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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伦敦《深渊里的人们》(报告文学,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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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17:30: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深渊里的人们

The People of the Abyss(1903)

杰克•伦敦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杰克•伦敦文集》第十二卷,王纬译






  这本书叙述的是我在1902年夏季的经历。我怀着冒险家的心态,深入到伦敦的下层社会。我要身临其境,眼见为实,而不听信那些无稽之谈或前尘影事。而且,我还有一个简单的标准,用以衡量下层社会人民的生活:凡是有助于生命,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东西,便是好的;凡是不利于生命,扭曲人性的东西,则是坏的。
  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所见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坏的。但不要忘记,我所描绘的时代正值英国的“黄金时代”。我看到人们饥寒交迫,无家可归,这些悲惨景象长期存在,甚至在最繁荣的时期也无法消除。
  那个夏季之后,严冬来临。无数失业者形成大军,每天穿过伦敦大街,高呼口号要求面包。贾斯廷•麦克阿瑟先生在1903年1月写给纽约《独立报》的文章中,简要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贫民救济院没有地方收容那些饥饿的人群,他们日日夜夜站在救济院的门口恳求得到食物和住处。所有的慈善机构都已竭尽全力为住在伦敦小巷里的顶楼和地下室内的挨饿的人提供更多的食物。失业者和饥饿的人群每夜都围在救世军在伦敦各地的住处,但根本得不到栖身之处和任何食物。
  有人指责说,我对英国社会情况的批评太悲观了。我必须指出,至少,我是乐观者中最乐观的。但是,我衡量人性更多的是根据个体而不是根据政治集团。社会在成长,而政治组织会四分五裂,变成“碎片”。至于英国人,说到他们的健康与幸福,我认为前景是光明的。然而对于目前错误地进行管理的政治组织来说,其大部分将会变成一堆垃圾。

——杰克•伦敦
加利福尼亚州辟得蒙特




第一章  深入底层
第二章  约翰尼•厄普莱特
第三章  我的寓所及其他
第四章  一个男人和深渊
第五章  处在边缘的人们
第六章  煎锅胡同与冥土之一瞥
第七章  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
第八章  车夫和木匠
第九章  贫民收容所
第十章  扛旗
第十一章 施食所
第十二章  加冕日
第十三章  码头工丹•库伦
第十四章  蛇麻和摘蛇麻的人
第十五章  海妻
第十六章  财产权与人权
第十七章  无能
第十八章  工资
第十九章  聚居区
第二十章  咖啡屋与小客栈
第二十一章  朝不保夕的生活
第二十二章  自 杀
第二十三章  儿童
第二十四章  夜之幻影
第二十五章  饥饿的哀号
第二十六章  饮酒、戒酒与节俭
第二十七章  管理失当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17:30:5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章  深入底层



  “但是你要知道,你不能去。”朋友们说。我曾请他们帮助我进入伦敦东区。“你最好找警察做你的向导。”他们想了想又说,竭力使自己适应一个“丧失智能的疯子”的心理状态。
  “但是我不想去见警察,”我反驳说,“我只想到东区去亲眼看看那里的情况。我希望知道那些人是怎样生活的,为什么住在那里,为什么而生活。一句话,我想到那儿去住。”
  “难道你要住到那儿去!”每个人都这样说,脸上流露出不赞成的神情,“听说那里人的生命不值两便士。”
  “我就是想到那些地方去。”我打断他们。
  “你不能去,你懂吗?”我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
  “我来找你们可不是为了这个!”我粗暴地回答,他们的不可理喻令我恼怒,“我在这儿人生地疏,我想要你们告诉我东区的情况,这样我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东区的情况。它就在那边。”他们指着一个不明确的方向。人们偶尔看见太阳从那个方向升起。
  “那我去找柯克旅行社。”我说。
  “对,”他们说,显然松了口气,“柯克旅行社一定知道。”
  柯克旅行社啊,你是探路者和开路先锋,是通向世界各地的活路标,你可以轻松而敏捷地、毫不犹豫地紧急援助陷入困境的旅行者,可以把我送入非洲和西藏的最深处。可是要到离拉德盖特圆形广场近在咫尺的伦敦东区,你却不识其路!
  “你别去,你懂吗?”在柯克旅行社切普塞德分公司的那个管理旅行路线和票价的办事员说,“那个地方太……太不寻常了。”
  但我坚持要去,他最后用命令式的口气说:“去找警察。我们不习惯把旅客带到东区去。我们从来没有接到过让我们带他们到那儿去的电话,况且我们对那个地方也一无所知。”
  “没关系,”我赶紧打断他的话,以免被他的一连串的否定赶出办公室,“你能为我做点儿事。我希望你预先知道我打算做什么,这样我如果遇到麻烦,你有可能认出我
  “噢,我明白了。如果你被谋杀,我们能辨认尸体。”
  他说此话时那么轻松而冷酷,我似乎突然看见我那僵硬的、残缺不全的尸体躺在一块板子上,上面不断流下冷水。我还看见他弯下腰,悲伤而耐心地辨认出这是一个精神错乱的美国人的尸体,他生前曾想去看看东区。
  “不,不,”我回答说,  “只是在警察找我麻烦时辨认我。”我说“警察”这个词时感到一阵激动;真的,我也开始会用当地土话了。
  他说:“那是警察局的事。”
  “你知道,这根本没有先例。”他又辩解地说。
  我来到警察局。警察局的人支支吾吾。他解释道:“我们有个规矩,不能提供当事人的情况。”
  我急忙说:“可是这次是我作为当事人要求你提供的情况。”
  他又支支吾吾,不知所云。
  “当然,”我抢先说,“我知道这是没有先例的,不过……”
  他镇定地说:“我正想说这是没有先例的,而且我认为我们无法帮助你。”
  然而,我离开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位侦探的地址。他住在伦敦东区。我去找美国总领事。在那儿,我终于见到一位能为我“做点儿事”的人。他没有支支吾吾,没有皱眉,没有公然的怀疑,也没有惊愕。我只用一分钟就说明了我的情况和我的计划。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他接着问我的年龄、身高和体重,并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当我们握手分别的时候,他说:“好吧,杰克,我会记住你,并随时关心你的情况。”
  我轻松地吸了口气。我已破釜沉舟,就要进入那无人知晓的人类荒原中去了。但是我一开始就与马车夫遇到麻烦。这个马车夫长着灰色连鬓胡子,一副颇有教养的神态。他一声不吭地拉着我在“城”里转悠了几个小时。
  “拉我到东区去!”我上车时命令他。
  “到哪儿,先生?”他显然十分吃惊。
  “到东区,随便什么地方。走吧。”
  马车漫无目的地走了几分钟,就停了下来,不知向何处去。我头上的车篷有个洞,没有掩盖。马车夫的目光通过那个洞,茫然地望着我。
  “我说,”他说,“您想到哪儿去?”
  “东区,”我又说了一遍,“没有特定的地方。把我拉到那边的随便什么地方。”
  “可是,地址呢,先生?”
  “听我说!”我吼叫着,“拉我到东区去,马上!”
  他显然没有明白。但他还是缩回头,嘴里咕咕哝哝地赶起马车。
  在伦敦的街道上,没有一个地方看不见可悲的贫困景象。在任何地方,每步行五分钟,就会来到一个贫民窟。此刻我的马车所穿过的地区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贫民窟。街上的人属于一个新的、不同的民族,身材矮小,外表凄惨,有的人浑身散发着啤酒气味。我们行驶了几英里,周围到处是碎砖,肮脏不堪。我们经过的每条街道和胡同,见到的都是肮脏的垃圾和一片贫困的景象。不时遇到几个醉醺醺的男人或女人蹒跚而行。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吵架时的污言秽语。在一个市场上,摇摇晃晃的老头和老太太在泥泞中的垃圾堆里寻找腐烂的土豆、豆角之类的蔬菜。一群小孩像苍蝇一样围在一堆烂水果四周,胳膊伸进齐肩深的污水中,掏出一两块没有完全烂掉的水果,立刻塞进嘴里。
  我在整个行驶途中没有见到一辆马车。我的马车有如来自另外一个美好世界的怪物,孩子们一直追随着马车。我所见到的只是砖墙、泥泞的地面和充满尖叫声的街道。人群向我袭来,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恐惧,就像对大海的恐惧;那一群群的穷人,一条条的街道,有如一层层大海的波浪,发着恶臭,在我周围拍打起伏,要把我吞没。
  “斯特波尼到了,先生;斯特波尼车站。”马车夫对我叫道。
  我向四周看了看。这的确是个车站。他拼了老命把我拉到这个车站,似乎这是他在这荒原中惟一感到安全的地方。
  “知道了。”我说。
  他摇摇头,唾沫飞溅地说着什么话,无奈地望着我。“我也不认识这儿的路。”他终于说话了,“如果你不想到斯特波尼车站,那我可不知道你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我说,  “你赶着马车往前走,注意有没有卖旧衣服的商店。如果你看见一个,就把车赶过去,停在一个角落,让我下来。”
  我看得出,他开始担心我不付车费。不过,不久他就把车停在路边,告诉我往回走一点路,就有一家旧衣店。
  “你付钱好吗?”他恳求地说,“一共是七先令六便士。”
  “好,”我笑了,“但是我现在付了你,我就别想再见到你了。”
  “老天保佑,你要是不付钱,我也不想再见到你了。”他反驳说。
  这时在马车的周围已经聚集了一群衣衫褴褛的围观者。我笑着,走向那家旧衣店。
  在旧衣店,主要的困难是使店主明白我的的确确想买旧衣服。他卖劲地向我推销新的不合身的上衣和裤子,后来看我实在不买,才开始拿出一堆堆旧衣服,他目光闪烁,充满神秘的意味,还偷偷做些暗示。他这样做显然是想让我知道,他已经“知道我的职业”,以便利用我害怕被揭发的心理,强迫我多付钱。他估计我遇到麻烦了,或者是远渡重洋的重大罪犯,不论怎样,反正是一个急于躲避警察的人。
  但是我为这堆旧衣服的昂贵价格与它们真正的价值和他争论不休,直到我完全打消他的念头。他只好与我这个难对付的顾客讨价还价了。我最后选中了一条穿得很旧但很结实的裤子,一件磨破边的、只剩下一只扣子的短上衣,一双显然干过铲煤活儿的厚底皮鞋,一条薄皮腰带,和一个很脏的棉布帽子。不过我的内衣和袜子都是新的,很暖和,是任何倒霉的美国流浪汉在日常生活中所能得到的那种衣物。
  当我最后把双方谈好的十先令付给他时,他假惺惺地表示钦佩:“你真够精明的。”他又说:“哎呀,你真该到佩蒂卡特街去走走。人们都会说你的裤子值五先令,码头工人会出两先令六便士来买你的鞋,更不用说你的上衣、帽子、加煤工穿的新汗衫和其它东西了。”
  “如果把它们卖给你,你付多少钱?”我突然问他,“我已经付了十先令。现在,我再把它们卖给你,只要八先令。怎么样,机会难得!”
  他咧嘴笑了笑,摇摇头。虽然我买得很便宜,但是这时我感到不痛快,因为我知道他还是赚了钱。
  我看见那个马车夫正在和一个警察交头接耳地说什么。那个警察把我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一番,又特别检查了我怀里的包裹,扭头就走了,只剩下马车夫在那里喘粗气。我不付清欠他的七先令六便士,他就一步也不走。我付钱以后,他又表示愿意拉我到天涯海角,还不断地为他的固执而道歉,解释说在伦敦市,会经常遇到一些古怪的乘客。
  可是他只把我拉到伦敦北区的海伯里谷,我的行李就放在那儿。第二天,我就在这个地方脱掉鞋子(这双鞋子又轻又舒适,我还真有点舍不得),脱下我那柔软的灰色旅行外衣。实际上,我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了,换上那套旧衣服,开始把我自己打扮成另外一个难以想像的人。这个人原来一定很不幸,不得不把身上这套破烂衣服卖给一个商人,换取可怜的一点点钱。
  我在那件装料工穿过的旧汗衫的腋下处,缝进一枚一英镑的金币(虽然数目不大,但为应急而用),并穿上了这件汗衫。然后我坐下。这些年舒适的日子使我变得臃肿肥胖,皮肤细嫩敏感。那件汗衫极为粗糙,像毛做的衬衫一样十分扎人。我相信,就连最苛刻的苦行僧也没受过我在后来二十四小时内所受的罪。
  剩下的衣服穿起来倒还不费劲,尽管那双厚底皮鞋有点问题。它们就像木头做的一样僵硬。我用拳头在鞋的上部狠命砸了半天,才把脚伸到鞋里去。然后,往口袋里塞进几先令,一把刀,一块手帕,几张棕色纸和一些烟叶,咚咚地走下楼梯,并向我那些预言凶多吉少的朋友们告别。我走出大门,碰见一位秀丽的中年女“佣工”,她忍不住咧开嘴笑,嘴唇都扭曲了,向上下张开,而且出于不自主的共鸣,嗓子里发出粗鲁的、动物般的声音,我们习惯地将其称为“笑声”。
  我刚走到街上,就发现我的穿着使我的地位陡然发生变化。我所接触的普通人全然没有以前的那种低三下四的行为举止了。转眼之间,我也变成他们之中的一员了。我那磨破的、露胳膊肘的上衣就是我属于那个阶层的标志和广告。它使我与他们同流,我不再得到奉承和过分的尊敬,而是与他们共享同志的情谊。穿灯芯绒衣服、戴脏围巾的男人不再称呼我“先生”或“老爷”。现在他们叫我“老兄”——一个美妙而亲切的字眼,听起来那么悦耳,而且具有其他词所没有的温暖与欢欣。老爷!它带有统治、权力和高高在上的味道——这是一个地位低下的人向地位高的人所用的赞美之词,期望他能稍停一下,解囊施舍。这也是乞讨的另外一种方法。
  我感到穿这套旧衣服所带给我的欢乐,而这是在海外的一般美国人享受不到的。从美国来欧洲旅行的人并不都是富翁,但他终日从早到晚被一群群卑躬屈膝的盗贼跟随,掏空了他的钱包,他会很快强烈地感到自己已沦入无法摆脱的卑贱的处境。
  穿着这一身破烂衣服,倒免去了瘟疫般的付小钱的烦恼;能与人平等相待。而且,在天黑之前,我反守为攻。我为一位绅士牵马,他向我伸出的手掌里扔了一便士,我千恩万谢地说:“谢谢,先生。”
  我发现我的新装束还带来其它的变化。在穿过拥挤的大街时,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必须特别注意躲闪车辆,我极为深切地感到,我的身份随着我的衣服直线下降。以前我向警察问路的时候,警察总是问我:“乘汽车还是乘马车,先生?”可是现在,问话却变成了“步行,还是乘车?”而且,在火车站,扔给我一张三等车票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
  不过这一切都得到了补偿。我第一次面对面地见到了英国的下等人,知道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当闲荡的人和工人在街角或小酒店里和我聊天时,他们与我平等相待,谈吐自然,根本不想用谈话的内容或谈话的方式从我身上捞取什么。
  当我最终深入到伦敦东区以后,我高兴地发现,对人群的恐惧不再困扰我。我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那广阔的、泛着恶臭的海洋曾在我周围涌起,甚至吞没我,我轻轻地溜了进去,发现没有什么可怕的——除了那件装料工的汗衫。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17:31:2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  约翰尼•厄普莱特



  我先不告诉你约翰尼•厄普莱特的住址,只需说明他住在伦敦东区的一条最体面的街道上——如果在美国,这条街看起来十分简陋,然而在伦敦东区,它却像沙漠中的一块绿洲。在它的周围是肮脏贫困的、挤满了令人厌恶的年轻人的街道。然而在这条街的人行道上却看不见孩子在玩耍。街上的行人极少,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这条街上的房子,也像所有的街道一样,都挨得很近。每所房子只有一个入口,即大门;每所房子大约十八英尺宽,房子后面有一个砖墙围住的小院。下雨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小院里仰望灰色的天空。但必须说明,我们现在所谈的是东区的富裕之处。这条街上的一些人甚至还雇得起“女佣”。约翰尼•厄普莱特就雇用一个,而且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特殊地方所结识的第一个人。
  我向约翰尼•厄普莱特的房子走来,那个“女佣”也向大门走来,请注意,虽然她的处境可怜,社会地位卑贱,可是她却用怜悯和蔑视的目光打量着我。她明显地不想与我多费唇舌。那天是星期天,约翰尼•厄普莱特不在家,仅仅如此。但是我不想走,还在与她商量能否见什么人,直到约翰尼•厄普莱特夫人听到谈话声来到门前。她先斥责女佣没有关门,然后才注意到我。
  约翰尼•厄普莱特不在家,而且他在星期天不见任何人。我说,那太不凑巧了。我是在找工作吗?不是,完全不是;实际上,我是来找约翰尼•厄普莱特谈事情的,而且对他是有利可图的。
  事情立刻发生变化。我们所谈论的这位绅士去教堂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就回来,而且我一定能见到他。
  我能否进屋?——不行,这位太太没有邀请我,尽管我心里盼着她发出邀请,嘴上却说我愿意到街角的一个小酒店去等。我还真去了,可是因为是上教堂做礼拜的时间,小酒店不开门。天正下着小雨,真糟糕,我只好坐在邻近的石阶上等。
  那个穿着肮脏的“女佣”走到石阶前,十分难为情地告诉我,太太请我回去,在厨房里等。
  “到这儿来找工作的人太多了,”约翰尼•厄普莱特太太抱歉地解释说,  “因此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说话的态度而感到不快。”
  “不、不,”我尽量端着架子说。我虽然衣着不整,但此时此刻要表现出尊严,“我非常理解,真的。来找工作的人一定把你烦透了吧?”
  “的确,”她回答说,还富于表情地望了我一眼。然后她请我走进屋子,不是到厨房,而是到客厅——我想这是一种恩惠,来回报我那庄重的举止。
  客厅与厨房在同一层,大约比地面低四英尺。屋子太暗了(当时是中午),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才适应过来。从窗外透进混浊的光线,窗子的顶端与人行道处于一个水平上。在这种光线下,我还能看清报纸上的字。
  借我等约翰尼•厄普莱特的这段空闲时间,我来解释一下我此行的目的。我希望在伦敦东区与当地人一起生活、吃饭、睡觉的同时,也能够有一个避难港,距离不太远,这样我可以随时换上好的衣服,并保持清洁。在这个避难港,我还可以收到邮件,整理笔记,偶尔换上服装出去享受一下文明社会的好处。
  然而这又使我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找一个可以安全存放东西的住处,就意味着女房东会怀疑我这个人过着双重生活;而如果女房东不为我的双重生活而操心的话,又意味着我住的地方会丢东西。我来找约翰尼•厄普莱特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进退两难的问题。他作为侦探在伦敦东区一直服务了三十多年,他的绰号远近皆知,而且是一个重罪犯在法庭受审时给他起的,所以他最有条件为我找一个忠实可靠的女房东,并且让她别为我的奇怪行踪不安。其实我也为我的来去无踪而感到内疚。
  他的两个女儿先从教堂回来了——这两位姑娘穿着节日服装显得很漂亮。这是伦敦姑娘特有的柔弱美,不过这种美只是昙花一现,就像日落西山时天空中的晚霞一样,转瞬即逝。
  她们望着我,毫不掩饰她们的好奇,似乎我是一种奇怪的动物。然后就完全不理会我了,让我一个人在那儿等。不久,约翰尼•厄普莱特回来了,召我上楼去谈。
  我刚一开口,他就打断我:“大声点儿说,我感冒了,听不清楚。”
  完全是一副老侦探的派头,和夏洛克•福尔摩斯一样!我很想知道他的那位负责记录我大声提供情况的助手究竟躲在什么地方。直到今天,据我对约翰尼•厄普莱特的观察,以及我对这件事的反复琢磨,我一直不能断定他是否真的患了感冒,还是真有一位助手坐在隔壁的房间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虽然我向约翰尼•厄普莱特介绍了我的情况和我的计划,而他却一直不置可否。直到第二天我身着平素的打扮,乘马车躲到他的街上时,他才亲切地向我打招呼,请我到客厅里和他的家人一起喝茶。
  “我们是普通人,”他说,“安分守己,别把我们当成有钱的人。”
  姑娘们脸红了,向我打招呼显得很不好意思。而他也没有让她们不要拘束。
  “哈!哈!”他开心地大叫,手掌用力拍着桌子,桌子上的碟子叮当作响。“姑娘们以为你昨天是来要饭的!哈哈哈……”
  两位姑娘愤怒地予以否认。她们一个劲地眨着眼,两颊羞愧地发红,似乎她们觉得只有能够透过一个人的破衣烂衫,看出他是个富人,才是真正的高雅。
  在我吃着面包和果酱时,一场目的完全相反的游戏正在悄悄进行。女儿们认为把我错当做乞丐是对我的侮辱,而父亲却认为这是对我的聪明的极大赞扬,因为我如此成功地被人错当成乞丐。我对这一切都十分感激:面包、果酱、茶。到了该给我找住处的时候了。约翰尼•厄普莱特在他那条体面的街道上与他家只隔几个门洞的一所房子里,给我找到一个栖身之处。这所房子与他自己的房子几乎一模一样。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17:33:0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我的寓所及其他



  我租的这间屋子每周六个先令,或一个半美元,从伦敦东部的观点来看,是很舒适的。可是以美国的标准衡量,这间屋子里的设备极简陋,又小又不舒服。我在屋子里仅有的几件家具之间放上一张普通的打字机桌以后,就几乎没有转身之处了。但我还是以极大的灵巧和高度的聚精会神,躲闪着身子,在其间走来走去。
  当我放好东西,安顿下来以后,我就穿上我那身粗衣服,出去散步了。周围的住房对我来说都很新鲜,我开始仔细地考察它们,同时脑子里时刻提醒自己记住这一假设,即我是一个穷苦的青年人,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大家庭。
  我首先发现这里没有空闲的房子,而且房子与房子之间相距很远——相距如此之远,以至于我绕着不规则的圈子走了很远的路,大约有几英里的样子,却仍然是走在两所房子中间。我找不到一间空房子——这证明这个地区“饱和”了。
  显然,作为一个拉家带口的穷苦青年人,我在这块最令人不快的地区是根本租不到房子的。于是,我就寻找房间,没有家具的房间,在里面可以住下我的妻子和孩子,还可以放东西。这样的房间不多,但是我还是找到了,通常都是单间,因为对于一个穷人家来说,一间屋子足够他们在里面做饭、吃饭和睡觉了。当我问有没有两间一套的房间时,转租人惊讶地望着我,那种神情就像一个人望着想多要一点粥的奥利佛•特威斯特一样。
  一个穷人和他的家不但能住在一间屋子里,我还听说许多住一个房间的家庭居然能腾出足够的地方租给一两个房客。这样的房间可以以每周三至六先令的租金出租,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有介绍人的房客可以每周付八便士到一个先令的钱租一块地方。他甚至可以再付几个先令与转租人一超搭伙。但是我没能调查这件事——这是我应受到指责的错误。因为我当时考虑到我假设有一个家庭。
  不但我所调查的房子里都没有澡盆,我也了解到,我所见到的几千所房子里也都没有澡盆,如果我的妻子、孩子和两个房客都挤在一间还算宽敞的房间里,洗澡是不可能的事。不过随之而来的好处是节约肥皂,所以大家也都相安无事,上帝仍在保佑大家。
  不过我没有租房间,而是又回到了我在约翰尼•厄普莱特街上的寓所。由于想到我的妻子、孩子和房客,想到我把他们塞进狭小的房间,我的目光也变得狭窄了,不能一眼看尽我自己的屋子。它简直大得吓人。难道这是我每周付六先令租用的房间吗?不可能!多亏女房东这时来敲门,问我是否住得舒服,这才打消了我的疑虑。
  “是的,先生,”她回答道,  “这条街是剩下的最后一条。其它的街道在十来年之前也和这条街一样,住着体面的人。后来外面来的人把像我们这样的人赶了出去。这条街上的人是惟一留下来的。太可怕了,先生!”
  她接着又叙述了这条街住满人的经过。她说房租不断上涨,可风气却越来越坏。
  “你知道,先生,我们这类人不习惯像其他人那样挤在一起住。我们需要更多的空间。其他的人,那些外国人和下层人,能把五六家子人塞进这所房子,而我们只住一家人。所以他们如果住这所房子,能付更多的租金,而我们付不起。的确太可怕了,先生,你想一想,就在几年前,周围还是满不错的。”
  我望着她。这是一位英国工人阶级最高等级的妇女,高尚、文雅,却正在被那腐烂发臭的人类浪潮所吞没。这股人类浪潮正被统治势力推出伦敦市,向东扩展。银行、工厂、旅店和办公楼统绕要毁掉。城市贫民是一群流浪者,他们像浪涛一般向东涌去,挤满了一个又一个街区,败坏每个街区的风气,把较高阶层的工人驱赶到城市的边缘,或使他们堕落,一代人不行,就两代三代。
  不用几个月,约翰尼•厄普莱特的街道也会遭此厄运。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
  “几年之后,”他说,“我的租约到期。我的房东和我是一类人。他没有提高这里的任何房子的租金,所以我们才得以住下来。不过总有一天他会卖掉房子,或者他会死去,这对我们来说都一样。购买这个房子的是个会赚钱的人。他在房子后面的那块地上,即我的葡萄藤附近,建了一个血汗工厂,和这所房子相连,还把一个房间租给一家人。你看,约翰尼•厄普莱特已经搬走了!”
  我的确看见约翰尼•厄普莱特和他的贤妻,以及漂亮的女儿和那个肮脏的女佣人,就像众多的幽灵一样,在这座魔鬼城的追逐之下,穿过黑暗,向东迁移。
  然而迁移的不止约翰尼•厄普莱特一个人。很远很远,在城市的边上,住着小商人、小经理和成功的职员。他们住在村舍或半独立的别墅里,有小花园,有活动的自由,有呼吸的空间。他们得意洋洋,当他们注视着他们逃离的深渊时,总是挺起胸膛,感谢上帝使他们不再像其他人那样。瞧!约翰尼•厄普莱特向他们跑来,身后紧追着那座魔鬼城。住所神奇般地拔地而起,还建有花园,别墅被分割成许多寓所。伦敦的黑夜被罩在一片油污的幕中。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17:33:4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章  一个男人和深渊



  “喂,你这里租房吗?”
  我漫不经心地问一个矮胖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当时我正在一个到处沾满油腻的咖啡馆里吃早点。这个咖啡馆离水塘很近,离石灰窑也不远。它的主人就是那位上了年纪的女人。
  “租。”她简短地回答我。我的外表可能还不足以使她相信我有足够的钱能到她的店里住宿。
  我没有再说话,在沉默中慢慢享用熏猪肉片和令人作呕的茶。她不再注意我,直到我去向她付账(四便士)。我从口袋里掏出十先令,这个举动产生了预期的效果。
  “是的,先生,”她立刻主动说,“我的房子特别好,您一定会喜欢的。刚刚航海回来吗,先生?”
  “租一个房间要多少钱?”我问道,没有理会她的好奇心。
  她吃惊地上下打量我,“我不向我的常客出租房间,更不用说临时的客人了。
  “那我只好到别处去看看了。”我失望地说。
  可是那十先令又唤起了她的热情。“我能租给你一张舒适的床,和其他二个人一起住。”她急切地说,“他们都是可靠的正派人。”
  “可是我不愿意和两个陌生人睡在一起。”我表示反对。
  “你不用和他们一起睡。屋子里有三张床,而且屋子也不算小。”
  “多少钱?”
  “如果常住,每星期三先令六便士。我相信,你会喜欢这两个人的。一个人在货栈干活,在我这儿已经住了两年了。另一个人在这儿已经住了六年了,先生。到下个星期六他就住满六年零两个月了。他是换布景的。”她滔滔不绝地说,“他是个守规矩的正派人。在我这儿住的这些年里,每天晚上都去工作。他喜欢这所房子。他说这是他住过的最好的地方。我还提供他伙食。另一个房客也在这儿吃饭。”
  “我想他一直在存钱。”我故意装傻。
  “哎呀,他可没有!他在别处也存不了钱。”
  于是我想起了那宽阔的西区,那里可以容纳一千名伦敦人居住和呼吸的房间;而在这里,一个规矩可靠的男人,从来不误夜班,简朴诚实,与另外两个人同住一个房间,每月付两个半美元的房租,以他亲身的经历来表明他这已是尽力而为了!而我也在这里,依仗口袋里的十先令,能身穿破衣服走进来,与他同住一个房间。人的灵魂是孤独的,而当一个房间里有三张床,临时的房客要付十先令才能进来住的时候,人的灵魂一定倍感孤独。
  “你在这里有多久了?”我问。
  “十三年了,先生。您难道不喜欢这个房间吗?”
  她一面说话,一面拖着笨拙的步子在小厨房里走来走去,为她的房客准备饭茶。我刚进来时,她就一直忙着做饭,说话时也不停止。她显然是个忙人。“五点半起床”,“干完最后一件事才上床睡觉”,“干活累得爬不起来”。她这样已经十三年了,可是得到的报酬却是花白的头发,肮脏的衣服,下垂的肩膀和邋里邋遢。她终日在这个令人烦躁的咖啡馆里干活。咖啡馆面对一个胡同,其间只有十英尺的距离,旁边还有个水塘,环境又脏又乱,令人作呕。
  “您还进来看一看吗?”看到我要走出去,她急切地问。
  我转过身,望着她。我完全理解了那句古老的格言所蕴含的道理:“美德本身就是酬报。”
  我走回来,问她:“你度过假吗?”
  “度假?”
  “到乡村去几天,呼吸新鲜空气,放假。你知道,就是休息。”
  “老天保佑!”她大笑,第一次停止了手里的活儿,“度假?我这样的人?你想想看!——小心脚底下!”最后一句话说得很响,是对我说的,因为我在跨那朽烂的门槛时绊了一下。
  在西印度码头,我遇见一个年轻人,他正忧郁地注视着污水。他头上的烧煤工帽子被拉到眉毛下面,他的装束和悬垂的衣服透露出他一定当过海员。
  “喂,老弟,”我率先向他打招呼,“到沃平怎么走?”
  “你在运牛船上干过活吧?”他反问,一下子就认出了我的国籍。
  于是,我们聊了起来。谈到酒吧和混合酒。我们一下子变得亲密起来,所以当我拿出值一个先令的铜板(我谎称我只有这么多钱),并说拿其中的六便士住宿,六便士喝混合酒时,他大方地建议我把那一个先令都用来喝酒。
  “老兄,我昨天晚上喝醉酒捣乱,”他解释说,“警察逮住了我。今天晚上咱们一起睡吧,怎么样?”
  我说可以。直到我们喝完一先令的啤酒,然后到一个简陋污秽的小屋里,睡在一张破床上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某一方面,他代表了一大批伦敦下层社会的工人,我后来的经历证明了这点。
  他出生在伦敦。他的父亲是个消防队员、酒鬼。他童年时,就以街道和码头为家。他从来没有认过字,也从来没感到过有认字的必要——他认为自己一事无成,至少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来说。
  他曾有个母亲和一群整天啼哭的弟弟妹妹。大家都挤在几间屋子里,吃的东西比他通常弄到的更差、更少。事实上,除非他实在无法得到食物了,他从来不回家。他在外面小偷小摸,沿街乞讨,随船出海当几次食堂服务员,或当装煤工,有时还能当个熟练的烧煤工,生活过得还满自在。
  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锤炼出了他的人生哲学,一种丑恶的、令人反感的哲学。然而站在他的立场上看,这种人生哲学是合乎逻辑、切合实际的。当我问起他的人生目的是什么时,他立即回答:“喝个痛快。”出一次海(因为人必须生活、挣钱),回来就还债和酗酒。然后再小醉几次,在酒馆里向还剩下几个铜板的伙计(比如我这样的人)骗取点儿钱,花光了再出海,就这样过着野兽般的生活。
  “女人呢?”当他说完人生的目的就是喝酒后,我接着问。
  “女人!”他把酒壶“砰”地放在餐柜上,高谈阔论起来,“根据我的体会,我不能要女人。不值得,老兄,不值得。像我这样的人要女人有什么用?你说说,有什么用?我妈可真厉害,老打孩子,老头子回来的时候,她也不让他舒服。我保证,老头子也很少回家。为什么呢?就因为我妈的缘故!因为她不让我们高兴。老头子后来又有了别的女人。一个穷烧煤工,裤子里就有那么几先令,她们能对他好吗?他有了钱就喝酒,总喝醉。那些妓女很快就骗光了他的钱,他最后连喝一杯酒的钱都没有了。你知道,我也玩过女人,我知道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哪儿有女人,哪儿就有麻烦——尖叫,调情,打架,伤人,警察,法官,判一个月苦役,出来时找不到工作。”
  “可是也得有老婆和孩子呀!”我坚持说,“有你自己的家。你想想,你从海上干活回来,孩子们坐在你腿上,老婆高兴地微笑,布置餐桌时还吻你一下。孩子们上床睡觉时也都吻你。水壶响了,水烧开了,你给他们讲述你的所见所闻,你怎么想念他们,还有你不在家时你想家里会发生什么事情……”
  “别说了!”他喊道,用拳头在我肩膀上推了一下,“你开什么玩笑?什么老婆亲吻,孩子上床睡觉,水壶响了。有船的时候,我一个月才挣四镑十先令,没船的时候,什么也挣不到。我告诉你我有了四镑十先令会得到什么——老婆吵,孩子哭,没有煤烧开水,水壶也坏了,我只能有这些。我还是回海上去好。老婆?有什么用?让你受罪吗?孩子?听我的劝告,老兄,可别要孩子。你看看我!我想什么时候喝啤酒就喝,也没有该死的老婆和孩子哭着要面包,我非常快乐,只要有了啤酒和像你这样的哥儿们,再来一条有活儿干的船,再到海上去一趟。嘿,我说,咱们再喝点儿去吧,我喝混合酒就行。”
  不用再记述我与这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的谈话,我想我已经充分表明了他的人生哲学及其潜在的经济原因。他从来没有体验过家庭生活。“家”这个字只能引起他的不愉快的联想。从他爸爸的低工资和他们这个社会阶层中的其他人身上,他找到了足够的原因把妻子和孩子称为累赘,是她们使男人陷入苦难。他是一个无意识的享乐主义者,毫无道德观念,纯粹的实利主义。他为自己寻求着最大的幸福,却只能在酒中找到它。
  一个年轻的酒鬼;还没有成熟就损害了健康;没有做烧煤工的体力;沿街乞讨,或是进救济院;最后死去——这个过程他看得和我一样清楚,但他并不害怕。从他出生的那天起,周围环境中的各种力量都使他变得冷漠,所以他对那悲惨的、命定的未来已完全麻木,漠不关心,我实在没有办法说动他。
  然而他并不是坏人。他不是生来就堕落和残酷的。他的精神正常,体格健壮,眼睛很大,又蓝又圆,有长长的睫毛,而且目中含笑,有潜在的幽默。眉毛和相貌都不错,嘴和嘴唇显得甜甜的,只是开始有些弯曲了。下巴有点薄,但也不过分;我见过一些身居高位的人的下巴比他还薄。
  他的头很匀称,很优美,长在一个完美的脖子上,以致于那天晚上他脱衣上床时,我对他的体形没有感到惊讶。我在体育馆和训练中心里见过许多衣着很少的男人,他们血统高贵,教养良好,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的体形比这位二十二岁的年轻酒鬼更优美。只可惜这个年轻的神在短短的四五年之后将走向毁灭,身后没有留下后代来继承他应留下的宝贵的遗产。
  这样浪费生命似乎是犯了渎圣罪。不过我不得不承认他在每月只挣四镑十先令的情况下,没有结婚是对的。如果他结了婚,带着虚弱的家人与别人共同挤在一间租金很低的屋子里,挣的钱还不够糊口,这远不如那个与另外两人同租一间房屋,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的换布景的工人活得快活。
  我一天比一天更加确信,深渊里的人们如果结婚非但不明智,而且简直是犯罪。他们是建筑工人扔掉的石头。社会组织中根本没有他们的地位,而社会的所有力量都把他们驱赶到底层,直到他们死亡。在深渊的最底层,他们是软弱的、疾迷的、低能的。如果他们生儿育女,也必然会因生命低贱而自我毁灭。世界在他们的头上运转,他们根本不想参加进去,他们也没有那份能力。同时,世界也不需要他们。有许多比他们更合适的人抓住头上陡峭的山坡,拼命挣扎着不再滑下去。
  总之,伦敦的深渊是一片屠宰场。年复一年,从英国农村涌进一批批生机勃勃的血液,但是在这里不但没有获得新生,反而到第三代就死光了。当局断言,父母和祖父母出生在伦敦的工人如此出类拔萃,现在在伦敦已几乎找不到他们了。
  A•C•皮古先生说,年老的穷人,和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被淹没的第十代人”,构成伦敦人口的百分之七点五。这也就是说,去年、昨天、今天,乃至此时此刻,有四十五万人正在这个被称为“伦敦”的社会深渊中悲惨地死去。他们是怎么死的呢?我不妨拿今天的《晨报》上的一则消息为例。

自我疏忽


  惠恩•韦斯考特医生昨天在肖尔第赤调查伊莉莎白•克鲁斯的死因。伊莉莎白•克鲁斯终年七十七岁,住在霍尔波恩东街三十二号,于上星期三死亡。爱丽斯•马瑟森说她是她去世前居住的那座房子的主人。目击者说最后见到她是在上星期一。她独自一人生活。霍尔波恩地区的救济官员弗朗西斯•伯茨说,死者在那间屋子里已住了三十五年。当他第一个被召到现场时,他发现老人死的情况很可怕。尸体抬走以后,救护车和赶马车的人都进行了消毒。蔡斯•芬尼尔医生说,死因是褥疮引起的血中毒,是自我疏忽和肮脏的环境所致。陪审团做了同样的判决。

  对于这个女人之死这样的小小的事件,官员们居然自鸣得意地看待,还做出判决,这实在令人吃惊。一个七十七岁的老妇人竟然死于“自我疏忽”!这不愧是分析这个事件的最巧妙的角度。那位老妇人的死是她自己的过错。责任分清了,人们又心安理得地继续照顾自己的事情去了。
  至于“被淹没的第十代人”,波古先生说过:“他们或者由于体力不支,或者由于智力有限,或者由于性格的关系,也可能由于这三者,他们是不称职的,或不情愿的工人,结果他们养活不了自己。……他们的智力如此低下,以至于分不清左手和右手,也认不出来他们住房的号码;他们身体虚弱无力,没有耐力,他们的性情乖戾,不知道家庭生活是什么。”
  四十五万人可不是个小数目。那个年轻的烧煤工只是其中的一员,而且费了那么长的时间他才说出了心里的一点点话。我可不愿意听他们大家一起谈话。我想,上帝能听见他们的话吗 ?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2:57:5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  处在边缘的人们



  我对伦敦东部的印象一直很肤浅。后来,我才逐渐了解了一些细节。我发现在那混乱的悲惨生活中,在某些小地方却也充满了快乐——有的时候,在偏僻的街道上的一排排房子里,住着一些手艺人,过着一种朴实的家庭生活。每到傍晚,男人坐在门前抽烟斗,膝上坐着孩子,女人们在一旁闲谈,不时传来欢声笑语。这些人显然非常满足,因为与周围的贫穷相比,他们还是富裕的。
  然而这至多是一种单调无味的、动物的快乐,一种吃饱肚子的满足。他们生活的主调是实利主义的。他们愚蠢、迟钝,没有想像力。这个深渊中似乎有一种令人麻木的气氛,包围着他们,使他们失去感觉。宗教与他们毫不相干。灵魂世界对于他们既无恐惧,也无快乐。他们不知道灵魂世界。吃饱肚子,傍晚抽烟斗,再喝点混合酒,这就是他们生存的全部要求,或者是梦中所求。
  如果他们只要求这些,也并不坏;但是并不如此。他们深陷其中的自我满足、麻木不仁乃是一种导致死亡的可怕的原因。他们没有前途,而没有前途就意味着后退和堕入深渊。在他们站着的时候,他们可能已开始往下落,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完成这种下落,直到堕入深渊。人们从生活中得到的总比他要求的少;而这些人几乎一无所求,以至他们得到的一点点根本无法救助他们。
  对人类来说,城市生活充其量是种不自然的生活;而伦敦的生活是如此不自然,以致于一般的男女工人都忍受不了。人们身心健康被日益加深的有害影响所削弱,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耐力均被破坏,而一名好的工人则从肉体到灵魂变成第一代城市贫民;第二代城市贫民又失去了奋进的劲头和开创精神,而且从体力上没有能力去做他们父辈们做的工作,他们正在走向深渊底层的屠宰场。
  不说别的,光是他们每天呼吸的空气就削弱他们的精神和身体,使他们无法与那些从乡村急急忙忙来到伦敦市的生机勃勃的男性生命力相竞争;这些从乡村来的人将要毁灭他们,而自己又将被毁灭。
  暂且不谈伦敦东区空气中所充满的病菌,我们只考虑一件东西——烟尘。克尤花园的主管威廉•西斯尔顿一戴尔爵士一直在研究烟尘在植物上的沉积情况。据他计算,在伦敦市区和伦敦周围地区,在每四分之一平方英里的面积上,每周就有六吨的固体沉积物,其中含有煤烟和碳氢化合物。这等于每周在每一平方英里上就有二十四吨沉积物,或者每年在每一平方英里上就有一千二百四十八吨沉积物。最近,人们从圣保罗大教堂圆屋顶下面的檐口取下了一层已结晶的石灰硫酸盐沉积物。这些沉积物是由空气中的硫酸作用于石头中的碳酸钙而成。伦敦的工人们在生活中日日夜夜都不断地呼吸若空气中的这种硫酸。
  不容置疑,孩子们长大以后都十分虚弱,没有生殖能力和耐力,膝盖软弱,胸部狭窄,无精打采,在与从乡村涌进的侵入者们进行的残忍斗争中自然会被打垮。铁路工人,赶公共马车者,玉米和木材的搬运工人,所有这些需要身体耐力的活儿,绝大部分都由乡下人来干。在大都市警察局里,大约有一万二千名警察出生于乡村,而在伦敦出生的只有三千人。
  人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深渊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杀人机器。当我走过那些偏僻的小巷,见到那些站在门口、酒足饭饱的手艺人时,我为他们感到悲哀。而且比起那些正在深渊底层死去的四十五万迷茫、绝望、不幸的人来说,他们更令人感到悲哀。那些不幸的人至少是在死去,而这些吃饱肚子的人都不得不经历那正延伸到二代人甚至三代人的缓慢的剧痛。
  然而他们生命的素质还是不错的。他们具有人类的一切潜力。如有适当条件,他们可以世世代代生存下去,从中涌现出伟大的人物、英雄和有地位的人,使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熠熠生辉。
  我曾与一位妇人交谈过。她是这类人们的代表,但已经被排挤出那些偏僻的小街道,正在沉入深渊底层,走向死亡。她的丈夫是个装配工,工程师工会的成员。他是个穷工程师。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他没有能力得到固定的工作。他不具备获得或保持一项稳定工作的精力和进取心。
  这对夫妇有两个女儿,一家四口挤在两个权且称为“房间”的洞里,每星期付租金七先令。他们没有炉子,只是在壁炉里的一个煤气灶上做饭。作为没有财产的人,他们的煤气供应是受限制的,但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却安装了一个聪明的机器。只要往机器的投币口投入一个便士,煤气就来了。当这个便士月光时,煤气自动停止。“一个便士一会儿就用完,”她说,“可是饭还没有熟。”
  他们从年轻时就长年挨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们总是吃不饱。每次在饭桌上吃完饭,他们总想再多吃一些。于是,他们一旦在生活走下坡路时,长期的营养不良就成为耗竭他们的精力、加速生活恶化的重要因素。
  然而这位妇人却是个吃苦耐劳的工人。她说,从早晨四点三十分直到天黑,她不停地制作布礼服、白衬衫,装衬里,加两层荷叶边。工钱是每做一打衣服七个先令。注意,布礼服,白衬衫,两层荷叶边衬里,每一打七先令!这等于每一打衬衫一美元七十五美分,或者每件衬衫十四多个美分。
  她的丈夫为了得到工作,不得不加入工会,每周交纳一先令六便士的会费。而且如果当工会组织罢工时,他正巧有工作,那他还要按时向工会的金库交纳高达十七先令的救济款。
  他们的大女儿曾当过裁缝,是个新手,每星期挣一先令六便士,即每星期有三十七点五美分,或每天五美分多一点儿。可是当淡季来临时,她被解雇,尽管她在干这样一件低报酬的工作时,一直想了解这个行业,以求进取。在那以后,她又在一家自行车商店干了三年,每星期挣五先令。每天要步行两英里去上班,再步行两英里回家,可是她常常因为迟到而被处罚。
  对于这对男女来说,情况都一样。他们正在落入深渊,手和脚都无处攀援。他们的女儿又怎么样呢?她们像猪一样生活,长期营养不足使她们身体虚弱,精力和体力都被耗尽,思想空虚,她们哪里有机会往上爬,爬出她们生来就身在其中的深渊呢?
  当我写到这里,空气变得十分可怕,从院子里传来的大吵大闹的打架声,已经持续了一个小时。起初我以为是狗叫的声音,过了几分钟我才知道是人声,而且是女人们发出的如此可怕的喧嚣。
  喝醉了的女人在打架!这简直不堪设想;听起来更糟糕。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几个女人喋喋不休地唠叨,又声嘶力竭地叫嚷;间歇,一个小孩的哭声,一个年轻姑娘哭着恳求;一个女人提高嗓门叫喊,声音十分刺耳,“你打我呀!你打我,试试!”接着“啪”地一声猛击,又打起架来。
  能够俯视打架现场的所有后窗前都挤满了热情的观众。打人的声音和咒骂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不时传到我的耳中。幸亏我看不见这些格斗者们。
  格斗暂时停息。“你不许碰那孩子!”一个显然只有几岁的孩子被吓得尖声叫喊。“好哇,你!”有人用刺耳的尖声大声地叫,“我拿这块石头打你脑袋!”那撕人肺腑的尖叫声说明石头真的打了谁的头。
  又一阵沉寂。一个格斗者显然被打倒,正在苏醒;听见一个孩子的声音,不过声音低沉,充满恐惧,有气无力。
  人们又提高了嗓门,好像是说:
  “怎么样?”
  “没事儿!”
  “好了吗?”
  “好了!”
  “行吗?”
  “行!”
  双方确认这个受伤的人问题不大之后,冲突又起。一名格斗者占了压倒优势,直到对方高声呼救。呼救声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了,无疑是被扼住了脖子。
  又有新的声音加入,侧翼进攻,扼住脖子的手放开了,因为呼声又起,比原来要高四个音度;一片喧嚣,每个人都参加了格斗。
  格斗暂时停息,一个年轻姑娘的声音:“我代替我妈妈!”杂乱的说话声,大约重复了五次,“我爱怎样就怎样,该死的!”“我才不怕你呢,该死的!”又打起架来,妈妈,女儿,每个人都加入了。这时,我的女房东把她的女儿从后面的台阶上叫进屋子,我无法想像这发生的一切会对她的道德品格发生什么影响。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03:4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六章  煎锅胡同与冥土之一瞥



  我们三人沿着迈尔恩德街走着,其中一个人是位英雄。他十九岁,身材瘦小,单薄,活像意大利画家利比,一阵风就能使他弯腰,并把他吹倒。他是个狂热的青年社会主义者,处在激情最初的痛苦中,随时准备去殉道。他作为一个演讲家或主席,曾积极参与了许多亲布尔人的室内和室外的会议,这些会议在过去的几年中打破了可爱的英格兰的宁静。他一边走,一边向我讲述一些小故事。例如他在公园里和电车上被人抢劫;当与他一派的讲演人一个一个地被愤怒的人群拖下讲台并挨揍的时候,他仍然爬上讲台,作几乎无望的努力;一次教堂被包围,他和其他三个人正在里面避难,他们冒着四处乱飞的投掷物和碎玻璃,打退了暴徒,最后被几队警察救了出去;在楼梯、走廊和阳台上令人头晕目弦的打斗;还有打碎的窗子,倒塌的楼梯,被破坏的演讲厅,打破的头和骨头——然后,他懊悔地叹口气,望着我说:“我真羡慕你那么高大、强壮!我太瘦小了,打起架来,我无能为力。”
  我比与我并排走的这两个伙伴高出一个头还多。于是我想起那强健的西方,男人都那么高大健壮,一直令我羡慕。望着这个身材瘦小,却有着一颗狮子般的心的年轻人,我又想到这就是那种有时架起路障,向世界表明他们是群并没有忘记如何献身的人。
  另一个伙伴也说话了。他二十八岁,在一个闷热的陋室里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我很健壮,”他声明说,“我不像店里的其他人。他们说我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你知道吗,我的体重有十??①。”

  ①??为英国重量名,常用来表示体重,等于十四磅。——译者

  我惭愧地告诉他,我的体重是一百七十磅,或者十二??,我也愿意用他的标准来衡量。他的皮肤泛出一种不健康的颜色,体形扭曲,胸部内缩,长时间的劳动使双肩极度下垂,头部前倾,完全不在适当的位置。他居然自称是“健壮的人”!
  “你身高多少?”
  “五英尺二英寸,”他骄傲地回答,“店里的人……”
  “让我看看那个店。”我说。
  那个店当时很空闲,但我们仍很想去看看。经过列门大街,我们抄近路向左走,进入斯比托尔费尔兹大街,钻进煎锅胡同。一群孩子聚集在泥泞的人行道上,活像刚刚从蝌蚪变成的青蛙,在干枯的湖底蹦跳。在一个狭窄的门口,坐着一个女人,正给怀里的婴儿喂奶,两个乳房裸露着,这是对女性神圣的公然亵渎。门口太窄,我们不得不迈过她。在她后面的黑暗狭小的厅内,我们费力地穿过一群年轻人,走上一个更窄更脏的楼梯。我们走上楼梯,共有三层,每层楼梯的平台有两英尺长,三英尺宽,上面堆满垃圾和杂物。
  这所令人作呕的房子里有七间屋子。在其中的六间房子里,住着二十几个年龄不等的男女,一起做饭,吃饭,睡觉,工作。每间屋子平均为八英尺宽,八英尺或九英尺长。我们走进第七间屋子,这是一间有五个人在里面“流汗”的简陋污秽的小屋,它有七英尺宽,八英尺长,干活用的桌子占了大部分空间。桌上有五个鞋楦头,几乎没有地方能让人站着干活,因为地上堆满了纸型、皮子、一捆捆鞋帮和用来把鞋帮钉到鞋底上的零七八碎的东西。
  在隔壁的屋子里住着一个女人和六个孩子。在另一间像洞一般的屋子里住着一个寡妇,带着她的惟一的患肺病的儿子。有人告诉我这个女人在街上叫卖糖果,但是挣的钱常常不够用来给她的儿子买每天需要的三夸脱牛奶。而且,这个身体虚弱,正在走向死亡的孩子每星期只能吃上一次肉;如果你没有见过猪食,就很难想像这肉的样子。
  “他那种咳嗽的劲儿真是可怕。”我的一个卖苦力的朋友主动对我说,他指的是那个正在死去的孩子。“我们干活时总听见他咳嗽,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咳嗽和糖果并不重要,我还在这贫民窟的孩子们所处的恶劣环境中发现了另外一种威胁。
  我的卖苦力的朋友与另外四个人在这八英尺长、七英尺宽的屋子里一起干活儿。冬天,一盏油灯日夜亮着,将油烟散入那已经十分污浊的空气中。他们白天黑夜就不断呼吸着这样的浊气。
  这个告诉我,生意好的时候,活儿比较多,他能够“每星期挣三十先令,”——三十先令!七个半美元!
  “不过我们当中最能干的人才挣这么多,”他又说,“我们必须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尽快干。你会看见我们满头大汗!汗珠往下淌!你如果来看一看我们干活,你会眼花的——鞋钉从我们嘴里飞出来,就像从机器里飞出来一样,你看我的嘴。”
  我看了看,他的牙齿都被金属角钉磨短了,而且腐烂,像煤一样黑。
  “我天天刷牙,”他又说,“不然牙就更坏了。”
  当他告诉我工人们必须自备工具、角钉、皮子、纸型,还要付房租、灯费,等等时,我才明白他们所挣的三十先令其实所剩无几。
  “每星期挣三十先令,这样的旺季会有多久?”我问。
  “两个月。”他说。他还告诉我,一年的其余时间,他们平均每星期挣半镑或一镑,这等于二个半美元到五个美元。目前已经过了半个星期,他已挣了一先令,或者一个美元。可是据我所知,这种力气活还算是挣钱比较多的。
  我向店外望去,店外本应是周围建筑物的后院,然而根本没有,或者说,原来的后院已经被一层高的茅舍和牛棚所覆盖,里面都住着人。在这些茅舍的屋顶上有厚厚的一层脏东西,在有些地方高达一英尺——这些脏东西都是从别的建筑物的两层或三层的后窗户里扔出来的。我可以辨认出鱼骨、肉骨、垃圾、肮脏不堪的破布、旧靴子、碎陶器片和一切人类猪圈的废物。
  “今年是这种行业的最后一年。他们要用机器代替我们了。”当我们迈过那个裸露着乳房喂婴儿的女人,重新穿过那群廉价的年轻劳工的时候,刚才那个工人悲伤地对我说。
  我们接着访问了市里的居民区,这里的住房是伦敦市议会在居住着阿瑟•莫里森的“杰戈一小孩”①的贫民窟地区建造的。尽管房子里住的人比以前多,但环境较好。此外居住着阶层较高的工人和手工艺者。这些来自贫民窟的人曾一直四处游荡,加入其它的贫民窟,或者形成新的贫民窟。

  ① 阿瑟•莫里森(Arthur morrison)是19世纪英国作家,以写维多利亚时代末期伦敦东区贫民窟生活的小说闻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杰戈一小孩》。——译者

  “现在,”这个身体健壮、干活快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工人说,“我带你去看一看伦敦市的一个大公园,名叫斯比托尔费尔兹花园。”他用讥讽的口吻说“花园”这个词。
  基督教堂的影子投在斯比托尔费尔兹花园的地面上,下午三点,在它的阴影中,我看到了我今后永远也不想再见到的景象。花园里根本没有花,比我自己家里的玫瑰园还小。地面上只长着草,周围是带尖刺的铁丝围墙,就像伦敦市内所有的公园一样,以防无家可归的男女在夜间进来睡觉。
  我们走进花园,这时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妇人从我们身旁走过。她大步向前走,目的明确,但身子有些摇晃。背着的两个麻布大包袱,在肩上来回晃动。她是个女游民,无家可归。她具有独立的性格,不愿拖着她那日益衰弱的身躯去进救济院的大门。她像蜗牛一样,全部家当都带在身上。在那两个大麻布包里装着她的日常用品,所有的衣服、亚麻织物和值钱的妇女用品。
  我们走上狭窄的石砾人行道,两旁的长凳上坐着一群悲惨的、容貌变形的人。这种景象会促使多雷①在绘画中发挥更加惊人的想像力,超过他所有的成功之作。这些人穿着破衣服,浑身污垢,长着各种令人恶心的皮肤病和浓疮,皮肤青肿,举止粗野猥亵,身体畸形,目光斜视,面容如野兽一般。冷风吹过,他们裹着破衣服缩成一团。多数人在睡觉,或在打盹。这里还有一些女人,年纪在二十岁到七十岁之间。旁边有个约九个月的婴儿平躺在硬木凳上睡觉,既没有枕头,也没盖被子,更没有人照管他。还有几个男人,笔直地躺着睡觉,或者相互靠着睡。在一个地方有一家人,孩子在母亲的怀里睡觉,丈夫(或者是男伙伴)正笨拙地缝补一只破鞋。在另一张长凳上,一个女人在用刀子割去破衣服上磨损的布条,另有一个女人正缝补衣服。在旁边,一个男人的怀里抱着一个熟睡的女人。在更远的地方,一个衣服上满是水沟污泥硬块的男子把头枕在一个女人的膝上睡觉。这个女人不到二十五岁,也睡着了。

  ①  多雷( Dote)是19世纪法国插图画家,笔法精细,富于想像力。——译者

  他们的睡眠令我困惑不解。为什么他们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在睡觉或正在试图睡觉?后来我才知道,当局规定无家可归的人夜间不准睡觉。在人行道上,在那石柱庄严地指向天空的基督教堂的门廊里,躺着一排排睡觉的,或正在打瞌睡的人。他们都那么麻木无知,我们的突然闯入根本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伦敦的公园,”我说,“不,是脓肿,是一处正在腐烂的脓疮。”
  “喂,你为什么带我到这个地方来?”那个感情强烈的青年社会主义者厉声问道,由于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感到恶心,他那娇嫩的脸变得苍白。
  我们的向导说:“那些女人为了两个便士或一片干面包就可以卖身。”
  他说话的时候,带有一种愉快的嘲笑。
  但他还想再说什么,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感到恶心的人大叫:“看在老天的面上,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吧!”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05:0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章  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



  我发现要想进入临时收容所决非易事。我现在已经试过两次都失败了,不过我将试第三次。第一次,我晚上七点钟出发,口袋里带着四先令。这里我犯了两个错误。首先,申请进入临时收容所的人必须一贫如洗,而且他将被搜身,所以他必须身无分文。即使带有四便士,更不用说四先令了,也说明他十分富有而丧失被收容的资格。第二个错误是我去得太晚。一个乞丐要想找到一张床过夜,晚上七点钟才申请是太迟了。
  请让我向那些娇生惯养和单纯天真的人们解释一下什么是临时收容所。临时收容所是为那些无家可归的、没有地方睡觉的、身无分文的人设置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果运气好,可以偶尔在这里歇息一下疲倦的筋骨,第二天还要卖命地干活儿,挣钱来付住宿费。
  我第二次闯进临时收容所的企图一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我在中午就出发了,和我一起的还有那个感情炽烈的青年社会主义者和另外一个朋友。我的口袋里只装有两个便士。他们把我带到白色教堂救济院。我在一个便于瞭望的街角望着它。下午五点多钟阴郁的人们早已排成长长的一队,从救济院的墙角伸展到很远的地方,一眼望不到头。
  这是一个极为悲惨的画面。男人和女人在这寒冷昏暗的傍晚等待着得到一个准乞丐的位置。我得承认,这几乎使我丧失勇气。就像一个等在牙科医生门前的孩子一样,我突然找到一大堆原因想要离开这里,我内心的斗争一定在脸上表现出来,因为我的一个同伴说:“别怕,你能进去的。”
  我当然能进去,但是我意识到,我的口袋里带有两便士,这在贫民中也算是巨富了。为了消除引人嫉妒的特征,我从口袋里取出了铜币。然后我告别我的朋友们,忐忑不安地、没精打采地走到街道另一头,排在队伍的后面。
  真是太悲惨了,这一队穷人在通向死亡的陵坡上摇晃;这种悲惨的程度,我在梦中都没见过。
  在我身边站着一个矮小、结实的男子。他虽然上了年纪,但依然矍铄强健,容貌刚强,长年的风吹日晒使他的皮肤坚韧如皮革。他具有典型的海员的脸和眼睛。我立刻想起吉卜林“划船的奴隶”中的诗句:

“带着肩上的烙印,
带着脚镣的磨伤,
带着身上的鞭痕,
带着永不愈合的伤口,
还有我那日夜注视大海而已昏花的双眼,
这就是我服役的全部报答……”

  你将会知道我猜得多么准确,这些诗句是那么合适。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再也不能了,”他对他身边的一个人在发牢骚,“我要打碎一个窗子,一个大窗子,然后被扣留十四天,这样我就有睡觉的地方了,再也不用害怕,吃得比这儿还好。只是我会老想我那点儿烟丝。”他若有所思地说,口气遗憾而无奈。
  “我露宿街头已有两夜了,”他接着说,“前天晚上我浑身湿透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老了,说不定哪天早晨,他们会给我收尸。
  他满怀激情地转向我说,“你可千万别变老,小伙子。趁年轻的时候死,不然你也会和我一样。我说的是真话。我是七八十岁的人了。我曾像个男子汉一样为国效力。我得过三个品德优良的袖章和维多利亚勋章。我希望我已经死了,我希望我已经死了。越快越好。”
  泪水涌入他的双眼。但是还没等别人安慰他,他已开始哼唱一首轻快的海上歌曲,似乎世上并没有令人心碎的事情。
  在我们的鼓励下,这位曾一连两夜露宿街头的老人在救济院门外排队的时候,讲述了他的经历。
  他年轻的时候就应征加入英国海军。他忠心耿耿,出色地服了四十几年的役。他能滔滔不绝地说出姓名、日期、指挥员、港口、舰只、战斗的具体情况。不过我不能全部记住,因为在救济院的门前是不能作纪录的。他曾参加过他所谓的“对中国的第一次战争”①;他还加入过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服役十年;在兵变期间,又随英国海军回到印度;曾参加过英缅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除了这些,他还在地球的其它地方为英国国旗战斗过,流过血和汗。

  ①  指1840年的鸦片战争。——译者

  后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如果追究其原因,其实只是件小事:也许是海军上尉的早餐不可口,或者是他前天晚上熬过夜;也许是别人催他还债,或者是指挥官对他说话时态度粗暴。反正那天上尉的脾气不好。这位水手正在和其他人一起,拿起船头的索具。
  请注意,这位水手已在海军服役四十多年了,得过三个品德优良的袖章,并拥有表彰战斗英勇的维多利亚勋章。所以他不可能是个坏水手。可是海军上尉那天动不动就发怒。他骂了那位水手——骂得很难听,是在骂他的妈妈。我小的时候,如果有人用这样的字眼侮辱我们的妈妈,我们男孩子就会像听到命令一样立刻发疯似地打起架来。在我所在的国家里,许多人就因为用这个字眼来骂人而丧失生命。
  可是,上尉就是用这个字眼来骂这位水手。当时,这位水手的手里正巧拿着一个铁杠杆或许是铁棍一类的东西。他立刻用它打中上尉的头部,把他从索具中打出来,并摔到水中。
  然后,用这个男人的话说,“我看见我干了什么事。我知道海军的规定,我于是对自己说,‘你完蛋了,杰克,我的孩子;你瞧着吧!’我也跟着跳进水里,决心和他一起淹死。我本来可以做到,可是从旗舰来的舢舨正好驶过来。我们俩跳到船上,我抓住他,用拳头打他。这就决定了我的命运。如果我不打他,我本可以声称我看到他被打下水,我跳下去是为了救他。”
  后来他们到了军事法庭,或者叫什么海上审讯。审判者抑扬顿挫地念着他的判决,就好像他已经把判决书背得滚瓜烂熟,而且满怀悲痛的念过多遍。结果是,为了维护纪律和表示对那些并非君子的军官们的尊敬,一个男子因具有男子气概而被判决有罪,被降级到普通水手,禁止得到他应得的奖金,取消获得养老金的一切权利,交出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从海军退役,但不加罪名(因为这是初犯),鞭打五十,监禁两年。
  “我那天被淹死就好了,我希望上帝让我淹死。”他不再说了,因为队伍向前移动,我们绕过了街道拐角。
  我们终于看见救济院的门了。贫民们正在分批进入。在这里,我听说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今天是星期三,我们大家要在星期五才能离开救济院。还有,吸烟者注意,不能带任何烟进去。我们进门时,要把烟交出来。据说,有的时候,在你离开时他们会把烟还给你,有的时候则不会。
  那位老水手教我一个办法。他打开烟袋,把里面的烟叶(只有很少的一点点)倒进一张纸,叠成一个小巧的扁平的包,塞进袜子,放进鞋底。我也如法炮制,因为吸烟的人都知道,四十个小时不吸烟是很难受的。
  队伍不断地向前蠕动,我们也慢慢地、稳步地走向那个小门。这时,我们发现在一个铁栅栏后面出现一个人。那个老水手向他喊道:“他们还要多少人?”
  “二十四个。”那个人回答说。
  我们不安地向队伍的前面看,数数还有多少人。我们前面还有三十四个人。我周围的人都露出失望和惊恐的神情。饿着肚子,身无分文,在街上度过一个不眠之夜,的确不是舒服的事。但是我们仍抱一线希望,直到门外还剩下十个人,服务员把我们都撵走了。
  “满了!”他说着砰地一声关上大门。
  这个老水手虽然年过八十七岁,却像闪光一样飞奔而去,拼命寻找另外的栖身之处。我站在那里,与另外两个人讨论着到哪儿去,因为他们十分了解临时收容所。他们决定去白杨树救济院,距离这里三英里。于是我们出发了。
  我们绕过街角时,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说:“我今天本来可以进去。我一点钟来的,他们刚刚站队——真可恶,他们就是那样,每晚总让那些人进去。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06:0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八章  车夫和木匠



  车夫面目清秀,下巴长着胡子,嘴唇上面刮得很干净。如果在美国,我会把他当成手艺高明的工人,或者富裕的农场主。而木匠——我会把他当做木匠。他长得很像木匠,瘦长,结实,目光敏锐,由于干了四十七年的活,两双手已经扭曲,好像总是握着工具柄一样。这两个人的主要困难是年纪太大,而且他们的孩子早已死去,没能长大照顾他们。他们因为年纪太大而被年轻力壮的竞争者取而代之,赶出了繁忙的工业圈。
  这两个人被白色教堂救济院拒之门外之后,和我一起到白杨树救济院。他们知道不会有什么机会,但我们还得去试一试。如果进不去白杨树救济院,那就只能在街上过夜了。两个人都急于找到床位,因为正像他们自己所说,已经“半死不活”了。五十八岁的车夫已经在街头露宿三夜,而六十五岁的木匠已经在露天过了五夜了。
  可是,亲爱的读者,过惯舒适生活的人,你们身体健壮,充满活力。每天晚上都有洁白的床和通风良好的房间在等着你们。我怎么才能使你们知道,如果人们在伦敦的街头度过一个疲倦的夜晚,那会是什么滋味?相信我,你一定会觉得在东方出现黎明的曙光之前,似乎过了一千个世纪;你一定浑身发抖,直到身上每一块肌肉都疼得令你高声喊叫;你会感到奇怪,你居然熬过千辛万苦活了下来。如果你坐在长凳上想休息一下,刚刚闭上疲倦的眼睛,警察准会叫醒你,粗暴地命令你“走开”。你也可能会在长凳上休息,可是长凳太少,相距又太远;然而你如果想睡觉,那你还得继续向前走,拖着疲惫的身躯,穿过无数的大街小巷。即使你左躲右闪,找到某个偏僻的小巷或黑暗的过道,在里面躺下,无所不在的警察也同样会把你赶走。他的任务就是驱逐你。当权者规定了一条法律,即你必须被赶走。
  当黎明来临,恶梦过去的时候,你会勉强回到家来恢复体力。在你死之前,你会把你的冒险经历讲给一群群对此感到羡慕的朋友们听。你的经历会被编成一个非凡的故事。你那短短的八小时的夜晚会变成《奥德赛》,而你就是荷马。
  和我一起走向白杨树救济院的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可不是这样。今晚在伦敦市,有三万五千个这样的男人和女人。你上床睡觉时请不要想到这一点。如果你心肠太好,你会睡不好觉的。然而对于六十岁、七十岁、及至八十岁的老人来说,他们食不果腹,身体瘦弱,精神疲惫地迎来黎明。整天摇摇晃晃地拼命寻找面包皮。无情的黑夜又降临在他们身上。这样连续五天五夜——噢,生活舒适的人们,你们怎能明白呢?
  我沿着麦尔安德路走着,车夫和木匠在我的左右。麦尔安德路是一条宽敞的大街,穿过伦敦东部的中心,街上住着好几万人。我介绍这些是为了使你能明白我在下面所描述的事情。我们向前走着。当他们发出怨言,咒骂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也跟着他们咒骂,就像一个美国流浪汉,滞留在一块陌生而可怕的国土时所做的那样。我竭力使他们相信我的身份,当他们真的相信以后,他们把我当做一个“以航海为生”的人,把钱都挥霍在放纵的生活中,丢失了衣服(海员上岸以后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暂时穷到极点,正在寻找船只。这说明了我为什么不了解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临时收容所,以及我对这一切的好奇心。
  车夫几乎跟不上我们走路的速度(他告诉我,他那天没吃东西),可是木匠却不然。他又瘦又饿,灰色的破上衣在微风中悲哀地飘摆,迈着大步,不知疲倦地向前走,这使我想起了草原上的狼。他们两人都低头望着人行道,一边走,一边谈话,有时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还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什么东西,然后又赶上我们的步伐。我以为他们一定在收集雪茄和香烟头,所以我一直没有留意。可是后来我注意了。
  从那泥泞的、遍地唾沫的人行道上,他们正在捡起丢弃的橘子皮、苹果皮和葡萄梗,放在嘴里吃。他们用牙齿把青李子核嗑开,吃里面的肉。他们还捡起散落在地上的豌豆大小的面包屑和又黑又脏的苹果核,这两个人就把这些东西塞进嘴里咀嚼,吞下去。这就是公元1902年8月20日的晚上六七点钟,发生在世界上最伟大、最富有、最强大的帝国心脏的一幕。
  这两个人谈着话。他们并不傻,只是老了。他们用人行道上的垃圾充饥,自然要谈论流血的革命。他们谈起话来,很像无政府主义者、狂热者和疯子。谁能责备他们呢?尽管我那天吃过三顿美餐,尽管我还有一张我想睡就睡的舒适的床,以及我的社会哲学,我对事物缓慢发展和生物变异的进化论的信仰——尽管这一切,我仍然感到我要么和他们一起胡说八道,要么闭口一言不发。可怜的傻瓜!他们这种人孕育不了革命。在他们很快死去并化为灰尘的时候,其他的傻瓜会依然一边高谈流血革命,一边在通向白杨树救济院的麦尔安德路满是唾沫的人行道上捡垃圾。
  我是外国人,又年轻,车夫和木匠就向我介绍各种情况,还给我不少劝告。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劝告简洁而中肯,无非是让我离开这个国家。
  “我将尽快离开,”我向他们保证,“我只往高的地方去,直到你们找不到我的踪影。”
  他们被我的计划所感动,但不明白其中的含意,只是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
  “实际上是逼人犯罪。”木匠说,“我老了,年轻人取代了我。我的衣服越来越破,我更难找到工作了。我去临时收容所过夜,必须下午两三点钟就去,不然就进不去了。你看到今天发生的事了吧?我还有什么机会寻找工作呢?如果我真的进了临时收容所,明天一整天我都得呆在里面,后天早上才能出去。那又怎么样?法律规定,那天夜里我不能住进十英里以内的另一个收容所。我必须在那天急急忙忙地赶到那儿,不能迟到。我还有什么机会来找工作呢?假如我不去了,假如我去找工作,那会怎么样?要知道黑夜很快就来了,我又没床睡觉了。整夜都不能睡,没有东西吃。第二天早晨找工作时,该是一副什么样子啊!所以我只好想办法在公园里补补觉。”(基督教堂的影像又浮现在我眼前。)“还得找点东西吃。你看看我!又老,又无精打采,爬不起来了。”
  “这里原来有一个税卡。”车夫说,“我以前干搬运工的时候,在这儿交过许多次税。”
  “这两天我才吃了三个一便士一个的面包卷。”我们的谈话停了一会儿,木匠说,“我昨天吃了两个,今天吃了一个。”他又停了半天才说。
  “我今天还没有吃东西,”车夫说,“我累极了。我的腿疼死了。”
  “‘尖铁钉’那儿的面包卷特别硬,不喝一品脱水简直就咽不下去。”木匠说。他这么说是为了我好。我问他“尖铁钉”是什么意思,他说:“临时收容所,这是黑话。”
  令我吃惊的是,在他的词汇里,居然有“黑话”这个词。在我们分手之前,我觉得这个词并无恶意。
  我问他们,如果我进了白杨树收容所,我会受到什么待遇。他们向我提供了很多情况。一进收容所,我会洗个冷水澡,然后吃晚饭,晚饭是六盎司的面包和“三份薄麦片粥”。“三份”指的是一品脱的四分之三,“薄麦片粥”是三品脱的燕麦片与三桶半热水搅拌在一起的液体混合物。
  “牛奶和糖,还有银勺吧?”我问道。
  “没有的事。能给你盐,可是我没看见什么地方能给勺子。把粥捧起来喝下去,他们都那么做。
  “在艾克尼给的麦片粥真不错。”车夫说。
  “对,那儿的粥真好喝。”木匠也随声附和。两个人富于表情地互相看了看。
  “东区圣乔治的面粉和水。”车夫说。
  木匠点点头。他们都尝过。
  “然后呢?”我问道。
  他们告诉我,我会直接被送去睡觉。“早晨五点半叫醒你。你起床后洗一个澡——如果有肥皂的话。然后吃早饭,和晚饭一样,三份麦片粥和六盎司面包。”
  “也不总给六盎司。”车夫纠正他说。
  “是的,不总给六盎司。有的时候,面包太酸,咽不下去。我刚去的时候,我根本喝不下那粥,也咽不下面包。可是现在,我吃了自己的一份还不够,还想吃别人的。”
  “我还能吃别人的三份,”车夫说,“今天真倒霉,我一点儿东西还没吃呢!”
  “然后呢?”
  “然后你就得干活儿了,摘四镑麻絮,或者扫地,擦地板,或者去打碎石头。我不用去碎石,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不过他们会让你干的,你又年轻,又强壮。”
  车夫咕哝着说:“我可不愿意被锁在小屋子里摘麻絮。比蹲牢狱还难过。”
  “可是假如你睡了一夜以后,拒绝摘麻絮,打碎石头,或者根本不干活呢?”我问。
  “你第二次就别想再进去,他们会把你拘留。”木匠回答说,“我可不劝你这么干,小伙子。”
  “然后就该吃午饭了。”他接着说,“八盎司面包,一盎司半的奶酪,还有凉水,你接着干活儿,干完以后吃晚饭。和以前一样,三份麦片粥,六盎司面包。接着去睡觉,第二天早上六点钟的时候放你出来,不过你得干完你的活儿。”
  我们离开了麦尔思德路走了很久,穿过阴暗、有如迷宫般的狭窄、弯曲的街道,来到白杨树救济院。我们在一个矮石墙上铺开手帕,把各自所有的家当放在每个人的手帕里。不过我们把那“一点点烟叶”塞进袜子。过了一会儿,最后一丝阳光从黄褐色的天空中逐渐消褪,刮起了冷风。我们站在那儿,手里拿着小得可怜的包裹,在救济院门外显得格外孤独凄凉。
  三个年轻的女工走过来,其中一个满怀怜悯地望着我。当她走过我们时,我也用眼睛跟随着她。她转过头,望着我。她并不注意那两个老头儿。上帝!她居然怜惜我这个年轻力壮,充满活力的人,而不怜惜在我身边的那两个老人!她是个年轻姑娘,我是个年轻小伙子。一种模糊的性的激励促使她降低自己的身份来怜悯我。怜悯老人是一种利他的感情,对她自己没有什么用处。救济院的大门是老人常来的地方,所以她根本不怜悯他们,而只怜悯我。其实,我根本不值得怜悯。在伦教,老人死去时,没有人向他们表示尊敬。
  大门的一边是铃的柄,另一边是按钮。
  “摇铃。”车夫对我说。
  我就像平时来到家门前面一样,拉出铃柄,用力摇铃。
  “噢!噢!”他们用惊恐的声音高叫,“别摇得那么厉害!”
  我松开手,他们责备地望着我,好像我破坏了他们得到床位和三份麦片粥的机会。没有一个人过来。幸好我摇错了铃,我松了口气。
  “按钮!”我对木匠说。
  “不,不,等一下。”车夫急忙说。
  从发生的一切我得出结论,救济院的杂务工通常每月挣七到九镑,他十分苛刻,自高自大,所以贫民们对他不能太挑剔。
  我们只好等待,时间过得比平时慢十倍。车夫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指,极轻微、极短促地按了一下钮。我见过那些等待生与死的人们,但他们脸上的焦急不安远不如这两个等待救济院劳务工来开门的人强烈。
  杂务工终于来了。他根本没有抬眼皮看我们一下。“满了,”他说完就关上了门。
  “又得在外面过一夜了。”木匠呻吟着说。在昏暗的光线中,车夫显得憔悴、苍老。
  职业慈善家说,不加区别的施舍是罪恶的。好吧,我今天就要罪恶一番了。
  “过来,拿出你的刀,到这儿来。”我对车夫说,把他拉到一个黑暗的小巷里。
  他害怕地望着我,试图挣脱我。也许他把我当成会“杀人的杰克”,此人有杀害年老的男性贫民的特殊爱好。也许他以为我在诱骗他去犯罪。反正他十分惊恐。
  读者一定还记得,当初,我曾把一枚金镑缝进我那加煤工衬衫的腋下部位。这是应急用的钱。现在是我第一次使用它的时候了。
  直到我用了几个柔体杂技动作,让缝在衣服里的圆圆的金币露出来,车夫才开始帮助我。甚至这时他的手还在颤抖。我真怕他用刀割破我的肉,而不是割断缝着的线,便拿过刀子,自己来割。一枚金币滚了出来,这在他们那饥饿的目光中,是一大笔财富。我们立即跑向那家最近的咖啡馆。
  当然,我要向他们解释我只是一名调查者,一个社会学学生,正在了解地球的另一边的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立刻像蛤蚌一样闭紧了嘴。我和他们不是一样的人。我的言语变了,我的语调也不同了。总之,我比他们优越。他们也有着极强的阶级意识。
  “你们想吃点什么?”侍者来请我们点菜时,我问他们。
  “两片面包,一杯茶。”车夫温顺地说。
  “两片面包,一杯茶。”木匠也温顺地说。
  我们现在先暂停一下,看看眼前的情景。这两个人被我邀请到咖啡馆。他们看见了我的金币,也知道我根本不是贫民。其中的一个人那天只吃过一块半便士的面包卷,另一个人根本没吃过东西。而他们只要“两片面包和一杯茶”每个人只点了两便士的食品。“两片”意味着两片面包加黄油。他们这种降低身份的谦卑与他们对待救济院杂务工的态度完全一样。不过我不接受他们的这种态度。我一步一步地给他们增加食品——鸡蛋,咸肉片,再来一些鸡蛋,再来一些咸肉,再来几杯茶,再要几片面包,等等——他们总是充满渴望地否认他们还想再多吃些,可是食物一端上来,他们就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这是我两个星期以来喝的第一杯茶。”车夫说。
  “这茶真好喝。”木匠说。
  他们每人喝了两品脱茶。但是我向您保证,这茶水只是稀薄乏味的液体而已。把它比做茶,还不如把淡啤酒比做香槟酒,那样味道还好些。这茶是“刷锅水”,根本不像茶。
  经过第一次震惊,看看食物在他们身上所产生的效果,还是满新奇的。他们原来愁容满面,谈到他们曾多次想跳河自杀。一个星期前,车夫曾站在一座桥上,望着滚滚河水,想过自杀的问题。车夫坚持认为,河水不是自杀的好去处。拿他夹说,他知道他会挣扎的。一颗子弹倒是“更方便”,可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到哪儿去找一枝左轮手枪呢?难就难在这里。
  当热“茶”渗透全身的时候,他们显得有些欢快了,而且更多地谈论他们自己。车夫埋葬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只留下一个儿子。儿子长大后,做起了小买卖来接济他。儿子在三十一岁那年死于天花。他儿子刚死不久,他就患了热病,住院三个月。这下子他完了。出院后,身体虚弱,身边又失去了年轻力壮的儿子,小买卖做不下去了,他又身无分文。事情已经这样,一切都完了。一个老人没有机会再重新开始了。他的穷朋友们爱莫能助。在为加冕典礼游行搭看台时,他曾试图去干活儿。“对这个回答我已经听腻了;‘不行!不行!不行!’我夜里睡觉时,耳边总响起这个回答‘不行!不行!不行!’”就在上个星期,他按照广告去找工作,可是当他刚一说出他的年纪时,回答也是“太老了,太老了。”
  木匠是在军队里出生的。当时他的父亲在军队里已服役了二十二年。他的两个兄弟也参军了;一个是第七骑兵团的中士,在兵变后死于印度;另一个在远东罗伯茨将军部下服役九年后,在埃及失踪。木匠没有参军,所以他还活在这个星球上。
  “把你的手给我,”他说着扯开他的破衬衫,“我适合做解剖了,一点儿肉都没有。我越来越瘦,先生,完全是饿瘦的。您摸摸我的肋骨就知道了。”
  我把手伸进他的衬衫摸了摸。他的皮骨有如羊皮纸一样包着骨头,感觉就像用手摸搓板。
  “我只快乐过七年,”他说,“有一个好老婆和三个漂亮的女儿。可是她们都死了。三个女儿患腥红热,两个星期就全死了。”
  “吃完这些,先生,”车夫说,他指的是这顿丰盛的晚餐,且想把话题转到令人愉快的事情上去,“吃完这些,我明天早上就吃不下救济院的早餐了。”
  “我也吃不下。”木匠附和着说。于是他们开始讨论喜欢吃的东西和他们的妻子以前给他们做的美餐。
  “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车夫说。
  “我已经五天了。”他的伙伴说,脸上露出阴郁的神情,“一连五天,空着肚子,只吃过一点儿橘子皮,脾气暴躁的人根本受不了,先生,我都快死了。我夜里在街上流浪,有时我绝望了,甚至决定去冒险。您知道我的意思是去搞一起大的抢劫案。可是天亮的时候,我又冷又饿,连伤害一只老鼠的力气都没有了。”
  当食物使他们虚弱的器官感到温暖的时候,他们变得友善而健谈,开始自吹自擂,还谈论起政治来。我只能说,他们淡论政治的水平比得上一般的中产阶级人士,甚至比我所听到过的某些中产阶级人士还要高明得多。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对世界了如指掌,例如世界地理和民族,近代和当代的历史。正像我所说的,他们这两个人可不是傻瓜。他们只是上了年纪,他们的儿女没能长大成人来赡养他们。
  最后一件事发生在我在街道拐角处向他们告别的时候,当时他们非常高兴,因为口袋里装着几个先令,而且夜里肯定有床睡觉。我点燃一支香烟,正要把那尚未熄灭的火柴扔掉,这时车夫伸手接过那根火柴。我把火柴盒递给了他,可是他说:“没关系,别浪费,先生。”在他点燃我送给他的那支烟的时候,木匠急忙往烟斗里装烟,以便使用同一根火柴。
  “浪费是不对的。”他说。
  “是的。”我说,同时不由得想起了我刚才用手摸过的那有如搓板的肋骨。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06:4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九章  贫民收容所



  首先,我必须对我的身体以及我的肠胃所遭受的折磨向自己道歉。我把我的身体带到了污浊不堪的环境中,把我的肠胃塞满了令人作呕的食物。我混入了贫民收容所,倦睡在收容所,乞食在收容所,当然,最后逃离了收容所。
  在我两次试图进入白杨树收容所而未能成功之后,我便尽早动身,在下午三点钟之前,加入到一个稀稀落落、凄惨不堪的行列里。他们到六点之后才开始收容我们。在那之前,我排第二十号。当时有消息说只收容二十二个人。四点时,队伍中共有三十四个人,最后的十个人怀着渺茫的希望,企盼奇迹发生,能够进去。很多人来了,看到长长的队伍,便又怅然离去。他们很清楚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收容所已经“满员”了。
  最初,大伙站在那,轻松地聊着天。可是,当站在我两侧的两个男人发现他们曾同时住进天花病医院时,气氛便陡然紧张起来。虽然,当时那个医院的一千六百个病人都被隔离开来,他们现在却相识了,在一起以一种冷漠客观的态度讨论和比较各自令人生厌的症状。据说那儿的平均死亡率为六比一。那两个人中有一个人住了三个月,另一个人住了三个半月。他们后来“全身都溃烂了”。听到这,我不禁毛骨悚然。我问他们出院有多长时间了。一个人回答说两星期,另一个人是三星期。他们的脸上布满了痘痕。他们自己却不觉得他们的病情有多么严重。他们还让我看他们手中和指甲下面正在冒出的小天花。不仅如此,其中的一个人为了让我更清楚,“扑”地一下把一个天花痘从肉里挤了出来,刺向空中。我竭力把我衣服里的身体缩紧,默默祈愿天花痘不要落到我的身上。
  在这两个人身上,我发现天花导致他们流离失所。当他们抱病在身时,也不能停止做工。两个人出院时都身无分文,只好抱着一线希望去找工作。目前为止,仍没找到,便只好在沦落街头三天三夜之后,来到这家临时收容所“歇息”一下。
  看来不仅上了年纪的人要受到身不由己的不幸的惩罚,对那些遭遇疾病和不测的年轻人也一样。后来,我同另一个人——我们都叫他“红毛”,聊了起来。他排在第一号,这明确不过地显示出他从一点钟开始就等在那儿了。一年前他受雇于一个鱼商。一天,他扛着一箱鱼。箱子对他来说实在太重了。结果,“什么东西断了”——箱子摔到了地上,他摔在了箱子旁。
  他很快被送到第一所医院。那里的人说这是一种疝气病。他们给他擦了一些凡士林消肿。在医院呆了四个钟头后,他便被打发走了。可他走在街上没超过两三个小时,便又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上。这次他被送到另外一家医院。医院把他的伤口缝上了。但问题的关键是他的雇主时他雇工的损伤漠不关心,绝对地漠不关心。他甚至拒绝给刚出院的“红毛”一个“暂时的轻活儿”干。对“红毛”来说,他完蛋了。他谋生的惟一出路就是去干重活儿。然而,他现在已经无力干重活儿了。那么,从现在起,直到他咽气,他乞食求宿的途径便只能是临时收容所、施食所和街头。不幸降临了——一切都完了。他的背曾驮过太重的鱼。而他一生的幸福却一笔勾销了。
  排队的人中有几个曾去过美国。他们都巴不得现在仍在那儿,而感叹当初离开那个国家是多么愚蠢。他们为此而诅咒。对他们来说,英圆已成为一座监狱,一座无法逃离的监狱。他们不可能离开它。他们既不能攒足船费,也没机会靠在船上打工来代替船费。贫穷的怪物在这个国家泛滥成灾。
  我扮成那种丢掉了衣服和钱财的海员。他们都来安慰我,并给我很多中肯的忠告。归纳起来,这些忠告有以下这些:远离临时收容所这样的地方。那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对我有利。向海边走,尽全力上船离岸。如果可能的话,出去做工,攒足一英镑左右的钱来贿赂那些总管或他的手下,让他们给你机会,到船上打工,以代替船票。他们羡慕我的年富力强。这迟早会把我带出这个国家的,而他们却不会再拥有这些了。衰老和困苦已拖垮了他们。对他们来说,游戏的胜负早已定了。
  然而,有一个尚属年轻的人,我敢断言,他终究会证实一切的。年轻时他曾去过美国。在长达十四年的寄居生活中,他只失业过十二个小时。他攒了很多的钱,变得非常富有,而后回到了他的祖国。现在他就站在收容所门前的行列中。
  他告诉我,在过去两年,他一直是个厨子。他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七点到晚间十点半,星期六晚上要干到十二点半。每周工作九十五个小时。他的工钱是每周二十先今,合五美元。
  “但是这工作和漫长的工时简直要了我的命。”他说,“我不得不放弃这份工作,我攒了点钱,但在每天度日和寻找另一个位子的过程中,又把它们全花光了。”
  这是他在收容所的第一个晚上,他到这来仅仅是为了休息一下。他打算一出去,就动身去布里斯托尔,那离这儿有一百一十英里,他想在那里总会找到一艘船,带他到美国去。
  但队伍中的人并不都是这么强悍。有些人如同悲惨可怜的牲畜。他们言语不清,麻木呆滞。但总的说,这群人还是有人情味的。我记得一位车夫,显然是刚刚收工回家。他把车停到我们面前,以便让那迎上前来的小孩坐上他的车。但车太大了,而那个孩子又太小,试了几次都爬不上车。这时,一个相貌极丑陋的男人走出队列,扶孩子上了车。可以说,这个行为所显示的美德与快乐在于它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雇佣。那个男人知道车夫很穷,车夫也知道那个男人正站在等待施舍的行列中;那个男人做了件小事,车夫向他致谢,就如同你和我将会做那种小事并为此而感谢一样。
  另一个美丽的感人之事来自“摘蛇麻子的人”和他的“老太婆”。他已经排了半个小时了,这时那个老太婆(他的老伴)也来了。对她那个阶级来说,她穿得够好的。一顶由于风吹日晒而变得破旧的帽子盖在她灰色的头发上,臂上挎着一个麻布包裹。当她跟他说话时,他走上前去,把她散落的一缕白发很熟练地卷到他的手指间,然后轻轻把它抚到她的耳后。从这件事我们可以得出很多结论。毫无疑问,他非常喜欢她,希望她整洁利落。尽管站在乞食者的行列中,他还是以她为自豪。他也深愿她在行列中其他不幸的人的眼里也是漂亮的。但归根结底,在所有这些动机的下面,是他对她的一种坚贞的爱情。因为一个男人是不会注意一位他不在意的女人是否整洁,他也不可能为这样的女人感到骄傲的。
  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他俩都是干重体力活儿的人。我纳闷为什么他们要来投奔贫民收容所。他很骄傲,为他老伴,也为他自己。我问他,像我这样一个毫无经验的人能否靠摘蛇麻子赚钱。他掂了掂我的体重,说那很难说。许多人手脚太慢,摘不了蛇麻子,一个人,如果想成功,必须反应敏捷,手指灵活,手指要特别灵活才行。目前,他和他老伴已经很精通此道了,他们俩可以不睡觉,一口气把他们中间的一个箱子装满。他们已在这个行业里干了很多年了。
  “我有一个伙计去年干过这活儿。”一个男子开口说道,“他是第一次干,可当他干完一个月回来时,口袋里有了两镑十先令。”
  “你说着了。”那个摘蛇麻子的人说道,语气热切,“这人够快的。他天生适合干那活儿,的确是这样。”
  两镑十先令——十二个半美元,这就是一个“天生适合干那活儿”的人一个月的工钱!此外,只有上帝知道他们露宿街头,连块毯子都没有。我是多么庆幸我不是“天生适合”干活儿,包括摘蛇麻子的人!
  在有关摘蛇麻子的事儿上,那位摘蛇麻子的人给了我一些金玉良言。软弱忠厚的人们,当你们身陷伦敦市,不能自拔的时候,这些金玉良言同样适用于你。
  “如果你手里没有空罐头盒或其它煮东西的家伙,你就只能吃些面包和奶酪。那样简直糟透了!你应该喝些热茶,吃些蔬菜和肉,这样你才能有力气干好你的活儿。冷灶上煮不出热菜。老弟,告诉你该怎么做。早晨一起来,就要四处寻找垃圾堆。要仔细翻拣那些垃圾。你肯定能找到很多能煮饭的罐头盒。它们有些棒极了。我和我的老婆子就是这么干的。”他指着她挎着的包袱。她自豪地点了点头,带着成功者和富有者所特有的那种成就感对我慈爱的笑着。“这件外套像毯子那样保暖,”他继续说道,同时掀起外套的一边,好让我看到它的厚实。“没准儿,过一阵儿我就会捡到一条毛毯呢。”
  老婆子再一次微笑着点了点头,脸上表情说明她对老伴儿不久后便能捡到一条毯子深信不疑。
  “我把摘蛇麻子这活儿看作是种乐趣。”他兴致勃勃地总结道,“这是攒钱过冬的一个有效办法。我惟一不喜欢的事儿,”说到这儿,他的声调变得阴沉起来,“就是长途跋涉。”
  岁月的威力在这对儿充满活力的老俩口身上显示得再清楚不过了。当他们陶醉于手指灵活,作工麻利的时候,“跋涉”却越来越成为他们的一个负担。看着他们满头的灰发,想像着他们十年后的情形,我真不知道他们将怎么打发未来的岁月。
  我注意到又有一对老俩口排到队伍中来了。他们俩都五十多岁了。那个老婆子,因为是女人,被允许走进了收容所;那个老头儿,却因为来晚了而没能进去,不得不与老伴儿分开,整夜只能在街上闲逛。
  我们所在的那条街,从左到右,只有二十英尺宽。人行道仅有三英尺宽。它是一个居民区。至少,工人和他们的家眷都以某种方式生存在我们周围的那些房子里。而且,日复一日,从下午一点到六点,我们这个站在贫民收容所门前穷困潦倒的讨饭队伍成为这些房子门前窗外的主要风景。一个工人,坐在正对着我们的家门口。一天的疲于奔命之后,总算可以歇一会儿,喘口气了。他老婆走过来和他聊天。门框太小,容不下两个人,她只好站起来。他们的孩子在他们前面的空地上爬来爬去。这边是乞食者的行列,离这不到二十英尺远,工人的家庭没有一点遮拦,穷人们也没有一点隐秘。邻居家的孩子们在我们脚边玩耍。他们对我们这些人熟视无睹,没人觉得我们侵占了他们的地盘。在他们看来,我们这些人同他们周围的那些砖墙石栅没什么两样。他们从生下来那一刻起,一直到以后每一个短暂的日子,乞食者的行列从没出过他们的视线。
  六点钟的时候,队伍开始活动起来。我们三个人一批,走了进去。管理员们闪电般的速度询问着我们的姓名,年龄,职业,籍贯,贫困状况,以及前夜“宿地”等问题。当我转过身时,我吓了一跳。一个男人突然塞给我一件砖头一样的东西,然后在我耳边吼道:“有刀、火柴或是烟吗?”“没有,先生。”我撤了谎,其他进来的人也和我一样撒了谎。在向地下室走的路上,我看了看手中的砖头,原来它应该叫做“面包”。不过从它的重量和硬度来看,叫它“面包”,实在是亵渎了这个词。毫无疑问,它根本没有发酵过。
  地下室灯光昏暗。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旁边又一男子突然向我的另一只手塞了个罐子。随后,我摸进了一间更昏暗的屋子。那里塞满了凳子、桌子和人。恶臭难当,暗无天日,加上一片含糊不清的咕哝声,真仿佛到了阴曹地府。
  多数男人都遭受着脚疼的折磨。所以趁开饭前那段时间,他们都脱下了靴子,解开破烂的裹脚布。这使屋子里的恶臭又升了一级,同时也彻底夺走了我的胃口。
  事实上,我发现我犯了个错误。五个钟头之前,我曾饱餐一顿。而为对得起摆在我面前的这顿饭,我本应该绝食两天才是。罐子里装着一种用玉米和热水混在一起做成的粥,不到一品脱。人们把手中的面包蘸上堆在脏桌子上的盐,吞下去。我如法炮制,试了一下,面包几乎扎了我的嘴。我想起木匠的话:“要想享用那儿的面包,必须准备一品脱的水。”
  我走向一个阴暗的角落,刚才我看到有人到这取水。回来后,我开始对付我的粥。粥里的玉米还没熟,星面混杂了好多庄稼梗,浑浊地泛着一股酸腐味。直到我把粥吃完,这股酸腐味仍固执地留在我的嘴里,久久不散,令我觉得分外恶心。我顽强地挣扎着,但还是止不住一阵阵恶心。不过,六大口粥和面包足以显示了我的成功。我旁边的一个人吃完他自己那份后.又转来吃我这份。他把每个粥罐都刮得千干净净。吃完后,他仍一脸饥饿的表情.似乎还要再吃。
  “我遇到一个城里人,他招待我大吃了一顿。”我解释道。
  “从昨天早上起,我一点儿东西都没吃。”他回应说。
  “可以抽烟吗?”我问,“管事的会不会为难我们?”
  “哦,不会的,”他回答说,“完全没有关系。这是最容易进的收容所了。你应该看看其它的,他们会把你从头搜到脚。”
  罐子刮完了,谈话便开始了。“这儿的管理员常写些有关我们的消息,拿到报上发表。”我另一边的男子说。
  “他写些什么呢?”我问。
  “哦,他说我们不好,是一群好吃懒做的无赖。他尽说些我听了二十多年的老鬼话,事实上我从未见过一个穷人像他说的那样。他还讲了一件事。一个穷人从收容所出来,口袋里揣着一块面包皮。当他看见一位和善的老绅士沿街走来时,他把面包皮扔进水沟里,然后向老绅士借拐杖把它捞出来。就这样,老绅士给了他六便士。”
  周围响起一片会意的笑声,表示欢迎这个故事。紧接着,在更阴暗的角落里传来一个愤愤不平的声音。
  “说到农村,那儿吃的很好。我愿意去看一看。我刚从多佛来。几乎什么吃的都没带回来。那儿的人连口水都不愿给,别说吃的了。”
  “有些穷鬼从来没离开过肯特,”另一个声音说,“可他们吃得胖胖的。”
  “我到过肯特,”第一个声音接着说,仍然是怒气冲冲,“根本没看到什么吃的,真是活见鬼。当我注意到那儿的人到收容所后不仅吃光自己的那份,又吃了我的一些后,就可以想到他们得到的食物是多么的少了。”
  “在伦敦,有些家伙,”跟我隔着一个桌子的男子说,“可以搞到任何他们想要吃的。他们从不想去什么农村。一年到头呆在伦敦,直到晚上九十点钟,他们才开始找睡觉的地方。”
  这个人的话得到了一致的赞同。
  “可这些人是极其机灵的,这些家伙。”一个声音充满羡慕地说。
  “那当然,”另一个声音说,“你我可做不到那点。你必须生来就那样,知道吗?这些家伙从出生那天起,就坐着马车,卖着报纸。这之前,他们的父母就这样。这就是训练,知道吗?换了你我去干那活,肯定会饿死。”
  这番话也赢得了众人的赞同。谈到有些穷人一年到头住在收容所里.除了收容所的粥和面包外,什么都吃不着时,大伙也同声称是。
  “我在斯特莱特福德收容所曾得到过两个半先令。”一个新的声音加入进来,众人顿时静了下来,都要听听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我们三个人砸石头。冬天,冷极了。那两个人说如果他们干活的话会交好运,可他们不干。而我,你们知道,一直干着活取暖。这时候,守卫来了,那两个人被带走了,关了十四天。那几个守卫看了我干的活,便每人给了我六便士,他们共有五个人,随后又提升了我。”
  我发现,这儿的大多数人,不,是全部,都讨厌收容所。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来这。“歇息”之后,他们便攒足力气在街上流浪两三个昼夜。接下来,又是走投无路,便再进来“歇息”。当然这种持续不断的流离失所,艰难度日很快会毁了他们的身体。他们也意识到这一点,只是不那么清楚罢了。这早已是家常便饭,没有人会为此担忧。
  “在旅馆,”他们是这样称呼他们在这的流浪生涯的,而美国人把这叫做“在路上”。他们一致认为,过夜,或者说住处,也就是睡觉是他们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甚至比吃饭还棘手。恶劣的气候,苛酷的法律应对此负主要责任。而这些人自己却把他们流离失所归咎于外国移民,特别是波兰和俄国籍的犹太人。他们以低工资夺去了这些流浪汉的工作,从而形成了苦役制度。
  七点钟,我们被叫去洗澡睡觉。我们脱下衣服,用外套包好,再用背带捆上,然后把它们放在架子上或地板上——这是传播虱子的绝好办法。接下来,我们两个人一组,依次进入浴室。有两个普通的浴盆。我看出一点:先我们进去的两个人已经用的那盆水,我们还接着用,我们之后的那两个人也仍将用这盆水。我还查看出一点,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二十二个都将使用同一盆水。
  我只是表面上做做样子,少量地把这污浊的液体泼到身上,然后马上用别人用过的湿毛巾把它擦干。一个凄楚可怜的男人背上,由于虱子的侵袭和手指的抓挠,伤口渗出斑斑血迹。这个情景使我再也无法恢复平静了。
  发了件衬衫给我。我忍不住想,“不知有多少人穿过它呢。”我挟着两块毛毯颇为艰难地走向寝室。这是一个狭长的房间,低低地架了两个铁栏杆。不是吊床,而是一块块六英尺长、不到两英尺宽的帆布拴在栏杆之间,这就是床。每张床高出地板差不多八英寸。床与床之间,有六英寸的间隔。最难受的是头部比脚部高出一点儿,这就使身体不停地向下滑。由于床全部是吊在同两根栏杆上,所以当一个人动时,不管多么轻微,其它床都会晃动起来。每次当我刚迷糊过去时,便有人在滑下之后.挣扎着爬回原处,这样一来,我就又被弄醒了。
  几个小时以后,我终于睡着了。孩子们在街上的打闹声,简直是尖声高叫,一直快到半夜才消失。气味恶浊得令人作呕。我胡思乱想起来,浑身汗毛直竖,不寒而栗——到后来我简直快发狂了。嘀咕声,呻吟声,呼噜声混到一起,好像水怪发出的声音。有那么一两个人老是被恶梦纠缠着,好几次都惊恐万状地尖叫,把大伙都吵醒了。天快亮时,我被跳到我胸前的老鼠和一些类似的动物弄醒了。在我由昏睡转到清醒的一刹那,没有完全弄清身在何处之前,我大叫一声。这声音可以惊醒死人。至少,我把活人都喊醒了。他们痛骂我没规矩。
  清晨和六点钟的早饭一起来了。早饭是面包和粥。我把它们给了别人。我们奉命出去干各种活计。有些人干打扫清除之类的活儿,有些人去捡麻絮。包括我在内的八个人被转到过街的莱特柴波疗养院,清扫那儿的垃圾。这就是我们支付面包和帆布费用的方式。而我知道我多付了好几倍。
  尽管众人干的活儿中有些极其令人厌恶,但分派给我们的却被认为是最好的,那几个人都为此庆幸不已。
  “别碰它,伙计。护士说那是要命的。”一个同事提醒道。这时他正把一个垃圾箱的垃圾倒到我撑着的口袋里。
  垃圾来自病房,我告诉他,我既不想碰它,也不想让它碰我。然而,我还是不得不把这个大口袋,连同其它几个,一齐扛下了五层楼,然后把它们倒进一个容器里,在那里,这些垃圾被很快地撒上强力消毒剂。
  或许应有一种明智的怜悯心在这一切中间。这些在收容所、施食院以及街头巷尾的流浪汉都是累赘。他们对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好处或用处。他们的存在只会令这个世界更混乱。所以他们最好从地上消失。困苦不堪,食不果腹,营养不良,所有这些都使他们最先病倒,然后也最早死去。
  他们自己也觉出社会将一点一点把他们吞噬。我们正在停尸场撒消毒的药时候,运尸车来了,又有五具尸体收了进来。谈话转到“白药”和“黑水”上。我发现他们一致认为疗养院中的那些麻烦重重,病魔缠身的穷人,都应该被“清除”掉。换句话说,那些身染绝症或刁蛮难缠的人都应发给一剂“黑水”或“白药”,把他们送到另一个世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真有其事,而在于他们有了这种并且已经造出表达这种想法的词——“黑水”、“白药”、“清除”。
  八点钟,我们来到疗养院的地下室。在那儿,给我们送来了茶和医院里的残羹剩饭。它们高高地堆在一个巨大的盘子里。难以描述这是一堆什么东西——面包屑、黄油和肥猪肉的碎块,烧焦的熏肉皮以及骨头等等。简言之,全都是从身染各种疾患的病人的手指间和口中剩下来的东西。那些人把手插进这乌七八糟的东西中,挖呀、抓呀、翻呀、捡呀、扔呀、抢呀,乱成一团。这并不好看。猪都比他们强。然而这些可怜的穷鬼饿极了,狼吞虎咽地吃着那些猪食一样的东西,直到再也吃不动为止。然后他们把吃剩的东西用手帕包好,塞到衬衫里。
  “我从前在这里,有一次,我在那儿只找到了些排骨。”“红毛”对我说。他所说的“那儿”指的是撒上强力消毒剂的垃圾堆,“那是一堆非常好的排骨,上面都是肉。我夹着它们,出了大门,来到街上,想把它们送给什么人。一个人也找不到。我发了疯一样地狂跑,看门的在后面追我。他以为我想‘脚底抹油’(逃跑)呢。但就在他抓到我之前,我碰上一个老婆子,于是我把这些骨头全扔在了她的围裙里。”
  哦,仁善啊,哦,慈悲啊,快降临收容所吧,快从“红毛”身上吸取一个教训吧。在深渊的底层,他的行为纯粹是在深渊以外所见到的大公无私。“红毛”是个好人。即便老婆子从这些没肉的猪肋骨上染上了病毒,那也不算坏,虽然也谈不上很好。这件事最引人深思的地方在于可怜的“红毛”一看到那么多吃的东西将浪费掉,便变得如此“疯狂”。
  凡是到了临时收容所的人,必须呆上一天两夜。这是规定。但我已经目睹了足够多的事情,达到了我此行的目的。何况我早已偿清了食物和帆布的钱。于是我准备脱身了。
  “我说,咱们溜吧。”我指着运尸车经过的大门,对一个同伴说。
  “你想被关十四天吗?”
  “不。走吧。”
  “哦,我来是为了歇一歇,”他心满意足地说,“多住一晚,对我没啥坏处。”
  他们都这么想。于是我不得不一个人“溜之大吉”了。
  “你从此以后就不能再来了。”他们提醒我说。
  “没什么。”我以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信心,这样说道。我闪出大门,急步走到大街上。
  我径直走回我的寓室,换了衣服。逃离还不到一小时,我便洗上了土耳其浴。渗入我肌肤的病菌和其它玩意,不管它们是什么样的,都随着我的汗排导出来。而为此,我可以忍受华氏三百二十度的水温,而不是二百二十度。
  (这个译本里温度单位的翻译应该是有问题的,华氏三百二十度等于摄氏一百六十度,实在没有可能。只有开氏三百二十度约等于摄氏四十七度还比较靠谱,但又不好解释那二百二十度的意思。我对这方面不很了解,找不出合理的单位,如果有书友知道请多指教。——月冷华凝)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07:0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章  扛旗



  “扛旗”的意思是彻夜逛马路。我呢,在这个生动说法的蛊惑下,走出去,想看一看男男女女通宵达旦地走在伦敦的大街小巷上的情况。但我只选择西城边,以莱斯特广场为根据地,考察从泰晤士河畔到海德公园之间的一块地区。
  尉院散场时,雨下得正急。从这些娱乐场中涌出的一批批红男绿女一时难以找到马车。街上车水马龙,然而这些车大都被预订了。我看到许多衣衫褴褛的男人和孩子,为了能在晚上弄到一个蔽身之处,拼命地想办法给那些叫不到马车的贵妇和绅士们叫车。我慎重地选用“拼命”这个词,是因为这些穷困潦倒、无家可归的人就算浇成了落汤鸡也不能侥幸得到一张床。我注意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浑身湿透,而仍看不见床的影子。现在,他们不得不穿着湿漉漉的衣服,拖着已有一周或一个月没尝过肉味的、营养不良的身子来熬过这风雨交加的夜晚。这简直是一个人无法承受的苦难。我曾经在酒精寒暑表指向摄氏零下七十四度,也就是华氏零下一百零六度的气温下①,在吃饱穿暖的情况下,旅行过一天。当时倍感艰辛。可它跟眼前这些饥寒交迫,全身湿透,却还必须整夜“扛旗”的人所遭的罪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①指在克朗代克金矿。——译者

  看戏的人群散去之后,街道变得凄清寂静。惟一能见到的是那些无处不在的巡警,提着遮光灯,在街头巷尾,门前屋后,晃个不停。大人和孩子们都躲在建筑物的背风处,避风躲雨。然而,皮卡蒂利区却没那么凄凉。盛装的妇女把这儿的街道点缀得格外明亮。在她们找伴儿的过程中,这里便显得比其它任何地方都更有活气。不过,三点钟左右,当她们中最后一人离去时,这儿也彻底冷清下来。
  夜里一点半时,倾盆大雨终于停止了,换成阵雨时断时续地下着。无家可归的人们从屋檐下走出来,他们懒懒散散地四处走,为的是加速血液循环,暖和一些。
  一个老太婆,五六十岁的样子,皮包骨头,老弱不堪。我晚上早就注意到她站在离莱斯特广场不远的皮卡蒂利区。她似乎没有感觉,也没有力气躲风避雨,或是走路,只能木然地站在那。我想像着,说不定什么时候,一有机会,她便会追忆起往日岁月。那时,她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但她并不常有这种机会。她总是被巡警赶来赶去。平均被赶六次,才能使她从这个巡警的地段摇摇晃晃地走到下一个巡警的地段。三点钟左右,她已经挪到圣詹姆斯大街。当钟敲了四下时,我看到她已经靠着格林公园的铁栅栏沉沉睡去。当时正好一阵急雨落下来,她一定会被浇个透心凉。
  “现在,”我对自己说,当时是一点钟,“想像你是伦敦市里一个可怜的年轻人,你身无分文。而且,明天你必须得找工作了。因此,你必须睡一觉,好使明天有力气找工作,并且一旦找到,才有力气干活儿。
  于是,我在一幢房屋的石阶上坐了下来。五分钟后,一个巡警盯上了我。我眼睛睁得大大的,他嘟囔了几句便走开了。十分钟后,我把脑袋垂到膝盖上,正打着盹,就听刚才那个警察冲我厉声喝道:“嗨,你,滚开!”
  我滚开了,并且同那个老太婆一样,我不停地“滚开”。每次我刚打个盹,准会有一个警察把我叫醒、赶走。过不了多久,我彻底断了睡觉的念头。我和一个伦敦本地人结伴而行。他曾去过殖民地,并希望重返那里。这时,我发现一条通道.暗通一幢房子,并消隐在阴暗处。在入口处竖着一个低矮的铁门。
  “过来,”我说,“咱们翻过去,好好地睡上一觉再说。”
  “什么?”他吓得后退两步,“那会拘留三个月!我不干!”
  后来,我又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一同走过海德公园。病恹恹的少年眼窝深陷,骨瘦如柴,相貌极为愁苦。
  “咱们跨过篱笆,”我建议道,“爬进灌木丛,睡上一觉。警察不会发现我们的。”
  “没用,”他说,“公园有看守,抓住你,他们会把你关上六个月。”
  时代真是变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常常读到无家可归的男孩睡在门口的故事。然而,那个情形已经变成一个传说了。作为一个千篇一律的情节,它无疑会继续出现在下一世纪的文学作品中。但作为一个无情的事实,它早已绝迹,不会再有了。这儿有门口,这儿也有男孩,但是这二者之间幸福的联系已经不再能实现了。门口还是空着,男孩也依然醒着,并依然“扛着旗”。
  “我在拱桥下面的时候,”另一个小伙儿愤愤地说。他所谓的“拱桥”是指泰晤士河桥的陆地圆拱部分。“我在拱桥下面的时候,正是雨下得最大的时候。一个警察走过来,把我赶出拱桥。但我又返回来了,他也返了回来。‘嗨,’他说,‘你在这儿干吗?’我走了出来。但我对他说:‘你难道以为我要偷桥吗?’”
  在这些“扛旗”的人中,格林公园以它开门早于其它公园而享有好名声。早晨四点三刻,我和许多人走进格林公园。天又下起了雨,但一夜游走已使这些人筋疲力竭,他们躺到长椅上,立刻就进入了梦乡。其中很多人仰面朝天躺到濡湿的草地上,雨水不停地落在他们身上,可他们浑然不觉,睡得跟死过去一样。
  在这,我想批评一下当权者。他们是当权者,所以可以命令一切,为所欲为。那么,针对他们命令的荒谬,我想拿出勇气,批评一番。漫漫长夜,他们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逼得只能走来走去。他们把人们赶出门口和街头,锁上公园门,不让他们进。这一切的明显用意是剥夺人们的睡眠。好了,当权者有权剥夺他们的睡眠以及其它任何东西。但是他们为什么偏在早上五点钟,太阳出来后,打开公园门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进去睡觉?如果他们意在剥夺这些人的睡眠,为什么他们在早上五点以后又让这些人睡觉?如果他们无意剥夺这些人的睡眠,又为什么他们不早一点让这些人在晚上睡觉?
  说到这儿,我得告诉您那天下午一点钟,我又路过了格林公园,并且数了数那一大片睡在草地上的穷人,他们衣衫褴褛,凄惨不堪。那是个星期天的午后,太阳不时地变幻着它神奇的面目。数千计衣冠楚楚的西区人携妻带子,拥入公园,来享受这里灿烂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然而,对他们来说,目睹那些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一片狼藉地睡在一起,绝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而我知道,对这些流浪汉来说,他们自己也宁愿能够在前晚睡上觉。
  所以,善良的人们啊,如果你们来到伦敦市,看到这些睡在长凳和草地上的人,请你们千万不要认为他们是群好逸恶劳的懒汉。要知道,是当权者逼得他们彻夜游走,不得安歇,而到了白天又没有其它地方可以安枕。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09:0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一章 施食所



  但在扛了一夜旗之后,我并没有在天亮时到格林公园睡觉。我全身都湿透了。这一点儿不假。并且我已经整整二十四个小时没合眼了。但是,一文不名的我还得努力去找工作。我不得不在我周围四下探寻,首先是找早餐,其次是找工作。
  夜里,我听说在泰晤士河的萨里塑像那边,有一个地方,每个星期日早晨救世军都在那儿向流浪汉们发放早餐。(顺便说一句,扛旗的人早上是不洗脸的,除非下雨,他们也从不洗澡。)我想,这正是我急需的——清晨的早饭,然后是一整天的找工作。
  这段路单调乏味,令人厌倦。我拖着两条铅一样重的腿,走过詹姆斯大街,沿着波尔林阴道,穿过楚法加广场,到了河岸。又经过滑铁卢大桥,来到萨里塑像一侧。穿过希莱克弗莱尔斯路之后,再从萨里剧院附近走出来,这才到了救世军的营房。当时还不到七点。这就是“施食所”。俗语所说的“施食所”,其实就是能够免费吃到东西的地方。
  这里乱糟糟地聚集了一大群愁眉苦脸的穷苦人,他们曾在雨中过了一夜。何等无边的悲惨!多么深重的苦难!迟暮的老人,萎靡的青年,稚嫩的孩子,他们神情千奇百怪,举止五花八门。有些人站在那儿打着盹,还有十来个姿态痛苦的人横七竖八地躺在石阶上,鼾睡不止。透过他们的破衣烂衫可以看到他们泛红的皮肤。大道两侧所有的房屋门口都睡着两三个人,他们的脑袋垂到膝盖上。这里,您千万不要忘记,当时并不是英国的一个衰落时期。社会一如既往地运作着,情况不能说很好,但也不算很坏。
  这时,来了一个巡警。“滚开,你们这些猪猡!嗨!嗨!马上滚开!”他像赶猪一样把这些人从门口赶走。他们便向萨里塑像那边四下散去。然而当这位巡警看到睡在石阶上的那群人时.他也禁不住吃了一惊。“可怕!”他咆哮着,“真是可怕!居然在星期天早上!这副景象!嗨!滚开,你们这群混蛋!”
  这的确是个可怕的景象!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我决不会让我的女儿看到这副惨象而使她的心灵蒙上阴影。我甚至不会让她走近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到了这儿,你也到了这儿。那么,除了说“但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巡警走了,我们又聚拢回来,就像苍蝇围着蜜罐一样。这不正是因为有顿早餐那样美妙的东西在等着我们?就算有人向我们散发百万英镑,那也不会让我们像现在这样坚定不移、不顾一切地聚拢在一起。有些人又去睡觉了。这时巡警回来了,我们便四散开去。等他一走,我们又聚拢过来。
  七点半时,一扇小门开了,一个救世军士兵的脑袋伸了出来。“别稀里糊涂地挤在那儿,”他说,“有票的人现在就进来,没票的人要等到九点再进来。”
  哦,这顿早餐!九点!再等一个半小时!那些有票的人让人羡慕死了。他们可以进去,洗脸,坐下,休息,然后吃早餐,而我们却不得不为同样的早餐等在街上。票是前晚沿着大街和河岸发下来的。得到它,不是出于奖赏,而仅仅是靠运气。
  八点半时,更多有票的人进去了。九点钟,小门才为我们打开。我们疯了一样一拥而上。随后便发现我们已经像沙丁鱼一样紧紧地挤到了院子中。我在美国当流浪汉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为我的早饭奋斗过。然而,在那些奋斗中,从没有一次像这次这么艰苦。先要在外面等两个多小时,然后再在这罐头盒一样的院子里再等上一个多小时,我已经一整夜滴水未进,这会儿简直要虚脱了。我被死死地挤在人群里。肮脏的衣衫与龌龊的身体散出的恶臭,随我们这些被关起来的牲口身上所发出的热气一起蒸发开来,弥漫在四周。我简直要吐了。我们挤得那么密不透风,有些人抓住机会,站在那儿便睡着了。
  关于救世军的一般情况,我知之甚少。我在这里所进行的批评都是有关驻扎在萨里剧场附近的希莱克弗里尔路上的那一小部分救世军。我首先要说的是,让我们这些彻夜未眠的人一站便是数小时,是残酷而且是不必要的。由于一夜的艰辛困苦和睡眠不足,我们弱不禁风、饥肠辘辘、疲惫不堪。然而,我们还得在那里站着,站着,站着,既不遵循什么规律,也没有什么理由。
  在这群人中,有很多水手。在我看来,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是来找船的。而且我发现,他们中至少有十二个人是美国水手。谈到他们“不在船上”的原由时,每个人讲的故事都一模一样,基于我对海员的了解,我知道他们说的全是实情。英国船队要同他们雇用的水手签订航海契约,也就是环球航行。这种航行有时会长达三年。在他们到达本国港口,也就是英国之前,他们既不能毁约,也不能领取薪金。他们工资很低,吃的又差,待遇相当不好。他们常常被他们的船长强行驱离船只,留在新大陆或殖民地。于是他们的一大笔工资便被扣下——很明显,它们塞进了船长或雇主或两者共同的腰包。虽不知这一点是否就是水手被逐出船的原因,但大量水手被中途抛弃却是事实。因此,船主在归航时便随处雇用那些穷困潦倒的水手。这些水手的工资往往比世界上其它地方的要高一些。根据契约,船一到英国口岸,他们便被解雇。这样做的理由是明显的。在英国,水手薪水很低。而且这个国家总有大量失业的水手。这样一来,同那些水手签订长期契约对船主来说便不那么划算了。这就是美国海员充斥救世军营房的原因。他们来到英国,为的是从荒凉偏远之地脱身,可实际上,他们却又在世界上最荒凉偏远的地方上了岸。
  人群中有足足二十个美国人。他们都不是水手,而是“职业流浪汉”,以“四处漂泊的风为伴”。是一群快活的家伙。他们总能用气十足地面对一切。而这勇气作为他们的性格特征似乎从来也没离开过他们。在一个月极为单调的伦敦腔的诅咒之后,他们换了一种方式,用令人耳目一新的含沙射影来起劲地咒骂这个国家。伦敦人有一句骂人的话,只有一句,是在任何场合都适用的最下流的话。五花八门,明白易懂的西方骂人话极为不同。西方的咒骂更侧重渎神,而较少下流。可既然人总是要诅咒,那我宁愿骂渎神的话而不愿骂下流话。前者有一种胆识在其中,一种胜于纯粹的污言秽语的冒险和反抗精神深藏其中。
  有一位美国职业流浪汉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街上。他睡在门口,头放在膝上。头上的帽子在西海岸独一无二,前所未有。巡警过来赶他时,他不慌不忙地站起来,看着巡警,打呵欠,伸懒腰,然后再看巡警,似乎要说他不知道该不该走,最后悠闲地踱着步,走向人行道。我最先认出了那顶帽子,随后才认出戴帽子的人。
  在污七八糟的院子里面,我发现我和他挨着,于是我们便攀谈起来。他曾去过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和法国。而在法国,他没车票,却一直安然无恙地走了三百多英里。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而他居然做到了。我到哪混饭吃呢?他问,怎么能住上“旅馆”呢?——意思是找到地方睡觉。我了解这世道吗?他总是勇往直前,尽管乡下“愚昧”,而城市又“荒谬”、残忍,不是吗?不能随处“叩门”(讨饭),否则就会被“逮起来”。可他仍不想放弃这种生活。水午比尔的赛马会快到了。只要能驾八匹马的人随时都有饭吃。这里的那些笨蛋充其量只能赶两匹马,我干吗不等着参加这个赛马会?他总觉得我也能混进来。
  毕竟,人非草木。我们是一国同胞,又都在异邦做起了异邦人。我第一眼看见他那顶歪戴着的旧帽子时,心中便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而他也像亲兄弟一样,关心我的温饱。我们交换着各种各样有用的信息,包括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获取食宿的诀窍等等。当我们分手时,真有点依依不舍了。
  这群人有一个极醒目的特征就是身材矮小。我只能算是中等身材,可在这里却好似鹤立鸡群。英国人都很矮,如同这些外国水手一样。他们中只有五六个人堪称高大,可他们都是斯堪的那维亚人和美国人,只有最高的那人是个例外。他是英国人,虽然不是伦敦人。
  “你是候补近卫兵吧?”我问他。
  “猜对了,老兄。”他回答说,“我已经干过那差事了。很快我就会回去再干的。”
  我们在这个挤满了人的院子里静静地站了一个小时。随后,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在一片轻轻的嘈杂声中人们向前挤着,搡着。然而,这骚动并不强烈,更谈不上迅猛,它仅仅是一群筋疲力竭而又饥寒交迫的人的一种不安的表示罢了。这当口,出来一个副官,我不喜欢这个人。他的眼睛没一点儿善意,他本人也根本没有一点基督教徒身上的那种谦逊态度,而是像百人队队长那样趾高气扬。
  他说:“我有权,有兵。我对他们说‘走’,他们就得走,对他们说‘来’,他们就得来。我对仆人说,‘做这事’,他就得做这事。”
  不错,他就是这副样子看着我们,那些离他近的人都屏声敛气,一副畏缩胆怯的样子。然后他高声说道:“站在那别动,否则我就让你们转过身,滚出去,也别想吃什么早饭了。”
  我无法用文字描绘出他说这番话时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我觉得他一脸的自鸣得意,沉醉于他的身份中:作为一个当权的人,能够对五百多穷困潦倒的可怜人说:“我想让你吃,你们才能吃,我不想让你们吃,你们就得饿着。全凭我一句话!”
  站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免去我们的早餐!这是一个可怕的威胁。登时一片寂静,可怜而又卑屈的寂静。这更证实了它的可怕。然而,那是对弱者的威胁。我们无法反击,我们正在挨饿。当一个人豢养另一个人时,他便是这个人的主人。这是全世界通行的准则。但这个百人队队长——我是指这个副官,意犹未尽。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他再次抬高声音,重述而且加重了他的威胁。
  最后,我们终于得到许可,走进了饭厅。在那里,我们发现,那些“持票人”只是洗了脸,却并没有给饭吃。我们总共有将近七百人坐在那里——不是为吃肉和面包,而是为听说教、唱圣歌和作祈祷。从这一切中我理解了坦特鲁思①在很多幌子和诱惑下所遭受的那种地狱般的煎熬。那个副官作着祈祷,但我却听不进去。我脑海中全被我眼前的那一幅幅悲惨的画面占据了。不过我还是听到一些以下这样的说教:“你们将在天堂里进餐。不管你们此时有多么饿,受多么大的苦,你们都将在天堂里进餐,只要你们听从教诲。”如此等等。这是一篇巧妙的宣传,我承认,但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它所做的一切均是徒劳。第一,它的听众都是现实的,不存空想的。他们不关心他们见不到的东西。他们早就习惯了人间地狱,因此未来的地狱根本吓不住他们;第二,一夜无眠和艰辛所带来的困顿与衰竭,长时间的驻足等待和饥肠辘辘所造成的苦痛与昏沉,所有这些,都使他们心中企盼的根本不是什么救赎而是伙食。那些“灵魂的攫取者”(人们对宗教宣传家的称呼)如果想使他们的努力更见成效,应该首先研究一下心理学的生理基础才是。

  ①  吕底亚国王。相传他曾在一次盛宴中用儿子的肉款待诸神,为此他被罚在地狱里遭受永无止境的饥渴的折磨。他被投在没颈的水中,头上悬着鲜果。然而当他要喝水时,水便会退去.要吃东西时,鲜果便会升上去。——译者

  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早餐总算来了。早餐不是放在盘子里,而是包在纸里送过来的。我根本没吃饱,而且我相信,那里没一个人能够吃饱,给的饭还不到这些人需要的一半。我分出一点面包给那位等着参加巴夫罗比尔赛马会的职业流浪汉。他吃到最后时,那副还想吃的贪婪相跟刚开始吃时的没什么两样。早餐包括:两片面包,一小块有葡萄干的面包,他们叫它“蛋糕”,一块乳酪薄脆饼,还有一杯“水变的茶”。就为这样一顿饭,许多人从早上五点钟就开始等,我们每个人都至少等了四个小时,此外,我们还像猪一样被驱赶过,像沙丁鱼一样被挤压过,像狗一样被虐待过,然后还要听说教、听圣歌、听祈祷,还远不止这些。
  早餐刚写束,(早餐吃的就像我说这句话时那么快,)这些疲倦的人便开始昏昏欲睡起来。五分钟之后,半数的人便已经睡得死死的了。没有散去的意思,倒有种明显的准备聚会的迹象。我看了一下墙上的小挂钟。差二十五分十二点。哎呀,我想,时间过得太快了,我还没找工作呢。
  “我想走。”我对我身边几个没睡的人说。
  “还得待在这等着做礼拜呢。”他们说。
  “你们想待在这吗?”我问。
  他们摇摇头。
  “那我们就走吧,告诉他们我们要出去。”我接着说,“走吧。”
  可这些可怜的家伙却惊呆了。我只好一个人走开,随他们去吧。我走到最近的一个救世军战士面前。
  “我要走,”我说,“我来这吃早餐是为能有点精神找工作。没想到吃早餐要花这么长时间。我想斯丹布尼有工作机会,并且我动身越早,就越有可能找到工作。”
  他的确是个好小伙儿,尽管他也对我的要求吃惊不小。“嗯,”他说,“我们要作礼拜了,你最好待在这儿。”
  “但那会误了我的工作机会呀,”我极力说明,“而且目前工作对我来说是最最重要的了。”
  因为他不过是个士兵,他便引我去见副官。我向副官义重复了一遍我希望出去的原因,并非常客气地请求他让我出去。
  “但这可不行,”他说,对我这种忘恩负义的举动油然而生道义上的愤慨,“该死的念头!”他恨恨地哼道,  “该死的念头!”
  “你的意思是我不能从这走出去?”我问道,“也就是不顾我的愿望硬要我待在这儿?”
  “不错。”他哼着说。
  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怒火中烧。但“教徒”们却已“觉察”到这个形势。于是他把我带到房间的一角,然后进入另一个房间,在这里他又盘问起我要走的原因来了。
  “我想走,”我说,“因为我想到斯丹布尼找工作,而在这里耽搁的每一小时都会使我找到工作的机会减少几分。现在是差二十五分钟不到十二点。我刚进来时,没想到吃顿早饭会花这么长时间。”
  “你公务在身,是不是?”他冷笑着说,“你是个商业代理人,对不对?那么,你来这到底是干什么?”
  “我一夜在外游荡,所以我需要一顿早餐来补充体力,以使我能找到工作。这就是我来这的原因。”
  “盘算的不错,”他继续以那种讥讽的口吻说道。“代理人不会来这儿。今天早上你已经吃了一些穷人的早餐,这就是你所做的。”
  这是谎言,因为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进来了。
  在我清楚地说明我无家可归,饥肠辘辘,以及希望去找工作之后,他便把我的找工作叫做“公务”,把我叫做“代理人”,进而得出结论:一个代理人,生活富足,不需要慈善早餐,而我是通过吃掉慈善早餐来抢劫那些不是代理人的饿汉们的。现在,您评价一下这符合基督徒精神吗?是诚实的吗?
  我强压怒火,又回到问题上。我清楚明确地向他说明他是多么的不公正,又是怎样地歪曲了事实。看到我毫无妥协的态度,(而且我相信我的眼睛已开始闪着怒火了)他把我领到楼后,这是一个开阔的院子,一个帐篷驻扎其中。他用同样讥讽的口气通知站在那的几个士兵说:“这个家伙‘公务在身’,想不做礼拜就出去。”
  他们当然都惊呆了。并且当他走进帐篷叫出少校时,他们都显出无以言表的恐怖。还是以那样讥讽的口气,并特别强调“公务”,他把我的事报告给了这位长官。少校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我一见到他,便对他有好感。我跟前头一样,向他陈述了我的事。
  “事先你知不知道你必须得作完礼拜才能走?”他问。
  “当然不知道,”我回答说,“否则我会不吃早饭就走了。你们既没有贴出布告,说明这个规定,也没有在我进来时通知我这一点。”
  他想了一会儿,说:“你可以出去了。”
  我走到街上时已经十二点了。我简直无法确定我去的是军队还是监狱。半天已经过去了,而到斯丹布尼的路还相当远。此外,今天是星期天,为什么一个人要饿着肚子在星期天找工作呢?而且,在我看来,走了一晚便是做了一夜的苦工;吃了顿早餐是做了一白天的苦工。于是,我便从一个饥饿的青年人正在找工作的工作假定中走出来,叫停一辆公共汽车,登了上去。
  刮脸,洗澡,脱去所有的衣服。在做完这一切之后,我钻进了干净洁白的被子里,进入了梦乡。我合上眼睛时是晚上六点,当睁开眼时,已是第二天上午九点了。我竟一口气睡了十五个钟头。在懒懒地躺在那儿似睡非睡的时候,我的思想又回到那七百多个留在那里等着作礼拜的不幸的人身上。没有澡洗,无法刮胡子,没有干净洁白的被子,无法脱掉身上的衣裳,更别说一口气睡上十五个小时了。礼拜一结束,又回到令人厌倦的街上,夜晚之前又遇到面包问题。又开始漫漫长夜,游荡街头,无法入睡,然后又是天亮后为得到一片面包而伤透脑筋。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10:2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二章  加冕日



哦,与海相连的大陆
隔海相望的你们!
哦,密尔顿的英伦,
是否你们将永远地隐忍?
密尔顿的共和国,
是否你将这样紧紧地匍訇在他的脚下?
那些烂透了的皇室,
虫蛀了的骗局,
令他们的头颅历尽风浪,
而太阳般锐利的眼睛,
穿过漫天云翳,
看到广漠的天空。

  ——史文朋


  吾王万岁!他们今天为国王加冕。举国欢腾,愚不可言。我对此茫然不知所措,内心却哀伤不止。依我见闻,除了美国的马戏表演和阿尔汉勃拉宫中的芭蕾舞剧以外,没有什么场面能同这个庆典相媲美了。同时,我也从没目睹过像这样令人绝望和悲惨难言的事件。
  为更好地观赏加冕游行,我应该从美国直接到塞西尔宾馆,然后再直接坐到上流社会中值五几尼的镀金坐位上。我的错误在于我直接来自东区的下层社会,从那个地区来的人很少。东区的人大都在那借酒浇愁呢。社会主义者、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悄然走掉,到乡下呼吸那里的新鲜空气去了。他们对四亿民众拥戴一个统治者涂油加冕一事漠不关心。六千五百位主教、神父、政客、亲王以及武官观看这个涂油加冕仪式,剩下我们这些人只能走马观花地观看游行队伍。
  我是在特拉法加广场观看游行的。那个地方号称是“欧洲风景最优美的地方”和帝国的最中心地带。一群耀武扬威的武官把在那里观看的数千人整肃得井然有序;游行路线两边有两排士兵把守着;纳尔逊纪念碑被身着蓝制服的兵士三面环绕着,在广场入口处,向东排列着皇家海军炮兵队;在波尔林阴道和考斯伯大街的交叉地带,乔治三世的塑像被手持长枪的骑兵以及衣着花哨的轻骑兵四面护守着;向西布列着身着红装的皇家海军;从联盟总会直到白厅门口,招摇着第一近卫队那鲜艳雄伟的军容;彪形大汉骑着高头大马,一色的钢盔、钢甲、钢马鞍,犹如一把钢铸的大战刀,供当权者使用。此外,在人群中,一队队市里的警察穿梭往来,而后备队则紧跟在后头——那些高大、精壮的人,凭着手中的武器和发达的肌肉,似乎随时准备挥臂出击。
  特拉法加广场的情形是这样。其实,沿着整个游行队伍走过去,会看到情况都是这样的:武力,压倒一切的武力;无数优美的男人,人类的精华,他们一生中惟一的天职是盲从。他们盲目地杀戮,盲目地摧毁,盲目地荼毒生灵。他们好吃好穿,装备精良,船艇可以瞬间把他们送到海角天涯。而伦敦东区,以及全英伦的“东区”却在艰苦度日,腐烂、衰朽而终至消亡。
  中国有句谚语说:一人居于逸,彼人死于饿。而孟德思鸠也说过:“许多人为一个人制作衣服,是很多人没衣服穿的原因。”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个道理。如果我们看到西区那些魁梧强壮的近卫队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东区何以会有那么多瘦弱的饥民和萎缩的劳苦人。他们同家人住在只有一间屋子的破窝里,而且还挤出空地转租给其他饥民。
  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中,一群人正在立一座国王塑像。我呢,夹在近卫队和特拉法加广场的警察之间,不禁想到以色列人首次为他们自己立王的时代。你们都知道是怎样的情形:

  以色列的长老们来见先知撒母耳,对他说:“请你为我们立一个王吧,让他来管治我们。”
  于是,天主传话给撒母耳:对此你需依从他们的要求,但要把那王将如何管治他们的情形告诉他们。
  撒母耳把天主的话全部转达给那些求他立王的人,他说:
  管治你们的王必将这样行事:
  他将带走你们的儿子,让他们为他驾车,做他的车夫,奔跑在车前。
  他将任命你们的儿子成为他军队中的千夫长、五十夫长;他将派他们为他耕田种地、收割庄稼;为他打造军械和车器。
  他将让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糖果,烘烤面包,烹制美味佳肴。
  他将夺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和橄榄园,赐给他的臣僚。
  还要把你们收获的粮食和果实收走十分之一,送给他的随从。
  他要带走你们的男女仆人、健壮的青年,还有驴子,做他的差役。
  他还要收走你们羊群中的十分之一,而你们自己也要供他驱使。
  有一天你们会为你们所选择的王而哀求天主,可天主却不会再应允你们。
  这一切在古时都成了事实,他们最后来到撒母耳面前,叫起了苦:“求你为仆人们向天主,我神祷告,不要让我们死,因为我们要求立王是罪上加罪。”在索罗、戴维和所罗门之后,罗波安公来了。他粗鲁地向人群说:“我父亲让你们负重轭,我定要让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抽打你们,而我将用蝎尾鞭抽打你们。”
  在当时,五百位世袭的贵族拥有五分之一的英国。这些人同国王的臣仆以及那些实力派,每年要耗资十八亿五千万美元,合三亿七千万英镑,去过豪华奢侈的生活。这些钱财是全英国劳苦人民所创造财富的百分之三十二。
  在教堂内,国王身着尊贵的金色礼服,鼓乐声中,被地位显赫的群宦百臣簇拥着,即将行即位之礼。一副踢马刺由张伯伦公爵放在他的鞋跟上,一柄装在紫色剑鞘中的御剑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致如下劝勉词时赐授给他——

  此刻,请接受这把取自上帝祭坛并由主教和上帝的仆人传递给你的御剑,尽管是不相配的。

  束扎既定,他开始倾听大主教的训词——

  用此御剑,去执行公理,阻止邪恶的孳生,保护上帝的圣堂,帮助和保护寡妇孤儿,恢复衰败之事,维持新恢复之事,惩罚和改进不完善之事,维护和坚持已臻美好之事。

  但是,听啊!白厅下面的欢呼声。人群涌动着,两排士兵肃立着,国王穿着奇丽的中古式红衣,摇摇晃晃地走进视线,于是整个世界便宛如马戏团的大车鼓荡着。随后,一辆皇家马车驶过来,满载着皇室的男男女女及脂粉满面、衣冠华丽的男仆和车夫。越来越多的马车驶过来了,车上坐着公侯、群臣、子爵,女侍长——所有的随从。然后是如同皇家护卫队一样的士兵们,从天涯海角聚到伦敦的面貌黝黑筋疲力竭的将军们,还有义勇团、预备队以及常备军的官兵;此外,还有斯本斯和布拉摩,希拉德伍德和库柏,他们曾解救了奥基博、达盖的摩里亚、伏拉迪方廷的迪森;中国的凯斯里将军和西摩海军上将;喀土穆的克钦纳;印度的罗伯特公酹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英格兰的好战之徒,破坏的骁将、杀人的工程师!此外还有另外一些人,一些与其他截然不同的人,从商店和贫民窟走来。
  但那些人走来了,耀武扬威地走来了。那些武士,那些军阀,世上的害群之马来了,贵族和贫民,亲王和印度王来了,国王的侍臣和护卫队的卫士,汇聚起一群乌合之众也来了。殖民地的人们,一群驯良和耐劳的人来了;世界各地都来人了——士兵们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百慕大群岛、婆罗洲、斐济、黄金海岸;罗得西亚、海角、纳塔耳、狮子山国、冈比亚,尼日利亚和乌干达;锡兰、塞浦路斯、香港、牙买加和威海卫;拉各斯、马尔他岛、圣•路西亚、新加坡、特里尼达;有来自印度的亡国奴;肤色炭黑的骑士和野蛮粗陋的舞刀客,他们身穿红服,炫人耳目。还有按地域和等级区分的锡克族、拉其普特族和缅甸族。
  现在是骑兵卫队,华丽的奶白色的马队一闪而过。金色的甲胄、暴风骤雨般的欢呼声,震耳欲聋的鼓乐声——“国王!国王!上帝拯救国王!”举国颠狂。这颠狂传染了我,我也几乎把持不住,要喊出:“国王!上帝拯救国王!”我周围衣衫褴褛的人们眼含热泪,抛起他们的帽子,如醉如狂地欢呼:“保佑他们!保佑他们!保佑他们!”嘿,他来了,坐茌璀灿的金车中,庄严的王冠在他头上闪耀着,旁边身穿白衣的女人也同样戴着王冠。
  我忙屏气凝神,努力使自己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理智的,而不是漫游幻境。可我做不到这一点。这也好。我宁愿相信所有这些浮华、虚饰、夸耀以及虚张声势的愚人之举都是来自幻境,而不愿相信这是主宰这世界并揭开众行星秘密的理智、清醒的人类所为。
  亲王和王储们,男女公爵们以及各式戴着小王冠的皇室人物招摇而过。更多的战士、随从和臣服的人们相继而过。游行大典于是过去了。我和众人被推拥出广场,到了一个窄巷交错的地方,那里的公共场所充斥着醉鬼的呼号,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恣意放纵的喧闹。四周响起加冕礼的颂歌:

“哦,加冕日,加冕日,
我们参加盛典和大庆,并欢呼万岁;
我们多么快乐,我们畅饮美酒,
我们多么快乐,在加冕佳节之际。”

  大雨滂沱而至。街上跑来了从属国的军队,黑色的非洲人,黄色的亚洲人,有裹头巾的,有戴土耳其帽的。挑夫们头顶机枪和山炮摇摆而过。他们打着赤脚,迈着快节拍,吭哧吭哧地走过泥泞的街道。公共场所变戏法一样一下子走了个空。但那些炭黑色的臣民们在他们英国同胞的欢呼激励下,很快又回到宴席上。
  “老兄,你觉得这游行怎么样?”我问一个在格林公园长凳上坐着的老人。
  “我认为怎么样?我曾对我自己讲过,这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人睡觉的绝好机会。所以我和五十个境遇相同的老哥来到这个僻静的角落。然而我还是睡不成。我躺在那,饥肠辘辘的,我劳苦一辈子,到头来却无处睡觉,那些鼓乐声、欢呼声、大炮声,一阵阵向我袭来,我简直快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了。真想把张伯伦公爵的腩袋打烂!”
  为什么要恨张伯伦公爵?我不十分清楚,他也一样,但他就是有这种想法。他说得明确无疑,斩钉截铁。
  夜幕降临,全城灯火辉煌。到处都是缤纷耀眼的灯火。巨大的“吾王万岁”的灯字随处可见。街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尽管警察严厉制止狂欢过度、大醉不止以及放浪形骸,但疲惫不堪的工人们似乎被这放松和激动弄得有点发狂了。他们在街上汹涌着,狂舞着,男女老少,臂挽着臂,连成一条长队,唱着“我可能疯了,但我爱你”“葛雷娃娃”和“金银花与蜜蜂”——最后一曲大概是这样唱的:

“你是金银花,金银花,我是蜜蜂,
我想从你的红唇中,吸吮你的花蜜,你可知晓?”

  我坐在泰晤士河畔的一条长凳上,隔着波光粼粼的水面眺望。时将午夜,前面涌动着更高级的寻乐者,他们避开了几条过于放荡的街,回家去了。我旁边的凳子上坐着两个衣衫破烂的人,一男一女,头一垂一扬地打着盹。那个女人两臂紧紧地合抱在胸前,她的身体不断地倾摆——一会儿身体一直前倾,直到快失去平衡,扑倒在地上;一会儿向左倾斜,直到把头搁在那个男人的肩上;一会儿又向右歪去,紧张地伸张着,直到酸痛而惊醒然后坐直。不一会儿,又开始前倾,以下的动作又依次轮回,直至伸张过度引起的酸痛把她惊醒。
  每隔一会儿,男孩们和年轻人便蹑手蹑脚地来到长凳后,突然发出恶作剧的怪叫,使这对男女从睡梦中惊跳起来。看到他们那惊恐不安的脸,这群人又欢笑着跑开了。
  这是种种毫无侧隐之心的事情中最突出的一件。这又是司空见惯的:一群可怜的家伙无家可归,坐在长凳上,他们可以被人肆意欺侮却从不害人。在我坐在那期间,大概有五万人走过。然而在这国王加冕的庆典之日,却没有一个人的心弦能够被这情景触动,而可以走过来对那个妇人说:“这是六便士,走吧,去找张床去。”恰恰相反,那些妇女,特别是年轻的妇女,讲着有关那个瞌睡着的妇女的笑话,并总是博得其同伴的大笑。
  用英国的话说,这是“残忍”;用相关的美国话说,则更贴切——这是“狠毒”。我承认我开始对这群欢快熙攘的人群起了愤怒,对关于伦敦的一项统计所指出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将命定地死于公共救济场所,或者在救贫院,或者在疗养院、疯人院的事实,却感到一丝快慰。
  我同那个男人攀谈起来。他五十四岁,是个潦倒的码头工人。他只能在工人供不应求时才能找到些零活干。因为通常时候,活儿早就被那些年轻力壮的人抢去了。到现在,他已在河边的长凳上过了一星期了。不过,下星期情况看上去会好些,他可能找到一份几天的活儿,然后在一个简陋的小客栈里找个床位。他一生中只有五年没在伦敦生活。当时是1878年,他在印度服役。
  当然,他得吃饭。那个女孩也一样。这样的日子对他们来说特别的艰难,虽然巡警们这时极其忙碌,贫民们得以多睡一会儿。我叫醒了那个女孩,还是叫她“妇女”吧,尽管她“二十八岁了,先生”。我们开始向咖啡店走去。
  “装这么多灯火,得需要多少活儿啊。”这个男人看到一些灯火通明的建筑物时说。这是他特有的思维方式。他干了一辈子活儿,对于客观存在的宇宙万物,连同他自己的灵魂,他全都从“活儿”的角度来概括。“加冕礼有点儿好处,”他接着说,“它们能让人有活儿干。”
  “但你却空着肚子。”我说。
  “不错,”他回答说,“我想干活儿,但没机会。我的年龄碍我的事。你干什么活儿?船上当水手是吗?我看你的衣服就知道了。”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那女孩说,“你是意大利人。”
  “不,他不是,”那男人争辩说,“他是个美国佬,美国人就像他这样,我知道。”
  “天啊,你们瞧,”她喊道。当时我们正转到河滨热闹之处,被那些喧闹颠狂的庆祝加冕的人群堵住。男人们引吭狂呼,女人们则高声尖唱——

“哦,加冕日,加冕日,
我们参加盛典和大庆,并欢呼万岁;
我们多么欢乐,我们畅饮美酒,
我们多么欢乐,在加冕佳节之际。”

  “过着这种日子,身上好脏啊,”那妇人一边说道,一边在咖啡店里坐下来,擦去眼角上的污物。“今天见到这番景象,我觉得很快活,尽管我本人孤苦零丁。那些公爵夫人和贵妇人穿着那么华丽的白衣裳。真漂亮,真漂亮。”
  “我是爱尔兰人,”她回答我们的问题,“我的名字叫海松。”
  “什么?”我问。
  “海松,先生,海松。”
  “怎么拼写?”
  “H-a-y-t-h-o-r-n-e,海松。”
  “噢,”我说。“爱尔兰裔的伦敦人。”
  “不错,先生。伦敦生的。”
  她一直过着悠闲的日子,直到她父亲死于一次车祸。那时她才意识到要自己在世上谋生了。她有一个哥哥在军队。另一个哥哥靠每月二十先令来养活老婆和八个孩子,而且没有稳定的职业,对她也爱莫能助。她平生只出伦敦市一次,是到两英里外的艾赛克思的一个地方,摘三个星期的水果。“我回来时,就像紫葡萄一样黑。也许你不信,但的确是那样。”
  她最后一个工作是在咖啡店做事。每天从早上七点一直忙到晚上十一点,每周只有五个先令和一日三餐。后来她病了,从医院出来后她便找不到活干了。她还没有完全恢复,最近两天,她是在街上过的。
  这时候,他们早已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一大堆食物,直到我给他们加了两三次菜,他们才有了罢休的样子。
  一次她伸过手来抚摸我的衣服料子,称道美国人穿的好。我的衣服算是好衣服?!这令我汗颜。但是,再仔细地观察了我的衣衫以及那对男女的衣衫之后,我开始觉得自己穿得还挺体面呢!
  “你们希望将来是什么样子呢?”我问道,“要知道,你们可是一天比一天老了。”
  “救贫院。”他说。
  “天晓得,我不抱希望。”她说,“我没有希望了,我知道,但我将死在街上,不用到救贫院,谢谢。没必要。”她在随后的静默中一个劲地吸鼻子。
  “你们整夜在街上过,早上到哪去弄吃的呢?”我问。
  “如果你没有存一便士.就设法弄到一个,”那个男人解释说,“然后就去咖啡馆喝一杯茶。”
  “但这怎么能够填饱肚子呢?”我不信。
  他们俩会心地笑了。
  “你慢慢地品着你的茶,”他继续说,  “让它延续得越久越好。然后你仔细看着,有谁会剩下一点儿东西。”
  “有些人吃剩下的东西可多了。”那妇人插嘴道。
  “这里的关键,”那个男人向我透露秘密时很严肃地说,“是设法搞到一个便士。”
  我们准备离开时,海松小姐从邻桌上收集了一些面包皮,然后把它们塞到破衣裳里的什么地方。
  “不该浪费,你该知道。”她说。码头工对此点了点头,自己也塞了一些面包皮。
  清晨三点,我沿着河边一路踱过去。这一夜对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是个节日,因为警察都到别处执行公务去了。每条凳子上都挤满了熟睡的人。男女一样多,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很衰老。偶然可看见一个孩子。在一条凳子上,我注意到一家人。男的直直地坐着,怀里抱着一个睡着婴儿,他的妻子也熟睡着,头靠在他的肩上,膝上也睡着一个孩子的头。男人的眼睛大大地睁着,呆呆地盯着水的另一头,若有所思。这个表情对一个有着家室之累又无处栖身的男人来说可不是好事。但我知道,所有的伦敦人也都知道,失业的人杀死妻子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在破晓时分,一个人独自走在泰晤士河畔,从议会经过克里奥波特拉游艺场,再到滑铁卢桥,他便不能不想起二千七百年前《约伯记》作者的一段有关水深火热生活的描写——

  有人移去地界;抢夺群畜面收养。
  他们抢走无父孩子的驴子,拉走寡妇的公牛去抵押。
  他们把穷人赶走.世上的贫民只好四处躲藏。
  这些穷人如同沙漠中的野驴一样,四处觅食,靠旷野把儿女喂养。
  他们摘取恶人剩下的葡萄,收割别人田地的秣粮。
  他们彻夜赤身裸体,无衣御寒。
  他们被山洪淋湿,抱住石头以求避藏。
  又有人从母亲怀中夺走无父的孩子,当做穷人的抵押。
  于是,饥饿之人扛禾抬捆。
  穷人们衣不蔽体,四处游荡。

    ——《约伯记》,四十四章七节至十节

  二十七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在这基督教文明的最中心,爱德华七世在位的首都,情形竟然同那时一模一样。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10:5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三章  码头工丹•库伦



  昨天,我站在距列门街不远的市政住宅的一所房间里。如果我能够眼见那可怖的未来,看到我将不得不蜗居在这样一所房间里,直至死去,我会立即绝望,投身到泰晤士河,无须再续租期。
  这不是一所房间。为了尊重语言,我们不能把这个地方叫做房间,正如我们不能把一所茅屋叫做大厦一样。这是一个洞穴,一个兽窝。房间长七英尺,宽八英尺。天花板低得连军营里的一个英国士兵所必需的空间都没有。遮着褴褛被褥的一张破床,几乎占去了一半的房间。一张东倒西歪的桌子,一把椅子,两个箱子使房间几乎没了转身之地。五美元就可以买下眼前的一切东西。地面上光秃秃的,倒是墙上和天花板上被很多血痕和斑点点缀着。每一个血痕代表着一次暴死——昆虫的暴死。因为这地方是虱子的巢穴,谁都不能单独对抗它们的侵袭。
  住在这个洞窟里的人,叫丹•库伦,码头工人,正在医院里,快断气了。然而,在他那悲惨的环境中,却留下他的个性,足以显示出他是怎样的一种人了。墙上是加里波的、恩格斯、丹•柏恩斯和其他工人领袖的廉价画像。桌上放着一本沃特•贝森特的小说。据说,他对莎士比亚颇有研究,读过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而且他是自学的。
  桌上,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中,放着一张纸,上面潦草地写着“库伦先生,请速还我曾借给你的大白壶及螺丝锥。”这些东西都是他在病初期间从邻居妇女那里借来的,这会儿,因恐他会病死而来催索了。一把大白壶和一把螺丝锥对一个深渊里的人来说远比深渊里的另一个人安静地死去更有价值。直到死,丹•库伦的灵魂都不得不受困于贫苦之中,而他曾为此徒劳地抗争过。
  这是一个简短的故事,关于丹•库伦的故事,不过在故事的字里行间,却大有可读之处。他出身低贱,生在一个等级界线分明的城市里。他一辈子就是出苦力干重活。但因为他曾读过一些书,充满了火炽的热情,并能写一手“像律师写的信”,所以他被他的做苦力的伙伴推举出未,为他们用脑去工作。他成为水果挑夫的领袖,伦敦工会中的码头工人代表,并为劳工杂志写些机智的文章。
  他从不奉承别人,即使他们是他经济上的支配者,控制着他的谋生之道。他自由地发表他的见解,勇敢地斗争。在那次“码头工人大罢工”中,他因担任领导一职而成为罪犯。那就是丹•库伦的结局。从那天起,他便成为一个受到监视的人。在十年或者更长时间里,他为此受到“回报”。
  码头工人是一种临时工。工作多寡不定。工作与否完全是依据手头要搬运的货物量来定。丹•库伦却被另眼相看。当他没被彻底拒绝时(这本应引起麻烦,而且也肯定应是更慈悲为怀的),他便被工头叫去非难一通,告诉他每周只许干两三天的活儿。这就是所说的“纪律严明”或者是“训练有素”。它的意思就是挨饿。没有更妥帖的词语了。十年的生活使他心力交瘁。而心力交瘁的人是无法生活的。
  在他那可怕的洞窟里,他卧病在床,而他的孤苦无依又使这可怕更进一层。他是一个孤独的老人,没有一个亲人,哀伤而且悲观,不是对着虱子作战,便是瞧着在血迹斑斑的墙上注视着他的加里波的、恩格斯和丹•柏恩斯。在那喧嚣的市宅区,没有人来探望他,他也没有一个朋友。他只是一个人留在那里渐渐死去。
  但是从东区的深处,却来了他惟一的朋友,一个鞋匠和他的儿子。他们打扫了房间,拿出从家里带来的洁白的衬衫,又从他的身下换去了那脏得已成灰黑色的床单。他们还把女皇慈善基金会的一个护士带来给他。她来自阿尔德盖特。
  她洗净了他的脸,整理了他的床铺,然后跟他聊了起来。同他谈话非常有趣——直到他得知了她的名字。哦,对,布兰卡是她的名字,她率直地回答,乔治•布兰卡爵士是她的哥哥。乔治•布兰卡爵士吗?丹•库伦在他的死亡之床上怒吼着。乔治•布兰卡爵士,卡地夫码头的法律顾问,他不是捣毁卡地夫码头工会最起劲的家伙,并因此而被授予爵位的那个人吗?而她是他的妹妹?丹•库伦突然从他的破床上坐起来,痛斥她和她的亲属。她跑了,再也没回来,穷人的忘恩负义给她的印象极为深刻。
  丹•库伦的两脚因水肿病而胀肿起来。他整天坐在床沿(以使水气从体内排出去)。地板上没铺席,一块薄毯子盖在两腿上,一件旧大衣披在肩头,一个传教士送他一双纸拖鞋,值四便士(我见过它们),接着又为丹•库伦灵魂的超度奉献了大约五十个祈祷。但丹•库伦是那种宁愿让灵魂独处的人。他不愿意让汤姆、狄克或者亨利凭四便士的拖鞋来干预它。他请求传教士替他打开窗子,以使他能把拖鞋扔出去。传教士走了,再也没回来,穷人的忘恩负义给他的印象极为深刻。
  那位鞋匠,本身是位勇敢的老英雄,虽然没有人知道他,也没有人歌颂他,不声不响地来到那家大水果中间商的总部,丹•库伦曾为他做了三十年临时搬运工。他们这种工作,差不多全部是临时工完成的。鞋匠把丹•库伦危急的境况:衰老、窘迫、垂死,无钱无助等,全部告诉了他们,并提醒他们他已经为他们工作了三十年了,请求他们为他做些什么。
  “哦,”经理说,没翻名册便记起了丹•库伦,“你知道,我们有规定,不帮助临时工。所以我们为他什么也做不了。”
  他们不但什么都没做,连一封介绍丹•库伦住院的信都不写。在伦敦市,住院的确不容易。在汉普斯坦特,即使一个人已得到医生许可,也至少在四个月之后才能入皖,因为有很多人已先他在本上登记了。鞋匠最后把他送到怀特凯波尔疗养院,他经常到那里去看望他。后来他发现,丹•库伦已屈服于普遍的感觉:他既无望,他们便使他快死。我们必须同意这是一个正当而合乎逻辑的结论,一个曾经十年完全地被“纪律严明”和“训练有素”地对待的衰朽的老人应得的下场。当他们使他发汗,为治他的肾炎而除去肾脏脂肪的时候,丹•库伦便争辩说,发汗便是催他快死,布莱特病是一种肾衰竭,应无脂肪可除,医生的诊断纯属谎言,这是再明确不过的了。医生为此气愤已极,竟有九天没有走近他。
  这时,他的床被垫起来了,他的两脚和腿也随之被抬高了。立刻身上开始浮肿,丹•库伦清楚这样做是把脚上和腿上的浮肿移到身上,以使他死得更快。他要求出院,尽管他们告诉他,他这样会死在楼梯上。他拖着病体,半死不活地来到鞋店。在我写作本文时,他已到了节制病院,正走向死亡。他忠实的朋友鞋匠用尽登天入地的手段才使他得以住上院的。
  可怜的丹•库伦!他追求知识而终究只是个蒙昧之徒。他白天做苦力,晚上不倦地读书;他梦想着他的梦,并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英勇地罢工;一个爱国者,一个热爱人类自由的人,一个无畏的勇士。然而结局是他无力对抗困扰和扼制他的环境,最终沦为一个愤世者和厌世的人,而不得不在一家慈善机构的贫民病床上苟延残喘——“对一个将死之人,他本应成为明智的而终于未能,我把这称为悲剧。”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12:3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四章  蛇麻和摘蛇麻的人



  迄今为止,工人与土地的分离已是步步深入。因此,在文明世界里,农业地区是仰仗着城市来收获作物。当土地上累累的庄稼面临舍弃之时,那些曾被从土地中逐离出去的街头游民便又被召唤回来。然而,在英国,这些重返土地的人不是被看作回头的浪子,相反却仍然被看作是无赖之徒,浪荡鬼和流浪汉。他们被村中的兄弟们怀疑和嘲笑,他们仍要睡在监狱里和临时收容所,或者在树篱之下,住在天晓得的什么地方。
  据估计,仅在肯特便需要八万街头游民去摘蛇麻。他们倾巢而出,响应着这个召唤。这其实是他们的肚皮和依稀残存的冒险欲的召唤。贫民窟、妓院、少数民族聚居区将他们吐出来,而这些地方糜烂的内容却未曾减少。他们像群食人鬼一样在乡村东奔西窜,乡村不会收下他们的。他们无处栖身。当他们拖着佝偻的、畸形的身躯走在大道和小路上时,他们简直就像从地底下钻出的恶鬼。他们的出现,他们存在的事实本身,对那清亮的太阳、萋萋的绿草、蓬勃的植物来说,是种蹂躏。匀称挺拔的树木耻笑他们和他们的颓废萎缩。他们的腐烂对大自然甜美和纯净是一种污染和亵渎。
  这样描写是否夸张了呢?那要看你的立场是怎样的了。对一个从股份和债券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生活的人,这当然是夸张。但对一个从男人和女人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生活的人,这绝不是夸张。这一大群人如同野兽般的困苦和无以言说的悲惨对一位拥金百万的酿酒商没有任何影响。他住在西区的宫殿里,浸淫于伦敦市上好戏院里的感官享乐之中,与贵族王孙们推杯换盏,并被国王授予爵位。就这样,他功成名就了——真是笑话!在古代,威武凶猛如野兽般的金发之人,驰骋疆场,冲锋陷阵。只有把人们的头颅从他们的脊骨中砍落下来,才可以成功立业。毕竟,用一把锋利的钢戟,轻快地一挥,便使一个强壮之躯人头落地,比起产业家和政客通过巧妙而狡诈的手腕而使自己和他的子孙万代成为野兽般的人要光彩得多。
  现在,回到蛇麻上来。在这里,同土地分离的情形与英国其它农业区的情形一样地明显。在啤酒制造业迅速发展的同时,蛇麻的生产便迅速地下降了。在1835年,蛇麻的种植面积是七万一千三百二十七亩。现在,它只有四万八千零二十四亩,比去年减少了三千一百零三亩。
  今年亩数本来就少,而夏季的灾荒和可怕的暴风雨使它的产量又减少了一大截。这个不幸由两部分人分担,一部分是种蛇麻的人,另一部分是摘蛇麻的人。种者必定因此而减少几分人生享乐,而摘者则因此会减少他们的食物。其实,就是在最好的年头,他们也总是吃不饱的。
  像下面这样的标题散见于伦敦各大报纸达数周之久:

  流浪之人颇多,而蛇麻殊少,且尚未准备

  而且,还有无数以下这样的描写:

  从蛇麻农场的附近传来令人心痛的消息。最近两日的突然放晴,将数百个摘蛇麻的人引至肯特。他们不得不等候农场为他们做好准备。在多佛,今年救贫院内的流浪汉人数比去年同期多三倍。在其它城市,季节的延迟使得许多临时收容所里的人数大大增加。

  最后,终于开始摘蛇麻了。然而,一场可怕的风暴和冰雹将蛇麻和摘蛇麻的人几乎全部吹光了。这如同给人们的悲惨境遇雪上加霜。蛇麻被从秆头打落到地上,而摘蛇麻的人,由于不得不寻找避护以躲挡猛烈的冰雹袭击,几乎淹死在他们建在低地上的草舍和帐篷里。风暴过后,他们的境况实在可怜,流离失所的程度比以往更严重了。这本来已是贫乏的收获,它的毁灭更夺走了那些人赚几个便士的机会。对数以千计的人来说,除了两手空空地走回伦敦以外,别无他途。
  “我们不是清道夫。”他们从没膝深的蛇麻地里走开的时候这样说。
  剩下的那部分人在气呼呼地抱怨。他们在半剥落的杆头中间摘七筐,却只赚一先令。这还是在蛇麻收获的最好季节里的工资水平。在收成不好的季节还拿不到这么多的工资,因为种蛇麻的人付不出更多的钱。
  风暴过后,我途经泰斯顿和东、西法雷,耳闻目睹了摘蛇麻人的抱怨和烂在地里的蛇麻。巴日姆宫温室的三万扇玻璃窗被冰雹击碎,而室内的桃、梅、梨、苹果、大黄根、卷心菜、甜菜也被击得支离破碎。
  所有这一切当然对业主们的打击非常大;但受害最深的绝不是他们中的任何入。他们不致于为省下一顿饭而忍受饥渴。然而,报纸却对他们倾注了最大的同情,他们经济上的损失被连篇累牍地报道着。“赫伯特•L先生损失八千英镑;”“F先生,著名的酿酒商,本教区的租地者,损失一万英镑;”“还有L先生,沃特林布瑞的酿酒商,赫伯特•L先生的哥哥,是另一位重大受害者。”那些摘蛇麻的人,却无人提及。不过,我敢断言,营养不良的威廉•巴格尔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所遭受的几顿饭的损失比起F先生的一万英镑的损失来,却是更大的悲剧。此外,威廉•巴格尔一家的悲惨有数千倍之多,而F先生的所谓悲剧则只有不及五倍。
  为了看一看威廉•巴格尔一家是如何度日的,我又穿上我那身破烂的海员服,并开始找工作了。与我同行的是一个伦敦东部的年轻鞋匠,名叫勃特,他抵抗不住冒险的诱感,要和我一起出征。他听从了我的劝告,买了一身“最破烂”的衣服,当我们过了梅德斯通,走在伦敦街上时,他深怕衣衫太破而找不到工作。他为此忧心忡忡。
  他无可厚非。当我们到了一家酒馆里时,老板谨慎地望着我们,直到我们亮出钞票,他的脸色才缓和下来。沿岸的居民都对我们起疑心。从伦敦来的“年度工人旅行者”,坐在马车里,飞驰而过,也取笑和侮辱我们。可我们还没走到梅德斯通区,我的朋友就发现我们的衣着虽说不上好,但比起一般摘蛇麻的人的衣裳,却是漂亮多了。我们目睹的一些褴褛衣衫令人惊异。
  “潮水退了。”一个长得像吉卜赛人的女人对她的同伴说道。这时候我们正走到一长队箱子那里,摘蛇麻的人把蛇麻剥在箱子里。
  “你注意了没有?”勃特低声说,“他在说你呢。”
  我注意到了。而且必须承认那个说法是合适的。潮水退落时,船便被留在沙滩上,不出海了。同时一个水手在潮水退落时,也不会出海了。我的海员服以及我出现在蛇麻地里,足以显示我是一个无业的海员,如同浅水中的一艘船一样。
  “先生,能否给我们一份工作?”勃特问那个管家。他是个面目慈善的老人,非常地忙碌。
  他断然说“不能”。但勃特仍黏着他,跟随着他,我也尾随其后,一直走出蛇麻地。究竟是我们渴望工作的热情打动了管家,还是我们窘迫的外表和凄惨的身世感动了他,我们不得而知。但最后,他终于软下心来,给了我们一个未被占的箱子。据我所知,这只箱子曾被两个男人所弃,因为那无法赚取生活费。
  “行为要规矩,注意。”管家把我们带到一群妇女中间,离开时提醒我们说。
  这是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知道会早收工,于是我们便加紧干活,急于知道我们究竟能不能赚到一块面包。这是一个简单的活儿,事实上是妇女干的活儿,不是男人的活儿。我们在直立的蛇麻中间,坐在箱子边上,另一个割秆的人把充满浓香的枝干递给我们。一小时过后,我们已经成为熟练工了。一但我们的手指能灵活自如地分拣出蛇麻和叶瓣并能一次摘五六朵花时,便没什么好学的了。
  我们麻利地干着,像妇女们一样敏捷,尽管她们的箱子要比我们装得快,因为她们的一群孩子用两只和我们一样快捷的小手帮她们摘。
  “不要摘得太光,那是犯规的。”一个妇女对我们说。我们感激地听从了她的忠告。
  随着下午时光的流逝,我们意识到生活费是无论如何也赚不到的——男人的生活费。妇女可以摘得和男人一样快,孩子又几乎和妇女一样快。所以一个男人是不可能同一个妇女和五六个孩子竞争的。因为他们是以一个妇女和五六个孩子为一个计量单位,以他们总的工作能力来评定工资的。
  “我说,老兄,我快饿死了。”我对勃特说。我们还没吃午饭。
  “天啊!只可惜我吃不了蛇麻。”他回答道。
  这时,我们都悔恨我们的疏忽,为什么不养一群儿女在这穷苦的日子里帮我们一把呢?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们打发着时间,同时开导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谈话引起了一位割秆者的共鸣。他是个年轻的农夫,不时地把一些摘下的花倒进我们的箱子里。他的一部分工作是捡起那些在割杆过程中散落的花球。
  我们和他讨论了能“预付”多少钱的问题。我们被告知,当我们的工资是每七筐一先令时,我们便只能每十二筐“预支”一先令。那也就是说,每十二筐中有五筐的工资是后付的。这是种蛇麻的人在不论丰收之年还是歉收之年,特别是歉收之年,控制摘蛇麻人的一个手段。
  然而,坐在灿烂的阳光下,手下洒着金色的花粉,蛇麻浓郁扑鼻的芳香,人们不时回想起他们喧嚣熙攘的故都.毕竟是件乐事!可怜的街头移民!可怜的贫民窟人!他们生于冻馁之乡,无望地渴盼重返曾将他们逐离的土地,又憧憬着田园自由的生活,以及未被城市之垢污染的风、雨、太阳。土地召唤着他们,如同大海召唤着水手。只要他们一回忆起生活在都市产生之前的父辈生活,他们便会心驰神往,尽管这些都埋在他们萎缩和衰朽的躯壳深处。而在他们的记忆中虽已消失,但是在他们血脉中犹未忘却的大地的气息、景象和声音,却能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使他们欢畅起来。
  “蛇麻摘完了,老兄。”勃特抱怨说。
  这时是五点钟。割秆的活儿已经停止了。因为次日是星期天,没活儿可干,所以一切都要整理清楚。我们不得不无聊地等着掌秤人的到来。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跟落日一起落下的霜刺痛了我们的脚。在靠近的那个箱子里,两个妇女和六个孩子摘了九筐。那么掌秤人看到我们五筐的成绩也会觉得不错的,因为那几个孩子都已是九岁至十四岁了。
  五筐!八个半便士,或十七美分。两个男人工作了三个半小时的全部所得。各得四便士又四分之一!每小时刚刚一个多便士!但他们只“预支”给我们五便士,虽然那位计价员因没零钱,而最终支付我们六便士。恳求无济于事,困苦的身世也无法打动他。他大声地宣称他已多付了我们一便士,说完便扬长而去。
  为展开议论起见,我们不妨假定我们事实上就是我们假扮的人,也就是贫民和潦倒之人,那么,我们的处境便是这样的:夜晚来临.我们没有饭吃,更谈不上晚餐了;我们两个人有六便士。我饿得能吃三便士的食物,勃特也是这样,不言而喻,我们的六便士只能满足我们胃的百分之十六又三分之一的需求,剩下的百分之八十三又三分之二的胃只能依然忍受空腹之苦。再一次潦倒无着,我们只能睡在树篱之下,这不算太坏,虽然寒气一点点侵袭着我们的辘辘饥肠。但次日是期天,我们没活儿可做,但我们那愚蠢的肠胃却并不因此停工。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弄到星期日的三餐和星期一的两餐呢?(因为我们在星期一晚上之前是不能再“预支”的。)我们知道,临时收容所早已人满为患,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向农家或村民乞食,那么,我们极有可能被投进监狱,坐上十四天牢,该怎么办呢?我们俩只能绝望地对视着——
  不会是这样的。感谢上帝!我们和其他的人不一样,特别是同摘蛇麻的人不一样。我们沿大路走向梅德斯通,从伦敦带来的银币和铜板在我们的口袋里叮叮当当地响着。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13:5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五章  海妻



  在肯特的中心,你或许找不到海妻,不过我却在那儿找到了她,那是在梅德斯通贫民区的一条小街上,在她家的窗户上,并没有什么“召租”的字样,要想借宿在她的前房内,您得和她商量才行。晚上,我走到半地下室的厨房里,与她和她的丈夫托马斯•墨格理支谈话。
  当我和他们谈话的时候,我感觉到被称之为文明的这台巨大的机器中的一切精巧与复杂都消失了。我仿佛透过它的皮肉,触及了它的赤裸裸的灵魂。在托马斯•墨格理支和他的老婆身上抓到了非凡的英国人的精髓。在那里我发现了引诱阿尔宾安的子孙们穿越地平线的漫游癖;同时还发现使英国入陷入愚蠢的争吵和荒谬的战争中去的那种巨大的愚昧,以及将他们盲目地推向建立庞大帝国的那种顽强与固执,我还找到那种巨大而难以理解的忍耐力,这种忍耐力曾使本国国民忍受一切重担,在令人厌倦的年月中毫无怨言地劳动,并且默默地把他们最好的儿子们送到天涯海角作战,去开拓殖民地。
  托马斯•墨格理支已有七十一岁,身材矮小。正因为他身材矮小,才没有去当兵。他一直留在家里干活,他最早的回忆都与工作有关。除了工作,他什么也不知道。他终日工作着,即使他现在七十一岁了,他还在工作。每天清晨,他与云雀一起起身,然后到田间去,白天他一直干活,因为他生来就这样。墨格理支太太已经七十三岁。她从七岁开始就在田间干活。起初干男孩子的活儿,后来干男人的活儿。她至今仍在不停地干活,打扫房间、洗衣、烧水、烘面包,而且由于我的光临,她还为我做饭,甚至为我铺床,这使我感到羞愧。他们就这样忙碌了六十个年头,到头来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且也没有可能少干些活儿,然而他们满足了。他们不期待什么,也不企求什么。
  他们的生活十分简朴。他们所求无几——每天夕阳西下,他们在半地下室的厨房里喝一杯啤酒,一连七个晚上仔细阅读一种新闻周刊,像小牛反刍一般在闲谈中咀嚼回味。从墙上的一幅木版画上,一个身材苗条的天使般的少女俯视着他们,画的下面写着一行字:“我们未来的女王”。在旁边的一幅彩色石版画上,画着一位身体健壮的年长妇人,下面写着“我们的女王——六十周年纪念”。
  “自己挣钱最快活。”墨格理支太太说,当时我正建议他们该休息一下了。
  当我问他们的孩子是否帮助他们时,托马斯•墨格理支说:“不,我们不需要任何帮助。”
  他接着又说:“我们,我老婆和我,要一直工作到我们身体干涸化成灰时才停止。”墨格理支太太也极为赞成地点点头。
  她一共生育过十五个子女。有的死了,其余的都出走了。最小的孩子住在梅德斯通,已经二十七岁。在儿女们结婚的时候,他们也会忙着张罗,也会有许多麻烦,正像他们的父母和祖父祖母一样。
  儿女们都在什么地方?噢,他们不是到处都在吗?莉齐在澳大利亚;玛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波尔在纽约;乔死于印度——这对老夫妇为了我这个坐在他们厨房里的旅行者,回想起他们的一群儿女,生者和死者,士兵和海员,还有殖民者的妻子。
  他们递给我一张照片,一位身着整洁军服的年轻人正望着我。
  “这是第几个儿子?”我问。
  他们捧腹大笑,儿子!不,是孙子!刚从印度服役回来,原是国王陛下的一个吹号兵。他的哥哥也和他在一个军团里。这对老夫妇生下了儿子、女儿,又有了孙子、孙女,其中有的是世界旅游者,有的是帝国的建筑者,整整一大群人,而这对老夫妇都在家中,也为建筑帝国而劳动着。

“在北门之侧,
住着一位富有的海妻,
她生育了一群游子,
又把他们向大海抛去。
有些已葬身海底,
有些在岸边游移,
消息传给疲倦的海妻,
她却依然更多地抛去。”

  不过,海妻的生育差不多该结束了。原料已经枯竭,地球也已人满为患。她的儿媳妇们可以继续繁殖,她自己的工作已成过去。昔日的英国人现在已成为澳大利亚人、非洲人、美国人。英国在这悠久的岁月中已输出了他们的最佳儿女,已经毁灭了那些拼命生存的人。因此,她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只须在那漫漫的长夜中坐守,凝望着墙上的女王画像。
  英国真正的商船水手早已不复存在。对于那些跟随纳尔逊在特拉法加和尼罗河共同作战过的老水手们来说,商船上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商船上的水手大部分是外国人,虽然英国人仍继续指挥他们,船主欢迎外国人充当水手。在南非,殖民地居民教当地土人射击,而军官们却在混日子;在本国,街头上的人们狂欢到了疯狂的地步,而陆军部却降低了征兵的体能要求。
  不能不是这样的。自鸣得意的英国人不可能抽尽生命之血,饿着肚子,而能永远坚持下去。像托马斯•墨格理支太太这样的普通人已被赶到城里来,而她只不过生育了几个得不到充足食物的贫血而又病弱的孩子罢了。今日英语民族的力量不在这个透不过气的小岛上,而在大洋彼岸的新世界里,在那儿有托马斯•墨格理支太太的儿女们。北门之侧的海妻差不多已完成了她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虽然她自己还没认识到这一点。她必须坐下,休息一下她那疲惫的腰腿,如果临时收容所和救济院不收留她,那是因为她抚育过的儿女们应当在她虚弱和衰老的晚年赡养她。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14:4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六章  财产权与人权



  在一个纯粹实利主义的、以财产而不是以灵魂为基础的文明中,不可避免地会把财产凌驾于灵魂之上,把侵犯财产视为比侵犯人权更为严重的罪行。因此,即使把老婆打成肉酱或打断她的几条肋骨,也不过是小事一桩,决不会像因为没有租床铺的钱而露宿在星空之下那样严重。如果一个男孩从一个富有的铁路公司偷走了几个梨,那么他对于社会的威胁要远比一个残忍的年轻人无故殴打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所犯下的罪行严重得多。如果一个年轻姑娘假称有职业而租借房间,那可就犯下了危险的罪行,如果她不被严厉惩罚的话,就等于她和她的同类把财产的整个结构打得粉碎。而如果她在午夜之后,淫荡地在皮卡蒂利路和斯特安德街上闲逛,则警察不会干涉她,她也就会有钱付房租了。
  下面几个作为例证的案件,选自违警罪法庭一个星期的报告:

  维德纳斯违警罪法庭。
  审讯人:奥尔德曼•戈塞基,尼尔。
  托马斯•林奇被控酒醉滋事,并殴打警察一名。该被告救出一名被拘禁妇女,脚踢警察,并向其投掷石块。因系初犯,罚款三先令六便士,因殴打罪,罚款十先令并付诉讼费。

  格拉斯哥皇后公园违警罪法庭。
  审讯人:贝利•诺曼•汤姆森。
  约翰•凯恩被控殴打妻子。
  本案之前已犯五次殴打妻子罪。判决处罚两镑两先令。

  汤顿区即决法庭。
  约翰•佩因特,体格健壮,貌似工人,被控殴打妻子。该妻两眼伤势严重,面部肿胀。判决罚款一镑八先令,包括诉讼费,命令下次不准再发生纠纷。

  维德纳斯违警罪法庭。
  理查德•贝斯特维克和乔治•亨特被控越界捕猎。判决处罚亨特一金镑及诉讼费,贝斯特维克两镑及诉讼费,并因传审未到,合判拘禁一个月。

  沙夫斯伯里违警罪法庭。
  审讯人为市长(卡本特先生)。
  托马斯•贝克被控露宿。判决拘禁十四天。

  格拉斯哥中央违警罪法庭。
  审讯人:贝利•丹罗波。
  爱德华•莫里森,男孩,被控在铁路车站内偷窃货运车上的梨子十五个。判决拘禁七天。

  唐卡斯特自治城违警罪法庭。
  审讯人:奥尔德曼•克拉克和其他地方长官。
  詹姆斯•麦克戈文被控私藏偷猎器械及兔子若干,违犯《偷猎预防法》。判决罚款两金镑及诉讼费,或代以拘禁一个月。

  邓芬林审判局。
  审讯人:郡长吉刹斯比。
  约翰•杨,矿井工人,被控拳击亚历山大•斯托拉的头部和身体,并把其摔倒在地,用木棍击打。判处罚款一英镑。

  克尔卡狄违警罪法庭。
  审讯人:贝利•狄斯哈特。
  西蒙•沃尔克尔被控殴打一人,并将其击倒。被击者并未挑衅。地方长官以为被告有危害公众罪。判决罚款三十先令。

  曼斯菲尔德违警罪法庭。
  审讯人:市长麦斯尔斯•特纳,惠德克尔,帝茨伯瑞,福尔摩斯和纳斯比特博士。
  约瑟夫•杰克逊被控殴打查尔斯•南恩。被告无故猛击受害者面部,将其击倒,并踢其头部。致使受害者不省人事,在医院诊治两周之久。判决罚款二十一先令。

  伯斯审判局。
  审讯人:郡长西姆。
  大卫•米切尔被控偷猎,此前曾犯偷猎罪两次。上次系在三年以前。因该犯年已六十二岁,对猎场看守人无反抗之意,故郡长对其从宽处理。拘禁四个月。

  丹提审判局。
  审讯人:代理郡长沃尔克尔。
  约翰•默里、唐纳德•克瑞格及詹姆斯•帕克斯被控偷猎。判决克瑞格和帕克斯各罚款一英镑,或拘禁十四天;默里罚款五英镑,或拘禁一个月。

  里亭自治城违警罪法庭。
  审讯人:麦斯尔斯•芒克,帕费特,活里斯,基菜根。
  阿尔福莱德•马斯特斯,十六岁,被控在一块荒地上露宿,无职业。判处七天拘禁。

  萨里斯伯里城即决法庭。
  审讯人:市长麦斯尔斯•霍斯肯斯,福尔福德,亚历山大,马罗。
  詹姆斯•默尔被控在某座门外偷窃一双皮靴。判处二十一天拘禁。

  霍恩卡斯尔违警罪法庭。
  审讯人:马辛伯德牧师,格雷汉姆牧师,鲁克斯•卡尔克拉夫特先生。
  乔治•布莱克思伯里,青年工人,被控殴打七十多岁的老人詹姆斯•萨金特•福斯特。据地方长官调查,被告纯系无故野蛮殴打被害人。判决罚款一英镑及诉讼费。

  沃克素普即决法庭。
  审讯人:佛尔加姆伯•艾迪生,史密斯。
  约翰•伯里斯特里被控殴打莱斯里•格莱汉姆牧师。被告因醉酒过度,推着一辆童车,撞到一辆运货车的前面,结果童车被撞翻,孩子也被抛出车外。运货车碾过童车,但小孩未受伤。被告当即殴打运货车车夫,随后又殴打规劝他的原告。因受被告殴打致伤,原告不得不请医生诊治。判决罚款四十先令及诉讼费。

  罗寿汉姆两马路违警罪法庭。
  审讯人:怀特,普夫,勘托达特上校。
  本杰明•司脱理,托马斯•伯莱默尔和塞缪尔•威尔考克三人被控偷猎。判处每人拘禁一个月。

  南安普顿镇违警罪法庭。
  审讯人:海军上将罗里,克尔姆西摩先生及其他地方官员。
  亨利•内林登被控随地露宿。判处七天拘禁。

  艾金顿违警罪法庭。
  审讯人:海军上将鲍登,艾尔先生,浮勒先生和考尔特博士。
  约瑟夫•瓦茨被控从花园偷窃凤尾草九株。判处拘禁一个月。

  里波利即决法庭。
  审讯人:维勒,班姆克里茨,胡伯尔。
  文森特•艾伦和乔治•霍尔被控违反《偷猎防范条例》,私打野兔若干;约翰•斯帕汉姆被控帮助唆使他们。判决处罚霍尔和斯伯汉姆一英镑十七先令四便士,处罚艾伦两英镑十七先令四便士,包括诉讼费,因不付罚金,前者代以拘禁十四天,后者一个月。

  伦敦西南段违警罪法庭。
  审讯人:罗斯先生。
  约翰•普罗宾被控殴打警察,伤势严重。该犯脚踢妻子,还殴打劝阻其暴行的另一妇女。警察试图劝他进入他的房子,但该犯突然袭击该警察,一拳打在他的面部,将其击倒,并猛踢,甚至企图勒死他。最后,该犯踢这位警官的要害处,伤势严重,致使其长期不能上班。判处拘禁六个星期。

  伦敦兰培斯违警罪法庭。
  审讯人:霍普金斯先生
  “小姑娘”司脱尔特,十九岁,据称是合唱队女歌手,被控骗取食宿,价值五先令之巨,并企图欺骗艾玛•伯雷斯尔,原告艾玛•伯雷斯尔系阿特威尔特的客栈主妇。该女犯租用她客栈中的房间时,谎称她是皇冠大戏院的职员。该女犯在客栈住了两三天以后,伯雷斯尔太太通过询问,发现该女犯在撒谎,于是将其拘送至此。该女犯对长官说,如果不是因她身体不好,她本可以找到工作的。判处拘禁六个星期。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15:2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七章  无能



  在梅尔安德荒地,我停了一会儿,听到一番议论。时正夜间,议论者是些等级较高的工人。他们围着一个同事,一个模样讨人喜欢的三十多岁的人。与他激烈地辩论。
  “可是这儿的这些下贱的外来移民该怎么办呢?”其中一个人问道,“比如说,怀特切普的犹太人一直在卡我们的喉咙,对吧?”
  “你不能责怪他们,”那个人回答说,“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得生活。要是有人愿意拿比你更低的工资而抢走了你的工作,你不能责怪他。”
  “可是我的老婆和孩子怎么办呢?”他的争论者又问。
  “你说的对,”那个人回答说,“我也要问你,那个愿意拿低工资而抢了你的工作的人,他也有老婆孩子啊,嗯?他的老婆孩子又该怎么办呢?他对于他们自然比对你的老婆孩子更关心,他不能看着他们挨饿呀。所以他才降低工资要求,把你挤了进去。可是你,可怜的家伙,你不能怪他。他也是没有办法。当两个人同时要求一份工作时,工资总是跌下来的。这是竞争的过失,而不是那个降低工资要求的人的过失。”
  “可是为什么有了工会,工资却不往下跌呢?”那个人反问。
  “你说的太对了。工会阻止工人之间进行竞争。可是没有工会,事情更麻烦。所以怀特切普的那些廉价劳动力涌了进来。他们根本不懂技术,也没有工会,他们互相卡脖子,也和我们讨价还价,卡我们的脖子,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强大的工会。”
  这位站在梅尔安德荒地上的人不愿再争论下去了,不过他指出了一个规律,就是当两个人同时要求一份工作时,工资肯定会跌下来。如果他继续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他就会发现,甚至工会,比如说一个拥有两万工人的工会,当面临着两万失业工人竭力想排斥工会工人时,它也无法维持原来的工资。最好的例证就是现在刚从南非归来的退伍军人。他们有几万人,也陷入失业大军的困境中。结果全国的工资大跌落,引起劳工纠纷和罢工,这正好被失业工人所利用,他们高高兴兴地捡起了罢工者丢下的工具。
  需要流血汗的工作,无法吃饱肚子的工资,失业大军,以及大批的无家可归的人,这些现象在人多于工作,而不是工作多于人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我在街上,在临时收容所等处所见到的男人和女人虽不在其内,因为就他们的生活方式而言,可能会称得上“轻松容易的差使”,然而我已经充分地描绘他们所经历的苦难,说明他们的生存决无“轻松”可言。
  如果理智地计算一下,就会发现在英国,做每周挣二十先令的工作,并且有按时供给的食物和一张夜寝之床,比起在街上游荡,要舒服得多。在街上游荡的人,受苦更多,工作更苦,而报酬却更少。我在上文已经描绘过他们所度过的夜晚,以及他们加何在精疲力尽的时候,不得不到临时收容所去请求“休息”一下的情况,临时收容所何尝是个舒服的地方,无论是择四磅麻絮,还是敲碎十二英担石子,或是干最令人恶心的工作,以便得到可怜的食宿,这对那些感到内疚的人来说是一种十足的奢侈。而对当局来说,这简直就是抢劫。他们给这些人的报酬,比资本主义的雇主给的还要少。同等劳动的工资,如果由私人雇主来发放,足够他们买更好的床,更好的食物,获得更好的安慰,最重要的,是得到更大的自由。
  正如我所说的,光顾临时收容所,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奢侈。他们了解这一点,这从他们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们除非累得实在走不动了,总是躲开临时收容所。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决不是因为他们是灰心丧气的工人。恰恰相反,他们是灰心丧气的流浪汉。在美国,流浪汉几乎一律都是灰心丧气的工人。他觉得到处流浪要比工作来得轻松。可是在英国却不是这样。在这里,当局想尽办法来为难流浪汉。他也的确是个非常沮丧的人。他知道,每天的两先令,虽只值五十美分,也可以使他买到三顿像样的饭,一张过夜的床,还可以积蓄几便士作零花钱。他宁愿去工作来挣这两先令,也不去企求临时收容所的恩典。因为他知道,他不需要那么努力地去工作,也不会受到那么恶劣的待遇。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因为要求工作的人太多了,而工作远远不够。
  在人多而工作少的时候,就必须要把不称职的打发走。在各项产业中,能力低的人都会被排挤出去,正因为能力低而被排挤,他们便无法提升,只能降落下去,继续不断地降落下去,一直降到他们合适的水平上,降到在产业结构中他们力所能及的位置上。不可避免地,那些最无能的则降到最底层,这就是屠宰场,茌那里他们惨然丧命。
  只要对那些处于底层的真正无能的人看一眼,就会发现他们一般都是精神上、身体上和道德上极度受到损害的人。与这个原则不同的是那些新来者,他们还仅仅是没有能力,受损的过程在他们身上刚刚开始。必须记住,这里的一切压力都是毁灭性的。强健的躯体(它到这儿来只是因为它的脑子不够灵敏,没有才能)很快会被损害、扭曲;清白的头脑(它到这儿来只是因为它的躯体太虚弱)很快会被污染。死亡率极高,而且是极为缓慢的死亡。于是,在这里我们懂得了地狱和屠宰场的意义。在整个产业结构中,不断进行淘汰。无能力者被挤出来,抛向下面。无能的表现各种各样。工作没有规律或不负责任的工程师会降下去,直到他找到他的位置,例如当个临时工。临时工这种职业从本质上来说无规律与责任可言。那些迟钝、笨拙的人,那些身体和精神虚弱的人,那些神经上、精神上、体力上缺乏耐力的人,必然会沉落下去,有的时候速度极快,有的时候是逐步的,一直沉落到底层。意外事故会使一个有能力的工人致残,这样他也就变成没有能力的人,他也必然沉落下去。上了年纪的工人会精力衰退,头脑迟钝,也必然开始那可怕的下降,除了低层和死亡,他们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停下。
  在下面的例子中,伦敦的统计数字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伦敦的人口占全英国总人口的七分之一。在伦敦每年每四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死在公共慈善机构内,或者死于救济院、医院,或者死于收容所。如果考虑到家境富有的人不在此列,那么很显然,至少在每三个成年工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逃脱不了死在公共慈善机构内的命运。
  为了说明一个好样的工人如何会突然丧失能力,以及他后来会遇到什么情况,我仅以麦卡利为例。他今年三十二岁,经常住在救济院,下面的摘录引自工会年度报告。

  我在威德尼斯的苏立万厂内做工,该厂通常称为英国阿尔卡利化学工厂。我当时在一个棚子里干活,所以我必须穿过院子。当时是十点钟,周围没有光。当我穿过院子的时候,我感到什么东西缠住了我的腿,并把它拧断。我失去了知觉,我在一两天内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在后来的星期天晚上,我恢复了知觉,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我问护士我的两条腿怎么了,她告诉我,两条腿都已经截去了。
  在院子里有一个固定的曲柄,插装地内;地上的洞约为十八英寸长,十五英寸宽,十五英寸深,洞的周围没有围栏,上面也没有遮盖。曲柄在洞内每分钟转三次。自从我发生意外以来,他们已经关闭了这个曲柄,在洞的上面盖了一块铁片……。他们给了我二十五英镑。他们不认为这是赔偿,他们说这仅仅是慈善救济金。我从这笔钱里拿出九英镑买了一辆轮椅,扶着轮子把自己推来推去。
  我失去双腿的时候,正值劳动年龄,我每星期挣二十四先令,比别人挣得多,因为我经常加班。有重活的时候,总是挑选我去干。经理曼顿先生曾到医院看望过我几次,我的病势稍有起色的时候,我问他能否给我找到一份工作。他告诉我不要担心,因为公司不会冷酷无情。一切都会好的……后来曼顿先生不再来看望我了。最后一次他来时,他说他正想请求董事们付我一张五十英镑的钞票,使我能够回家,到我在爱尔兰的朋友那里去。

  可怜的麦卡利!他挣的钱比别人多,是因为他太好胜,还要换班,而且总是被挑选去干重活。后来发生了意外的事故,他便踏进了救济院。他如果不去救济院,就得回冢,到爱尔兰去,把他后半辈子的负担都加在他的朋友们身上,做任何评论都是多余的。
  应该指出,有无能力并不由工人自己来定,而由劳动的需求来决定。如果三个人同时寻求一个位置,最有能力的人才能得到它。剩下的那两个人,无论他们多么能干,也仍然是没有能力的人,如果德国、日本和美国夺取了全世界的铁、煤和纺织品的市场,成千上万的英国工人将会立即失业。有些人会移居国外,但是其他劳动力将冲向残留的产业中。结果,工人们从顶端到底层都会发生总的振荡。恢复平衡以后,处于深渊底层的人数将会增加成千上万。另一方面,如果条件保持不变,而工人们都加倍提高他们的效率,依然会出现许多无能力者,尽管每一个无能力者的能力比以前增加了一倍,而且和以前有能力者比起来还是多能。
  当工作供不应求的时候,那些多余的人就会变成无能者,而一旦成为无能者,他们就注定要在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中被毁灭。以下诸章的目的,是通过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说明无能者不但被排斥和毁灭,而且当今工业社会的各种势力是怎样不断地、任意地制造无能者的。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15:4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八章  工资



  在小小的伦敦市,有一百二十九万二千七百三十七个家庭每星期挣二十一先令或更少的钱。当我了解到这个情况时,我很想知道这样少的工资怎样合理使用,才能维持这些家庭人员的体能。我暂且不考虑有六口人、七口人、八口人甚至十口人的家庭。我只根据一个五口人的家庭列出下面的表格——这五口人是父亲、母亲和三个孩子,我还把二十一先令作为五美元二十五美分,虽然卖际上,二十一先令只等于五美元十一美分。

  房租  一点五美元或六先令
  面包  一美元或四先令
  肉    零点八七五美元或三先令六便士
  蔬菜  零点六二五美元或二先令六便士
  煤    零点二五美元或一先令
  茶    零点一八美元或九便士
  油    零点一六美元或八便士
  糖    零点一八美元或九便士
  牛奶  零点一二美元或六便士
  肥皂  零点零八美元或四便士
  黄油  零点二美元或十便士
  木柴  零点零八美元或四便士
  总计:五点二五美元,二十一先令二便士

  仅就其中的一项分析来看,几乎没有浪费的余地。就拿面包来说,仅一美元,供一个家庭吃五天,或者七天,每天每人只合二又七分之六美分;如果他们每天吃三餐,每人每餐只消耗价值九个半密尔的面包,还不够半便士。面包是最主要的一项。他们每人每餐吃的肉,价值比面包低,蔬菜就更低了。至于其他细小的项目则微乎其微。另一方面,这些食品都是零购来的,这是最费钱、最浪费的购物方法。
  上面的表格说明没有浪费,也没有饮食过量,但必须看到,生活根本没有结余。所有的钱都用在伙食和房租上。决没剩下零花钱。如果一个人买一杯啤酒,那么全家必须少吃;这样一来,越少吃身体越损害,这一家人不能乘坐汽车或电车,不能写信,不能出去郊游,不能进“两便士的游艺场”去观赏廉价的歌舞,不能参加社交的或公益的俱乐部,也不能买糖果、烟叶、书籍或者报纸。
  同时,如要有一个孩子(实际上一家有三个孩子)需要修理一双鞋,全家就不得不取消菜单上一个星期的肉食。而且由于有五双脚需要穿鞋,五个头需要戴帽子,五个身体需要穿衣,再加上法律规定“不准有赤身裸体这样的下流行为”,这个家庭不得不经常不断地损害其成员的体能,以保持身体温暖并不致入狱。请注意,当把房租、煤、油、肥皂及火柴等开销从每周的支出中抽出以后,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只剩下了半便士了。如果再把这个半便士用来买衣服,那肯定会大大损害身体健康。
  一切都那么艰苦。但是不幸的事到底还是发生了。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他折断了腿或颈,每天再也不会有四个半便士来买食物;每顿饭也不会有半便士的面包;到了周末,也没有六先令来付房租了。于是他们不得不离开,到街上去,或者是到救济院去,或者到一个凄惨的窝一样的地方或其它什么地方暂时栖身在那里,做母亲的只能拼命地努力,或许能挣得十个先令,来维持家庭生活。
  在伦敦,有一百二十九万二千七百三十七个家庭每星期挣二十一先令或更少的钱。必须要记住我们是在二十一先令的假定下来调查一个五口之家的。还有人口更多的家庭,有许多家庭每星期的收入低于二十一先令,而且工作也不稳定。人们自然要问:他们到底怎么生活呢?回答是:他们没有生活,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生活。他们就像下等禽兽般地勉强维持生存,直到死亡仁慈地解救他们。
  在下降到肮脏的底层之前,我先叙述一下女电话接线员的情况。她们都是纯洁、精神饱满的英国姑娘。她们绝对需要比禽兽高得多的生活标准.否则她们就不成其为纯洁、精神饱满的英国姑娘了。初上手的时候,一个女接线员每周的工资是十一个先令。如果她干活快又聪明,五年之后,她大约可以每周拿一英镑这样的最高工资。最近,这样一个姑娘的每周消费表被提交给伦敦德里公爵:

  房租、炉火、灯火  七先令六便士
  家中膳费      二先令六便士
  办公室中膳费    四先令六便士
  车费        一先令六便士
  洗衣费      一先令
  总计:      十八先令

  这张表中根本没有买衣服、娱乐或者看病的钱。可是许多女接线员每周的工资不是十八先令,而是十一先令、十二先令或十四先令。她们也得穿衣和娱乐啊!然而——

  男人对男人时常不公平,
  可是对女人也总是不公平。

  目前在伦敦举行的工会代表大会上,煤气工人工会提议,要求议会委员会提出一项议案,禁止雇用十五岁以下的儿童。但是,议会议员兼北部各郡纺织工人工会代表沙克尔顿先生却代表纺织工人反对这个议案。他说,纺织工人们不能没有他们孩子的工资,而只靠他们自己的一点点工资来维持生活。五十一万四千名工人的代表投票反对这一议案,而五十三万五千名工人的代表投票赞成这一议案。当五十一万四千名工人反对禁止雇用十五岁以下童工的议案时,就说明在这个国家里,有极大数量的成年工人的工资不足以维持生计。
  我曾与住在怀特切普的妇女们交谈过,她们在制作衣服的血汗工厂里干活,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工资尚不满一先令。我也曾和制作裤子的女工们谈过话,她们每周的平均工资至多三四先令。
  一些最近的事例发生在男工中,这些男工受雇于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每周工资六先令,还包膳食。面包工人每天挣十四个便士,膳食自理。叫卖的小贩和卖水果的小贩每周平均所得不高于十二先令。一般普通工人,除码头工人以外,每周工资低于十六先令,而码头工人平均只有八到九先令。这些数字来自皇家委员会报告,所以是可靠的。
  请设想一下,一个衰弱的、垂死的老太太,靠糊火柴盒挣钱,每十二打仅挣二又四分之一便士,除了供养自己,还要供养四个孩子,每周付三个先令的房租。糊十二打火柴盒才挣二又四分之一便士,还得自己出浆糊和线!她从来没有休息和娱乐,不论是生病,还是休息日。她每天从早到晚工作十四个小时,星期天也不例外。她每天的定额是糊八十四打火柴盒,报偿是一先令三又四分之三便士。在每周九十八小时的工作中,她要糊七千零六十六个火柴盒,挣四先令又四分之一便士,不算浆糊和线的支出。
  去年,警察法庭著名传教士托马斯•霍尔姆斯先生在写了女工生活状况的文章后,收到下面这样一封信,信的日期是1901年4月18日:

先生阁下:
  恕我冒昧,然而读了先生关于穷苦女工每天工作十四小时,每周收入十先令的大作之后.请允许我陈述一下我的状况。我是一个制领带的工人,操劳一周,所挣工资只有五先令,我还有生病在床的丈夫要赡养,他已有十年分文未挣了。

  请您设想一下,一位能写出这样文字通顺,情深意切的信函的女人,居然只靠每周五先令的工资供养她的丈夫和她自己!霍尔姆斯先生访问了她。她的房间太窄小,她不得不弓腰俯背。就在这个房间里,躺着她生病的丈夫;就在这个房间里,她终日工作着,还要在这儿做饭、吃饭、洗衣、睡觉。就在这个房间里,她和她的丈夫做着活着和死前该做的一切事情。房间里简直没有传教士坐的地方,他只能坐在床沿,因为床上堆满了领带和丝绸。病人的肺已腐烂到晚期。他不断地咳嗽,不断地吐痰。女人便放下手里的活儿来照顾他。领带上散发的丝织物绒毛对他的病不利;而他的病也对领带不利,从而对领带的处理者和佩戴者也会不利的。
  还有一件事,即霍尔姆斯先生访问了一位年轻姑娘,年方十二,因偷窃食物而被带到警察局。他发现她是一个九岁男孩、一个七岁的跛足男孩和一个年纪更小的孩子的代理妈妈。她自己的妈妈是个寡妇,制罩衫的女工。她每周付五先令的房租。在她家的家用账上写着最后几项是:

  茶叶    二分之一便士
  糖    二分之一便士
  面包    四分之一便士
  人造黄油  一便士
  油    一又二分之一便士
  木柴    二分之一便士

  温顺而慈悲的富裕人家的主妇们,请你们设想一下这样的情形:自己去买菜购物,在这样一种水平上维持家庭生活,给五口人做饭,还要注意看管你那十二岁的代理母亲,不要让她为了小弟弟、小妹妹们去偷吃的,而你们自己一针一针又一针地缝着罩衣,直到恶梦把你们带到那个在黑暗中等待着你们的穷人的棺材里。

 楼主| 吴季 发表于 2017-2-22 23:16:5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九章  聚居区



  当我们与科学为伍,为时代而感到自豪的时候,
  城市儿童正陷于城市的污泥中,把灵魂与感觉浸黑;
  在黑暗的小巷中,进步停止了它那麻痹的双脚,
  罪恶与饥饿把数千名少女抛向街头。
  在那儿,吝啬的主人不愿把日常的面包发给他那憔悴的女裁缝。
  在那儿,狭小肮脏的顶楼使生者与死者同住;
  在那儿,热病的火焰慢慢地燃烧,
  爬过磨烂的地面,杂居的床铺和拥挤的贫民。

  曾有一个时期,欧洲把讨厌的犹太人关闭在城市犹太人区内。然而今天,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凭借不像往日那么专横却同样严酷的方法,把那些不受欢迎而特别需要的工人们关闭在特别简陋、特别庞大的集中居住区内。伦敦东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富人和有权势的人从来不到这里来住,旅行者也从来不到这里来,只有二百万工人在这里拥挤着、繁衍着、死亡着。
  伦敦所有的工人并非都聚集在伦敦东区,不过潮流却一直向那个方向涌动。伦敦市区的贫民区不断被拆毁,无家可归的人大部分都涌到东部去。一个位于阿尔德盖特、怀特切普和梅丽恩路之外的名叫“市外伦敦”的地区,在过去的十二年中,人口增多了二十六万,即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还多。这个地区教堂的座位,只能容纳当地居民的三十七分之一。
  伦敦东区也被称为“恐怖单调之城”,那些饱食而乐观的观光者们特别爱这么称呼它,他们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就惊呼这里充满不可容忍的单调与卑贱。如果伦敦东区只配称为恐怖单调之城,如果那里只是没有变化,只是缺乏美好和令人惊喜的东西,那它就算不上是不堪居住的恶劣的场所了。可是伦敦东区应该有个更坏的名称,称它为“堕落之城”一点也不过分。
  在一些人的想像中,它不是一个城市的贫民区,但它确实完全可以被称为一个巨大的贫民窟。从单纯的风纪和清白的两性观点来看,贫民区的任何贫民街,都是一个贫民窟。某种景象和某种声音,是你和我不愿让我们的孩子看到和听到的。任何人的孩子都不该在这种地方生活;你和我以至任何一个男人都不愿我们的妻子在这种地方度过一生,而这里就是这种地方。因为在这儿,在伦敦东区.人生的猥亵和兽性的粗野极为猖獗。毫无隐私可言。恶的腐蚀善的,然后一起溃烂。无邪的童年是甜美的,然而在伦敦东区,无邪却是昙花一现。因此你必须在他们爬出摇篮之前把他们抓住,不然你就会发现这些婴儿已变得和你一样狡猾诡诈了。
  根据人所共知的金科玉律,伦敦东区决不是适合居住的地方。凡是你不想让你自己的孩子生活、成长、了解人生和事物的地方.也必然是其他人不想让他们自己的孩子生活、成长、了解人生与事物的地方。这条金科玉律就是如此简单,政治经济学和适者生存的学说如果认为不是这样,那么它们只会被人唾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仅此而已。
  在伦敦,有三十万人组成各自的家庭,居住在一室之中,有更多的家庭居住在两室和三室之中,也像居住在三室之中的家庭一样,不分男女地挤在一起。根据法律,每个人居住的空间应为四百立方英尺。在军营里,每个士兵的居住空间是六百立方英尺。哈克斯雷教授曾在伦敦东区任医官,他一直主张每个人的居住空间应为八百立方英尺,而且应有流通的新鲜空气。可是在伦敦,竟有九十万人生活在低于法律规定的四百立方英尺的狭小空间里。
  查尔斯•布斯曾多年从事对城市中劳动人口的统计和分类的工作,他估计在伦敦大约有一百八十万贫穷和赤贫的人。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谓的“贫穷”,是指一个家庭,每周的总收入为十八到二十一先令。“赤贫”者则大大低于这个标准。
  工人们作为一个阶级,正在被他们的经济雇主所分离。在这一过程中,工人们的密集与拥挤,并没有趋向于不道德,而是趋向于无道德。下面这段摘自伦敦郡议会最近举行的一次会议简报,虽然简单而乏味,但读起来还是很恐怖的:

  布鲁斯先生向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询问,问他是否已经注意到在伦敦东区许多严重的人口密集事例。在乔治东街,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八口之家同住在一间窄小的房间里。这个家中有五个女儿,除了一个尚在婴儿期,其余的年龄分别为二十岁,十七岁,八岁和四岁,儿子的年龄分别为十五岁,十三岁和十二岁。在怀特切普,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以及三个年龄分别为十六岁,八岁和四岁的女儿和两个年龄分别为十岁,十二岁的儿子住在一间很小的屋子里。在比斯纳格林,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还有四个年龄分别为二十三岁,二十一岁,十九岁和十六岁的儿子,以及两个年龄分别为十四岁和七岁的女儿,住在一间屋子里。他责问,防止这样的人口密集,到底是不是各地方当局的责任呢?

  然而,九十万的民众,实际生活在违反法律的条件之下,就是当局也是束手无策的。有些人退出密集的人群之后,便又钻入其它洞穴;当他们在夜间用手推车(手推车上装载其全部家当和熟睡的孩子们)运走他们的家当以后,要想追踪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假如在1891年颁布的《公共卫生法》得以立即和完全实施的话,九十万人将会接到腾出房子的通知,并到街上去,这样就会建起五十万房屋供他们再次居住。
  贫民街的外貌已经很卑陋了,而在墙的里面,更是肮脏、凄惨,上演着人生的悲剧。如果下面的悲剧读起来令人震惊,请不要忘记,这种悲剧的存在会更加令人震惊。
  在里森丛林的戴万郡,不久之前死了一位七十五岁的老太太。验尸之际,验尸官说,在死者屋内只发现一堆爬满虱子的破布。他被虱子的气味呛得喘不过气来。这个房间脏得惊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脏的房间。一切东西上都爬满虱子。
  这位医生说他发现死者的时候,“她穿着长衣和袜子,仰卧在长椅上。她的全身爬满虱子,房间里所扔的衣服都被虫子吃成灰色。死者生前严重营养不良,极为衰弱。她的脸上长满了疮,袜子粘在疮上。这些疮是虱子造成的。”
  验尸时在场的一个男子这样写道:“本人不幸,曾亲自目睹这位不幸的女人的尸体停放在停尸场内;直到现在,一想起那个可怕的情景,我就不寒而栗。她躺在停尸场的棺材中,由于饥饿的虚弱,她只剩下一把骨头了。满是污垢的头发简直成了虱子的巢穴。在她的瘦骨嶙峋的胸脯上面,跳跃着成千上万的虱子。”
  如果这种死法对你的母亲和我们的母亲都不合适的话,那么对任何人的母亲来说,都是不合适的。
  居住在苏苏兰德的威尔金森主教最近说:“非洲村落的村长决不会允许青年男女、男孩和女孩子这样杂乱地混居在一起。”他提到人口密集地区的孩子们,在五岁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学到,却把不该学的全都学到了。
  众所周知,在这聚居区里,穷人住房的租金比富人住的公寓还高。穷苦的工人不但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还要付比富人的宽敞舒适的房间还要多的租金。穷人对房子的竞争,造成了一个靠房租来榨取工人血汗的阶级。人多房少,而且有大批的人不得不住在救济院,因为他们不能在别处找到栖身之处。不但房子出租,还有把房子一间一间地转租和再转租的事情。
  “房间的一部分出租”。这张招贴不久之前贴在距离圣詹姆斯纪念堂不到五分钟路程的一家窗户上。据休•普赖斯•休斯牧师说,床铺的出租为“三人交替制”,也就是说,三个人租一张床,每人睡八小时,这样,床永远是温的,床铺下面的地板空间也以三人交替制出租。卫生官员们对下面这样的情景并不陌生:在一间一千立方英尺的房间里,三个成年女子同睡在一张床上,床下也睡着两个成年女子;在另一间一千六百五十立方英尺的房间里,一个成年男子和两个孩子同睡一张床,床下睡着两个成年女子。
  这是一个实行比较体面的“二人交换制”的房间的典型事例。白天,这间屋子的床由一位在旅店上夜班的年轻女子租用。到了晚上七点,她必须离开,接踵而来的是一个瓦工。早上七点,他必须离开房间去上班,那个年轻女子又下班回来了。
  斯拜特费尔德教区长戴维斯牧师对住在他的教区的几条贫民街里的人进行了一次人口调查。他说:

  在一条小街上,有十幢住房——共五十一个房间,大约每间都是八英尺宽,九英尺长——住着二百五十四人。只有六个例外:两个人住一个房间。而其他的人,都是三人到九人合住一间。在另外一个院子里,共有六幢房子,二十二个房间,住着八十四人——在有些情况下,是六人、七人、八人或九人合住一个房间。还有一幢房子,有八个房间,住着四十五人。有一个房间住九人,一个房间住八人,两个房间分别住七人,还有一个房间住六人。

  聚居区的过分拥挤并非人们自愿,而是被迫的。几乎百分之五十的工人要从他们的工资中拿出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来付房租。伦敦东区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房租是每个房间每周四先令到六先令。至于每周挣三十五先令的熟练技工,则不得不把其中的十五先令用来租借二或三间监狱般的小屋,他们在其间拼命努力获得某种表面上的家庭生活。房租不断上涨。在斯蒂波尼的一条街上,仅仅在两年之内房租就从十三先令涨到十八先令;在另外一条街上,房租从十一先令涨到十六先令,还有一条街,房租从十一先令涨到十五先令。在怀特切普,不久前租金还是十先令的两居室的房子现在已涨到二十一先令了。东部,西部,北部和南部,房租都在上涨。当地价从每英亩两万英镑上涨到三万英镑时,人们只好多付房租给房东了。
  下议院的斯蒂德曼先生在斯蒂波尼选区的一次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
  今天早晨,在离我的住所不到一百码的地方,一个寡妇拦住了我。她有六个孩子要扶养,她的房租每周十四先令,她只得把房子租出去,自己每天去给人洗衣服或做家务,借此维持生活。那个女人含泪告诉我,房东已经把房租从十四先令提高到十八先令。她怎么办呢?在斯蒂波尼找不到地方住了。所有的地方都住满了人。

  一个阶级的优越只能建筑在另一个阶级的堕落之上。当工人被排挤到聚居区以后,他们就无法逃脱最终的堕落。于是乎一种身材矮小、发育不全的人产生出来了——这是一种与其上辈完全不同的人种,是一种街头流民,既无元气,又无力量。这些男人成了身强力壮者的讽刺画,他们的妻子和子女都苍白贫血,眼圈发黑,一个个弯腰驼背,未老先衰。
  更糟糕的是,聚居区的人们都是被遗弃的——一群堕落的人,他们被遗弃,再经受进一步的堕落。至少在一百五十年之间,他们失去了他们当中的精华。所有的强者,即那些有勇气的、有创造性的、有抱负的人,都流向地球上更新鲜、更自由的地方,开拓新的领土和建设新的国家去了。缺乏这种气质的人们,即心脏、头脑和手脚都衰弱的人,以及那些堕落和无用的人,才留下来繁衍后代。年复一年,他们生育出来的强者,又被夺走。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一个具有活力和身材高大的男人成长起来,就会被强行拉到军队中去。正如肖伯纳所说,一个士兵“表面上是保卫国家的英勇、爱国的战士,而实际上是个不幸的人,他迫于贫困,为了每天的衣、食、住而充当炮灰。”
  持续不断地从工人中挑选强者,使那些留下来的人更加贫困,更加衰弱。这些可怜的人、堕落的、被遗弃的人留在聚居区,大部分沉到最底层。生命之酒已被抽出来,灌注给他们的后代子孙和世界上其余的人。遗留下的都是渣滓,他们又在自己中间被分离和沉淀着,他们终于变得粗鄙和兽性。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杀人,然后又愚蠢地向执刑官自首。他们的犯罪,决无英勇可言。他们用钝刀子挖一个同伴的眼睛,或者用铁锅打破他的头,然后就坐在地上等待警察的到来。殴打妻子是婚姻制度下给男性的特权,他们穿着铁打铜铸的奇妙的长靴,他们把孩子的母亲打得鼻青脸肿,还把她们踢倒,用脚踩她们,犹如一匹雄马踩着一条响尾蛇。
  聚居区底层的妇女,就像印第安女人一样,是她丈夫的奴隶。而我如果是个女人,并且只有两种选择的话,那么,我宁愿做印第安女人。男人在经济上依赖他们的主人,而女人则在经济上依赖男人。其结果是,男人本应去揍他的主人,而他却去揍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只得无可奈何地忍受,因为他们有孩子,他挣钱养家,她不敢把他送到监狱去坐牢,而留下她和孩子们挨饿。即使这种案件送到法庭,也很难获得判被告有罪的证据。在一般情况下,被蹂躏的妻子和母亲只是哭着,拼命乞求法官为了孩子们不要惩罚她的丈夫。
  妻子们不是变成尖声叫喊的恶婆,就是变得像失魂落魄的野狗,把她在少女时代所遗留下来微小的体面与自尊丧失殆尽。她们不知不觉地一起堕落,陷于污泥之中。
  有的时候,连我自己都对我所概括的聚居区的悲惨景象感到害怕,我的印象是不是太夸张了?我是不是由于太接近这样的景象而丧失了分析与观察的能力?每思及此,我就去参照别人的证据以证明我并非神经质和思想糊涂。弗雷德里克•哈里森总能让我感到自己确实是个头脑清醒、自我控制很好的人。他说:

  至少在我看来,如果工业的状况永远像我们今天所目睹的,那么可以断言现代社会比奴隶制度或农奴制度并无什么进步,百分之九十的真正的财富生产者都没有家,没有一个可以在其间生活哪怕仅一个星期的自己的家,没有一片土地,或者一个房间属于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除了将要装在手推车上的一点点旧家具,每周的工资毫无把握,根本不够使他们维持身体健康;大部分人所居住的地方连马圈都不如,他们与赤贫只有一步之差,只要有一个月的生意清淡、疾病或意外的损失,他们就会面临饥饿与贫穷……在城市与乡村,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有大批穷困的被遗弃者——产业大军的随军谋生者——至少有十分之一的无产阶级生活在令人作呕的恶劣条件之中。如果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永久安排,那么,文明就会是对全人类大多数人的诅咒。

  百分之九十!这个数字太吓人了,而斯多波福德•布鲁克先生在描绘了伦敦的可怕情景之后发现,他不得不将这个数字增加五十万倍。他是这样写的:
  我在肯辛顿当副牧师的时候,我经常遇见沿着汉默史密斯路流入伦敦的家庭。有一天,我遇见了一个劳动者和他的妻子、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们全家曾经长期居住在乡下,依靠公共土地和他们的劳动维持生活,可是后来,公共土地被侵占,不需要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劳动了,他们被赶出他们的茅舍。他们到哪儿去呢?当然是去伦敦,因为人们认为伦敦有许多工作,他们有一点儿积蓄,以为他们可以住进两间像样的房间。但是他们在伦敦遇到了无情的土地问题。他们到体面的院落去租房,可是发现两个房间一个星期的租金高达十先令。食品又贵又不好,水是污浊的。没过多久,他们的健康就受到损害。工作很难找,工资又如此之低,以致于他们不久就负债了。他们更加病弱,对有毒的环境,黑暗和长时间的工作更加绝望。他们被迫去找便宜一点儿的住房。他们找到了一个我十分熟悉的地方——一个犯罪与不可名状的恐怖的温床。在这里,他们租了一间屋子,房租十分苛刻,而找工作也更困难了,因为他们住的地方臭名远扬。他们终于落入了榨取男人、女人和孩子最后一滴血的吸血鬼手中。他们所得的工资仅能使他们不至完全绝望。黑暗与肮脏,糟糕的食物和疾病,以及水的缺乏,比以前更加厉害了。而且住所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夺去了他们最后的一点自尊。于是酒魔乘机向他们袭来。在住所的两边都有酒馆。他们全家都逃到酒馆里,为的是躲避和忘却,得到温暖和交际。他们从酒馆出来的时候,欠债更多了,他们感情激动,头脑发热,为了永不满足的喝酒的欲望,他们铤而走险了。不到几个月,父亲就被关进监狱,妻子濒于死亡,儿子成了罪犯,女儿沦为野妓。如果把这加大五十万倍,恐怕还不能说明真实情况呢。

  在整个地球上,除了由怀特切普、霍克斯顿、斯拜图费尔茨、拜斯诺格林,以及东印度码头等地构成的“恐怖的东区”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加阴郁沉闷的地方了。生活是灰色的、单调的。一切事物都是那么无助,无望,无变化。在这里,澡盆是何物,无人知晓,仿佛神仙的食物一样神秘。人们不知整洁,要想洗个澡如果不是可怜的悲剧,就会变成喧闹的滑稽戏。随着油腻的风飘来一股奇怪的气味,在空中漂浮不定,下雨的时候,从天上落下来的仿佛不是雨水,而是油污。街头的铺石也布满油腻。
  对住在这里的人们来说,人生犹如铺着暗灰色砖的一条路,呆滞而不能引起任何幻想。宗教与他们无缘,占支配地位的乃是粗俗愚昧的物质主义,它对于人的精神和人的美好天性的损害都是致命的。
  曾有一句自夸的话:每一个英国人的家都是他的城堡。然而到了今天,这可是个时代错误。聚居区里的人们都是无家可归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家庭生活的意义与神圣。甚至住着高等工人的市政住宅也是人口拥挤的营房。他们都没有家庭生活,他们的话语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父亲下了班,在街上问他的孩子妈妈在哪里。孩子回答说:“在建筑物里面。”
  一个新的种族出现了,这就是街头流民。他们在街头和劳动中度过他们的一生。睡觉的时候,他们就爬进巢穴,不能把这样的巢穴歪曲为“家”。传统的沉默寡言的英国人已经逝去。街头之民都是喧闹的,饶舌的,敏感的,易激动的——这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上了年纪以后,则终日沉醉于啤酒之中。当他们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像母牛一样沉思默想。到处都可以见到他们,站在路边和角落里,目光空虚地向前凝视。请你注意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他可以站在那里,一连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你离开他时,他仍然对着空虚凝望。这很引人注目。他没有钱买啤酒,他的洞穴也只供睡觉之用,此外他还干什么呢?他已经了解了少女之爱,妻子之爱和孩子之爱的神秘,发现它们都是些幻想与虚伪,像露珠一样地空幻和飘浮,在人生的残酷现象面前迅速消失。
  我已经说过,年轻人是敏感的,紧张的,易激动的;中年人头脑空虚,感觉迟钝,愚昧无知。如果认为他们可以与新世界的劳动者去竞争,简直是荒谬的。聚居区的人已经兽化,堕落,迟钝,他们决不可能在经济学家已经宣布开始的争夺世界工业霸权的斗争中为英国效力。当英国在必要时召唤他们这些被遗忘的人们的时候,这些劳动者和士兵们也决不会达到应有的标准。如果英国被抛出世界工业轨道,他们将会像夏末的苍蝇一样死去。或者,当英国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会像绝望的野兽一样构成威胁,把伦敦西区在东区所造成的“贫民窟”复制似地送回到伦敦西区去。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枪炮和当代新式武器,他们将更迅速、更容易地绝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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