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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韩国李箱文学奖获奖作品:《海与蝶》 (阅读6042次)



                              关于金仁淑


金仁淑,韩国当代女作家,1963年生于汉城,毕业于延世大学新闻播音系。大学一年级即以短篇小说《丧失的季节》入选《朝鲜日报》新春文艺。出版小说集《一起走过的路》、《等待铜管乐队》、《刀刃与爱情》、《玻璃鞋》,长篇小说《血脉》、《火花》、《79'80,从冬天到春天》、《长夜,迫近的黎明》、《把你拥抱》、《树阴深处》、《花之忆》等。曾获得“韩国日报文学奖”、“现代文学奖”、“李箱文学奖”等著名文学奖。
2004年5月,金仁淑的小说集《等待铜管乐队》由花城出版社推出中文版,加上此前杂志发表过的金仁淑的小说,国内读者对这位韩国女作家也渐渐熟悉起来。然而单凭作品,是根本不可能理解金仁淑的。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我的心里也有些忐忑,因为我在想象,这个写出《等待铜管乐队》、《建校纪念日》和《海与蝶》的女作家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她会不会很难相处啊。其实她很友好。我们聊起小说,聊到彼此国家的文学状况,她非常谦虚,给人的感觉很舒服,很愉快。因为生活毕竟还是生活。作品中的金仁淑却不是这样的,她很孤独,是那种孤军奋战,敢于深入灵魂最远方的作家,如果稍微往哲学上靠一靠,那她就是彻头彻尾的存在主义者了。理解金仁淑,我们至少应该记住下面两句话:“某一天的下午,我也许是幸福的,爬到手背上的阳光沿着我的胳膊继续向上爬,终于到达我的脸颊,这时候我感觉到了幸福。”这是短篇小说《在水上》里的一句;还有一句是她在中文版《等待铜管乐队》后记中说过的,“假如我的小说真的荒凉而茫然,那是因为我希望在这荒凉和茫然的尽头能够看得见温暖和希望,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现在也是这样。”自然,怀疑都是为了确证。
在韩国,李箱文学奖称得上是最权威的纯文学奖项了,《海与蝶》的获奖更是“万状一致”,这是韩国人的说法,也就是全票通过的意思。在我看来,《海与蝶》与《给游戏的人》和《阿尔卑斯旅馆》一样,都是金仁淑短篇小说的精品。在这部精致的小说里,金仁淑设置了两个核心意象,即大海与蝴蝶,并以大海之辽阔映衬蝴蝶之微渺,而当蝴蝶的形象文饰在人体,这微渺和面对大海时的深深绝望也就随之变成了人的烙印。故事来源于生活,简单得俯拾皆是,一个与丈夫不和的韩国女人带着孩子来到中国,目的是躲避生活之痛,另一个中国朝鲜族女人为了获取韩国国籍,正要远嫁异乡,与一个年龄悬殊的韩国男人结婚,来来往往的人们中间隔膜着不可预知的东西,人人都在奔赴生活的目的地,正如蝴蝶要横渡沧海。就像所有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一样,这个讲故事的人也颇有些先知先觉的味道,她比普通人对于生活感知得透彻,所以对于痛苦也就更为敏锐,而生存的痛苦便是金仁淑永恒的主题。总结金仁淑的作品,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好小说就是讲述人生失败的小说,这结论来自她的每部作品中若隐若现的命运抗争者的影子,谁见过与命运抗争而赢得胜利的呢。
李箱文学奖的评委们在高度评价金仁淑的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流行文学对纯文学的冲击。总体而言,流行文学讲述人生欢乐,而纯文学总是离不开悲剧。欢乐的故事给人欢乐的感觉,而悲剧总让人悲苦。尽管如此,流行文学却摆脱不了虚伪,悲剧却是真诚的,是坦荡人生的必需品,也许这就是金仁淑存在的理由吧。


                                                                薛舟

                                                          2004年11月6日


                                 《海 与 蝶》


                                【韩国】金仁淑

                                                        薛舟  徐丽红 译



彩锦要去韩国了。大约下午一点钟,彩锦打电话向我告别。那时我刚从小区花店买回来一盆小花。正午的太阳如火如荼,我加快脚步回到家里,走进房间却怎么也找不到放花盆的位置,于是我呆呆地站在客厅中央。行李都是前主人留下来的,没什么变化。不管时光怎么流转,总感觉像是别人的家。每次我拔出钥匙走进家门,都像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推拥着,找不到地方坐,也找不到地方站。前主人用过的电话机没有换掉,按照原来的号码打来的电话也是一样。好像未经允许接听别人电话似的,每次接电话我都屏声敛气,在对方开口之前我总是什么也不说。大部分情况下,电话立刻就挂断了,其它的则要先等我说完“喂”,然后是事先有约般的沉默,然后就静静地挂掉了。
电话铃每天要响好几次,找我的电话只有一次,仿佛是个奇迹。尽管如此,彩锦打来电话的时候,我还是先看了看表。这也是搬到这里以后养成的奇怪的习惯。每次有电话来我都要先看时间,其实无论是下午1点的电话还是凌晨1点的电话,没有例外都只是与我全无干系的电话铃声而已。
我把花盆放在客厅中间,轻轻地拿起话筒。在对方开口之前,我是不会先说话的。我压低了呼吸,就像一只大白天闯进别人空荡荡家里的野猫,我无法安心。
“……喂?”
沉默片刻之后,电话筒那端传来彩锦的声音,我抓着话筒的手腕才稍稍消除了紧张感。至少不再是陌生的异国语言。
彩锦不太熟练的韩国语结结巴巴,但终于说签证已经发下来了,下周去韩国,到韩国以后替我转达问候。她的电话很意外,电话的内容也很意外,我只说“是的,是的”,听她说话。说话不自然的彩锦没头没脑地问了句“有什么话要我转告你妈妈,不,你母亲吗?”我也只是回答了一句“是的”,过了半天也没想起要说什么。她静静地等候我的沉默。也许她以为我是想起了母亲所以喉咙哽咽。在那瞬间里,尽管我的喉咙并未哽咽,心里却有些模糊了。但这不是因为想起汉城的母亲,而是因为要去汉城的彩锦。又过了一会儿,我才回答说“不用,还好”,然后又重复了同样的话“真的挺好”。这句话不是说给我母亲的,仿佛是针对彩锦离开后给我留下的某种痕迹。我认识彩锦仅仅一个月,而且彩锦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不好的究竟是什么呢?

那天下午,我仔细看了看从花店买来的花。花的名字叫金枝玉叶,用韩国语来说就是“格姆吉奥克叶伯”。每条花枝上都开着不同颜色的花,在韩国从来没见过这种花。各种颜色鲜明亮丽,有黄色的,红色的,粉红色的,淡绿色的,小小的花朵紧贴花枝,看上去岌岌可危。我希望家里能有个活物,就到花店转了转。放着那些枝繁叶茂的花不买,单单把这盆岌岌可危的花搬回家里,不是因为它华丽漂亮,而是我对这盆花心生怀疑。也许这盆花原本只有光秃秃的花枝,是人们做出花来贴上去的。我想问问花店主人,然而仅靠打手势是不可能表达我的意思的。
店主接待别的客人时,我试着把指尖放到花叶上。手还没碰到花叶,它就自己紧张得打了个“寒噤”,也许是震动使叶子摇晃吧,一片饭粒大小的叶子跌落下来。我以为店主还在接待别的客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来到我身旁注视着我所做的一切。目光对视之间,他拍着手大声喊道,“十块钱!”
花盆里的泥土上依然留着那片饭粒大的叶子。我拾起叶子像要把它挽救起来,静静地揉着。不怎么柔软,但是很光滑,仿佛有什么坚硬的东西在等待着,手指上没留下一点浅绿的痕迹。我用双手捧起花盆,打开阳台门当场就想把它扔掉。花盆里松软的泥土开始翻动,花枝也摇摆起来。每条花枝都像用细绳捆住一样,花儿紧紧粘住枝条。这些花好像都在注视我,仿佛在说,活着不是给别人看,也不为让人抚摸……
小小的叶子的视线,仿佛看了一辈子的东西,让我觉得熟悉,从陌生中走出来的熟悉的感觉……这感觉就像患了很久的感冒,不断地从我身体里进进出出。也许我还跟从前一样,并没有走出这么遥远的路。

彩锦是我到这里认识的第一个这个国家的人,确切地说是拥有这个国家国籍的人。到达机场后过了三个小时,也就是我把行李放在宾馆里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
“你好,我叫李彩锦。”
陌生的国家,陌生城市的宾馆。不可能有人给我打电话。也许是前台打来的?我突然忘了宾馆前台服务员不可能会说我们国家语言这回事。我这么想着,莫名其妙的心情还是没变。本地宾馆服务员提供房间服务打电话的时候,要先说自己的名字吗?那我应该怎么回答。是不是我也要说,你好,我是某某,应该这样回答吗?但是我根本没必要犹豫这么长时间。彩锦马上用不自然的韩国语说,“我想取走我母亲拜托给你的钱”,这时我才知道她是谁。
宾馆是我在韩国就预先订好的。大概是彩锦一直在宾馆外面等待我的到达。放下电话还不到十分钟,彩锦就敲响了宾馆房间的门。在这之前,我还不知道彩锦的韩国语别扭到什么程度,感觉有些不可思议。不知道对彩锦和她的母亲来说怎么样,反正我觉得彩锦母亲拜托给我的又不是什么大钱,还不至于让人产生独吞了逃跑的念头。至少,在我给她打电话之前,在我到达这个陌生国家的陌生宾馆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就像被抓住似的,接到了这个电话。
“你好,我是李彩锦。”
彩锦打开房门探头地进来,她和打电话时一样又一次极不自然地向我问好,这时我对她的那种不快之感消失了。不管怎样,在我来这个国家后,她是第一个来找我的人,也是这个国家里唯一一个认识我的人。
彩锦站在门槛上,像一个拿了钱准备走的讨债鬼,丝毫没有进来坐的意思。到达宾馆后,孩子像只紧贴窗边的蝴蝶,一直全神贯注地看着外面的风景,这时候来到我身后,抱住了我的腰。从孩子温暖的腹部传达出来的其实是一种不安,站得笔直盯着我看的彩锦,眼睛里流动着的似乎也是同样一种不安。连目光中的不安都掩藏不住的年龄……再大也不会超过二十五岁。
——多么残酷的事啊……看来她也真是个狠心的女人,要不然怎么会想到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那么一个半老头子呢?即使他有很多的金银财宝,四十多岁还没娶到媳妇的家伙会有什么金银财宝。有钱但有缺陷,或者既没缺陷也没钱,要不就是她女儿有问题,怎么会……韩国有什么好的,至于让她把女儿卖到这里来?
得知彩锦母亲托我把钱转交给她在中国的女儿,我母亲对她说了上面这番话。彩锦的母亲在我母亲的饭店厨房打工。听我母亲说,彩锦的母亲为了把女儿带到韩国来,不惜将她嫁给一个四十多岁给饭店供应蔬菜的人。这难道不是个狠毒的女人吗。母亲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紧紧地盯着我。
那时候我对母亲的话只是似听非听,因为做为我来说,觉得说这话的母亲更让人感到惊讶。母亲说彩锦的母亲凶狠恶毒,从这点比较的话,还没有人能比得上我母亲。就靠着巴掌大的小饭店的收入,母亲买了三四栋房产。我受的一切苦都是为了儿女,她把这话挂在嘴边,却没有让儿女们见过一张不动产文书。我不知道母亲有什么秘诀,她的饭店每天一到吃饭时间,客人就排了几十米的长队等候。还有人为了吃上我觉得一点都不好吃的汤泡饭,特意从别的城市赶来。在厨房和大厅工作的人们必须像汤泡饭里煮烂的肉骨头一样拼命地干活,但工资并不比别人多,有很多人接到第一个月工资以后第二天早晨就不来上班了。母亲变得越来越狠毒,饭店里的空位置总是及时地由那些身份不明的人们填补,彩锦母亲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是非法滞留在韩国的朝鲜族,她不顾微薄的工资和繁重的劳动,在母亲的饭店里已经坚持干了好几个月。
母亲说,彩锦的母亲之所以把年纪轻轻的女儿嫁给四十多岁的男人,是因为她决定等女儿一拿到韩国国籍,就马上让她中止婚姻。因此她挑了一个好欺负的温顺家伙,母亲把自己也认识的供菜商转眼间变成一个“被女人戴绿帽子的家伙”。这个男人只见过在中国的彩锦两次,第一次见面互相认识一下,第二次见面时办理了必要的手续。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的手续就是婚姻报告。
只听母亲的话还不能知道事情具体的经过,总之四十多岁还没有找到老婆的韩国男人无论如何需要一个女人,而彩锦最需要的是一个韩国签证。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听说了。以这种方式嫁到韩国的朝鲜族女人们会在某一天抛下从自己身体里生出来的孩子,只带一张居民登录证逃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有一段时间里,这种事经常可以在报纸或电视新闻中看到。反正都是些与我无关的事。一个朝鲜族女人在决定离开丈夫之前,他们夫妻之间发生过什么……男人毒打过女人几次……女人因为朝鲜族身份受到过怎样的侮辱……女人无法忍受的是侮辱,还是愤怒,还是思念……失去的不仅仅是女人的居民登录证,那些事情的原委经过同样堙灭了。
“你多大了?”
把委托给我的钱交给站在门槛上的彩锦,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问了这么一句。对于一个初次见面的女人,这样问是很不礼貌的。我这样的女人询问她那样的年轻女人的年龄,不是因为好奇或者什么欲望,只是因为凄凉和思念,这一点她无从知道。25岁,彩锦略带迟疑地回答。二十五岁,这个年龄与四十多岁的男人结婚太可惜了,谁都会这么想。在某一瞬间里我的心感到疼痛就是因为这个吗。彩锦,这个看上去年轻单纯的朝鲜族女人,和比她大几岁的某个男人结婚,对此我没有兴趣。我的心之所以疼痛,是因为她清晰地突出了“25岁”这个字眼。25岁……多么耀眼的字眼。我在这个耀眼的字眼面前,突然把自己在这个年纪所经历过的一切绝望和忧郁的记忆都忘得一干二净。可是仔细想想,25岁,我也是在这个年纪第一次见到我丈夫的。在那耀眼的年纪,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和他结婚,当我想起这些,“25岁”这个字眼突然失去了光芒。

“亲爱的,你觉得人死的时候会是什么的表情?”
离开韩国不久前,我问丈夫。像每天一样带回浓重酒气的丈夫,一如既往像根本没喝醉似的看着我的脸。不,不是看我,只是看着某个和他说话的人。
“应该是什么也不想的表情。应该说丢了魂才对。呼喊救命,吓得发抖,放声痛哭,这些都是看见他的人的表现。”
丈夫什么也没说,我只好自己接着说下去。
“这是我听来的。这不是很容易就能听得到的,我再讲给你听。给我讲这故事的人也说自己是听来的,但我感觉很生动,好像我正亲眼目睹一样。我想知道你是否也是这样。说呀,你也是吗?”
给我讲故事的是彩锦的母亲。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她这样开始。不是我亲眼看见的,是彩锦的父亲看到的,但在梦里我好像亲眼看见一样生动。彩锦的父亲说他小时候曾经见过有人被当众枪决的场面。这件事他讲了一辈子。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小时候也看过这样的事情,于是就像刚刚看过似的讲给你听。也许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他这个人一辈子也没有好运气。人如果运气不好了,走到哪里都是一样。他这个人,连到韩国来的命都没有,不过就算来了又有什么用呢。每次他讲这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以一个死人的魂魄活着。他只能呆在那里了。然后彩锦母亲有一会儿不再说话,接着她做出一幅刚从远方回来的表情,问我。可是,你,为什么要去那儿呢?
为了让孩子学习,为了让孩子成为一个世界人……我对彩锦母亲说过这样的话吗?可我突然觉得这些话一点用都没有。我想把彩锦母亲说给我听的话都告诉丈夫,然后我想听丈夫问我的话。可是,你,为什么要去那儿呢?丈夫什么也没问,只是盯着我看。盯着我,或是盯着某个和他说话的人。
“你。”
他什么也不问,我只好自说自话。
“对我来说,现在。”
一个字,一个字,为了让他听懂,我清清楚楚地说。
“展示出来的是另一个人的灵魂。”

挂断了马上就要去韩国的彩锦的电话,又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汉语家庭教师来了。说是家庭教师,实际上是一个帮助我在中国生活的人。她来教我汉语,但是来到我家后还没有一次翻书的机会。我要她陪我一起去购物,因为语言不通已经推迟很久了。我还要去找我一个人在家时敲了门又不得不尴尬离开的警卫,还要找修理工帮我疏通洗手间的下水道,还要去邮局,去银行。她曾经梦想做一名小学教师,但是现在的梦想却是去韩国。她也是朝鲜族。
家庭教师到我家来,是在我找到房子两周以后。就像韩国留学园为我打听孩子的中国学校时承诺的一样,并且一如在这里所见的向导的承诺,房子在四天之内找到,孩子也在两天后就入学了。向导很清楚自己该做的事。找房子那天,他先带我看了一个除了门框、洗碗台和洗漱台之外就只是水泥墙壁和水泥地板的房子,当时对我的冲击非常之大,以至第二次看房子的时候,我毫不挑剔主动焦急地提出订下这个房子。至少墙壁是粉刷过的,地面也铺了木板,而且还带着家具。第二天我提着放在宾馆里的一个旅行包住进了这所房子,以前住过的人把碗、床单,挂在墙上的温度计,以及放在阳台上的花盆都原封不动地留在这里,自己一个人出去把房子腾了出来。第二天,孩子住进了宿舍。
孩子住宿舍是预先没想到的事情。一提到宿舍,孩子就把它想象得像童话书《小公女》中出现的阁楼一样浪漫,即便亲眼看过了宿舍的破旧景观,从他的目光里还是看得出对宿舍的向往。家离学校不远,但孩子愿意在宿舍里住。我和孩子约好“只住一个月”。在和孩子做约定的过程中,我表现得像一个慈祥而又严厉的母亲,其实更喜欢这种状态的反而是我。一个月的时间像礼物一样送给了我。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像我摆脱了妻子的角色一样,我也将从母亲这个角色里摆脱出来。我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只想死一样地睡觉。
我没有催促向导尽快帮我找一个语言相通的佣人或者可以给我做翻译的家庭教师,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不催促就觉得没有必要着急的向导,给我留下电话号码,让我有事的时候给他打电话,可等我真的有事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去了韩国,计划是一个月。就像预想的那样我独自呆在家里,躺在只我一人的床上,可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迟迟没有困意。每到夜里,我似乎听见家具们窃窃私语的声音。我家里的家具,在变成我的东西之前,已经被很多人拥有过了。我所使用的这张床,有人在这里做爱,有人在这里流血,也许还有人在这里咽了气。
我非但没有死一样地睡觉,反而尽可能地到外面去消磨时间。一连几天,我走上一个小时到韩人街,再在那里闲逛几个小时,然后再用一个小时回家。第二次见到彩锦,就是在那条街上的韩国商店里。我在那个小商店里转来转去,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正是彩锦。在宾馆时看起来很不安的她,却在这里温柔地轻轻笑着。猛然间我也感到一阵喜悦。在这个国度里也存在着认识我的人,这让我欣喜,也让我感激。
那天,在我买东西的过程里,彩锦一直陪在我身边。看着我买东西,她告诉我这样的东西在中国市场上买要便宜得多。购物筐变得沉重,不知什么时候她帮我提了起来。也许没必要像在宾馆里因钱见面时那样地紧张了,彩锦的韩国语依旧不自然,听起来却不再那么困难了。她指着我拿起来的东西问我,这个在韩国叫什么? 我回答说是鲜鱼凉粉。不是鱼王吗,她反问。她说的大概是鱼丸。管它鲜鱼凉粉也好,鱼王也好,鱼丸也好,意思能通就行了。我不想刻意指出她说得不地道的韩国语,因为以后她要经历的不仅是语言的问题,比语言更严重的事情……可是最终语言……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表达。
从商店出来,不知不觉已是傍晚时分。在附近可以看到一个黄色的牌子,是McDonald。尽管和彩锦在一起,我也不想到中国饭店去吃那些陌生的食物。因为还不到晚饭时间,我就问彩锦喜不喜欢hamburger。彩锦告诉我hamburger叫“汉堡”,McDonald在中国叫做“麦当劳”。在中国这个不使用外来语的国家里,fried potato要用“薯条”这样奇怪的发音说出来,如果说“富拉艺德坡太陶”,没有人能听得懂。但是“迈克多那尔德”也好,麦当劳也好,不过是一种称呼的方式而已。迅速的,简单的,经过包装的幻景,最终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在中国的大街上也存在着麦当劳。
除了所使用的语言不同,麦当劳与我们国家并没有什么差别,在我们国家也是被一些小孩子挤得满满当当。我像个跟在外甥后面进来的阿姨,跟在彩锦后面找了个空位子坐下。转眼之间,熟悉的汉堡和薯条味道就使我在中国大街上闻到的陌生气味消除了,心里的不适也平静下来。彩锦说晚饭她得回家吃,就没要汉堡,只点了薯条和可乐。我也没有一点食欲。我要了一杯可乐,看着麦当劳的窗外。大街上慢慢暗下来,不知不觉中已经有霓虹灯开始闪烁。这时,街上陌生的一切都立刻消失了,只剩下我熟悉的黑暗。
彩锦说为了准备去韩国她已经不上班了,现在住在父亲家里。我问她朝鲜族也到韩国食品店买东西吗,她回答说她是到那里换钱的。要和她结婚的那个男人来中国时留下了一些韩国钱,本来她想反正到韩国也要花,就一直放在身上。但她的想法突然改变了。自己去韩国一走了之,剩下孤身一人的父亲不是更需要钱吗。她的表情很认真,在等我做出同意的回答。
“你真是个孝女。”
“父亲身体不方便,因为交通事故伤了一条腿,一只眼睛又看不见。一只眼睛……是这样的。”
彩锦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左眼。我稀里糊涂地直接去看她的眼睛,但她的手指指着的不是眼睛,而是眼睛旁边漆黑的黑暗,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心里突然变得凄凉起来。随即我想转移视线,这时彩锦又接着说。
“父亲说他小的时候看见过人死时的场面。”
她用指着自己眼睛的手指抓着薯条说。
“从那以后,他的眼睛就看不见了。幸亏他只用一只眼睛看见死人的场面,如果两只眼睛都看见的话,就成‘瞎子’了。瞎子,你知道吗?”
瞎子?我自言自语着,这一回彩锦用两只手掌把眼睛全部遮了起来,看来瞎子是盲人的意思。彩锦遮住眼睛的手背上稍稍沾了点番茄酱。麦当劳和番茄酱和朝鲜族和瞎眼睛的盲人和我……这个傍晚的这些词语像乱数表一样捆绑在一起。

他看见死人是八岁的时候,也就是在大约50年前,在设在距离村子不远的刑场上他看见一个罪犯被公开枪决的场面。人们云一样涌向公开行刑地,灰尘飞扬,几乎看不清楚前方。天很热,阳光滚烫,为了不错过任何即将发生的事情,人们或踮起脚尖,或推着前面人的肩膀叫喊着。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不过是看看热闹而已。不顾母亲朝他挥舞拳头的劝阻,他坚决地跟在母亲身后,通过母亲的腰部探出头去。蒙着眼睛两只胳膊被绑在背后的罪犯站在一个大坑前。他听见大人屏住呼吸对孩子耳语的声音,说军人将罪犯枪毙以后,去罪犯家里索要子弹钱。因为被执行枪决的罪犯所犯罪行太重,连给他花子弹费都是可惜的。也许这是大人故意编造的谎言,为了吓唬大胆观看死人场面回来的孩子。但是直到过去了50多年,他还一直相信这话。罪犯亲手给自己挖掘了死亡陷阱,枪毙以后把自己的尸体做为债务留给活着的家人。罪犯到底犯了什么罪,他不知道,后来也还是不知道。他所记住的东西,只有罪犯留下的子弹钱……只有这个。
那天,孩子害怕了,在那个年纪这是理所当然的,比起害怕来,更多的是好奇。因为人太多,孩子只能将半个脸从大人腰间伸出去,但还是一点不落地看到了一切。很多枪声在一瞬间同时响起,然后,罪犯仿佛用草绳编织起来的稻草人,软软地倒在坑里。这都是一瞬间的事情,所有的一切在眨眼之间结束了。灰蒙蒙地升起的灰尘之间,流动着听得见口水下咽的寂静,在寂静中升起的似乎是不同于灰尘的火药气。即使过去了五十年,现在他还是偶尔能闻到这种味道。火药味……不,也许那是死亡的气味。不,那也许是活着的人的恐惧……就是这种气味。

彩锦邀请我吃晚饭,就在韩人街见到她的那天。她说要回家吃晚饭,就没要汉堡,只吃了薯条喝了可乐,到了该离开的时候,她像有什么话要说却难以启齿似的,终于还是用更明朗的声音问我愿不愿意去她家吃晚饭。
“我父亲狗肉做得特别好,在我们村里是最好吃的。今天晚上说是要杀狗的,你也去吃吧?”
天啊……一听懂彩锦的话,我就开始嘟哝起来。一条腿不灵活,一只眼睛看不见,小时候看过死人场面差点儿成了瞎子的……彩锦现在是要我去吃他杀的,而且是狗肉吗?
“父亲想听听有关母亲的事情。”
彩锦好象看出了我的不情愿,接着说。我很快听懂了她的话。彩锦的母亲是6年前去韩国的,他们在过去的6年里没有一起生活,当然也没见过面。
我对彩锦的母亲也不了解什么。狠心的女人,无比恶毒……我所知道的有关彩锦母亲的一切,只是我母亲讲的那些话。更加不好意思的是,我母亲的饭店里除了彩锦母亲外还有一些朝鲜族,我还无法将她母亲和别人区别开来。彩锦母亲是延边人的事实,我也是在离开韩国前不久才知道的。彩锦母亲说她在中国的家就在我要去的那个城市,那也是她的故乡。之前我一直以为所有在韩国的朝鲜族都是延边人,而我要去的城市有一个1500多户朝鲜族聚居的朝鲜族村庄,这是我事先所不知道的。
见了彩锦的父亲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我并没有拒绝,不知道为什么我好象也想见见他。看见死人场面瞎了一只眼睛的人……从此以后,仿佛一辈子只能以别人的灵魂活着的人……我不知道我想见的是彩锦的父亲,还是由他代为生活的死者的灵魂。
彩锦居住的朝鲜族村庄位于城市外围。坐在公共汽车里,可以看见街道上到处都有正在干活的罪犯。行人、自行车、汽车混杂一处的马路中间,身穿黄色囚服头发剃得净光的罪犯们,挥动着沉重的铁锤,或是刨沥青马路,或是在刨过的地方修建新路。好像他们要把一切都粉碎掉,然后建立一个崭新的城市,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每天都在毁灭,每天都将变得崭新。
从市中心到城市外围,开发的景致以十年为单位逐渐落后。公共汽车每经过一站,中间就存在了10年的岁月。高耸的大厦消失,宽阔的公路消失,然后开始看见一些陈旧的房屋。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与韩人街不同的朝鲜族村的牌子。不一会儿,红砖房密密层层的村庄开始映入眼帘,这里就是彩锦居住的朝鲜族村庄。

蓦然之间,天边出现了晚霞,村庄里浸染了红色的金黄色田野先让人为之倾倒。金黄色田野无边无际。大概秋收时节就要到了,每隔开一巴掌远的地方就堆放了一堆稻谷。太阳已经落山,割稻子的人看上去像是田野里的稻草人。在西斜的阳光照射下仿佛有什么热辣辣地在发光,仔细一看是农夫提着的镰刀。我想,这么辽阔的土地,仅靠一把镰刀就能完成秋收吗。农夫的身后,稻草像童话中的风景,整齐地堆积着。
彩锦父亲去邻居家抓狗还没回来。彩锦去叫她父亲的时候,我环顾这个两间房子中间夹着厨房的家。看来她们家与中国电影里所见的中国传统房屋不同,地板铺得很高,怎么回事呢,原来那里铺着地炕。感觉到温暖地炕的那一瞬间里,我不得不产生这样的感觉,原来我们拥有同样的血脉。可是窗户上倒贴着中国式的福字,墙上也挂着中国结。在陌生与熟稔之间,我看见挂在那里的一条露一只膝盖的男式裤子。
不一会儿,整齐的脚步声与不规则的脚步声搀杂在一起传来。整齐的脚步声是彩锦的,先向一边倾斜然后再踩下去的是彩锦的父亲。我屏住呼吸,看着完全黑下来的窗外。我看见了走在彩锦后面的男人。好像出了故障的钟摆只摆向一边然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一瘸一拐,一瘸一拐……我闭上眼睛马上又睁开,重新仔细地看向黑暗深处。那一瞬间,我看见那个一瘸一拐的男人身后还有一个影子在跟随着他。影子,就像神话里终生依附在别人背后坚决不肯离开的老人,紧紧地贴在彩锦父亲的后背上。其实我所看见的,说不定只是在黑暗中亮起的室外灯的影子。

他的眼睛就是在刑场看见死人场面的那一刻变瞎的,至少他相信是这样。从刑场回家的路上,走在大人后面的孩子眼睛里无端地流出眼泪,令人惊讶的是流泪的只有一只眼睛。孩子再次陷入了恐惧,却没有一个人问问孩子害怕或轻声抽泣的原因。所有的人都默不做声地走路。仿佛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甚至连自己还活着这一点都不能完全相信。突然间他们不再是活人了,而不过是一些剩余者。他们感到恐惧,完全忘记了去关心别人,并且感觉到难以忍受的不安。
无人理睬的孩子孤零零地走着。只有一只眼睛流泪,尽管没有人告诉他,但他清楚地知道流泪的是哪只眼睛,是没有目击死人的那只纯洁的眼睛,挤在大人腰间什么也没看见的那只眼睛。而另外一只眼睛,那只目睹死亡的眼睛收起了眼泪。他明白了,也许就是在那个瞬间里,也许是在此后50年的岁月里,总之他明白了。收起眼泪的眼睛除了死亡再也不想看见什么了……而且也不想记住什么……但是剩下的那只眼睛,在漫长的一生中还要目睹更多比那只收起眼泪的眼睛最后所见的更残忍的东西,这只眼睛一边嘲笑着另一只眼睛最后的记忆,一边还要容纳更多,更残酷的东西。
“我那时,很久以前……不应该只瞎一只眼,两只眼睛都瞎掉才好。那样我就什么也不用看了。”
彩锦父亲给邻居家杀狗醉酒而归,不停地重复这句话。一如彩锦母亲说的那样,“就像昨天看见的一样历历在目”。
“那是因为眼病。那年眼病很凶,人们不都这么说吗。”
彩锦把我带回家里不是为了让我吃狗肉,而是想让我向她父亲直接转达她母亲的消息。彩锦似乎为醉酒的父亲而生气。但是不像彩锦想象的,她父亲一点也没问她母亲的消息。他们分开已经六年了。彩锦母亲是6年前为了给儿子准备大学学费去的韩国,丈夫失去一条腿的时候她没回来,儿子因交通事故丧生的时候她也没回来。他假装根本不认识他的妻子,只讲自己的记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那样神不知鬼不觉就死去的人。孩子死的时候……惨不忍睹。全身成了血葫芦,胳膊和腿扑腾扑腾的,可是他没那么容易就死,折腾了好长时间。现在我还总是想起他。爸爸,我太疼了……太疼了……我想对他说,没事,马上就结束了……但是没有马上结束。真的用了很长时间。真的,其实没有必要经历那么长时间的。”
“你不要再说了,我真是烦透了!”
彩锦终于喊出来了,她似乎完全忘了我还在旁边。好象要压制住愤怒,她急促地喘息着,短暂地停顿了一下,随即又忍无可忍似的大声叫喊起来。
“我要好好活下去,我要幸福地生活!”
彩锦父亲悄悄地注视着女儿,然后无力地点点头。他把一条腿平伸在地板上,彻底放心了似的,又开始自言自语起来。
“好……对。我没有,阻拦彩锦。那个家伙,我的女婿……不过比我小十二三岁的家伙,要做我的女婿……看起来他不像个看了许多不该看的东西的家伙。我知道,我知道看过很多不该看的东西的人是什么样的脸。所以我没有阻拦。啊……没阻拦是没阻拦,但是,不幸的是……彩锦这孩子不知道我剩下这只眼睛看到的都是些什么。就是那个。比死亡更残酷。就是那个……就是活着。活着就必须看一切不能看的东西。而且很慢很慢,很久很久……铁锅里的狗肉骨头都煮烂了,很久很久……直到被敲打着飘起来的肉里完全渗进了肉汤,慢慢地,慢慢地……很久,很久……就这样看了又看。”
彩锦好像又要喊出什么来,两只手紧紧地攥起了拳头。这时他的视线却转向了我,接着说。
“你知道我说的话……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时候他看我的目光是承载着死者灵魂的目光,还是活着却看了很多不该看的东西的目光,我不知道,只是打了个寒噤。我身边握着拳头的彩锦松开手,叹息着说。
“父亲醉得不轻。他一喝醉就跟谁都讲这些。”

但真的是这样吗?彩锦父亲对我说的话,会对谁都说起吗。那天夜里,我给丈夫写了一封长信。这不是第一次,我几乎每天夜里都给丈夫写信。不是电子邮件,而是用钢笔写在信纸上的古老方式。那天夜里,我铺开信纸写下第一个字,墨水从钢笔头里流了出来。我没在意继续写了下去。开始只想把白天经历的事情淡淡的写出来,但是到了信的中间,空过被钢笔里流出的墨水弄模糊的一格重新开始写的时候,我似乎变得有些感伤了。
——请理解我给你讲这个黯淡的故事。其实,我并不想讲他的故事。也许你也猜测到了,我只是想讲我的事情。晚上听完他的故事回来,睡了一小会儿,我梦见那个八岁的孩子就是我。我正在目睹一个人被枪决的场面。我的心情不是好奇,而是窒息,被枪决的人就是你。很多枪声同时响起,你倒在坑里。我穿过灰尘的缝隙跑过去,往坑里面看。你瞪大眼睛躺在坑里。奇怪吧。我遮住一只眼睛往下看你瞪大的双眼。尽管瞪着眼睛,但你看起来很疲惫。走向死亡的路对你来说仿佛很累人。在梦里,我对你说,现在你终于安静地躺下了,亲爱的……希望那坑里面是温暖的。我朝你疲惫的身体,也朝你睁开了无法闭上的眼睛上盖土。即使在梦里,我还是希望你能感谢我。但是疲惫的你现在已经不知道感谢我了……

为了把写完很久一直放着的信寄走我去了邮局,那是在我接完彩锦的电话之后。去邮局的路上,我把彩锦的事讲给家庭教师听。家庭教师是彩锦介绍给我的。因为中间经过了好几个人的介绍,所以她不认识彩锦,但她知道彩锦马上要去韩国的事。在去邮局的路上,我对家庭教师说彩锦出国的日期好像已经订下来了。过了一会儿,我又说,“她如果生孩子的话,那孩子就是韩国孩子了。”家庭教师的脚步突然加快了,不知道为什么,她好像生气了。
“我不相信什么祖国什么国籍的说法。想去韩国的人们只相信钱。我不知道我父亲和祖父他们怎么想,他们已经老了。年轻人相信的是钱。中国最终也没什么例外。因为现在除了钱没有什么值得相信的。但是更不值得相信的是韩国。没有人不知道这一点。”
也许家庭教师对比自己先到韩国,自己还不认识的叫彩锦的女人产生了嫉妒。她像是自言自语,她也什么都不相信。而且她所相信的钱就在韩国。
给丈夫的信很简单。死亡、记忆之类的词一个也没有,只有这么两句话,“你给我寄的生活费还没收到。希望你算准寄钱的日期。”信寄走后又等了十多天,还是没收到他的钱。现在还不需要那笔钱,但我似乎想对他残忍一点。
买邮票往信封上贴的时候,手指突然像打寒噤似的抖了一下,手指尖粘满了胶水。一边用手纸擦着粘了胶水的手,一边努力让自己相信这是快感留下的痕迹。反正我没离婚,而且谁也看不出来我们分手这一事实。在人们看出来之前,在发现孩子开始走上失败的人生路之前,我迅速地转换了舞台。
我气魄恢弘地对母亲、兄弟姐妹以及朋友们说,我的中国之行是“为了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世界人”。孩子到中国国际学校以后,汉语就不用说了,不久他还将精通英语。我们夫妻准备为了孩子的未来牺牲自己。反正已经活过大半辈子了,互相分开思念着,偶尔还会有令人感动的相逢,何不尝尝这种乐趣呢,我说着玩笑似的台词。没有人向我投过怀疑的视线。因为在公开我的“宏伟抱负”之前,我周围已经有人把这种“宏伟”的事情付诸实践。从一开始我就费尽心机担心别人不会上当的演剧,后来连我自己都被欺骗了。我甚至忘了在离开韩国之前,我与丈夫就已陷入没有回旋余地的不和。我甚至还为独自留在韩国的他担心起来。如果那时他对我说一句“不要走”,或者不这样说,哪怕只问一句“一定要走吗?”也许我就会踌躇着战胜不了自己。他没那么说,只是问了句。
——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呢。
尽管是问我的话,结尾却没加问号。我知道他并不要求我做出回答。
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认识我的人也都这么问。每当这时,我就豪情万丈地说,“21世纪是中国的!”然而谁最终都掩饰不住那样的嘲笑,“麻雀不能跟着燕子飞,去美国或加拿大花钱太多呗”。就算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对我来说也并不重要。对于我来说,只要舞台上不存在丈夫或者父亲这个角色,那么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或者非洲某个不知名的国家也好,都无所谓。
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想嘲笑我的那些认识人问得与丈夫不一样。我们的大学时代,青春可以成为一切的时代,对青春的纯洁的信任和希望可以像火光一样燃烧的时代,我们曾经在凭暗号才能进入的密室里学习中国革命史。那时的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被禁止的国家,但也是一个被禁止的梦。好像他突然记起了那个时代,他用久违的热烈表情看着我。但是很短暂。“如果你有能力筹到钱,我不去中国也可以。”一等我这样对他说,他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现实的自己。
现实中的他……他,再也记不起来什么了。
他清醒的时候都是在外面。每天他几乎连早饭都不吃就去上班,回家时通常已是凌晨。周六和周日,上班时间也比不上班的时间更多。即使不上班,因为一些与工作相关的这样那样的事情他还是必须出去。几年来我没见过不喝醉的他,也没有和他进行过长时间的对话。有朋友劝我看看他是不是有了别的女人,但是据我所知绝对没有这种可能。或者即便有别的女人勾引他,他也没时间应付这种勾引。他被一种女人之外的什么东西控制着。
我想理解他,事实上为了理解他我也做过努力。在重新回到自己递交辞职书的那家杂志社上班之前,他足足做了三年的失业者。整整三年里,他一分钱也没挣,就靠他父亲的资助和我翻译挣来的微薄收入生活。我为理解他而做出的努力,不是愤懑,而是侮辱和卑屈。他不得不改变自己。原本工作得好好的公司,他却递交了辞职书,正是三十岁中半的年纪,再就业时已是马上四十岁的人了。他不可能再递辞职书,也不能被解雇。做为失业者过去的这三年时间,足以让那个原本忍不住愤怒、自我意识强烈的他,一喝醉酒就说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并且喜欢看旅行信息方面的书籍、仅凭书中获取的信息就以为自己走遍世界的他,变成一个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椅子就能充分感到幸福的人。
我努力想理解他,为了节省他赚来的钱,我连那些垃圾一样的书都不拒绝翻译,尽管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我担心他太疲劳,春秋季节从不忘给他买补药。这样过了1年、2年,到了第5年,感到受侮辱变得卑屈的似乎不是他,而是我。那时候,偶尔他看着我然后做出大吃一惊的表情,我明白他是认不出我来了。这个女人是谁呢……虽然这种混乱不过是刹那间的事情,但这短暂的瞬间一过去,他就不再想认识“这个女人”了。不仅仅是“这个女人”,连“他自己”也是一样。他想知道的,似乎只有存折余额和退休后可以得到多少年金保险。有时他也想升职,但并不想知道自己为什么需要升职。最重要的是,他已经没什么话可以对我说了。
某一天,半夜了,他公司同事打来电话。为了把酩酊大醉的他送回家,同事和他一起打出租车,但他在车上睡着了问不清楚家在什么地方。给我打电话的公司同事也喝醉了。我急急忙忙地跑到深夜的大街上,他们已经在附近的路边酒篷里又要了酒。丈夫在路边酒篷的桌子上摇头大哭。
——请齐秀小姐理解。
他的同事控制不住醉酒的身体,对我说。
——我说的是,在这个不像话的国家挣钱糊口。齐秀小姐也知道这有多不像话。活着真是一件不像话的事。
我什么也没说,把手放在抽泣的丈夫的肩膀上。这里是我居住的小区,在路边酒篷里还遇见了邻居。但是那一刻让我无法支撑下去的,不是邻居看着醉酒哭泣的丈夫的目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哭,也许这辈子也不会知道,这种感觉让我变得残酷。更痛苦的是,我预感到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哭。把头埋在路边酒篷的桌子上哭泣的男人是不幸的。这不幸的男人是我的丈夫。只要他允许,我也想和他一起哭。只要能和他一起哭,我什么都可以做。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为了把他扶起来,我在搭在他肩膀的手上用了力,他就像要摆脱什么脏东西似的,粗暴地将我的身体推开,开始对稀里糊涂失去重心的我口吐难听的脏话。
——臭娘们儿!我不是让你用嘴吗!脏兮兮的把大腿往哪里伸!我让你用嘴舔!
他又接着说。
——反正也挺不起来。反正也挺不起来……妈的……很久了……挺不起来。该死……他妈的……我从没想过这个东西就是一切……可它的确是一切。
可它的确是一切……他分明这么说了。但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东西”是什么。这种时候我所能知道的,就是很久以前他只是没有工作,现在他却什么都没有了。我不知道他的一切指的是什么,也无从知道他的什么都没有指的是什么。
那天夜里,我低头看着吐了好几次,捏着鼻子躺在弄脏的床单上睡着的丈夫。到了凌晨,我产生一种想法,也许这一切都不是他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我对他的希望,就是对我的生活的希望……随着岁月流逝,我的生活的欲望越来越背叛我,可是我不能对它屈服……也许就是这样。但我不会因此宽恕他。如果我懂得宽恕的话,也就懂得屈服了。那天凌晨我用无比残忍的目光,朝他两腿之间看去。用他的话说,他早就是行尸走肉了。这个东西,就是什么也不是的他的一切。

很久以前,他有幸还只是一名“失业者”的时候,睡不着觉的夜晚他就自己打开录像机,反复看从电视中录下来的自然纪实节目。我几乎从未陪他一起看过他喜欢的纪实节目。我讨厌失业的他。我甚至想,只要每天他按时出去,他在外面做什么都无所谓。 可他每天做的事情,只是固守在家里看录像。而且他看的也不是好莱坞的动作片,而是各种昆虫粉墨登场的纪实片。
那天他看的录像外皮上,贴着“韩国的蝴蝶”的名字。电视画面上,大海汹涌澎湃。一个不见岛屿的茫茫大海。摄像机的镜头似乎在茫茫大海中努力追踪什么。几乎听不见声音。我找到丈夫放在客厅桌子上的遥控器将音量放大。因为是在半夜,丈夫大概按了静音键。一放大声音,就传出“那边,那边!”的激动的叫喊。摄像机迅速追过去,才捕捉到独自飞翔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只蝴蝶。解说员开始压低声音。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用摄像机镜头捕捉到济州蝴蝶王穿越大海的瞬间。大家仔细看,那只小小的蝴蝶在一刻不停地横渡几百公里的大海。
这时,我又按下静音键,开始思考。蝴蝶飞越大海……世界上竟然还有如此的谎言。和我住在一起的男人 ,而且是我的孩子的父亲,除了依靠我什么也不做这样的事实,我忽然觉得算不了什么。存在于世界上的伟大谎言之中,名为“我梦想的幸福”的谎言也算不了什么。即使这么想也还是有一件事情办不到,那就是宽恕某个人和宽恕我自己。

到这个国家以后,动不动就在大街的各个角落里看见和他长得很像的男人。一眼看去,前面像他,回头一看就是他,连头顶的两个旋儿都一模一样,因为埋头工作而逐渐弯曲的肩膀也一样,连对男人来说稍稍大了一点的臀部也一模一样。我知道不可能是丈夫,却还是跟在他的后面。转过一个弯,那个人就会在不知不觉间消失或者完全变成另外的男人。
有一次,在胡同口失去他以后我正茫然地站着,眼前突然出现一个红色的牌子。在中国见到红牌子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还有些什么吸引着我的目光。过了一会儿,我知道那是一家文身院。那时我来中国还不到十天,一个人到中国商店连包盐都买不好的我怎么会想到去文身院呢。但我还是迈开步子走了进去。
里面漆黑一团,散发着刺鼻的味道,不知道是香味还是药味。等眼睛适应了黑暗,哪有什么丈夫的身影,连和他相像的人也没有,只有一个老人在守着店铺。老人身穿中国传统服装坐在一张圆桌后面,并对我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注视他身后墙壁上贴着的画,大概是文身的标本图案。龙和老虎,不知是鸡还是凤凰的鸟,草书体的字……还有蝴蝶。
蝴蝶画得像个红色的符咒。为了把画看仔细,我向前挪动一步。这时,老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嘟哝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然后叫嚷起来。我又向前迈一步,突然间打了个寒噤,因为我看见了蝴蝶翅膀下簌簌滴落的水珠。那是海水。滴滴哒哒往下淌海水的蝴蝶扑扇着翅膀,却没有扑扇起来,变成一条一条的碎片。蝴蝶心力交瘁的呼吸,足以把浸死一条生命的盐水味道倾泻进我心里。
——你要文蝴蝶吗?

老人大声喊起来。
——这个很危险。用这个文身的话,你就得一辈子在海上。一个和你一样的人用这个文了身。不久后去海边一看,不知是什么人的胳膊和腿被盐水渍透了,漂浮在海上。尽管没有身躯,胳膊和腿却一直扑腾着。我给他刻的文身也不见了。他就那么陷进去了,翅膀折断的地方留着鲜明的痕迹。飞得太久了。对蝴蝶来说,大海太宽广。那个人也和你一样是韩国人……真是没办法。我劝阻过他,可他坚持要文蝴蝶。然后到大海里面去了,只剩下胳膊和腿。那个韩国人的身体到哪里去了呢?
老人不再大声喊叫,他开始小声嘀咕,我一句不漏地都听懂了。这时,我的身体像山杨叶子一样抖起来,胳膊和腿开始簌簌地往下滴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看见丈夫四肢乱抖一气,身体轻轻地漂浮在海面。他似乎不想看见脱离身体的胳膊和腿,紧紧地闭着眼睛。

就要去韩国的彩锦,没再给我打电话。也是啊,最后一次通话时,该说的话都说了。我不可能再看见彩锦了。即使我回到韩国,也不知道彩锦母亲还会不会在我母亲的饭店里干活,即使在韩国也没有机会见到她了。
彩锦没拜托我什么事情,我也同样没留下什么让她做的事。在最后一次电话中我没说话吗?一路走好,祝你生活幸福……不记得了。好像什么也没说就挂了电话。
几天后,我问家庭教师,“朝鲜族”用中国话怎么说。然后问村子怎么说,最后又问,如果我跟出租车司机说我要去朝鲜族村,他能不能听懂。家庭教师明白了我的意思,说可以把我送到彩锦家门前,但我只请她帮我打出租车。她帮我讲好往返车费然后为我打开车门,又和我说再见。
乘40分钟左右的出租车,到达和彩锦一起来过的朝鲜族村庄。可是彩锦家里空空如也。门开着,我把每个房间都看过一遍,一个人也没有,只放着一个新箱子。应该是装彩锦行李的箱子。我突然想打开箱子看看,因为我觉得不在自己房间也不在家中任何地方的彩锦,她一定就在这个箱子里。而且是双手蒙着眼睛,像“瞎子”一样……
我没有打开箱子,而是拿过彩锦书桌上的一本书。翻开第一页,我看见“你好”这句话。无论是哪种语言的课本,最先学到的都是“你好”。彩锦在旁边用不太熟练的韩文反复地写着“安娘哈赛哟”。看来她也没有练习纸,就在课本上直接练习写字。
第二页,第二页也布满了彩锦不熟练的字体。
——安娘哈赛哟。
——安娘哈赛哟。我是李彩锦。
——安娘哈赛哟。我是李彩锦。我是韩国人。
我突然感觉心里被压得紧紧的。是因为彩锦写下的生硬的“我是韩国人”吗,还是因为写得满满的,像要将一整页纸覆盖的“安娘哈赛哟”。安娘哈赛哟,我喃喃自语着。过了一会儿,我又嘟哝着,安娘哈赛哟,我是韩国人。瞬时间,我嘴里好像进了一把沙子。但我没有停止,继续重复着同样的话。安娘哈赛哟,我是韩国人……安娘哈赛哟,安娘哈赛哟,我是韩国人……我感觉我的身体变成一个沙子堆。
我坐在彩锦房间的门槛上,等着彩锦或者彩锦的父亲回来。20分钟,30分钟过去了,他们没有回来,停在家门前的出租车也没动。出租车司机似乎睡着了。他像死人一样把头垂到驾驶座边的车窗外面。尽管是秋日正午,沉重的风却有力地刮着。
彩锦父亲目睹死人场面的那天,也许就是这样的天气吧。我坐在彩锦房间的门槛上,看着不久前的傍晚看过的菜地。那天天黑没有看清,彩锦家的菜地里粗壮的葱沿着垄台生长。如此看来,那天让我不能忍受的,可能就是葱的味道。可我怎么会把这种味道想象成疲惫的人生和死亡的气息呢。
我突然来到彩锦家,不是为了对她这段时间的帮助说声感谢,然后递给她一个薄薄的装有路费的信封。似乎是这样,我想再看一看她的父亲。什么意思……那天,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也许我想问问他。
当我看到大地那边沿着垄沟一瘸一拐走来的男人的身影时,我却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也许我不是为了看见,而是为了不看见他而到这里来的。我在彩锦家呆了50分钟……时间已经足够了。
回来时我坐在出租车里,看着那个似乎曾经去过一次的红牌子的小店。小店的帘子随风飘舞。往里猛然一看,仿佛又看到我丈夫的身影。我想让出租车停下,可是语言不通又没有别的办法。出租车飞快地行驶。大海上漂浮着失去了胳膊和腿的他。虽然只有躯体,但我突然想抱抱他,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没有胳膊和腿,只有躯体,他不能拥抱我了。即使被我抱在怀里,却依然逐渐地,像是被更浓,更咸的盐水所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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