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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耕野:用现代抒情史诗为华夏民族魂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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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聃 发表于 2015-11-24 00:54: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用现代抒情史诗为华夏民族魂造像》
现代抒情史诗《再生》后记
骆耕野


的确,我曾经说过:我的理想是以史诗方式昭示民族魂。我当然明白,立下这样的誓愿,无异于对伟大的冒犯。但我不准备忏悔。因为做出这样艰难抉择绝非仅仅取决于我的个人意志。这部诗集,则正是这一漫长抉择过程的部分轨迹。
我看重诗作的内蕴,看重创作主体的真实性,特别是处在这个没有真诚也可以漫天发诗的时代。我坚信,一切语言的艺术都是陈述的艺术,但“伟大来自事实而不是事实的陈述”。既然史诗是个人的精神产品,史诗的诞生取决于创作主体的层次和境界,换言之,没有创作主体的丰富和统一就没有史诗的丰富和统一。为此,有必要从我的个经验来解释我的史诗抉择。
我并不属于那种从小就怀大志的人。我也有个敏感而脆弱的年龄。在那个自我发展和个人尊严被不断剥夺的年代里,虽然也曾一再地经历失望,但是,宿命和偶像崇拜却使我长久地习惯于祈望伟人的拯救,习惯于通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来清除个性。至于人生的抱负和使命,即使私下想想也会觉得是亵渎神圣。也许,正是这种卑微祈望与严酷现实构成的近乎愚顽的理想冲突,开始启动我的反思与内省。尽管我们曾为此付出高代价,我却坚信有没有过最初的纯真,意味着世界是否敞开给了他以感受和理解力,正是自身的经历,使我懂得了民族的经历;正是个人与民族命运与历史环境的尖锐冲突,使我理解了个人与民族命运的一致性;正是理想和祈望的幻灭,神的崩塌,才使我重新意识到自我的存在,重新去认识民族的传统、追求和人格理想,重新去思考和抉择自我的存在方式、价值取向和责任。
如果说,每一代人对于他们归属的民族精神——个性的成长历史,都负有那个特定时代所赋予的特殊使命;那么,这个民族在中国近代精神发展史上的这次重大反省,则正是以我们这代人的自我反省和复归来开始的。由于我们恰巧处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口,因而,民族在其整个精神上的种种危机和冲突,都几乎以某种戏剧性的浓缩形式,集中地再现于我们的经历之中。很多梦想、探求、发见和征服,很多耻辱、困惑、挫败和挑战,我们“望星空”为祖国屡发“天问”,“登幽州台”置身民族的严峻处境,无数次的破碎、死亡,无数次的整合、再生,以至寻常境况下难于理解的事物,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才能彻悟的问题,在我们某段曲折的经历中就已包容。人类的重大精神现象和复杂心理行为,仅仅凭着切身的体验我们就得以领悟,因此,可以说我们自身就是民族精神的一只重要锁孔。全部的文明,“五.四”和”四.五”没有彻底完成的历史反省,在今天,需要和有希望通过我们来彻底完成。对我们这代人而言,能否真正意识到这点是至关重大的,强调我们得天独厚的历史优势就是强调希望与责任,除非我们这个民族完全丧失了进去意识和自我修复能力;除非我们甘愿以荒诞的自虐来加剧民族在其难产时期的痛苦,否则,我们就无权拒绝这一无比巨大的精神财富;无权拒绝以深重苦难为代价的世代祖先遗赠给我们的历史机缘和福惠;无权拒绝我们置身其间的艰难时世赋予的不可推委的历史职责和使命。而这一切的一切,恰恰使我们得以契入时代精神和民族的深层意识,把民族精神熔铸于主体意识之中,从而为现代(抒情)史诗创作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条件和个人条件,奠定了史诗要求的内在底蕴和基础。
谈到史诗的主体真实,我们就无法回避时尚所嗤之以鼻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在某些以前卫艺术家自诩的人眼里,凡有此类主义之嫌的作品就是伪作或赝品,必得逐出纯粹的和现代的艺术之门。我个人认为,这种极端见解的形成,与中国现实——民族心理的历史二歧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面对现实,一方面难产的社会变革和自我精神困境,使我们看到了个人的历史作用,要把握历史机会,促进危机转化,就需要从本民族中产生一大批伟人和英雄;另一方面,吃尽个人迷信苦头的中国人,又急需回到人的基点上,从每个普通人的自我复归做起,才能完成民族的普遍觉醒。也许,正由于后者形成的某种逆反心理,使持上述极端见解的人偏执一端,把两者人为地对立起来,相反,自我创造的实践,正是把这种历史二歧性转化为有机统一性的能动手段。历史告诉我们,每个重大的历史转折,都将是一次自我的新抉择,一次自我——民族精神的重新整合。就个人的主体而言,可以说没有自我的复归、就没有自我更新的发动源;没有英雄主义的人格理想、自我创造就会失去目标和榜样,而两者的有机统一则意味着创作主体的丰满和真实。因此,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人格理想不是对普通人性的压制和泯灭,而是有助于丰富和提升普通人性,倒是盲目的逆反心理,则属于自觉的文学需要坚决批判抵制的非理性倾向和畸形心理。
毋庸置疑,我们可谓生逢其时,因为我们拥有史诗创作的历史条件和主体条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筛选、构架和陈述的技巧,是我们能否深入体验、把握和展现着无比珍贵的精神宝藏。史诗当然是以体现民族意识和时代精神为宗旨,但却必须经由创作主体熔铸和升华为个体整一的史诗意识,民族魂这一客观抽象物才能通过创作主体进入史诗之中。因此,原始史诗提供的经典规范在今天已不再适用,史诗的创作主体,已不再是隐退幕后的客观叙述人;而是自我表现的前台主人公。为了从总体上宏观上去把握民族的内心历程,则需要对庞杂多蔓的个人化体验重新进行筛选整合,转化为艺术的体验,经过整合并放置于多种象征背景之上的自我,已不再是主体的原本自我。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民族精神的袖珍形态,它既不属于现在时态的客观世界;也不属于现在时态的主观世界,而只属于诗的世界。黑格尔曾经断言,中国的散文式观照方式和不适宜艺术表现的宗教观点,使其不能产生史诗,而且,就世界而言,史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我以为,曾经限制过中国史诗产生的种种历史局限,也已随着民族不断深化的自我反省和更新,随着东西方文化日益密切的交流移植而打破,史诗的原始模式当然不是唯一模式,更不是最终和最佳模式,史诗的历史证明它只能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概念。史诗必须首先是诗,需要和必须从原始的综合性体裁特征中净化出来。现代史诗将不再属于叙事文学而理应只属于诗的体裁。在诗的疆域内,历史在不断更新史诗内蕴的同时也将不断更新它的表现形式。因此,中国现代(抒情)史诗是否诞生就不仅是诗人的个人意志而是民族和时代的意志;不是诗人的好大喜功而是史诗在召唤着它的创造者和殉道士。
当前,我国的文学艺术正在朝着一个真正多元化的健康局面发展,但是,文学史同时又提醒我们,不同的时代自有不同的文学倾向,文学的多元化局面并不会掩盖和取代那个时代应有的主流文化,除非它的时代已心智迷乱,丧失了文学良心。我们正处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即对艺术的创造就是对艺术的顺应;对自我的深省就是对民族精神的加入。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史诗的时代没有过去。中国现代史诗终将打破老黑格尔的预言,为华夏的民族魂造像。
作为中国现代(抒情)史诗的一种试验,我个人的主张如下(注:中国现代(抒情)史诗是我的自定义,以区别于西方传统史诗):
(一)史命意识是个人存在方式的自觉抉择,也是史诗创作主体的觉醒标志,史命意识影响着艺术触觉的指向性,促使主体跃入最佳创作心理准备状态。
(二)史诗以塑造民族的人格理想,再现民族魂为宗旨。通过多种象征背景上的自我整合,将自我创造性地提升到时代的制高点上,史诗模铸的人格理想,就是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自我——生命的最高和谐。
(三)史诗以创作主体的个人体验为底蕴。史诗型的诗人是入世的诗人,应当通过自我更新的“实践人生”来实现主体的真实性。史诗要求创作主体的层次与境界有一个艺术起点,创作主体与民族精神的对应关系必须是整体的对应关系。
(四)史诗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或隐或显的场景设置。作为主体意志和永恒的人类良知演进的宏伟背景,导致一系列心理行为的实在原由和动因,引出内心的史剧性的理想冲突。
(五)史诗以心理现实为表现对象。创作主体的个人化体验,经由第二自我的批评鉴赏,理性的筛选和重组,才能提升入审美范畴。同一经验系列有如魔方,存在着多种结构可能。第二自我的任务是探寻经验构架的最佳可能性。个人化体验的理性整合就是还原经验的艺术——本质真实。整合的自我只属于史诗中的自我,故它借助理性最终又超越理性。整合的技巧就是史诗的内技巧,整合而成的经验的金字塔建构就是“超理性的金字塔建构”。
(六)超理性的经验复合体以文化原型为感性的象征框架。在主体与历史文化背景的呼应中,把个人化心理流程提升为民族——时代的心史。故为“心理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史诗的思辨意味,即通过经验的构成和象征关系得到暗示。
(七)日常用语必须转化成史诗形式的感性建构材料,才能作为视觉想象的表现对象,诉诸审美主体的感受力。史诗内蕴的一个层次,一个经验构架方式,一段冲突的戏剧氛围,自身很可能就包含了几种语言形式。故史诗既受制于外形式,其内在形式对外形式也有一种潜规定性。史诗形式的完成是一个匠艺过程,在其制作过程中需要对种种假设结果进行客观的鉴赏与调整。史诗只有依靠诗的行列,才能最终排除这一宏伟体裁造成的“无尽的行列的危险”。
(八)史诗一旦产生,则自成一个独立于主体世界的自足性经验循环系统。在审美体验中,史诗的灵魂向导不再是古典式的被假托的某个神或高贵的人物,而是自足性经验循环系统内生的内趋力。审美主体片段的和散乱的经验被卷入该经验循环系统之后,就会被无形的内趋力导引入寻常境况下难以企及的高峰体验。故史诗通过自觉觉他的创作----审美途径,为审美主体的自我观照、抉择和价值取向提供直观的参照系。从而实现了史诗艺术的客观功利性。
在这部诗集里,收入了我从事诗歌创作以来的主要作品。尽管驳杂,却载录了自我的不断调整和重组;尽管多变,却万变不离其宗地体现了我的入世性质。是我内心历程的诗踪。而“再生”一诗,则是我史诗追求的第一次实践,是实践自我抉择、迈向史诗圣殿的第一座里程碑。所以,我愿以此为我整部诗集的命名。当然,我也曾迷恋过李煜和李贺、泰戈尔和普希金,写过梦呓和感伤的诗歌,可惜那些诗稿在辗转的知青生涯中已经散失。
黑格尔曾把史诗比拟为“一个民族的圣经”。
我知道,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们。但我们毕竟已经开始,很多人都在从事着这个开始,都在加入这个朝圣者的行列。
这就是吉兆,中国现代史诗是否产生并不重要,中国现代史诗的产生,仅仅是时间的问题。
我记起祖先的名言“知其不可为而知之”,这是我与祖先的一条无形的纽带。
我们所付出的代价,都将是值得的。

1986年初夏写于北京建外,1987年修订与成都西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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