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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吴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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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伦敦《深渊里的人们》(报告文学,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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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18:2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十章  咖啡屋与小客栈



  某些习惯用语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失去了浪漫的色彩和传统的意义。
  从今以后,“咖啡屋”这个词对我来说再也不具有任何令人愉快的含意了。在世界的另一边,只要一提起“咖啡屋”这个词,你立刻会想到往昔岁月中这里的座上常客:哲人智者,公子王孙,文人雅士,还有亡命之徒与那些不修边幅、生活豪放不羁的艺术家们。
  然而在这儿,在世界的这一边,呜呼哀哉,这个名字简直是用词不当。咖啡屋,你以为是喝咖啡的地方吗?根本不是。就是你付出爱情或金钱,在这样的地方也尝不到咖啡。不错,你可以点咖啡,你也会得到一杯号称咖啡的东西。可是你只要尝一尝,就会大失所望,因为这的确不是咖啡。
  咖啡是这样,咖啡屋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光顾这些地方的人大部分是工人。这些地方到处是油污,肮脏不堪。周围没有一件东西能够培养一个人的礼仪、体面,或使他自尊自爱。此处从来没有过桌布和餐巾。顾客就坐在先来者的残屑中吃东西,又把他自己的残屑丢在身旁和地板上。在上下班时间,我曾经趟过地板上乱七八糟的脏东西,走进这样一个地方,设法坐下来吃东西,因为我已饥不择食了。
  工人到这里狼吞虎咽地吃饭,似乎是正常现象。吃饭是人的需求,不必摆什么架子。他进来时带着一种原始的贪婪,我相信,在他离开时,食欲仍很强烈。试看这样一个人,他在早晨上工的路上,到这里要了一点茶(其实只是浊汤,并不是茶),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块面包,靠这点水来冲服下去,毫无疑问,这个人既没有吃好也没有吃饱,他怎么适合做一天的苦工呢?毫无疑问,他和一千名像他这样的工人所生产出的产品的质和量,肯定比不上那些舒舒服服地吃过肉和马铃薯,喝过真正咖啡的工人所生产的产品的质和量。
  作为流浪汉,我曾在加利福尼亚州蹲过监狱,那里的食品和饮料要比伦敦工人在他们的咖啡屋里吃的要好得多;作为美国的一名工人,我曾吃过价值十二便士一顿的早餐,这对英国工人来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当然,他的早餐费只是三便士或四便士,可是在比例上,这已经和死亡差不多了,因为我的收入是六先令,而他的收入只有两先令或两个半先令。可另一方面,我每天的工作量,也是他们自愧不如的。所以问题有两个方面。生活水平高的人比生活水平低的人干活多,而且干得好。
  水手们曾对英国商船和美国商船上的情况做过比较。他们说,在英国船上,伙食差,工资低,工作轻松;而在美国船上,伙食好,工资高,工作累。这对两国的工人来说,也是适用的。远洋快轮要为速度和动力付出代价,工人们也一样;如果工人不能付出代价,那么就不会有这种速度和动力。就是这种关系罢了。这可以拿英国到美国来的工人为例。他在纽约砌砖要比在伦敦砌得多,在圣路易斯会砌得更多,到了旧金山以后,他砌得还要多。他的生活水平也就随之提高。
  清晨,在工人上工的路旁,坐着许多女人,身边放着一袋袋面包。许多工人买这些面包,边走边吃。他们甚至不愿在咖啡屋里花一个便士买点茶来把干面包冲下去。无可否认,一个人吃这样的食物是不适合开始他一天的工作的,同样无可否认的是,损失将落在他的雇主身上,落在国家的身上。现在,政治家们一直在高喊,“醒来吧,英格兰!”我看,为了更讲求实际,他们应该改变调子,高喊:“吃饱肚子,英格兰!”
  工人们不但吃得很差,而且食物肮脏。我曾站在一家肉店外面,看着一群贪图便宜的家庭主妇们翻弄着牛羊肉的零头和碎屑——这在美国是喂狗的。我不敢担保这些家庭主妇的手指是干净的,也不敢担保她们居住的单人房间是干净的。她们东寻西找,用手耙,用手挖,急于找出一些碎肉,以使她们所付的几个铜钱不致吃亏。我的眼睛一直追随着一块特别令人恶心的肉,望着它在二十多个妇人手中抢来抢去,最后落入一个外表胆怯的小妇人手中,屠夫还骗她,说这是块好肉。从早到晚,这堆碎肉有增有减,街上的尘土污物落在上面,苍蝇也叮在上面,肮脏的手指又把它翻来翻去。
  卖水果的小贩整天推着装满有斑点的和腐烂的水果的小车叫卖,还常把水果存放在他们生活和睡觉的屋子里。这样,水果就接触到疾病与病菌,以及人们拥挤和肮脏的生活所散发出来的臭气。第二天,这些水果又被推到街上去卖。
  伦敦东区的穷苦工人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清洁的肉或水果——事实上,他们极少吃肉和水果,有技术的工人在吃的方面也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咖啡屋就是一个很合适的标准。从咖啡屋来判断,他们在一生中从来没有尝过真正的茶、咖啡或可可的味道。咖啡屋所出售的液体只有稀稠之分,它从来没有类似或令人想起你我所习惯饮用的茶和咖啡。
  最近发生了一件小事,它与距离麦尔安德路上的朱比丽街不远的一个咖啡屋有关。
  “我能不能拿这点儿钱来买些东西,老板娘?随便什么东西,我不在乎。我今天还没吃一口东西,我浑身没劲儿……”
  说话的是一个老太太,穿着一套合身的黑色破衣,手里举着一个便士。被她称为“老板娘”的是一个积劳成疾的四十岁的女人,她是这家咖啡屋的女主人和女招待。
  我等待着,就和这位老太太一样焦急地等待着,看这个要求能否得到满足,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老太太显得虚弱有病。者板娘犹豫了一下,然后端来一大盘子“豌豆炖羊肉”。我也正在吃“豌豆炖羊肉”,而且据我判断,盘子里的确是羊肉,只是豌豆太嫩了。然而问题是,这盘卖六便士的菜,女店主只收她一便士,这再一次证明了一个旧日的观念:穷人是最慈善的。
  老太太千恩万谢地坐在狭长桌子的另一边,狼吞虎咽地吃起还冒着热气的炖羊肉。我们两个人静静地吃着。突然间,她爆发似地、极高兴地向我喊道:
  “我卖了一盒火柴!是的。”她肯定地说,似乎没有比这更伟大,更令人兴奋的事了。“我卖了一盒火柴!所以我才拿到一便士。”
  “你一定上年纪了吧?”我说。
  “昨天我是七十四岁。”她回答说,然后又兴致勃勃地吃了起来。
  “我的天啊,我真想为这个老板娘干些什么事情,真的,可是我今天只有这一点点钱。”旁边的一个年轻人自告奋勇地对我说,“我只有这一点钱,因为我刚巧靠洗罐子挣了一个先令。天哪!我不知道我到底洗了多少个罐子。”
  “我有六个星期没有活儿干了,”他回答我的问题时又说,“只是干一点儿零活,而且路程又那么远。”
  在咖啡屋可以有形形色色的奇遇。我不会忘记特拉法加广场附近的一个伦敦泼妇。我付账时给了她一英镑金币。(顺便提一下,一个人在吃饭之前,最好先付钱;如果他衣衫褴褛,那他必须先付钱。)
  这个女人用牙咬了咬金币,丢在柜台上听听声音,然后恶狠狠地地上下打量我。
  “你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她最后才向我发问。
  “不知是哪个傻瓜走的时候留在桌子上的,对吧?”我反唇相讥。
  “你耍什么花招?”她又问,静静地望着我的眼睛。
  “是我赚的。”我说。
  她傲慢地用鼻子哼了一声,才用小银币给我找了零钱,我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把每一个小银币都用牙咬,然后丢在柜台上听声音。
  “再给我拿块半便士的方糖放在茶里。”我说。
  “让我先瞧瞧你口袋里有多少钱再说吧?”她礼貌地反驳我。她还用生动而无法描叙的动作强调她那有礼貌的反驳。
  我从来没有狡辩的才能,她占了上风。我像一个战败者一样一口喝尽杯中的茶水。当我离开咖啡屋走到街上时,她还得意洋洋地盯着我。
  在伦敦,不但有三十万人住在单间里,还有九十万人非法地住在条件更恶劣的地方,更有三万八千人登记住在只供夜宿铺位的房子里——用当地土话说,叫做“小客栈”。在伦敦有各式各样的小客栈,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从肮脏的小客栈到被那些体面的中产阶级所夸耀的付百分之五租金的大型客栈都“不堪一住”。这群中产阶级人士对此并不了解,我这样说并非指屋顶漏雨,或者墙壁透风。我只是说里面的生活是堕落的,不健康的。
  人们常常称这样的客栈为“穷人旅馆”,但是这个用词颇具讥刺意味,因为在里面没有一间房间属于你自己,可供你单独坐一坐,早上必须让出床位,每晚都要重新预订床位和付账,从来没有自己的隐居之处。这种生活方式与旅馆生活实有天壤之别。
  请不要认为这是在谴责大的私人旅店和市办旅店以及劳动人民的住房。决非如此。他们已经纠正了不负责任的小客栈的许多弊病,而且给住宿的工人提供了更多的服务;然而这并没有使这些客栈变成适合工人们居住的健全的住所。
  小型的私人客栈全都充满恐怖。我曾在里面睡过觉。我知道;但是我姑且先不谈它们,让我先谈谈较大型的、比较好的客栈。在离怀特切普的米德尔赛克斯街不远的地方,我走进了这样的一所房子,里面住的几乎全是工人。房子的入口是一段台阶,通向一个类似地下室的地方。这里有两间很大的房间,灯光很暗,一些男人在做饭和吃饭。我也想自己做些饭吃,但是这里面的恶臭使我食欲全无,或者说,我的食欲被夺走了。我只好看着别人做饭、吃饭。
  一个刚下工的工人坐在我对面的粗笨的木桌旁,开始吃饭。放在肮脏的桌子上的一把盐就算是他的黄油了。他把面包蘸着盐,一口一口吃,用一个大水杯里的茶把面包冲下肚。再加上一片鱼,就是他的全部菜单了。他默默地吃着,眼睛从来不向四周看,也不看坐在对面的我。在各张桌子的前面,其他人也在吃着,都默不作声。整个房间里,没有一个人说话。一种阴郁的气氛弥漫在这个灯火不明的地方。许多人坐着,望着食物的残屑郁郁沉思。这使我像查尔德•罗兰德那样感到惊异,他们到底犯下了什么罪恶,致使他们受到这样的惩罚?
  从厨房里传来了欢声笑语,我鼓起勇气,走到厨房的炉灶旁。在那儿,一些男人正在做饭。可是我一走进厨房就闻见一股更强烈的气味,我突然感到恶心,就赶紧跑到街上去呼吸新鲜空气。
  归来后,我付了五便士租了个“小间”,领了一个形同大铜牌的凭证。我走到楼上的吸烟室。在这里有几张台球桌和棋盘,一些年轻人正在玩,他们排成队,互争胜负。还有许多人在四周坐着吸烟,阅读,或者缝补衣服。年轻人是欢闹的,老年人是阴郁的。事实上,有两种人:快活的和麻木的。年龄似乎决定了这种区别。
  这个房间也和那两个地下室一样根本没有家庭生活的样子。当然,对于你和我这样熟悉真正的家庭生活的人,在这里是找不到家庭气氛的。墙上贴着限制来宾行为的最荒唐、最无礼的告示。在十点钟的时候,灯光熄灭,只能上床睡觉。我只好再次走到地下室,把铜牌交给那个粗壮的守门人,又爬上一大段阶梯,来到上层。我走到建筑物的顶层,再走下去,绕过睡满人的楼层。“小间”具有最好的设施,每间都有放一张小床的空间,还有换衣服的地方。被褥是清洁的,对于被褥和床本身,我挑不出什么毛病。但“小间”并非独居,也无隐私可言。
  要想完全了解一个分割成“小间”的楼层,你只需把鸡蛋箱里的一层纸板架放大,直到每个格子都是七英尺高,其它各边也按比例放大,然后把它放到一个谷仓似的大房间的地板上就行了。格子里没有天花板,墙壁很薄。所在睡客的鼾声,你的近邻的每次翻身的声音,统统传入你的耳朵。而且这个小间只归你享用一段时间。一清早你就得离开。你不能把箱子放在里面,也不能自由出入,或锁门等等。事实上,根本也没有门,只有一个过道。如果你想留下来常住这种穷人旅馆,你必须忍受一切,还要遵守牢狱一般的规定,这些规定不断地使你想到你这个人不值分文,没有自己的灵魂,也无权申诉。
  我坚决主张,凡是从事一天工作的人至少应该有一间属于他自己的房间,他可以把门锁起来,安放他的所有物;在那里,他可以坐下,在窗下阅读,或者观赏窗外的景色;在那里,他可以来去自由;在那里,除了他肩上背的东西和放在口袋里的东西以外,他还可以积累一些个人物品;在那里,他可以在墙上挂他的母亲、姐妹、爱人、芭蕾舞演员或者爱犬的照片——总而言之,这是他在人间占有的一席之地。他还可以说:“这是属于我的城堡;世界在我的门槛之外;我是这里的君主,这里的主人。”这样这个人一定会成为一个更优秀的公民,他也一定会更努力地工作。
  我站在穷人旅馆的一层楼上,倾听着。我从这个床边走到那个床边,望着那些睡着的人们。他们大部分都是二十岁到四十岁的年轻人。老年人住不起这种工人住的地方,他们都到救济院去。我望着这数十个青年人,他们长得并不差。他们的面颊适合女人亲吻,他们的脖子也吸引女人的臂腕。他们是可爱的,就像一切男人一样可爱。他们也能够爱。女人的接触可以安慰他们,使他们变得温存。他们需要这种安慰和温存而不致于一天天变得越来越粗暴。然而,我不知道这样的女人在哪里,却只听到“卖淫妇的奸笑”。列门街,滑铁卢路,皮卡蒂利,斯特兰德街,都回答了我,我这才知道了她们的所在。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19:3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十一章  朝不保夕的生活



  我和一个怨天尤人的人谈话。在他看来,他的妻子冤枉了他,法律也冤枉了他。案件的是非曲直和伦理道德都不重要。问题的关键是他的妻子与他分离,他还必须每周付十先令来维持她和五个孩子的生活。“可是,你瞧,”他对我说,“如果我不付给她十先令,那她会怎么样呢?假设我出了意外,不能工作了;假设我得了疝气,或风湿病,或霍乱病。那她怎么办呢?那她怎么办呢?”
  他悲伤地摇摇头。“她没有希望了。她只能去救济院,没别的法子。如果她不去救济院,可那就是地狱了。你跟我来,我让你看看睡在通道里的女人,有十几个呢。我还要让你看看更糟糕的。如果我和那十先令都发生意外,那她怎么办呢!”
  这个人的预言的可靠性,的确有考虑的价值。他非常了解情况,他知道他妻子的食宿是没有保障的。当他的劳动能力一旦遭到损害或摧毁,那她可就一切都完了。从更大范围来看,千百万一起和睦生活并共同寻求食宿的男人或女人们也会遭遇到同样的命运。
  数字是惊人的:在伦敦,有一百八十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上或贫困线以下,有一百万人是靠每周的工资,生活状况在两者之间或靠救济过活。在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全人口的百分之十八被迫接受教区救济。在伦敦,据伦敦郡议会的统计,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都被迫接受教区救济。在接受教区救济与做一个完全的贫民之间有极大的差别,然而伦敦却供养着十二万三千名贫民,这差不多也自成为一个城市。在伦敦,每四个人中有一个人死在公共救济机构,而在英国,每一千人中有九百三十九人死于贫困;八百万人在饥饿线上挣扎。如用简明的语言来说,有两千多万人的生活是不舒适的。
  详细了解死于公共救济机构中的伦敦人,还是满有趣的。
  从1886年直到1893年,伦敦的贫民人口比例比整个英国要低。可是从1893年以来的每一年中,伦敦贫民人口比例一直高于全英国。从总登记员在1886年的报告中,可摘出下列数字:
  伦敦(1884年)八万一千九百五十一名死者内:
  死于救济院者九千九百零九人
  死于医院者六千五百五十九人
  死于疯人院者二百七十八人
  死于公共救济机构者总计一万六千七百四十大人

  一位费边社的作家在评论这些数字时说:“鉴于这些死亡人数中,儿童占少数,可以认为每三个伦敦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人被迫进入这些救济机构并死在里面,手工劳动者阶级所占比例当然更大。”
  这些数字大致可以说明一般贫困工人的情况。有多种原因造成贫困。例如,在昨天的晨报上,登有这样一则广告:
  兹招收一名职员,须擅长速记、打字、开发票等技术:工资每周十先令(合二点五美元)。具函应聘。

  在今天的报纸上,我还读到一则消息,称一个三十五岁的职员,在伦敦救济院,因完不成任务而被带去见法官。这位职员说他自从进入救济院以来,什么活都干过,不过这次主人派他去捣石子,他的手掌起了泡,致使他无法完成工作。他说他除了拿笔以外,从来不习惯使用更重的器械。法官判他和他那起泡的手做七天苦工。
  年纪大了,当然会造成贫困。其次是意外事故,丈夫、父亲、挣钱养家的人的死亡或伤残。这里有一个男人,还有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依靠极不稳定的每周二十先令过活——在伦敦,这样的家庭何止是成千上万。迫不得已,即使工钱只有一半,他们也不得不去赚取最后一个便士。这样,一周的工钱(一英镑)只够他们全家糊口。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父亲病倒了,那怎么办呢?带着三个孩子的母亲很难做什么事情。这时,她不得不把孩子作为少年被救济者交给社会,这样她才能去做维持自己生活的工作,例如去血汗工厂,在魔窟一样的地方干活,以求得到可怜的一点工钱。而在这些血汗工厂里,为贴补丈夫收入而干活的已婚妇女,和那些只为供养自己的单身妇女是不同的,这决定工钱等级。已婚妇女的工钱等级简直太低了,以致这位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过着野兽般的生活,处于半饥饿状态,直到衰老和死亡来结束他们的痛苦。

  为了说明这位带着三个需要供养的孩子的母亲无法在血汗工厂里与人竞争,我从最近的报纸上摘出一则新闻:
  一位父亲愤然写道,他的女儿和她的一个女友在制盒厂做工,每做十二打纸盒挣八个半便士。她们每天做四十八打。她们的支出是:车费是八便士,邮票两便士,胶水两个半便士,绳子一便士,这样,她们两人的实际收入共计一先令九便士,或者每人每天挣十个半士。
  在第二则新闻中,说是几天以前,在卢顿卫报社的门口,来了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妇人,请求救济。“她原是制草帽的工人,但是她不得不放弃这个工作,因为她所得到的工钱太低了——每顶草帽两个半便士。为了这点钱,她必须自己提供草帽的褶边,编织并且制成草帽。

  然而我们所谈的这位母亲和三个孩子并没有做什么错事而受这样的惩罚。他们没有什么罪过。只是遭难,如此而已。丈夫、父亲和挣钱养家者都病倒了。他们没有什么保障。这完全是意外的事故。一个家庭有这么多逃避落下深渊底层的机会,又有这么多猝然直落底层的机会。这样的机会用冷酷无情的数字表示,可能会减少,但是有一些这样的数字并非不合适。
  福伍德爵士的统计如下:
  每一千四百名工人中,每年被杀一人,
  每二千五百名工人中,完全残疾一人,
  每三百名工人中,永久性部分残疾一人,
  每八名工人中,暂时残疾两周或四周的一人。

  但是这些仅仅是工业上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生活在聚居区的人们死亡率高得可怕。在伦敦西区,平均死亡年龄是五十五岁;而在伦敦东区,平均死亡年龄为三十岁。这就是说,伦敦西区人生存的机会是伦敦东区的两倍。要谈战争吗?南非和菲律宾的死亡率会变得毫无意义。在这里,在和平的中心,是血淋淋的事实!在这里,连打仗的文明规则都没有,因为妇女、儿童乃至母亲怀中的婴儿都像男人一样被残忍地杀害。战争!在英国,每年都有五十万从事各种产业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杀害、致残,或者受伤而致病,最后变成残废。
  在伦敦西区,百分之十八的儿童在五岁之前死去;而在伦敦东区,百分之五十五的儿童在五岁之前死去。在伦敦的街道上,每年出生的一百名儿童中,就有五十名在第二年死亡,而在存活下来的五十名儿童中,又有二十五名在五岁之前死去。这简直是屠杀!希罗王也没有这样残忍。
  工业对人类生命的洗劫,比战争还要严重,下面这项摘录是再好不过的明证了。这项摘录,来自利物浦医务官的报告,而这个报告不只适用于利物浦:
  在许多情况下,阳光几乎照射不到庭院里,住屋内的空气又总是浑浊的,这主要是由于墙壁和天花板多年来已把居住者散发的气味吸入那多孔的材料中。仑园与花园委员会曾进行过调查,证明这些地方的确缺少阳光。该委员会本想赠送花卉和窗槛花箱来使最贫困阶层的家里亮起来。可是,在这样的庭院里,好梦终究不能成为现实,因为花草经受不住这种不卫生的环境,它们一定会死去的。

  乔治•霍先生做了一个关于三个圣乔治教区(属伦敦市)的表格:
  密集人口百分比(%)  每千人中的死亡率(‰)
  圣乔治西区  10   13.2
  圣乔治南区  35   23.7
  圣乔治东区  40   26.4

  还有“危险的职业”。无数工人被雇用从事这些危险的职业,他们对于生命的确毫无把握——丧失生命的可能性甚至比20世纪的士兵还要大得多。拿生产亚麻布这项行业来说,在准备亚麻纤维的过程中,湿淋淋的双脚和衣服导致大量的气管炎、肺炎和严重的风湿病;而在梳麻和纺麻车间,粉尘又使大部分工人患肺病。凡是在十七岁或十八岁开始梳麻的女工,到了三十岁时身体就开始垮下去了。化学厂的工人本是身体最强健的,到头来,平均只能活四十八岁。
  关于陶工,阿里支医生说过这样的话:“粉尘并不立即引起死亡,而是年复一年地、慢慢地存留在肺中,直到形成一块硬膏。呼吸会越来越困难,喘不过气来,最后呼吸停止。”
  钢粉尘、石粉尘、泥粉尘、碱粉尘、细毛、纤维粉尘——这一切都是杀人的东西,比机关枪和自动机关炮都更致命。最危险的,要推白铅业中的铅粉尘了。下面这段记载是个典型的例子,描述一位年轻、健康、发育健全的姑娘在进入一家白铅工厂工作以后,是怎样走向死亡的:
  在这里,在不同程度地接触了白铅以后,她患贫血症了。有时,她的牙床上出现一条细细的蓝线,有时她的牙齿和牙床又都很健康,看不见蓝线。由于贫血,她日渐消瘦,不过非常缓慢,连她和她的朋友们都没注意到。然而疾病接踵而来,头痛一天天加剧,而且还在发展。她经常视力模糊,或者暂时失明。她的朋友们和医生都认为,这样一个姑娘可能会患癔病。她的病不知不觉地日益加剧,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出现痉挛,开始是在半个面部,然后又蔓延到胳膊,又波及到身体同一侧的腿部,最后这种痉挛遍及全身,十分强烈,与癫痫病完全一样。接着她丧失知觉,其间她还要有许多次痉挛,而且病情越来越厉害,在一次痉挛中,她近乎死去——她的意识在几分钟内,几小时内,或者几天内能够部分地或全部恢复,然而不断有剧烈的头痛,或者胡言乱语,过分兴奋,就像患了严重的狂躁症。有时她又终日发呆,沉默不语,好像患了忧郁症,需要人来唤醒她,这时她就像一个神游者,说话时语无伦次。她那本来已经平稳、跳动次数接近正常的脉搏,又突然不知不觉地变得低沉而强烈起来,她便又一次突然全身痉挛起来,并从此死去,或者说,进入一种昏迷状态,永远没有醒来。在另一种情况下,痉挛会逐渐消失,也不再头痛,病人会恢复知觉,然而她会全部丧失视力,有时是暂时的,有时是永久的。

  这里还有几个白铅中毒的典型案例:
  夏洛特•拉福尔蒂,一个漂亮的,体格非常健壮的年轻女子——她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生过病——成为一名白铅工人。在工厂的梯子下面,她突然全身痉挛。奥利佛大夫检查了她,发现她的牙床上有几条蓝线,说明她的全身系统已经受到铅的影响。他知道,夏洛特还会痉挛。果然如此,不久她就死了。
  玛丽•安•托勒——一位十七岁的少女,从前没有过痉挛——曾三次发病,不得不辞去工厂的工作。她在十九岁之前,就出现了铅中毒的症状,经常痉挛,口吐白沫,最后死亡。
  玛丽•艾,一位精力特别充沛的姑娘,在铅厂工作了二十年,只有一次患腹痛。她的八个孩子都在出生不久就痉挛而死。一天早上,当她正在梳头的时候,突然两只手腕完全丧失功能。
  伊丽莎•哈,二十五岁,在铅厂工作五个月以后,突然患腹痛。她于是又来到另一家工厂(在这之前,还有一家工厂拒绝雇用她。)连续工作了两年。不久,原来的腹痛症状再次出现,浑身痉挛,两天之后死于严重铅中毒。

  沃恩•纳什先生在谈到未来的一代时说:“铅厂工人的孩子们降临这个世界以后,毫无例外地死于铅中毒引起的痉挛——他们或者早产,或者在第一年内死去。”
  最后,让我谈一谈哈丽特•沃尔克尔的情况。她是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怀着悲惨的希望死于工业的战场上。她被雇,成为一名搪瓷女工,中了铅毒。她的父亲和兄弟都没有工作。她隐瞒自己的病,每天来回步行六英里去上工,挣那每周七八先令的工钱,结果在十七岁的时候就死去了。
  工业不景气也是把工人驱入深渊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以一个星期的工钱来维持生计的贫困家庭来说,一个月的强迫停工所带来的困苦与悲惨简直无法形容,而且经过这种洗劫之后,即使再有了工作,受害的家庭也总是恢复不过来。最近,报纸上登载了码头工人工会卡里斯分会开会的报道。据称,许多工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每周平均工资还不足四到五先令。伦敦港口的海运业停滞不前,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对于年轻的男工和女工,或者已婚夫妇来说,根本没有幸福或健康的中年生活,也没有不欠债有保障的老年生活。他们无论怎样工作,也不能保证有安全的未来。全都靠运气。一切都看当时的运气,你根本无法左右。戒备不能防御它,欺诈也不能躲避它。如果他们留在工业战场上,他们必须面对它,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碰运气。当然,如果他们运气好,而且没有亲属的牵连,他们就有可能逃出这工业的战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男子所能做的最安全的事情就是参军。而对于妇女来说,最安全的事是去当一名红十字会的护士,或者进女修道院。在以上的任何一种生路中,他们都必须放弃家庭与子女,以及生活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以免他们的一生成为一场恶梦。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20:1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十二章  自 杀



  生活如此不安定,追求幸福的机会又如此渺茫,于是生命变得不值钱,自杀也就十分普遍。每天拿起报纸,都可以读到有关自杀的消息。在违警罪法庭企图自杀的事件被视为与“酗酒”一样的普通,处理得也同样迅速和冷漠。
  我还记得在泰晤士违警罪法庭里的一起案件。我素来自诩耳聪目明,对人和事物颇有见识。不过我得承认,当我站在那个法庭上,看到诸如酗酒、妨害治安、流浪、吵架、殴打妻子、偷窃、买卖赃物、赌博及卖淫等案件的处理如此迅速草率的时候,我感到十分迷惑。被告席就在法庭中央(这里光线最亮),从这里走进走出的有男人、女人和孩子,犹如一条河流,从法官嘴里吐出来的句子也一样稳定而流畅。
  有一个患肺病的“买卖脏物者”,他辩解说他无力工作,还必须赡养妻子和孩子,结果他被判苦役一年。当我正在思考他这个案件时,一个大约二十岁的小伙子出现在被告席上,我听见他的名字叫“阿尔弗莱德•福里曼”,但不知被控告什么罪行。一个矮胖的、像母亲一样的妇人从证人席里突然站起来,开始作证。据我听来,她是布列坦尼亚船闸管理人的老婆。时间是一天晚上,她听到溅水的声音。她跑到闸门,看到这名投河的人。
  我把目光移到他的身上。原来案情是企图自杀。他站在那里,昏昏沉沉,漫不经心的样子,漂亮的棕发蓬松地盖住前额,他面色憔悴,忧虑深重,但雅气尚在。
  “是的,先生,”船闸管理人的妻子说,“我赶紧把他从水里拖上来,但他还是爬下水去。我这才喊起救命来。刚巧有几个工人路过,我们就一起把他拖了出来,交给警察。”
  法官夸奖这个女人肌肉有力量,引起哄堂大笑。可是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处于生命边缘的少年,急切地想爬入死亡泥潭,这根本没有什么可笑的。
  又一个男人出现在证人席上,证明这个少年品质端正,并提供减轻罪过的根据。他现在是,或原来是这个少年的工头。阿尔弗莱德是个好孩子,但他家境困难,主要是经济问题。他的母亲又病了。他忧虑重重,拼命工作,终于力不从心,不能再干活了。他(工头)为了自身的信誉,不得不让他辞职。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法官突然发问。
  被告席里的那个少年嘟哝了几句。他看起来还是昏昏沉沉的。
  “警察,他说什么?”法官不耐烦的问。
  那个身穿蓝制服的、高大魁梧的警察低下身,把耳朵贴近犯人的唇边,然后大声回答,“他说他非常抱歉,阁下。”
  “押回候审。”法官阁下说。
  这时下一个案子已经开始审理了。第一个证人正在宣誓。那个少年,依然昏昏沉沉、漫不经心地,被狱吏带了出去。这个案子就算了结了。从开始到结束,一共才五分钟。被告席上的两个又粗又笨的人正在为占有一根价值十便士的偷来的钓鱼竿而拼命地相互推卸责任。
  这些穷人的主要麻烦是他们不知道怎样自杀。通常要试两三次才成功。这对于警察和地方官来说,自然是件非常讨厌的事。有的时候,地方法官对这样的事情也直言不讳,指责这些犯人自杀得不坚决。例如,日前有一位名叫安•伍德的妇人企图在运河里自杀,审理她的案子的某地方法官施先生这样对她说:“你要想自杀,为什么不一次成功呢?”他还怒气冲天地责问她:“你钻到水底下去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给我们找这些麻烦?”
  贫困,苦难和对救济院的恐惧,是工人自杀的主要原因。“要让我去救济院,我还不如去跳河淹死。”一位五十二岁的名叫艾伦•休斯•亨特的老妇人曾说。上星期三,他们在肖尔第茨检验她的尸体。她的丈夫从艾斯令顿救济院来到那儿作证。他曾经是个乳酪商,后来生意失败,贫困迫使他进入救济院,可是他的妻子拒绝陪伴他。
  在早晨一点钟的时候,还有人看到过她,三个小时之后,人们在莱琴运河的小路上发现了她的衣帽。不久,她的尸体就从水中打捞上来。判决:一时精神错乱导致自杀。
  这样的判决简直是对事实的犯罪。法律是一种谎言。例如,一个受辱的女人遭到亲友们的遗弃和唾骂以后,她给自己并给她的孩子服用了鸦片酊。孩子死了,可是她在医院里治了几个星期以后,活了过来。她的罪名是犯了谋杀罪,被判十年苦役监禁。她活了过来,法律要她对其行为负责;如果她死了,同样的法律会判她暂时的精神错乱。
  现在,在考虑艾伦•亨特的案情时,可以很公平、很合逻辑地说,她的丈夫在走进艾斯令顿救济院的时候,也正在患有暂时精神错乱,就像她在跳入莱琴运河时,说她患有暂时精神错乱一样。到底哪个地方是更合适的归宿,倒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据我对运河和救济院的了解,如果我处在同样的位置上我也要选择运河。而且我可以大胆地争辩说,我和艾伦•休斯•亨特、她的丈夫以及其余的人一样,也患有精神错乱。
  人已经不再遵循古老、自然、忠厚的本性了。他已发展成为一种理性的动物,能根据生活赋于他欢乐还是痛苦来理智地决定是忠于人生还是抛弃人生。我敢断言,艾伦•休斯•亨特受到挫折和欺骗,失去了她在世上五十二年所获得的一切欢乐,留给她的只是救济院的恐怖,那么她选择投河自尽说明她是十分理智、头脑非常冷静的。我还敢进一步断言,陪审团做了一件极为聪明的事情,即他们的判决等于宣判社会犯有暂时精神错乱罪,因为正是这个社会允许艾伦•休斯•亨特受到挫折和欺骗,失去了她在世上五十二年所获得的一切欢乐。
  暂时精神错乱!噢,这些诅咒的话,这些谎言!那些满腹肉食,浑身丝绸的家伙们就是用这些语言来庇护自己,逃避他们对那些饥肠辘辘,衣不遮体的兄弟姐妹们应负的责任。
  从东区的一张报纸《观察家报》上,我摘录了如下一些普通的事件:
  一个名叫约翰尼•金的某条船上的司炉工被指控企图自杀。星期三,该被告人来到鲍坞警察局,声称他因为生活艰难,找不到工作而吞服了一些黄磷浆。他被带进警察局,服了催吐剂,结果吐出了一些毒药。被告说,他非常抱歉。虽然他有十六年的良好行为记录,他仍然找不到工作。秋金森先生派人将被告送回原处,等候法官传唤。
  提摩西•沃纳,  三十二岁,也因同样罪名在押候审。他从莱姆霍斯码头跳入水中。被救以后,他说:“这是我故意的。”
  一个面貌端正的名叫艾伦•葛雷的年轻妇人,被控企图自杀而在押候审。星期天早上八点半以后,K字八三四号警察发现她站在本沃斯大街某家的门口,陷于昏睡之中。她手里拿着一个空瓶,声称两个小时之前,含服了一些鸦片酊。因为她的病势很重,于是叫来了该区的医生,并让她喝了一点儿咖啡,嘱咐她要保持清醒。当被告被指控犯罪时,她说她自杀的原因是因为她既无朋友,又无家可归。
  我固然不敢说凡是自杀的人都是精神正常的,正如我不敢说不自杀的人都是精神不正常的人一样。不过应该指出,食宿的无着落是造成人们精神错乱的一大原因。沿街叫卖的小贩是挣钱仅够糊口的工人阶层,他们在疯人院里的人数比任何其它阶层的人都多。在男人中间,每年患精神错乱的,一万人中就有二十六点九人;在女人中间,有三十六点九人。另外,在那些食宿有基本保障的士兵中间,一年中,一万人中有十三人患精神错乱;而在农民和放牧人中间,只有五点一人。所以,一个卖水果的小贩丧失理智的机会要比士兵高一倍,比农民高四倍。
  不幸与苦难完全可以搞昏人的头脑,把一个人送入疯人院.把另一个人驱向停尸所或绞架上去。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做父亲和丈夫的那个人,纵使他热爱他的妻子和子女,纵使他一心想工作,也决不会找到工作了,他的理智自然会动摇,他头脑中的光明自然会熄灭,特别是当他的身体受营养不良和疾病折磨,还要看着他那不幸的妻子和幼小儿女在挨饿受冻的时候,他的灵魂就会被撕碎。
  “他很英俊,生着一头浓浓的黑发,深沉而富于表情的眼睛,细巧的鼻子和清癯的面颊,还留着浓美潇洒的胡须。”这就是报社记者对富兰克•卡维拉的描述,当时他正站在法庭上,时间就是这个阴郁的九月,“他穿着一件破烂的灰上衣,领子都没有了。”
  富兰克•卡维拉住在伦敦,是个房屋装饰工。据说他是个很好的工人,忠实可靠,从不喝酒,所以他的所有邻居都来证明他是一个和善深情的丈夫和父亲。
  他的妻子汉娜•卡维拉是一个高大、漂亮、和气的妇人。她每天都把孩子打扮得干干净净地去上学。(邻居们都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有了这样一个男人,是有福气的。工作稳定,生活节俭,一切都顺利地进行着,前景十分美好。
  可是意外的事发生了。他正帮着建筑师贝克先生工作,寄宿在特伦黑路的一个主人的家里。贝克先生从马上跌了下来,摔死了。这是一匹不听话的马造成的悲剧。不过事情已经发生。卡维拉不得不另找工作,另找新的住所。
  这是十八个月之前发生的事。十八个月来,他努力拼搏。他在伯塔维亚路的一个小房子里装饰几间屋子,但仍然入不敷出。他根本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他拼命地干各种各样的零活,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就在他的眼前挨饿。他自己也饿着,身体越来越虚弱,最后病倒了。这是三个月之前的事。后来根本就没有吃的东西了。他们毫无怨言,也不说话。可是穷人们都知道他们的情况。伯塔维亚路的家庭主妇们给他们送来食物,可是卡维拉斯一家的自尊心太强,这些食物总是秘密送来,不留姓名,以免伤害他们的自尊。
  意外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奋斗过,挨过饿,整整十八个月。一个九月的早晨,天刚蒙蒙亮。他拿出口袋里的小刀,割断了他那三十三岁的妻子汉娜•卡维拉的喉咙;割断了他的十二岁的长子富兰克的喉咙;割断了八岁的儿子沃尔特的喉咙;割断了他的四岁的女儿纳丽的喉咙;割断了他的年仅十六个月的最小的孩子厄尼斯特的喉咙。然后他守在死人的旁边整整一天,直到傍晚警察来的时候,他还让他们往煤气表的孔里扔下一个便士,这样才能有光以使他们看得清楚些。
  富兰克•卡维拉站在法庭上,穿着一件破烂的灰色上衣,没有领子。他那么英俊,一头黑发,深沉而富有表情的眼睛,细巧的鼻子和清癯的面颊,留着浓美潇洒的胡须。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20:4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十三章  儿童



“家是一间简陋的小屋,
我们呆呆地趴在那里,
忘记了世界是美好的”

  在伦敦东区有一种美丽的景象,而且只有这一种,那就是风琴手走过的时候,孩子们在街上跳舞,望着这些刚出生不久的下一代人,踏着轻盈的步伐,摇摆着娇小的身躯,模仿大人不断做出优美的动作和自己发明的舞姿,他们的动作那么敏捷、自如,身躯在空中跳跃,踏着舞蹈学校从来没教过的节拍,真是太迷人了。
  我曾和这些孩子谈过话,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与其他孩子一样聪明,在许多方面甚至更聪明。他们的小脑袋里有最活跃的幻想。他们把自己投入浪漫的幻想中的能力是惊人的。在他们的血液里,流动着欢快的生命。他们喜爱音乐、运动和颜色,而且时常流露出掩盖在他们的污秽的破衣之下的惊人的美貌和风姿。
  然而却出现了“伦敦市的杂色诱犬”,把这些孩子都诱拐走了。他们失踪了。人们再也见不到他们,连一点踪迹都没有。在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间,根本找不到他们。在这儿,你只见伛偻的身躯,丑陋的面孔,和呆板迟钝的头脑。优雅、美丽、想像,灵魂和肉体中一切有活力的东西,全都不见了。不过,有的时候你可以见到一个妇人,不一定很老,但是已经身体变形,完全失去了女人的风韵,浑身肿胀,像喝醉酒似地摇摇晃晃,提着带有泥污的裙子,在人行道上不时走出几种奇异而沉重的步态。这表明她曾经是那些踏着手风琴的节拍跳舞的孩子们中的一个。那些奇异而沉重的步态是童年时代遗留的希望的碎片。在她那模糊的记忆深处,她曾经是一个少女。人们围拢来。小姑娘们在她的周围跳舞,那优美的舞姿她还朦胧地记得,但她的身躯却只能滑稽地模仿。不久她便气喘吁吁,累得只好跌跌撞撞地走出人群。而小姑娘们还在跳。
  聚居区的孩子们具有高贵的男性和女性所必须的素质,但是聚居区就像一个发怒的老虎扑向这些孩子,毁灭了他们所有的良好素质,驱散光明和欢笑,把那些它不能杀死的变麻木、粗野、堕落、连荒野上的野兽都不如的可悲的人。
  至于这个过程是怎么进行的,我曾在以上的各章里详细描述过,现在,请看哈克利教授是怎么简要叙述的:
  不论是在这个国家内,还是在其它国家内,凡是熟悉所有大工业中心人口状况的人都知道,在那巨大的、不断增长的人口中,有一种占优势的趋势……这就是法语中所谓“la misere”的那种状况,在英语里我还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同义词。在这种状况下,保持身体正常功能所必需的食物、温暖和衣服都不能获得;在这种状况下,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被迫住进洞穴般的小屋,一切礼节与体面都荡然无存,连最普通的健康生存的条件都没有;一切可能的娱乐都蜕变为兽性和沉醉;痛苦以饥饿、疾病、发育不全和道德败坏的形式积累和表现出来;在这种状况下,甚至坚定、诚实、勤劳也是一种与饥饿交战而不能获胜的生活方式,其结果是造成一个个贫民的坟墓。

  在这样的条件下,孩子的前途是毫无希望的。他们像苍蝇一样死去,而那些活下来的人之所以能生存,只是因为他们尚存精力和适应周围堕落环境的能力。他们没有家庭生活。他们只是在洞穴中生活,接触一切淫秽和粗鄙。就像他们的精神颓废一样,他们的肉体也被肮脏环境、过度的拥挤和营养不足所腐蚀。一对夫妇与三四个孩子挤在一间屋子里,睡觉的时候,孩子要轮流起来驱赶老鼠,这些孩子永远吃不饱,还被成群的虱子吞噬变得痛苦和衰弱。可以想像,这些幸存者所养育出来的男人和女人会是什么样子。

“阴暗的绝望,阴暗的凄惨,
从出生之日便与之为伴;
丑恶的诅咒,更丑恶的欢乐,
便是他们最初的催眠曲。”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婚以后,在一间屋子里料理家务。他们的收入并不与年俱增,而他们家的人口却在增加。如果这个男人能保住他的健康和职业,那是极为幸运的。一个婴儿出生了,又一个婴儿出生了。这意味着要扩大房间。可是这些小嘴和小身体需要更多的花费,从而使扩大居住面积成为绝对不可能。又有婴儿降生了。屋子里根本没有转身的地方。于是孩子们跑到街上去玩。他们长到十二岁或十四岁的时候,房间的问题则到了危急的关头。他们只好永久住在街上。一个男孩如果幸运的话,能设法找到普通的住所,而且还可能有其它的办法;但是一个十四岁或十五岁的女孩子,以这种方式被迫离开所谓的家,尽其最大可能,每周只不过能挣到微不足道的五个或六个先令。她只有一种办法,这种办法的悲惨结局就像今天早上被警察发现倒在赛特大街一家门口的那个女人一样。她无家可归,无处居住,而又疾病缠身。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亲人,最后孤独地死于街头。她六十二岁.靠卖火柴为生。她的死,简直和野兽的死一模一样。
  一个男孩站在伦敦车站违警罪法庭被告席上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的头比栏杆稍稍高出一点。他被指控从一个女人身上偷了两个先令,可是他已经把钱花光了,不是用来买糖果、糕饼或用来娱乐,而是用来买食物。
  “你为什么不向这位妇人乞求食物呢?”法官问道,声音里听得出仿佛感情受到了损伤,“她一定会给你一点东西吃的。”
  “要是我向她要吃的,我就会犯乞讨罪而被拘留。”孩子回答说。
  法官皱皱眉,无言可对。没有人认识这个男孩,也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他生来就是流浪儿,迷路者,是一只在帝国的丛林中寻觅食物的幼兽,他捕食弱者,却又被强者所捕食。
  愿意帮助孩子的人们,把居民区的儿童聚集起来,把他们送到乡村去做一天的郊游。他们认为,大部分长到十岁的孩子都该有这么一天郊游的。关于这一点,一个作家写道:“不能低估这样的一天在孩子们心中所引起的变化。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们懂得了田野和森林的意义,这样,他们在书中读到有关乡村景色的描写,如果以前毫无印象,现在就能读懂了。”
  如果孩子们有幸被那些行善的人们选中,也只能在田野和森林中度过一天,孩子们的出生率要比他们被选中送到田野和森林中度过一天的概率高的多。一天!在他们的一生中,只有一天!至于一生中其它的日子,正如一个男孩告诉一个主教的那样:“十岁的时候,我们逃学;十三岁时,我们扒东西;十六岁时我们打架。”这就是说,他们在十六岁以前逃学,盗窃,而在十六岁以后就变成可以殴打警察的小流氓了。
  牧师卡特梅尔•罗宾逊谈到他的教区中的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他们一起出发到森林去。他们穿过无穷无尽的街道,总是盼着不久就能看见森林。最后他们累得走不动了,迷糊而绝望地坐下来,是一位善良的妇人救了他们,把他们带了回来。显然,那些慈善的助人者发现了他们。
  还是这位绅士又有这样的叙述:在露克斯顿(广大的伦敦东区的一个区)的一条街道上,住着七百多个年龄在五岁到十三岁之间的孩子,挤在八十个小房间里。他说:“因为伦敦把孩子们都关在街道与房子的迷宫里,剥夺了他们对天空、田野和溪流的正当的权利,所以他们长大以后都变成身心不健全的男人和女人。”
  他谈到他的一个教徒把一间地下室租给一对夫妇的故事。“他们当初说只有两个孩子,可是当他们把房间租到手以后,又变成了四个孩子了。过了不久,第五个孩子又出现了。于是房东通知他们搬走。他们对此置之不理。后来卫生检查官来了。他一般对法律是马马虎虎的,可是这次他却用法律诉讼来吓唬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申辩说他无法让他们搬走。然而这对夫妇也申辩说,他们有这么多的孩子,经济收入极低,谁都不会租给他们房子住的。其实,这是穷人最普通的抱怨之一。那怎么办呢?房东左右为难。最后,他要求法官派一名官员来调查此事。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天了。竟然没有做任何判决。这是仅有的事件吗?不,这样的事非常普遍。”
  上个星期,警察查抄了一个妨害治安的房子。他们在一间屋子里发现两个小孩。这两个小孩被拘留,罪名是与他们的母亲同居一室。审讯时,他们的爸爸来了。他说,他自己和妻子,以及两个大一些的孩子(除了被告席上的两个孩子)住一个房间。他还说,他租用这间屋子是因为其他房间的租金都比他现在所付的每周两先令半要高。法官释放了两个小被告,并警告这位父亲,他养育孩子的方法对孩子身心有害。
  没有必要再举更多的例子了。在伦敦,对无辜者的屠杀正在以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着。而那些信奉基督教、信奉上帝、每个星期天都到教堂去的人对此却非常冷漠。在每星期的其他时间,他们把沾满伦敦东区儿童鲜血的租金与利润尽情挥霍。而且.他们有的时候把数以百万计的租金与利润中的一半拿出来,作为给苏丹黑人儿童的教育费,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21:2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十四章  夜之幻影



  这一切,在若干年前,都是些皮肤红嫩的婴孩,能够任你塑造和铸成任何形态的社会成员。
    ——卡莱尔

  昨晚深夜时分,我独自沿着商务街,从斯拜图费尔茨走到怀特切普,又继续往南走,过了列门街,到了船坞。我一边走着,一边讥笑东区的报纸。那些报纸,充满了城市的骄傲,大言不惭地宣称东区做为男人和女人的居住区,是十分合适的。
  要让我叙述我所目睹的事情,哪怕一点点,都比较困难。许多事情是难以启齿的。不过总的说来,我可以说我见到的是一场恶梦,一个使人加速灭亡的可怕的泥坑,一片无可言喻的污秽,从而使皮卡蒂利和斯特兰德的夜晚成为“恐怖之夜”。这是一个动物园,里面是穿衣戴帽的两足动物,有点近似人类,但是更近似野兽。再描绘得全面一些,那就是在他们当中还有穿带铜钮扣制服的看守人维持秩序,不准他们吼叫得太厉害。
  我很高兴看守人在那里。因为我没有穿着“航海服”,而我正是那些四处觅食的动物所要捕获的“目标”。在看守人之间,那些雄性不时地望着我,目光锐利,充满饥饿,就像街头流浪的狼。我害怕他们的手,赤裸裸的手,就像一个人害怕猩猩的爪子一样。他们使我联想起猩猩。他们的身体又小又丑,而且呈下蹲状。他们没有隆起的肌肉,没有强健的筋骨,也没有宽阔的肩膀。他们展现的倒是一种天然的、基本的人体结构,正如原始人所展现的那样。可是他们那消瘦的身体内还是有力量的。那就是抓、握、撕、扯的凶恶的原始力量。当他们扑向猎物时,他们甚至能使被害者骨折筋断。他们既无良心,又无情感,无所谓畏惧,更无所谓情谊,只要有半点儿机会,他们会为了半个英镑去杀人。他们属于新的种类,是一种城市野人。街道、房屋、小巷和院落,都是他们的狩猎场。正如山谷是天然野人的出没之处一样,街道和房屋就是他们的山谷。贫民窟是他们的丛林,他们在这个丛林中生活与捕猎。
  在西区的黄金剧场和绮丽的私人宅第里面的那些尊贵、善良的人们决不曾目睹过这些动物,也决梦想不到他们的存在。然而,他们毕竟存在,在城市丛林中颇有活力地生活着。有一天,当英国战斗到她最后一道壕沟时,当全国的健儿正在火线上的时候,那就要大祸临头了!因为在那一天,这些动物将爬出巢穴,西区的人们将会看见他们,就像从前封建的法国那些尊贵而善良的贵族看见他们一样,并互相发问:“他们究竟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是人类吗?”
  可是他们决不是生活在动物园里仅有的野兽。他们只是分散在周围,潜伏在黑暗的院落,像灰色的影子一般沿着墙壁时隐时现。然而生育他们的那些女人却到处都是。她们粗声哭泣,用悲哀的声调向我乞求小钱以及不值一便士的其他东西。她们在她们的巢穴中设宴狂饮,像懒婆娘一般,头发乱蓬蓬的,睡眼惺松,双目传情,喋喋不休,满口脏话。酒性发作时,就在椅子上和柜台上横躺竖卧,实在是一幅无法言状的丑恶、可怕的景象。
  此外,尚有其他人种,生着古怪的面孔,有如畸形的怪物,在我的身边碰来碰去。他们是一群不可思议的典型:丑陋、麻木,是社会的残渣,徘徊的死尸,有生命的亡灵——女人们受着疾病和酒精的摧残,她们的丑名在市场上公开拍卖也不值两个便士;男人们身穿古怪的破衣服,艰难与颠沛使他们失去了男人的外貌,面部被无尽的痛苦所扭曲,总是淡漠地呆笑,猿一般的蹒跚,每迈一步,每呼吸一次,都是在走向死亡。还有少女们,十八岁到二十岁,她们那苗条的身躯和青春的面颊还不曾被扭曲和变形,可是她们却已一落千丈地降到了深渊的最底层。我还记得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和一个六七岁的小孩,面色苍白,十分衰弱,这一对无家可归的孩子坐在人行道上,背靠栏杆,茫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不合时宜的多余的人们呵!工业并不向他们呼唤,也不因劳动力不足而招工。码头工人拥挤在码头的入口处,咒骂着而又不得不离去。因为工头们不召唤他们。在职的工程师们,每周只援助他们失业的同事六个先令,五十一万四千名纺织工人反对一项谴责雇用十五岁以下儿童的决议。不知有多少妇女被发现在血汗工厂里,每天苦干十四个小时却只挣十个便士。阿尔弗莱德•弗里曼因失去职业,便投河而死。艾伦•休斯•亨特宁愿在莱琴运河投河而死也不愿去艾斯令顿救济院。富兰克•卡维拉割断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的喉咙,因力他无法找到工作给他们提供食物和栖身之处。
  不合时宜的多余的人们呵!苦难的、受歧视的、被遗忘的人们正在社会的屠宰场上死去。人类被玷辱的后裔们——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被玷辱,血与肉被糟蹋,生气与精神被糟蹋,一言以蔽之,劳动被糟蹋。如果这是文明为人类所能做的最佳成果,那么请还给我荒凉的、赤裸裸的野蛮状态吧!做一个在荒野和沙漠上,在洞穴和地窟里生活的民族,远比生活在机器和深渊中的民族优越得多。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22:0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十五章  饥饿的哀号



  “我父亲的精力比我旺盛,因为他是在乡村长起来的。”
  说话的人是一个东区的漂亮青年,他正在哀叹自己身体发育不良。
  “看看我这骨瘦如柴的胳膊,”他卷起袖子,“就是因为吃不饱,就是这个原因。不是指现在。这几天我能够吃到我想吃的东西,可是太晚了。这不能补偿我小的时候缺的。父亲从水乡来到伦敦,因为我母亲去世了,剩下我们六个孩子和父亲住在两间小屋里。”
  “他的遭遇很不幸。他本可以抛弃我们,但是他没有。他整天像奴隶一样干活,晚上回来还要给我们做饭,照顾我们。他既当父亲,又当母亲。他尽了最大的力量,可是我们仍然吃不饱。我们几乎没有见过肉,后来吃得更差,正在发育中的孩子每天只能吃到一顿面包和一点点奶酪,当然吃不饱。这对身体实在不利。”
  “结果怎么样呢?我身材矮小,我也没有我父亲那么旺盛的精力。它都被饿没了。不出几十年,在伦敦就没有我这样的人了。不过我的弟弟还会在。他身材比我高大,发育得也比我好,这是因为父亲和我们在一起的缘故。”
  “可是我看不出来,”我表示不同意,“我倒以为,在这种条件下,生命力会减弱,孩子们也会变得越来越弱小。”
  “他们在一起生活就不会这样,”他回答说,“你在东区凡是觅到一个八岁到十二岁的孩子,身材适中,发育正常,而且看起来很健康,那你就去问他,他肯定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至少也是最小的孩子中的一个。这是因为他挨饿的程度相对来说小一些,时间也短一些。幼小的孩子尚未长大,他的哥哥姐姐已经开始工作了。这样挣的钱就会多一些也就会有更多的食物供给大家了。”
  说完他放下了袖子。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长期的半饥饿状态并不使人死亡,却阻碍人的发育。他的声音是万千群众中的一个,他仍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里发出饥饿的哀鸣。无论哪一天,在大英帝国接受贫困法救济的人,总在百万以上。在一年中,接受贫困法救济的人占整个工人阶级的十一分之一。每月接受低于十二英镑救济的人,高达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有八百万人是生活在饥饿线上的常备军。
  伦敦郡学校议事会的一个委员会,曾发表这样的通报:“在没有特殊灾祸的时期,仅就伦敦各小学而言,共有五万五千名儿童因处于饥饿状态而无法予以施教。”这里的黑点是我加的。“在没有特殊灾祸的时期”意思就是英国的太平时期,因为英国的臣民们把他们所谓的“灾祸”,即饥饿与折磨,视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长期的饥饿有如家常便饭。只有到严重的饥饿大量出现的时候,他们才认为这是非常事件。
  我永远不能忘记在一个阴天的黄昏,东区一家小店铺里一个盲人的哀泣。他的父亲已去世,母亲尚在,在全家的五个孩子中,他最大。作为长兄,他从小就挨饿,干活挣钱来喂养他的弟弟和妹妹们。他一连三个月未尝过肉味。他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吃饱肚子。他说从童年开始的长期挨饿已使他失明。为证实这一点,他引用了皇家委员会关于盲人的报告中的一段话:
  在贫困地区,失明极为普遍,而饥饿加剧了这种可怕的病痛。

  这个盲人继续说下去,在他的语调中,充满了一个受折磨者的凄凉。对于他这样的人,社会却从不提供足够的食品。他是伦敦庞大的盲人队伍中的一员,他说在盲人的家庭里,他们所吃的粮食连一半都不够。他告诉我一天的食谱:
  早餐——稀粥和干面包:四分之三品脱
  午餐——肉:三盎司
  面包片:一片
  马铃薯:二分之一磅
  晚餐——稀粥和干面包:四分之三品脱

  王尔德——愿上帝安息他的灵魂——让我们听到了狱中儿童的呼声,这在不同的程度上,也是狱中男人和女人的呼声:
  儿童在狱中所受的第二种痛苦便是饥饿。早晨七点半的早餐,只有一片烤焦了的面包和一罐水。中午十二点吃午餐,是一罐粗糙的玉米白粥(稀粥),下午五点半吃晚餐,只有一片干面包和一罐水。这种食物给一个强壮的成年人来吃,总是引起疾病,主要是腹泻,以及伴之而来的虚弱。事实上,在大的监狱里,狱吏们经常提供收敛剂。但是孩子就不同了,他们一般无法吃下这样的食物。凡是懂得一点儿儿童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儿童的消化力最易受啼哭和精神痛苦的影响。儿童在成天啼哭以后,还可能啼哭半个晚上,再加上被关在寂寞的、灯光昏暗的小屋内,他们会感到非常害怕,根本吃不下这种粗劣、可怕的食物。就拿狱吏马丁曾给一个小孩饼干吃这件事来说,那个小孩子在星期二早上哭得很厉害,根本吃不下面包加水这样的狱中早餐。马丁不忍看着这个孩子挨饿,便出去给他买了几块甜饼干。这的确是仁慈的行为,这个孩子极为感激。可是,这个孩子因为不知道监狱董事会的规定,把这件事告诉了几个高级狱吏,并说这位下级狱吏对他如何地好。其结果自然是他们向上级打了报告,并辞退了好心的马丁。”

  罗伯特•布莱茨福德把救济院内被救恤者的每日食品与士兵的食品进行了比较,因为他以前曾当过兵。当时士兵的食品算不上丰盛,但已经是救济院的食品的两倍了。

┏━━━━━━━┳━━┳━━━┓
┃救济院被恤贫民┃食品┃士兵  ┃
┣━━━━━━━╋━━╋━━━┫
┃3.25盎司    ┃肉  ┃12盎司┃
┣━━━━━━━╋━━╋━━━┫
┃15.5盎司    ┃面包┃24盎司┃
┣━━━━━━━╋━━╋━━━┫
┃6盎司     ┃蔬菜┃8盎司 ┃
┗━━━━━━━┻━━┻━━━┛

  被恤贫民中的成年男子,每周仅吃一次肉(汤除外),所以被恤贫民“几乎都是面色苍白,不健康,这显然是饥饿的特征。”
  下面的表格比较了救济院被恤贫民与救济院职员之间每周饮食定量:

┏━━━┳━━━━┳━━━━┓
┃职员  ┃食品  ┃恤  民  ┃
┣━━━╋━━━━╋━━━━┫
┃7磅   ┃面包  ┃6.75磅  ┃
┣━━━╋━━━━╋━━━━┫
┃5磅   ┃肉    ┃1磅2盎司┃
┣━━━╋━━━━╋━━━━┫
┃12盎司┃咸肉  ┃2.5盎司 ┃
┣━━━╋━━━━╋━━━━┫
┃8盎司 ┃奶酪  ┃2盎司   ┃
┣━━━╋━━━━╋━━━━┫
┃7磅   ┃马铃薯  ┃1.5磅   ┃
┣━━━╋━━━━╋━━━━┫
┃6磅   ┃蔬菜  ┃无    ┃
┣━━━╋━━━━╋━━━━┫
┃1磅   ┃面粉  ┃无    ┃
┣━━━╋━━━━╋━━━━┫
┃2盎司 ┃猪油  ┃无    ┃
┣━━━╋━━━━╋━━━━┫
┃12盎司┃黄油  ┃7盎司   ┃
┣━━━╋━━━━╋━━━━┫
┃无  ┃白米布丁┃1磅   ┃
┗━━━┻━━━━┻━━━━┛

  同一位作者还这样评论说:“职员的食品比被恤贫民的食品要丰富,但并不算非常丰富,因为在职员的表格下面,还有这样的注脚:‘每位住宿的职员与服务员,每星期还可拿到两先令六便士的现金。’”如果被恤贫民的食物已经足够了,为什么职员得到更多呢?如果职员没有得到足够的饮食,那么被恤贫民怎么能靠不到一半的饮食来过活呢?
  不仅仅是聚居区里的人、监狱里的犯人和被恤贫民在挨饿,乡村的庄稼汉也不知道什么叫饱肚子。实际上,是饥饿把他们驱赶到城市,加入到这众多的饥民当中。这儿有一个来自勃克斯的布莱德菲尔德济贫法联合会教区的工人,让我们调查一下他的收支情况。有两个孩子,有稳定的工作,不用付房租的小屋,每周平均工资大约是十三先令(等于三美元二十五美分)。下面是他的每周支出预算表:
  面包(二十磅):一先令十便士
  面粉(十二加仑):四便士
  茶(十四磅):六便士
  黄油(一磅):一先令三便士  
  猪油(一磅):六便士
  糖(六磅):一先令
  成肉或其它肉(约四磅):二先令八便士
  奶酪(一磅):八便士
  牛奶(半罐炼乳):三又四分之一便士
  油,蜡烛,蓝墨,肥皂,盐,胡椒粉等等:一先令
  煤:一先令六便士
  啤酒:无
  烟草:无
  保险费(一):三便士
  工会会费:一便士
  木料、工具、药费等:六便士
  保险费(二)及衣物保证金:一先令一又四分之三便士
  总计:十三先令六便士

  上述济贫法联合会的救济院的管理员对于他们的严格节约颇感自豪。每星期每名被恤贫民所需费用如下表:

  男人:六先令一又二分之一便士
  女人:五先令六又二分之一便士
  儿童:五先令一又四分之一便士

  如果上述那个工人失去工作而进入救济院,那么管理员在他身上将花费:

  工人:六先令一又二分之一便士
  妻子:五先令六又二分之一便士
  两个孩子:十先令二又二分之一便士
  总计:二十一先令十又二分之一便士(约合五美元四十六美分)

  由救济院来照顾他和他的家庭,需要花费二十一个先令以上,而如果要他自己来照顾,则需十三个先令。另外,一件很明显的事实是,照顾的人越多,平均费用就越少——购物,做饭,为一大群人服务,这比照顾一个小家庭,要便宜得多。
  然而,正当我们编制这个预算表时,那个教区还有一个家庭,不是四口人,而是十一口人,他们依赖维持生活的收入不是每周十三先令,而是十二先令(冬天是十一先令)。这个家庭所居住的小屋并非免付租金,而是每周付三个先令的房租。
  有一点必须明白,而且必须十分清楚地明白:在伦敦所存在的任何贫困与堕落的状况,在整个英国也都存在。巴黎不是法国,可是伦敦就是英国。使伦敦成为地狱的那些可怕的条件也使英国成为地狱。那种认为分散管理伦敦会改善生活条件的论证纯属徒劳与虚伪。如果六百万伦敦人被分散到一百个城市中去,每个城市有六万人的话,苦难的状况可能会分散,但决不会消失。其总的情况仍然同样严重。
  对这一事例,罗恩特里先生曾做过详尽的分析,他已证明,凡是查尔斯•布斯先生证明适用于大都市的,也同样适用于乡镇,那就是,有整整四分之一的乡镇居民陷于贫困之中,这种贫困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摧毁着他们,有整整四分之一的居民吃不饱肚子,没有足够的衣服穿,没有地方住,在严寒的天气里不能充分保暖,而且必然会陷于道德的沦丧,在清洁和体面上不如野蛮人。
  罗伯特•布莱茨弗德先生在听完卡里的一位爱尔兰老农民的哭诉之后,便问他需要什么。“这个老人倚在他的铁锹上,两眼望着那绵延到那低垂的天边的、黑色泥炭般的土地,‘我究竟需要什么呢?’他用一种深沉而悲怆的声调说,似乎不是对我,而是对他自己,‘我们所有英勇的男孩子和亲爱的女孩都远在海外,代理商又把我的猪抢走了,雨又毁了我的马铃薯,我老了,我要的是上帝的最后审判日。’”
  上帝的最后审判日!需要这一天的,不只他一个人。整个大地上升起了饥饿的哀号。它来自聚居区的乡村,来自监狱和临时收容所,来自避难所和救济院,——这是所有饥民的呼声。千千万万的民众,男人,女人,儿童,婴儿,盲人,聋哑人,瘸子,病人,流浪者和苦工,犯人,贫民以及爱尔兰、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等国的人民,他们都在饥饿线上挣扎。然而事实上,五个人可以为一千人生产面包,一个工人可以为二百五十人生产棉布,为三百人生产毛织品,为一千人生产靴子和鞋。似乎是四千万人在管理一个大房子,而且管理得很差。收入还可以,但是在管理上有犯罪般的错误,这样一个大房子,本来五个人可以为一千人生产面包,而现在却有百万人得不到足够的食物,这难道不是在管理上有着犯罪般的错误吗?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23:2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十六章  饮酒、戒酒与节俭



  可以说,英国工人阶级的成员都是些啤酒鬼。啤酒把他们变得迟钝和麻木。他们的能力也被可悲地削弱着,他们失去了民族所给予的一切想像力、创造力和机敏。这不能说是“养成”的习惯,因为他们从最早的婴儿时代起对此就已习惯了。孩子们在他们吸进第一口气之前,就已经在泥醉之中,浸润于酒气之间,一出胎来,就喜欢酒气和酒味,此后又在酒中成长起来。
  酒店无所不在。它开设在每一个角落和角落之间,女人和男人一样常到这里来买酒。这里也常常发现儿童,他们等候他们的父母准备回家的时候,从家长的酒杯边上啜上几口,听那些粗俗的言语和下流的谈话,接触传染的病毒,熟悉淫荡与放纵。
  工人和资产阶级都应讲究礼节。可是就工人来说,酒店就不是讲究礼节的地方。在这里无所谓丢脸和耻辱,年轻女人和少女经常到酒店去,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我记得一个姑娘在一个咖啡屋里说,“我在酒店里从来不喝烈性酒。”她是个年轻、美丽的女侍者,她当时正在另一个女侍者面前显示她那出类拔萃的自尊和女性的拘谨。当局禁止酒精饮料,但却准许一个清白的年轻姑娘喝啤酒。而且是到酒店去喝。
  啤酒不适合人们去喝,男人和女人们都不适合去喝啤酒。可另一方面,正是他们在各方面都“不适合”才驱使他们去喝啤酒的。食品缺乏,营养不良,过分拥挤和肮脏所造成的不良影响,都使他们在生活上形成一种饮酒的病态渴望,正如曼彻斯特工厂里紧张工作的工人的肠胃渴求过量的腌菜和类似的古怪食品一样。不健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造成不健康的食欲和渴求。人类决不可能像马一样被使唤,像猪一样被饲养,而同时却怀有纯洁与健康的理想与追求。
  家庭生活幻灭之日,就是酒店出现之时。男人和女人都贪恋酒味,因为他们过度劳累,胃口不正常,卫生条件恶劣,麻木地生活在丑恶与单调之中,那些爱好群居的男女失去了家庭生活,自然都涌到明亮与噪杂的酒店里来,徒然地表现他们对群居生活的爱好。当全部家庭成员同栖于一间小屋时,是无家庭生活可言的。
  简单考察一下这样一种住处,就可以了解造成酗酒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里,全家早晨起床,穿衣,梳洗打扮。父亲、母亲、儿子、女儿,都在一间屋子里,摩肩接踵(因为房间太小)。做妻子和母亲的她开始做早餐。就在这同一间屋子里,一夜以来挤在一起的身体散发的气味令人作呕,而早餐就在这种气味中吃下去。父亲去上工,大一点的孩子去上学或到街上去玩,而母亲则留在家里照管到处乱爬乱跑的小孩子,还要做家务——仍然在这一间屋子里。她在这里还要洗衣服,肥皂泡沫和脏衣服的气味充满这闭塞的空间。她还要把潮湿的衣衫挂在头顶上晾干。
  到了晚上,全家就在一天汇集的万种气味中上了睡榻。这就是说,许多人尽可能多地挤在一张床上(如果他们有床的话),其他的人只好在地板上睡觉。这就是他们每天的生活。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除了被驱逐的日子,他们从来没有假期。如果一个孩子死了,其余的孩子也会接着死亡,因为伦敦东区儿童中的百分之五十都活不到五岁。孩子的尸体就放在同一间屋子里。如果他们很穷的话,尸体就一直放在屋子里,直到他们能够把它埋葬。白天,尸体就躺在床上;晚上,当活着的人该上床睡觉时,尸体就移到桌子上。到了早晨,尸体又从桌子上移到床上,而他们就在那张桌子上吃早餐。有的时候,尸体就放在存放食品的木架上。仅仅在两个星期之前,东区的一个妇人就陷入这样的困境,因为她无法埋葬死去的孩子,结果她把尸体在屋子里存放了三个星期。
  这样看来,我们描述的房间不是家,而是恐怖之屋。男人和妇人们逃离它,而涌到酒店去,是值得同情的,而不应受责备。在伦敦,有三十万个家庭住房只有一个单间。还有九十万人根据1891年公布的“公共卫生法”是非法居住者——这可说是酗酒的正当补充理由。
  幸福的无指望,生活的不安全,对未来的恐惧——这些都是驱使人们酗酒的潜在因素。人生的不幸需要努力寻求缓解,而在酒店里,不幸和痛苦会得以平息,在沉醉中忘记一切。的确,这是不健康的,然而他们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都是不健康的,而在他们的生活中,只有酗酒才能使他们忘记一切。酗酒甚至可以使他们趾高气扬,使他们觉得自己变得优秀起来,其实就在这个时候,酗酒使他们堕落,使他们陷于比以前更可怕的兽性中去。对于那些不幸的男女,这只不过是悲惨与悲惨之间的较量,其结局就是死亡。
  向这些人宣传节制和戒酒,简直是对牛弹琴。酗酒的习惯可能是诸种苦难的起因;然而诸种苦难又反过来驱使他们酗酒。戒酒论者可能会竭尽心力地宣传饮酒的罪恶,但是若不铲馀那些驱使人们去饮酒的罪恶的根源,饮酒及其罪恶就会依然如故。
  如果这些宣传者不明了这个道理,那么他们所做的善意的努力,终将于事无补,只不过像表演了一场迎神赛会似的,逗引奥林匹斯诸神狂笑而已。我曾参观过一个日本艺术展览会,产生过把怀特切普的穷人们的心灵提升起来,培养他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之心的想法。假定这些穷人接受了这样的教导而渴求真善美的话,他们生存的恶劣条件以及注定每三个人之中必有一人死于公共慈善机构的社会现实会说明,这种说教只能是加在他们身上的又一种诅咒。他们只有许多需要忘却的东西,何必再学习这种知识、还有这种渴求呢!如果今天命运要把我的余生与东区奴隶的生活束缚在一起,如果命运只给予我一个机会的话,我一定要求让我能忘掉真善美,忘掉我从书本上学来的一切。忘掉我们了解的人们和所说过的事情,以及我所访问过的国土。但是如果命运并没有给予我这个机会,我深信我会经常醉而忘之。
  这些企图救人的宣传家们!他们的贫民区社会改良团体、教堂和慈善机构等等,统统都是失败。从事情的本质上看,它们不能不是失败。他们用心良苦,但是错误的。这些善良的人们,他们探讨人生,却又误解人生。他们并不了解西区,却跑到东区来充当教师和专家。他们并不了解耶稣的简单社会学,却来到悲惨的、被歧视的人们中间,俨然以社会拯救者自居。他们忠诚地工作,然而除了解救苦难中的极小一部分和收集一定数量的资料以外,他们一无所获。而这一定数量的资料本来可以用更科学、更经济的办法收集到的。
  有人说,除了不再嘲笑穷人以外,他们为穷人做了一切。他们在儿童工作上所付出的款子,都是从穷人身上榨取来的。他们属于成功的、食肉的两足动物,他们站在工人与他们的工资之间,他们努力指导工人如何使用剩下的一点点钱。他们以上帝的名义为女工们建立托儿所,孩子放在托儿所,他们的妈妈就可以在艾斯买顿做紫罗兰花,每十二打可挣四分之三便士。可是当他们面对更多的孩子和做花女工而无法处理时,他们这样做又有什么益处呢?一个做花工人对每一朵花要处理四次,每处理五百七十六次才挣四分之三便士,她在一天里要处理六千九百一十二次,挣九便士。她被剥削了,有人骑在她的背上。对真善美的追求决不会减轻她的负担。这些涉猎者们不为她们做任何事情。而正因为他们没有为孩子的母亲做什么事,到了晚上,当孩子回家以后,他们白天为孩子所做的一切都会前功尽弃。
  他们所有的人都在重复着一个极大的谎言。他们并不知道这是谎言,然而他们的无知却使它似乎变成了一条真理。他们重复的谎言是“节俭”。用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在人口过于密集的伦敦,寻找工作的竞争十分激烈。正由于这种激烈的竞争,工资已降到只能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节俭意味着工人的花费还低于他的收入——换句话说,就是靠更少道德钱来过活。这无疑是降低生活水平。在获得工作机会的竞争中,生活水平低的工人的要价必然会低于生活水平高的工人。在任何拥有过多工人的产业中,为数不多的“节俭”的工人会永远降低该产业的工资水平。然而“节俭”的工人也不会再“节俭”,因为他们的工资已降到了他们的消费水平之下。
  简言之,节俭否定节俭。如果每一个英国工人都听信了宣传家们的节俭的说法,把消费水平降低一半,那么寻找工作的人多于工作机会的状况将会迅速地把工资再降低一半。这样,英国的工人谁也不节俭了,因为他们不能靠减少的收入来生活。目光短浅的节俭论的宣传家们对这样的结果自然会大惊失色。他们失败的程度恰好可以衡量他们宣传成功的程度。向伦敦一百八十万工人宣传节俭,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因为这些工人的家庭,每周的总收入不到二十一先令,其中的四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不得不交房租。
  关于宣传家的无益的帮助,我想指出一个著名的、高尚的例外,这就是巴纳多•霍姆斯博士。巴纳多博士是个“捕儿者”。首先,他趁孩子们年纪尚小,还没有在邪恶的社会铸模中定型和硬化,就捉住他们;然后他把他们送往国外,在另一个较好的社会铸模中去成长和塑造。迄今为止,他已经把十万三千三百四十名男孩送往国外,绝大部分都到了加拿大,其中五十个人中也不见一个失败者。这些孩子本来是流浪儿和迷途者,无家可归,被父母遗弃。他们从深渊的社会逃了出来,而且每五十人中就有四十九人已经立业成人,这样的数字,简直是辉煌的纪录了。
  每年的每一天,巴纳多博士总是从街头找到九个流浪儿,这样我们可以知道,他工作的范围有多么大。那些企图帮助穷人的宣传家们总可以从他身上学到点儿东西吧。他从不姑息社会的罪恶,而是追查社会罪恶与悲惨的根源。他把流浪者的后代从有害的环境中解救出来,给他们一个健康有益的环境,使其受到熏陶而长大成人。
  当那些以救人为由的宣传家们停止举办含有游戏性和涉猎性的白天托儿所和日本艺术游览会,回去了解他们的西区,学习耶稣的社会学的时候,他们会以更佳的姿态认真去做他们在世上应该做的工作。如果他们能真的努力去做的话,他们应该学习巴纳多博士的榜样,只不过范围要扩大到全国罢了。他们不会将对真善美的渴求像填鸭式地塞进每做十二打花只挣四分之三便士的女工们的喉咙里去。然而他们必须把骑在女工们背上的人赶下来,然后像罗马天主教徒那样,去洗个澡,出一身大汗。他们会惊愕地发现,他们自己必须从女工的背上滚下来;他们也许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也正骑在其他一些女工和孩子们的脊背上!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24:1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十七章  管理失当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最好从更广阔的范围来观察这个“社会深渊”,向“文明”提出几个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文明的存在或崩溃。举例来说,文明到底改善了人的命运没有?我在这里用的“人”字具有民主的含义,指的是“普通人”。于是,这个问题又可以变成:文明到底改善了普通人的生活没有?
  让我们来看一下。在阿拉斯加,沿着育空河西岸,在靠近河口的地方,住着因纽特族。他们是个非常原始的民族。十分明显,他们对于巨大的智慧所勾画出的文明轮廓仅有模糊的感觉,他们的资产大约是每人两英镑。他们用骨头磨尖制成的矛和箭捕鱼为食。他们没有无处栖身的痛苦,他们的衣服大部分是兽皮做的,很暖和。他们从来不缺燃料,也有足够的木料盖房子。他们的一部分房子盖在地下,到了严冬季节,他们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里面,不受严寒的侵袭。在夏季,他们则住在帐篷里,尽享微风与凉爽。他们健康、强壮、快乐。他们唯一的问题是食物。她妹妹有富足的时候,也有饥荒的时候。在富足的时候,他们饱食无虑,在饥荒的时候,他们有的人死于饥饿。但是饥饿作为一种长期的涉及许多人的状况,他们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而且,他们也不负债。
  在大英帝国,在大西洋的岸边,住着英国人。他们是纯粹
  的文明人。他们的资产平均至少每人三百英镑。他们并不依靠
  捕鱼来获取食物,而是依靠建设巨大的工程的劳动。可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缺乏住房。相当一部分人的住房条件恶劣,没有足够的燃料来取暖,而且衣不遮体。常有一群人根本没有住房,只能在星光下露宿。在冬季,总有许多衣衫褴褛的人在街上冻得瑟瑟发抖。他们也有好的时光和坏的时光。在好的时光里,他们大部分人设法得到足够的食物;在坏的时光,他们则被饿死。他们现在正在死于饥饿,他们在昨天和去年都有人死于饥饿,在明天和明年,他们仍会死于饥饿。与因纽特人所不同的是,他们受着长期的饥饿的煎熬。英国人有四千万,其中每一千万人中就有九百三十九人死于贫困,同时有八百万人长期挣扎在饥饿的边缘。而且,每个婴儿刚一出生就负有二十二英镑的债。这就是所谓的“国债”。
  在对普通的因纽特人和普通的英国人做出公平的比较以后,不难看出,因纽特人的生活不那么艰苦。因纽特人只是在饥荒的时候才挨饿,而英国人在富足的时候也会挨饿。因纽特人不缺少燃料、衣服和住房,而英国人则一年四季都缺少这三项生活资料。在这一点上,不妨看一看一个名叫赫克斯利的人所作的判断。他曾经在伦敦东区担任过医官,也曾以科学家的身份考查过最原始的野蛮民族。根据他的种种经验,他的结论是:“如果让我选择,我宁愿选择野蛮人的生活,而不选择基督教伦敦人的生活。”
  人类所享受的物质上的舒适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由于“文明”并没有给普通的英国人提供与因纽特人所享受的同等的食物和住宿条件,问题自然被提了出来:“文明”到底增强了普通人的生产能力没有?如果“文明”并没有增强人的生产能力,那么这种文明肯定站不住脚。
  然而,有一点要直言不讳,“文明”确已增强了人的生产能力。五个人能生产出给一千人吃的面包。一个人能生产出供二百五十人穿的棉布,也能生产出供三百人用的毛线和供一千人穿的鞋。可是统观本书全篇,我们就会知道英国的百万民众还没有充足的食物、衣服和鞋子。这就自然引起了第三个而且是毫不留情的问题:如果文明增强了普通人的生产能力,那么为什么它没能改善普通人的命运呢?
  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管理失当。文明已经为人类创造了一切舒适享乐。可是普通的英国人却没能得到这些。如果他永远不能得到的话,文明就将崩溃。如果一种工程明显地要失败,那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然而人类建立如此之大的工程却一无所获,那是不可能的。这使聪明的人大吃一惊,承认如此惨痛的失败,等于给奋斗与进步一个致命的打击。
  还有另一个选择,而且只有这一个,那就是:文明必须被强制来改善普通人的命运。如果承认这一点,这就变成商业管理的问题了。能获得利益的事情必须继续做下去,不能获得利益的事情必须取消。对英国来说,帝国的存在可能是一种利益,也可能是一种损失。如果是损失,那就必须废除。如果是利益,那就必须管理好,以使普通老百姓能分享利益。
  如果争取商业霸权的斗争是有利可图的,那就应该继续下去。如果不是,如果它伤害工人,并使他们的命运比野蛮人还要差,那就应该抛弃国外市场和工业帝国。因为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如果四千万民众借助“文明”的力量而拥有比因纽特人更强大的个人生产力的话,这四千万民众就应该获得比因纽特人更多的舒适与欢乐。
  如果这四十万英国绅士们(据1881年户口调查记录所载),是“无业的”,而且是不能带来利益的,那就不要他们。派他们去禽兽保护区,去种土豆。如果他们是能够带来利益的,那就要千方百计地继续使用他们。但是一定要使无业的普通英国人也能分享一些他们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利益。
  总之.社会应该重新组织,应当把有效力的管理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目前的管理根本没有效力,这已无须讨论。它已使英国流尽了生命之血,使国内的人民变得越来越软弱,以致不能与其他民族竞争。它已经造成了东区和西区,并将扩展到全英国。在那里,其中的一区是放纵而腐化的,而另一区是病态的,而且营养不足。
  一个庞大的帝国正败于这种无效的管理。所谓帝国,乃是将美利坚合众国之外全世界讲英语的连在一起的一部政治机器。它不能充满悲观精神,种族帝国比政治帝国更强大,新世界的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一直是那么强大和充满活力。然而曾经在名义上把他们召集在一起的政治帝国却正在消亡。号称大英帝国的政治机器正在衰败。在其管理之下,每天都在丧失动力。
  不可避免地,这种粗暴的、罪恶的管理必将被废除。它不但造成浪费和效率不高,而且还滥用资金。每一个精疲力尽的、面色惨白的贫民,每一个盲人,每一个狱中婴儿,每一个饥肠辘辘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在挨饿,因为资金都被这些管理者滥用了。
  这个管理阶级在人类的审判台前是罪行累累的。“在他们家中的活人和坟墓中的死人”都受到挑战。这挑战来自每一个死于营养不良的婴儿,来自每一个逃离血汗窟而堕入皮卡蒂利路妓院的女子,来自每一个被榨干血汗而投河自杀的劳苦者。这个管理阶级所吃的食物,所喝的酒,所设的装璜和所穿的漂亮服装也都受到从未吃饱肚子的八百万民众的挑战,受到从未有过足够的衣服和住房的一千六百万民众的挑战。
  毫无疑问,文明已经百倍地增强了人的生产力,然而由于管理失当,文明人的生活还比不上野兽。在严寒的天气里,他们缺衣少食,无法抵御大自然的侵袭,比野蛮的因纽特人还不如。这些文明人犹如生活在一万年前的石器时代!


挑战
    ——朗费罗

我模糊地记得
这样一个故事,
它载于西班牙的传奇
或古代编年史:

当勇敢的桑吉士王
在萨摩拉城前被杀,
他那支围攻的大军
在平原上把营帐安扎。

堂狄哀各•德•沃多涅兹
只身冲向前,
他高声吼叫,
向城上的守军挑战。

向已生的和未生的,
要所有萨摩拉人回答,
把他们斥为叛徒,
用傲慢的语言谩骂。

向屋子里的人,
向坟墓里的鬼,
向他们的酒、油和面包,
向他们河里的水!

有一支更庞大的军队,
围攻我们,使我们无路可走,
这支无穷无尽的饥饿大军,
涌向人生的所有出入口。

向我们的酒和面包挑战的,
是千百万受苦的饥民,
他们指控我们是叛徒,
无论活人还是亡灵。

每当我们坐在筵席上,
盛宴喧闹歌声飘,
在欢声与乐曲中,
我听到可怖的呼号。

一张张憔悴、凹陷的脸,
向辉煌的大厅里看,
一双双干枯的手,
拾起落在地上的剩饭。

里面是光明和珍肴,
空气也充满馨香,
外面是寒冷和黑暗,
饥饿和绝望。

在严寒和风雨中,
在饥饿的营帐,
基督,这支军队伟大的主啊,
倒下了,死在平原上!

------------
(全书完)


扫描、识别、校对:月冷华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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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9-11 13:30:1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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