作品更像一个宣言,并将韩国文学带到新的机遇面前。
    为了言说的方便,我们按照时间顺序解读金英夏的重要作品。1995年荣获首届文学村新人作家奖的作品是一部规模不大的“轻长篇”,全书共分5章,以大卫的油画《马拉之死》开始,又以《撒丹那巴尔之死》结束,中间贯穿着性行为和自杀,作家惯用的道具是新古典主义绘画和浪漫主义绘画,以及查特·贝克和莱纳德·科恩的音乐,这就是小说的全部内容。以自杀破坏自我,其主题类似托斯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尽管创造生命的是神,但是自己的命运却由自己决定,以虚无对抗虚无,死亡被赋予了社会反抗的意义。小说叙述者是一位自杀顾问或自杀向导,他断言“不懂得压缩的人是无耻的”,又说“在这个时代,要想成为神,要么当作家,要么杀人”。整部小说由三个主要故事组成,梦想去北极却最终在生日那天死于故乡的反方向的朱迪斯(因为酷似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作品中的朱迪斯而得名)、拒绝复制却无法拒绝被复制的命运的女行为艺术家咪咪、叙事者在旅行期间碰上的香港女人……三个故事中平缓而频繁出现的性行为背叛了叙述的可怕语调,而且死者无一例外都是女人,这恐怕也不是偶然。《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中的所有人物都被剥夺了记忆和乡愁,既没有希望也没有任何憧憬,记忆或希望的缺席又让他们对生活充满深深的倦怠。也许你会认为主人公们感觉不到内在的匮乏和空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总在逃跑。至于逃跑的方式,他们大致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奔跑,速度要超过夺走他们的记忆和乡愁的资本主义,例如小说中关于所谓“子弹的士”司机的描写;第二种选择是性,当然这里的性不是灵魂的交流形态,更不代表浪漫的爱情,只是填充匮乏的肉体痉挛;第三种选择是死亡,他们的死是极端的,即在死亡面前既不绝望也不反省,死亡被他们当作证明人类自身的重要途径,所以他们不想丑陋地死去,渴望死得美丽,也就是追求美学的死或者死的美学。
    金英夏的“死亡美学”是对韩国文学史的一次有勇有谋的反拨,他抱定决心回避前人的道路,以全新的想象力为自己寻找不同于他人的叙事策略,以便在传统主题“人是自己永远的他者”之下发掘出路,也就是寻找文学史的空白,并就地安身立命。死亡冲动、自恋症、性,这就是金英夏的叙事媒介物。金英夏的哲学基础在于他确信在当前时代,人们对于美和丑的关心已经超过了对善恶、真假的关心。著名小说家崔允在概述金英夏小说的特点时说道,“句子短小,绝无冗余,剪除了不必要的感情,三个简短的故事让读者能够一口气读完,速度感非常强烈。幽灵般的人物围绕死亡展开黑暗的冒险……这里的问题不是杀死什么人,而是让什么人自杀。结构紧凑的颠覆和虚构让叙事变得兴味盎然。”



                   《哥哥回来了》:弑父之后的彷徨


    《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获得巨大成功之后,金英夏的写作继续向前突进。他曾是韩国文坛第一个建立个人网页并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的作家,后来因为沉迷写作而抵触网络,断然关闭了自己的主页,并且放弃使用电子邮箱。他的想象力和对于新事物的执著依然不改,因为在短篇小说《避雷针》中大量使用生僻的科学词语和独创单词,被评论家金华荣戏称为“在词典里寻找小说的作家”。2000年发表于《现代文学》上的短篇小说《哥哥回来了》显示出金英夏解构传统命题的杰出才华,既开拓了作家本人的写作领域,也赢得了批评界的好评,凭借该篇荣获2004年怡山文学奖。荣获黄顺元文学奖是另一部作品《珍宝船》。顺便介绍一下黄顺元文学奖,该奖项设立于2001年,以刚刚去世的著名元老作家黄顺元命名,第一、二届获奖者分别为著名作家朴婉绪(1931—,获奖作《为了思念》)和金源一(1942—,获奖作《手风琴》)。
    为了更好地理解金英夏的《哥哥回来了》,我们首先引入韩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父亲之死。该母题分泌于历史的伤痕,是韩国文学现实中不可回避的课题,对其做出历史性的回应也是韩国文坛的宿命。在韩国文学中,父亲的面孔并不单一,有时是丧失和缺席的符号,有时则是压抑和否定的代名词。如果略做图式化的理解,20世纪前期是为了挽救消失不在的父亲进行艰苦卓绝而又漫无止境的斗争,20世纪后期则与统治、压迫的父亲进行决斗,企图将之摆脱。如果说前面的父亲是仰慕和憧憬的对象,那后面的父亲则恰恰相反,成为排挤和断绝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的韩国文学正好乘着“拯救父亲”和“杀死父亲”的车轮做了一次历史的循环。金英夏的《哥哥回来了》包含了两个命题:第一,面对这个无能的父亲我们怎么办?第二,父亲死后我们怎么办?作家正是把自己置身于支离破碎的家庭,捕捉时代的特征,以最前沿的感受和意识将“家族的故事”往下延续。
    与《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的观念性不同,《哥哥回来了》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世态小说。故事提到了五名主人公:酒鬼父亲、动辄对父亲拳打脚踢的儿子、与儿子同居的未成年少女、在综合办公大楼施工工地做饭的大嫂,最后还有个中学一年级的小女孩,她有一身令大嫂的前夫眼红的校服。小说的全部内容不过是五个人之间的相互辱骂和厮打,却反映了变化中的韩国社会现实,作家以非正常的家庭为依托,描写了穷形尽相的人间百态。父亲既无能且自私,什么事情让人寒心他就干什么;母亲尽管强悍,承担起了家庭的生计,然而作为日常生活的俘虏,她也只能做到维持现状;儿子血气方刚,却把身体交付给了冲动和无节制的欲望……虽然不无文学的夸张和艺术的歪曲,然而这些人物在当今韩国社会中还是不难发现的,只是经过了作家的艺术加工和典型化处理。当然,金英夏并没有止步于对社会现象和生活细节的语言再现。
    作品中最吸引人的应该是叙事者对于父亲形象的嘲弄和贬斥,这个父亲虽生犹死,说得极端些,他甚至连死的必要都没有了。联想到从前为“杀死父亲”所做的艰苦努力,金英夏笔下的父亲形象则在精神上大大地退化了,变得怪模怪样,不堪一击了。他只是行尸走肉,他的生不过是一桩丑闻,他所能做的也就是喝酒、丑态毕露地游走于政府和各行政机关之间。如果说从前的父亲拥有着进步理念,是社会正义的化身,然而这个父亲却被时代要求退场了。从前那个催生“杀父”冲动的父亲压抑而权威,而在金英夏这里却变成了“我们的扭曲的父亲”。为了庆祝难得的家庭团聚,主人公们组织了一次郊游,在拍照留念的瞬间,这个无能又没有责任心的父亲却因为喝酒没赶上,父亲作为父亲的意义和作用也就彻底消失了。照片上父亲的缺席象征着现实生活中国家、社会、民族理念的没落。
    父亲消失之后的位置谁来取代?母亲显然不能,走进那个位置的只能是父亲的儿子,也就是叙事人的哥哥。儿子/哥哥拥有稳定的工作和说得过去的收入,更有从父亲手中抢过球棍殴打父亲的力气,因为父亲以前经常打他,现在恰恰相反。新的家庭形成了。它无视父亲,甚至把父亲排除在家庭之外,反而以哥哥为轴心,组成了一个“拟似家庭”。当然,这个新形态的家庭显得有些凄凉,甚至危机四伏。因为各个成员不但性格迥异,而且无不心怀鬼胎,他们的结合或者是性欲的驱使,或者是经济的需求,均以满足欲望为指归。从某种程度上说,有点类似于威廉·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哥哥回来了,身边跟着一个丑陋的女孩子。”从小说中的第一句话就可以看出,这个拟似家庭不过是对既有家庭不加反省的延续,走的仍是父亲时代的家庭曾经走过的老路。“父亲死后的世界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以哥哥归来为契机的家庭重建注定是失败的尝试,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始终是孤立的,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梦想着组建“另一个家庭”。《哥哥回来了》暴露了家庭的虚伪,揭示了传统家庭主义的动摇和逐渐解体,并且坦陈能够提供信赖和安定的巢穴尚未准备好,重建家庭的希望仍然渺茫。总之,金英夏的《哥哥回来了》技巧非常独特,意义也很复杂,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作家以家庭的解体象征了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消亡。此外,也有人将它当成一部政治小说来读,这也是有迹可寻,无可厚非的,因为优秀的作品总为多角度解读预先设好了伏笔。
    与《哥哥回来了》同期发表于《现代文学》的还有金英夏的另一部独特短篇,《夹在电梯里的那个男人怎么样了》。因为同样可以看作世态小说,显示了这一阶段作家的创作旨向,所以也在这里做简短介绍。小说讲述了一个大城市上班族倒霉的一天:早晨刮胡子的时候剃须刀突然就碎了,乘坐公寓楼的电梯不料电梯出了故障,他只好爬楼梯从15层往下猛冲,跑到5、6层之间突然发现电梯下面夹了一条人腿,他想打119,却发现自己忘了带钱包也没有手机,跟别人借手机又没人愿意借给他,这时公共汽车来了,为了上班不迟到,他恳请司机允许自己赊帐乘车,好容易说服司机同意他上车,不料却发生了事故,他换乘另一辆车,结果被司机赶了下来,他只好从市中心气喘吁吁地跑到公司,赶到公司的时候却因迟到挨了上司一顿臭骂,他抽空赶紧打电话报警,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个夹在电梯里的男人,下班后匆忙赶回公寓向人们打听,所有的人都是冷冰冰的,什么也不说……小说的叙事极富动感,节奏感强,就像金英夏那流速极快的短句子一样。正是通过普通人的普通一天,写出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彻底的不信任,里面出现的人物都冷酷、利己,他们既没有家庭,也没有朋友,没有不幸,也没有幸福,甚至小说当中并没有“人”。小说的主题非常浅显,省察了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生活的意义,不过金英夏的叙事非常到位,他在不动声色的描写中逐渐制造了连锁性的冲击效果,让人忍俊不禁之后不得不掩卷沉思。


                  《黑花》:跨越太平洋的新开拓


    2004年10月,金英夏以长篇小说《黑花》摘取了第35届东仁文学奖的桂冠,由此跻身韩国重要作家的行列。东仁文学奖以韩国已故著名作家金东仁的名字命名,由思想界社于1955年设立,每年从发表在全国主要文学期刊上的作品中选出一部进行重奖,后来颁奖范围逐渐扩及长篇领域。1967年颁发到第12届之后,由于思想界社的经营危机,东仁文学奖陷入停顿。经过12年的漫长空白,1979年东西文化社重新复活了东仁文学奖,1987年第18届之后便转由朝鲜日报社承办。东仁文学奖关注创作活跃风头强健的作家,奖励引领阅读潮流走在韩国当代文学前列的重要作品。
    《黑花》是金英夏完成自我蜕变的全新力作,以其自由超拔的想象力揭开了尘封百年的历史,为当代读者勾画了韩国移民史的悲惨画卷。二十世纪初的韩国社会内忧外患,国家和民族处于伸手不见五指的历史前夜,丧失了未来和憧憬未来的能力。农民更是水深火热,在自己的祖国却找不到任何希望。正在这时,英国公司在韩国募集愿意前往新大陆的人,为了寻找可以耕种的土地,为了寻找成功,人们不假思索就踏上了英国人的轮船。1905年4月,英国轮船依尔福号运载1033名韩国人驶离济物浦港,朝着他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墨西哥驶去。这些韩国人中有王室贵胄,有巫婆和神甫,有没落贵族,有职业军人,形形色色,出身各异。在遥远的旅途中,在拥挤不堪的轮船上,他们逐渐模糊了身份的差异和界线,高尚的贵族为了抢到饭吃也必须放弃了身份和体统,卑贱的贫民再也不用在贵族面前低眉顺眼,忍气吞声了。到达墨西哥后,他们被卖给艾纳肯农场做了奴隶。尽管与理想判若天壤,但是如果不在农场劳动,就更不可能回家,所以们只能在陌生的环境和残酷的农场里经受非人的虐待和奴役。为了争取权益,他们多次举行起义,却始终不能改变命运。四年过去了,他们与农场主的合同期满,有几个人因为与当地女子结婚,便决定继续留在艾纳肯农场,大部分的韩国人都在墨西哥扎下了根基。此时此刻,他们的祖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日本的侵略下,韩国丧失了主权,他们再也不是韩国国民,而是日本国民了。得知这一事实后,他们决定在墨西哥建设一个“新大韩”。后来,墨西哥邻国危地马拉发生政变,他们接受叛军的邀请,到危地马拉北部密林地带与政府军交战。虽然也取得过不小的胜利,但在政府军的大举反攻下,大部分都凄惨地战死了,终于永远地成为没有祖国的游魂野鬼。
    金英夏通过对民族受难史的艺术升华,省察了近代以来韩国民族的苦难历程,作品中充满了不幸和悲悯、理想和失败、命运和抗争,尽管是一场深刻的悲剧,却没有沦为感伤主义的产物,赋予主人公们以超人意志并写出了“英雄本色”式的冒险故事。作家采用“现场感”和“陌生化”交错融合的完美技巧,让现实生活中的读者能够隔着历史帷幕看到被埋没在岁月深处却依然鲜活的人物,并从历史人物不服命运、勇于抗争的行动中窥见自我的影子,进而发现人类进化的秘密。《黑花》是一曲西西弗斯式的挽歌,却有着普罗米修斯那样的雄壮气魄。金英夏讲述的尽管是韩国移民心怀理想却最终溃败于历史和命运的悲剧,但是我们能够发现不论理想还是失败却最终落实到了太阳之下、大地之上的人。他讲的是一个普遍的故事。
    《黑花》显示了金英夏在处理历史题材和宏大叙事上的高超技巧和卓越才华。本届东仁文学奖评委会高度评价了金英夏的《黑花》,称之为年度韩国文坛的最高杰作,作家本人也认为这部作品是自己的文学转折点。当记者问到金英夏对于奖金有何打算时,他说,“我父母家的电视已经看了十几年了,首先要为他们换一台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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