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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飞《六十年后再说瓦普察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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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季 发表于 2017-9-21 22:40: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六十年后再说瓦普察洛夫

罗飞

(《书屋》2016年第3期)





  这是我从未想到的,六十年后我还会再提瓦普察洛夫。他从我的记忆里再现,是因为不久前我从藏书家韦泱那里得到一本刚从旧书店淘到的《文艺书刊》。他知道我是这本小刊的主编,把它转送给我,盛情可感。就在这本在“别人看来是棵草,在我视为宝”的旧刊上,见到我(署名:李沐)写于六十年前介绍瓦普察洛夫诗选的小文。
  瓦普察洛夫是谁?今天的读者知道他的人可能已不多了。我的这篇带有那个时代印迹的旧文是这样介绍他的:

  瓦普察洛夫,是保加利亚杰出的诗人,共产党员,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反法西斯的战士。……现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瓦普察洛夫诗选》中选译了作者十七首优秀的诗。这些诗篇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诗人战斗的乐观主义,充满了诗人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当我们带着激动的心情,仔细诵读着这些诗句的时候,我们就仿佛看到了瓦普察洛夫纯钢的雕像,放射着他那逼人的光芒站立在我们面前。从他的诗里我们可以感到一颗伟大的心底跳动;从他的诗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他那为革命忠诚不屈的献身精神;从他的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那一股为着党的事业不畏险阻的磅礴的气魄。……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诗人,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而战斗的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反法西斯奴役的持枪的战士,瓦普察洛夫虽然被法西斯匪徒杀害已经十多年了,他却活在保加利亚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里,活在他的激情的诗篇里,活在千百万进步人类的心里,活在每一个为他的诗句所激动,所鼓舞的人底心里。


  跨越半个多世纪,瓦普察洛夫似乎又从岁月深处带着他的诗向我们走来。其实,远在东方的中国诗人,无论是在胜利的欢乐里,还是在灾厄的苦难里,始终没有忘记这位为反对法西斯奴役而献出生命的诗人,因为我们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心是相通的,我们不是用不同的语言唱过同一首争取人类自由解放、反对奴役的《国际歌》吗?



  就在不久之前我才知道,绿原1953年也曾有一个瓦普察洛夫诗的译本,投寄出版社之后,因为与已有选题重复没有得到出版。据绿原夫人罗惠说,连原稿也没退回。现在我从他女儿若琴处得见原稿中有一篇《瓦普察洛夫小传》,是根据俄文《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六卷译出。绿原当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他手中的外文资料是丰富的,但更重要的是译者和作者之间有相同的政治信仰,感情应该是相通的。从涂改很多的底稿里,可以见到他琢磨瓦普察洛夫的诗是认真的。把他底稿与1954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的选本对照一下,第一首诗是《信心》,绿原就译为《信念》,我以为这个诗题可能更好些。因为在我们的汉语里,这两个词汇还是有区别的,信念是对信仰具有确定的看法,而信心乃自信自己的愿望或预想能够实现。想起鲁藜有篇诗评的标题就是《纯真的信念是诗中的阳光》,我深悟这信念应当是一个诗人的思想的灵魂,似抽象又具象,岂仅是心理活动而已。
  看我当年作文推荐的译文译为《信心》的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为了生活/没有什么事情/我不敢做/我要驾着一驾原始型式的飞机,翱翔在天际,爬进怒吼的/火箭,单独地/到那太空之中/遥远的/行星上探险。//向上/凝望着/碧蓝的天空/我仍然会感到/快乐的激动。/我仍然会感到活着,/继续活下去的/快乐的激动。”
  再看绿原的底稿:“为了生活/没有什么事情/我不敢做。/我会在天空驾驶/一驾新式的飞机,/跨上一支啸响的/火箭,独自地/在空间/探索着/遥远的/行星。//我向上/凝望着/蓝色的天空/突然感到一种愉悦的震颤。/我振奋精神/继续活下去/依然感到一种愉悦的震颤。”
  瓦普察洛夫原诗估计最迟写在1942年7月他牺牲之前,那时要用火箭飞向太空还只是人类的一种理想。在科技先进的欧洲大陆,纳粹德国也不过才组织科学家研究火箭,直到二战结束,都未能实现飞天的计划。在艰苦的战争中沐血奋斗的瓦普察洛夫,居然写出这样的诗句,可见其思想之超前,其诗无疑很先锋、很大胆、很浪漫。说到译文,我个人感受是绿原的译文使我与诗人更贴近。诗无达诂,译诗百花齐放,应该更佳。
  瓦普察洛夫也把他的生命的一部分自然而然渗透进自己的诗篇。正如他自己的歌唱的:


因为我知道反正一样
我将会死亡
但是死在
大地
开始
挣脱掉
它的罪恶
痂皮的时候,
死在千百万得到新生的时候,
是一支歌,
是的,那是一支歌!



  后来几十年,就我狭窄的阅读范围,只记得读到过冯世则的一篇《重读瓦普察洛夫两三首诗》,文中提起他之重读瓦普察洛夫纯属偶然:“从书架上抽一本书,带累另一本书啪的掉到地板上。低头一看,是《瓦普察洛夫诗选》,高额削颊的诗人从书的封面上以严正的目光仰望着我。不错,是‘仰望’。但这是从空间的纬度。换成人的纬度,仰望者是我。仰望诗,也仰望人品。”
  他重读的是最为震动人心的佳作,乃诗人从容就义之日的绝笔。文中先是引用了林繁、圭木1953年7月初版本译文,由于过于热爱,冯文又作了些许改动,虽然自谦“更动的效果未必可取”,但我以为有了前人的译作参考,站在前人肩上,后译当比前译精彩,所以我也就引用后译,以为推广:

其一,《无题》:

这战斗艰苦而无情。
这战斗,正如人们所说,是史诗
我倒下,另一个会接替我的位置——
何必提到一个人的名字?

枪决,然后就是——尸蛆。
就是这样简单的逻辑。
但是在暴风雨中我们将和你在一起,
我的人民呀,因为我们是如此爱你。

其二:《告别》

你睡着的时候,有时我会回来,
一个意外的客人。
请不要让我留在街头上,
请不要闩上门!

悄悄地我将进来,轻轻地坐下
在黑暗中凝视你。
然后,当我眼睛看够了的时候,
我将吻你而离去。

  冯世则改译以后,译者对它有这样的评价:“两首短诗都震撼人心,尤其是《无题》:史诗壮丽而死尸爬满蛆虫;英雄壮丽而名字都不必提;在即将成为蛆虫的死尸而又将在暴风雨中与所爱的人民同在——现实、浪漫而真实,矛盾而统一,因此美。《告别》也这样:身别而心难舍;生别而死欲归,归来只为悄悄凝视而后离去,别无他求。爱情没有阻碍斗争,而斗争并不抹杀爱情——同样地浪漫而真实,矛盾而统一。诗是这样,人也是这样,所以美。”



  从诗人林贤治的一篇提到瓦普察洛夫的文章中,我才知道在瓦普察洛夫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时,报上曾经有过报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宣布2009年为瓦普察洛夫年。保加利亚的纪念活动十分盛大,国家图书馆召开了研讨会,图书馆和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专题展览,同时发行第五枚瓦普察洛夫纪念邮票,首映一部长达五十四分钟片长的纪录片。”接着,他说:“一个革命时代的共产主义文学圣徒,获得西方和他的祖国如此的尊崇,令我深感意外。”
  贤治只说令他“深感意外”,而在我看来,又似乎理所当然。只有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国,才有“远离崇高”“远离英雄”的思潮,鄙视、远离犹恐不及,遑论对战士和诗人之缅怀。
  贤治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在我阅读过的诗人中,殷夫可以说是中国的瓦普察洛夫。他在中学时起就参加革命,两次被捕,被害时才二十二岁,他十五岁写诗,是一个早熟的天才,虽然比不上瓦普察洛夫的成就,但他的诗一样闪射着自由的梦想,青春和激情的光芒。鲁迅称:‘这是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前驱者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恨的丰碑。’而且强调指出:‘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做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当时还有一些左翼诗人如艾青等,都与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阿尔巴尼亚革命诗人)同属一个精神谱系的。1949年以来,文学史曾经给予殷夫们以很高的评价。任何反抗专制统治,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遗产,都是人文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应当为我们所珍视。可是近三十年来,我们的学者却无视政治生态的历史和现状,手执非政治化的大棒,把殷夫们几乎全部都打杀了。”
  “远离崇高”、“远离英雄”的时代,像殷夫,像瓦普察洛夫等同样精神谱系的人和他们的诗也就自然会没落了,被人遗忘了!



  诗人林贤治的那篇提到瓦普察洛夫的《今夜,我拿起两本诗集》一文,写于2010年1月10日,大致是由于瓦氏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所引发的感叹吧!也就在同年4月4日前后,诗人邵燕祥也写了一篇《邂逅旧书》,文中共写到三本旧书,其中一本即为《瓦普察洛夫诗选》,这是从旧书摊上淘来的旧书。“尽管不是我失落多年的那一本,仍可算是重逢而非初见”,可见是老相识了。他说:“我最初接触瓦普察洛夫,是在1955年,中国译制了保加利亚根据诗人生平拍摄的影片《人之歌》,我应约为《大众电影》杂志写了一篇新片介绍:《你的生命就是一支歌》。”
  1955年,正值我运交华盖之际,《人之歌》的影片,我毫无印象,但这首一百八十行的长诗我是记得的。我1954年推介的那本“诗选”收了他的长短诗共十七首,其中就有这首诗。邵燕祥“邂逅”的这本是1978年1月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版本。从1954年到1978年,相隔二十多年,内容充实多了,共收诗五十三首,译者也增加了,他们是:戈宝权、冯春、汤永宽、周煦良、戴骢、吴岩、任溶溶等业内名家,“除重译了四首,其他译文稍有修改、润饰外,又增补了十九首”。燕祥认为瓦普察洛夫的诗风有些像马雅可夫斯基,有些短诗又像洛尔伽的谣曲。
  事实上,瓦普察洛夫作为工人诗人,职业是火车司炉,繁重的体力劳动消耗了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加之参与了党的武装斗争,写诗乃其业余事。诗人一生的短暂,他只活了三十三岁,留下了几十首诗也是很可观的了。这几十首诗是他作为革命者的感情记录,是他生命一部分,它们也“留下了上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历史的烙印”。他自己就有以《历史》为题的诗在:

因为人生,毫无怜悯,
用它沉重残忍的毒掌
擂打我们饥饿的面庞。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舌头是如此尖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睡眠
偷出时写的这些诗篇,
没有香水的幽香,
只有辛辣而急促的节拍。

对这些艰辛和苦难
我们不期望报酬,
也并不要我们的照像
挂在一年年的日历上。

但只要把我们的故事
告诉那些我们不会见到的人,
告诉那些将要接替我们的人——
我们曾经勇敢地战斗过。

  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初次读到这里,就深信后人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经过了六十多年,岁月沧桑,我又在这里再说起他,相信:不仅是他,全世界凡是为反对法西斯奴役而斗争过的诗人,人们都不会忘记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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