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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伦敦《阶级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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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季 发表于 2017-9-11 01:10: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阶级斗争
杰克·伦敦

(1905)



说明:本篇选自杰克·伦敦文集《阶级的战争》(1905)。——译者
来源:《杰克·伦敦文集》第12卷·政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不幸的是(焉知不是有幸?)人们易于相信,客观事物是按照他们认定的模式存在的,这种信念出自与生活本身俱来、令人振作的乐观主义。此信念有时可悲可叹,然决不可加以责难,因为由此产生的利大于害,世界一切成就几乎皆出于此。这种乐观主义有时也带来灾难,对于那些在庞贝城毁灭前几天仍然不顾地震安居于城的人,或那些生活在路易十六时期的贵族,便是如此。那些贵族曾满怀信心地指望,把世界变成荒芜一片的大洪水会吞食他们的子辈或是孙辈,但决不会发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然而这里将谈到的自以为是的乐观主义,不太可能以上述灾难告终,种种理由使人相信,正在进行的社会大变革,将以和平方式,井然有序地完成,与其现阶段发展的方式没有区别。
  出于天生的乐观主义,出于对阶级斗争是既恐怖又危险的认识,美国人民一致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美国人民”在这里指的是那些权威的、得到公认的、美国人民的代言人,即报界、宗教界、大学、记者、传教士、教授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叫阶级斗争的东西,将来更不会有。他们接二连三地发表这类声明,无视大量事实。这些事实与其说是指责他们口是心非,倒不如说证实了他们自以为是的乐观态度。
  阶级斗争这个课题,可以由两种方式来探讨,阶级斗争的存在既可从理论上证明,也可用实际情况来证明。阶级斗争存在于社会的首要条件是阶级不平等,一个优等阶级,一个劣等阶级(以权势大小作为划分标准);其次是堵塞一切出路,使劣等阶级原本得以发泄的力量与激情再也无处发泄。
  有许多人甚至坚持否认美国有阶级。但是,一旦许多个人组成集团,每个集团成员的共同利益,而不是集团外任何人的利益,把这些人紧紧团结在一起,这个集团不容置疑地便是一个阶级。资本拥有者和他们的依赖者在美国就组成这样一个阶级,劳工大众则组成另一个阶级。就拿个人所得税来说,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劳工阶级的利益有如针尖对麦芒,在人头税上,劳工阶级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也背道而驰。
  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根本利益冲突,形成阶级斗争的各种因素便已具备,然而,只要劣等阶级中精明强悍的成员,有机会离开本阶级加入优等阶级的行列,阶级斗争就会处于睡眠状态。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美国并存已久,只是迄今为止,工人阶级中的强者,一直有可能脱离本阶级上升为资本拥有者。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是因为,一个边界不断扩展的未开发国家给每个人提供了均等的机会。人们像抢彩票那般前拥后挤地争夺和开发广阔无主的自然资源,这时期几乎没有资本竞争(资本本身来自剥削)。劳工阶级中的能人找到一块天地,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求取发展,他们对自己的智慧和雄心踌躇满志,无意在其同阶级的伙伴中传播反抗精神,他们对阶级伙伴的祸福置之不理,自顾自奋力拼搏,在优等阶级中争得一席之地。
  但是,扩展边疆,抢彩票似地争夺自然资源所有权,不断建立新的工业部门的时代已经过去。西部边界已到尽头,大量的剩余资本漫无目标地寻找投资市场,将一切企图耐心地通过小本生意缓慢积累资金的未来资本家扼杀于萌芽状态,通向一个个机会的大门已然关闭,永不开启。洛克菲勒阻断了石油之路,美国烟草公司阻断了烟草之路,卡内基阻断了钢铁之路,继卡内基之后摩根又给机会之路设置了重重关卡。机会之门永远不会再开了,成千上万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踯躅于门前,映入眼帘的则是下列告示:不准通行。
  日复一日,越来越多的机会之门关闭,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却依然源源不断地来到这个世界,往往就是这些苦于没有机会脱离工人阶级的年轻人,向工人阶级宣讲反抗之道。安德鲁·卡内基若是晚生五十年,他——一个苏格兰的穷孩子——也许有可能爬上工会主席或工会联合会主席的位置,却绝对没有可能成为霍姆斯特德钢铁公司的创建者和众多图书馆的创始人,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倘如安德鲁·卡内基从未诞生,也一定会有其他人把钢铁工业发展起来。
  因此,从理论上说,美国存在形成阶级斗争的各种因素。利益相冲突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并存;工人阶级因为精华流失而雄风锐减的程度大为减轻,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不再有可能脱离本阶级致使其群龙无首、无依无靠,他们留在本阶级,成为领袖人物。
  只是,纯粹的理论并不能使美国人民乐观的代言人心悦诚服,他们自己就是机敏老练的理论家,阶级斗争的存在还需要通过充分摆事实加以证实。
  当某种共同的切身利益把近二百万之众的人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组织,奋力追求这些利益时,社会就出现了一个满怀敌意的战斗组织,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阶级积极追求的利益同另一个阶级的利益发生尖锐重大的冲突时,就出现了阶级对抗,阶级斗争便是其必然的结果,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大劳工组织有一百七十万会员,这便是美国劳工联合会,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大劳工组织。这些人团结在一起,为了改善自身的状况而奋斗,顾不得因此对其他阶级带来的损害,他们同资产阶级处于公开对立的状态。他们的领导宣言说,这是一场持久的斗争,资产阶级不消灭,斗争便不会终止。
  尽管他们的领导人对此矢口否认,仔细观察一下他们的言语行动和现实状况,这种否认便不攻自破。首先,劳资双方在共同劳动成果的分配上发生冲突。劳资共同努力把原材料加工成产品,原材料和最终产品的价值差即为劳资双方共同创造的增值,这种增值是劳资双方共同取得的成果,如何分配这部分价值就成为劳资斗争的焦点。劳动者所得以工资形式体现;资本家所得以利润形式体现。显而易见,如果资本家以利润形式攫取全部增值,劳动者便无以为生;同样,如果劳动者以工资形式获得全部增值,资本家便不复存在。而后者恰恰是劳动者的目标,其领导人物的言论表明,劳动者要求得到全部劳动增值。美国劳联主席塞缪尔·冈珀斯先生说过,“工人们要更高的工资,更舒适的生活,更充裕的闲暇时间,以及更多的机会提高自身的素养,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更称职的工会活动家,更好的公民。这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将来的将来仍然是我们的要求。斗争形式可能翻新,其主题却依然如故——生产者努力争取从他们生产所创造的财富中获得日益增长的份额。”
  美国成衣工人联合会书记,全国公民协会工业委员会成员享利·怀特先生,于全国公民协会成立之初曾就该组织发表以下言论:“投入彼此的怀抱、称朋道友,对相互间造成的伤害负疚追悔,都决不会改变实际情况。劳动者将继续要求增加工资,资本家自然会加以反对。一如既往,工人的工资,或者说工人在增值中所占的份额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人的战斗意志和战斗能耐。……至于如何分配,便是难处所在了。采用种种节约劳力的方法多多益善地增加所创价值,我们没有异议,因为那样便有更多的增值可供分配,只是如何分配的问题又来了。……

  “由此可见,建立一个受到大众信任、其成员对工业事务有实际知识的调解委员会,会有助于缓和敌意,预防可避免的冲突,达成休战。我用‘休战’这个字眼,是因为谅解终究只是暂时的。”

  说此话的人,倘如早诞生数年,就可能成为牛羊遍野的大牧场主,或是木材大王,或是铁路巨子。现如今,他仍是劳工阶级的一员,美国成衣工人联合会的书记,一个彻头彻尾的阶级斗争论者,他把劳资纠纷当作战争来谈论,故而使用了这一类字眼:工人同雇主的“战斗”;有可能避免“冲突”;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暂时达成“休战”。
  人是凡人肉胎,同天使的完美相距千里,因而在分配问题上,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二十年来,美国每年平均发生一千起罢工,其规模逐年增大,阵容日益壮观。这是一场道道地地的阶级斗争,劳动者正作为一个阶级同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进行战斗。
  工人会继续要求增加工资,资本家会继续对抗这一要求,自由竞争的法则就是人人争先为自己,谁落后谁遭殃,这也是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础。正是这种听其自然的生存竞争,使强者更强,弱者灭亡,从而创造出更优良,更有才干的人种。现如今,不管它是福还是祸,个人已被群体取代,竞争不再发生于个人与个人之间,而是发生在群体与群体之间。于是,人们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个人主义者从未想过劳动群体会强大到足以摧毁资本家群体,承担起为自己管理工业机制的任务吗?甚至于提出,个人主义者从未想过这也是个人主义——群体形式的个人主义,如果不计较措辞会引起概念混淆的话——胜利的表现吗?
  其实,阶级斗争的事实较之上面谈到的远为深刻和重要。一种可能是,一百万左右的工人组织起来,追求自身的利益,结果酿成阶级敌对和争斗,但是,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并未意识到会酿成这种结果。如果有明显迹象表露,这一百万左右的工人意识到他们是一个阶级——简而言之,有了阶级觉悟,那末,情况就严重了。工会主义者对工贼怀有可怕的、不可动摇的仇恨,那是一个阶级对阶级叛徒的仇恨。同时,工会主义者对民团的仇恨也是一种阶级仇恨,是对一种为阶级所铸造并为阶级所用的武器的仇恨。没有一个人能既忠于工人阶级又是民团成员,这正是劳工领袖的格言。
  在笔者的家乡,当地方士绅组织七月四日国庆游行,并邀请各工会参加时,工会通知他们说,如果民团参加游行,工会则不参加。申奈克塔迪油漆与装修工联合会会章第八款规定,该会会员不得为“民团队员,特别警官,或是在罢工期间、雇主抵制罢工的休业期间、以及劳工的其他非常时期受公司或个人聘用的副警长。任何有上述职位的会员将被取消会员资格”。
  威廉·波特先生是此联合会会员,但是也是国民警卫队队员,由于在他的连队受命镇压暴乱时,他服从了州长的命令,他被开除了会籍。联合会还强烈要求他的雇主,谢弗—巴里公司,开除他,公司为了免受罢工的威胁,答应了这一要求。
  罗伯特·L·沃克先生是纽黑文民团赖特警卫队的中尉,最近辞职了,因为他同时也是汽车制造者工会的会员,而这两个组织相互敌视。不久以前,在新奥尔良市的有轨电车罢工期间,民团的一个连队因不愿受命保护非工会会员而集体辞职。金属机械联盟国际协会主席约翰·马尔霍兰先生公开宣称,他不愿会员参加民团。纽约州锡拉丘兹地方工会大会以全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身为国民警卫队成员的会员自动辞职,违者开除。汞合板金属工人协会在其章程中列入一修正案,规定“任何身为正式军队、州自卫队、或是海军后备队成员者”不得吸收入会。伊利诺斯州劳工联合会在前不久召开的大会上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该决议宣布,参加民团组织有悖劳联之义务,并要求所有会员退出民团。该联合会主席阿尔伯特·扬宣称,民团不仅对工会是个威胁,对全体美国工人也是个威胁。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成千上万。参加工会的工人逐渐有了阶级觉悟,逐渐对工人阶级正在进行的反资产阶级斗争有了认识,成为民团的成员即是成为工会的叛徒,因为民团是雇主铸造的、用以在阶级斗争中打垮工人的武器。
  阶级斗争另一个有趣的,甚至更为意义深长的方面,正如社会主义者公开表明的,是其政治性。五人同心可创惊人之举;五百人勇往直前可洗劫一座宫殿、毁灭一个王国,五百马赛人历史性的行动即为一例;五十万人热情地宣传鼓吹阶级斗争,按照各种政治路线展开斗争,并受到世界上另外一千万信念相同的人在道义上和理论上的支持,则极有可能在美国各州实现阶级斗争。
  1900年这些人投选票十五万张;二年后,即1902年投选票三十万张;到了1904年投选票已达四十五万张。他们有强大的哲学和科学论著作后盾;他们拥有自己的,而且是有尊严、有分寸、质量高的各种杂志和评论;他们拥有数不清的周报和日报,发行到全国各地,还有上十万订户的单本资料;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为各层次的劳工提供了形形色色、浩如烟海的小册子。没有一个美国政党、教会组织或宗教团体的工作人员比得上不屈不挠的社会党人,这些社会党人,为了“事业”以一顶十,不辞辛苦,可以牺牲一切,“事业”对他们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他们为事业付出宗教般的热忱,他们甘心情愿地为事业牺牲性命,简直就像基督教的殉道者。
  这些人孜孜不倦地宣讲阶级斗争是势不两立、不可调和的斗争,事实上,他们就是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他们说,“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古罗马时,贵族跟平民斗;中世纪时,国王和自治市的自由民跟贵族斗;之后是国王与贵族跟资产阶级斗;现今,斗争在大获全胜的资产阶级和上升时期的无产阶级之间继续进行。‘无产阶级’指的是没有资本、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那一阶层的人。”
  “无产阶级注定会胜利”〈注意这句话中的宿命论口气),“就像朝阳必定东升般确实无疑”,一如18世纪的资产阶级要在政治上实行民主,20世纪的无产阶级要在工业上实行民主。资产阶级抗议政府为贵族所治、为贵族所享;无产阶级则抗议政府和工业为资产阶级所治、为资产阶级所享;从而,无产阶级仿效资产阶级,要据政府为己有、实行工业民主,废除那名为工资实为合法化抢劫的周薪制,并要治理国家,使之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
  这些社会党人说,“他们旨在组织一个由工人阶级和同情工人阶级的人士组成的政党,其目标是夺取政府权力机构,并用以把现存的生产资料与分配的私有制转变为全民的集体所有制。”
  简而言之,这就是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四十五万大众的战斗计划,面对着这样一群雄心勃勃的人,那些惯于说“阶级斗争嘛,先生,太荒诞了,决无此事”的乐天派美国人怕也难以自圆其说。阶级斗争当前,乐天派美国人比较明智的作法应该是励志以待、起而制止,而不是浑浑噩噩无所事事,只是夸夸其谈什么按理不该有的东西就不存在,而且永远也不会出现。
  但是,尽管社会党人很可能是一些狂热分子和梦想家,他们表现出来的先见之明、洞察能力和组织天才,却使同他们公开作战的阶级相形见绌。
  社会党人发现,单纯进行大张旗鼓的政治宣传收效甚慢,况且他们疏远了最有智慧、最容易组织的那部分选民,于是他们吸取教训,将精力转向工会运动,赢得工会几乎可以说就是赢得这场斗争,最近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他们在这方面取得的胜利远远超过了资本家。
  一改以往敌视工会的方针,社会党人着手同工会和解。他们颁令说:“让每个优秀的社会党员参加其本行业的工会,从内部攻破堡垒,掌握工会运动。”这一政策仅执行了数年,便硕果累累,大大超过预料。如今,大工会中到处布满社会党人,从事“从内部攻破堡垒”,——这是他们对自己暗中夺权工作极为生动的称呼。无论工作还是游玩,无论大会还是小会,他们的宣传无孔不入。社会党人出现在工会会员身旁,对他们表示同情,为他们出谋划策、并身体力行;向他们建议,不断地建议: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密歇根州的共和党报纸《兰新日志》这样说过:“工会里的社会党人都是孜孜不倦的工作者,诚恳、朝气蓬勃、充满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一心一意,全力以赴;他们的成绩,用常规标准衡量,大大超过同其人数的比例。……在工会的劳工成员中,他们的信徒日渐增加,他们旨在把劳联变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漫长斗争,也很有可能取得成功。”
  他们抓住每一个机会,不遗余力地说明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和攫取使他们得以主宰社会的政治机器的必要性。美国的社会党人急切地紧抓著名的美国塔夫·维尔决议不放便是一例。大致说来,塔夫·维尔决议规定,可以起诉非联合工会,并通过法律程序剥夺其拥有的资金。《社会民主论坛报》曾就此发表文章,忠告工会会员停止以己之短——即以财力对抗资本家的努力,转而拿起自己最强大的武器,投票权,开始新的战斗。社会党人以相同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攻势,使这一教训深入人心。
  为了自己主动承担的这项颠覆社会的任务,他们日以继夜,不辞辛苦,坚持不懈。M·G·坎尼夫先生最近对工联主义曾迸行详细研究,他说:“社会主义渗透到每个工会,几乎二人之中便有一人是社会党人,他们不断宣传工联主义仅是权宜之计而已。”他们曾告诉他:“去他妈的马尔萨斯!好日子就要来了,到那时,人人都能使自己的家人过得舒舒服服。”坎尼夫还发现一个工会,其二千会员个个都是社会党人。坎尼夫的所见所闻迫使他承认,“我生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其工业生活不断发酵膨胀,发自根基地振荡不停。”
  社会党人已经掌握了西部矿工联合会,西部餐旅业雇员工会,全国制模工人协会。西部矿工联合会在最近一次大会上宣布,“罢工已不能保证工人的自由,因此,我们号召工人在投票箱前齐心协力,争取自身的自由权利。……我们公开提倡致力于独立的政治行动计划。……我们支持社会党的政治纲领,将它作为我们组织的原则宣言。我们号召本会会员发挥个人的力量,立即着手在自己的所在州或市镇组织社会主义运动,以各种方式共同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原则,提高社会党的地位。在社会党组织尚不健全的各州,我们建议,本会成员要为达此目的而不遗余力。……为了做好此项工作,我们要求把精明强干,对整个劳工运动计划极为熟悉的组织人员,派遣到各个州去宣讲不但在政治领域而且也在经济领域建立组织的必要性。”
  资产阶级对社会中酝酿成形的阶级斗争,模模糊糊有所觉察,但是作为一个阶级,资本家似乎缺乏工人阶级所具有的那种走到一起、组织起来的才能。在共同的战斗中,没有一个美国资本家会向英国资本家伸出援手。与之相反,工人阶级组织了形形色色的国际工会,社会主义者世界性的国际组织,在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之间架起桥梁,求取团结,表示同情的重大决议和同样重要的各类捐款,穿洋过海,往来不息,哪里有激烈的劳工斗争,就飞向哪里。
  资产阶级缺乏这种内聚力,或者说缺乏团结,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其中,因以往的胜利而滋生的乐观主义当是首要因素。再说,资产阶级内部四分五裂,斗争十分激烈,致使资产阶级烦恼困扰,忧心忡忡。大、小资本家相互格斗,为了达到阿基利·洛利亚称之为“利益均分”的目的,争夺不休。英国的农场主和制造商之间的较量便是一例——尽管这种类比不够贴切。结果是一个以通过工厂法取胜,另一个则以废除谷物法告捷。
  虽则如此,资产阶级中仍然有人看到这种存在于社会的阶级裂痕,以及初露端倪的阶级斗争,报章杂志上开始偶而发出不安的呼声。为了自己阶级的斗争需要,那些有阶级意识的资本家组织了两个联盟。像无产阶级一样,他们直言不讳,公然宣称他们的目的就是征服对方。这是大老板向平民开战。全国制造商协会便是其中之一,它认定这是一场生死决斗,从而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该协会主席兼全国有色金属业协会主席D·M·帕里先生,千方百计拼命地去组织资产阶级,他曾毫不含糊地号召战斗,他说:“现在在美国阻止社会主义计划尚为时不晚,若不加以遏制,它必然会摧毁我们的国家。”
  他说,协会的工作就是“把雇主组织起来,以联合阵线去对付任何影响雇主利益的问题,我们迟早要走这一步。……全国制造商协会的紧急任务有三项,其一是阻止通过那恶毒的八小时工作议案;其二是摧毁反强制令议案,这项议案要从你的手里夺过企业自主权,把它交给你的雇员;其三是确保通过工商业部议案,这项议案,若无工人组织虚张声势的恫吓,当能快速通过”。他还说,有了工商部,“企业的利益在华盛顿就有了支持者和直接的代表”。
  后来,帕里向协会外的资本家发表了一封广播信,信中指出,协会的种种努力在华盛顿已经初见成效,“新的商业部议案得以快速通过,我们起了无以伦比的影响。有人说协会进行了各种活动、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对此,我不想多说,甚至保持沉默。……协会的利益在华盛顿并没有得到过多的体现——无论是直接的体现还是间接的体现。有些时候,强有力的事实证明,华盛顿毫无异议地、积极地代表协会利益;有些时候,却根本看不出这一点”。
  第二个具有阶级意识的资本家组织是全国经济同盟。它同样是由直言不讳的人组成的,这些人直抒胸臆,从不为选词用句浪费时间,他们决意认认真真从事长期艰苦的斗争。他们在征集会员的邀请信中开宗明义,公然宣称:“本会谨告知诸君,全国经济同盟将致力于一视同仁的教育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和阶级仇恨。”这个同盟的有阶级意识的成员,认识到阶级斗争的信号枪已然打响,从他们当中可以列举出以下知名人士:美国前财政部长,尊敬的美曼·J·盖奇;前美国驻法兰西公使,尊敬的托玛士·杰弗逊·库利奇;纽约教区主教,尊敬的享利·C·波特;美国前海军部长,尊敬的约翰·D·朗;美国前副总统,尊敬的利瓦伊·莫顿;享利·克卢斯;谨慎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约翰·德美登;纽约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约翰·A·麦考尔;布鲁克林快速传递公司、威廉·克兰普父子造船厂、南部铁路系统、及艾奇逊—托比卡—桑塔·费铁路公司董事长,J·L·格雷特辛格。
  过去几年来,流露出不安的社论时评也为数不少。无烟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最后几天,报刊曾大声疾呼,矿主们如此固执,无异于是在撒播社会主义的种子,他们终将后悔莫及。1902年12月份的《全球工作》曾说:“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伊利诺斯州劳工联合会建议,所有身为州民团团员的工会会员退出民团。这一提议得到了其他劳工组织的响应。比起最近出现的其他任何一种宣言和行动,这个建议起了更明显的作用,它使公众对这些工会组织产生不信任感,它暗示着阶级分化,而阶级分化则暗示着无政府状态。”
  1903年2月14日那期《展望》,就沃特伯里的暴乱发表评论说:“在沃特伯里这样一个才智之乡,竟然发生如此行为不检之举,这只能说明,工业界的斗争精神决非仅局限于外来移民或无知的工人阶级。”
  罗斯福总统已经嗅到阶级斗争前沿阵地飘来的硝烟味,他的讲话便是明证:“最重要者,我们需要牢记在心,任何政治领域中的阶级仇恨,一旦爆发,对国计民生造成的破坏将远超过宗派、种族、抑或宗教仇恨带来的恶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的讲话默认了工业界存在阶级仇恨,并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阶级仇恨可能蔓延到政界的忧虑。其实,这正是社会党人在其反对现存社会的战斗宣言中公开声明的政策——夺取社会的政治机器,并用它摧毁现存的社会。
  1903年2月12日的《纽约独立报》,无保留地承认阶级斗争:“除非先承认工会的基础是阶级仇恨,其政策乃应社会战斗之需要而制定,否则便无可能公正地评判工会所使用的方式方法,也不可能想方设法革除其弊端。罢工是对有产者的一种反叛行为,而财产权是受政府保护的。当罢工受到某种刺激时,它有可能扩展为大规模罢工。如数年前在比利时发生的总罢工,为了迫使有产阶级作出政治让步,整个工薪阶层停止工作。这固然是一则走向极端的例子,然而它生动地揭示了劳工组织的真实性质——一种旨在达到一个阶级压制另一个阶级的战争手段。”
  综上所述,我们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表明了美国存在着阶级斗争。在如何分配增值上的争吵是不可调解的。工人阶级不再失去自己精明强干的成员,这些成员既然无希望在资本家行列中施展抱负,便留在本阶级成为工人的领袖。他们策动工人不满,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领导工人造反。
  这种造反以要求增加工人在分配中所得份额的形式,在工业部门普遍自发出现,实际上是向社会发动的—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攻势,其领导人以宿命论者漫不经心、随随便便的态度,毫不迟疑地向世界公开他们的意图,他们要指引劳工造反,夺取社会的政治机器。一旦政治机器落入他们手中,他们就控制了警察、陆军、海军和法院,他们就能将资产阶级用以生产基本生活资料和奢侈用品的一切资产,有偿或无偿地收归国有。这就是说,他们打算把国家对一切产业具有征用权这一法律扩展运用到土地、矿藏、工厂、铁路及海上商船各个方面。简而言之,他们意欲摧毁现今的社会——他们坚信,这个社会是为另一阶级服务的——然后用到手的一切资料建设一个新社会,那将是一个为他们自己服务的社会。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也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阶级的存在和正在进行的这场斗争。他们不仅组织了进攻与防卫的联盟,国内一些知名人士还准备出任反社会主义斗争的领导。
  要解决的问题既非马尔萨斯主义所谓的“突出效率”,也非道德,而是强权的问题。胜者,无论是哪个阶级,必须是凭藉其优势力量而取胜。工人们开始重复他们对坎尼夫先生说过的话:“去他的马尔萨斯!”没有任何思想约束妨碍他们个人奋斗,争取适者生存,正如冈珀斯先生说过的,他们要求多多益善。基德先生提出这代人应克己忍让、节制私欲,以使种族效率传至千秋万代,但是他的设想包含的道德含义对工人们的行为毫无影响,他们拒绝成为尼采笔下熠熠生辉的,“令人开心的家伙”。
  资产阶级对战斗号令是否作出迅速反应,尚需拭目以待,然而其反应速度,将决定其生死存亡。如若资产阶级浑浑噩噩无所作为,自欺欺人地声称,按理不该有的东西就不可能存在,总有一天他将猛然发现梁塌屋倾。资产阶级乃是数量上的少数派,他若不采取断然措施,制止其对手发动广泛的宣传攻势,很可能在选举中失利。现在的问题已不是阶级斗争是否存在,而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将会如何。


(陈颍卓 译)
录入者:路人韦某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9-11 01:14:15 | 显示全部楼层
流浪者
杰克·伦敦

(1905)




说明:本篇选自杰克·伦敦文集《阶级的战争》(1905)。——译者
来源:《杰克·伦敦文集》第12卷·政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芝加哥警察总监弗朗西斯·奥尼尔先生谈到流浪者时说:“尽管有最严厉的警察条例,大城市仍然需要给相当数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提供过冬的住所。”请注意“尽管”这个词,它表示他供认,在对付漫无组织的贫困人群时,有组织的政府机构是多么束手无策。警察条例如此严厉,尚且未能奏效,那么,流浪者能使条例难以奏效,必然事出有因。如此看来,调查这些原因,揭示为何无名无姓、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竟然能使大城市政权机构有力的臂膀无能为力,为何那些无足轻重的弱者竟然比举足轻重的强者更有力量,岂不是一件重要之事。
  对流浪者这一话题,奥尼尔先生经验丰富,几乎称得上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这样谈论自己:“作为一个曾在办公室工作的警官,一个分区警察局长,我有过无数机会研究和分析这一流动人口阶层。他们冬季流入城市寻找庇护,春季又四处流浪,足迹遍及全国。”他接着又说:“我的经验再一次说明,大多数流浪者隶属于一个阶层。东飘西荡,不劳而获是他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从他的话,人们能推导出,社会上存在着一个不劳而食的广大阶层。不仅如此,奥尼尔先生还进一步证实了,这一阶层是被迫不劳而食的。
  他说:“我惊诧地发现,竟然有如此众多的人,不幸从事着每年只需工作八个月左右的职业,至少有四个月的时间,他们被迫闲荡,就是这些人组成了流浪大军的主体。回想起有一年冬天,我似乎觉得芝加哥很大一部分居民都属于这样的不幸者大军。离我所在的警察分局不远处,冻好的冰正待切割,制冰公司欲招聘帮工。就在制冰公司招聘广告在报上出现的当晚,分局便挤满了无家可归者,他们乞求在分局暂过一晚,以便得到第二天早晨的工作。分局的每个空间都给了这些暂住者,却仍然有许多人无处栖身。”
  他还说:“但是必须承认,在大批衣衫褴褛,由于冬雪初降而涌入城市寻求温暧的流浪者中,心甘情愿为食宿认真干活的人乃是凤毛麟角。”既然如此众多涌入奥尼尔先生分局准备割冰者尚属“凤毛麟角”,那么,如果所有流浪者都来找个正当活干,老实工人要找个得以维持温饱的活显然会难上加难。假设有人征求那些挤满奥尼尔先生分局想认真干活的人的意见,他肯定能听到同样的回答,在场的每个人都会说,希望次日清晨去向割冰工头要活时,想认真干活的人数少一些。
  最后,奥尼尔先生说:“芝加哥城善待大批不幸的无家可归者,这使它受到大批人的利用。这种用心良好的慈悲政策,使芝加哥成为不受欢迎的流动人口冬季的朝圣地。”换言之,由于芝加哥慈悲为怀,该城的流浪者已大大超过应有的数目;由于仁爱慷慨,芝加哥受到大批人的利用。由此,我们必然会得出下列结论:如果我们的同胞是流浪者,决不可对其表示仁爱和慷慨。奥尼尔先生是对的,这并非诡辩,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说明这一点。
  从奥尼尔先生的讲话大致可以推得下列论断:(1)流浪者阵容强大,有组织,社会对其束手无策;(2)流浪者皆是“穷苦寒酸”、“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不幸者;(3)流浪者人数“众多”;(4)极大多数流浪者不情愿干正当工作;(5)那些情愿干正当工作的流浪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找到工作;(6)流浪者是不受欢迎的。
  最后一个论点需加上一个脚注,即流浪者作为个人是不受欢迎的;作为消极因索却是受欢迎的。流浪者在社会上起的是消极作用,他是经济需要产生的副产品。
  现在的情况是人浮于事,这一点很容易证明,举例来说,假如十万流浪者突然强烈地想工作,未来会是何种状况?这个问题发人深省。每日每时都有人劝导流浪者“去工作”,现职法官,路上行人,厨房门口的家庭主妇,异口同声劝其去工作。十万流浪者若果真听从劝告,行动起来,全力以赴地去找工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前景会怎样?嘿,到周末时便会有十万工人,由于被流浪汉取而代之而开始倒楣,不得不四处流浪找活干。
  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曾于不知不觉中令人不安地证明,需要工作的人大大超过需要人的工作①。在她主持的报纸专栏里,她漫不经心地提及,两位企业界人士发现好雇员十分难找,翌日清晨的邮件就给她送来七十五封求职信,到第二星期末,求职者已达二百余人。
  最近在旧金山发生的案件尤为惊人地证实了这一点。一次同情罢工遍及整个工会联合会属下的工人,成千上万各行各业的人停工了,包括货运马车车夫,运沙卡车司机、搬运工、码头装卸工、货栈工、固定引擎操作工、船上消防队员、服务员、厨师和水手等等,难以一一列举。罢工规模宏大,太平洋沿岸所有海港城市均被卷入,致使从圣迭哥至普吉特海峡的沿海航运全部瘫痪。罢工发生于经济繁荣之际,菲律宾和阿拉斯加已吸收了太平洋沿岸的剩余劳动力;又时值夏季,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正在高峰期,城市里的流动人口几乎倾巢而出。然而,竟然尚有足够的剩余劳动力取代罢工工人,无论是船上厨师,还是固定引擎操作工;无论是运沙卡车司机,还是货栈工;任何工种的闲散工人都唾手可得。这些闲散工人不仅随时应招,而且怀着急不可耐的心情等候应招。他们不惜为了一个工作机会大打出手,许多人被打死,头被打破,医院里塞满受伤的人,辱骂和攻击更是屡屡发生,无计其数。即使如此,仍挡不住被称之为“工贼”的剩余劳动力前往顶替罢工工人。

①“百分之四十三至百分之五十二的求职者需要的是工作而不是救济。”——引自纽约市慈善会组织报告。——作者

  人们不禁发生疑问:这取代第一支工人队伍的第二支工人队伍从何而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各工会并未相互背叛;另一点也是肯定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工业并未因工人离职去顶替罢工者而受到丝毫影响;再有一点也是肯定的,农业工人并未成群结队去城里顶替罢工者,值得一提的倒是这些农业工人怨气冲天,因为少数罢工者下乡同他们抢夺非技术性工作。于是根本无从解释这第二支工人队伍的来源。一支剩余劳动力大军原本就存在,即使在公元1901年,美国年鉴上称之为最繁荣的年代,它也从未消失过。①

①据1904年12月6日《芝加哥纪录先驱报》刊载,伊利诺斯州蔡格勒镇的一个煤矿矿主莱特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说:“去劳务市场购买劳动力时,我打算保持充分选择的自由,就像其他市场上的顾客一样。……想得到劳动力不费吹灰之力,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失业者。”——作者

  剩余劳动力大军的存在既已证实,继而便需证实这支剩余劳动力对经济的必要性。需要剩余劳动力最简单明了的原因就是,生产在上下波动。如果生产处于低潮时,所有人都有工作,那末生产上升时人手必然不足,这种说法似乎幼稚,即使不是幼稚,也是极易解决的问题:低潮时缩短工人的工作时间,高潮时使工人超时工作,但是这一点不能成立,主要原因是现在并没有这样做,而我们考虑的是实际情况,不是可能的情况或应该有的情况。
  对劳动力的需求极其没有规律,并且是周期性的,这可以从两点来谈。第一点谈谈所有大建筑和工程企业的需求。开凿运河或开通铁路需要上万劳动力,如果从常规运转的工业部门抽调这些劳动力,必然会造成损害,因此,无论是开运河还是挖地窖,是需要五千人抑或只是五个人,在现今这般组织的社会,这些人都取自剩余劳动大军。庞大的剩余劳动力是社会能源的储备库,这就是需要剩余劳动力存在的理由之一。
  第二点谈谈收获季节造成的周期性需要。一年到头,劳动力如巨浪般在美国涌来涌去,由少数人播种和管理的作物,成熟后需要大量人手收割,这大量人手必然形成流动人口。晚春时节需采摘浆果,夏季来临需谷物入仓,秋季要采摘蛇麻子,冬季要割冰储存。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工人可能在锡斯基尤摘浆果,在圣克拉拉摘挑子,在圣华金摘葡萄,在洛杉矶摘柑橘,随着季节的变化,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行程达千里。但是,对劳动力需求的髙峰是在夏季,到了冬季,便进入萧条时期。这批流动人口回流入城,勉强度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使警察们伤透脑筋,直到春暖花开,工作重新需要他们。如若每个人都能工作稳定、工资丰富,那么谁去收获作物呢?最后还要谈一点最重要的需要剩余劳动力的原因。剩余劳动力对所有雇佣工人起着制约的作用;它就像厂主手中的一条鞭子,用以胁迫工人老实干活,在工人造反时,强使他们就范;它又是一根刺棒,使工人不得不接受强制性的“自由合同”——工人不时加以反对之物。天底下只有一个原因能使罢工失败,那就是随时都能找到足够的人手顶替罢工者。
  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条件下,今日工会的力量同行业的技术性成正比,换言之,即同剩余劳动力能向行业施加的压力成正比。一千名挖沟工罢工,找人顶替很容易,因此挖沟工的组织力量很小,甚至等于零;一千名高技术的机械师罢工,找人顶替就较为困难,从而机械师工会就力量强大。挖沟工只能完全听任剩余劳动力摆布,机械师则有对抗的余地。工会欲战无不胜,就必需组成垄断工会,控制该行业的每一个人,管理学徒工,使有技术的工人源源不断,这便是劳工领袖梦寐以求的“劳工托拉斯”。

  在英国一次大瘟疫之后,劳工们曾经突然发现事浮于人而不是人浮于事,雇主们争相讨好工人代替了工人们争相讨好雇主。工资上升,上升,又上升,直到工人们要求得到他们的全部劳动所得。显而易见,如果劳动者获得全部劳动所得,雇主则必死无疑,当时力量尚小的资本家发现,这种不幸事态已经威胁到自身的存在,于是,为了挽救自己,他们不仅制定了最高工资限度,还限制工人跳槽;粉碎处于萌芽时期的工人组织;惩罚怠工者,并以最野蛮的法律惩处不服从者。这之后,一切又依然如故了。

  引用这一事例就是为了说明社会需要剩余劳动力。少了这一支劳动力大军,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将变得软弱无力,劳工们将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一个不漏全部入会,他们将要求得到全部劳动成果,资本主义社会则一点点崩溃下去,而且,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已不能效法大瘟疫之后的那个初期资本主义社会去挽救自己。今非昔比,一小撮主人利用监禁或其他野蛮惩罚驱使大批工人复工的时代已然过去。缺少了剩余劳动力大军,法庭、警察和军队皆无能为力。在这类事情上,法庭、警察和军队的作用只是维持秩序,用剩余劳动力顶替罢工的工人,没有了剩余劳动力,就不会有罢工工人和剩余劳动力在顶替过程中发生的冲突,也就不会有混乱,法庭、警察和军队便没有了用武之地。这岂不等于说,在维持现今社会完整方面,剩余劳动力大军比法庭、警察和军队更为有效。
  前面已经说明,人总是多于需要人的工作,剩余劳动力大军的存在是经济的需要。为了说明流浪者是这一经济需要的副产品,有必要调查这支剩余劳动力大军的组成成分。有哪些人?为什么会有这些人?他们都干些什么?
  首先,为了就业工人们必须竞争,其结果不可避免地是适应需要的强者得胜。技术工人因其有技术有效率而保住工作,假如他技术差,不可靠,或行为古怪反复无常,他很快就会被更强的竞争对手所取代。稳定的技术性工作总要摆脱粗笨无能之辈的拖累。一个人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社会的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的,那些没有能力,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人就找不到位置。由此推论,一个不称职的电报员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出色的伐木者,但是,当这个电报员误认为自己是个好电报员,不屑一顾其他的职业时,他将无业可就。另一种可能性是,他对其他职业也很无能,于是只能够偶然做做强者的替身。经济不景气之时,他首当其冲被解雇;经济景气之时,他最后一批被雇用。一针见血地说,他将成为剩余劳动大军的一分子。
  由此得出结论,剩余劳动大军是由适应性差,效率差,或完全没有适应性,没有效率的人组成的。这里面,有许多人努力过,然而失败了,他们因不称职而失去饭碗,譬如,出不了师的铅管工学徒和过于笨拙乏味而保不住饭碗的铅管工;致使火车失事的铁路扳道工;不能使账本上收支平衡的办事员;使马致瘸的铁匠;辩护乏术的律师。总而言之,他们是各行各业的失败者、其中很多人曾在各种性质不同的行业多次失败,败迹昭昭已然不幸,还得雪上加霜地忍受社会的非难,他们有份干的只是一些粗活,任何他们不计手段、不计地点弄得到手的活计。
  但是,剩余劳动大军的成员不仅是这些人,还有其他种类的人,如虽有技术但行为反复无常的不可靠者;因年老体弱而丧失技术能力者①;也有部分技术精湛效率高的优秀工人,因工矿企业濒临倒闭或灾难临头,被投入这支队伍。这里不妨提一下英国钢铁工人的厄运,美国钢铁业侵入英国,使这些工人大受其害。最后还有那些非技术工人,如砍柴排水者、挖沟者、使用锄头与铁锨者、佣工、装卸工、码头工,一旦两千英里长的沿海地区贸易萧条,或是广大内陆地区收成欠佳,无数非技术工人便会无所事是,或使其他干同类非技术活的工人因多了竞争对手而处境更加艰难。

  ① 试图同这冷漠无情的世界抗争而一无所获的二名又沮丧又疲惫的老人,今天下午被带去见警事法官麦克休,以便考虑是否能使他们至少在春季之前这段时期中得到赡养。
  “乔治·韦斯特莱克是第一个受到法官体谅的人。韦斯特莱克现年七十二岁,被指控为习惯性醉酒,法官判其入地方监狱服刑,实际上,他很可能一辈子从未尝过醉酒的滋味。给他判刑是地方当局的一种仁慈行为,因为在地方监狱里他将吃饱睡好。
  “六十九岁的乔·科特以和韦斯特莱克相仿的罪名被判入狱九十六天。他说,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去采木区伐木。然而警察当局明白。这种工作不久就会要了他的命。”——摘自1904年12月7日蒙大拿州的《比尤特矿工》。
  “我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因为我已活到了退休年龄,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地。请按下列地址通知我的妻子:纽约西一百二十九街二百二十二号。在遗书中总结了自己轻生的原由之后;五十六岁的詹姆斯·霍兰德今天在斯塔福德饭店自己的房间里用枪击穿了自己的左太阳穴——《纽约先驱报》——作者

  劳工世界总是在进行不断的过滤,从剩余劳动大军中筛选出优良者,各种罢工和工业纠纷使工人队伍大改组,一些优秀工人浮现出来,另一些同样优秀或略差的工人则沉了下去。有技术的罢工者总是希望顶他们位置的工贼技术差,不太可能成为技术工人,然而,每一次罢工都证实了潜能的存在。普尔门铁路罢工之后,数千名铁路工人苦恼地发现,接替他们撂下的活计的人同他们自己一样能干。
  但是,这里必须考虑一件事,在现存制度下,如果最弱者和最不适应者竟然同最优秀者一样强大,一样适应社会,而最优秀者相应说来更强大更适应社会,那么,情况依旧不变,依然会有一支就业工人队伍,一支剩余劳动力队伍。事物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能力标准。
  现在来看流浪者。如果能断定一个人成为流浪者是因为总得有人成为流浪者,那么结论便不言而喻:他若脱离“流浪之路”,成为一个能干的普通工人,某个能力平平的普通劳工就不得不走上“流浪之路”。每一处偏僻的角角落落都挤满了剩余劳动力,冬雪初飘,流浪者被迫涌入城市,秩序大乱,需要严厉的警察条例加以管理。
  流浪者分属两类人:或属失去希望的工人,或属失去希望的罪犯。经调查,证明这些罪犯的前身往往就是失去希望的工人,或是这些工人的后代。由此可见,流浪者即失去希望的工人。既然人浮于事,有人不可避免地会失去希望,那么,这个失去希望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呢?
  工业部门里,职位愈低条件愈差。技术要求愈高,技艺愈精湛的行业,生存能力愈强,在竞争中承受的压力较小,竞争也没有那么卑鄙野蛮。吹玻璃行业的需要和吹玻璃工人的比例小于挖沟行业的需要和挖沟工人的比例。再说,一个玻璃工人罢工,必需有另一个玻璃工人去顶替。而一个挖沟工人罢工,任何一个罢工者或是失业都能顶替,因此,技术性行业的工人比较独立自主,有较大的行动余地,他们可以同雇主磋商,提要求维护自己的权益;相反,非技术工人对自己的权益则毫无发言权,雇工条款的制定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只有接受“自由合同”的份儿,要干就签,不干就拉倒。像他们一样的人有的是,他们无足轻重,他们是剩余劳动力大军的成员,只能满足于干一天吃一天的生活。
  工作报酬也同技术高低成正比。技术行业里的好手由于劳动力竞争不激烈而得到丰富的报酬,同劳动力竞争激烈的非技术行业里的不幸者相比,他们简直就是国王。技术平平的工人大部分时间被迫游手好闲,即使被雇用,也不得不接受微薄的报酬。一些日子得到一美元的日工资,另一些日子根本得不到工资。这种情况是难以维持家庭和送孩子上学的。更有甚者,除了雇主的沉重压力和从同类口中夺食的竞争之外,有技术有组织的工人也使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工会会员通常不相互挖墙脚,然而,在罢工期间或工作难找之时,他们会屈尊将就去夺普通劳工的饭碗,这被认为“公平合理”。他们还真能夺到,原因很简单,一个劲道十足的机械工或电器工人暂时去铲煤,定能比一个营养不良无精打采的劳工干得好。
  于是,不适应竞争、能力低下、技术平平的工人是一无希望了。能力低下和技术平平使他们像牛羊般无力自卫,处境更为悲惨,他们每况愈下,最后落到社会最底层,成了一群可怜的沉默不语的牲畜。他们像牲畜般地活着;像牲畜般地繁衍后代;像牲畜般地死去。这些生来平庸的家伙,既没有聪明的头脑和强壮的体格,又不能吃苦耐劳,他们是怎么过的呢?在一无盼头充满绝望的贫民窟里,他们流血流汗受尽压榨。身心虚弱令人丧失力量,阴湿的住处、恶臭的空气、催人作呕的食物叫人丧失勇气和希望。他们落到这般地步固然是因为生来就无能只配如此,但是,龌龊下流的环境,辘辘饥肠的煎熬又怎么能使人昂起头挺起腰板呢?
  平庸者是毫无希望的。平庸是一种罪孽。贫穷是失败造成的恶果,贫穷造就出罪犯和流浪汉——两者都是失败者和失去希望的工人。贫穷是个地狱,那儿,无知在日益恶化,恶行在销肌蚀骨;那儿,人的肌体、精神和道德发育不全受到扼杀。
  为了不被指责为轻率地夸大事实,可从两方面引用权威性的证据来说明平庸低能的工人的工作与周薪,以及他们的居住情况。
  1901年2月28日的《纽约太阳报》报道,美国烟草公司在纽约市开办了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将生产方头雪茄烟以同其他拒绝参加该托拉斯的工厂竞争,该托拉斯公开招聘女工,大量需要工作的男工和童工聚集在其办公楼前,致使警察不得不动用警棍驱散人群,付给女工的周薪是二点五美元,其中六十美分用于往返车费①。

① 1904年11月16日《旧金山检查者》载文报道一起用消防龙头驱散三百名拥挤在码头上争相要为一艘船卸货的人群。为了得到二三个小时的工作,这些人争先恐后激动异常,成了名副其实的暴民,不得不加以驱散。——作者

  内利·梅森·奥滕小姐是芝加哥大学社会系的一个学生,她最近对芝加哥成衣业作过一次详细调查,其调查结果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并受到《文学文摘》的评介,她发现,有的妇女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小时,其周薪为四十美分(即每小时三分之二美分);许多妇女每周收入低于一美元,况且还不是每周都能工作。奥滕小姐对部分成衣工人所作的调查从下列表格可得到最好的总结:

工     种
平均个人周薪
平均受雇周
平均年收入
女(童)服裁缝
$0.9
42
437
裤子精整工
1.31
27.58
42.41
家庭主妇和裤子精整工
1.58
30.21
47.49
女  缝  工
2.03
32.78
64.1
裤子裁缝
2
30.77
75.61
其  他  工
2.77
29
81.8
裁      缝
6.22
31.96
211.92
平      均
$2.48
31.18
476.74

  沃尔特·A·威科夫是工人问题的权威,与流浪汉问题的权威乔赛亚·弗林特齐名,他提供了芝加哥的情况:“许多由于冬季缺吃少穿的艰苦生活而变得虚弱不堪的人,已不能胜任劳动的需要,一些需要添加人手的老板,由于求职者体力不足,只好将其拒之门外。有这样一件事使我久久不能忘怀:一天清晨,我在一间工厂门外无意间听到一个求职者和老板的对话,我知道那个求职者是个俄国犹太人,他家有老母、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需要赡养,整个冬季他断断续续地在一家工资低、劳动条件恶劣的小制衣店工作①,勉强维持全家的生活,困难的寒冷季节刚过,他又陷入寻找工作的绝境。


  ① 在这些小制衣店内,人们俯身于缝纫机上,在7月溽暑中每日连续不断地工作十一至十二小时,他们用足踩动机器,常常由于赶活而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
  制衣工作的季节性意味着,一年中有少数几个月需要进行令人丧气的非人劳动,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则是同样令人丧气的无事可做。
  肺病——经济租房的流行病,也是服装业的职业传染病——使许多人丧命;营养不良及疲劳过度又使更多的人丧命。——作者


  “老板刚想答应雇用他干一些非技术活,看见他那形销骨立的模样就犹豫起来。老板让他露出胳膊,他卷起上衣和褴褛的法兰绒衬衣的袖子,露出光胳膊。这是一条瘦骨嶙嶙〔峋〕、青筋暴露、皮肤灰白、几乎没有一点肌肉的胳膊。更为可怜的是,他使劲曲起前臂,使二头肌隐约鼓起,徒然地表现自己有力气,老板咒骂了一声,轻蔑地笑笑把他打发走了。我瞧着他逐渐走远,等待着他的是饥饿难忍的一家老小,他心底的那份绝望只有人才能体会,却没有任何人类的语言能表其一二。”

  关于居住情况,雅各布·里斯先生指出,在纽约以斯坦顿街、休斯顿街、阿托尼街、里奇街为界的一块居住区,面积为二百乘三百英尺,拥挤着二千二百四十四人。
  以六十一街、六十二街、阿姆斯特丹大街、西区大街为界的一块居住区里拥挤着四千众生,等于一个宽敞的新英格兰村庄的全部人口。
  贝伦兹博士在谈到以卡纳尔街、赫斯特街、埃尔德里奇街、福赛斯街为界的居住区时说:“人们发现,在一间高度为五英尺半、面积为九十六平方英尺的房间里,有九个人睡觉做饭……在另一间黑洞洞的地下室——一间没有任何隔断的大统间——里,住着二对夫妇、一个十四岁的少女、二个单身男人、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二个女人和四个分别为九岁、十岁、十一岁和十五岁的男孩,总共住了十四个人。”
  在这里,人性堕落变质。身受其害的居民以冷酷的嘲弄口吻称之为“租赁房腐烂症”。一份立法机关的报告则说:“在这里,婴儿的生命蓓蕾初绽,转眼间(未满周岁!)便凋零夭折;年轻人一无青春的风采,在放荡与堕落中身染恶疾、道德败坏。”
  这些男人和女人落到这般地步,是因为他们不幸生于寒门,或者说不幸生于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用制度的需要来衡量,他们是一无可取的弱者,等待他们的是医院和穷人义冢。对那些没有希望爬上工业社会上层的平庸工人来说,他们代表着一种惨淡的前景。一个意识到自己失败的工人,一个看清严酷的现实、知道自己没有能耐另谋高就的工人发现,他面前有几条路可供选择。例如,他可以降到社会最底层,活得像个牲畜;如果他稍有能力,底层社会会使他不想工作,心底里涌起反叛的愿望,决定去当一个罪犯或一个流浪汉。
  如果他经历过严酷的生存竞争,他就会懂得“大路”的诱惑是什么滋味。他曾在丢了饭碗但尚未泄气时无奈地走上“大路”,从一个大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大城市寻找工作,他曾在满眼青翠的乡间游荡、开怀大笑,仰面躺着倾听小鸟的啭鸣,不为工厂上下班的汽笛和大老板的厉声号令而烦恼。
  最最重要的是,他活下来了,这才是关键!他没有饿死,他不但无忧无虑快快活活,而且活得有滋有味!这种闲着却仍然活着的经验使他对生活有了新的观念。他对工人生活的无奈与悲惨体验越多,“大路”对他的诱惑就越大,终于,他以挑战者的姿态面对社会,抵制一切工作,加入流浪王国的流浪队伍,成为今日世界的吉普赛人。
  话说回来,流浪者通常并非来自贫民窟,他们出身略好,甚至好得多,他们尽管自认失败,却拒绝接受命运的惩罚,因此他们逃离贫民窟,投入流浪阵营。一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或是完全如牛马般忍辱负重,没有些微反抗意识,或是受老板们资产阶级道德观念的束缚,不敢这般去做。可是,底层社会令人沮丧的环境与邪恶却源源不绝地孕育出罪犯,这些人宁愿做吞食同类的猛兽,不愿做温驯辛劳的牲畜,其中一部分连罪犯也当不好的无能之辈慑于执法力量之强大,转而投身流浪阵营。
  这些灰心丧气的工人和灰心丧气的罪犯自动退出职业竞争,工业不需要他们,没有一家工厂因劳动力缺乏而倒闭,没有一条铁路因人手不够而无法竣工,妇女们仍然为了一星期一美元的工资心甘情愿地操劳,男人和孩童仍然在工厂门口吵闹着争夺工作的机会,没有一个人想念这些灰心丧气的人们,他们自动离去,反倒使其余剩下来的人日子好过些。
  情况就是这样:由于人浮于事,势必产生一支剩余劳动力大军,这支剩余劳动力大军是经济的需要,缺了它,现今的社会便会解体。这支剩余劳动力大军是由成群平庸无能、不适应环境者和那些不能满足工业制度的需要者组成的,其成员为了抢夺工作机会而进行着残酷的不择手段的斗争,在底层社会,这种斗争更为邪恶与野蛮。斗争必然使部分人失去希望成了牺牲品,这部分人就是罪犯和流浪者。流浪者同剩余劳动大军不同,它不是经济的必需,然而,它是一种经济必需产生的副产品。
  “大路”是社会的安全阀之一,通过它,社会机体的废物得以排泄,被排泄便是流浪者所起的负作用。现今的社会体制使许多人的生命成为废物,这些废物必须得到清除。诚然,用氯仿和电刑加以处理将是最简便最仁慈的清除办法,但是,统治者的伦理道德只允许把人变成废物,却不允许以人道的方式清除这些废物。这种自相矛盾说明,理论上的伦理道德与工业的需要是无法调和的。
  于是,流浪者只有自我清除了。清除自我还不够!既然他显然不能适应现存的一切,根据物种相传的原理,就有必要使其绝种,使其断子绝孙,使其扮演20世纪阉人的角色。他确实扮演了阉人的角色,他不能生育后代,同街头妓女的命运一样,他命该不育,要不是社会让他们分道扬镳,他们原本可成为一对。
  尽管他们的死亡令人遗憾,他们却是命定必死,因此当飘泊不定的流浪者的身躯倒在公路上妨碍交通,或堵塞厨房门外的台阶时,不要埋怨他们,我们不仅赞同这种形式的消亡,而且要促使它的实现。我们尽可以严格执行警察条例,但千万不要劝流浪者去工作,那不仅太刻薄而且是虚伪的假话,因为我们明明知道没有工作给他干。作为我们社会经济和工业犯罪,或者说既定进程的替罪羊,我们应该肯定他的作用,让我们说一句公道话,他只是产品,社会的产品,身不由己罢了。


(陈颖卓 译)
录入者:路人韦某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9-11 01:15:37 | 显示全部楼层
论极限
杰克·伦敦

(1905)




说明:本篇选自杰克·伦敦文集《阶级的战争》(1905)。——译者
来源:《杰克·伦敦文集》第12卷·政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任何社会运动或发展必定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极限,而文明是不进则退,故而社会在既定方向上发展到极限时,若不改变其发展方向则必定衰退。许多国家因未能在其经济发展的紧要关头调整方向而被迫步步后退。在发展达到极限的那一刻,他们战败了,从此退出世界的纷争,再无立锥之地,强劲的竞争者取其位而代之,他们或是逐渐淹没无闻,或是在一场世界从未经历过的残酷斗争中继续受统治者铁蹄的蹂躏。在这场斗争中,漂亮的女人和豪侠的男人将无用武之地,有了新的榜样与偶像,海伦和朗斯洛特已然过时。人们拳来腿往打斗致死,不再是为了圣坛及信仰,神殿依然存在,却将沦落为世俗场所,它们将不再是庙宇的神殿,而是市场的神殿。先知将要出现,但他们是预言价格与产品的先知;战火将要燃起,既不是为了名誉与光荣,也不是为了王位与君权,而是为了美元与美分,市场与交易。胜利属于智者而非勇者,战争的指挥官将听命于工业巨头。总而言之,这是一场为争夺世界贸易控制权和工业霸权而进行的较量。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我们已投入的这场斗争是第一场席卷全球的斗争,没有哪一次人类普遍的运动曾波及面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深远。古代民族的霸权都颇具地域性,如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兴起,勇猛而狂热的阿拉伯人浪潮,以及历次向圣地进发的十字军东征都是如此。然而,自那几次扩张以来,地球的时空被奇特地缩短了。荷马时代的世界,尽管其疆界仅到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却比今日之世界更觉广阔,对今日之世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精确的测量与计算,就像它是一只孩子玩耍的皮球一样。蒸汽机使我们可以到达世界各地,令天涯若比邻;电报机使时空的距离化为乌有,每日清晨,世界每一个地方的人们都会知道其他地方的人在想些什么、思考些什么或是做些什么。德国某个实验室的一项发现,二十四小时之内就在旧金山得到验证;在南非写就的一本书,同时间在所有英语国家出版,并于次日送到翻译家的手中;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传教士在中国死亡的消息,或是一个威士忌走私者死于南海的消息,随着早餐一起送上全世界人的餐桌;在人们聚会和交易的场所,大家都知道阿根廷的小麦产量和克朗代克的黄金产量。这种时空的缩短,或者说集中化,已到了如此地步,以致于任何一个大都市里最卑微的职员都有可能感受世界的脉搏。地球真是变得太小了,正因为如此,任何一场重要的运动都无法局限在它的起源国或起源地区内。
  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经济和工业的刺激是全球性的,它对每一个人都有重要意义,无人可以漠然视之,如漠然视之则是自取灭亡。这是一场战争,胜利的果实属于强者,仅属于强者中的最强者而非他人。随着这场运动逼近其极限,集中化程度不断加剧,竞争也更加激烈更加势均力敌。卷入竞争的国家不可能都获胜。只要这场运动沿着现在的方向发展下去,不仅不可能让所有的竞争者都有生存空间,而且现有的生存空间也会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在到达极限时,则根本无生存空间可言,资本主义生产将发展过头,于是将不可避免地要改弦易辙。
  种种问题蜂拥而至:世界所能承受的商业发展的极限是什么?这种极限可以被利用到什么程度?需要多少资本?能积累到足够的资本吗?简单回顾一下近百年的工业史,也许对现阶段的讨论有所裨益。资本主义生产,就其现代意义而论,产生于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工业革命,正如布鲁克斯·亚当斯先生所指出的,当时的种种伟大发明是其父母,从印度掠夺来的财富则是其得力的助产婆。如若没有资本的异常增长,就没有刺激发明的动力,甚至在几代人的时间里蒸汽可能依然无所作为,而不是像历史那样立即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最主要因素。19世纪的前几十年中,这些发明的应用水平得到提高,标志着制造业由工场制向工厂制的转化,并宣告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这场革命之重大由以下事实便可说明:英国首先发明了这些生产手段并用机器装备了自己,藉此她得以使英国货充斥世界市场。英国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其国内产品的十分之一,而为了制造这些国内产品她牺牲了农业,她不得不从国外买进食品,因此她又必须向国外销售其产品。
  然而,争夺商业霸权的竞争那时尚未真正开始,英国尚未遇到敌手。她的海军控制着海洋,她的军队和作为岛国的地理位置保证了她国内的和平环境。世界任其开发,在近五十年中,她控制了欧洲、美洲和印度的贸易。其时发生的数次大规模战争,使社会动荡不安,摧毁了潜在的竞争资本,并使消费量达到最高程度。于是,作为工业国家的先驱者,英国在追逐财富的竞赛中获得绝好的开端,使其他的国家直至今日才能赶上她。1820年她的贸易总额(包括进出口贸易)是六千八百万英镑,1899年则增长到八亿一千五百万英镑——贸易额增长了百分之一千二百。
  近百年来,英国一直在生产剩余价值,其生产量远远超过其消费量,这就大大增加了她的资本总额。这些资本被投资到她的国内外企业和海上运输业上。1898年,股票交易所估算英国在国外投资资本为十九亿英镑,但是在英国国外投资额增长的同时,她的贸易入超也在增长。到1868年为止的前十年中,年均入超五千二百万英镑;1869年至1878年年均入超八千一百万英镑;1879年至1888年年均入超一亿零二百万英镑;1889年至1898年年均入超一亿三千三百万英镑,其中1897年一年的入超总额竟然达到一亿五千七百万英镑之多。
  不过,就英国贸易入超本身而言,并不令人担惊受怕,因为迄今为止,这些入超都从她的海上运输业的收入及其在国外投资获取的利息中得到了补偿。确实引起人们的焦虑的倒是,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发展相比,她的出口贸易正在衰退,而其进口贸易却没有相应减少,再则,她的证券和手中的外国股份似乎难以保持上涨,这样,她便被迫抛售以保持平衡。《伦敦时报》悲观地评论说:“在经历了一段高工资、高利润、岁入充盈的商业扩展期之后,进入20世纪的我们正在走下坡路。”换言之,英国对世界资源和资本的强有力的控制正在松动,对世界商业和银行业的控制权正从她的指缝间溜走。她的国外股份得以销售等于公开宣布其他国家有能力购买之,甚至于证明,这些国家也正忙于生产剩余价值。
  这场运动已成了一场普遍的运动。今天,资本出现持续增长的势头,从一国波及另一国;生产正在成倍翻番地增加;以前,贫穷的不发达国家需要贷款时,习以为常地求助于英国。而今,德国在这方面同英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法国积极地向俄国提供高额贷款;奥匈帝国也有剩余资金购买外国股权。同样的,美国已成功地从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在生产剩余价值方面也变得精明起来,她为确保经济解放所作的努力大见成效。仅拥有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国生产出占世界粮食百分之三十二的农产品,从而被誉为世界农场主。如今,更令众人目瞪口呆的是,她竟然成了世界制造商。1888年,她的产品出口额达一亿零三千零三十万零八十七美元;1896年达二亿五千三百六十八万一千五百四十一美元;1897年达二亿七千九百六十五万二千七百二十一美元;1898年达三亿零七百九十二万四千九百九十四美元;1899年达三亿三千八百六十六万七千七百九十四美元;1900年达四亿三千二百万美元。与其持续增长的贸易出超情况相比,有一点很突出,即她的进口额非但未增加,反而是在下降,与此同时,她的出口额在近十年里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二点四。十年里她自欧洲的进口额由四亿七千四百万美元降至四亿三千九百万美元,同时,她的出口额却从六亿八千二百万增长至十一亿一千一百万美元。1895年她的贸易出超额为七千五百万美元;1896年突破一亿美元;1897年接近三亿美元;1898年为六亿一千五百万美元;1899年为五亿三千万美元,到1900年已达六亿四千八百万美元。
  在钢铁业方面,1840年美国尚不敢梦想跻身国际竞争市场;1897年她在伦敦市场以低价击败英国,这不仅令世界大为惊奇,连美国自己也颇感意外。1899年英国只有一辆美国机车,然而,1902年美国出口的五百辆机车中,英国所购数超过了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今天在俄国境内有一千辆美国机车在运行。曾有这样的事例:美国制造商签约承诺在四个半月内交付一辆机车,要价为九千二百五十美元;英国制造商则需要二十四个月方能交货,要价为一万四千美元。克莱德船舶制造商最近向美国订购了十五万吨钢板,节省资金二十五万美元;同时,美国钢铁打进伦敦新地铁建设工程也被认为是势在必然。美国器材在世界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鞋靴成品正开始涌入欧洲,机械、自行车、农业用具和形形色色的其他产品也是如此。一位汉堡记者在谈到美国产品大举侵占欧洲市场时说:“顺便提一下,人们注意到像打这篇文章用的打字机以及成千上万台——不,应是几十几百万台打字机都是美国制造的,它们遍布世界。它被放置在一间陈设着美制办公桌、书架和椅子的办公室里的一张美国生产的桌子上,欧洲人却造不出如此优质、实用、舒适,而且与美国产品价格相差无几的产品。”
  1893年和1894年间,美国由于不信任外国资本,无奈何只得回购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美国证券。然而,在1897年和1898年间,她已不是被迫无奈而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去回购国外的美国证券。她不仅买回自己的证券,在近八年来她还收购其他国家的证券。在伦敦、巴黎和柏林的金融市场上,她扮演着贷方的角色。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因而在国际金融危机威胁到世界的严峻时刻,世界各国都求助于美国强大的贷款能力以寻求安全保证。
  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中,美国已跻身于众多为建立商业金融帝国而争战的大工业国行列,并处于领先地位。美国赶超英国的数据很有意思:


年  份
美国出口额
英国出口额
1875
$497,263,737
$1,087,497,000
1885
673,593,560
1,037,124,000
1895
807,742,415
1,100,452,000
1896
986,803,080
1,168,671,000
1897
1,079,834,296
1,139,882,000
1898
1,233,564,828,
1,139,642,000
1899
1,233,466,000
1,128,987,000
1900
1,453,013,659
1,418,348,000

  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先生说:“美国一家新的钢铁托拉斯成立的消息传到德国时,在柏林股票交易所上市的钢铁厂家的股价立即下跌。”在欧洲还在谈论并沉醉于往昔的丰功伟绩之时,美国已在考虑、构想、甚至于着手新的建功立业了,美国的工业巨子和金融巨头已经在为组织和加强生产运输而挥汗苦干。但这还仅仅是个前奏,乐队刚刚入座,演出尚未正式开始。随着20世纪的到来,演出拉开了帷幕——这将是一场悲喜交加、悲大于喜的演出,它被恰如其分地命名为“美国对欧洲的资本征服”。国家是不容易灭亡的,欧洲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一将是建立关税壁垒。然而,美国会适当地以牙还牙,因为她的制造商已经在法国和德国境内建立工厂。而且,当德国的贸易期刊拒绝刊载美国的广告时,他们发现美国人正以海盗般的方式在德国的国土上林立起广告牌。
  法国经济学家M·勒鲁瓦·博利厄正在满怀激情地呼吁全欧洲大陆建立一个对抗美国的商业联盟——他大胆地宣称,这个联盟将发展成一个政治联盟。在这个问题上,他并非孤军奋斗,奥地利、意大利和德国都立即赞同他的提议并给予热情的支持。罗斯伯里勋爵最近在伍尔弗汉普顿商会上演讲时说:“美国拥有博大富饶、难以估计的资源,精明能干的作风,勇于进取的精神,以及在二十年内将达到一亿的人口,再加上他们已经实施把积累资本投入到庞大的合作性辛迪加或托拉斯以进行这场商业大战的计划,这一切使美国成为众多可怕的……对手中最令人生畏的敌人。”
  《伦敦时报》说:“企图掩盖大不列颠正在落后的事实是徒劳的,竞争的由来并非是对国内需求判断失误而引起的产品过剩。我们本国的钢铁制造商对此更为清楚,他们因而感到惊恐不安。在迄今为止仍属我们的市场中势必发生的这种竞争,是由于前所未见的高生产效率引发的。”这家报纸还说,甚至英国的海上霸权已岌岌可危,“因为一旦我们失去机械工程上的优势,我们的海上优势也将随之而去,除非我们那些成功的对手们对我们宽宏大量。”
  《爱丁堡晚报》在社论中忧心忡忡地说:“钢铁贸易方面我们大势已去,一旦因我们政府及欧洲各国政府的军备开支而引起的虚假繁荣停止,这些工业部门中一半的雇员将流落街头,前景令人不寒而栗。直到工人们认清自己除了移民出境之外别无生路,他们将不得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显而易见,资本积累必定有个极限。尽管已经为资本开辟了许多新的投资方向,利率仍然一路降低,这说明了剩余价值增长幅度之大。利率的下降是同波姆·鲍尔克的“利润缩减”律相一致的。也就是说,资本同别的东西一样,当它过剩时,其剩余部分的生利价值就会下降,剩余部分的资本所生的利润既然少于不过剩资本所生的利润,它必然为获得安全投资而竞争,同时迫使全部资本的利率下降。查尔斯·A·科南特先生极其精彩的〔地〕描述了争夺安全投资的尖锐斗争,即便在利率普遍低落的情况下,这种斗争仍很激烈。希土战争结束时,得到英、法、俄保证的希腊贷款令人吃惊地容易发行,尽管利息微薄。这笔在巴黎上市,总额为四千一百万法郎的贷款,认购数竟然超出二十三倍。英、法、德、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在近年内纷纷将其证券利润由百分之五改为百分之四;由百分之四点五改为百分之三点五;再由百分之三点五改为百分之三。
  根据1895年国际统计学会的计算结果,英、法、德和奥匈帝国单在流通证券一项上的投资就有四百六十个亿,而在希腊贷款上,法国竟又超额认购二十三倍多。总而言之,钱不值钱。安德鲁·卡内基及其他资本巨头每年都捐赠数百万美元,但这股资本剩余的浪潮依然汹涌澎湃。这些巨大的资本积累使投机冒险有机可乘,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的各种企业纷纷出笼,尽管他们巧取豪夺的钱财数目庞大,却几乎丝毫无损于资本总量。凭借伟大的发明或是生产方式的革新冲破发展停滞状况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而这些剩余资本需要一个能以某种方式在某个方面得以消耗的出路。
  当一个大国的生产装备有能力生产出的产品超过了在现存产品分配条件下其国民的消费能力时,它就要为这些剩余产品寻找国外市场。在另一个国家也发现自己有相同的处境时,自然而然争夺国外市场的竞争就开始了。随着第三、第四、第五以及众多其他国家加入这场竞争,处理剩余产品的问题也随之严重化。由于这些国家都各自拥有超过其流动资本的大量且不断增加的闲散资本,一旦他们为之竞争的国外市场本身也开始生产类似产品时,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严重,而是生命攸关了。
  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从未像今天这样激烈过。国外市场是滞积资本的一个重要出路,掠夺成性的资本在世界范围游荡,寻找可以立足之地。这种寻找国外市场的迫切要求将世界历史推入一个建立大殖民帝国的时期,只是这次同以往不同,征服其他民族与国家的目的不再是掠夺其产品,而是获取向他们销售产品的特权。过去的理论认为,殖民地国家的生存与繁荣要归功于宗主国,而现如今却是宗主国的生存与繁荣需归功于殖民地国家。到了将来有一天,这些起支柱作用的殖民地聪明起来,也生产出剩余价值并将其产品销往宗主国时,又会是何种局面?那时世界就到了充分开发的地步,资本主义生产也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发展。
  国外市场和不发展国家的存在大大延缓了这一时刻的到来。地球表面受人青睐的部分已被瓜分殆尽,但是其中许多地方的资源尚未得到开发。长久以来,殖民者没有从那些拥有这些资源的蒙昧衰败的民族手里夺取资源,并非由于那些民族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由于工业国之间相互猜疑,彼此防范,大国之间互相牵制。土耳其之所以尚立存于世,是因为列强尚未找到友好瓜分土耳其的途径;美国虽然强大,但她反对瓜分中国、并大肆介入土地贫瘠的国家和人种混杂的西班牙语国家的事务。资本给自己的发展设置了障碍,使得资本冲破一切束缚、势如破竹般横扫诸如中国和南美那样广阔地区的这一必将到来的时刻姗姗来迟。到了那一时刻,世界再没有可供开发的余地,资本主义或是衰退,在其自身的重荷下崩溃,或是改变其发展方向,那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
  远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前景。在西方国家如狼似虎地拥入这个地区,你喊我嚷地要求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实行门户开放的同时,其他势力也发挥着同样强有力的作用。不仅是年轻的西方民族将古老的民族逼得走投无路,东方人自身也开始觉醒。美国贸易在大步前进;英国贸易在逐渐衰退;而日本、中国和印度本身正在插足这场竞争。
  1893年中国进口十万台美国播种机,1897年进口三十四万九千台;1893年中国进口二十五万二千条美国床单和七万一千条英国床单,而1897年中国进口的美国床单达五十六万六千条,英国床单却仅有一万条。棉产品和纱线贸易(占对华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四十)显示了美国令人瞩目的进展。最近十年里,中国进口的美国素色布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一,价值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点五,而同时期里中国进口的英国和印度的素色布在数量上减少了百分之十三点七五,价值上减少了百分之八。这些数据摘自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之著作《中国的崩溃》。勋爵说,英国的纱已落于人后,印度纱已进至第一线。1897年,中国进口十四万担印度纱、一万八千担日本纱和七百担英国纱。
  日本昨天刚从中世纪的幕府统治下走出,并一举掌握了西方的科学知识与文化,今天就显示出她在生产剩余价值方面的睿智,并且正在摩拳擦掌准备明天在亚洲充当一百年前英国在欧洲充当的角色。显而易见,一百年时间使世界形势产生的变化将阻止日本成为第二个英国,但同样明显的是,这些变化并不能阻止日本在东方世界开始的工业进程中发挥其领导作用。1891年日本进口到牛厂港的货额为二万二千银两;1897年就增加到二十八万银两;日本的产品,从火柴到钟表到铁轨的枕木,已经叫她的亚洲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大惊失色,而这一切发生在她尚处于完成生产装备的阶段。不久之后,日本定会成为使世界资本总量日益增长的列强之一。
  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在谈到大英帝国这个长时间控制亚洲市场的商霸时说:“竞争形势对我们很不妙,其他国家的商业能量不断增强,已到了与英国相抗衡的地步……。由于中国人参加竞争以及蒸汽机被引进中国,中国的情况也发生了改变。”他说下面这段话时的忧伤语调更是一种凶兆:“必须开拓新的工业部门,而且我要特别提醒(英国)商会注意……一个事实,当地人在某些贸易领域内同英国制造商的竞争愈烈,他们需要的机器就愈多,如果我们的机械商有足够的魄力,购买这些机器的订货单就会涌入这个国家。”
  东方国家已渐渐显露出,他们在西方的监视下,将在创造剩余价值方面成为多么重要的因素。即使在限制西方资本的壁垒得以清除之前,东方也将顺利地得到开发。分析一下贝雷斯福德勋爵传送给商会的信息就会发现:第一,东方开始生产自己需要的产品;第二,西方国家为获得这些东方所需机器的销售特权,必然会进行激烈的竞争。一个残酷的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在西方为东方提供了这些机器之后,西方还能有什么作为?到了不单是东方国家而且所有现在不发达的国家都拥有剩余产品,同老牌工业国家相对抗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也就到了其发展的极限。
  但是,在此之前必然有一段时期要求发展暂停以获得喘息之机会。一个新的传奇故事将要诞生,有别于以往所有的传奇故事,这是一个经济传奇。为了夺得世界帝国这一令人心摇神驰的大奖,世界各国奋起竞争,拼个你死我活。在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中,列强的地位有升有降,强大的联盟时合时分,附庸国和隶属领地有如众多商品一般任人摆弄。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测,随着经济中心不可避免地发生转移,人口分布也将发生变化。过去就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如在工业城镇新兴时期,英国的人口从南部向北部迁移,或者说从旧世界向新世界迁移。形形色色的大企业拔地而起,投入运转,使资本家及劳工都在巨大的范围内实行联合。集中化和组织化将以我们从未想像过的方式臻于完美。不想被此大潮淹没的国家必须准确地调整供给,使之适应市场的需求,把产品浪费减至最小程度。对众多的人来说,生活水平很可能下降。由于资本的增长、寻求安全投资的竞争以及由此造成的利率下落,今天能获得可观收入的本金届时将难以餬口,各阶层职工将不再有余款储蓄养老。发现绕道好望角去印度的新航线使意大利的商业城市失去生意而没落,同样,无法在竞争中保持世界帝国这一奖品的国家将进入心惊胆战的时期。以下的情况将会出现:这些国家在既定方向上的发展已达极限,而整个世界的发展尚未到达极限,他们不再有发展的空间。然而,如果他们承受得住被甩出世界工业轨道的剧痛,改变发展方向便会是件容易的事。可以合乎情理地推测,那些衰败蒙昧的民族将一败涂地;那些强有力的民族将生存下来,进入一个世界终将进入的过渡阶段。
  发展方向只有两个:或是转向工业寡头政治,或是转向社会主义。不是私有企业的作用愈来愈大直至吞并了中央政权,就是政府的权力愈来愈大最后吞并了私有企业。寡头政治的机会也许很大。我们可以十拿九稳地说,如果一个老牌的生产国失去其国外贸易,人们将付出极大努力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府,但这种努力却不见得必定成功。由于有钱阶级控制着国家政权和财政收入,控制着一切谋生手段,而且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利益,所以完全可能对群众实行强力控制直到度过危机。这种事情他们以前干过,没有理由今后不再干。上个世纪末,一场努力建立社会主义的运动因其自身的愚蠢和幼稚而归于失败。1871年经济王国统治者的军队彻底击垮了整整一代社会主义斗士。
  一旦危机结束,仍然牢牢控制群众以确保自身安全的统治阶级将着手调整工作,使消费与生产取得平衡。由于安全投资被垄断,大量无利可图的资本将被用于改善基本建设,而不是用于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这种改善将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他们满足于新的社会秩序。这些资本可用于建设公路、公园、公共建筑和各种纪念物,甚至给工人建造更好的厂房和宿舍,都是很恰当的。这一行为本身就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所不同的只是操办者是另一个阶级,寡头统治集团。随着利率下落到零,闲散资金又无投资之处,人们将停止储蓄,向老年人发放养老金则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当人口对生计形成压力之时(因为地球不能扩展),下层阶级的出生率将降低,这是这一社会制度合乎逻辑的需要。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受到统治者的干涉,这种情况不得不发生而且终将发生。换言之,寡头政治将意味着劳动资本化和全部人口奴隶化。只不过这种奴隶形式比世界历来的奴隶形式要公平合理些。人均收入和消费将有所提高,同时,由于严厉控制出生率,在几代人的时间里,这种国家的统治方式将一成不变,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对地球进行资本主义方式的开发接近极限,许多国家被挤出国际贸易领域,这些国家的发展方向很可能转向社会主义。如果到那时才第一次出现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管的理论,那么社会主义运动成功的希望极为渺茫。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社会主义理论在19世纪得到充分发展,任何一个有劳资利益冲突的地方,就有人传播社会主义原则;由国家承担起过去只有个人才能发挥的作用也不止一次地为社会主义原则提供了例证。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极限时,便走到了二岔路口;以资本的力量为一方,以工人的教育和智慧为另一方,二者将决定社会何去何从。
  考虑到民众由习惯生成的惰性,一群工业寡头或一个大工业寡头最终得以控制全世界不是没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一个个寡头在一段时期里相继掌权的局面是很可能出现的,但长此以往地维持这种局面则是极不可能的事。时间的流逝不仅记录了人类的进步,也记录了普通民众的成长。从神圣君权的崩溃中,从代代王权的没落中,他们的地位级级上升:从身为奴隶主财产的奴隶,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直到成为现代社会的精英。难道他们的一切努力只是为了到头来重新落入工业寡头永久的奴役中!他们的全部历史对此呐喊抗议。普通民众有权享有更美好的未来,否则便有愧于他们的历史。


  本文写于1898年,惟一改动之处是把其中一些统计数字刷新到1900年,作为一个作家涉猎商业范畴的尝试,它的经历很有趣。一家主要杂志立刻接受出版并付了稿酬,其编辑承认它是“人们一旦得到就不可能松手的那种文章之一”。该编辑自动答应立即发表。随后,他害怕本文过分激进的性质,于是丢掉那笔业已付出的稿酬,未予发表。本文到处投递也找不到任何其他资产阶级刊物的编辑能够激进得足以同意发表。因此,过了七年之后,本文才得以首次问世。——作者


(陈颖卓 译)
录入者:路人韦某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9-11 01:16:21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怎样变成社会党人
杰克·伦敦

(1905)




说明:本篇选自杰克·伦敦文集《阶级的战争》(1905)。——译者
来源:《杰克·伦敦文集》第12卷·政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公平地讲,我变成社会党人,有点像日耳曼异教徒变成基督徒那样——硬是逼出来的。当时我不仅没有寻求社会主义,而且还和它对着干。我很年轻,乳臭未干,对什么都不太懂。虽然从没听说过所谓“个人主义”学派,却真心诚意地为强者唱过赞歌。
  这是因为我自己是强者。我说的强者,意思是我身体健康,肌肉坚实有力,这两点是很容易说清的。我孩提时代住在加利福尼亚牧场,少年时代在美国西部一座相当大的城市大街上兜售报纸,青年时期在太平洋和旧金山海湾充满臭氧的水流上度过。我喜欢野外生活,我在野外劳作,干着最艰苦的活儿。我不懂得经商,只是四处漂流,找个工作做做,我观察世界,认为它是美好的,什么都好。让我再重复一遍,我之所以这样乐观,是因为我有着强健的体魄,没有什么四肢酸痛、体力不支的苦恼。从来不曾被老板们因我不适合而拒绝过,总能找到铲煤、当水手或干某种体力劳动的活儿。
  由于这一切,我对自己年轻的生命感到洋洋得意,因为无论在工作中,或在搏击中总能坚持到最后,于是我成了一个狂放的个人主义者。这是很自然的。我是胜利者。因此,按我的观察,或我所认为的那种观察,我把这看做是一场非常适合于人的游戏。做一个人就是把“人”字用大写字母写在我的心上。像一个人那样去历险,像一个人那样去战斗,做一个人的工作(甚至只为了挣童工的工钱)——这些都紧紧地抓住我,直接走进我的心坎儿,这是其他任何事物都办不到的。我展望未来那漫长无边而又模糊不清的远景,在那远景中,我玩着我所想像的人的游戏,我将继续游历,健康永不衰退,遇不到任何偶然的事故,而且永远精力充沛。正如我所说,这个未来是漫无止境的。我能看见自己只是在人生道路上不停地猛进,像尼采笔下的金发碧眼兽,精力充沛地漫游着,并且凭着绝对的优势和力量去征服一切。
  至于不幸的、患病的、衰老的和伤残的人,我得坦白地承认我完全没有考虑过他们。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到,假如没有意外事件,那么,要是他们愿意的话,他们也会和我一样棒,也会干得和我一样好。意外事故?噢,它代表着命运,这也是用大写字母拼写而成的,人们是无法规避命运的。拿破仑曾经在滑铁卢遭到了意外,可是这件事并没挫败我想做另一位后来的拿破仑的愿望。而且,这种乐观主义产生于一种能消化铁屑的肠胃和一个因艰辛磨难而锻炼得更坚强的躯体,它不允许我把突然事故看做与我的光辉个性有任何关系。
  我希望我已把意思说清楚了,即我为自己是一个大自然中强壮有力的高贵的人而感到自豪。对我来说,劳动的尊严是世界上最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事。我虽没有读过卡莱尔或吉卜林,但我对劳动这一真理的阐述会使他们的观点相形见绌。劳动便是一切。它是神圣的,它就是拯救。我出色地完成一天艰苦的工作之后所感到的自豪,你是很难想像的。当我回过头再看看这样的事情时,连我自己也几乎难以想像。我是个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忠实的工资奴隶。逃避对付给我工资的人的责任,或托病逃差,那是罪过,首先对不住自己,其次对不住他。我认为那是一种仅次于叛变的罪行,几乎一样坏。
  简言之,我的快乐的个人主义被正统的资产阶级伦理观所支配。我阅读资产阶级的报纸,聆听资产阶级鼓吹者的宣传,对资产阶级政客们娓娓动听的陈词滥调大声叫好。我毫不怀疑,要不是其他的事件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我就会成为职业的罢工破坏者(艾略特总统的美国英雄),某些战斗的工联主义者将会用棍棒打烂我的脑袋,粉碎我挣钱的能力。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经过七个月的航海生涯回来了,那时刚满十八岁。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去浪游四方。坐在铁路的闷罐子车或拆卸减重的旧汽车里,我开始了自己奋斗的历程,从开阔的西部跑到东部。西部人爱闲聊吹牛,活儿要找人干才行,东部却是劳动力麇集的中心,在那里,人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为了找一份工作,不惜付出自己全部代价。在这场新的冒险中,我发现我这个金发碧眼兽,对生活的观察改换了一个新的、全然不同的角度。我从无产阶级堕入了被社会学家们称之为“社会的最底层”,而且吃惊地发现这最底层的人群是怎样变得越来越多的。
  我发现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曾一度像我那么棒,同样是金发碧眼,水手、士兵、工人,他们都被艰苦的劳役和意外的事故折磨得变了模样,像一匹匹衰竭的老马被主子撵了出来,四处飘泊。我和他们一道发脾气、砸东西、摔门,和他们一起在棚车里、在城市公园里一边冷得发抖,一边听人们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起初他们的境遇和我一样好,消化力和身体也和我一样棒,有的还比我更棒,可是到头来都在我眼前堕入到社会最底层的废墟里。
  当我听着人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大脑就开始思索。街上的娼妓、贫民窟的男人都与我相距不远。我望见了一幅当今社会的地狱景象,它是那样生动鲜明,就像是有形有体的东西似的。在这个地狱深渊的最底层我望见了他们,我在他们之上,可不太远,我用自己的全部力气、累得满头大汗地紧紧贴在光滑的墙上。我得承认恐惧攫住了我。我的力气不支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当我不能和那些目前尚未出生的婴儿、但必将成长为强壮的男人肩并肩地工作的时候,我又该怎么办呢?于是我当即立下大誓。誓词大约是这样的:在我的全部岁月里,我都用身体在努力干活,而按我干活的天数,现在正好接近深渊的最底层。我要爬出这个深渊,但不是靠我躯体的肌肉爬出来。我将不再作苦工,除了绝对不得不干的活儿之外,我不再多做一天的苦工,否则愿上帝赐我以死。自此以后,我就为逃离艰苦的工作而忙碌起来了。
  顺便说一句,当我徒步万里穿越美国和加拿大时,我来到尼亚加拉瀑布,让一个勒索钱财的警察抓住了。他不容分辩就当即判了我三十天监禁,理由是我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资产,于是就给我带上手铐,和情况类似的人拴在一条链子上,用马车带到布法罗,在伊利监狱注册登记,还让人剪去头发,刮光胡子,穿上犯人的横条囚衣,强行让一个专在像我们这样一些人身上做试验的医科学生接种疫苗,并在狱内作古板的机械操练,齐步走,在身背温彻斯特来福枪的卫兵们监视下干活——这一切都是由于以金发碧眼兽的方式进行冒险活动造成的。关于进一步的细节,那个宣誓作证者没有说,虽然他可以暗示,他的某种过量的民族爱国主义降温了,从他的心底漏掉了,流到某个所在——至少,从那次经历后,他发现他与其说关心想像的地理疆界,不如说关心男人、女人和小孩。

  再回到我转变的话题上来。我认为非常清楚明白的是,我的狂妄的个人主义被十分有效地从我身上敲打出去了,而有些东西又十分有效地敲打了进来。不过,正如我曾经成了个人主义者而自己却不知道那样,我现在也并不知道自己成了社会党人,尽管还不是一个科学的社会党人。我获得了新生,但并没有更名,我跑来跑去想探出自己到底是何物。我跑回加利福尼亚,翻开了书本。我记不清先翻开的是哪本书。不管怎样,这一点是无关紧要的细节。不管它是何物,反正我已经成为它了。在书本的帮助下,我发现它是个社会党人。从那天以后,我就翻阅过好多书,但没有任何经济学的论争,没有任何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清晰的逻辑推理对我的影响,能像我第一次看见深渊的墙壁在我四周竖起,并感到自己正在往下滑、往下滑,滑进那底部的废墟里的时候那么深刻,那么具有说服力。


(宁宓用 译)
录入者:路人韦某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9-11 01:17:29 | 显示全部楼层
革 命
杰克·伦敦

(1905)




说明:本篇选自杰克·伦敦的《革命文集》。——译者
来源:《杰克·伦敦文集》第12卷·政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对凡庸的人们,现在已经足够,他们从不展望未来,的的确确不过是泥土,他们时代的足迹在这泥土上永远石化。”


  数日前,我接到一封信。那是从亚利桑那州寄来的。它以“亲爱的同志”开头,以“你的革命同志”作结。我回了一封信,我的信的开端也是“亲爱的同志”,落款是“你的革命同志”。美国有将近一百万人口,其中有四十万男男女女写信时都以“亲爱的同志”开头,以“你的革命同志”作结;德国有三百万人写信时都以“亲爱的同志”开头,以“你的革命同志”作结;法国有一百万;奥地利有八十万;比利时有三十万;意大利有二十五万;英格兰有十万;瑞士有十万;丹麦有五万五千;瑞典有五万;荷兰有四万;西班牙有三万——他们全都是革命者、同志。
  这些人令拿破仑和薛西斯一世①那些浩浩荡荡的大军相形见绌。不过这些人不是为维护现行秩序,而是为革命进行征战。一旦点名号吹响,他们就会组成一支七百万人的大军,依据当今形势,竭尽全力为彻底推翻现行社会、夺取世界财富而战斗。
  在世界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这样的革命。它与美国革命或法国革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它是独一无二的,无比宏伟的。其他革命与之相比犹如小星星之于大太阳。这场具有世界规模的首次革命,显示出自身独特的风貌。在它自身的革命历程中充满了彻底变革的精神。不仅如此,它是第一次由人们组织起来的世界范围的运动,仅仅受到地球空间的限制而已。

① 薛西斯一世(Xerxes,约公元前519—465),波斯国王,以强悍著称,于公元前480年,曾率劲旅征脤希腊。此人此事在欧洲广为人知。——译者

  这场革命与其他革命在好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它不是偶然发生的。它并非产生于某些人不满情绪的发泄,然后这团火气又会在某天烟消云散。若论产生年限,它比现今一代人要长,它拥有自身的历史和传统以及为之牺牲的殉难者的名单,也许仅仅只比为基督教殉难的人数略少一些。它也几度产生了自己辉煌的文学创作,较之于以往任何革命文学更为感人,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科学性。
  他们称呼自己人为“同志”,这些人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同志。这个词语不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也不是只为口头上说起来好听而杜撰出来的。它将人们兄弟般地联结在一起,他们在造反的红旗下并肩战斗,附带说一句,这面红旗象征着人们兄弟般的情谊,并不象征纵火、煽动,那只是吓破胆的资产者面对红旗产生的联想。这种革命的同志关系是有活力的、暖人心的,它超越了国界、突破了种族偏见,以自身的力量向人们证明它比七月四日更强大,比我们祖先自夸的那种对美国的效忠情感更强烈。法国的社会主义工人与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忘记了阿尔萨斯与洛林,当战争的威胁出现时,他们通过决议,并且宣称,作为工人和同志,他们彼此没有任何争端。就在不久前,当日俄两国相互掐住对方的脖子厮打的时候,日本的革命者却向俄国革命者致电。电文如下:“亲爱的同志们——最近你们的政府和我们的政府投入了战争,以实现他们的帝国主义意图,但对我们社会主义者来说,是没有边界、种族、国家或民族的。我们是同志、兄弟和姐妹,没有理由作战。你们的敌人不是日本人民,而是日本军国主义以及所谓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1905年1月,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群众集会,向正在进行斗争的同志,即俄国革命者表达他们的同情,而且为了弥补俄国弟兄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还在全国范围内捐募资金,以最快的方式电汇给俄国革命领导者。
  为捐募资金而发出的这一号召,对它的欣然响应,这一号召的措辞,都实际显示出这一世界革命的国际性团结:“无论现今俄国革命的直接效果是什么,该国的社会主义宣传在现代阶级战争的历史上受到了空前未有的激励。俄国工人阶级在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英明领导下几乎独一无二地进行着争取自由的英勇战斗,它再次表明这样的事实,即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已成为现代一切解放运动的先锋。”
  这儿是由七百万同志组织起来的、国际性的、世界范围的革命运动。它体现出人类巨大的力量。对此必须加以认真考虑。这是力量。这是传奇——如此宏伟,以致似乎超出常人知识范围以外的传奇。这些革命者为巨大的热情所支配。他们强烈地意识到个人的权利,对人性极其尊重,但对死人统治的尊重,如果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他们不愿为死者所控制。他们不相信业已确立的社会秩序的传统习俗,这使资产阶级大为震惊。他们嘲笑资产阶级社会所宣扬的美妙理想和可贵的道德规范。他们试图摧毁资产阶级社会,连同它的大部分美妙理想和可贵的道德规范,其中最主要的便是那些在诸如资本的私有制、适者生存以及爱国主义——甚至爱国主义——的名目下集合在一起的人们。
  这样的一支拥有七百万人的大军会迫使统治者和统治阶级停下来认真考虑的。这支军队的呼声是:“决不手软!我们想要你们占有的一切。我们以拥有你们所拥有的一切为满足。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来掌握统治的权力和人类的命运。这儿是我们的手。它们是强有力的手。我们将接收过来你们的政府,你们的宫殿和你们养尊处优的生活。到那一天,你们甚至会像田野里的农民,或像各大城市里忍饥挨饿的干瘪小职员那样为了面包而工作。这儿是我们的手。它们是强有力的手。”
  愿统治者和统治阶级能停下来好好考虑。这是革命。而且这一支七百万人的队伍并非纸上空谈。在战场上,他们是七百万人形成的战斗力。今天,在世界文明国家里,他们投七百万张选票。
  昨天他们还没有这般强大。明天他们会更加强大。而且他们是战士。他们热爱和平。他们不怕战争。他们的意图完全在于彻底摧毁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占有全世界。如果国内法律允许,他们就在投票箱旁和平地为此目的而奋斗。如果法律不允许,如果统治者对他们采用武力,他们就诉诸武力。他们以暴力对付暴力。他们的手坚强有力,他们无所畏惧。例如,俄国那里没有选举权。政府将革命者处死。革命者就以暗杀对付合法的谋杀。
  这里出现了一个意义特别重大的情势,统治者们还是考虑考虑为好。让我说得具体一些。我是一个革命者,我还是一个心智健全的正常人,我称那些俄国的暗杀者是“我的同志”,而且也这样认为。美国的所有同志,全世界所有的七百万同志也都如此。我们的同志得不到全世界的支持,那么一个有组织的、国际性的革命运动又有什么价值!表现这价值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的确确支持俄国同志们的暗杀行动。他们不是托尔斯泰①的信徒,我们也不是。我们是革命者。

① 托尔斯泰(Tolstoy,L.N.,1828—1910):俄国伟大的文学家,主张“勿以暴力抗恶”。——译者

  我们的俄国同志们组成了一个他们所说的“战斗组织”。这个战斗组织指控并审讯了一个名叫西比亚古因的内政部长,裁决他有罪,判以死刑,并于4月2日在马林斯基宫将他处决。两年以后这个战斗组织又判处了另一个内政部长冯·普列赫夫以死刑。事后,他们发布了一纸文告,日期是1904年7月29日,历数冯·普列赫夫的罪状,并宣布该组织对暗杀负责。这一文告已分送到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手中,并通过他们在各地的报刊杂志上发表。还应当指出,并不是世界上的这些社会主义者不怕这样干,并不是他们敢于这样干,而是他们把它当做日常的工作来干,并发表可以称之为国际革命运动的官方文件。
  这些都是革命的要闻——还得承认这些也都是事实。把这些告诉统治者和统治阶级,并不是虚张声势,也不是吓唬他们,而是让他们能更深刻地考虑这一世界革命的精神和实质。是革命要求人们深思的时候了。革命钉住世界上每个文明国家不放。一个国家文明化的速度越快,革命就越钉住它不放。随着机器传入日本,社会主义也传入日本。社会主义与美国士兵肩并肩地进入菲律宾。在古巴和波多黎各,最后的炮声一消失,就立即形成了当地的社会主义组织。大量的更为重要的事实是:革命钉住不放的所有国家中,革命没有放松任何一个国家。相反,它对每个国家都一年比一年钉得更紧。作为一场积极活跃的革命运动,它显然是在上一代发生的。1867年,它在世界上的投票人数已达三万,到1871年,它的票数增至十万,1884年刚达五十万,而到1889年,就已超过了一百万。随后,势头猛增。1892年世界上社会主义者的投票数是一百七十九万八千三百九十一;在1893年是二百五十八万五千八百九十八;在1895年是三百零三万三千七百一十八;在1898年是四百五十一万五千五百九十一;在1902年是五百二十五万三千零五十四;在1903年是六百二十八万五千三百七十四。而在公元1905年它已逾越七百万。
  这场革命的火焰也不会不触及美国。1888年这儿仅有二千零六十八张社会主义选票,1902年有十二万七千七百一十三张社会主义选票,而到1904年则投了四十三万五千零四十张社会主义选票。是什么扇起了这场火焰?不是艰难的岁月。20世纪头四年被认为是繁荣昌盛的年代,可那时却有三十多万人加入了革命者的行列,站到鲜红的旗帜下,公然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在加利福尼亚,十二个人中就有一个公开宣称自己是正式的革命者。
  有一件事必须清楚地理解。这不是一大群生活悲惨、对一切不满的人们自发的、糊里糊涂的暴动——一种由于害怕受到伤害而产生的盲目和本能的行动。相反,革命的宣传是理智的;运动建立在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之上,是符合社会发展的。那时,苦难的人们还未造反。革命者并非那些坠入社会底层的饥寒交迫、疾病缠身的奴隶,而主要是一些生活不错、身体强健的人,他们看到那社会底层的废墟正等待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因此向后退撤,不愿掉下去。苦难的人们无能为力,不能自助。但他们正在得到帮助,他们投身革命、壮大革命队伍的一天已为时不远了。
  还有一件事必须弄清楚:虽然事实上中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对革命运动也很感兴趣,但这场运动仍然是工人阶级的造反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工人阶级的造反运动。世界上的工人们作为一个阶级正与世界上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们进行斗争。所谓的伟大的中产阶级的参与乃是这场社会斗争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异常现象。中产阶级是一个正在走向消亡的阶级(狡猾的统计学家们却弄出相反的一套),他们作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缓冲剂,这样一个历史任务几乎已经完了。他们已几乎没有什么可做,只有哀叹并渐渐被人遗忘。他们已经开始用民粹派和杰文逊式民主党派的腔调在哀叹了。斗争正在进行。革命已经来临。世界上的工人们在进行造反。
  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单凭任何精神奇想是不能够引发出一场世界革命的。奇想不能促成万众一心。这里必定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使得七百万人拥有共同的心愿,使得他们背弃对资产阶级之神的忠诚,使得他们对爱国主义这样一个如此美好的东西失去信心。革命者给资产阶级列举了许多条罪状,为今之用只需陈述一条。对于这一条,资本家从来没有做出过答辩,也永远不能做出答辩。
  资产阶级曾经统治这个社会,而它的统治已宣告失败,而且败得那么惨,那般可耻、可怕。资产阶级曾经拥有一个机遇,一个世界历史上早先的统治阶级从未拥有过的机遇。资产阶级摆脱了古老的封建贵族的统治,建立了现代社会。他们控制了物质,掌握了生活机器,使人类有可能步入一个辉煌的时代,在那里不该有人因为食不果腹而啼哭,在那里每个孩子原本有机会受到教育,变得聪聪明明而又具有高尚的精神风貌。物质既已得到控制,生活机器既已被掌握,这一切本是可能的事。这是一次机遇,上帝赐予的机遇,可是资产阶级却失败了。他们盲目而贪婪。他们空谈美好理想和高尚道德而又毫不犹豫、一刻不停地进行贪婪活动,最后彻底垮台。他们遭致的失败与他们忽视的机遇一样巨大。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像蜘蛛网一样纠结在资产阶级的头脑中。他们过去是盲目的,现在仍然盲目,他们看不见也搞不懂。还是让我采用准确、犀利的言辞将这份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阐述得更清楚一些吧。首先让我们想想穴居人,他们非常纯朴,脑袋像大猩猩那样向后倾斜,只有一点点智力。他们生活在敌对的环境中,是一切凶猛生物的捕食对象。他们没有发明,也缺乏技能。他们获取食物的自然本领,譬如说,是“一”吧。他们甚至不耕种土地,而是凭着“一”这样的自然本领与食肉兽进行拼搏,从而获得食物与藏身之处。他们一定做了这一切,否则他们就不会在地球上繁殖、散布到四面八方,一代又一代地繁衍自己的子孙,以至最终演变成你我。
  穴居人凭借其自然本领,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取到足够的食物,没有一个穴居人成天挨饿。他们过着健康的户外生活,游荡,安息,有充裕的时间发展自己的想像力并创造神祇。也就是说他们用不着用全部时间去劳作以便获取充足的食物。穴居人的孩子们(所有野蛮人的孩子都是这样)都有自己的童年,我指的是有机会玩耍与发展的幸福童年。
  而现在,现代人生活得怎样呢?想想美利坚合众国这个世界上最繁荣最文明的国家。在美国,有一千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贫困意味着如下生活状况:因为缺少食物和必要的住处,他们连起码的工作效率都不能维持。在美国,有一千万人吃不饱。在美国,有一千万人由于吃不饱而不能保持基本的体力。这就意味着这一千万人因为吃不饱而正在灭亡,死去,无论身心都在慢慢地衰竭。在这片辽阔、富饶、繁荣、文明的国土上,到处都有男人、女人和孩子在过着悲惨的生活。在各大城市里几十万、几百万人被隔离在贫民窟中。他们的生活悲惨到了极点。穴居人也从来不曾像他们那样经常地挨饿;像他们那样睡得那样坏;像他们那样腐烂,生病;像他们那样长时间地、辛苦地劳作。
  芝加哥有一位妇女每周工作六十小时,她是一名缝纫工,在衣服上缀纽扣。在芝加哥的意大利缝纫工中,女装工每周的工资平均为九角,可是一年里他们每周都在工作。裤工每周平均工资是一点三一美元,一年平均工作二十七点八五周。女装工每年平均挣三十七美元,裤工挣四十二点四—美元。这样的工资意味着他们的孩子没有童年,他们的生活极不像样,人人都要挨饿。
  与穴居人不同,现代人不能什么时候想工作就能工作,从而获取到食物与住所。现代人首先得找工作,而在这一点上他们通常是个失败者。于是生活变得越来越艰辛。他们悲惨的生活经常见诸每天的报纸。让我们在数不清的例证中引出以下几例吧。


  在纽约市,住着一位妇女叫玛丽·米德。她有三个孩子:玛丽一岁;约翰娜两岁;艾利丝四岁。她丈夫找不到工作,全家只好挨饿。他们被人从斯图本街一百六十号赶了出来,玛丽·米德掐死了她的婴孩——一岁的玛丽;扼死了四岁的艾利丝;想扼却没能扼死两岁的约翰娜,之后她服毒自尽。孩子们的父亲对警察说:“持续的贫困使我老婆精神失常。我们一直住在斯图本街一百六十号,可是一个星期以前被撵了出来。我找不到工作,甚至挣不足糊口的钱。孩子们变得越来越痩弱,生起病来,我老婆几乎整天都在哭。

  “慈善部门被上万份失业售货员的申请书搞得不知所措,发现自己难以应付这样的局面。”《纽约商报》,1905年1月11日。


  一个男人因为找不到工作,为了挣钱煳口,他在一家日报上为自己刊登了下列一则广告:


  今有一男青年,受过良好教育,由于无法找到工作,现愿出售肉体供医生与细菌学家研究,他们将拥有本人肉体的全部所有权,请来函说明愿出价多少。来函请寄三四六六信箱,《检查者》。

  弗兰克·艾,马林于星期三晚到中央警察局请示警方以流浪罪为名将其禁闭起来。他说他长期以来一直在找工作却没找到,因此确信自己已沦为流浪汉。不论怎样,他实在太饿了,一定得吃点儿东西。警察局判处他三个月监禁。——《旧金山检查者》


  在旧金山第四大街三十二号苏托楼的一间屋子里,发现了瓦·格·罗宾斯的尸首,他是拧开煤气管道而自杀的。与此同时还发现了他的日记,摘录如下:


  3月3日——这里没有机会找到任何工作,我以后怎么办呢?
  3月7日——还是没法找到任何工作。
  3月8日——我一天靠吃五分钱的炸面包圏过日子。
  3月9日——我最后的贰角伍分钱交付了房租。
  3月10日——上帝,救救我!我只剩下伍分钱了。找不到任何事干。下一步该怎么办?挨饿或者——?今晚我已经花掉了最后的五分钱,我该怎么办?去偷,去讨,还是去死?在五十年的生命里,我从来没有偷盗过,乞讨过,也没有挨饿过,可现在我已走到绝路上了——死亡似乎是惟一的避难所。
  3月11日——整天都在生病——今天下午发烧得厉害,今天没能吃到一点儿东西,或者说从昨天中午开始就在挨饿。我的头,我的头好痛,再见吧,一切。


  在这片繁荣昌盛的土地上,当代儿童生活得怎样呢?在纽约市有五万孩子每天早晨饿着肚子上学。1月12日一则电讯从这座城市传向全国各地,报道了由纽约妇女儿童医院的艾·伊·丹尼尔医生讲述的一件事。其中谈到一个十八个月的婴儿在一个公寓里的血汗工厂干活,每周五角钱。


  在一间没有家具的空荡荡的屋了里,又冷又冻,玛丽·加林太太死于饥饿。她躺在一堆破布上,紧贴其胸部爬着一个正在啼哭的瘦弱婴儿,他才四个月,这是今天早上发现的,地点在布鲁克林区,默特尔大街五百一十三号。发现此事的是一名警察,名叫麦康农,他属弗拉辛大街警察局。几个人紧紧相偎着取暖是这间屋子另一角落的情景。这几个人是父亲詹姆斯,加林和他的三个从两岁到八岁的孩子。孩子们凝视警察的目光,像一群贪婪的野兽。他们饿坏了,在这间令人难受的屋子里没有一点儿面包渣儿。

   《纽约日报》,1902年1月2日

  在美国有八万儿童离开自己的双亲独自在纺织厂里做苦工。美国南部的童工每班工作十二个小时。他们从来没见过白天。当太阳泼洒着自己的光辉温暖这个世界时,那些值夜班的孩子们却睡着了;而那些值白班的却正在机器旁干活儿。他们在黎明前就上班了,直到天黑才回到简陋、污秽的小屋,一个悲惨的所在,却被称之为“家”的地方。很多孩子一天只不过挣一角钱。还有一些小姑娘,一天只挣五六分钱。那些值夜班的孩子们,经常被用冷水泼洒脸以防睡着。有的孩子只有六岁便已上了十一个月的夜班。当他们生病了,无力从床上爬起来上班的时候,便有受雇的男人骑在马背上,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哄骗他们、威胁他们起来上班。他们当中百分之十的人得了活动性的肺结核。所有的人都瘦弱,健康极度受损,发育不健全,以至畸形,无论身心都是如此。埃尔伯特·哈伯德在谈到南方棉纺厂的童工时这样说:


  我想举起一个小东西看看他有多重,他那皮包骨头仅有三十五磅重的小身躯突然发出一阵战栗,他害怕极了。他挣扎向前,去系一根断了的丝带。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力,我摸了摸他,并递给他一块银币,他默默地望着我,那张布满皱纹、被痛苦扭曲了的脸倒像是个六十岁老头儿的。他没有伸手拿钱——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在这一家面粉厂里,像这样的孩子有几十个之多。一个和我在一起的内科医生说这些孩子大概在两年内会全部死去,他们的位置又会被其他的孩子们所取代——孩子,有的是。肺炎夺去了他们大部分人的生命。他们的身体已经成熟为疾病的温床,疾病来时没有回响——没有反应。药物根本不起作用——因为生命力已被摧毁、耗尽,病孩儿陷入昏迷状态,然后死去。


  这就是美国,世界上最繁荣、最文明的国家所发生的事,这就是当代的美国人和他们的子女的生活情况。而且必须记住,以上列举的例证,仅仅是例证而已,它们能成倍、无数倍的增加。还必须记住,美国的真实情况也就是整个文明世界的真实情况。似这般悲惨的遭遇却不是穴居人的生活。那么,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穴居人所生活的充满敌意的环境到了子孙后代变得更加敌对了?难道是穴居人获取衣食住行的自然本领“一”到了现代缩减为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了吗?
  相反,穴居人那充满敌意的环境已经被摧毁了,对于生活在现代的人来说它已不复存在。所有食人的动物,初期世界人类每日面临的威胁,已被铲除。很多捕食人类的动物已绝种。在世界各个僻静的角落仍残留着少量人类凶恶的敌人,但是他们远未能构成对人类的威胁。当代人在想改换生活情调、进行娱乐的时候就会来到这些僻静的所在打打猎。闲来无事时也会为这种大型狩猎娱乐活动的逝去而惋惜。他明白在不远的将来这一切会从地球上消失得干干净净。
  自从穴居人时代以来,人类求生存的能力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上千倍。人类控制了物质,发现了物质之秘并对其规律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人类产生了卓越的技能技巧。令人惊叹不已的发明创造诞生了。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地增强了人们获取生存条件的能力,它表现在农业、采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以及通讯事业的发展上。
  从穴居人到近百年以前的手工操作时期,人类谋生存的本领增长得非常快。时至今日,通过机器,这种能力又增长了若干倍。从前人们将一百吨重的矿石运到火车上需要二百小时,可是今天通过机器做同样的工作只需两个小时。美国劳动局为我们提供了下列表格,以对比的方式显示出新近人们在获取人类生存条件时能力的增长情况。


  大麦(一百蒲式尔)机械时间九小时,手工时间二百一十一小时
  玉米(将五十蒲式尔玉米脱粒去皮同时将叶片切为饲料)机械时间三十四小时,手工时间二百二十八小时
  燕麦(一百六十蒲式尔)机械时间二十八小时,手工时间二百六十五小时
  小麦(五十蒲式尔〕机械时间七小时,手工时间一百六十小时
  装载矿石(将一百吨铁矿石装上车)机械时间二小时,手工时间二百小时
  卸煤(将二百砘煤从运河船上装运到四百英尺外的箱内)机械时间二十小时,手工时间二十四小时
  叉干草(五十叉,用十二英寸长的锡制草耙)机械时间十二小时,手工时间二百小时
  犁地(单侧犁,橡木耙与橡木把)机械时间三小时,手工时间一百一十八小时。


  根据该劳动局的统汁,在最好的生产条件下,一个劳动力生产二十蒲式尔小麦需要六十六分钱,或者说一蒲式尔需要三又三分之一分钱。这是加利福尼亚一家拥有一万英亩土地的大农场的平均生产费用。卡洛尔·德·赖特先生说今天四百五十万人通过机器的帮助,可代替四千万人的手工劳动。奥地利的赫佐格教授宣称,假如五百万人利用当今的机器从事社会有效劳动,每人每天只需工作一又二分之一小时,便能为两千万人提供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和小小的享乐。
  既然如此,既然人们控制了物质,既然今天人们的求生本领较之于穴居人增加了上千倍,那么为什么成千上万现代人比穴居人生活得还要悲惨呢?这是革命者提出的问题,是革命者对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质问。资产阶级不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现代人的求生本领比穴居人强上一千倍,那么为什么在今日之美国竟有一千万人不能很好地解决吃、住问题呢?如果穴居人的孩子尚且不需要工作,为什么今日之美国竟有八万孩子还得离开双亲,独自在厂房里干活,耗尽自己的生命?如果穴居人的孩子尚且不需要工作,为什么今日之美国竟有一百七十五万二千一百八十七名童工?
  这是对资产阶级千真万确的控诉。资产阶级以往管理不善,现在仍然如此。纽约市有五万名儿童饿着肚子上学,却有一千三百二十名百万富翁。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资产阶级将财富据为己有,而致使广大群众过着悲惨的生活。远非如此,广大群众生活的悲惨并不是因为缺少被资本家攫取的财富,而是缺少那些还没有创造出来的财富。这些财富之所以从来没有创造出来,乃是因为资产阶级对社会的管理太没有理性,管理中出现的浪费太大。资产阶级盲目而贪婪,他们疯狂地进行控制,却不仅没有收到最好的效果,反而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他们的管理方式是一个极端浪费的管理方式。对这个问题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现代人的本领虽千倍于穴居人,其生活却比穴居人更悲惨更不幸。面对上述事实,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资产阶级的管理浪费太大,损耗严重。
  利用世界上的自然资源,加上机器的发明,如果合理地组织生产与分配并同样合理地消除浪费,体格强健的工人每天只需干两三个小时的活,就能养活所有的人,使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使每个人都受到教育,使他们过上颇为舒适的生活。世界上将不再有物质上的匮乏和种种不幸,孩子们将不再会为生活累得精疲力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将不再会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像畜牲般地死去。不仅物质能得到控制,机器也将得到控制。在那样的日子里人们将不会像今天这样为填饱肚子而工作,而是受动于更美好的憧憬、更高尚的动机。没有哪个男人、妇女和孩子会为辘辘饥肠被迫劳作。相反他们的行动出自美好的动机:犹如儿童们参与字母拼写比赛,犹如男孩、女孩一起作游戏;犹如科学家系统地阐述客观规律;犹如发明家运用这些规律进行创造;犹如艺术家、雕塑家在彩绘自己的画布,雕塑自己的作品;犹如诗人与政治家通过吟诵自己的作品和从事政务活动而服务于人类。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的精神风貌、智力水平和艺术素质都将大大提高。整个人类社会将似巨浪澎湃,滚滚向前。
  这就是过去曾赋予资产阶级的大好时机。就资产阶级来说,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盲目得轻些,贪婪得少些并进行合理化的管理。人类本有可能步入一个美妙的新时代,可是资产阶级失败了。他们将文明筑成了废墟。资产阶级没法不服罪。他们清楚这一机遇,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告诉过他们;学者、科学家们也告诉过他们。他们所说的一切都记载在当今的书本之中,是明明白白的证据。资产阶级不愿听从明智的呼唤,他们太贪婪。他们曾站在议会大厦里(就像今天这样)无耻地宣称如果没有男女童工的劳动便不可能获得利润。他们自欺欺人,空谈着美好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安然入睡,听任痛苦与不幸在人类生活中继续与蔓延。简而言之,资产阶级没有好好把握这次机遇。
  可是机遇并没有消失。它尝试了资产阶级并发现他们不行。现在剩下工人阶级,他们要看看面对这一机遇,能做些什么。“可是工人阶级是无能的。”资产阶级说。“你们怎么知道?”工人阶级回答,“你们失败了并不意味着我们也会失败。无论如何我们是要试一试的。我们七百万人都这么说,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讲?”
  资产阶级能说什么呢?姑且认为工人阶级是无能的,姑且认为革命者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以及革命者的论点是错误的,可是七百万革命者的存在毕竟是个事实。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他们的控诉,相信他们的论点,这也是事实。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长,这也是事实。他们有推翻当今社会的意图,这也是事实。他们要占有整个世界,包括其全部财富、机器和政府机构,这也是事实。而且工人阶级的队伍比资产阶级的队伍庞大得多,这也是事实。
  这场革命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区区少数的资产者怎能阻止这一革命的浪潮?他们该为这一浪潮提供些什么?他们又提供了些什么?雇主协会、禁令、掠夺工会财富的诉讼、成立自由雇佣企业的喧嚷与合并、对八小时工作日的强烈的无耻的反对、各个市政府的腐败、为购得资产阶级法规而在每一立法机关进行的强烈游说与行贿活动、刺刀、机枪、警棍、职业罢工破坏者和武装侦探——这些便是资产阶级正在倾倒于革命浪潮前的东西,仿佛以此就能阻挡住革命的洪流似的。
  今天资产阶级仍然是盲目的,他们看不到革命的威胁,恰似以往他们对上帝赐于自己的机遇视而不见。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地位是多么地不牢固。他们不能理解革命的力量,也不能明白革命的预兆。他们照样过着平静的日子,一边空谈着美好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一边龌龊地争夺物质利益。
  历史上没有哪个被推翻的统治者或统治阶级曾重视过推翻自己的革命。今天的资产阶级也是如此。他们不是通过妥协、通过调解、通过取消一些对工人阶级的粗暴压迫手段来延长自己的生命,而是采取对抗性的措施,将工人阶级推向革命。近年来,每一次罢工被破坏,每一次工会财产被合法地掠夺,每一次封闭型企业被转换成了自由雇佣式企业都迫使成千上万直接受到伤害的工人们倒向社会主义。告诉一个工人他的工会失败了,他便成了革命者。用禁令搞垮一次罢工,或者通过诉讼使一个工会破产,受到伤害的工人们便开始聆听社会主义迷人的歌声,永远脱离了资本主义政治。
  对抗从来不曾平息革命,可是资产阶级所提供的大抵只是对抗。的确,他们也提供一些陈旧的观念。这些观念在过去是行之有效的,但现在已不再灵验。“独立宣言”和法国百科全书派所倡导的“七·四”自由在今天已几乎不适宜。脑袋被警棍打破了的工人不喜欢它,工会财富被某一法庭决定掏空了的工人不喜欢它,工作被某项节省劳力的发明夺走了的工人不喜欢它。对于一个经历过法院候审滋味或被不合法地从科罗拉多州驱逐出来的工人来说,美国宪法也不再那么光彩夺目与合理合法。这位工人受伤害的情感也不会因为从报纸上读到候审与放逐都是绝然公正的、合乎法律的以及维护宪法的而得到平复。“让宪法见鬼去吧!”他会这样说。另一位革命者又被创造了出来——是资产阶级创造的。
  简而言之,资产阶级是这样地盲目,他们不做任何延长自己寿命的事,相反却做尽一切使自己短命的事。资产阶级所呈奉的一切都是不干净、不高尚和没有生命力的。革命者所呈奉的一切都是干净、高尚和有生命力的。他们提倡奉献、无私、牺牲、殉难——这些东西以一种源自向善动力的、本质上是宗教性的热情唤起人们的想像,打动人们的心房。
  但是革命者所采取的手段并不固定。他们提供事实、统计数据、经济学和科学论断。如果一个工人仅仅是自私,革命者就会向他表明——以数学的方法向他表明——革命将会改变他的处境。如果这位工人的觉悟比较高而且动机纯正,如果他有精神和灵魂,革命者就向他提供精神上与灵魂上的东西,这些东西无比巨大,非金钱所能度量,也非金钱所能抑制。革命者大声谴责不公,呼唤正义。最为有力的是,革命者歌唱人类自由这支永恒的歌,这支在所有的国度被所有的人永远传唱的歌。
  资产阶级中几乎没有人看到革命。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因为太无知而看不到革命,许多人是因为太恐惧而不去正视革命。这是世界历史上每一个走向灭亡的统治阶级共同的经历。权力和财富使他们迟钝,成功使他们昏醉,过度的饮食和斗争的终止使他们软弱无力。他们就像聚集在蜜缸边的雄蜂,等待着工蜂跳于其上,结束其慵懒的生命。
  罗斯福总统模模糊糊地看到了革命,并为他所看到的景象而惊吓,从而畏缩不再看下去。他说:“首先我们需要记住在政治领域里,任何形式的阶级仇恨,比起区域性、种族性或者宗教性的仇恨来都更加邪恶,对国家利益的破坏性也更大。”
  罗斯福总统认为政治领域内的阶级仇恨是邪恶的。但是政治领域内的阶级仇恨正是革命者所要宣扬的东西。“产业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要持续下去,”他们说,“但是要把它们扩展到政治领域里来。”革命者的领袖尤金·维·德布斯说:“就这场斗争而言,没有好的资本家,也没有坏的工人。每个资本家都是你们的敌人,每个工人都是你们的朋友。”
  政治领域里的阶级仇恨已经形成。革命已经来临。1888年,美国只有二千名这种类型的革命者;1900年有十二万七千革命者;1904年有四十三万五千革命者。罗斯福总统定义的邪恶显然在美国兴旺壮大起来。的确是这样,因为革命在兴旺壮大。
  此时彼地,资产阶级的某个成员瞥见了一眼革命景象并发出一声惊叫。但是他的阶级不予理会。哈佛的艾略特校长曾发出过这样的惊呼:“我不得不相信目前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危险正以极其可怕的方式前所未有地迫近美国,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以前它从来没有以组织得这么好的方式迫近美国。危险就在于社会主义者得到了对工会的控制权。”资本家们不理会这些警告,继续完善他们破坏罢工的组织,继续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共同进攻工会最珍爱的东西——封闭式雇佣制①。他们在这方面取得多少进展,他们的寿命就缩短多少。这是古老的情形一二〔而〕再,再二〔而〕三的重复出现。醉醺醺的雄蜂依然贪婪地爬在蜜缸边。

① 只雇佣工会会员的制度。——译者

  美国新闻界对待革命的态度或许是当今最为有趣的一幕,也是最悲哀的一幕。它迫使旁观者意识到旁观显然不是什么令人自豪的事。从无知之口吐出的教条之语可以使上帝发笑却应使人类哭泣。而美国的编辑们(从整体上看)却对此大为感动!他们严肃地一本正经地对“分裂”、“人非生而平等”这些老调进行详细的阐释,视其为刚刚从人类智慧的锻炉里炼就出的新鲜炽热的东西。他们无力的言辞表明他们对革命的理解和小学生差不多。他们本身是资产阶级的寄生虫,通过影响公众舆论为资产阶级服务。他们也醉醺醺地聚在蜜缸边。
  当然,只是大多数美国编辑如此。如果说他们全都如此,那么就会给人类脸上抹上太多的黑灰。何况,那样说也是不合实际的。因为此时彼地,偶尔会有位编辑确实看清了。但是由于他被肚子的欲望控制着,所以通常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就革命科学与社会学而言,一个普通编辑要落后于现实三十年左右。他在思想上是懒惰的。他不接受任何事实,除非等到这些事实已被大多数人接受。他对自己的保守引以为豪。他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他乐于相信应该是的就是。革命者早就放弃了这种信仰。他们不相信应该是的就是,他们相信是的才是,而是的与应该是之间可能相差甚远。
  偶尔,某位编辑用力揉揉眼睛,瞥见了革命,便天真地、滔滔不绝地叫嚷起来,譬如,有这么一位,在《芝加哥记事》上写下这样一段话:“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是革命者。他们知道自己是革命者。现在是其他人意识到这一事实的时候了。”这可真是个崭新的发现。他继续广泛地宣称我们真的是革命者。嗨!广泛地宣称我们是革命者,这正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谁能阻止我们就来阻止吧。
  “革命是残暴的。先生,这里没有革命。”这种思想态度应成为过去。其它常见的类似的看法,如“社会主义是奴隶制。先生,它永远不会实现”也应成为过去。革命已不再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理论的问题和梦想的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革命已成事实。革命已经来临。七百万革命者已经组织起来日夜不停地在宣传革命,传播那热诚的福音:人间同志情。它不仅仅是冷冰冰的经济宣传,从本质上讲它更是一种宗教性的传道,包含着保罗与基督的热情。资产阶级受到了控告。它的统治已经失败,应该废除。七百万工人说他们要发动其他工人和他们一道废除资产阶级的统治。革命已经来临。有能力的就来阻止它吧!


1901年3月
于萨克拉门托河

(宁宓用 译)
录入者:路人韦某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9-11 01:18:23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的生活观
杰克·伦敦

(1906)




来源:《杰克·伦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译者:祝珏
编者按:本文选译自菲·福纳编著《杰克·伦敦——美国的叛逆》(纽约城堡公司1947年版)第385—393页)



  我出身于工人阶级。早年我就胸怀大志,积极热情富有理想;童年时期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实现自己的抱负。可是我生长在一个浅陋粗俗、缺乏教养、没有文化的环境里。我没有什么前途,只是仰望着上层社会。我的社会地位在最底层。在最底层的社会生活中,肉体和精神都是肮脏、悲惨的。在这里肉体和精神都备受饥饿和苦难的折磨。
  矗立在我上面的是巍峨的社会大厦。我知道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努力攀登。所以,我自幼就下定决心要向上爬。在上流社会里,男人都穿黑色的外套,里面是硬胸衬衫,妇女们更是羽衣云裳,漂亮非凡。他们吃的是山珍海味,受用不尽。他们的物质生活丰富,精神方面也充实。我知道上层社会人人都有无私的情操,思想纯洁、高尚,头脑敏锐。这些我都知道,因为我读《海滨丛书》的小说,小说中描写的人物,除了那些坏蛋和女骗子之外,男男女女个个都是思想纯洁、谈吐文雅、行为高尚的人。总而言之,正如我相信早晨太阳一定会升起一样,我深信在上层社会里一切都美好、崇高、优雅,生活体面而富有尊严。这一切使生命有了意义与价值,个人的辛劳与不幸也都得到了酬劳和赔偿。
  但是一个人要从工人阶级的队伍里往上攀登谈何容易!他要是再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就更是障碍重重,难上加难。我家住在加州一个农场上,从哪里才能找到一架向上爬的阶梯?真是一筹莫展!很早我就开始打听有关投资的利率。就一个孩子所能进行的思维,费了好大劲才弄明白了“复利”这样一个人类杰出的发明所具有的妙处。接着,我又搞清楚了不同年龄的工人现行的工资差别和他们的生活费用。从这些数据中我得出一个结论:假若我马上开始边做工边储蓄,一直干到50岁光景,到那时,我便可以不再工作,同时我也可以分享到一点上等社会的富裕的条件和欢快幸福的生活。当然,我下定了决心绝不结婚,我也完全忽略了工人阶级生活中最大的灾难——疾病——的危险。
  然而,精力充沛的我不能满足于克勤克俭的生活。同时在我十岁那一年,我当了一名城里街头的报童。随之而来的是,我对向上攀登的看法也有了些改变。虽然四周环境还是同过去一样肮脏、悲惨,在我上面还是那个等待我去的天堂,可我决心从另一个梯子向上攀登。我选择了做买卖这条途径。明摆着五分钱买进的两份报,转手之间可以一角钱卖出。这样资金就增长了一倍。我又何苦一点点积蓄然后再去买政府的公债呢?看来做买卖这架梯子对我再合适不过了。于是我开始想入非非,仿佛看见自己成为一个秃了顶、发了财的商界大王。
  可惜,幻想破灭了。十六岁那年我真获得了“大王”的称号。不过这是一帮凶杀盗窃犯送给我的诨名。他们叫我“蟊贼大王”。当时我已爬上买卖阶梯的第一级,是个资本家了。我拥有一条船和全套蟊贼抢劫要用的装备,并开始剥削我的伙计。我手下有一名船员。作为船长和船主,抢来的东西我留三分之二,分给船员三分之一。其实他干得绝不比我差,而且同我一样冒着丧命和失去自由的风险。
  但这第一级阶梯也就是我做买卖生涯的最高点了。一天夜里我去袭击中国渔民。他们那些绳索和渔网都是值钱的东西。这么干自然是明火执仗,我自己也承认,可这不就是地道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家们用回扣、背信弃义,用贿赂议员,收买最高法院法官等办法来掠夺同胞的财物。我无非是比他们粗鲁一些。也就只有这么一点不同而已:我用的是一杆枪。
  糟糕的是那天夜里我的伙计太没能耐,资本家碰见这种人都会暴跳如雷的,因为这些废物势必增加耗费、减少红利。我那伙计偏偏两个错误都犯了。他不知怎的一下不小心烧着了我船上的主帆,把主帆全给毁了。那天夜里我半点红利也没有捞到,中国渔民反而赚回了我们没弄到手的绳和网。偏巧那时我又一文不名,拿不出六十五块美元去重新买一张帆。我只得抛下锚,离开了我的船,上了一条在海湾里的海盗船到萨克拉门托河上去袭击行船。谁知就在我上路后不久,另一伙海湾里的海盗又把我的船洗劫一空,连船锚都一起带走了。后来我找到飘在水上的船壳只卖得了二十块钱。就这样,我虽爬上了第一级阶梯却又滑回到了原地。此后我再也没有去爬过做买卖这架阶梯了。
  从那时起我开始遭到别的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我有力气,他们就靠我的力气大赚其钱,我自己则凑凑合合混碗饭吃。我当过水手、码头工人、打杂工,在罐头食品厂和其他工厂、洗衣作坊里都干过活,我帮人推草坪、扫地毯、擦窗户等等。但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我应得的报酬。当我看见罐头食品厂老板的女儿坐着马车,我知道她马车胶皮轱辘之所以能滚动起来,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流了血汗。当我看见工厂的儿子去上大学,我知道他和朋友们欢聚豪饮时的部分酒钱是靠我的血汗来支付的。
  然而我并不感到怨恨。这一切都是竞赛的规矩,他们是强者。好吧,我也强壮。我会开出一条路来直通到他们中间去,我也可以靠别人的血汗发财。我不怕干活,我还喜欢干重活。我一定拼了命更加苦干直到我成为社会的栋梁!
  正在这时候,我碰巧找到了一个和我想法合拍的雇主。我乐意干活,他更是巴不得我好好干活。我以为我在学一门手艺;其实,我一个人顶了两个劳动力。我以为他在把我培养成一名电工;实际上他每个月从我身上赚了五十块大洋。我所顶替的两个工人,每人每月工资40元,而我干了他们两个人的活,一个月却只拿30块钱。
  这个老板让我干的活,差一点把我累死。有的人本来很爱吃蚝肉,但吃得太多,就会倒胃口。我就属于这种情况。苦力活使我对劳动厌恶透了,我再也不想干活了。我逃跑去当一名流浪汉,挨家挨户讨饭吃。我浪迹江湖,走遍了整个美国,有时便在贫民窟和监狱里苦度生涯。
  我出身于工人阶级,但是到十八岁时,我的地位比我出生时还低,落到了社会大厦的地窖里,泡在下层社会苦难的深渊中。这些事提起来令人不快,而且也不宜谈论。我掉进了无底深渊、人间地狱。这里是现代文明制度下的屠宰场、万人坑。这是被社会遗忘的一个角落。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我也无法详谈。一言以蔽之:我在那里的所见所闻真叫我毛骨悚然!
  恐怖的现实迫使我思考问题。我找到了光怪陆离文明社会中赤裸裸的真理。所谓生活不外乎吃和住两大问题。为了有东西吃、有地方住,人们就出卖东西。商人出售鞋子、政客出卖人格,人民的代表——自然也有例外——出卖人们对自己的信任,而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卖自己的节操。女人也一样,妓女也罢、已婚妇女也罢,都难免要出卖自己的肉体。普天之下无一不是商品,每一个人都既是买主又是卖主。而对于劳动者来说,唯一可以出卖的就是劳力。至于劳动者的品德高低,在市场上是卖不了钱的。他们能够出卖的仅仅只有气力,别无他物。
  不过这当中有一点区别,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区别。鞋也好,信任也好,节操也好,这些东西都有办法更新,而一个劳动者却无法补充自己的力气。他卖出的力气愈多,剩下的就愈少。力气是他拥有的唯一商品,而他的存货是一天比一天少。最后,他的货一旦卖光,而他自己还没有在关门结业前死掉,他便成了一名劳力破产者,走投无路,只有落入社会大厦的地窖里,凄惨地了其残生。
  此外,我还懂得了智力也同样是商品。不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有所不同。出卖智力的人到五、六十岁,正好处于精力充沛的全盛时期,他的货物比年轻时更值钱。而一个体力劳动者干到四十五岁或者五十岁时,便已精疲力竭,完全垮了。我在社会大厦的地窖呆过,我可不喜欢这样的住所。这里的各种管道和下水道都极不卫生,加上空气污浊,无法呼吸。我想既然我不能住进社会大厦有正厅的那一层,至少可以争取住到楼顶间去。确实那里的饭食不足以充饥,不过至少空气是清新的。于是我决心不再出卖体力,而改为出卖脑力。
  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我回到加利福尼亚州把书本打开,武装自己以便成为一名智力商人,在此过程中,我当然不免要钻研一下社会学。不料其中竟有某一类书籍科学地陈述了我经过独立思考得出的简单的社会学的概念,比我更有头脑的人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解决了我考虑过的所有问题,而且还远不止这些。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是干革命的,因为他们的奋斗目标是推翻今天的社会,并在现有的物质基础上建立一个未来的社会。我和他们一样是个社会主义者,是一个革命者。我加入了工人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有生以来第一次过着知识分子的生活。在这里我遇见了思想敏锐和机智超群的人;有坚强、机警、手上长茧的工人,有被免去圣职的牧师——因为他们的基督徒精神过于宽宏而为拜金主义的教徒所不容。另外还有一些大学教授因为急于把他们的知识用于解决社会问题而被一味屈从于统治阶级的学校当局辞退并赶出校门。
  在这里,我还看到了对人类热忱的信念、闪闪发光的理想主义、亲切的大公无私的精神,抛弃一切、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看到了所有那些光彩夺目、激励人心的美好心灵。这里的生活如此纯洁、崇高、充满了生机。生活恢复了原有的价值,变得乐趣无穷、光辉灿烂。我觉得活得很快活,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杰出的人物。他们颂扬人的血肉之躯和人的灵魂而蔑视金钱。他们对商业扩张和世界帝国的威仪堂堂,远不如对贫民窟里孩子饥饿的号哭声更为动心。我成天耳闻目睹的都是崇高的目的和英雄的行为。我的白天阳光明媚,我的黑夜星光灿烂。熊熊的火光和晶莹的露水相互交融。我的眼前总有那圣杯——耶稣基督的圣杯①燃烧发光,有那些受尽凌辱和劫难的善意的人类,他们终将得到拯救。

① 圣杯指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使用的杯子。根据欧洲中世纪关于骑士寻求圣杯的传说,只有纯洁的人才能得到它。寻求圣杯比喻追求正直崇高的生活。

  我这个可怜的傻瓜当时还满心以为这里一切虽好,但和我将来跻身于其中的上层社会相比,只算是预先尝到的一点点甜头罢了。当年在加州农场读《海滨丛书》时的不少梦想到这时候业已纷纷破灭,许多残留下的幻影也注定会消失的。
  作为一个贩卖脑力的商人,我可真称得上一帆风顺。社会向我敞开了大门,我径自登堂入室,与此同时我原来的幻梦也在加速地破灭中。我和社会上的大亨在一起吃饭,也同他们的太太小姐同席进餐。她们的穿着美丽我也承认;但是使我这个天真的人大为惊讶的是,在本质上她们竟同我过去在地窖那一层所碰见的那些女人完全一样。“揭去了表皮——脱去衣裳,上校的太太和朱迪·奥格雷迪简直就是亲姐妹”。①

①“揭去了表皮——脱去衣裳,上校的太太和朱迪·奥格雷迪简直就是亲姐妹”一句引自吉卜林的诗《女士们》,前者代表“上层社会妇女”,后者代表“下层社会妇女”,这句话的意思是,从身体构造上讲,上层社会的太太们与下层社会的妇女们是完全一样的。

  不过最使我惊愕的是她们的唯物质主义。虽然这些花枝招展的漂亮女人也常常空谈一些美好的理想和可爱的德行,但不管她们嘴上讲得多么漂亮,她们一味追求的只是物质生活,而且她们都是那么充满柔情地自私。她们赞助一切美好的慈善活动,且大肆宣扬。殊不知她们嘴里吃的美味佳肴,身上穿的绫罗绸缎哪一样不是用沾满工人、童工、妓女的血汗的红利买来的!当我向她们一语道破这事实的真相时,我满心以为朱迪·奥格雷迪的姐妹们会立即把血迹斑斑的一身丝绸和珠宝统统脱下来,不料她们竟恼羞成怒反而恣意地教训起我来,说什么下等人受苦是因为他们挥霍浪费,因为他们酗酒,因为他们都是生来就堕落的。我告诉她们,我很难理解那些在南方棉纺厂里饿得半死的六岁的童工每晚得工作十二个小时也是因为他们挥霍浪费,酗酒和天生堕落,这下子,这帮朱迪·奥格雷迪的姐妹们便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痛骂我是煽动分子。——似乎只消替我套上这顶帽子,就能把我驳倒了。
  我和大亨们本人的关系也不比同他们的小姐太太们更加融洽些。我本来以为那些衣着整洁、品德高尚、谈笑风生的人,他们的理想也是纯洁、高尚、朝气蓬勃的。我和那些地位显赫的人——传教士、政界人物、企业家、教授、编辑等人交往,一起吃喝游乐。没想到经过一段仔细观察,我发现他们之中确也不乏纯洁高尚之人,但是除了个别人外,他们都是死气沉沉的,而真正朝气蓬勃的人屈指可数。这些槁木死灰式的人物,虽不染指乱七八糟的丑事,可他们自己也已是麻木不仁的活死人——纯洁、高尚得犹如精心保存的木乃伊,毫无生气。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我见到过的几个教授,他们完全达到了高等学府陈腐的理想境界:“冷静的学者从事冷静的智力活动”。
  我曾碰见过某些人,他们口口声声和平王子①,激烈反对战争,可正是他们把长枪塞到便衣侦探手中,唆使他们去枪杀自己工厂里罢工的工人。我还碰到过一些人,当他们在痛斥职业的拳击手如何惨无人道时,可以激动得语无伦次,可事实上,正是他们这些人合伙在出售的食品中掺假,每年害死的儿童比双手沾满鲜血的希律王②杀的人还要多。

① “和平王子”指耶稣基督。
② 希律王:以残暴著称的古代犹太国王。

  我曾经和工业界的巨头在旅馆里、在他们家里、在卧铺车厢里、在轮船甲板的躺椅上一起聊天。他们文化知识方面的孤陋寡闻实在令人吃惊。可是另一方面,我发现,他们做生意的聪明才智却是畸形地发展了。另外我也发现他们这种人在做生意上,根本没有任何道德的概念。
  这位相貌长得像个贵族的文弱绅士是一家暗中霸占孤儿寡妇钱财的公司所雇佣的傀儡经理。这位爱收集精美版本、而且特别慷慨资助文学事业的老爷却会去写信讹诈那位宽下巴、粗眉毛的市政机关的头头。这位编辑刊登了许多专利成药的广告,但因为害怕丢了广告生意,一直不敢在他的报纸上揭露有关这些成药害人的真相。就是这位先生因为听我说他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早已过时,而他的生物学知识还是古罗马普林尼①时代的那点东西,就大骂我是最下流的煽动分子。

① 普林尼:古罗马政治家,百科辞典编辑者。

  这位参议员是那个大腹便便没有文化的机器制造商手下一名小小傀儡和奴才。这位州长,还有那位最高法院的院长也都是他得心应手的工具。因此,这三位先生都有幸可以坐免费的火车。这位先生不久之前曾在一桩买卖里出卖了自己的伙伴,现在居然严肃认真地大谈美好的理想和上帝的恩德。这位先生强迫他厂里的女工一天工作十个小时,而发给她们的工资填不饱肚皮。他实际上是逼着女工去卖淫,可他倒成了教会里的台柱子,还为海外的布道团慷慨解囊。这位先生为赚得区区几块大洋,不惜在法院作伪证,可又热心为大学捐款以便扩大招生名额。这位铁路大王眼看两个工业界巨头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堂堂的绅士,居然违反了自己的诺言,偷偷用给其中一方打折扣的办法使他得利。
  到处都是一样:犯罪、出卖朋友,出卖朋友、犯罪。活跃而能干的人既不纯洁也不高尚;高尚而纯洁的人则好像是行尸走肉,没有一点活人的气味。另外还有一大批废物,他们不但像活死人似的缺乏生气,而且也并不高尚,只是纯洁而已。他们不会故意地为非作歹,但是他们对眼前的坏人坏事不闻不问,还因此分到一点好处,稀里糊涂,被动地犯了罪。假使他们精明能干,思想高尚,就不会糊涂,就会拒绝分享他人通过犯罪和出卖朋友所得的好处。
  我感到在大厦正厅这一层里再也住不下去了。这里的人在智力上使我厌烦,精神道德上更叫我作呕。我怀念我从前的那些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的朋友们,那些免了职的教师,潦倒的教授和思想纯洁、觉悟高的工人弟兄。我怀念那阳光明媚、星光灿烂的日日夜夜。那儿有海阔天空任驰骋的生活,那儿是德高望重、急公好义者的天堂。耶稣基督的圣杯又出现在我眼前,它不断地燃烧发光!
  于是我重新回到生我养我的工人阶级中去,这里才是我的归宿,我再也不想往上爬了。我感兴趣的就是这块基石,耸立在基石上的大厦对我已没有任何吸引力。我乐意在这儿劳动。我要手执铁杆和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和先进的工人一起,不时地在大厦基部使劲地撬几下,教整个大厦摇晃起来。等到将来我们的人手增加了,钢杆也多了,我们就会把大厦掀倒,把那腐烂的生活、那些行尸走肉、穷凶极恶的自私自利者和臭气熏天的唯物质主义者统统推倒在地。然后,我们将清扫地窖,为人类建造一所新的大厦。那里不分正厅、地窖,每一个房间都是空气流通,阳光充足;人们将真正生活在纯洁、高尚、生气勃勃的气氛之中。
  这就是我的看法。我盼望着有朝一日,人们不再为填饱肚子而奔波,可以从事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那时候,人们将有崇高的动力,而不像今天这样只是为肚皮而奔波。我坚信善良高尚的人性,我坚信美好的心灵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必然会战胜今天粗俗的饕餮。最后一点,我把希望和信念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有一位法国人说得好:“在历史的阶梯上总不断回荡着木屐往上走和皮靴往下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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