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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玉诺《跟随者》《夜声》《杂诗》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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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关雪 发表于 2017-2-15 19:29: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深切的人生体验与命运感悟》
——徐玉诺《跟随者》《夜声》《杂诗》解读

作者:杨景龙


  徐玉诺(1893—1958),原名徐言信,笔名红蠖。河南鲁山人。出身贫苦农家,十二岁读完《四书》、《诗经》,后靠官费在鲁山、开封读小学和初级师范,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被选为河南省学联理事,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主要从事诗歌创作,兼写小说,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作家。1922年6月与文学研究会同人出版新诗合集《雪朝》,1922年8月以“文学研究会丛书”名义,出版个人诗集《将来之花园》。朱自清把他的十题十三首诗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他的小说创作颇受鲁迅重视,茅盾将他的两篇小说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玉诺的诗直面现实人生而又不乏比兴象征的超越,想象新奇,刚健清新的风格中伴有优美和哀怨,在初期新诗题材的拓展、诗艺的提高和小诗、散文诗的创作方面,成就较大,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赢得了高度的评价。1958年4月9日,徐玉诺因病逝世,留有故事诗《致王鸠城》、散文诗《蚕姑娘》等。今人编有《徐玉诺诗选》、《徐玉诺诗文全编》。

  一、与众不同的早期白话诗创作

  早期白话诗多被人诟病,玉诺的诗却赢得了持为人生或为艺术等不同文艺观念的人们的一致好评,这是罕见难得的。论者认为,玉诺的想象力十分丰富,捕捉瞬刻直觉的能力格外出色,因此“常常有奇妙的句子花一般怒放在他的诗篇里”(叶圣陶《玉诺的诗》)。比如他的《夜声》中的名句“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在黑影中》的名句“这一个树叶拍着那一个的声响”,就被新月派诗人闻一多推许为“两个声响的绝唱”(《致梁实秋等人的信》)。可见人们多是从作诗技巧、佳句营构等形式因素方面着眼来肯定玉诺诗的。其实,玉诺的诗除了上述优长之处外,真正打动人的,还是他对自我生命、现实人生和大众命运的真诚强烈的关爱之情。在表现这些内容时,又不采用早期白话诗人常用的肤泛直说、就事论事的赋体手法,而是意内言外、比兴象征,这在新诗发展初期显得格外与众不同。玉诺的诗都是有感于个人际遇和现实状况而发的,情绪色彩和宣泄意味相当浓郁,但又往往能够超越于一己遭际和现实状况的表象之上,传达出深切的人生体验和命运感悟,从而使他的一些优秀诗篇上升为人类生存的本然和本质的象征。这才是作为早期白话诗人的徐玉诺的真正过人之处。

  徐玉诺是一个极度热爱人生的诗人,唯其热爱,他才在诗中时时表现着对人生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思考。这种关注思考,是诗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后的产物,其间折射着五四时代精神的光芒。在探索人生命运这一主题的时候,玉诺的成功之作总是能够找到精当的比喻性意象,然后由此灌注饱满人生体验和命运感悟的中心意象,展衍出诗篇总体上的象征框架。如他的《徐玉诺先生之地板》,是与闻一多的《闻一多先生之书桌》齐名的早期白话诗名篇。闻作被朱自清指为“新诗里纯粹的幽默的例子”(《诗与幽默》,见《新诗杂话》),《徐玉诺先生之地板》则在幽默自嘲中包涵刺世的寓意:“徐玉诺先生之地板才算奇怪的……/没话说,/不知道是他的脚小呀;/也不知道是地板的木纤维空间;/他走动起来,总是跳黑井一般,/一下一下都埋在地板里。”自嘲的诗句是对险恶的生存处境的反弹。用“地板”这一意象,象征性地传达出世路坎坷、陷阱四伏的严峻题旨。《枯草》只有简短的三句:“人生如同悬崖边上的一枝枯草 / 被风吹折 / 颠颠连连的坠落下来了”。这一枝被风吹折坠下悬崖的枯草,就成为人生险恶境遇之象征。《鬼》则以“人的鬼”来象征“活人”,并料定“他会演出人类的丑来。他能戴着礼帽……同人一样,/ 并且做着人类的事情。”精到地揭示了人性中丑陋、伪善的一面,对迄今远未健全的人性作诛心之论。因为是象征性的,所以如此深刻老辣、洞察人性的见地,并不须剑拔弩张地直陈,仅用淡笔勾勒出“鬼”如何戴着礼帽同人一样表演,就已然确诊了人类自身难以克服的痼疾。说到底,可怕的不是“鬼”,而是“活人”自身,是人类自身与生俱来而又未与死俱去的世代承传的人性缺陷。在对人生命运主题的象征性表现中,收入诗集《雪朝》里的《杂诗》之六、《跟随者》、《夜声》三诗堪称杰作,最具代表性。

  二、《杂诗》之六解读

  在这滔滔不息 / 向下流的波浪里,/ 我也是一个小浪;/ 并且还立在浪峰。/ 我的动静 / 我渐渐不能作主了。/ 大浪们啊!/ 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 什么地方是我们要到的底?/ 大浪们一刻不停地流去了。/ 小浪们啊!/ 我们怎样保持我们一闪的生命,/ 作为彼此的相照?/ 小浪们一看也不看地翻下去了。

   这首《杂诗》之六,写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进步的知识分子普遍陷入困惑苦闷之际。“滔滔不息 / 向下流的波浪,”即是时代潮流的象征,它由流逝的时间和前行的生活两方面构成。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过是这浩浩洪流中的“一个小浪”,但是不一定都有机会“立在浪峰”。诗人自觉是一个“立在浪峰”的“小浪”,表明他对自己走在时代前列所具有的自信心与使命感。但不管是在“浪谷”也好,“浪峰”也罢,作为“一个小浪”,仍注定了无力引导洪水的流向,而必然受洪流的卷裹:“我的动静 / 我渐渐不能作主了”,即是喻示“小浪”亦即个体的人无法支配自我、主宰命运的被动生存状态。

  对个体的人这种被现实的强大异己力量所左右、所摆布的状况,诗人显然是不甘的,但又是无奈的,这似乎是宿命,然而总令人困惑。于是诗人禁不住叩问那决定洪水走向的“大浪们”:“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 什么地方是我们要到的底?”敢于叩问,也是一种探索出路、抗争命运的勇者之举,何况这叩问已逼近了人生的终极关怀,何况这叩问是代表“我们”——即包括诗人在内的所有“小浪们”发出的,而不仅仅是诗人这“一个小浪”;并且,正是无数“小浪”汇成了“大浪”,小浪们“要到的底”也正是“大浪们”的去处。对于“小浪”们关注的“目的性”和“目的地”问题,“大浪”们怎么能够不加关注呢?然而,“大浪一刻不停地流去了”,对于“小浪”的叩问竟然置若罔闻,不予理睬。这是因为“大浪”也身不由己,受着更大的异己力量的控制,只能“一刻不停地流去”,并不明白流向何处去呢?抑或是“大浪”根本无视“小浪”们的存在权力和存在价值呢?

  ——但结果都一样:自我无法自为,未来不可预知,异己对主体、时代对个人视为蔑如,不屑一顾。那么,处此境况之下,“小浪”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样保持我们一闪的生命,/ 作为彼此的相照”?从弥漫一片的无目的、无价值、被忽略、被蔑视的迷惘、失落、空幻之感中,诗人吁请“小浪”们彼此生出关爱之意,把渺小、短暂的被动生存的悲凉可怜,转化为惺惺相惜的瞬间而永恒的温情暖意。可是,“小浪”们对诗人的吁请,也和“大浪”们对诗人的叩问一样没有反应:“小浪们一看也不看地翻下去了”。是缘于“小浪”们主体意识匮乏的蒙昧?还是缘于被大浪灭顶时自顾不暇的自私?总之,“小浪”们也是彼此互不援手、漠不关心的。

   诗人的叩问和吁请、抗争和努力都落空了,但是,诗人对自我生命、现实人生和大众命运的真诚强烈的关注之情,却通过“大浪”、“小浪”这两个主体意象极具象征意味地表现出来,深深地感染着读者。彷徨歧路的苦闷和无以自为的忧伤加倍困扰着诗人,此境此情,诗人陷入悲观主义是必然的。悲观主义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唯它能够透破人生和命运的底蕴,抵达存在的本然和本质。如果“小浪们”一派乐观,满足于追随“大浪”,没有疑惑,没有叩问,也没有吁请,尽管空幻感会因之而消失,但可怕的盲目、麻木、愚昧将会随之而生。清醒地走向幻灭尽管更痛苦,但毕竟还有一份“清醒”在,这份“清醒”,正是作为存在主体的人的理性成熟的标志。

  这首诗所写的内容,坐实说来,无非是五四运动之后,进步的知识界普遍陷入的困惑之感,在困惑中的叩问,显示了诗人彷徨于歧路的苦闷。然而,诗人一旦摒弃了直说明言,运用比拟手法,把意思转化为意象,并上升到比兴象征的高度,就使得这首诗内蕴宽大、意味转深。因为毕竟,彷徨歧路的苦闷和无以自为的忧伤,是人类群体处于新旧交替的转折关头,所共同面临的难题,而不仅仅是处于五四落潮后的诗人的个人经验,它对于人类群体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由此而生的烦恼,诗人在他的另一首名诗《跟随者》中,用象征性意象“蛇”来加以表现。

  三、《跟随者》解读

  烦恼是一条长蛇。/ 我走路时看见了他的尾巴,/ 割草时看见了他 / 红色黑斑的腰部,/ 当我睡觉时看见他的头了。// 烦恼又是红线一般无数小蛇,/ 麻一般的普遍在田野村庄间;/ 开眼是他,/ 闭眼也是他了。// 啊!/ 他什么东西都不是!/ 他只是恩惠我的跟随者,/ 他很尽职,/ 一刻不离地跟着我

  早期新诗在奋力挣脱旧体诗词的束缚之后,为求表达明白,直接诉说、宣泄情绪的作品很多。这类早期白话诗因为舍弃意象寄托,直抒主观感情,往往显得直白浅露,缺乏诗味,不耐品读。玉诺的佳作与此不同,他总能择取恰切的比喻性意象,由比喻上升为象征,从而避免了直抒的空泛浅白,取得诗意浓郁、情味湛永之表现效果。这首《跟随者》,抒写烦恼情绪,也是容易流于直接宣泄的题材类型。诗人通过意象寄情,比拟象征,与早期大量的情绪宣泄类白话诗划开了界限。全诗共三节,从构思的角度看,诗人取象奇特,摈弃了“烦乱如麻”一类常见的**惯性比拟,替烦恼这一主观情绪,寻找到一个客观对应物——“蛇”。蛇的体型和**性,诸如在暗处潜藏爬动,不经意时突然出现,阴湿恐怖,纠结缠绕,令人无法摆脱等,确与烦恼情绪有某种相似之处。

  诗的第一节写烦恼之长,无时不有。第一行乃是生新之比喻构成的奇兀之诗句,横出全诗。既喻“烦恼”为“一条长蛇”,后三行就突出其“长”:蛇尾迤于路上,蛇腰隐在草丛,蛇头探出墙隙,任你是“走路时”、“割草时”或“睡觉时”,白天或黑夜,劳作或闲处,那条“长蛇”随时可见,让你心生不快或感到惊恐。这一节通过写蛇之长来表现诗人时刻被烦恼纠缠不休的痛苦。第二节写烦恼之多,无处不在。上节既喻烦恼为“一条长蛇”,这里再喻烦恼为“无数小蛇”,如线如麻乃喻中之喻。这“无数小蛇”遍布“田野村庄间”,任你“开眼闭眼”,总有红线乱麻般的无数小蛇蠕动于眼前,厌恶着你恐怖着你,让你无法摆脱,无处逃遁。这无处不在的“无数小蛇”,比那无时不有的“一条长蛇”,更让人不堪!在前两节诗以蛇为喻,写足了烦恼的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强烈程度之后,第三节突然转折,把烦恼的喻体“蛇”转化为“跟随者”,好像舍弃了前两节的比拟,实际上是一个转喻,“跟随者”和“蛇”的匍匐爬行、潜伺窥人的特点相切合。那很“尽职”的“一刻不离”的“跟随者”,如影随形、如蛇缠身,让诗人难以解脱。诗人似乎有些愤怒,指斥“他什么东西都不是”!但“恩惠”和“尽职”,则显示出诗人面对烦恼,终归于无可奈何。

  象征之作有时也会流于概念化,抽象浮泛,晦涩寡味。这首《跟随者》则写得具体、生动。“蛇”是乡野田间常见之物,为出生于豫西南农村的徐玉诺所熟悉。诗中所写“走路时”看见蛇尾,“割草时”看见蛇腰,“睡觉时”看见蛇头,“无数小蛇”遍布于“田野村庄间”,都是生长在乡野、劳作于田间的诗人早期的实际生活经验。诗人当前陷入的无法解脱的烦恼,触动了他早年的关于“蛇”的经历体验,诗人于是取象托喻,二者妙合于诗中,成就了这篇相当出色的比拟象征之作。

  在解读这首发表于1922年的《跟随者》时,很自然地会使我们想起冯至写于1926年的名作《蛇》:“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静静地没有言语。/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啊,不要悚惧!//它是我忠诚的伴侣,/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他想那茂密的草原——/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它月影一般轻轻地/从你那儿轻轻走过;/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像一只绯红的花朵!”一以“蛇”比“烦恼”,一以“蛇”比“寂寞”,喻体相同,本体义近,而且两首诗都是三节,诗的第一句又是惊人地相似!冯诗中的“它是我忠诚的伴侣”,也就是徐诗中“他很尽职/一刻不离地跟着我”的意思。这可能是两位诗人先后在表现上的某种巧合吧。当然,这两首现代新诗史上以“蛇”取象的名篇,一以蛇喻人生烦恼,一以蛇喻个人爱情,题旨并不重复。冯诗寓意较狭,不容歧解;徐诗则寓意较宽,以之象征时代的普遍心理感受,人们在解读时自然可以生发联想,空筐对位,上升为人类的普遍经验。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不如意事常八九”,那“蛇”一般的烦恼,亦将无处不在、一刻不离地跟随着人类,与人类难分难解、无休无止地纠缠下去。

四、《夜声》解读

  与表现人生命运这一具有相当程度的哲学抽象性的主题相比较,在抒写社会现实内容的时候,舍去直赋其事,采用比兴象征手法,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遍观诗史上那些反映现实的名篇,多是直赋其事的,这一类作品的认识教育价值往往大于审美鉴赏价值,其不足和局限即在于忽略了比兴象征的艺术功能。用象征手法表现现实内容,需要更高的概括力,更准的捕捉力和更强的表现力。徐玉诺庶几是一位具备这种能力的诗人。《永在的真实》中,那一只具有超现实意味的对准你的眼睛快要开火的“黑豆一般的小枪口”,象征着世界上平安宁静的虚幻和恐怖的真实永在。《人生的现实》中,那一条用“一方一方的小孩子们的幻想造成的”大桥,象征着人类“未发现失望的希望”和“盲目者的自信”。《黑色的斑点》中的“黑色斑点”,更是奇特魔幻,它能够渐渐占据光明洁白的心灵,使心灵永远不再光明;能够使一切主义、一切行为、一切志愿和兴趣都改变颜色;能够让人一直不停地寻求到死,永远也寻不到它的底蕴;能够随着时代长大,无止境地扩充,并将占据整个宇宙。——这法力无边、神秘无比的“黑色斑点”,就成为“生活的底色”和“现实的污染”的双重象征。

  在玉诺现存的诗作中,用象征手法表现现实内容的最成功的作品,要数《路上》和《夜声》二诗。《路上》仿佛一幅“浮世绘”杰作,诗人注目社会最惨痛的景象,楔入社会最黑暗的底层,在早期白话诗题材开拓和以丑为美方面,都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从局部看这首诗,一幅幅末世的人生画面,一串串逼真的生活细节,不消说是采用赋体的铺叙描写手法,但这一切都是统一于全诗喻示象征性的整体艺术构架的。此诗的中心意象“路上”——这条“地狱通往鬼门关”之路,即是现实社会、大千世界、人生舞台的象征。由中心意象“路上”派生出翻天的尘埃、黑色的太阳、各色各样的行人等一系列从属意象,真个是众生毕至,群魔乱舞,联袂上演一幕幕悲惨而丑恶的人生活剧。这一系列意象共同丰富了全诗的象征意蕴:世界是如此灰暗恐怖,现实是如此秽乱卑污,人们是如此苦难辛酸而又横暴恣睢。堕落的众生在“地狱通往鬼门关”的堕落之路上“镇日镇夜的往下走”,喻示着这病态的社会和病态的人群已是不可救药。这首诗可以说是写实和象征的有机结合、高度统一。再看那首被闻一多推许为“超等的作品”《夜声》:

  在黑暗而且寂寞的夜间,/ 什么也不能看见;/ 只听得……杀杀杀……/ 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

  20世纪20年代初,郑振铎先生在为诗集《将来之花园》所写的卷头语中,说他的作者徐玉诺是“中国新诗人里第一个高唱‘他自己的挽歌’的人”。徐玉诺的“挽歌”,出于来自苦难农村、又热望于人生的青年之口,其所表现出的对人生的“憎恶”,乃是他对人生热爱的一种曲折反映,美好的愿望无法实现,“热爱”才以“憎恶”的方式出之。正是基于这种对个体人生的热爱,衍生出来他对大众命运的同情关切。所以他在“高唱自己的挽歌”的同时,也为20世纪20年代初多灾多难的中国高唱一曲“时代的挽歌”。《夜声》一诗就是诗人诅咒吃人的世界死灭的一曲“时代挽歌”。

  《夜声》是由听觉切入表现的。抒情诗人摹写夜晚的声响,不外乎微风低语,虫鸣唧唧,蝉唱蛙鼓,夜莺啭啼之类,甚或能从一片清幽的月光中听见叩响银币的叮当声。无非一种良好心境与安谧环境的诗意契合。尽管据茅盾说,玉诺也“是个Diana(月亮女神)型的梦想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论》),但生活在二十世纪初兵匪横行的河南农村的徐玉诺,环境和心境都不允许他有如此妙曼的兴致。所以,在“黑暗而且寂寞的夜间,/ 什么也不能看见”的时候,诗人盈耳“只听得……杀杀杀……/ 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其时,长夜漫漫,四面如漆,看来诗人是极为清醒、极度警觉、极其敏锐的。“时代吃着生命”的“杀杀声响”,虽不悦耳,不动听,但更真实,更本质。这里表现出来的已不单纯是诗人“象猎人搜寻野兽一样”的“特别灵警”的作诗“感觉”(叶圣陶《玉诺的诗》),而是诗人对那个兵匪横行的黑暗残酷时代的典型感受。诗人从出身贫苦农家的切身体验和朴素直觉中,已经深刻认识到支配那一时代的军阀官僚、豪绅兵匪,是与大众、特别是与农民群众根本对立的,他们已把社会现实搅得如同“黑暗的夜晚”,正义、公理“什么也不能看见”,他们是靠盘剥榨取、劫掠攫夺农民,靠吞噬贫苦农民的血肉生命来维持其骄奢**逸的统治的。他们操纵着时代的生杀予夺之权,成了“立在黑暗中的命运”,穷凶极恶地“挥动死的大斧”,“截断了一切人的生活和希望”(《命运》)。“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就是诗人通过瞬间即逝的听觉印象,对这个吃人时代的本质真实所作出的深刻揭示和典型概括。“杀杀杀”地“吃着生命”的“时代”,是应该而且注定要被埋葬的“时代”。这首捕捉了瞬间即逝的直觉印象的《夜声》,正是诗人唱给这个以扼杀生命为能事、已经没有任何“希望”的罪恶时代的“挽歌”,诅咒这吃人的时代,毁灭这黑暗的世界,是这首《夜声》虽未宣却深含的题旨所在。玉诺笔下的这种“夜声”,也就成为彼一时代本质的象征。

  象征性作品的意蕴具有不确定性,它的内涵一般都不是单层面的,而是双层或多层的,除了表层宣示的显在信息之外,其深层往往辐**启示性的潜在信息。这类作品不仅具有较为明白显豁的浅层宣示意义,而且含溶着深湛隐微的深层启示意义,作品的题旨缘此获得了某种不确定性,多指向性,更大的理解弹性,从而为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提供更为宽广的阅读鉴赏的审美再创造余地,读者在把握其基本内容的前提下,自可根据个人的经验心理、审美趣味作见仁见智、乐山乐水的自圆其说的阐释发挥,作品的内涵意蕴在不同时代不同读者的各具新意的解读过程中不断增值,无法穷尽,作品因之魅力不减,长久引人。《夜声》堪称这样的作品。此诗除了从声响的角度对一时代的本质特征作出象征性的典型揭示之外,它在更深广、更宽泛、更超越的形而上的意义上,还能成为时间消损生命的象征。生命是一个时间过程,时间一分一秒的不停流逝,正是在一口一口地不停啮食着人类的个体生命。“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阮籍《咏怀》之三十三),每个个体生命都是在时间的不停流逝中消耗殆尽的。寂寥的黑夜里,人类的生命并没有停止被啮食,仍在时间的流逝中无形地损消着,尽管看不见,但敏感的诗人竖起灵耳,却谛听到盈耳的“时代吃着生命”的“杀杀杀”的“声响”。能够听到这种声音的诗人,能不感到竦然股栗、惊心动魄吗?能不对时间、生命、存在的本质霍然憬悟吗?能不去思考处于被时间不停消磨的过程中的短暂人生,应该何以自为、何以自处吗?诗人从“杀杀杀”的“夜声”里,瞬刻直觉到黑夜同人类生命消亡的联系,这种象征性的直觉把握的确颇富深邃的生命哲学意味。宜乎闻一多把“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推许为“声响的绝唱”,把《夜声》推许为“超等的作品”(《致梁实秋等人的信》。)

  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诗人徐玉诺,在其坚持的“为人生”的艺术观念指导下的创作,总体上是写实性的。但为他赢得不朽的艺术生命的作品,则都是由写实上升为象征的。这些作品摒弃赋体的就事论事、直说明言,超以象外,比兴象征,把意思变为意象,把说教变为启迪,把宣讲变为感悟,把再现变为表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层次,增添了作品的意蕴维度,加大了作品的解读弹性,把诗人的个人体验升华为人类的普遍经验,使得这些作品既有贴紧现实的执着又有指向未来的超越,从而获得了长久的艺术魅力和永恒的艺术生命。八十多年之后,多少当时名作皆成明日黄花,而我们还在充满新鲜感因而兴味盎然、且惊且喜、若思若悟地解读玉诺的诗,原因即在于此。可以肯定地说,上文论及的玉诺的《杂诗》之六、《跟随者》、《黑色的斑点》、《路上》、《夜声》等比兴象征之作,无疑都是新诗史上的第一流作品,是能够经受住时间之水冷酷无情的淘洗冲刷而传之久远的。作为一名诗人,一生能够写出几首这样的上乘之作来,也就足堪流芳,而无愧于“诗人”这一崇高称谓了。(来源:徐玉诺学会)



半桌夕阳 发表于 2017-3-2 22:31:43 | 显示全部楼层
以前不知道这位诗人,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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