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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芙蓉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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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芙蓉锦江 发表于 2011-10-25 10:23:46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54】《文旦:云深不知处》

云深不知处
——致文旦

李龙炳/文

谁是文旦?
一个潜水员似的写作者,自备了充足的氧气,三十年不浮出水面,依然在海底默默地潜行。
三十年的写作生涯,他拥有数百首诗篇的见证,一部个人的诗集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泛着淡淡的光芒。这种光芒穿透世俗的阴霾,处处呈现心灵的质量。
    如此干干净净的写作,和刊物无关,与诗坛无涉,也不刻意进入任何诗的江湖。只是命运的召唤,他不得不成为一个诗人,不得不写下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那一行。
    谁是文旦?
    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民间的良知在暧昧的时代依然承担着最美的词语,山一直在那里,隐者一直在那里,他也一直在那里。从内心解放出的河流,惊醒着文明的记忆。
    这样,秘密已经穿越海底,先于语言抵达彼岸。
    这样,所有的现实都将回归内心,爱和痛就是诗人最大的现实。
    谁是文旦?
    一个自给自足的诗人,不看刊物的脸色,不看诗坛的脸色,不看潮流的脸色,不看任何人的脸色,从从容容自由自在,写下的每一行诗只对自己的内心负责,他在他的内心做一个纯粹的诗人。
    低一些,再低一些,更低一些,像大海一样低。这样,山才真正呈现出来,云深不知处,一朵直觉的云,一切都在那里——他的强硬的立场刮起了大风。
    谁是文旦?
    一个拒绝了诗坛污染的诗人,一个本色的写作者,三十年的写作如同一个巨大的秘密,秘密恰恰指向了家乡,粮食的漩涡让所有的嘴朝向更广阔的空间。声音从笔尖,由骨头传递。
上溯至源头,他的思就是他的诗,无关乎名,无关乎利,写即是在。
    当诗歌成为一种竞技的时候,他在不断地往后退,退回到自己的内心——那里有他的永恒之诗。
    这样,他内心孤独的礼物,终将被岁月接纳。一个离诗坛愈远的诗人离诗意却愈近。
    谁是文旦?
    谁是隐者?
    谁是诗人?
    我所知道的文旦是一个隐者。
    我所知道的文旦是一个诗人。
    不错,盛宴已在头顶,他的痛苦的马蹄却深陷大地。马蹄声中,石头开花,一切都在继续,一切都将继续。
    我相信在中国的民间,至少有一万个文旦,有一万个像文旦一样纯粹的诗人。这样,中国至少拥有数百万首诗篇的见证,至少拥有一万部诗集的辉煌。这一切都是真的,这才是真正的民间精神。
    谁是文旦?
    文旦其实是我的朋友。他一直在我们的中间。

(发表于《芙蓉锦江》2007年3月总第2期)

 楼主| 芙蓉锦江 发表于 2011-11-7 16:56:11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55】《白沙:行吟在蓝色湖畔的永恒情诗》

行吟在蓝色湖畔的永恒情诗
——读白沙《玫瑰园》

杨然/文

就我而言,读一本诗集的过程,往往就是沉浸一个诗人的过程。尤其在国内,仅有的几个神交已久的诗人圈内,这种阅读越是持久,越就融入自己的诗歌世界,成为互相照耀的精神星座,从此闪烁在我的阅读历程和审美记忆之中。这样的诗人,我指得出的有:廖亦武、林珂、义海、李龙炳、探花、史芳娜等等,白沙是近年来新加入的一个。她的诗集《玫瑰园》2007年7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列入《金马车诗库.精品卷》出版,原想在春暖花开季节抽空好好读一读,哪知忽然接到上级通知,要我参加三、四月的一个培训,原定计划只好搁浅,赶考似地抽读了其中第一辑,恰好跟诗集同名,也叫《玫瑰园》,随感写出下面文字,好在白沙跟我一样,都是中学教师,知道该怎样给作业打分,我就往下写了。
关于玫瑰,《新华字典》的解释是:玫瑰,落叶灌木,枝上有剌。花有紫红色、白色等多种,香味很浓,可以做香料,花和根可入药。而在现代人的生活里,人们早已知道“红玫瑰象征爱情”,这个世界性符号,包含的意义扩大了又香又美的鲜花境界,把它延伸到人们最美丽的精神生活和感情世界。爱情,这个容易与性爱混为一谈的高雅词汇,在《玫瑰园》里代表的只能是那种“虚的一面”,它在物象上是看不见的,是隐秘的、内部的、深处的和只能心领神会不能身体力行的,如同思想、信仰、花的香气、音乐之声、哲学这些“虚的一面”一样,是诗人终其一生坚定守护的“另一个世界”,冥冥之中跟永恒的“神的世界”价值同等,跟无边无际周而复始的“无限的生命”意义同在。
在阅读《玫瑰园》期间,我想到了一篇有趣的文章,作者苏珊娜·陈尔佩林娜,是俄罗斯记者,她在题为《爱情是纯化学》一文中对人类学家海伦·菲舍尔进行了采访。这次采访,把“神奇而崇高的感情,比如爱情”进行了解构,得出了“爱情就是化学反应”的研究结论。我对这个结论感到有趣,但并不看重。我看重的是海伦·菲舍尔对爱情现象的描述,他说:“我曾经认为,浪漫的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力量之一。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都为爱而活,为爱而杀戮,以爱的名义死去。他们为爱歌唱,以诗明志,以画传情,还留下了很多美丽的神话与传说。几乎每个人都曾为情所困,时而高兴,时而悲伤。是什么让爱情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对于人类这样一个基本的而又最伟大的奇迹,我决心作一个认真的研究。”可以说,海伦·菲舍尔对爱情现象的感知是广泛的,也是成立的,甚而有着“普天之下,莫非爱者”的口吻,“我们关心的只有爱情。爱情是欢欣的情感,是澎湃的能量,让我们全神贯注,让我们身不由己。我们心头总是萦绕着爱人挥之不去的形象,强烈地渴望与他在一起,并随之产生嫉妒等许多情感。”可以说,他对爱情现象的描述是准确的,也几乎可以说是全面的。“他们为爱歌唱,以诗明志”,即包括了过去的人们,也包括了现在的人们,也包括现在这本《玫瑰园》。因而,海伦·菲舍尔对爱情现象的这个感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经久不息的,可以一直持续到遥远的未来。
但他对爱情研究的结论虽然有成立的因素,但跟他对爱情现象的感知相比,却显得力不从心。他说:“可能有许多人感觉到化学作用在爱情中的存在。当你读古代日本或中国的一些文学作品时,或听到早期文明的人们传唱的神话或歌曲时,你会经常得出这样的结论——爱情是无法控制的化学现象。”他的结论是:“研究证明,浪漫的爱情通常能维持18个月到3年。大脑无法永远保持浪漫爱情时期的工作机制。这种机制有明确的使命:使男性和女性把精力集中在彼此身上,让他们相爱,并推动他们迅速进入生育阶段。但是,当夫妻决定要孩子的时候,浪漫爱情的感觉将会减弱,夫妻间将建立新的情感状态,以有利于孩子的出生。因此,浪漫爱情只能是暂时的。但我认为,夫妻可以通过不断创造新鲜感觉,营造一种新的浪漫氛围。”荡漾在生理温床上欢欣鼓舞的性爱之船显然可以接受这个结论,但是却无法解释正在老去的英国诗人叶芝为已经老去的另一位女诗人写下《当你老时》的不朽诗篇,那里面的爱情,已经超越了“无法控制的化学现象”,完全归精神世界所有,因此,荡漾在心理温床上欢欣鼓舞的精神之船更加在意比“无法控制的化学现象”更为神奇的思想之恋、灵魂之恋和诗意之恋。
当苏珊娜·陈尔佩林娜问道:“如果说爱情的基础是化学,那么对异性的钟情、喜爱、性欲以及对友谊的渴望也是以它为基础吗?”海伦·菲舍尔的回答是:“我们做的,说的和感觉到的,一切都离不开化学。所以说,任何一种情感、欲望都离不开您大脑中发生的化学反应。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大家去追求爱情。我们可以知道巧克力的所有成分,但仍然会吃得津津有味。同样,当爱情到来时,我们感受到的只有无法形容的欢欣。”她又问:“有人说,爱情是一种病。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称爱情是“高雅的疾病”。您同意这种观点吗?”他说:“当一切都很顺利时,说是疾病也无所谓。不过如果你被人拒绝了,浪漫的爱情就有可能变得比疾病更可怕。许多人为此自杀。可以说,爱情是一种毒品依赖:它会给你巨大的满足,也会给你强烈的痛苦。”虽然海伦·菲舍尔竭力想把“爱情”的一切都往“化学”的试管里装,但他最终还是没能逃出精神依赖和心灵需要的掌心,以下面这些充满矛盾的话语结束采访:“我有真正的爱情。当然,这是化学。这是复杂的、真正的奇迹——它十分有趣,令人激动,让人着迷……但重要的是,我们很幸运,我觉得自己是幸福的。我知道,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此刻爱情存在,我很感激。人生来就是要爱与被爱的。”既然“人生来就是要爱与被爱的”,那么,从少年到老年,这世界有多少爱情诗篇能够接受“无法控制的化学现象”这个结论的束缚呢?它显然解释不了《玫瑰园》的存在。应该说,“爱情就是化学反应”只是爱情现象中的一个片断,爱情还有更加广阔的空间,除了生理方面,它还有心理的、精神的、心灵的、记忆的、想象的和梦想的世界,这从日常生活中“老来有个伴”、“精神上有个安慰”、“来生再相见”、“梦里相会”等等话语现象中可以得到普遍的印证。而《玫瑰园》的存在则是诗歌方面的印证。
“千百年后,太阳与地球已经毁灭了,仍在一种幽蓝中静静地燃烧的一团火焰”,这就是爱情,“这个世界上最纯的爱情”,“即使在梦中,我也拒绝自己去玷污它。不充许自己偶尔从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卑下念头去玷污它。”这就是白沙心目中的爱情。我注意到在诗集的第一辑扉页上有个不太引人注目的插图。说它不太引人注目,是因为那幅插图仿佛非常随意,简单,轻描淡写,草草几笔,若隐若现的船帆、白云、飞鸟、岛屿和涟漪、岸边的草丛、一只猫,更大、更多的空间留给了画图中没有设置边界、因而也就无边无际的天空和湖水,核心人物是一个穿裙子的女子孤独地坐在湖边吹箫。我甚至想象这插图正是诗人自己所为,从画面上不言不语诠释了她心目中最伟大的爱情,那片永恒的“蓝色的湖”。
《玫瑰园》开篇第一章《石头开花》就明白无误继续诠释了诗人对“世界上最纯的爱情”的定位:“我决定/一直坐下去  直到你确信/真的没遗落什么/白孔雀咿呀一声  飞了/半空飘着一片羽毛  不像是从我身上拔下来的/我还等  等石头开花”。三百年前,当范利安在澳门眺望北方,对着沉睡自足的东方大陆发出痛苦的呼唤:“哦,顽石,顽石,你何时打开大门?月球离欧洲有多远,中国就离欧洲有多远。”那时候,他面对的是一片没有信仰也没有爱情的大地。而现在,对爱情的信仰已经属于“石头开花”,白沙的坚定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坚定。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半空飘着一片羽毛”,也许是《百万英磅》,也许是滔滔不绝的《阿甘正传》,但在《石头开花》里,只能是诗人的终其一生的等待。
我注意到《玫瑰园》在诸多诗篇中对日常生活场景的细节捕捉,从“意象”的角度折射、反映、暗示或再现了诗人自甘孤独的内在喜悦,为着两个人的精神世界的互相照耀和守望,坚贞地信守着高高在上的“十年之约”,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必不可缺的低调,在本能上拒绝张扬,平静而安然地为之享受着其中的每个细节和瞬间。《暮色》在这方面是首代表作:“远眺是昏黄/这里是广场,土层以下/安居着另一些更为谦卑的物种:/蚂蚁、蜥蜴、山鼠/它们在潮湿、幽暗的新房里/在神的庇护下相爱,像我们/在下一个轮回//没有人咳嗽,灯自己亮了/信手/抹去楼影、旧事/一只蛾子绕灯飞了三圈/夜晚有了些微的摇曳/心不为所动,无来由地欣悦着/你也许懂得,也许讶然”。在这里,“无来由地欣悦着”是“我们”“相爱”“在下一个轮回”最本色的表现,把自己信守的情思跟“更为谦卑的物种”的“潮湿、幽暗的新房”放在一起,意味着诗人在自然中同样遵循了“在神的庇护下相爱”这一朴素原则,因此它不可能有任何惊奇之处,它拥的仅仅只是信守。仅仅凭这一点,它又超过了一切惊奇,因为这才是崇高爱情的高雅本质,自然的,平静的,但却永恒。
在白沙水晶体的诗群中,《寻找QQ》一组写得快意而畅达,显出轻快和幽默:“谁看见了我的QQ?/我长发披散,裸奔如风/揪住每个人的衣领一一盘问”,读到这里,让人禁不住赶快护住自己的衣领,生怕被她活生生揪住。“事实上,QQ是我昨晚临睡前/读到的一首爱情诗中男主人公的名字/要是我扁平的日子/一下子也能被失眠、焦灼甚至疯狂/这样一连串的幸福塞满”,原来这样,万变不离其宗,她始终在意的,仍然是爱情。这就不难理解她在《晚安QQ》中的“美丽的无奈”:“于是只有静默地等着/等手机上跳出‘信息已发送’/或‘发送失败’/像硬币已掷出,等一个正面或反面立定/我都摁住了一个好理由/说服自己”。这种“美丽的无奈”,在《告别QQ》中,显得尤为意味深长:“你和我隔着六天的邮路/你我不等长的思念/相差518400秒,当你接到这封信/我的忧伤就要结束/而你的/才刚刚开始”。所谓度日如年,所谓分分秒秒,被一句“相差518400秒”形象得惟妙惟肖。如此快意而畅达的抒情,在白沙诗歌中显得另类,显然是沾了QQ的光,亦是沾了手机能够发送短信息的光,诗人从现代通讯手段中获得灵灵感,别有意趣。
气度和从容是我从白沙诗歌中读到的两个富有个性的词。在《秋思》中,我读到了这样的句子:“整整一个秋天了,我为一种气度动容/关于秋风、落叶和它们曲曲折折的恋情/我们又知悉多少”。诗人对秋天的敏感最终起源她对爱情的敏感,“关于秋天,我总是言不由衷/惊慑于一种了无羁绊的恬淡。这个季节/谁会介意与那个有缘的人/铭心刻骨地爱一回/即使疼痛再次生根/即使邻着冬雪/也能走出秋的从容”。换成是我,可能就没有这种气度了。我对秋最为畏敬,怕它的凋落,甚于怕它的凄冷,更何况是“邻着冬雪”。白沙让秋的另一面显得透明,给人生增添了几许潇洒的期待:“一直梦想能像深秋那样,把载不动的一切/从容抖落”。这种镇静的构想,在“文人悲秋”的文字中实属难能。她对爱情的穿越有了某种明确的预测,这是她细腻内心不知不觉落脚在文字上得到自然反映的语言细节,诗歌语言在这方面的微妙显现,我们说“内心决定一切”其实跟“性情决定一切”是一回事。
《为什么不来和白沙一起听雨》是我预想之外的阅读收获,它再次证明了白沙对客观对应景物的敏感根植于她细腻内心对爱情的敏感:“空气潮起来。有人开始掩面。你不该/恰在这时撑伞走来/让那些和我一样易碎的水滴/在平安抵达大地之前,因意外的碰撞/而颤栗”。在中国情诗中,雨早已成为大众产生灵感的便捷道具亦即通用意象。从戴望舒的《雨巷》到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早已把雨洒向各式各样的“伞”和“窗”。但是《为什么不来和白沙一起听雨》给我们的感觉却是陌生的,陌生的标志是发现了“新的白沙”,“就算不小心,遇上一个/胡须粗硬、内心柔软的诗人。我不需要雨具/如果我紧咬下唇,谁会听见轻唤”。甚而至于,我发现这个“新的白沙”对内心的隐秘作了一次更为亲切的渗透:“而我是故意走失的那一只呵。不舍昼夜/游走在羊圈之外/天堂里没有行吟诗人和那夜的月色/灵魂肯定不痛。一只鸟扑翅飞起/和自己的孤影比翼/对幸福的诠释清浅如许”,这非常了不起,这已经超出了好多种“听雨”的层面了。“这是雨水无私馈赠的南方/善牧者/将博大的爱情分发给江河大地”,难怪如此,所以,我已经自动地迈动了步履,轻轻地践着雨声,完全融入她的诗歌境地:“为什么不来和白沙一起听雨。为什么/比我的垂眸你的低语/更像那场不期而至的雨。我以惯常的冒失/仰面迎了上去”。
也许,爱情诗的无限题材和无边魅力,是随着人类对生命依恋的一步步感悟而一浪一浪前进的,人类生命走到哪里,爱情诗就会跟随到哪里。在这里,或抒情或叙事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有没有发现。也许客观对应物早就为爱情诗的诞生准备了一切,不管诗人是有意为之还是不期而遇,关键就在于自己有没有“这一闪念”。在《玫瑰园》,究竟是《蔫垂的水仙》有幸遇到了白沙,还是白沙有幸遇到了它,反正一首好诗这样诞生了:“这侏耷拉着头、断痕依稀的水仙/是我从花市捧回的/对于抬头就能看见两个月亮的我/这不是头一回//第二天她还是开了/沉得像结满心事,但仰起了脸/彼时我正困在一首诗里/为情缘的易逝长吁短叹//香气薰得我找不到来路/最后的几行笔锋突转:/‘没想到这脆弱的女子/面对生命中仅有的一次绽开/也会像我一样不顾一切……’”真是物以类聚,这水仙当然就是诗人自己,自画像栩栩如生,内心的伤感活灵活现,“结满心事,但仰起了脸”。借水仙香气,敞露深藏的心绪,把水仙写妙的同时,也把自己写灵了。
《雨中低吟》三首凭着诗人“自然的流露”把她萦系于内心已久的“日有所思”处理得“诗如话语”,跟《为什么不来和白沙一起听雨》不同的是,她面临的“客观对应物”更多的来自书本,或者说,是来自文化,来自知识。这当然不是为了什么考试,这里的“知识”专指诗人发自内心在意的或者认知同感因而长时间着迷的那些“自我景观”亦即人文关怀。这些诗句都是除了白沙不再有其他诗人可以写得出来的:“雨终于下起来。像一个人/走得迟疑、伤感/遣出这满天流萤/能否找回青春、红颜和翅膀?”“腥气和欲望上升。细小的尘埃/粗砺的砂石叫喊起来/海德格尔的寂静被打破/一个人趁着酒兴,一头载进雨中”(《雨中低吟》);“天穹虚掩。有人摔门而去/雨中适合吟诵/稿纸铺开,写什么都近似泪滴/慌乱中有人踏响了琴键/我开始小跑/回去跟一个人说,我还爱着往事”(《无人应答的雨》);“大雨到来之前我不会束手就犯/请赐我一枚草叶,给我轻飘的幸福/和尾随而至的酸涩”(《雨之外》),等等。这些貌似临时的、偶发的、零碎的或者信手拈来的纤话细语,实际上在诗人内心缠绵已久,缭绕已久,因为“雨的催生”而一发不可收拾,终于被诗人蕴萦为情怀的涟猗,形成娓娓道来的“内心独白”,这些美妙诗句,自然只能是一人能写而他人不可复制。
无独有偶,曲折幽深思绪的含蓄性、沉静细腻情感的多义性、对爱情在精神层面的理解、在梦想境界的守望以及超越生理界限的接受,这一切诗人情思的复合性,导致了诗人除了对“雨”敏感有加之外,同样也对“黄昏”、“雪”等等这些客观对应景物敏感至细。《黄昏以及海梦》几首诗正是她这方面情怀的细致呈现:“见到你,我知道梦/会在瞬间变得清澈//然后被掀翻,被推远//我知道的/你扑灭我的汹涌//你知道的,海变得蜿蜒,并成为海/因为爱”(《黄昏以及海梦》);“火车穿过旷野,载来更密集的雨点/我不是来寻找遗忘的/也不缺少安慰。我爱着它们/用我自己的方式//梨花在北风里开了,千树万树/它们日夜赶路,但都到不了/你指给我看的河流”(《黄昏以及秘密》);诗中无处不在的“你”,承载着诗人无所不思、无所不感的对“你”的牵萦,“带着一本相册、一叠诗稿/没有太多的尘埃”,为着“一场雪,先于梨花桃花来临”,“心猛然紧缩”:“为何/用炫目的光芒将我缚住/我赤诚如雪,虔敬如雪/除了爱,我无罪可赦”(《初春的雪》),这些诗句,一以贯之展示出诗人对爱、对爱情以及对始终出现在诗里而非生活中的那个“你”,表述着自己生生不息、永无停止的“心灵之约”。
她甚至感受到了某种“失败”,其实是一场更遥远的渴望、更深切的期盼:“我被告知,大地将用沟壑/接纳我的奔跑/作为一出悲剧的主角/我们将相遇”,诗人为之“只能冀望一场雪,它的缄默”与之抗争,“与绝望对峙”,她甚至做好了“坠地”的一切准备:“那就让自己输得干净、彻底/我素食、沐浴/等候那场雪带回预定的结局//从来没有这么渴望/与一条虫子交换角色,一片菜叶/就能让我欢天喜地”(《我读不懂的雪意》)。紧接这片“读不懂的雪意”的,是《我读不懂的真实》:“为什么/我不可以把内部的憋闷喊出来/而一面鼓却可以,你说”,“你说这一切合乎逻辑,既然/眼睛的一只总安排在另一只对岸”,诗人“不该有太多的好奇”的结果是:“我不会停止/向一片雪诘问”。这片雪可以退回“陌生和麻木”,而诗人却不能。诗人“读不懂”的真相在于:“悲秋可以在来春痊愈/为什么疼痛不能”。诗人在情爱的更深处有了痛感,她的诗意更加闪烁而迷漫。
“疼痛”这个情爱诗意闪烁迷漫的关键词,在《迷迭香rosemary》中使她认命于“心碎”:“她俯身/吻那些枯萎的叶片/她必定浓烈/因为倾襄而香/她必开成串/才可以接连不断地心碎”,她的希望指向在于:“神必须远离她,为了移走/他眼里和心里的浮尘”。这种苦涩是有根据的,根据就在于《不是为了告别》:“那一刻我正在构思/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十年过去,那杯苦咖啡/终于没有等来前生的盟约,雨意绸缪/而片尾曲不邀自来”,她虚构的这个结尾在本能上又回到了“心灵之约”的起点:“但我如何能拒绝一个生命的奇迹/孔雀中最卑怯的一只/在初秋微凉的季节,爱上自己的倒影/从一片蓝湖开始……”这在整个《玫瑰园》的阅读上,有了轮回的寄寓。换言之,她的《玫瑰园》在其生命中是周而复始的,不可能有终点。轮回的标志就是那片“蓝色的湖”。
白君在《代后记》里用“谁曾对一颗尘埃微笑”延伸了《玫瑰园》对崇高爱情的阐述:“我死之后/还会有一颗尘埃/跟随风/从你的身旁走过/但不会再有人/对她微笑/对她脱帽致敬/为她被一再复述的细小/卑微和飘荡/留下滚烫的泪水”,应该说,诗到此为止,自足于“爱情本身”与生俱来的封闭与圆满。这跟台湾诗人杨牧的爱情诗的封闭不同,杨牧的爱情诗自足于“凄凉”,而《玫瑰园》自足于“不再有人对她微笑”,这种“微笑”是指那种隐秘精神的互相映照,非指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细节。好在这种自足并不排斥他人的认同,因此我很乐意读到白君下面几行诗句:“但总会有人/记起那一开始就是蓝色的湖/没有杨柳的岸上/谈笑中言及的十年之约”,这就进一步延伸了《玫瑰园》阐述爱情的崇高意义。
因此,我更愿意从“约定的梦想,守信的情歌”这个精神世界的角度来阅读《玫瑰园》。关于人类的梦想,虽然弗洛伊德早有《梦的解析》做了诸方面思辩性阐述,就连严肃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劼也说:“诊治个人的精神病案,需要弗洛伊德的释梦和精神分析”,但并不能使人完全信服。现代科学家甚至提出了人类被宇宙“虚拟”的假说,而“梦想”则在里面则占了最大比重。这使我最近的思想更在“精神意义”的范围内魂不守舍,而久久浸淫我仍然是那谜一样深不可测的“人的梦想”。陈志华以“世俗的情感,天国的颂歌”来介绍哥特式建筑,这个人类精神解放最重要的先驱符号,写道:“从5世纪起,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教会不但是思想、精神的统治力量,而且是世俗的统治力量。但是到中世纪后期,教会的文化禁锢不可避免地有所松动,终于产生了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哥特式建筑主要出现于教堂,是中世纪晚期的产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把它以及同时期的文化叫做‘哥特式’的,有骂它‘野蛮’之意。但它却可以说是世俗文化复兴的先声。”随之而来的是潮水般的世人的“觉醒”:“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意识觉醒起来,世俗文化重新抬头。世俗文化也在悄然地改变着基督教,人们从信仰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耶稣改为崇拜圣母。僧侣们熬不住禁欲主义的冷清,追求人间的财富和享乐。他们接受了艺术,不再把美当作罪恶。”在这里,爱情得到正面抒发,人性开始在世界普遍张扬,乃至出现了世界性的浪漫主义诗歌。这种世俗与宗教之争,归根结蒂,其实是人类的精神之争。这种世俗与宗教的“精神”与“梦想”之争其实从来没有中断过。最近墨西哥琼·克劳德·勒克莱尔在《世俗社会的终结?》一文中写道:“‘上帝成为一种力量:国家的宗教、多元体制和世俗主义’这一主题令人惊讶。英国历史学家卡伦·阿姆斯特朗指出:‘50年代,普遍舆论将世俗看作未来的一种意识形态,从未想过宗教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各种宗教流派和世俗社会是并存的,在社会中各自发挥影响力,或者处于相互对抗的态势。” “阿姆斯特朗认为:‘世俗观念也已成为像邪教那样的致命力量。’”因此,“他们应该做出改变,比如承认许多民众只是希望获得一个‘宗教氛围更加浓重’的社会,并在他们的国家创造必要的条件,以建立一个‘规茫的’而不是‘畸形的’宗教。”而在这种“相互对抗的态势”中,表面活得最轻松实质活得最沉重的,是人类“生命不息”的各种情怀和“战斗不止”的各种梦想。这种沉重,就以精神支撑一切的爱情诗人而言,最大的困惑莫过于自己的永恒冥冥中被一种“眼见不一定为实”的力量所“虚拟”。
英国乔纳森·利克在《人生只是一场梦?》一文中写道:“小说家道格拉斯·亚当斯创造的超级电脑‘深思’首先提出这个猜想,现在天文学家已经试图解答。马丁·里斯教授提出‘生命、宇宙及万物’可能只不过是一台巨型电脑用软件进行的模拟。剑桥大学皇家学会天文学教授里斯说现在完全可以设计出功率极高的计算机,从而建立一个完全虚拟的宇宙。早在古希腊,哲学家就提出了眼见不一定为实这种可能性。在科幻作品中,这种可能性也多次出现。”在亚当斯创作的《银河旅行者指南》一书中,“‘深思’创造了地球及其人类居住者,作为一种巨大的计算装置,回答‘终极问题’”。“英国广播公司(BBC)最近在电台播完了这本小说。与此同时,里斯也整理文稿加入这场辩论。他承认亚当斯等人描述的世界可能是正确的,发表讲话说:‘几十年来,计算机已经从仅能模拟非常简单的模型发展到能够创造相当精细的虚拟世界了。如果这个趋势继续发展,那么我们就能够设计可以模拟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复杂世界的计算机了。这就提出了如下哲学问题:我们自己能够置身这样一种模拟,我们所认为的宇宙可能只是某种虚拟,而不是确有其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自己也可以成为这种模拟中的造物。’”“里斯将强调这只是一种理论。但是,其他一些著名物理学家和宇宙哲学家也逐步加入到讨论中。其中包括剑桥大学数学教授约翰·巴罗。他指出宇宙有一定程度的微调,从而适于微生物生存。他说:‘比我们略为高级一点的文明将具备模拟宇宙的能力,在这个宇宙中具有自我意识的实体可能出现并互相交流。’认为生命、宇宙及世间万物可能只是一种幻想的观点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怀疑自己的一生可能只不过是一场梦。” 这就使我们看到了汤姆·克鲁斯主演的《香草的天空》(Vanilla Sky)和基努·里维斯主演的《黑客帝国》,它们使“我们的爱情”受到了更多的冲击和质疑。而坚定地在这种困惑和迷茫中走自己“约定的梦想,守信的情歌”之路,是《玫瑰园》给我们感动的启示所在。
杨然2008/03/07/于斜江村(本文曾于2008年发表于《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

 楼主| 芙蓉锦江 发表于 2011-11-7 16:58:41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56】《游复民:本真诗情的朴素呈现》

本真诗情的朴素呈现
——序游复民诗集《或是道听或是途说》

杨然/文

诗人与诗的关系,在我看来,就像一把剑和它的峰刃,一朵花和她的香气,在宿命上带有先天性,与诗俱来,从此在一个诗人身上再也挥之不去。“诗”作为一个汉字,由“言”和“寺”构成,因此它是“属于寺庙的语言”,是一个人沉思默想的产物,用现代人的话语来说,就是“精神产品”。在远古时代,“寺”是宗教的化身,祭祀,朝拜,是有歌舞的,富有感情色彩,《九歌》《招魂》出入其间。“诗人”二字在古代叫做“骚人”,源自屈原《离骚》。总之,诗是感情,是思想,是精神,是想象,是幻象,是叙事,是音律,是记载,它最终以语言形式,出自某人手下,形成于他的笔底。他如果生存在小镇,尽管周围的人们为钱为利忙忙碌碌,但他却不甘于凡夫俗子,不满于庸庸无为,甚至不常于世俗享乐,于是他与世隔绝,自成一统,心想手到,笔落字成,一首诗又一首诗走出小镇,出温江,出蓉城,出川,久而久之,鸟落人间,终得一本《或是道听或是途说》,那么,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他是诗人,一个本真的、朴素的、川西平原乃至当代诗坛无人替代的诗人,他是游复民。
我在意于一个诗人的本真和朴素。命中注定拥有一个小镇,一个乡村,尽管他可能像一只风筝一样,可以在祖国各地东飞西飞,在天南地北晃来晃去,但他命中拴定的那根绳线,却永远握在一个名叫哨楼村的地方。这样的诗人,我特有感情。在川西平原,熟知我的人可以说出“杨然和斜江村”,我可以说出李龙炳和龙王乡,詹义君和蟠龙村,在地理上,我们都是“乡镇诗人”。所以本真和朴素是我们的共性,也是我们惺惺惜惺惺或者同命相怜的基础。这样的诗人写出来的东西,往往都是身边的,可信的,可嗅、可触、可摸、可看、可听、可闻,这些真实、零时、细致、偶然、碰巧、恰好被诗人捕捉的东西,人皆可听可见,但仅有一人可写。人皆可道听可途说,但仅有游复民一人入诗。这样的小村或小镇诗人也真的耐得住寂寞,不需要“流派”封号或者“旗帜”加爵,他就是一个诗人,在小村或者小镇永远独来独往,在精神上交往的,也永远只有诗人。游复民由此得到了《龙王乡,一个与粮食有恩》、《凸与凹》、《抒情的石头》、《铸打好刀的人》等他跟现代诗人精神交往的“寺庙语言”,也得到了《拜望散花楼》、《杜甫的茅屋》、《白居易》、《人日,我们走进草堂》、《味江,唐求那一头水牛》等他跟古代诗人精神交往的“寺庙语言”,乡村诗人的“孤独”使他变得“广阔”,他生存于小村,却超越了小村,这是“乡镇诗人”最美妙的诗歌品质的飞跃。
游复民属于那种“写老实诗”的诗人,他的诗情显然源自“乡镇诗人”在为人处世上少污染、多原汁味的做人与做事的天然暨本性。差不多是原生态的出世个性与入世本能冥冥中始终在支撑他纷纭诗情与诗意的朴素亦多元的呈现。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一种最原始也最靠得住的现代诗人的诗歌生存之道。无论诗人与诗,还是诗歌与人,对同一个诗人而言,他真正有份量、有说法的,归根结蒂仍然只能是他的诗歌作品,而非他“飞天悬瓦”的那些宣言、说教、主义、流派、立场、观点、主张、学说、理论等等。古代大多数诗人就是这样“靠诗歌撑船过河的”,而不是铺天盖地的炒作、广告与喧嚣。静静地只用诗歌说话,悄悄地把诗歌进行到底,朴素诗人减少了在什么界什么坛名份排列及圈内圈外身份组合的烦恼,他就靠诗歌为生,就这么简单。事在人为,诗也在人为。
他的生活与生命的瞬间体悟和感念,如《杏子》《稻草》等诗篇;他的对文化吮吸的片刻喜悦与细致品味,如《姜太公》《马头琴》《世界杯》《端午》《百鸟,向着凤凰感恩》《青铜的孔子赶着青铜的牛车》等诗篇;他的现在进行时的人生微妙领会与奥妙感知,如《鹦鹉》《乌鸦》《兔子》《做一株庄稼也不容易》等诗篇;他的虚幻与虚拟的种种意象积累和幻象积淀,如《拥有荆州是一种幸福》《在赞元街邂逅孔子》《IT一代》《采菊》等诗篇;他的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和对繁复社会的观察,如《不给风命名》《不能说出这医生的名字》《城乡》《古城墙》《在葛仙山,我看见了向日葵》等诗篇;他的个体经历的诸多追忆暨往事记取的符号转化与结晶,如《精致茶杯·白开水》 《发如雪》《树死了,我还活着》《眉宇间,那一根银丝的毫毛》《我和杰杰一同生日快乐》《清明,我在父母坟前焚烧诗集》等诗篇,凡此种种,无不遵循于他朴素文本的忠实表达的底线。这些诗情、诗意与诗事的符号结晶,也无不成为我们可资交谈、交流和交往的诗歌元件,它们是那样亲和、熟知、真切和实在,使我们愿意阅读、提及、议论和评说。
游复民的诗歌犹如一个人的酒,也许他深谙于这世道为什么会“酒香不怕巷子深”。他的“酒”总是那么单刀直入,没有任何包装,也用不着什么礼品盒,直接端到你面前的,就是一个赤裸裸的酒罐子,伸手把盖揭开,酒香就扑了出来。这就是他的诗歌语言特点,用的是世界上最朴实的造句法子,心口如一,脱口而出。这个“造句诗人”的诗歌语言总不见“艺术性加工”痕迹,都是原汁原味的,仿佛你跟他一起在路边“道听”了什么,在路上“途说”了什么,你们招呼,同行,随便谈谈,驻足片刻,咿呜呀呜一番,一切的一切,无不娓娓道来,顺其自然。这些诗歌语言干净、干脆、干练,即时型,记事型,当然是以他“说了算”为标准,“卖瓜的王婆”、“狗咬了耗子”、“张飞卖着牛肉”、“李红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李冰来到金谷园”等等,都是你曾感知、可感知、正在感知和已经感知的人和事。面对他的诗歌,你觉得是在跟一个朋友聊天,说事情,不知知觉,就被他的诗歌所俘获。他的诗歌形体简捷、单纯,已然形成他的单元抒情与多维叙事相兼相容的“游复民经验体诗歌格式”。这是他最独到的诗歌形体。他把酒盖子揭开了,挡不住的诱惑,酒香迎面扑来,所以他“孔子”、他“白居易”,他“杜甫”。这位朴素的抒情诗人在语言上是一位本份的守楼人,守着他的原乡型的“哨楼村”风格,乐此不倦,乐在其中,使我们读到了不少聪慧、老练、诚实而又个性鲜明的“游复民诗篇”。
《眉毛与胡子》最能代表他的诗歌特色:“眉毛与胡子/近在咫尺/却本质不同/眉毛生性属草/却不会去招风惹草/只是常常/被相邻的双眼/左右  因而/习惯于眼眨眉毛动/但从不自以为是/搭起眉毛不认人/有时也遭遇不测/剪眉毛的事/时有发生”,这真有点即兼“他画像”又兼“自画像”的味道,他就是这样自顾自地“说”,而别人也只能各顾各地“听”,表面上“道听途说”的是男人皆有、天天相见、因而无所谓、早被人们忽略不计、进而绝然想不到它们也能入诗的眉毛与胡子,但是细细听来,却话外有音,音外有话,有点指桑骂槐,有点含沙射影,有点夫子自道,有点王顾左右而言他:“胡子似乎毕生饥饿/终日守住一张嘴  日常/人们讨厌守嘴的那条狗/却无人讨厌守嘴的胡子/胡子因守嘴而营养适度/一个劲地疯长  似庄稼/收割一季又一季/有人肆意留蓄胡子/是给贪婪者以可乘之机/我时有饥饿/却不敢在胡子上讨饭吃/怕天长日久/沦为小人”。你听听,你听听,边听边想,他在说谁呢,说自己,还是说他人,说眉似眉,又觉得非眉,说胡子是胡子,又感到不仅仅是胡子。他就是这样,带着老顽童的天真,又富有智者不露声色的秉性,把一个个看似简单、平凡、其貌不扬的人物、事物、词汇等等一遍又一遍带进他的诗歌,他成了一个“说与听”的诗人,在“道听”与“途说”之间如鱼得水,获得诸多属于他个人的诗歌“瞬间”与“永恒”。
他的诗歌常常闪烁着一种狡黠的光辉,散布着一种诡诈的气息,使你读了感到愉快,舒服,觉得是一种过瘾,《露尾巴的狐狸》、《由一盆君子兰想到君子》等都是这样的诗篇。《造句——兼自嘲》可以看作是他的诗歌宣言,不是主义的主义,不是流派的流派,“说白了写诗等于是造句”当然是天经地义的文字行为,问题在于:“有时诗人造的句/还不及初小学生造的句通顺/往往牛头不对马嘴/挂羊头卖狗肉  还顽童/空中跳芭蕾/平地开飞机/让蚂蚁推火车/用大炮打蚊子/把不是杨利伟的同事/发射到云里雾里/将一些二通二通的句子/自命为什么派什么主义/讨来诗外人说三道四/诗人清高/有时还愤怒了/一旦愤怒了/又继续开始造句”。看得出来,他对祖国当今的诗歌事业是关心的,从中看出了不正常的现象,“有人把诗人看得很神圣/这是一个误区”。他奉行的是一种“造句主义”,把诗写出来,让人读了共鸣,有感而发,有读者附和,不就得了,何必弄得神神秘秘,高高在上。他信守了一种最朴素的诗歌存在原则,把诗写出来,让读者去接受它们,去传承它们,他相信真正的诗歌自会生存于诗歌的原生态环境,读者的,时间的,现在和未来的环境。
因而,这个诗人使我们感到情同手足,一见如故。现在,他的又一本诗集,这本《或是道听或是途说》要出版了,身为跟我一样的“乡镇诗人”,不容易啊,值得庆贺,当然当然。“本真诗情的朴素呈现”,这是我对这本诗集的最想说的一句话,也是一句概括。最后,我愿意用以下的话语来对他其人其诗打一个小结:“游复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平实的一个诗人,以其稳沉的个性化叙述方式和原生态的语言风格,表述了那些值得我们信赖和忆念的身边事物与交往人物,其情感的亲近度和思绪的真实感与他的诗歌水准保持着同样可铭刻的匹配位置,随意与机智同步,幽默与灵动相通,人如其诗,诗如其人,无愧于来自天府之国鱼凫古都‘最本真的朴素诗人’这一特别称号的。”
杨然2010年4月6日于斜江村

 楼主| 芙蓉锦江 发表于 2011-11-7 16:58:59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57】《楚中剑:在诗海里静候的水手》

蒋楠《在诗海里静候的水手》
---评楚中剑的诗歌练习册《孤独的城》

《孤独的城》是楚中剑近二十年来诗写生涯的结晶。这里没没有超然的声音,它只是一部静止的书、一部寂寞的书、一部一个人的书、一部诗歌练习册。但它同时又是一部清冽而醇厚的书,读者不需要拐弯抹角就可以闯入诗人的精神家园。
楚中剑是搏击诗潮的水手,而不是缪斯的囚徒。当诗人们在诗意的囚笼里被智性的痛苦折磨得不能自拔的时候,楚中剑一直都在突破。他像海滩上孤独的守望者,极目溟濛,盼望眺见一叶白帆,不管是隐喻的翩翩渔舟,还是象征的巍巍楼船,不管它是满载忧愤还是欢娱,都是他所希望的。期盼的目光正热切地召唤着诗人的心灵,大胆地“向灵魂付出美感”,向生命付出恋情。
“世界醒来之日,便是语言逝去之时”,不管卡尔.克劳斯的出言是真理还是谬误,楚中剑一直都在驰向思索的海洋,遨游在诗思的浩瀚海域,日复一日地寻觅着那些把人类世界装点得更真切、更生动、更富有激情和感染力的珍贵语词。《孤独的城》记载了他在智慧探险中胜利的喜悦和丰硕的成果。
楚中剑的诗清远、古朴、轻逸、足以带我们重返人性和语言最柔软的部分。在他的诗中,与其说语言文字被炼就得炉火纯青,不如说诗人在“内心的独白”里放射出了异彩——这是另一种锤炼。诗人把诗意的变化和提升视作精神拉练的滑轮和标识,他的写作属于当下生活不屈服而坚持赞美的类型,《幸福的紫花地丁》、《充满动感的雕塑》、《把秋关在门外》、《原生状态》(组诗)、《打工者之歌》(组诗)等一系列佳制,形成了高贵而敏锐的诗歌品质,让我们在浮躁而变化万千,绚丽迷眼的都市生活里深切感悟到了颠簸与求索的真谛。
楚中剑不需要用诗歌换食品,没有了功利和生计的束缚,他那抽象的思维就能穿过时空的轨道宽步行吟。诗人以自由分行的汉字为礁石,筑起自己孤绝的海岛。作为这个世界里惟一的公民,他在这里喁喁独语,放肆地表达自己思想中所有突然燃起来的火花,自歌自舞自开怀:

太阳饶过的痕迹
台风,一直在搜寻一个词语
恰如其分表达
那纷繁复杂的隐秘

一晃五千个日夜
含糊不清,空洞的承诺
手写纸包住的誓言
大地自己呈现
     ---《内心的高度》

在文字里看文字以外的东西,文字变得更为充实,像一种邈远的声音在“南方之旅”抑或“相生的境界”回荡。一切都将一去杳然,任何人都无法将其捕获,而我们还是照样这样活着,慷慨付出的,便是经常得到的。无论我们生活过得怎么样,总能有种力量让我们莫名地感动。
在这寒雨霏霏的日子里,读楚中剑的诗,心里总有一股绿茸茸的暖意。佛经上说:“禅为清净水,能洗诸欲尘”。楚中剑以自己顽强的精神、非凡的毅力、细腻的笔触和直白的语言,让我们尽情饮用这一眼“清净水”。在诗人“诗化的叙述”和诗意的审美趣旨里,既有理性思考的严肃与冷峻,又有咏叹调式的浪漫与抒情。诗人擅长在平易中发掘隽永,在美妙的比喻中启示深刻的哲理。静下心读,就是翻阅自己曾有的体验,一切支离破碎的过往,所有疯狂和苦涩、彷徨和迷惘穿越黄色的土地,在我们视野所至的地方重现,“空中的紫云英”真实地在这一刻扎根。诗人所面临的坚硬现实以及所憧憬的浪漫幻想,都被他的作品恰如其分地凸显。
“到处都是秩序、美妙、安逸、幽静和美感。”波德莱尔为世界提供了这样的形象,更为诗人提供了这样的标准。当今时代,想过把“诗人瘾”易如反掌,把你的任何涂鸦署上大名贴到网上去就OK。但倘若有人因此而认为任何涂鸦都可以称得上是“诗”,任何一个涂鸦者都称得上是“诗人”,就未免过分的天真和乐观了。网络可以改变文学作品发表和传播的途径,但却不能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文学永远是有其绝对的标准和评判尺度的。什么是诗?回答并给出一个标准与尺度,永远是人类在其创造性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不敢说楚中剑的诗歌练习册《孤独的城》已经具备了“诗的标准”,但读他的诗,起码能让无数孤寂的个体彼此抖一抖肩膀,卸下那些沉甸甸的日子,轻松地交流思想和感情,去触摸一下生命殷红的本质,并放飞思想的风筝,俯瞰纷繁的人生。一个孤独的诗写者,他的作品能够达到这种状态,难能可贵。
(本贴于2007-01-30 15:13:33在《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发表)

 楼主| 芙蓉锦江 发表于 2011-11-7 17:02:50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58】《芙蓉锦江》创刊号《元批评》

编者按
元批评,是我自己的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批评主张。元,元始,元气,元戎,元音。元批评是一种高度倚赖阅读中的深切感受和独特发现的批评,批评之源而不是批评之流。个人化的批评主张成了刊物的一个栏目,这是作为栏目主持人不得不面临的一个悖论。这意味着,这个栏目将不可避免地被私人化,这个栏目将被“占领”和“侵吞”。所以,这里刊发的六篇文章,除了三篇“创作年表”由诗人本人撰写外,另三篇批评文章全部出自栏目主持人之手。我希望,这种编辑思路,——每期,由我撰写三篇批评文章,通常是两篇诗人论、一篇作品论,然后由被论及的诗人分别撰写“创作年表”与之相并列相参照——能够延续下去。我的奢望是,通过长期的、持之以恒的努力,我和诗人们的有效互动,能够建设成功一个千里长廊,那些完全有可能被这个肤浅时代遮蔽的边缘诗人们,在这个长廊里得到了足够的席位。这一奢望的最终实现,有赖于我本人不衰竭的激情,——这是可以保证的;也有赖于大家无限的宽容和支持,我相信,这也是可以保证的。(胡亮)


树才:在灰烬中拨旺暗火的冥想者

胡亮

作为四卷八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的三位编者之一,郑克鲁先生一直是在我内心深处不断发出清凉声响的诗歌水源。最近,我几次闲翻了他那部简约的《法国诗歌史》。郑克鲁在专章论述拉马丁、维尼、雨果、缪塞、波德莱尔、兰波、魏尔伦、马拉美、瓦莱里和阿波利奈尔之后,欲罢不能地以一章“20世纪其他诗人”结束了全书的写作。正是在这一章里,准确地说,在这一章的某个不起眼的段落,我终于找到了勒韦尔迪,——这也许符合勒韦尔迪谦卑而静默的天性,但是与他的作品所渗透出来的晦暗而又坚韧的力量又是多么的不相匹配!郑克鲁给予勒韦尔迪的篇幅让我想到了树才诗歌所得到的并非恰如其分的命运。我认为,当代中国诗歌主流话语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种类型的诗人:一类,通过笔走偏锋的极端化写作在短时间内一本万利地实现了对批评视线的强制吸引,比如李亚伟和沈浩波;一类,通过数十年如一日的积累型写作终于凸显了不可忽视、难以绕开的重要性,比如牛汉和昌耀;一类,通过满怀使命感的精英式写作孤单而勇敢地完成了对我们置身其中的时代的刺探和质问,比如北岛和黄翔。显而易见的是,树才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一方面,他从不关心所谓席位、排行榜、文学史家的兴奋点和读者反应之类;另一方面,他甚至怀疑技艺的锤炼和由此可能达到的日渐精纯;对于“当下历史”的五光十色,他也缺乏理性批判的兴趣,他的作品,从来就没有强烈的现场感和现实感。树才是这样做的,他小心翼翼地捕捉着灵魂深处的一切细小变化,就像他在一篇笔记中写到的那样,“我所抓住的,也不是什么技巧或灵感,而是我的骨头错动时发出的声音。”勒韦尔迪曾经说过,“诗在生活里,就像火在木头里”,为树才所注目的,不是木头的物理形态,而是火的出现。这项工作是这样单调而又这样复杂,以至于他似乎从一开始就深深地陷落在一种无休无止的喃喃自语之中,心无旁鹜,目不外驰,对整个大千世界置若罔闻。于是,不能不这样,正像他在一首诗中写到的那样,“倾听者少。听到者更少”(《单独者》)。关于树才写作中的这种自闭性质,下文还要论及;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当我今天重读出版于十年之前的诗集《单独者》,发现这部作品并没有在光阴的迁徙中失重,这部作品,至少在树才和我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奇妙的有质量的心意相通。
必须再次提到勒韦尔迪。对于热衷于比较文学的研究者而言,勒韦尔迪与树才的血亲关系似乎正是影响研究的绝佳个案。勒韦尔迪曾经坦言,“对诗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写出他的内心最闻所未闻的东西;最秘密,隐藏最深,最难揭示,唯一的东西。”树才对自己作品的现身说法与之不谋而合,“它们更多地来自一颗偏于隐秘、侧向一边的内心”(《单独者·后记》)。树才在其翻译的《勒韦尔迪诗选》的序言中对勒氏诗歌特征的独到揭示:“他诗意的苍白静美,不是柔弱颓废,而是一股消蚀一切的力量”,“他多么好地借用了简单,来烘托他内心的神秘和丰满”,“由此把生命铺展在静夜的省悟上,勒韦尔迪的诗获得了本质的神秘”,“他不想在耗费中取胜,尽管生命始终处于被耗费状态。他希望从内在饱满中求得诗歌自然的溢出”,诸如此类,又何尝不是树才对自己作品的夫子自道?!所以早已有批评家指出,树才对勒韦尔迪诗歌之妙的拈出与标举,已经提供了理解他自己的诗歌的重要线索。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然而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拉贡对勒韦尔迪推崇备至,“他的伟大,难道还用我去把它同生者和死者相比较吗?”(《一颗黑色太阳陨落在索莱斯姆》),然而在郑克鲁编译的三卷本《法国诗选》中收入阿拉贡诗歌有八首之多,却对勒韦尔迪的诗歌一首不录。一个在郑克鲁的研究视野中被连带叙及而且几乎没有建立作品印象的“次要”诗人,何以在树才这里唤起了如此强烈的血肉关怀?也许,这并不说明郑克鲁的短视,而仅仅说明诗歌是有方向的,她只对相应方向的受众释放其全部魅力。诗人和受众之间的这种无距离的秘密幽会,通常不是学养所能促成的,它依赖于灵魂和灵魂之间的有效对接和自然亲昵。树才与勒韦尔迪正当作如是观:两个人,因为心灵共振,构成了让人惊讶的“同父写作”景观。所以,他们之间也许根本就不存在技艺培训和精神传承的关系,所谓影响研究,在很大的程度上不过是研究者的一厢情愿,一种主观上的“学术需要”。另外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勒韦尔迪仅仅是树才若干心灵弟兄中的一位。在回答诗人远人的访谈提问时,树才坦陈了其“诗歌营养系统”,他说,“与法国诗歌相比,俄语诗歌‘心血凝成’的特质更能撼动我的内心,西班牙语诗歌的‘明净悲怆’力量也更对我构成一种吸引,更不用说我至今仍然常常回头品嚼的中国古典诗歌了!后者才是我诗歌感受力的真正源头”(《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路可走》)。一个成熟的诗人必定如此,他的胃甚至能消化钉子和玻璃碎片,但是又不至于沉溺在某一种口味里乐不思蜀。
然而我仍然不得不提到海子,因为要说影响的话,海子在一些非常次要的层面上的确影响了树才。为海子之死,树才曾写有一首悼诗《永远的海子》:“你早年的梦必将实现。为此/你要把身后的路托付给我。”在另外两件作品《我快要睡着了……》和《死亡的献诗》中,诗人没有点名道姓,但是我知道他也写到了海子,“母亲,我怎样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安静?/永远的朋友已不可能从自杀中返回,/走近我的书桌,朗读他的诗篇”,“早夭的诗人是一支恐惧之水/回归纯洁的源头/通过在荒漠中的消失/重又登临雪山的峰顶”。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之后,在新出版的诗集和各种刊物的诗歌栏目之中,在在可以读到献给海子的唁辞与颂歌,如果汇编成册的话,将成为洋洋大观;当此之时,树才对海子说话的声音却越来越小,越来越轻,到后来,他已经不再轻易说出“海子”这两个字了。海子之于树才,已经成了一种刻骨铭心的隐痛。可以为此作证的是:树才的作品,比如《在田野上》、《送别妹妹》、《曾经有一位姑娘》等篇,其典型的谣曲句法,比如“曾经有一位姑娘现在埋没在大路上/泪水使她连根扎下/她也许身在异乡/她也许睫毛受伤//四月之风,吹翻了大道/四月之花,盛开在土中/睫毛受伤,呵,睫毛受伤//大风也吹翻了睫毛”,毫无疑问与海子有关。但是树才选择了与海子不同的道路,他在《永远的海子》一诗中继续写道,“像你/我热爱劳动中的体温,泥土喷吐的花草……/我活着。但我要活到底。”在此,我无意于把树才归并入无数自称受海子影响而开始写作的诗人行列,只不过在论述树才之所以作为树才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廓清那些可疑的云遮雾障。
现在转入正题。在《树才小辞典》一文中,诗人莫非写道,“树才4岁丧母”。这个让人悲伤的事实似乎注定了生与死这一人类文学亘古不变的母题要在树才这里重新焕发出夺人心魄的光芒。树才在致沈奇的一封信中写到,“探讨诗学,这简直就是在探讨生命。生命的无尽、无常、无限,同它暴露在日常中的短暂、空虚,其实完全混合在一起。”树才为他早逝的母亲写下了好几件感人至深的作品,《1990年1月》、《芝屏山》、《母亲》。尤其是《母亲》一诗,“这双眼睛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哪里,都像天空一样。/因为每一天,只要我站在天空下,/我就能感到来自母亲的光芒,”其情感之深沉与想象之独特,在同类作品中,均为笔者所仅见。我深信,正是树才与母亲通灵式的虚幻对话和精神往来而不仅仅是海子的“形而上死”,决定了树才诗歌的底色,——一种灰,冷,有时又不乏亮度的底色。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死亡意识的高频分泌导致了树才的诗歌,而树才自身又通过翻来覆去的冥想进入了一种清明澄澈的境界,这一境界最终构成了对死亡的淡然接受和智性超越。
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中,树才分别写下了“每一个日子都像子弹击中自己”(《转过身来》)和“每天都躲不过时间的一声冷枪”(《自己在看》)这样的诗句,这说明树才确实被某种东西纠缠着、困扰着,他不得不通过写作来释放内心的天罡地煞,于是一大批关于“死亡”——当然也包括与之相邻的母题,比如“虚脱”与“虚无”——的作品破牢而出,《慢慢完成》、《同死神开玩笑》、《一个词卡在喉咙里》、《虚脱》、《字典算命人》、《时间的魔鬼》、《死亡的献诗》、《窥》、《虚无也结束不了》、《活下去——给苇岸》、《死》、《默想》、《内外之间》,当然还包括几乎已经可以自成系列的生日诗。在以“生日”为题的几首诗中,写于一九九五年的一首只有四行三节,“30岁。活在冬天。//可燃的肉体。必将熄灭的/灯。//一个人只能不自然地自然死亡”,简短而直接,从字里行间渗透出一种“只能如此”的茫然与超然,一种“勿需饶舌”的寒意与快意,带给我巨大而持久的阅读冲击。树才就是这样,而且总是这样:在简单的表述中埋藏下无数的线头,把每一个受众都强行置放入“剪不断,理还乱”的两难处境;而他自己,在一旁悲凉着,微笑着,对大家充满歉意,因为对于无限的死亡,他认为他说出得越多,剩下的似乎更多。这个永远也不能“倾囊以授”和“和盘托出”的“事物”让诗人总是意犹未尽而又不得不点到为止,他不止一次地叹息道,“诗句是太单薄了”。是的,一旦面对肉身与精神、存在与虚无、过去与未来、已知与未知,人类之愚与语言之轻立即原形毕露!还有一件关于死亡的作品我必须提及以便转入本文的核心部分,那就是《犀牛》。在这首诗中,“犀牛”和“圣经”以并置意象的方式出现让我有些意外和不解,但我关心的不是这一点;让我兴奋难抑的是,树才对于时间深渊的对抗和这种对抗所取得的似乎是立竿见影的效果,“为了从虚无这块骨头煮出骨髓,/我的头颅必须是一口锅,//我的肉身必须是一堆干柴。/明晃晃的白昼,像一把大刀/又从我的后脑勺砍了个空。”这类在旋转中不断增加亮度的诗句在树才的“死亡诗篇”中时常出现,具有一种在死亡的十面埋伏中实现艰苦突围和不时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意义指向。事实上,正是在肉身的微弱和精神的强大之间的艰难趋避——勒韦尔迪,当然还包括勒内·夏尔和博纳富瓦,又何尝不正是因为长年累月地处于这样一种“囹圄”之中才引起了树才“空出自己”来翻译的渴望——让树才的作品获得了一种明与暗、紧与松、希望与绝望交织错杂的成色,“诗,变得灼人//像灰烬中拨旺的暗火”(《在日子的森林里》)。就这样,两难的生命构成让树才大面积地陷入了冥想。
可以这样说,对于树才而言,“冥想”已经成了他的日课,他的绝大多数诗歌都可以看成是冥想的余绪或残骸。《正午》、《站桩》、《蟋蟀》、《随着夜的深入》等篇均可为我的这一论点提供有力佐证:“孤寂的肉身宁静极了!/风从头颅内,独自/把冥想移来移去”,“那些拼命想贴近细节的冥想,/在这雷雨后的暗夜,着了迷……”,“冥想者在脑子里赶一条路/一块礁石舍不得动一下”,“随着夜的深入/随着冥想的深入/我置身于另一些空间/我已不在时间上”。借助于冥想的通道,树才进入到了一种超时空的团状光晕之中,他用一种自造的虚无战胜了“无敌时光”所带来的更大的虚无。瓦尔特·本雅明在《单行道》一书中曾经写到,“写成的作品是构想死去时的面容”;而在树才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说,“写成的作品是冥想死去时的面容”。是的,冥想飘散,现实浮现,诗歌不过是两者之间的一道若有若无的界痕而已。“冥想”以外,“打坐”是可以与之链接的另一高频词语,可供参读的作品除了两首同名诗《打坐》以外,还有《遥想生日下午》、《生日记事》、《莲花》等篇。“打坐”即所谓“观心法门”,意味着对“禅”或“道”的最高境界的逐步进入:等物我、灭见识,帮助灵魂获得彻底的安宁。树才就常常用这种方式把自己从深不可测的冥想中解救出来,并在“时间”的围追堵截中保持泰然自若,“我的体内,冥想的烟散尽,/只剩下蓝,佛教的蓝,统一……/把尘世当作天庭照耀”(《单独者》)。修行者树才终于慢慢破除了“受阴”、“想阴”、“行阴”和“识阴”四大障碍,接近了《心经》所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既是空,空既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的境界。
行文至此,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讨论树才何以总是不厌其烦地写到秋天、何以总是不厌其烦地写到夜晚。秋天是一年中的初夜,夜晚是一天中的深秋,这两个时间,意味着什么?林语堂在他那本在英语世界暴得大名的《吾国与吾民》一书中写道:秋天除了染上“死的预示”之外,还表现了“逼近老迈的圆熟与慈和的智慧”,具有一种“平静”的精神。所以树才一边说,“秋天是变化的季节/在天空难看脸色的紧逼下/树木屈从于体内痛苦的变化”(《秋天是变化的季节》);一边又小声地提醒着,“所幸,季节到了秋天,/也像一具肉身,/开始经历到一点点灵魂”(《极端的秋天》)。在树才关于秋天与夜晚的大量作品如《恐慌》、《在水边》、《跨过秋天》、《肃立的秋天》、《叶落》、《黑夜的歌手》、《圣·保罗来自变化》、《在秋天的末端》、《秋天的意境》、《太阳入海》、《秋天的证明》等篇中,诗人为他的内心配置了与之契合无间的外在氛围与客观场景。秋天与夜晚的种种特征:在已逝与将逝之间、荒凉但又留有余味、干净而冷寂、悟得一切的同时又面临着更大的困惑、被耗尽之后的顺其自然,诸如此类,不断地巩固着诗人内心的安宁。而在一些更为淡远的诗篇中,我注意到了“我”的逐步淡出,——当然,绝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主体缺席,我的意思是主体可以把一山一水、一花一木都任命为自己的替身。于是,诗人灵魂深处的杀声与梵音都变成了大自然的风吹草动。在《什么东西》、《在水边》、《送别妹妹》、《十月的诗行》、《回乡》、《今天》、《涛声》、《老树》、《世界在着火》等篇中,诗人或隐或显地自居为一棵树——讨论这个问题甚至可以单独写成一篇文章,因为诗人用那么多新颖别致的方式供认了他与树之间那种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已经呈现出了这种端倪;而在数量很少的另外几件作品中,比如《被风吹遍》、《竹林》、《牧归》,还有更具代表性的《大自然》,“扁豆熟了,/没有人摘。/和风醉了,/无人去扶,/大自然的一切,/来去自如。//一朵玫瑰,/不用感谢/阳光或雨”,已经臻于天人合一的至善之境。“面对这些礁石,人类/没有说话的余地”(《西非之角》),“在茫茫大海的圆桌边/智慧的人类不便再谈论什么”(《死亡的献诗》),——树才已经渐渐抵达“完整的沉默”,就像他在一首诗中所向往的那样。禅宗偈云:“‘观’是何人‘心’何物,本来这个不须寻。百花落尽春无尽,山自高兮水自深。”
当然,从“冥想的烟”到“佛教的蓝”,树才从来没有一劳永逸地完成过,他沉落在一种西西弗绪式的焦虑之中,常常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头开始,在《献诗》、《十点钟》、《忘掉昨天吧》等篇中,树才反反复复地表达着他对安宁的仰慕与追求,也恰恰反证了这一点。正是这无数次的循环往复,让树才在渐渐臻于彻悟的同时,也让他始终处于“不断重写”的状态之中,树才的诗歌也因此保持了一种十分明显的一贯性。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用“intratextuality”(“内在互文性”)来指认诗人们因相互阅读、彼此影响而在各自的写作中留下的种种痕迹。我认为这一术语也许更适宜于指认像树才这样的写作特征:一个诗人,他用众多的作品建立起了一个前后呼应、左右关涉的艺术世界;或者这样表述,一个诗人,终其一生写着同一首诗。树才诗歌写作的另一特征也不容忽视,那就是语言上的日常化倾向。在前文所征引的诗句中,我们已经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树才的语言不是那种温文尔雅、精雕细刻的贵族式语言,他的语言浅易、亲切、活泼、跳脱、干净、敏捷,有时还不乏调皮,——他甚至单凭语言就能够明白无误地证明其人格魅力。大学者缪钺在讨论宋诗时说的一句话可移用于树才,“譬如膳夫治馔,即用寻常鱼肉菜蔬,而配合烹调,易以新法,则芳鲜适口,食之无厌”(《论宋诗》)。但是在树才的写作之初真有一种前置性的“新法”吗?我认为没有。“新法”是他写作的收获而非写作的手段。这就是说,树才不是一个技术预谋主义者,正像他在《诗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只有诗人的精神抵达,然后才有技艺抵达的可能,或者说,诗人的精神内在地规定着某种技艺。”类似的观点,树才在《诗歌技艺》、《语言及精神深度》、《词语这种材料》等文章中还曾反复地表达过。我相信,每一个深入阅读过树才诗歌的人必定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他的观点,正是他的实践和他的表现!当代学者何怀宏先生在谈到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时说,“他写作时无需借助什么修辞的考虑,他只需记下自己的思想,然而这些思想本身就带着一种多么生动有力的形式涌现出来啊,它们有时拥挤得像在打架,你写下它时会觉得句子不像句子,排列似乎逸出常轨,然而,你再细读时就发现这些句子没有比这种排列更好的了”(《帕斯卡尔:渴望无限》);近几个月来与树才的诗歌相依为伴,后者带给了我与此完全相同的奇妙感受。一直以来,我认为如果单从语言的角度来看,诗歌的写作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词的写作、行的写作、节的写作和篇的写作。前三类见词、见行、见节不见篇,第四类则恰好相反。树才的写作正是篇的写作。试问:在阅读树才的过程中,在他的某一首诗中,我们什么时候被其中的某个词或者某行某节“扣留”过吗?没有。他的诗,每一个词、每一行、每一节都放我们顺利通过,直到我们来到全篇,才不得不长时间地停顿下来。这一点,大多数中国诗人都做不到,他们更愿意让行进中的作品忽然放出一道刺目的光芒,然后收回这光芒继续行进。
毫无疑问,树才早就已经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但是他直面虚无的深度掘进以及由此得到的复杂结晶,他所展示出来的内里碎裂的悲凉场景和与之相中和的“出世”与“忘我”精神,他对虚荣、浮俗和浅薄的克服,他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调和中西诗歌精神品貌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他的诗歌语言在自然生成中所呈现出来的“直接性”与“神秘性”相融合的奇妙特征,他对诗歌的谦卑与执著,都还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他曾经在《黑夜的歌手》中写到,“听吧,大地和天空之间,/唯一的声音是他的歌声。/是夜的应和。/是夜。”我知道,除了夜,杰出的听众至少还有诗人莫非。诗人之间智力交往的质量越高就必然越隐秘,大众甚或批评家的广泛参与也就日益成为不可能。是的,“诗歌是有方向的”,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在我的这篇文章行将结束之际,此时此刻,树才那张清奇、友善的脸又慢慢地从我的脑海里冒了出来,他非常清晰地描述着某一瞬间的内心图景,语言像珠子不断线一般地跳出来,圆润、细腻、妙不可言,有时又显得匪夷所思,他醉于他的描述之中,偶尔也有短暂的停顿,像一个绅士,他的停顿使他略显孤单,但又充满了对别人的理解和关怀……
二○○六年七月五日深夜或六日凌晨草成,十四日改定  


树才创作年表

树才
1965年,阴历2月24日(阳历3月26日)下半夜3点,生于浙江省奉化县下陈村。属蛇。
1969年,四岁,母陈国赛(生于1941年正月初七)病故。死于黄疸肝炎。
1970年,五岁,在二姨妈家寄养一年。回下陈后,因无人看管,随兄入村小学
1975年,小学毕业。未能挂上红领巾。老师屡次动员留级,均被我拒绝。
1977年,初中毕业。贪玩,成绩平平,未能加入红卫兵。
1979年,高中毕业。首次参加高考。语文差点及格,数学仅得4分。
1980年,居家自学,闲散度日。一日,忽涕泪交加,对身世始有觉悟。二度参加高考。
1981年,转入方桥中学,插班复习。三度参加高考。
1982年,继续在方桥中学复习。四度参加高考。仍未果。
1983年,转入奉化县第二中学复习。五度参加高考,终于考上。先知考分,再填志愿。赴鄞县教育局口试,巧遇中学英语老师的大学英语老师为主考官,遂高抬贵手。收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通知书。父感慨丛生,夜深未寐。9月,父送至宁波火车站。我独自在杭州火车站转车。出远门,赴北京。
1984年,参加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自行组织的“尝试”文学社。
1985年,任“尝试”文学社刊物《泰思》主编。时年,写出《梦呓》一诗,始近诗门。
1987年,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法语语言文学专业)。初分外文局《中国建设》杂志社,因事先未征得本人同意,坚辞;再分经贸大学,因须先做一年辅导员,同系领导发生争执,傲言迭出,被退回北外;自找工作,辗转月余;一人滞校,思及童年;沉痛之中,有第二次内心觉悟;当即转过身来,凭一偶然机会,分配进外经贸部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中非处。短诗《二只鸟》被收入《中国当代校园诗人诗选》(马朝阳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年,受成套公司派遣,充任援布隆迪布琼布拉体育场考察组翻译。第一次入非洲。逗留逾四月。写出长诗《用你的手》。大学毕业论文《灵魂苍白之静美——试论勒韦尔迪的诗》发表在《外国文学》杂志(1988年)。
1989年,写出《虚脱》、《永远的海子》、《佛性》等诗作。因体弱多病,精神无着,学练佛禅,生遁入空门之念。
1990年, 10月,赴中国驻塞内加尔使馆经济参赞处任外交官(随员)。第二次入非洲。写出《回乡》、《在水边》、《转过身来》等诗作。《勒韦尔迪散文诗十二首》发表在《世界文学》(1990年第5期)。
1991年,写出《死亡的献诗》。《勒内·夏尔诗选译》发表在《外国文学》(1991年)。
1992年,回国述职,探亲。写出《极端的秋天》、《顺着手指》等诗作。
1993年,写出《乳房》、《打坐》、《一月》等诗作。
1994年,10月,任满回国。写出《世界在着火》、《果子》、《醉酒之夜》等诗作。
1995年,《夏尔·克罗诗选译》收入《透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书。组诗《在水边》发表在《人民文学》(1995年)。
1996年,赴扎伊尔首都金沙萨谈判《援扎伊尔邮件分拣中心项目合同》。第三次入非洲。写出《灰铁皮》、《马甸桥》、《窥》等诗作。组诗《回乡》在《诗刊》上发表。组诗《单独者》在《青年文学》上发表。
1997年,10月,赴阿比让充任援科特迪瓦国家剧场项目中国技术组副组长。第四次入非洲。11月,应邀赴巴黎参加法国第四届国际诗歌节。组诗《死亡的献诗》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组诗《灰铁皮》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罗朗·加斯帕尔诗选译》在《世界文学》上发表。《拉杜尔图潘诗选译》在《外国文学》上发表。在纪念法国诗人圣-琼·佩斯诞辰110周年的研讨会上,作题为《佩斯:诗人凭自己的话语游历》的发言。重译《阿纳巴斯》。第一本个人诗集《单独者》出版(华夏出版社)。
1998年,组诗《在水边》等被选入《世纪末的花名册》(敦煌文艺出版社)一书。长篇论文《译诗:可能的可能——关于诗歌翻译的几点思考》被选入许钧主编的《翻译思考录》(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8月,从科特迪瓦返回北京。《转过身来》等3首诗作被选入《中国当代诗选》(意大利文、中文对照,鲁索和克罗迪娅译)。《关于死亡》等4首诗作被选入《中国诗选》(法国出版)。
1999年,5月,赴山东聊城参加诗刊社组织的第十五届“青春诗会”。开始与小海的友谊。8月,随妻入四川,游九寨沟。11月,与莫非、车前子一道,参加“龙脉诗会”,在会上提出“第三条道路”的说法。12月,加入《九人诗选》。应邀为辽宁人民出版社编选《1999中国最佳诗歌》。
2000年,年初,偕妻赴泰国游。深思熟虑之后,决心离开公司。6月1日,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南欧室。7月1日,得法国政府一笔奖学金,在巴黎等地自由访学2个月;游兰波故乡夏尔维尔,谒兰波墓,写出《兰波墓前》;7月14日,拜访法国诗人博纳富瓦。8月初,赴格里昂村拜访瑞士法语诗人雅各泰;8月底,伴妻游西班牙巴塞罗那,住一周。9月2日返京。10月,随笔集《窥》(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12月,再次应邀为辽宁人民出版社编选《2000中国最佳诗歌》。
2001年,3月,为《诗歌档案》入川,结识席永君、哑石、吴勇等。回京后,为《六十年代诗选》征稿,耗时费力。因心事过重,欲念纠结,腰椎病又犯;腰酸头晕,严重时左腿麻木,头沉似铅;惊恐之余,益感人生虚无;求医问药,学练太极拳;一民间神医望诊后,劝“多往山水胜景处,吸纳天地之气,以补气血平衡”。 8月,与车前子、莫非一道,再度入川,主持“星期五”诗歌朗诵活动(行为艺术家戴光郁等合作参加)。10月,与车前子一道,入山西,参加“太行金秋诗会”。12月,伴妻入云南,游丽江古城,上玉龙雪山。
2002年,邀莫非夫妇及法国朋友毕游思,回奉化老家过春节。生儿育女之事,始入心头。1月,被聘为《世界文学》编委。2月,《勒韦尔迪诗选》脱稿。3月,《夏尔诗选》脱稿;应《天涯》杂志李少君之邀,入海南参加笔会。抵三亚,归途转珠海,会卢卫平;遇海上,对其独立深思品格留下印象。4月,《博纳富瓦诗选》脱稿。6月7日,应北京大学董强教授之邀,给法国文学专业研究生和博士生讲博纳富瓦。6月10日,赴太原,读译诗集三校稿,定封面设计。10月至11月,赴法国巴黎自由访学,应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之邀,在关于“全球化和文化身份”年会上,用法文作题为“翻译,叛逆,再生”的报告。结识拉康派精神分析专家波尔日等。
2003年,2月,应赵红尘之邀,赴广州。3月,考博。4月,北京陷入“非典”恐慌,我日日盘桓于天坛公园小松林。写出《我的博尔赫斯》一文。8月,赴南阳参加“西峡”诗会。率考察组赴卢旺达谈判《友谊体育场维修设计合同》。10月,《树才短诗选》(中、英对照)由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
2004年,继续在职博士学业。2月,赴杭州参加“纪念诗歌”诗会。喝黄酒,大醉后,一度失去意识。结识歆菊、晓萍。开始同画家朝戈的友谊。7月,赴河南参加“汝州诗会”,登伏牛山。11月,突患带状庖疹,打两天针后,忍痛赴巴黎,同莫非一道,参加“欧洲诗会”。拜访马德升。会后赴马赛。12月,赴海南参加诗会,游三亚,赛乒乓球。
2005年,1月,应阿泉之邀,陪老诗人牛汉坐火车赴呼和浩特。5月,9日至15日,应法国使馆文化专员满碧滟女士之邀,协调并组织中法文化交流年“诗人的春天”系列活动,德基等5位法国诗人来访。北京三天,成都三天,陪同。文化差异存在于每时每事每处,跨越它,谈何容易!6月,22日至28日,同车前子、莫非、高兴、王梵一道,在广州参加“第一届广州(珠江)国际诗会”,结识英国诗人蒲龄恩。7月31日,摩洛哥诗人贾拉尔来北京相聚,谈到汉语当代诗歌同阿拉伯世界当代诗歌的互译。8月,结识韩国画家林世泽、姜明姬夫妇,10日,在中国美术馆《明姬画展》开幕式上,作题为《明姬:风一样奔走的线条》的发言。20日,搬家,至龙潭园公园南侧左安漪园。31日,在人民大会堂“第十二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式上,结识法国女作家德莱和新小说之父格里耶。9月,2日上午在国际展览中心为德莱主持“书展读者见面会”,4日上午陪德莱游天坛公园,下午陪格里耶游孔庙、景山公园。12日,同莫非等赴内蒙草原。
2006年,1月,同朝国画家明姬一起游黄山,识周墙。3月,19日在土桥同柴中建对谈“形而上学与诗学”;23日同牛汉、林莽等飞成都,参加“中国罗江诗歌节”,游庞统祠,醉白马关;27日凸凹驱车带我去遂宁,识胡亮。4月,19日至上海大学,下午讲座“诗歌与声音”,晚上参加诗歌朗诵。5月,19日至23日在杭州参加“第二届中国—杭州不完整世界2006诗画印刷”活动,与丁方一起主持研讨会。7月,2日应中国学术网之邀,作网聊“写诗与译诗”;29日同牛汉、车前子等游山西,陪牛汉回其老家定襄,识蔡其矫,上雁门关。8月,伴妻游香格里拉,宿上游客栈,入梅里雪山,宿上雨崩村。9月,完成《画出精神来—朝戈画传》;19日至29日在北京、喀什参加“中坤帕米尔之旅”国际诗会,识日本女诗人白石嘉寿子。10月,赴澳门,参加“第一届葡语国家与中国诗人对话”国际诗会。


十品:意象与意象群设计的集成者

胡亮

淮阴十品写诗二十余年,已经完成了大量的作品,除了关注宏大主题的抒情长诗,例如《曰水》、《失态》、《对话》、《夜歌》、《嗜睡者·隐时代》等篇,还有似乎无穷无尽的短诗。他几乎每两三天就会写一首诗,有时一天也能写好几首诗,他甚至曾分别以“探戈”、“布鲁斯”、“恰恰恰”“桑巴”、“伦巴”为题写下了五首诗——这在引起我的讶异的同时,不免让我疑窦丛生:能写这么多吗?有必要写这么多吗?戴望舒终其一生也不过只写了九十二首!处于喷发状态的十品让每一个批评者应接不暇,加上权力中心对关注视线的牵引,批评界诸公迟至今日仍然没有对十品进行深度研究也就不足为奇了。十品曾经这样写道,“纸也可以折叠起来  一步一步/折叠成很小的方块  曾经十年都埋没进/沙子里  没有风的夜晚是不可思议的”(《纸的方式》),用沙中之纸块遭遇风外之暗夜曲折地喻指了他所面临的这种“怀才不遇”的处境。另一首诗《抱璞》,则更为直接和强烈地传达了相同的意味。作品的繁富、批评的淡默以及诗人对这一巨大落差的适度抗诉让我充满了好奇,我决定试着把那璞中的玉一点一点地取出来,以区别于与它只有“一步之遥”的石头。
我初读十品是在《新城市》二○○一年卷上,读到的是《纯粹的吉祥》,诗凡六首,——十品的“纯粹系列”好像写了很多,已经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诗歌品牌——这一次,他在语言调配中暴露出来的缺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把诗行编织成期待”(《吉祥》)、“将希望植入意象”(同上)、“在阳光的灌溉下成为营养”(《白牙》)、“将水融化成乡情”(《雨季》)。——毫无疑问,十品在做词语的积木游戏时,运用了人们所熟知的老把戏,甚至带有青春期写作的某些印痕。对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过。可是不久我就收到了他的另外一些作品,我读到了《蜂鸟》和《骑士》这样几乎无懈可击的作品,我深信一些深刻而重要的变化已经在他的身上滋生。
十品迄今为止特别是近期的短诗写作,总体特色是注重意象——这里,我根据余光中先生的界定使用这一术语,即意象是诗人的内在之意诉之于外在之象,读者再根据这外在之象试图还原为诗人当初的的内在之意——的新异设计和灵活经营,我据此把他的写作分为四个时期并且分别名之以“心象时期”、“隐象时期”、“幻象时期”和“具象时期”。心象时期可以诗集《热爱生命》为代表,集内作品展示了诗人的焦虑、狂热和兴奋,言词铿锵、色调明朗、想象丰富,具有“前期性”写作中普遍存在的某些特征和十分明显的浪漫主义文本征候,可视为诗人的情感册页和心灵日记。以《狂风中的六姐妹》为例,“你这六姐妹呀/六双眼睛和十二座乳房一样美丽”,用混合着欲望的热烈语调礼赞了六位恋人或情人,深受海子《四姐妹》一诗的影响;而海子,正是中国当代灵性浪漫主义写作的杰出代表。隐象时期——隐象者,隐喻式意象之谓也——可以诗集《九月的橡树》为代表。在这一时期,乃至这一时期的后延期,诗人断断续续地构建了两大隐象链:在《九月的橡树》一诗中,诗人写道,“风吹动着天边的黑云/南方的鸟奔跑着/南方的鸟想把暴风雨来临的消息/告诉橡树/把那个受伤的枝桠/绑好”,此诗与《向日葵》、《田野间的树》、《与蔬菜相伴》、《鲜花和树》、《蝴蝶花》、《合欢花》、《梅花消息》、《李子》、《一棵树》、《想念杨树》、《阳光棕榈》等篇组成了植物中心隐象链;在《将死的藏羚》一诗中,诗人写道,“岩石上的岩画/还流着我们的血/我们初潮的雪呀/将死的藏羚,你怎么不走啦/这满天的大雪/是你的遗言吧/你会记住这世界的冷暖”,此诗与《鸟群》、《成群的鸟》、《比目鱼》、《蜜蜂的故事》、《也想到鹰》、《夏天,想起那只冻僵了的鸟》、《岩羊开始奔跑》、《真正的雄鹿》、《花喜雀》、《一头骆驼》、《一只昆虫》、《一匹猫》、《一条鱼》、《我们的马儿》等篇组成了动物中心隐象链。从这些作品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已逐渐归于沉静,用冥思取代了欢唱,用深沉的知性取代了浮泛的抒情,借助于象征主义技法大面积地清除了浪漫主义余绪,作品肌理更加细密、骨骼更加坚实,总体水准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性的”审美期待,成功地加入到这个泛现代主义时代的大合唱中去了。然而诗歌写作永远不是为了多数人的审美需要,大众的激赏有时反而恰恰说明可能出了问题。诗人纪弦有一首诗曾经这样写道,“当我的与众不同,/成为一种时髦,/而众人都和我差不多了时,/我便不再唱这支歌了”;十品正是这样做的,当他的这一路写作已臻于炉火纯青之时,他意识到了另辟蹊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十品新世纪以来的作品中,我不断地读到这样的诗句:“在天亮的时候/我们开始念咒”(《天亮的时候》),“只是一夜  天由暗转明/疯长的毛发就耐不住了”(《疯长》),“一觉醒来  日子就变的慌乱起来”(《矜持》),“自信的念头一出现/天就亮了  窗子上飞舞着一只雏燕”(《自信》),“等到明天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怀想中度过》)……十品对夜与昼分野的过度强调,是为了完成睡与醒之间的强制性过渡吗?昼意味着什么,是醒吗?当我通过反复阅读,终于抓住了诗中那些稍纵即逝的意义闪电,我发现事实正好相反:诗人从睡眠来到第二天的清晨,恰恰面临着一个更加混乱、荒诞和匪夷所思的世界;现实带给诗人的烦恼与恐惧远甚于在睡眠中横冲直闯的梦幻;诗人从夜来到昼,不过是来到了一个更加纷乱的梦幻世界罢了。所以诗人写道,“我们醒来时已晚了”(《漫卷的沙尘》)。诗人的写作由是发生了断裂般的突兀变化,他似乎已经逐渐置身于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气场之中;为了追求意象和意象群能量的最大化,诗人一意孤行地要在各种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强行建立起匪夷所思的神秘联系——就象严力在他的“修补系列”绘画作品中所做的那样:给苹果、火焰、玻璃瓶统统打上补丁!于是,我们读到了这样的诗句,“星光灿烂的时候/我们扛着水  及雨水/我们在阳光中同一些国家/交谈  交谈中我们发现了岛屿”(《星光》),“叶子指着天上飞翔的鸟/叶子说:有一个很美的故事/埋在大雪里  脱去衣裳以后/那些蝴蝶就会醒来/就会做着一些聪明的事/雪化了  雪被困在海上”(《擦亮最后一片叶子》)。这些诗句不谋而合地印证了布勒东关于意象不受思想引导而是引发思想和意象在诗中起的不是阐明的作用而是照明的作用的观点,与法国超现实主义基础性文件中“纯粹的精神自主性”、“相信梦幻的万能”、“美可能是痉挛性的,也可能不是”、“自动写作”等纲领性论述达成了或深或浅的呼应;我甚至还能在十品的一些作品中找到超现实主义的亚特征,比如不失时机地流露出来的幽默感。在十品的这一类写作中,意象与意象依靠非理性的陌生力量扭结在一起,意象群在某种似是而非的语境中相互映照和投射,从而产生出新奇的光泽和色彩,以求臻于“无理而妙”的境界。我把这一类写作称之为幻象写作。晦涩难懂是幻象写作几乎不可根除的先天痼疾,这一痼疾在十品这里有时还相当严重,他的很多作品甚至让受众历尽艰辛也找不到有效的入口;当然,他也写下了一批相当成功的探索性作品,这在里,我要挂一漏万地提及《鱼缸裂了》一诗,“可是  鱼缸仍在裂下去/像泪一样地流下去  慢慢地成为一条曲线/画成刀的形状  然后  在曾经失败过的/地方分岔  画成树的形状  又画成/人的形状    慢慢地站起来/热带鱼惊慌地逃循着  逃过裂纹/逃过眼睛  却逃不过透明的死亡”,这首诗用相当细密和流畅的笔法记录了一个看似不可思议实则包含着深刻用意的白日梦,其成功之处:一是在精神而非形体上,换言之,在意境而非语言上散发出更为本色的超现实主义气息;二是表现出适度的“复杂性”,藏理性的线索于非理性的迷雾之中,在重峦叠嶂之间留下了有迹可寻的意义踪影。这类作品,我认为可以直追中国超现实主义的先行者洛夫,惜乎还没有一个批评家指出过。中国超现实主义诗歌运动,台湾以“创世纪”诗社为中心,除洛夫以外,取得了突出成就的还有痖弦和商禽,他们的写作为迄今为止的新诗史贡献出了堪称典范的中国作派的超现实主义诗歌文本;大陆则以严力的早期作品为滥觞,逶迤二十年,到新死亡诗派几乎已经走火入魔,道辉等人写下的天书咒语般的诗歌将这一路写作的优势和劣势都扩放到了最大的程度,并最终陷入绝境;十品倘能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其幻象写作当有更远大的前途,他完全可以不断地茁壮自己以成为大陆超现实主义的重镇。
与十品写作历程中幻象时期参差并行的,还有一个具象时期,只不过后者成果寥寥,几乎已为前者所掩。十品的具象写作,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口语写作大潮流和某些后现代主义理念侵袭的结果,一般采用叙述性白描语言,在看似平淡的口气中、看似寻常的场景里蕴储生存的暖意与人间的温情,具有高度的即物性,清浅透明而又让人低回不已,可以提及的代表性作品有《靠紧我》、《初吻》、《吻别》、《不会手淫的男人》、《独白》、《见血的时刻》、《并且记住你的脸》、《南方的爱情》;而让我最难忘记的一首是《花儿为什么这样花》,“我相信这个世界也有许多动作/瞬间出现瞬间消失  比如/一次咳嗽或者一个哈欠  一次兴奋的/心跳或者一个叹息  你的动作/是在自然中出现的  自然的/没有偏见没有选择地流露出来/松鼠轻轻地落在枝杈上  然后/摘了果子就回家了”。十品的这一路写作与幻象写作大相径庭、判若云泥,两者都在不同的向度上体现出了某种极端性,相互之间又构成了奇妙的互补和平衡。这让我对十品诗写才能的方向产生了困惑,他究竟应以怎样的行进来完成他自己呢?
事实上,在比较漫长的写作实践中,十品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吸纳和整合了多种写作模式,他要酿造属于他自己的蜜。孔先鸣先生曾经指出,“全面阅读十品的诗歌不难发现他是有着传统底蕴的现代诗人,他的许多作品既有传统思想,又有现代意识,传统与现代在他这里不是鸿沟,不是拒绝,不是反叛,而是和谐的整体”,我认为这一论断是可以成立的,《漂流与记忆》、《曰水》等诗“在闪烁着现代意识的字里行间,依然渗透着传统美学的深厚和悠远”(《理解诗歌的意义——简论十品的诗歌创作》),就是明证。有“爱琴海歌手”和“饮日诗人”之称的大诗人埃利蒂斯“使超现实主义适应悠久、丰富而柔韧的希腊传统”,从而写出了誉满世界的《方向》和《第一个太阳》;台湾诗人洛夫先生使超现实主义适应幽深玄妙的道家思想和禅宗智慧,写出了《清明》、《独饮十五行》、《长恨歌》、《金龙禅寺》、《与李贺对饮》、《边界望乡》、《未寄》等一大批诡异孤绝的作品,亦足以垂范于来者;我认为,我们的诗人十品也可以使超现实主义适应博大精深的本土文化和光怪陆离的本土现实,写出坚实、精致、洗炼而又隽永的传世之作来。请相信我:我已经在《真的,这房子很挤》、《老唱片》、《门厅》、《说一些土豆》、《花开的声音》、《岁末》、《神秘的灯》、《神物》、《箫声》、《悄悄离去的朋友》等一大批品质非凡的诗篇中看到了红艳欲滴的曙光,——当然,这曙光,不仅仅是超现实主义的曙光。
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草成,二十二日改定   


十品创作年表

十品

1959年,11月11日出生于沭阳县。父亲是福建寿宁人,母亲是江苏沭阳人,起名:叶江闽。当时,远在福建的爷爷得知后,按照家谱也给他起了名字:兆麟。三岁后随母亲迁入苏北民生农场父亲身边。
1965年,9月入小学读书。
1966年,1月农场南迁,随父母迁到江苏省泗洪县内的洪泽农场。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
1973年,9月入高中读书,热爱语文和历史,远离数学和理化,喜欢听语文老师讲《史记》故事。阅读了《水浒全传》《隋唐演义》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草原烽火》《烈火金钢》《林海雪原》等一批禁书,被英雄主义人物感染。高中时的一次期中考试用作文题目《五星红旗》写出一首40余行的诗,使老师无所适从。
1975年,7月15日高中毕业。8月即参加工作。
1976年,这一年经历了三位伟人去逝和唐山大地震的恐惧,也经历了“天安门事件”、粉碎“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7年,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并逐步阅读《悲惨世界》《高老头》《莎士比亚剧作选》《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母亲》《易卜生剧作选》《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世界名著,大开眼界,一度精神振奋,对写作跃跃欲试。3月在某种冲动和投机背景下,完成一部1万余字的中篇小说《亚·赫·迪拉》,背景是有关苏联的故事。后又写了两部以国外为背景的小说均为2万字左右。
1978年,5月虔诚地阅读《红楼梦》,每一章回都认真写心得,半个月读完,记满一本笔记本。
1979年,3月父亲病倒,经查是胃贲门癌。1981年9月20日去世。
1980年,完成短篇小说《夜莺》,第一次写出可被称为“创作”的东西。
1982年,10月在福建《映山红》文艺杂志上发表处女作——散文《烛光礼赞》,是一篇仿《白杨礼赞》的习作。
1983年,5月参加《书法》杂志主办的“首届全国篆刻作品大赛”,获奖品一盒镜面朱砂印泥纪念。
1984年,7月第一次用十品笔名写诗。从此“十品”就成了不可替代的写作符号。
1988年,2月短诗《最初》获《青春丛刊》“中国首届大学生诗歌大赛”佳作奖,当时获奖的诗人中还有小海、余敬锋(余怒)等以后活跃在中国诗坛著名诗人。11月调洪泽县检察院帮助工作
1990年,11月2日生一子,取名芃,意出《诗经》“我行其野,芃芃其麦”。11月调洪泽县人大常委会工作。
1991年,1月至3月创作完成诗剧《星座》(2000行),这是第一部长诗。7月于江苏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毕业。
1993年,8月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诗集《热爱生命》,选入86年以来八年间自己认为较满意的作品62首,这是第一部诗集。5月创作完成长诗《娉婷》(1500行)。
1994年,7月获《作品》临工杯诗歌大赛二等奖(一等奖缺)。8月诗刊社“新田原杯”诗三等奖。11月获《星星》第三届“中国·星星杯”诗歌大奖赛“青春诗苑奖”(一等奖缺)。3月至12月创作完成长诗《曰水》(2100余行),确立现代抒情长诗的基本观点。
1995年,5月加入江苏省作家协会。10月获《诗神》“诗神杯”诗歌大奖赛一等奖、“十佳诗人”。
1996年,1月至3月创作完成长诗《对话》(1200行)。5月3期《当代文坛》发表《飞翔与凝视——对中国现代抒情长诗的几点思考》,探讨、研究了我国现代抒情长诗的背景,现状和趋势,提出“灵感的持衡性”是现代抒情长诗成败的关键的观念。11月13日参加湖州“金秋诗会”。12月完成“纯粹”系列17组230余首诗作,5200余行,在各级公开刊物发表100余首,“纯粹”系列创作告一段落。
1997年,1月开始“记事珠系列”诗歌创作。探索诗歌的传统与现代相交融的方式和可能。3月出版十四行诗集《风景》,选入93年以来的体现现代意识的十四行诗23首。
1998年,10月参加盐城“金秋诗会”。12月创作完成长诗《时间与水-1998年纪事》(2800行)。
1999年,5月创作完成大型组诗《预言书》(13首2000余行)。8月中国文联出版社版出版诗集《九月的橡树》,选入60多首短诗和一部长诗、一组大型组诗。9月诗歌作品入选江苏文艺出版社《江苏文学50年·诗歌卷》。11月获《诗神》全国“诗神杯”诗歌大奖赛“探索诗特别奖”。
2000年,12月获第三届“野草杯”全国青年文学大奖赛诗歌部分一等奖;12月主编的《江苏青年诗选》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于2004年获淮安市第四届“五个一工程”奖。6月诗歌作品入选广州出版社出版的《1999中国新诗年鉴》。
2001年,7月诗歌作品入选广州出版社出版的《2000中国新诗年鉴》。8月散文诗作品入选漓江出版社《2000中国年度最佳散文诗选》。10月加入中国诗歌学会。11月调洪泽县文化局任副局长、党组成员。12月6日参加金华“21世纪首届中国青年诗会”。
2002年,1月创作完成长诗《嗜睡者·隐时代》(300行)。2月诗歌作品入选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小学生语文素养文库中学卷――鉴赏一典通”《中外诗歌精品鉴赏》一书中。5月《诗刊》下半月刊第五期发表组诗《开花的声音》。5月15日参加中国·海盐“春到南北湖”诗歌笔会。7月诗歌作品入选青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新诗选》。9月开始参与诗歌“第三条道路”创建活动。11月诗歌作品入选海风出版社《2001中国新诗年鉴》。
2003年,1月诗歌作品入选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时代抒情诗选》。5月诗歌作品入选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诗歌选》。8月散文诗作品入选漓江出版社《2002中国年度最佳散文诗选》。9月参与诗人徐慢的《活塞》创办活动。12月创作完成长诗《南行纪事》(800行)
2004年,3月《作家》第三期发表组诗《靠紧我》。5月《中国新诗刊》总第三期发表长诗《失态》(2000行)。8月《中国诗人》第四期发表组诗《芦花》。9月《诗刊》上半月刊第九期发表组诗《单眼皮女孩》。12月创作完成长诗《漆黑》(800行)。
2005年,6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散文集《蝴蝶飞起》。6月诗歌作品入选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明天》(第二卷)。
2006年,8月1日参加香港“第六届全国散文诗笔会”。8月28日主编文学年刊《水线》出版。


短诗《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主情与用典

胡亮

二○○二年十二月,诗人安琪从漳州来到了北京,一年余后离婚独居,——经过许多天的慎重思考,我决定选择这样一个突兀而又冒昧的生活性事件作为这篇诗论的开头,其用意,除了暗示后文中将要论及的某些题旨之外,我还想借此说明:从漳州到北京,安琪在诗歌写作中有意识地舍弃了某种极端性模式的同时,几乎是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家庭与情感上的某种极端性宿命。关于诗人漳州时期的写作,陈仲义先生曾经用一种准安琪语言做了精彩的摹拟式描述:“任何一个标题,一个事件,一种细节,在意识流冲荡下,都可以‘被预先’破碎为粉末状,进入‘压模’工序,要多长有多长,要到哪里就到哪里,要什么形状就什么形状。多文体的变种、播撒,无结构‘踪迹’,漫游铆连,混乱中集结,堆砌中断开。相互倾轧,相互征服。异质材料在众声喧哗里,异常刺目,令人眼睛生疼,非诗文体在诗性通道中横冲直撞”,陈仲义先生由是明确指认安琪为一个词语的“乱伦者”(《纸蝶翻飞于涡漩中》),——而在此之前,诗人康城、格式关于安琪运用暴力手段夺取语言增值的做法已有“私奔”或“偷渡”之类的近似表述。在以道辉为中心的漳州诗人群体共同营造的极端主义诗歌氛围中,安琪就这样释放着她自己的高能极光,这极光纵横交错,简直可以让人瞬时失明。让我们记住这些作品吧:《干蚂蚁》、《未完成》、《任性》、《出场》、《九寨沟》、《之七》、《纸空气》、《星期日》、《神经碑》、《事故》、《甜卡车》、《含表情》、《第三说》、《灰指甲》、《工具论》、《风不止》、《第七维》、《加速度》、《时间屋》;当然,登峰造极的一篇是《轮回碑》——这一片汪洋曾经让众多的阅读者几乎自身难保,而安琪仍在某种迷狂状态中履险如夷。这一批数量和质量都很可观的诗歌不止一次地传达给我们以这样的信号:安琪的写作已经拥有成熟而独特的风格,作为一个诗人,她已经趋于完成。于是,向卫国先生在《目击道存》一文中一锤定音:“安琪是当代汉语中最具冲击力的诗人。”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安琪永远没有完成她自己的时候,她精心织造了华丽而又绵密的茧,目的只是为了稍后就把它咬破!二○○三年六月五日,她在一首名为《十年写作计划》的诗中写道,“我用十年时间/把自己写成安琪//接下来我要用十年时间/把自己写成不像安琪”,——当代著名先锋书法家曾来德先生曾以“塑我毁我,乃真塑我矣”一语来引导和设计自己的艺术生涯,安琪的表述与他何其相似!很快,她的诗歌生涯就进入了一个断裂式的北京时期,如果说漳州安琪让人“惊艳”,那么北京安琪则使人“断肠”,因为她写出了一批与此前截然不同、然而更为刻骨铭心的作品,这一批作品是“情动于中,发之于外”的结果,集中揭示了诗人灵魂与肉体的悲剧性冲突和喜剧性妥协,用安琪自己的诗句来讲,就是“一个人对抗一个人的自由”(《一吨信息》)。安琪北京时期的作品虽然不乏奇思妙想,例如“只有明晃晃的黑夜/还在被/睡不着包围”(《让我睡吧》),又如“仿佛倒退着回到初始,看到诗是我们的尸体”(《当我们老了》),但从总体上看已归于率真和质朴,归于生命的细小颤动,归于一个女人的伤与痛、乱与难,并最终终结了安琪诗歌写作中的“无性别”时代。
迄今为止,安琪北京时期的作品当以《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一诗最为杰出,此诗仅有四节十五行:“可以满脸再皱纹些/牙齿再掉落些/步履再蹒跚些没关系我的杜拉斯/我的亲爱的/亲爱的杜拉斯!//我要像你一样生活//像你一样满脸再皱纹些/牙齿再掉落些/步履再蹒跚些/脑再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快些我的杜拉斯亲爱的杜/拉斯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呼——哧——我累了亲受的杜拉斯我不能/像你一样生活。”这是一首几乎不讲究技术的诗,它如实地记录,或者说呈现了一个女人瞬间的情感回旋,这情感从镇定和从容开始,进而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在几乎上气不接下气之时突然停顿,最后归结于一种押解式的大扭转。全诗简单明了,仿佛心脏的一次张开与收缩,在透明的搏动之中,我清晰地看到了女诗人血液的潮起潮落,感受到了她对撒野的冲动和与之针锋相对的对克制的强调。安琪漳州时期的作品,呈现出雄心勃勃的技术野心,常常把本属于诗歌次要层面范畴内的某些因素设计和装置成为光芒四射的“球形闪电”,这种在取向上有些偏执的炫技性、示威性的写作模式对受众构成了惊吓和挑战,我们的眼球被诗人匪夷所思的文本外壳长久地吸引,直到自己固有的诗学基因被搅乱和重组;与此同时,疲惫不堪的我们已无暇顾及经过千万道折射破牢而出的诗人的内心——就象美国批评家摩诃塔贝(A.G..Mojtabai)在谈到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所著的《撒旦诗篇》时说的那样,“这样叫人捏一把冷汗的精湛技巧,往往造成感情的麻木,就象看电视不断快速转台,只在脑中形成一片模糊:一切都显得不真切”(《正视历史》)。然而是的,这一首诗却几乎不讲究技术,——如果非要分析其技术不可,我也要指出:这首诗在语言节奏上所体现出来的由平缓入紧迫、由紧迫归静止的精妙转折与其说是诗人的技术预谋,不如说是诗人情感天然律动的结果,是与诗人情感“连肉带血”地涌现出来的,所以读这首诗不存在任何语言障碍。近来笔者闲翻流沙河先生关于台湾诗歌的几种著作,看到这样一句话,十分震惊:“诗若有了真情实感,恐怕都是容易读懂的。”此语朴素无华、耐人寻味,正好移用于安琪此诗,而安琪此诗,是容易读懂的。
唯一的障碍可能是“杜拉斯”。“安琪”是此诗的显性空间,而杜拉斯,是一个典故,因而是此诗的隐性空间。安琪与杜拉斯,在诗中,在生活中,呈现出一种不即不离、若即若离、似即实离的微妙关系。杜拉斯仿佛是一个恶毒的诱惑,一袋香气扑鼻的海洛因,让人无限向往而又心怀忐忑。安琪就是如此,她毅然举步“赴梦”,最终又急刹车式地驻足“寻我”,把每一个受众强行置入诗人主体巨大的矛盾迷阵中去了。然而我们还是得揭开诗歌的第二重帷幕,我们至少要知道杜拉斯是谁。与安琪构成了某种秘密的呼应或对峙关系的,我想不是法国共产党维斯孔蒂街党支部书记杜拉斯,不是因为电影剧本《广岛之恋》、《印度之歌》的写作而逐步成大众明星的杜拉斯,不是那个在自编自导的电影中两小时都不让人物出场的杜拉斯,不是吸毒者杜拉斯,不是酗酒者杜拉斯,甚至也不完全是因其从天而降般的癫狂思想而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美丽异类杜拉斯;而是那个完全听从心灵的指引和欲望的派遣,惊世骇俗地生活着,独立特行地写作着,在受尽伤害中仍然顽强守护个我天性的杜拉斯!杜拉斯曾经写过这样一个女人,“她靠印度、加尔各答每天分泌出来的绝望生活”,杜拉斯曾经写过无数个这样的女人,她们没有一个不是自己给自己造成不幸,她说,“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写那个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我自己”,——而安琪,多么奇妙地,仿佛就是杜拉斯的一件犹豫不决的作品。二00五年,安琪说,“我的性格中极端、偏激、不安分、雄心壮志的一面是我一直到今天的结果”(《36岁:我的诗生活》),这些话,好像出自苏珊或洛尔·瓦·斯泰因——杜拉斯笔下人物——之口一般。在同一篇文章中,安琪引用了叶芝的一行诗作为结句,“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而杜拉斯,曾在作品中借一个男人之口说出了对这种境界的可能的异性反应,“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备受摧残的面容”,——一种姐妹般的共鸣由此再度建立。安琪在她的诗中,并没有呈现那个在殖民地时期的越南西贡湄公河上,头戴一顶男帽、脚穿一双缀满珠片的廉价鞋、一只脚踏在舷栏上等待着一次疯狂的异国之恋的,贫穷的法兰西少女;安琪所呈现的,恰恰正是一个满脸皱纹、牙齿掉落、步履蹒跚而且再老一些都没有关系的杜拉斯:一九八四年,七十岁的老杜拉斯用一种肆无忌惮的语言写出了自传体小说《情人》并获法国著名的龚古尔文学奖;八年之后,亦即她的中国情人李云泰病逝一年后,她又重写了湄公河边的激情往事,出版新书《华北情人》,此书与《情人》可以相互补充和参照,但比后者更加荡气回肠,终于成为杜拉斯的巅峰之作。一个年逾古稀的女人,愈老愈独立,愈老愈坦诚,愈老愈热烈,难怪全世界的自由女性都把她的作品奉为“圣经”。一九九六年初的一天,杜拉斯从睡梦中醒来,抚摸着雅恩·安德烈亚·斯泰内的头,爱怜地说,“我要死了”,不久就真的死了,享年八十二岁;雅恩时年四十三岁,是她的秘书、读者、司机、护士和奴隶,当然也是她的情人。杜拉斯死了,世上再无杜拉斯;只剩下安琪,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她的名字。在这气喘吁吁的呼唤之中,既有认同、歆羡与留恋,又有疑虑、恐惧与排斥,既有犹豫,又有决绝,包含了极端复杂而又无比矛盾的情感形态,并最终导致了安琪作为一个女人的疲惫不堪。从“我要像你一样生活”的毅然前往到“我不能像你一样生活”的废然返回,折射出了在西方式的自由平台与中国式的道德语境之间进退失据的痛苦之光。安琪在诗集《像杜拉斯一样生活》的后记中对此供认不讳,“杜拉斯更像女人的梦游者,她代替众多优秀的被躯体捆绑着的女性完成梦游般的理想和任性”。与杜拉斯一样“妖冶到了极致”的中国女作家洁尘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谈到杜拉斯,“大家在道貌岸然的面具之下喜欢她,宠她,最后起哄把她赶走”(《杜拉斯语录》);安琪却并非如此,她用八人大轿抬来了杜拉斯,最后却悄悄地把自己赶走了。
《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一诗,以主情淡化技术痕迹,靠用典拓展意义空间,在朴素的字里行间埋藏了随时都可以引爆的核弹头,全诗行断意连、浑然一体,是安琪北京时期诗歌写作的重要收获——我深信此诗与诗人的另一首诗《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将成为诗人的代表性作品,甚至成为诗歌史意义上的经典性作品。安琪北京时期的其他作品,比如《今晚》、《学爱情》、《意外一》、《意外二》、《天不亮就分手》、《身体的一夜之旅》、《运动而已,运动而已》、《爱情》、《城市》、《想比喻》、《新道德经》、《让我睡吧》、《看得见》、《呕吐夜晚》、《眼神》等篇,一样的明白如话,一样的感人至深,在题旨和风格上均可与《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一诗相互佐证和参照。在这一批作品中,我们看见杜拉斯的幽灵仍然在四处游荡;而安琪,除了“顽强守护个我天性”,我们又能对她说些什么?!
二○○六年元月一日草成 ,十日改定   

安琪创作年表

安琪

1969年,2月24日出生于福建漳州。本名黄江嫔。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小说、散文写作。
1988年,7月,毕业于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在漳州市文联《芝山》(现名《南方》)杂志发表散文处女作《家乡的小木船》。
1992年,2月,认识诗人道辉,受其影响,开始进入现代诗的阅读和写作。漳州诗群开始形成,成员为:道辉、安琪、林茶居、阳子、老皮、子梵梅,及之后的康城、何如等。
1993年,7月,诗集《歌·水上红月》(讯通版)出版,杨少衡先生作序。
1994年,3月,《草莓颜色的公园》(四首)发表于《诗神》,《养雾》发表于《诗歌报月刊》。这两组诗可视为诗歌处女作。
1994年,4月,在福建省第四届书市上认识诗人蔡其矫、舒婷、诗论家陈仲义先生,诗作迅速受到三位前辈老师的关注和推荐。同年,舒婷和陈仲义老师在他们的随笔和理论文章中对我的人及诗进行描述和评论,分别发表于《创世纪》和《诗探索》等。
1995年,12月,长诗《干蚂蚁》《未完成》《节律》获第四届柔刚诗歌奖。同月赴福州参加“第四届柔刚诗歌奖颁奖仪式及福建省首届青年先锋诗人作品研讨会”。
1997年,12月,诗集《奔跑的栅栏》(作家版)出版,孙绍振先生作序。
1998年,7月,完成重要长诗《事故》。10月,应《厦门文学》常务副主编沈丹雨之邀主持该刊“百行诗三百行诗”栏目,直至1999年10月。同月,参加《诗歌报月刊》和祁国的“冠华国际文化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第三届金秋诗会”。诗会作品发表在《诗歌报月刊》1999年1月终刊号上。12月以后,陆续完成长诗《庞德,或诗的肋骨》《出场》《之七》《南山书店》《第三说》《灰指甲》《借口》《越界》《甜卡车》《巫》《失语》《西藏》《双面电影》《加速度》《东山记》《永恒书》等。   
1999年,4月,应诗人雨田之邀赴四川绵阳参加《星星》诗歌奖颁奖仪式。认识诗论家杨远宏、燎原。会后赴九寨沟旅游,受到诗人龚学敏、白林热情接待。回来后完成长诗《九寨沟》。同月,应诗人黄礼孩之约为其2000年第一期《诗歌与人——中国七十年代出生诗人作品展》组福建70后诗人稿。5月,参加福建省文联组织的5·23文艺采风团漳州组活动。之后完成长诗《任性》。12月,应老诗人孙静轩先生之邀赴四川成都参加跨世纪成商笔会。之前先取道长沙、张家界,受到诗人远人、唐朝晖、刘小平热情接待。回来后陆续完成长诗《纸空气》《张家界》《星期日》《含表情》《神经碑》《灵魂碑》《海世界的地图》《风不止》等。
2000年,3月,完成重要长诗《轮回碑》。4月,赴广东肇庆参加诗刊社第十六届“青春诗会”。与黄礼孩见面。第一次谈及选编一本在第三代和70后之间这一代人的诗歌选本话题。6月,完成重要长诗《五月五:灵魂烹煮者的实验仪式》。7月,完成文论《他们制造了自己的时代——诗歌运动在七十年代出生诗人身上》,该文作为序言发表于黄礼孩主编的2001年第二期《诗歌与人——中国七十年代出生诗人作品展》。12月,与康城合作主编民刊《第三说》第一期出版,该期首次推出“柔刚诗歌奖专题”。
2001年,与康城联合主持“第三说论坛”承办第十届柔刚诗歌奖,本年度得主孙磊。5月,应黄礼孩之约开始与其共同主编《诗歌与人》第三期,本期主题为此前商议过的:介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的这一代诗人。决定由黄礼孩独资,我在漳州完成编辑工作。7月,完成文论《中间代:是时候了!》,正式提出“中间代”概念,指出中间代是出生于六十年代未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优秀诗人。10月,《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出版,序言《中间代:是时候了!》由安琪执笔,后记《一场迟来的诗歌命名》由黄礼孩执笔。同月,应前辈诗人沈泽宜先生之邀与黄礼孩携新出版的“中间代”参加湖州诗会。认识诗人潘维。回来后完成长诗《传奇》。12月,与康城一起参加《诗歌月刊》在金华组织的首届青年诗会。中间代概念在诗会上引发激烈争论。重逢王明韵、祁国、梁晓明,认识诗人远村、格式、小云。回来后完成长诗《金华:回溯1998》。
2002年,1月,长诗集《任性》(第三说诗丛)出版,收入1998——2002年创作的长诗45首,引起诗歌界强烈关注,陈仲义、向卫国、黄梵、马策、树才、赵思运、康城、格式、林童、蒋振宇、辛泊平等陆续为之撰写评论。同月,赴闽东霞浦参加《诗选刊》和《丑石》联合举办的“中国民间诗歌发展研讨会”。7月,与康城合作主编的民刊《第三说》第二期出版(诗人奇斌赞助本期部分经费),本期为“中间代诗论”专辑。8月,到武夷山参加“丑石诗会”,回来后完成长诗《武夷三日》。10月,赴京游玩,认识诗人老巢、林童、李青松。参加太行山探险诗旅。回来后完成长诗《野山寨》《新诗界》《老巢》。11月,应诗人祁国之邀赴河南西峡参加首届西峡诗会。之后到西安游玩,认识诗人伊沙,在与其交流中顿悟口语写作。回来后完成长诗《西安》《西峡》,组诗《中原,西北》《老题目》等。
12月,应诗人老巢之邀上京,迈出福建至北京的关键一步。完成《在北京》《平安夜》《作业》《卢沟桥》《永定河》等一系列与北京有关的长诗组诗。
2003年,2月,《第三说》第三期出版(诗人荆溪赞助本期部分经费),该期为理论专号,栏目设置为“第三说推荐的理论家”和“第三说推荐的诗人”两大板块。8月,完成重要组诗《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中间代诗全集》开始编辑运作。
2004年,2月,诗集《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作家版)出版。诗论家陈仲义、向卫国先生作序。4月,《中间代诗全集》(海峡版)精装上下卷隆重出版。全集由诗人远村独立投资,安琪、远村、黄礼孩联合主编。序言《中间代!》由安琪执笔,后记由叶匡政执笔。5月,应晓音之约赴广东清新参加第二届全国女性诗歌研讨会。认识诗人向卫国、赵思运。6月18日,应网易文化主持阿琪邀请,与中间代诗人臧棣、叶匡政、吴晨骏作客网易文化名人坊。谈话主题:“中间代,不是新一轮的诗歌运动”。8月,诗人探花友情制作安琪个人主页《听安集》,网址:http://anqi.2004v.com/。9月,应诗人长征之邀赴山东四地市游玩,回来后完成《在山东系列诗文十五篇》。11月,完成组诗《相爱之诗》,连同之前创作的同样形式的《悲伤之诗》,之后创作的《陌生之诗》一起,因采用每首诗的最后一句作为下一首诗的题目,而被称为“顶针格体”。
2005年,1月,完成长诗《纪念一段没有的时间》(十二首)。5月,应杨森君之邀赴宁夏游玩,回来后完成长诗《宁夏》。7月,到福州参加“丑石诗会”及“第十三届柔刚诗歌奖颁奖仪式”,本届承办方:丑石诗报,本届得主:格式、五木。10月,应海恋之邀赴内蒙古游玩。回来后完成组诗《在内蒙,在呼市》。
2006年,2月,到老巢主编的《诗歌月刊》下半月当编辑,开始了与诗歌真正融合的生活。4月,获诗刊社“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称号。5月,参加诗刊社在济南、晋江的颁奖活动,和老巢一起到厦门参加“首届鼓浪屿诗歌节”。10、11月,和老巢共同编选《诗歌月刊下半月·中间代特大号》,开场白《中间代:中国当代诗歌高地!》由老巢完成。完成短诗近百首。

 楼主| 芙蓉锦江 发表于 2011-11-7 17:03:56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59】《芙蓉锦江》创刊号《诗性随笔》

开栏语:诗性以智慧整合、贯穿人类的文学形态。作为人类文学精神的共同原型,诗性概念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回到诗性即是回到智慧,回到文学精神的本原。作为对感性与理性二元对立的超越努力,诗性是对于文学的本体论思考,“它也是一种超历史、超文化的生命理想境界,任何企图对文学的本性进行终极追问和价值判断的思维路径都不能不在诗性面前接受检验。”在此意义上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指出乎原初的、抒发情感的元精神。在汉语谱系下,诗性大于诗意,诗性高于诗格。—蒋蓝
张清华随笔两章
海岱山下读冯至

我想象不出,七十年的时光会埋葬多少曾经鲜活的生命,七十年的历史风尘,需要经过怎样的擦拭才能透见初时的踪影。七十年前,那个二十五岁的中国青年,怀着他的幻想和对德国文学的热爱来到这里,他的名字叫冯至。而今,这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已然进入了历史,化作了书中的古人。
冯至一直不认同“海德堡”(Heidelberg)这个译名,因为这里这个“堡”字实际只是“山”的意思,而其音译也应该叫作“贝格”,准确的译法应叫做“海德贝格”,比较传神的和“雅”些的译法,则最好叫“海岱山”,因为“海岱”二字“不只是译音,而且颇有诗意”。但因为习惯,他个人也“只手难挽狂澜”了。在好几篇文章中,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我想,这大概和他那时在这里生活的诗意的记忆有密切的关系。“海岱山”,的确是个更富诗意和美感的名字。不过听起来却不象是个西域之地,倒有点象是个东方海上的仙山蜃景的意思了。所以,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叫“海德堡”也没什么不妥之处,何况海德堡也的确是有一个历史很悠久、规模也相当雄伟的古“堡”呢。
从1930年10月,冯至来到海德堡大学学习文学、哲学和艺术,中间有不到两年的时间曾转学柏林大学,1935年6月,他在海德堡以一篇论诺瓦利斯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可以说,海德堡是冯至德国之旅的最重要的一站。这里的山山水水该留下了他密密的足迹,美丽的景色和渊长的文学传统,曾给了他丰厚的滋养和诗歌的灵感。
我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藏书馆里,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搜寻冯至的书,结果不算理想,只找到了一本集有散文和文学随笔的《冯至选集》的第二卷,和一本配有德文翻译的汉德对照本的《十四行集》,本打算再系统地翻读一下他的诗作,但也只有这一点了。倒是另外翻到两本厚厚的《冯至学术论集》,只是我的兴趣恰恰在于他的诗歌。虽说翻阅其他的合集和各种选本也还可以见到一些,但已是一鳞半爪,无法集中读出全貌。想来惭愧,我是号称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人,然而对冯至的诗歌却素无多少深入的研读。说真的,过去我读他的诗,除了对他的《吹箫人》等几首长诗有格外好的印象,对他的抒情诗总的感觉是比较僵硬刻板,且有看到他在建国后写的《韩波砍柴》那类半生不熟的“假民歌”时倒胃口的记忆,便由浅见再加上偏见,一直不愿细读。此刻在遥远的异国,踏着七十年前诗人走过的河边小径,我展读他的十四行时,忽然一下子被深深地震撼了——我从中读到了诗人从欧洲文化和德国哲学中带回的种种启示,读到了结束青年时代的热情与忧郁之后,诗人对人生与存在的深邃的体悟:“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显现,狂风乍起://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凝成屹然不动的形体。”生命在临近死亡的片刻闪耀中,显现出存在的全部尖锐性,以及它令人激动和彻悟的欢欣与苦难。诗人深刻地体察出了生命的脆弱,但又深信着那彗星般的历程中意义的不言自明,深信那渺小的个体里充盈的美好记忆与凛然的尊严。这些句子让我充满了感动,什么东西模糊了我的眼睛:

        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
        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
        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
        便结束了它们美妙的一生。

“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这是开卷的第一首。用渺小的存在持守生命的启示与尊严,这质朴的诗意显得格外博大和坚强。在此前的新诗中,可以说没有谁会这样写,不管是那些自我扩张的、悠闲绅士的、忧郁悲情的、晦黯绝望的,所有的人都没有把目光投向这样的事物,并如此感动着“提前到来的死亡”。它让我相信,再弱小的生命在它们的存在里,也闪现出创造的意志与智慧的光芒,它们燃烧着消失,由于死亡而存在,就象一颗颗天地之间巡弋的流星。这是多么壮丽的理念,令我豁然而心惊。我一下子改变了对诗人的看法。
事实上,早期冯至的诗虽然也声称受了里尔克的影响,但总地来说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深,句法和语感不那么流畅,思想也绝对没有如此深邃。在他写于1979年一篇《自传》(大约至少另外还有一个版本)中,冯至称自己在海德堡“听雅斯丕斯讲存在主义哲学,读基尔克戈尔和尼采的著作,欣赏梵高和高更的绘画,以极大的兴趣诵读里尔克的诗歌”,但在整个三十年代他的诗歌写作却是一个空白。虽然有些译作,但自己却“写不出来”,这的确令人奇怪。他在这篇《自传》中,把这个原因归咎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复杂斗争中”,自己“却无视现实……”云云。请注意,他这时说自己在接受上述影响的时候,心态不免有些“微妙”,他当然掩饰不住有一点得意与优越感,但又用了一个“却”字。这言不由衷的表白和“自我批评”显然有些酸意,只是考虑到刚刚度过了极左年代的心中余悸,这样的说法也还是可以原谅。最真实的情况,我想应该是由于他年轻时代的情感方式受到了强大震撼的缘故。人常常是这样,当他对一件事物或一种思想还未完全弄通时,总是大着胆子评头论足,等到他真的弄懂了,大约又因为敬畏而沉默,我想冯至就是这样。年轻时代喜欢的是表皮,“色彩的绚烂,音调的铿锵”,还有那“幽郁而神秘的情调”等等,但十年以后的1936年,他是真地读懂了里尔克,也读懂了荷尔德林,明白了他们的写作只取材于“真实与虚伪、生存与游离、严肃与滑稽”(《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而作》),几年后,他恰恰是在战争的间隙里,在避乱的山居小屋里昏暗的油灯底下,开始了同样境界的写作。读1941年他的27首十四行,我的灵魂感到颤抖。
一个诗人不可能没有弱点,作为完整地经历了现代和当代中国历史的知识分子,冯至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的例证。他16岁开始写诗,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即参加上海“浅草社”的文学活动,1925年二十岁时又参与发起“沉钟社”,之后在很多年里还一直曾得到鲁迅这样的前辈的鼓励,他的写作一开始就通过他研究德国文学的叔父冯文潜,而受到德语诗歌注重智性与思想内涵的传统的影响,并由此延伸为受德国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的影响,这才有了他自己所说的“三个时期”中的前两个时期:即20年代的《昨日之歌》与《北游及其他》时期,以及40年代的《十四行集》时期。但你无论如何也难以形象,写出了《十四行集》的冯至,后来又写了《韩波砍柴》那样的作品。一个极有天赋和造诣的诗人,变成了一个倒人胃口的鹦鹉学舌者。现在想来,我们当然会说,一个诗人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内心与个性去写作,按照艺术原则去写作的话,为什么不保持沉默?冯至如果活着,自然无法回答这样的追问。但事实却是他根本无法沉默,所有的诗人都参与并共同制造了那个假民歌的时代,郭沫若、艾青也一样,闻一多如果活着恐也不能免俗,这是当代中国诗人共同的悲剧。
在冯至的那些学术研究著作中,也可以读出同样的问题,就是学术思想贫乏的时代病。无论是他的杜甫研究,还是歌德、海涅和德国文学的研究,除了翻来覆去的思想性的阐发对照,进步性和局限性的分析辨别,确实难以叫人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也颇令人悲哀,一个论说有过那么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学者,其学术论著的思想与精神含量何以会如此贫瘠?我特别想能够读一读他当年研究诺瓦利斯的那篇博士论文,看看是什么模样,想必那与他后来的学术论著是大相径庭的。但翻遍那些著作,却寻不见踪影。
1979、1982和1987年,冯至曾三度重访故地海德堡。那已是整整四十五年之后了,翩翩少年已经变成了古稀老人。我没有读到他专门回忆海德堡的文章,但读到了一篇写于1981年的《涅卡河畔》,那是写他坐在上游的图宾根追念下游的海德堡读书经历、以及追怀诗人荷尔德林的一篇文章,他写到自己“坐在图宾根涅卡河畔,却不能不想起四十五年前”,“那时我常在夕阳西下时,坐在流过海岱山的涅卡河畔的长椅上”的情景,很让我感动。不知那一刻他是否还想过自己漫长的一生,虽然他写下的是一个又被革命和政治曲解了的荷尔德林,但我想他那一刻肯定也有几分凄然与恨悔,风雨苍茫,世事变迁,一个人奔忙一世,耕耘一生,留下了多少?如果他还是一个诗人,他应该有一些怀疑,有一些检视,他知道将会留下什么,而另一些东西将湮没进时光的废墟。想到这里,他应该眼含一颗老泪,长叹一声。
我眼前出现了那个老人的幻影,河边的长椅上,我听见他正发出那样一声叹息。      
                                                                 
与维纳斯对视

在烛火一样的光线下,她是冰冷的。沉静,活脱,超越一切美丽与和谐之上。
我知道,这样的相遇本应是在云端,或者至少,要在生命的雪线以上的,如果是在大地,也一定是在神殿之中。然而我却是在颤抖的地平线以下,在巴黎,在卢浮宫梦幻般安宁然而又窒息的地狱里,见到她。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已经太熟悉,我相信这不是初逢,因为她已有了无数个变体,大大小小的仿制品,我也曾拥有一座,是材料低劣的石膏,做工粗糙马虎,但那并不妨碍对话。在我个人的历史中,她的每一个部分我都是谙熟的,在已经腿色的时光里,她曾冷美逼人,婷婷而立,高居在我的尘世与记忆之上。
伟大的艺术可以原谅仿制,即使是粗劣的仿制,因为它属于全人类。
带着积久的倾慕,我的心在加速跳动着,血在向着她的方向涌着。可我还是停住了脚步,在五米远的距离上,我静静地站住了,屏息凝神,因为我知道我正在靠近一个时代,一个逝去了的然而又永存的时代,一个真正充满灵感、激情和创造能力的时代,一个高迈和纯洁到不容亵渎和侵犯的时代。我害怕自己的目光会对她有一丝的污染和灼伤。从它面前走过的人太多太多,人们吁叹着,蜂拥着,灼热的目光扑过去,而她,却像高贵的公主,只是向着最远的远方期待着什么,对眼前的一切全不以为意。这是怎样冷酷的一个创造,她让人相信,有一种距离是永恒的,所有的爱慕对她来说都是一种痴心妄想。对于这样极美的事物,我宁愿在稍远处观察她,像对一位世间的绝色美人。肉身的鄙俗与羞怯,足以使我止步。
    我看见了圆润的光,不朽的线条,美的极点。仿佛温柔的火焰,恰到好处地燃烧着,但又不至于把她烧毁。她使冰冷的石头发出温度,具备了生命的活脱与力,她的光是多么和谐,使石头变得柔韧,那么富有动感。她是热的,来自生命的热力,少女的体温,青春的光焰。衣服自然地滑落下去,让侗体显露出来,让生命蓬勃起来。她叫人相信,羞怯、道德、悲欢,这些意识的活动,在艺术中永远是处于次要的位置,只有生命,自然率真的、蓬勃丰盈的生命,才是第一位的。它本身就是艺术,是艺术的本然。
在艺术的世界里,其实并不存在一个时间的伦理,正像一个人渐渐长大了,但他并没有在所有的方面都超越了自己的童年,特别是在纯洁的意识和生命的完美上,就像一个人的长大,却越来越没有最初的可爱。其实正是童年的纯粹和敏感,才更接近于艺术的本源,而后来很多东西实则是渐渐变丑了。人类艺术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个世纪过去了,一个个伟大的名字相继诞生,而艺术却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丑陋不堪。人类只好在求奇求怪上下功夫——这当然也是注定的,就像一个人,总要告别他纯美的童年,该发生的一切都要发生。但在他的一切经历中,最美的回忆,依然要属于他的童年。
维纳斯是属于童年的,人类的童年。而且这是发育最为完善的、天然和完美的童年。怎么会诞生如此不可思议的作品?在这躯体上,我寻找那个伟大的创造者的踪迹,他已经远逝,如同风和地中海的空气。我只好相信,宁愿相信,这是上帝的杰作,是上帝通过一双人手创造出了她——我只能如此解释。
还有沧桑的岁月,意外的损磨与创伤。这里充满了不朽的哲学,一双手臂失落在遥远的风里,时间又将它埋葬。这让人怀疑,是否是有另一双神秘之手将它拿走,以凸显这不朽的完美?这是一个奇迹:当它们在时,美才是刚刚孕育,而当它们消失,这个杰作才最后诞生。这就是奇迹和哲学,你难道不这么认为吗?这是神的赐予,命定要出现的奇迹。
……
这是天籁,凝固的音乐,无论什么样的语言和比喻在这里都黯然失色,当她那一小步恰倒好处地迈出时,世界为之动容,一片肃穆。你看到造物的引领,正将文明之门徐徐打开,人类的丑恶和一切病态的思想,都将从这里得到澄清。因为在她身上,破碎的世界和滑向深渊的道德已面临拯救,她会使你相信,人类向善的力量不是源自意识和某种外力,而是源自它不朽的本能。
真正的蓝本其实也是人类自己,神并不简单地高居在人类的上方,即使它们是属于奥林波斯山的,它们也仍然有着比人类更天真和幼稚之处,维纳斯也不例外。她的虚荣、妒嫉、偏狭甚至于报复心,都使她看起来更像一个女人,但她是美丽的女人,一切女人的美丽的集合,在她鲜活的生命的身体上,找不出一丝一毫的缺点,她内心的弱点被艺术家原谅了,这同样源自伟大的人性,纯洁的童年的善良,艺术家把她的美放大的极至,把一切人性的弱点小心地予以剔除。从她身上,你可以看出人类对完美的追求,是多么地专注和成功。
……
她也在思乡吗?在她深邃的眸子里,我似乎看见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忧伤。她应该知道,这是巴黎,是卢浮,这里为灿烂的文明搭建了最好的宫殿和舞台,把她安放在这里是最叫人放心的,但她却永远地告别了自己的诞生之地,从地中海灿烂的阳光下,从伟大的希腊,渡越到辉煌的罗马,最终被关禁在这幽暗的异国的世界里。她和周围这些雕像,应该为自己的本来的民族感到一丝丝悲哀,她们不但自己忍受着无尽的孤独,而且使诞生他们的东方也一片荒凉,因为那里只剩下了瓦砾和废墟。伟大的古代文明,是随着她们的失散,而陷于败落的,当年的强盗如今变成了艺术的保护者和拥有人,这也是叫人无奈又难以理喻的。世界的逻辑竟然是如此的荒谬和不公。
哲人说,是一座神殿确立了大地,是她“使大地成为大地”。如果这是一个真理的话,那么是什么确立了一座神殿?那就是女神。而现在,女神离开了她的神殿,她的世界也就变得脆弱不堪了,神的世界已是一片废墟,所谓博物馆也就缘此而诞生了。而当人们不是在大地之上,神殿之中看到她,而是在幽暗的地下展览室里与她相遇的时候,无论如何都应该有一丝悲哀和怜悯——不是对神祗,而是对人类自己。

  祖母背后是春花和圆月
                                      白郎

高山苍苍,流水泱泱,在惊鸿一瞥的追忆中,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巢窝"这个词。在汉语里,“巢窝”指的是禽类与鸟类的居处,如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札尔词典》中文译本就提到过这个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是无法铭记的,就像雌鸭肚子上的一只小虫难以被记忆储存一样……天色已暗,鸟儿像点点黑影,跌落在树枝丛中的巢窝里。”但在纳西语里,“巢窝”指的却是“家族”,我的祖居地丽江东关村(纳西语叫“阿诗场”)就主要由两个“巢窝”组成,我的父母恰好分别属于它们之中的一个,父亲所在的“巢窝”叫“阿布”,母亲所在的“巢窝”叫“净托”。
幼年生活的一个立足点是一排花格木窗,它位于祖宅土楼的二楼,与覆盖着黑色筒瓦的腰檐相连。当阳光的大片光域透过层层叠叠的翠绿山峦,投映到陈旧的木窗上,镂空的梅瓣花格便像竹筛一样把光块分割为无数的光柱——这些光柱带着白昼微白的残光照亮了整个楼房。在木窗与腰檐以内,有一道狭长的木廊,上面铺有木板,放着鲜红的辣椒串及一些土瓷罐,有几个花瓶状的大瓷罐是我祖母和开凤年轻时候酿做大麦酒留下来的。这道木廊在记忆中通向了东关村的一切。在这儿,我像一只蛰伏在春光里的土拨鼠,能看到朝霞与鸦群如何在高山上齐飞,粉色的蛱蝶如何在旋转的落花中起舞,白雪六角形的寒花如何从有形化为无形,雨燕的雏鸟如何从布满斑纹的蛋变成了尾巴像剪刀似分开的成鸟。而更多的时候,我能看到"阿布"家族和"净托"家族终日劳作永不知歇息的纳西女人们从山野走下来,她们背上总是背着无比沉重的物件,脚上穿着草鞋或军用胶鞋,身上穿着破旧的浅色大襟绣边长褂、多褶白色围腰、肩带上有蜂蝶纹饰的羊皮披肩,看上去劳苦不堪,有的男人赶着羊群走向山岗,有的男人赶着马匹走向沃野,孩子们在巨大的簸箕上欢呼雀跃,三头嘴上套着椭圆竹笼的骡子拉着生产队的马车发出一阵暴烈的嘶鸣,中间高大的辕骡耳边垂着两绺红色丝带,脖子上挂着漂亮的铜铃。
我常趴在花格木窗上把玩一种木质的陀螺,陀螺上有漂亮的涡纹,它在木廊上轻轻舞动时,涡纹便会隐匿在圆形的暗光中。当我朝院子里望去,有时可看到祖母驼着个背在一棵苹果树下静静地做针线活,她坐在一个浅黄的草蒲团上,头上裹了块青布,身上穿着纳西式的素色皂衣,朝外翻着的袖口宽大阴白,像东巴经里描绘的两只白蝙幅。偶尔,祖母发出一声叹息,漫长的操劳使她玫瑰色的脸庞呈现衰老,明澈的阳光中,几片粉艳的苹果花落下来,更加加重了这一衰老。一匹生产队分派到家中的小青马在祖母身旁走来走去,当它过于靠近祖母时,祖母便甜蜜地微笑着拍拍它单纯如孩童般的黑脸。
我祖母和开凤做过一年大清朝的臣民,出生于1910年,属狗,可说做了一辈子的看家狗。祭祖的日子到来时,祖母从山上带回一些青翠的松毛、柏枝、蒿枝和杜鹃枝。她把松毛撒在楼上,然后用铜盆端来一盆洁净的祭水。用红纸制成的祖先牌位前,摆着搭了块旧红布的供桌,上面供奉着祭酒、祭果、净水、大肉、米糕等,隐藏着某种巫气的红布增添了祖先的崇高感。我祖母点燃了供桌上的两柱大香,嘴里不断地祷告着,接着,走到悬挂着“素笃”的木柱前,弓着上身继续祷告,“素笃”是一个具有神性象征意义的竹篓,里面供奉着家神“素笃”,内装有一把箭、一块石、一座木塔、一架木梯、一截木桩、一段草绳、一束五色缨络、一面彩色小旗,她拿着杜鹃枝和蒿枝将祭水洒向各处,一边洒祭水,一边颤抖着用纳西话深情地呼喊道:“辽阔的大地上,所有树木中,最先生长的是杜鹃树,由杜鹃枝来清除祭物上的秽气;辽阔的大地上,所有草类中,最先生长的是蒿草,由蒿枝来清除家园的秽气。列祖列宗啊,秽气已经消除,家神已经显灵了,请赶快回家吧!”
整栋土楼都被忽明忽暗的流光罩住了,我祖母那深情得近乎于倾诉的祷告声,仿佛正在荡开包裹着肉身的重重帷慢,把一种充满热烈渴盼的灵告之声传递出去。在惊恐的赞叹和不安的敬畏中,我紧张地注视着祖母,当我把大拇指紧紧地含在嘴里时,我祖母看出了我的不安,她从怀里的土布小包里掏出一小块冰糖递给我,叮嘱我到楼下去玩。
我祖母完成了楼上的祭祖仪式后,拿着把铎刀来到堆放着柏树枝的院子里,铎刀银白的外鞘上细腻地刻着美丽的云纹和鸟纹,刀柄上缠着些红白相间的布条。她把粗大的柏树枝砍成许多小枝,然后把它们放在土墙的黑瓦上焚燃。苍翠的柏枝噼噼啪啪地响起来,一缕弥散着瑞祥之气的凉烟,飘逝在空中,一些鸽蛋大的小坚果,则从柏树枝上掉下来,再从灰黑的瓦片上滚到地上。我祖母牵着我的手,诡秘而喜悦地微笑着,指着高飘的烟柱对我说:列祖列宗就要顺着这条路下来了!
我祖母常和一些老太太在一丛野蔷薇外碰面,这丛野蔷薇属于一户阿布人家,它碗口粗的浅紫色树干从围墙里伸出来,再扩大为无数长满尖刺的细长青枝,到了高处,枝叶缤纷地蔓垂下来,形同半把高大的绿伞。每年夏天,野蔷薇开满了密密麻麻的乳白花群,形成一处花荫,花群染着些粉气,从锯齿状的树叶间直挺挺伸出来,有若一个个高贵的圣杯,而那些尚未绽放的骨朵,则被环列在花体外围的黛色托片温馨地包裹起来。
许多白昼,我跟随祖母出现在蔷薇花荫外。这时候,各种形状斑斓的蝴蝶、长着暗紫翅膀的蜜蜂、点缀着圆点黑斑的瓢虫、有坚硬触角的甲壳虫、张开宽大绿翼的螳螂,全浮动在野蔷薇鲜醇的幽香里。有一次,几只蚂蚁抬着一片凋零的花瓣缓缓地蠕动着,我趴在地上,长时间注视着这些渺小的生灵如何把庞大的花瓣搬进了蚁穴。有时候,我看到一些灰褐色的水鸟、白腰雨燕,以及拖着朱红色尾羽的朱雀,一阵阵鸣叫着,从花荫上掠过。
在一些仲夏夜,我祖母和几个老太太在花荫外吟唱着一曲又一曲的"骨泣调"。忧伤的纳西民间歌谣,在一轮圆月下热烈地拂动着花荫。偶尔,老太太中的一个寡妇,拿出一个用薄竹片雕成的口弦,幽幽地吹起来,那飘动着无边柔情的音符,慢慢地从幽亮的花树上飘上去,再从花树上飘下来,从而,使整个花荫进一步从月色中凸显出来。
有一年大年初一,我祖母做了次祈求福泽的什日术(祭山神)仪式。院子里朝北摆着一张木桌,桌子上的草皮插着几根象征山神的栎树枝,周围摆了几个土瓷碟子,碟子里放有少许祭米、祭酒、祭茶、祭水,我祖母焚燃香柱,用鸡血点洒栎树枝,然后拿着净水碗一边除秽,一边吟颂居那什罗山、米利达吉海、含伊巴达树、赠增含鲁石这四大山海树石,祈求神明的山神要保佑我们这一家人门庭昌盛五谷丰登。祭祀结束后,我祖母把一小盘米饭倒在墙头的瓦片上,让鸦雀来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鸦雀始终没有飞来,这使得她整天都有些惴惴不安。第二天,有鸦雀来啄吃墙头的米饭,祖母就非常高兴,认为山神已经开恩接受了她的祈祷,她笑盈盈地坐在火塘旁,用一个拳头大的小陶罐煨盐茶喝,并且掏出一小块麦芽糖泥让我吃。我愉快地接受了糖泥,把它拿到炭火上去烤,糖泥很快就化了,轻轻往两边一拉,变成了一条细长黄亮的糖丝。我舔食着这一美味的同时,要求祖母讲一个故事。我祖母说那就讲一个过年的故事吧,于是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值得我用一生的时间去回味的故事:从前,"净托巢窝"有两口子,家里十分有钱,但膝下没有儿女,吃年夜饭这天,两口子围着一大桌山珍海味,却冷冷清清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时候,从隔壁的穷人家传来了兴高采烈的喧闹声,两口子奇怪地想,这家人穷困潦倒,平时连饭都吃不饱,有什么事值得这么开心呢?俩人就爬到墙上去看个究竟。隔壁的穷人没有钱,却有12个孩子,吃年夜饭这天,全家人喝完一大盆稀饭后,一大群光着屁股打着赤脚的孩子嬉笑着把父母架在膀子上,在院子里到处跑,一家人欢天喜地好不热闹。富人家的两口子在墙上见穷人家的年过得如此开心,不禁伤感地叹息道,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有段时间,我出了麻疹,全身长满了晕红的斑点,我祖母用厚厚的棉被把我盖上,整日整夜守候在床前,不断祈求家神要呵护我。为了清除屋里的污秽之气使我早点好起来,她不停地往一个火盆里焚燃添加的柏枝。我的床头摆满了绿色羽扇似的柏枝,只要一呼吸,一股浓烈的柏枝味就直冲全身,以至于有时候被呛得需要咳上几声。柏枝在火盆里不时噼噼啪啪地响着,整个房间都弥漫着青幽的烟雾,当门窗上的亮光漏进来映到柏枝上时,朦胧中,我仿佛看到了一些来自于天堂的灵物,上面泛着的奇异绿光,形成了一种阴深的美,它让我惊讶不已,并且感到恐惧,我总是怀疑柏枝背后隐藏着高深莫测的东西,这种东西一定是高雅而可怕的。有一天,我祖母偷偷找来了一位桑尼(巫婆),她念上几句莫名其妙的咒语,往嘴里含点净水喷在柏枝上,然后在床前跳了几圈,跳完后,她在外面向祖母神秘兮兮地交待了几句就走了。我问祖母自己的病快好了没有时,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倾斜的圣殿
陈小蘩
1
我第一次去西昌城是七十年代初。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母亲进城办事带了我一起去。记得天还没亮,我被拉着爬上一辆东风牌大卡车,去的人很多,大人、孩子拥挤地站满车箱。母亲和我站在车箱最前面的一排,扑面而来凉飕飕的风把我稀松的睡意吹走,我瞪大眼睛努力看清车前方的景物。朦胧的山和树向车后飞逝……载着一车人的东风牌大卡车沿着山区蜿蜒的公路从西向东驰往西昌。
东方的天空逐渐泛出鱼肚白,一团团蓝黑色云朵被镶上一道闪亮的白银似的边。渐渐地云朵银色的边转化为耀眼的金光。我望着东方天空云层奇诡的幻化,内心充满震惊和期待。东风车加足马力在两山之间笔直的公路上缓缓上行,这条路一直伸向天地交接处半空横置的一面小镜子里。车朝着东方行驶,我瞪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镜面、天地之间最亮的一团,忽然一团鲜红的小球跳出,四周的云层被映得瑰丽多彩。这一小点红每秒、每秒地向上蹦出,越来越大,一个滚圆的红球从镜面升起,霞光辉映水天一线,不觉中我们已从夜的黑进入日出后灿烂的阳光里。太阳越升越高,七彩霞光逐渐消失,天空一片湛蓝。那块放置在天上的镜子原来是西昌城边的邛海。
我们的车沿着邛海边行驶,松柏深深的泸山依偎着邛海。记得我们停车上了泸山,中午在山上庙子里吃的豆花饭。后来又去了西昌城,古老的街道、房屋,第一次近距离地看披着查尔瓦,束着百折裙的彝族人。我们在西昌城里待了几个小时,这座城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回忆,但我永远地记住了邛海。邛海的日出,我生命中第一次看见的日出。很多年后,我再去西昌,去邛海和泸山,忽然间感觉一个人和一个地方或者一些人的缘,早在好多年前,生命的不经意间就已注定。
2

1986年夏天,我和几个朋友登上去西昌的火车。一下火车,我们就直接去了邛海。
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到周伦佑,自从1985年四川省青年诗协解散,他从成都去西师讲学后,就没有联系。这次到西昌,当然第一个是去看他。
周伦佑的家在泸山脚下的西昌急救输血站,一排砖混的平房,一门进去,前后两间。外屋有一张大床,紧靠窗户摆一张书桌,一个高靠背的木椅子,屋里没有几件家具,房间收拾得非常整洁。书桌上放一摞书和一叠手稿。推窗面对邛海,屋后参天大树,浓浓的绿翻卷着波涛一直延伸向山巅,我赞叹这真是读书写作的好地方。
那天我们没有见到周伦佑的夫人周亚琴。
伦佑说:晚上下过雨,她去山上采蘑菇去了。
伦佑谈及他和蓝马从成都回来才十多天,这次去成都出《非非》,忙了一个多月。
《非非》创刊号出来了。他返身进里屋拿出一本《非非》创刊号给我,眉宇间透着喜色 。
他又说:我到成都后找过你。刘涛说你不在成都,出去旅游了。
刘涛为什么说我不在成都?事实上我一直在学校教书,不可能离开成都。伦佑的话语中断了我的迷惑。
这次《非非》创刊号从筹集、组稿、定稿、下厂、排版、印刷就一个月多一点,时间上安排得很紧凑。《非非》创刊号搞得简直太漂亮了。
他沉浸在自己一手创办的《非非》横空出世的欢乐里,高兴和充满自信地继续说:《非非》将是今年诗界的一枚重磅炸弹,非非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我们终于有了一本自己的刊物,一本一直想要出的刊物。
我一面兴奋地翻阅着《非非》创刊号,一面听他讲非非、非非主义的创造还原法。前文化理论。崭新的词意冲击着我的观念。
他看着我决定性地说:你一定要参加,准备上第二期。
我把最近写的《月亮高度》、《盗警110》,一大组诗给他看。他看后,作了一个用力的手式,将高扬起的右手向下45度划过,说:倾斜一点。这样,向下再倾斜一点。我明白他的意思,点头同意。
伦佑又略显沉重地说:这次出《非非》创刊号,太累了。从编辑、改稿, 编定下厂,什么都要我一手去做。最后铅字都排好,第二天就要开印了,才发现杨黎他们几个把原来编好的《非非》篡改得一塌糊涂。只好和蓝马守着全部重新改回来,这才有你现在看到的《非非》。要做成一件事太不容易了。他告诉我马上要编《非非评论》,说下一步又涉及到联系印刷厂的事情。我想都没想就说:我们学校就有印刷厂,我回去联系。
周伦佑说要打电话叫蓝马过来。他笑着说:世刚现在状态很好,在写东西。
八十年代中期,一般人家里都还没安电话,伦佑准备出去打电话。
老周六岁的儿子周达扬,从我们来他就一直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专心地翻看一本小人书。刘益走到门口逗他玩。
看什么呢?刘益问。
正出门的老周停下来,说:达扬已经读完《红楼梦》,他爱看书。
我一惊:眼前这个瘦弱文静的小男孩才六岁就读完《红楼梦》了?不过看他两个眼睛充满灵气。
刘益显然不信,有意问他:宝玉喜欢宝姐姐还是林妹妹?
喜欢林妹妹。
刘益又问:宝玉和宝姐姐结婚时,林妹妹在做什么?
林妹妹死了。她烧写的诗,后来就死了。
刘益就一直这么问下去,周达扬始终对答如流。
我们两人觉得这孩子是个小神童,那年周达扬六岁。

老周打完电话回来说,蓝马从城里过来。我们去了一个站名叫“四公里半”的汽车站等蓝马。蓝马1米74的个子,人很帅气。他刚完成了“前文化导言”,又在写他的下一篇文章,他说写得顺手,整个人神采飞扬。
后来的事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同去的七个人在半夜快12点的时候,突发奇想去了泸山西边的墓园。坟地里的路黑咕隆咚,借着星星微弱的光,我们在墓园里穿行,树林在风中摇晃投下巨大的阴影。我们屏住呼吸,静静地从长眠地下的死者身旁走过。我走在最后,感觉只有墓园独有的死的永恒寂静。我们的脚步声惊起一只宿在树上的鸟,它扑扇着翅膀飞进黑夜,惹得远处几声狗吠。被惊扰的死之寂静重又在身后无边的环围过来,慢慢地合拢。我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忽然脚下一虚,脚插进一个洞里,我想我是踩进坟里去了,失声惨叫,我们这群不速之客飞似地逃离墓地。
那天夜里回到泸山脚下的小旅馆里,我只在日记本上简单地记下几个字。8月11日,星期一/去邛海、泸山。/见周伦佑,加入“非非”。
从螺髻山回来后,我们和老周在邛海边告别,路两旁盛开的三角梅红得耀眼眩目,周亚琴从三角梅下向我们走来,她穿一件红色的游泳衣,白色的浴巾披在肩上,看不出来她已是一个六岁孩子的母亲。我和她微笑地注目,长发在风中飘飘的她很美。这时公共汽车来了,她站在老周身边和我们挥手告别。
3
从西昌回来,第二天我就去百花潭中学找印刷厂厂长老冯谈印刷《非非评论》的事。他原来是我们组上的老师,大家曾在一个办公室,比较熟。我说:我写诗的朋友们想印一些诗歌方面的东西,找他帮忙。我对印刷这方面的事一点不懂,他问了我几个问题,我都答不上来,但我对他说我们是自费出,价格上请他一定要少些。等我把人带来,再谈具体的。
周伦佑到成都后,找我仔细问了印刷厂的情况,最后决定第二天就到厂里去谈。
8月18日,我和周伦佑、蓝马还有刘涛(刘涛那时正和蓝马恋爱)一起去找冯厂长洽谈印《非非评论》的事。老周非常警惕,只说印一些内部刊物。在我竭力担保下,厂长同意印并只收我们成本价,一切谈妥。
从《非非评论》下厂开排,老周和蓝马一直守着。杨黎、尙仲敏也来过,最后校稿的那天,我们几个都在。老周从一开始就强调保密,只说印“评论”,“非非”两个字都是最后才叫工人找字钉补上去的,在厂里我们不大敢说关于“非非”的事,一切都需要秘密进行,我们是一群地下工作者。
印刷的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中午我们从百花潭中学出来,沿着浣花溪旁边的小路去望仙场街上吃面。在这条一边是河流一边是麦田的乡村小路上我们可以大声地交谈,我们为《非非评论》的即将出世而高兴。大家对蓝马在最后排版时才要工人把空出来的地方补上“非非”两个关键字钉的事非常开心,秘而不宣的感觉,我们正在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它潜在的危险和整个过程进行中的隐密,刺激着大家有些神经质。我们走在小路上集体虚构了一个故事,“自带字钉的人”。1、一个人先为没有一个好笔名苦恼。2、有一个好笔名后,又为印刷厂没有该名字的字钉苦恼。3 后来他想出一个办法:找工匠专门定做他笔名的字钉。4、他把字钉随时带在身边,看见纸就在空白处按上他的笔名,后来看见书就在书上按他的笔名,再后来在衣服上、看见的布上按他的笔名,最后脸上、手臂、身体,能按得到的地方都按上他的笔名,他一直不停地按着他的笔名……我们为他疯狂的行为开心地大笑。1986年我们大家都年轻,做什么事都会找出笑的理由,不过老周能收得住。
8月28日上午,印好的《非非评论》散发着铅字的芳香出现在我们面前。厂长说:等会计结算清全部费用后,明天你们来取。
老周坚决地说:要得急,必须马上算清,我们今天就要离开成都。
大家一直等到中午全部结清。蓝马推着我的自行车驮着《非非评论》,大家一起离开百花潭中学。
几天后,冯厂长阴沉地对我说:“你们走后,下午主管部门的人就来了,为私印你们的东西,查我们印刷厂。”
后来这位冯厂长离开了百花潭中学的印刷厂。
4
我听到光的声响。我看见声音的光。
   我必需打破写作的惯式,调动所有感觉。
  “倾斜一点,再倾斜一点。”我理解周伦佑的手式:将诗从神圣,让人仰目的高位上拉下来,把诗从各种人为赋予它的虚妄、空洞的名词里解救出来。
   跌落尘埃的诗神突显原始的生命力,她更人性化了。
   我把写作的兴趣转向幻觉诗。我常常从梦里醒来抓一只笔就写,写完倒头就睡。这期间我写了组诗《姆指插入》(其中有《幻象火山》、《空气停尸房》、《一、二、三、跳》、《被隔离的水》、《抽花的土》,五首诗。)和《电话大楼的单间》,《幻岛》。
5
1986年底到1987年初,非非很快在国内诗歌界激起重大反响。《作品与争鸣》、《诗歌报月刊》、《当代诗歌》、《作家》等多家国内大型文学刊物都以专栏的形式介绍非非主义、刊登非非成员的诗歌。
1987年5月,一天刘涛和蓝马来找我,我们一起去杨黎家。周伦佑已从西昌来成都,准备筹划出《非非》第二期。非非的影响正在国内迅速扩展;非非同仁们的写作状态都很好,呈上升趋势;推出《非非》第二期的时候到了。在出《非非》的每个细节上,老周都考虑得更仔细和周密,为尽量减少各种不利因素,把知情范围减小到就几个核心成员。
几天后周伦佑到西二道街10号我家里来。我把1986年底写的《暗色水晶》和好几首短诗、与这年2月写作的长诗《橡皮猎人》拿给老周看,他认真地看过后,从这些诗歌里选了《橡皮猎人》,说:《非非》第二期,你的就上这首长诗。
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时间大概10点半左右,刘涛突然来我家,说:《非非》印好了,蓝马现在外面守着。
我和她急忙去后院大门外的小巷子里,黑漆漆的小巷里停着一辆三轮车,我们守着卸在地上的一堆书捆,蓝马就和三轮车夫到巷子口昏黄的街灯下数钱,付清运费。
这之前刘涛带着蓝马来找过我,要我负责保管《非非》,我事先已经把屋后一间空着的几平米的小房间打扫干净,准备用来放置。我们三人把捆扎好的《非非》,一捆捆搬到小房间里藏好。回到屋子里,我激动地翻阅着《非非》第二期,内心充满喜悦。
蓝马说;这几天我们几个要抓紧做一件事,把赠送给外地朋友的《非非》,签上名、写信封,然后寄出。
接连几天下午,我们围坐在我家那张小饭桌前。签名、写信封、用胶水把写好的信封封口。然后蓝马骑着自行车驮着去邮局寄出。蓝马做事很小心,他一次只在一个邮局寄几本,像一个地下工作者在做一件秘密的事情。我和刘涛很是感叹,我们只是写诗,寄几本诗歌刊物大家交流都不行吗?蓝马说:还是小心些。老周一再打招呼要小心。当时的情况迫使大家不得不小心地行事。
顺便一提,这么多年来我只知道《非非》二期是在成都印的,由老周一手筹划、操办,至于谁参预了具体哪个环节就不清楚了。事过多年才知道陈亚平对这次印《非非》第二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通过他母亲在《四川日报》的关系联系制版、印刷。陈亚平说:当蓝马雇一辆三轮车载着《非非》第二期从他的视线中消失后,他至今不知道这些《非非》藏在了哪个角落。这些《非非》在三轮车上和蓝马穿行于成都的大街小巷,避开可疑的视线,先放在转轮街刘涛处,最终又被放到西二道街10号我家,经我们的手将它寄往各地。时光流逝,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保留着当年因某种原因未寄走的几本《非非》,现在再看这些被岁月浸得陈久的《非非》,更显它经过时间历验的价值。



从棋局与囚室里折射出来的光
龚伟

夜已经深了,我终于放下手里的书。在这寂静的小屋子里一阵浓重的倦意压过来,但我毫无睡意。望着眼前的书页,我感到莫名其妙,恍惚之间我看见B博士从书页的文字之间站立了起来,他从茨威格《国际象棋的故事》里显形出来。他依然被囚禁在那间并不算大的囚室里面,一脸茫然,面容憔悴,苍白如他面对的墙纸。那是一间只有一张床,一把沙发椅,一个洗脸盆,一扇窗户,和一扇锁着的门的饭店单间。
B博士的家族本是奥地利的名门望族。入狱前,他和他父亲曾经秘密地负责地代管奥地利皇族和贵族的财产,并且对于罗马教廷和皇室的一些政治谈判他都知之甚多。为此,他被捕以了。盖世太保指望从他身上榨取金钱,或者一些重要情报,于是把他囚禁在那里,企图让他自己的思想逼死自己,直到吐露真相。
B博士被“极其人道”的囚禁着,他每天所面对的除了床还是床,除了沙发椅还是沙发椅,除了洗脸盆还是洗脸盆,除了紧锁的门还是紧锁的门。他面对这几件没有生命的东西,木头似的发呆,他的眼神里弥漫着空虚。似乎他的精神已经被无尽的虚空逼迫得快要垮掉了;他内心就像这无边的夜色里被黑夜沉重地挤压的小虫,不住的哀鸣着,被暴力强加给他的“最最狡猾歹毒的隔离手段”——虚空——逼到了几乎绝望的地步。
    出乎意料的是,一本棋谱救了他,那本他冒着极大风险偷来的棋谱救了他,奇迹般地把他从无尽的虚空的囚室里救出来。
    虚空缘自于失去自由,而这也许是生命个体的最大悲哀。不是吗?试想一下吧:当一个人被暴力抛向死寂的,窄小的空间,眼前没有何的鲜活的物象,耳里没有一丝声音,无法呼吸清新的空气,无法呼吸草叶生命的气息,脑子里犹如雾一般的空洞,置身于时间之外,空间之外,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不会说话,不会行动,不会思维,石头一样,那将是一个怎样一种景象呢?而所谓自由,客观的说,它蕴含着行为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而后者至关重要。B博士在囚室里没有行动自由,他只能困兽一般的呆在囚室里;甚至他的思想由于失去了养料而有遁化的迹象,就像置身于沙漠戈壁的生命将失去赖以生存的甘泉一样;就像龟裂的田里行将枯死的稻禾。一个人可以失去许多东西,但不可以失去自由。B博士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对此他无能为力。但是,他依然是自由人,因为他自由思想的翅膀飞离了囚室。他试着演算数学题,也背一些诗歌之类的东西或民法的条款。那本他几乎在绝望的时候,用极大风险偷来的棋谱,在B 博士已然不是棋谱了,它变成了他自由思想的唯一光源、养料。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在六十四个空格里驰骋的战马,纵横拼杀的战车;以及那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国王。他的脑子里全是阿廖欣争夺桂冠的对局,或是波戈留波夫争夺桂冠时交锋。对于一位极力摆脱的虚空,让自由思想走出囚室的人,当然不会局限于一位机械被动的接受者、观望者。他需要去参与、创造,需要把自己的思维空间打开,需要用思想去战胜空虚。于是,B博士把自己从意念中分成了两个自我。这种被他命名为的黑棋之我与白棋之我,在这六十四个方块间展开着生与死搏击、绞杀。这样很自然会让人想到战争,想到那些为了集团利益把无数无辜的、可怜的、年轻生命如棋子一样地扔出去,让他们在生与死的边缘拼杀,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战争。由此,也不难解读B博士在黑棋之我与白棋之我之间的神精撞击下受到的创伤。
    如果说,B博士是囚室里的自由者,他把唯一的一个光点(棋谱)点亮了另一个广阔的任其翱翔的天空,那么与他恰恰相反的那位国际象棋大师岑托维奇,则是一位背负象棋,在世界这个棋盘上自我放大的桎梏者。但是,没有理由证明岑托维奇这位“三句话都写不好的草包”;这位智力单轨发展的活体标本;这位出生于多瑙河上失去父母后靠神甫的同情抚养大的“巴兰的驴子”应该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尽管,他无知到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名字,甚至粗俗吝啬,贪得无厌。毕竟从苦难中熬过来的孩子把金钱或财富看的过重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寡居多年的鳏夫面对眼前迷人的裸女难以自制。应该说,他可悲的一面是缘自于缺乏自由思想的能力,缺乏抽象思维的想象力,他的大脑除了棋盘和对局一无所有,犹如旷远的荒漠里只有偶尔被风卷起的沙砾,却没有一片延展生命的绿色叶子,但这并不应该作为人们讽刺的笑柄。金无足金人无完人,在这个世界上谁又没有自己的可笑之处呢?况且,这位可笑的人是靠上天赋予的单轨智慧和辛勤的努力而顽强地生存着。他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精神世界框在了那六十四个黑白框子里面,束缚在了那三十二颗棋子上面。他在赛棋和拆棋研究之间奔忙着,像一个为了生存而不停地作机械运转的活塞。尤其可悲地是他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不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除了象棋还有更加丰富的生活。
B博士终于走出了纳粹强加于他的囚室,重新获得了全面的自由,他面对的是一个广阔的世界,温文尔雅的举止,还有他与人为善的谦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与新认识的朋友叙述他不同寻常的经历,他与朋友们谈论国际象棋,在这个时候,象棋只能是他与大家谈论的一个话题,一个媒体,只能是一种娱乐的形式了,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已获得全面自由的他还有更为丰富的自由生活。他与岑托维奇在巨型客轮上的棋赛,实际上是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对弈,他在国际象棋上丰富的想象力,超凡的技艺和智慧超出了岑托维奇,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由于精神的创伤而出现失态,果断的放弃了将要取得的胜利。这种放弃实际上是从特定条件下的自由进化为面对世界的自由。他已经明白的告诉人们,作为一个从令人窒息的空间里走出来的拥有自由思想人,已经彻底地走出了空虚的囚室。
夜,如一张黑色无边的巨网在这个世界铺开,把四周的一切死死地扣住,也如一张无边的棋盘,把我放在黑白相间的棋盘上,而我觉得有些昏昏欲睡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感受到了虚空,但是却真切的感受到天地之间,自我与本我在这复杂而充满神秘与玄机的对局之间;骗着和与杀着之间;陷阱与反陷阱之间;真实与幻觉以及自由与虚空之间正在艰难的进行着不知结果的对弈。

黑豹之夜
蒋蓝

迄今为止,我已经写完了四只豹子,它们像我扑出去的指头颤动在黄昏的空气里。我夹着一支烟,四根手指灵活而干燥,烟雾缓缓将手指的缝隙添满,蹼一般游动在茶色时间里。烟雾的兽皮在逆光下具形,把内部的力逼向毛发,我看见坚持的针,正在把黑丝绒的帷幕刺穿,金属的弧线反弹不已,终于稳定,突然散开。而那根一直不被重视的无名指,逐渐在手指的芭蕾中退出去了,把无名的痛堆积在指尖。烟灰飘落在指甲上,有一种奇怪的白,在牵扯着无名指内部的东西。我意识到,那应该是黑豹丢在梦境边缘的光,飞起,又碎匿。
这样,我就必须看见一头豹,因为失名而逐渐变黑。放它到广大的黑旷野,黑豹矸石一样亮起来。这是我无力抒写的,我的墨水只会加剧事情的复杂。因为最显著的错误,就是墨水可能会像电筒一样愚蠢,它把黑夜撕开,我就会认定这圆形的光斑是真相。被惊醒的黑豹,从伤口里冲出来,只好以咆哮来进一步扩大伤口。黑豹是黑暗的元神,不要惊动它!
我逐步慢下来,从汉字的高处退下来,从书籍的影子穿过,慢到可以听见很远的水滴在敲打芭蕉,连芭蕉叶细微颤动的身姿也可以看清。这时,黑豹总是如约而至。准确地说,是黑豹从“黑”世界脱身出来,只以“豹”的面目出现。但是,这绝对不同于放风。
吸纳黑暗精血的生物,可以理解为事物成功反对本质的努力。它们被日光赋予得太多,日光下的生活总是单面的,那些因灵异的技术受制而无法施展的妖冶或者盛开,只好被推迟到梦境边缘。何况,日光的食物远不足以支持它们在黑暗中的超负荷工作。就像冥界的门卫三头犬萨贝拉斯,就像爱伦·坡的乌鸦,就像里尔克的黑豹,就像卡夫卡的穴鸟,就像权力的鸩鸟,它们张嘴把光亮撕下一块,咀嚼的声音体现了金属回归到巴什拉的元素诗学的过程,然后,它们吐出比黑暗更黑的东西。
这时,豹再次返回到黑字庇护的空气中,成为黑豹。是,似乎又不是。
这里必须提到一个人和一本书。
科运特·布赫兹是慕尼黑一位享誉世界的插图画家,他给慕尼黑的出版社做过许多书的封面设计。某天,他来到HANSER出版社,把自己的画作在地板上摊开,所有这些画里都有书或书的前身:纸、打字机、自来水笔等等,总编想到一个主意:为什么不把画中的故事让人写出来呢?于是,编辑们把他的画分别寄给了米兰·昆德拉、黑尔塔·缪勒、乔治·史坦那等47位不同国籍的作家,请他们根据自己对画作的想象和解读,把藏在画中的故事写出来,这就是题为《灵魂的出口》的小书的来历。(书的德文原版于1997年出版,中文繁体版,张莉莉译,台北格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98年2月第1版;中文简体版,作家出版社,2000年2月北京第1版)
1996年2月6日,在圣塔摩尼卡,荷兰作家蔡斯·挪特本用一些“沙制的绳索、镜子、碎金”般的词语,谶语连篇,连缀为典型的博尔赫斯式的文体,这就是杰作《梦中的黑豹》。他没有在巴黎植物园找到那写豹的诗人里尔克,但撒出去的金属词汇触怒了旋转在栅栏后面的一声长啸:那只失名的黑豹被一位盲目老人的梦境招来,它轻轻衔起里尔克的诗集,叼着它走上夜里的电线,户外的星星看起来就像雪花一样。而窗台上的书本里夹着一弯新月,仿佛书签:

“ ‘对它来说,好像就只有这些栅栏,栅栏后的世界根本不存在。’
使在梦中也能再见。一阵柔软的脚步声和呼吸声传来,门无声地打开,一个黑影进来,比黑夜还要黑。这一次,动物看着他,他也用盲眼盯着那两只露出凶光的兽眼,想着他曾为其他的猛兽写的那首题名为‘其它的老虎’的诗句。……然后他看到,大猫的怒吼声像阵风似地灌入房间,站直,把书像猎物似地用爪子塞进利牙之间,衔着象牙白色的掳获物向前一跳,看来很轻快,但同时又显得奇慢无比,经过开着的窗户,走上电线,消失在黑夜中。夜空中的星星看起来像雪花一般。”

我想,里尔克此时正匿身于栅栏的高处,他从垂直的角度,而不是栅栏里与外的位置,在观察盲人与黑豹的相遇。他比较满意这个布局,观察黑豹,是不需要视力的。盲人之于黑豹,恰恰互为彰显。
这清楚地纠正了汉语翻译家们的一致性错误,那头里尔克的豹子,是黑豹,而不是一般的豹,也不是花豹。
只有这个解释才是唯一的,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里尔克另外的诗句。黑豹伫立在他的言辞高端,为了能够看见,他准备《挖去我的眼睛》——

挖去我的眼睛……
挖去我的眼睛,我仍能看见你,
堵住我的耳朵,我仍能听见你;
没有脚,我能够走到你身旁,
没有嘴,我还是能祈求你。
折断我的双臂,我仍将拥抱你——
用我的心,像用手一样。
箝住我的心,我的脑子不会停息;
你放火烧我的脑子,
我仍将托负你,用我的血液。

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人的才华会被动物提升到这个地步。他在受难中恢复了甘心奉献的,他又在愉悦中收回了前世的病痛。黑豹,你这芳香的鬼魂,用硫酸哺育罂粟的园丁,用坩埚沸煮金红石的尤物,你翻动着深切的岩床,想把那矿脉的血在舌头上逼亮。
黑豹的烙铁将黑暗烧炙出了自己的身型,就是“灵魂的出口”吗?里面闪挪着濒死的愉悦。黑豹在莎乐美紧绷而发亮的身体边游走,黑豹独立在希律王的激情中心,它护卫贞洁,又单个享有。它其实是阴阳双性体。一方面,它宛如黑暗的高潮的子宫颈,铭记交媾时的疯狂闭缩;另一方面,黑豹是一根愤怒的乌木,它特有的叫声像是刺耳的咳嗽,它要打穿一切字纸和丝绸,在洞穴的幻象中高歌猛进。黑豹把贞洁埋在迷宫,迷宫里的时间没有速度,如同山大王把抢来的美女藏在石头中,他希望美女白日如石女,但在黑暗中盛开如少妇。黑豹知道出入迷宫的时间,并在贞洁的温湿走廊里打下暗号,它却畏惧于日光对路径的改写,于是,它在迷宫口再次制造了一层梦的帷幕,下面是无底的黑。它不希望被日光发现,正在过渡的事物惧怕曝光的急躁,黑豹躲在看不见的所在,怀念巅峰跌落而下的幽谷,里面布满忧伤。在这里,里尔克、豹子、黑豹是三位一体的,盲老人倒像是一个濒临死亡但奋力回阳的第三者。尽管如此,我们可以认定,“里尔克的黑豹”是“庄周梦蝶”的西语版本,唯一不同的是,黑豹拥有无边的性力,在欲望的旷野上时刻与血肉相遇,而庄子只是在被花朵抬高如诗经的天色里,空飞。
黑豹是吃铁的动物,不然我就无法解释它在黑暗中体现的神力。也就是说,黑豹面对那些巴黎的铁栅栏,是可以随意脱身的。但问题是,自己一旦遁去,里尔克怎么办?空栅栏就或缺力量的缠绕,那么里尔克就与黑豹一样失名了。于是,黑豹只好继续它旋转的事业,直到它用晃动的线条像裹蚕茧一样把诗人包围在力的中心。通透,但不进一步明晰。地上全是黑豹与诗人被栅栏截断的注视或日光,因此,对黑豹来说,凝视与日光是不需要的,它的失名恰恰是它唯一存在的证据。
于是,在黑豹之夜,黑豹自明。
它走在微风的反面,风把它的所有运动带给黑暗,它仅仅从黑暗里伸出一只爪子,再按下去,黑暗就如影随形,淹没它,又使它再次失去名字。就仿佛一支飞驰的箭,不断被空气拾走自己的多余部分,只剩下一截锐器继续自己的事业。意外的情况在于,黑豹伸出爪子,突然被微弱的光线定住,它看见趾爪的反光,玉一样冷,把不祥的预感昭示出来——黑豹看见一条腰肢的曲线,被一股大力擒住,然后挽了一个死结。黑豹立即挣脱光线的缠绕,把前爪放下,它亮出利刃,插进黑土,直到整个身体在黑暗中淬火,接着哑灭。
黑豹必须独自终身于黑暗才是完整的,两者缺一不可。就像坐在高处的复仇者,在快被仇恨点燃的时候,突然原谅了仇敌。它像炭一样松懈,散落在一块干净的石头上。黑金的意象威严而玉体横陈。
世界以流质的方式布局,在日光的左岸,一团夹裹着黑火的焰穿过一条黑暗的甬道。黑火通过热度来显示火的反向造型。红光与白火在重叠、交织,然后被密闭。深不可测,密度空前。如同黑豹进入异性的身体,它像亮毛贴在肉上一般完美,连一丝光也不能插足这绞缠的爱情。那根甩直的尾巴酷似性器,每一次出入,紧密是第一位的,而紧密本来就是作为黑豹的最低要求。记忆的碎片,模糊的场景,散乱的词句,矗立的栅栏,伟大的旋转,在黑豹躺下的一瞬均已完结。一切,都成了。
所以,黑到深处的事物,往往不是物极必反的证据——要么以突然的大光来体现黑到如今的力度,要么继续黑暗的事业——比黑暗更黑!但是,黑豹并不想被修辞在皮毛上覆盖诸如缎子、丝绸的软语,同样也拒绝金属的隐喻加诸己身。它不需要或软或硬的外观。这些无法被日光问鼎的黑暗,早已经在黑豹的内部绽放。被隐蔽就是幸福。它趴在石头上,直到把石头染黑,它溶解了,懒洋洋回到那个作了暗号的地方……
但是,黑豹突然睁开了眼睛,打破了我的叙述。它张大了嘴,打哈欠,令我的文字出现裂口。黑豹浅色的眼睛正作为黑暗的基座,托起了它的历史和背景。我以前只相信黑豹是黑暗的元音,现在我就认定它才是御座之主。有什么还会比一只黑豹的眼睛更深邃、更诡异、更神秘的呢?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如能有一秒钟的时间得以窥见真理的面目,甚至是魂魄的面目,你就终于明白,自己可以不说什么了。因为你没有畏惧,只有满怀的虔敬。
    我看不见黑豹眼角的花纹,它不像花豹那样昭示痛苦,它已经穿越了这些皮相,在一个幽深的梦里迟疑,折返现实的大地。




 楼主| 芙蓉锦江 发表于 2011-11-7 17:11:05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60】《芙蓉锦江》创刊号《诗坛纪事》

【编撰:朱晓剑】

文本
○在诗歌的“非非主义”创立20年之际,近日西藏人民出版社新出版了周伦佑、孟原主编的《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二十年图志史》、《刀锋上站立的鸟群/后非非写作:从理论到作品》两部大部头诗歌及诗评著作。这是国内第一部为一个诗歌流派而作的编年图史。在一个“颠覆诗歌”的时代,此行动无疑是令人注目的,不过,这也宣布了非非主义时代的完结,诗歌将从对政治体制的反思回归到诗歌本身写作中来。
○日前,由诗人发星与胡应鹏主编的《独立》10周年纪念专号隆重推出。其中的中国民间现代诗歌运动简史对近年的民间诗歌运动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并勾勒出了一副完整的诗歌图景。作为创办于1997年,由大凉山青年诗人发星主编的《独立》,已走过其10年艰辛而快乐的岁月。2001年由发星、梦亦非倡导形成的“地域诗歌写作群体”,逐步为诗坛所注目。目前,《独立》是整个西部最有生命力的写作群体之一。
○由诗人陶春与刘泽球主编的《存在十年诗文选》近日由远方出版社出版。存在诗刊历经十年的发展,在诗歌的各种潮流中坚持独立写作,目前已经拥有诗歌创作与理论创作相结合的写作群体,并在对当下的诗歌写作进行了反思的同时,构建了自己的理论高度。存在诗刊以自身写作为契机,提及隐匿性写作的重要,正如随着波尔·金特手中层层剥裂开来的哑暗谜语,揭示了太阳——诗歌精神燃烧的火 焰中心坦开的一片清凉与寂静。《存在十年诗文选》不是一部同仁诗文选,而是集中展现了四川70后诗人的力作。
○谢冕教授作序的乡村诗歌选本《采诗锦城东:大面铺到龙泉湖》2006年11月25日在沫若艺术院举行了首发式。首发式由成都市龙泉驿区文化体育局组织。该选本由成都市龙泉驿区委宣传部指导,区文体局主持,市微型文学学会、市诗歌委员会参与编选,凸凹具体执编,分“一脉相承的山水”、“剥开果壳见大地”、“花儿叫出的表情”、“龙泉山的红月亮”、“而今采诗锦城东”、“荡漾在山湖中的果园”、“驿栈回廊上的游吟”、“乡村的香”七辑合成,共收313首(篇、章)乡村题材作品。与会专家、诗人纷纷盛赞《采诗锦城东》是当下乡村诗歌的范本,对繁荣乡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日前,诗人吴晓川、罗铖联合主编大型校园诗歌选本《西华诗选》由海南出版社出版。书中精选了西华师范大学所经历的(南充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学院——西华师范大学)三个时期的40余位重要诗人的作品,其中包括“莽汉主义”的代表诗人李亚伟、万夏、马松、胡玉以及冉仲景、杨国庆等诗人的代表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大学的人文环境发展脉落,并还原了诗人活动当时的活动场景,是了解西华师范大学的重要文本。
○第39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政绩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但他作为作家和诗人,大家对他的了解,相对而言,似乎比较少。大家知道他在200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但不太知道他已经出版了16部作品,很少人知道他因回忆录《黎明前一小时:一个农村少年的回忆》获普利策文学奖,也很少人知道他是继第六届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和第十六届总统亚布拉罕•林肯之后第三个写诗的美国总统,更少人知道他被誉为美国独立二百多年以来第一个“总统小说家”。南大美国诗歌权威张子清教授翻译的卡特诗集《总是估算及其他诗篇》,最近已由昆仑出版社出版。收录在这本诗集中的诗歌,能让中国读者见识美国总统不俗的诗歌趣味和水准,强烈的平民意识,以及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在美国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
○近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俄罗斯瓦格里乌斯出版社——《当代俄罗斯诗选》《当代俄罗斯中短篇小说选》问世。两书精心收入了俄罗斯1991年至2006年间的优秀作品,收入作家多达49位,全面纳入了各个时期的文学风景:有早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就享有盛誉,仍然笔耕不辍的老一代作家;有在“改革年代”成就其写作命运的作家;有在文学道路上刚刚起步,却具有鲜明个性、在文坛和读者中间备受瞩目的青年作家等。在创作风格的选择上,各种流派的作品纷呈:有延续俄罗斯传统的现实主义,刻意求新的实验派,新锐的网络写作和日益强大的女性文学等。它为我们了解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开启了一扇窗口,这在我国尚属首次,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事件
○由诗歌报网站、城市诗人社联合举办的“黑大春诗乐合成CD《夜黑黑》品碟会”2006年11月15日在上海市巨鹿路文学会馆酒吧成功举办,来自中、美两地的30余位诗人参加了当天的活动。据悉,主办方之一的“城市诗人社”每月15日晚在上海文学会馆酒吧定期举办诗人雅集,主要参加者有组织者铁舞、曲铭等人,当天到场的核心会员有叶青、王晟、蒋鼎元等。黑大春是70年代北京著名诗歌流派“圆明园诗群”代表人物,近年联袂诸多音乐人,试图构建与思并性不悖的现代诗歌体系,合成代表作有《夜黑黑》及原魏氏乐谱的《春日醉起言志》,这张CD《夜黑黑》包含5首诵诗、唱诗乐曲,是中国首张诗乐合成典藏CD。
○2006年11月18日,《诗歌月刊》编辑部在黄山举办“2006现代诗派‘86大展’20周年纪念暨金秋诗会”。徐敬亚、严力、多多、李亚伟、周墙、远村等著名诗人到会。诗人们在黄山归园举行了“全球化时代的汉语诗歌创作研习会”,对当前汉语诗歌创作进行了探讨。同时,还举行了“第三代”诗人授奖会暨首届归园诗歌朗诵会,诗人徐敬亚获得“杰出贡献奖”。此次活动是《诗歌月刊》作为《诗歌报》的继承者,对诗歌领域这一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进行纪念,于2006年第11期以特大号的形式隆重推出“《诗歌报》、《深圳青年报》1986-2006‘现代诗群体大展’20周年回顾展纪念专号”,再现当年大展的盛况。
○2006年11月21日,《诗潮》杂志创刊20周年纪念会在沈阳举行,辽宁省市有关领导及我省众多文学界人士参加了纪念大会。《诗潮》杂志是立足沈阳、面向全国、辐射海外的东北三省唯一一本大型纯文学诗歌刊物。创刊20年来,从《诗潮》走向中国诗坛的青年诗人已逾千人,其中一些获“鲁迅文学奖”、“艾青诗歌奖”的作品是在《诗潮》首发,《诗潮》以当代性、青年性、探索性为办刊导向,在国内诗歌期刊中独树一帜,被誉为中国最有魅力的诗歌刊物之一。
○2006年12月3日,由海南省作家协会和海南大学诗学中心联合举办的天涯国际诗歌节在海大举行。来自美国的诗人梅丹里、乔直、法国诗人墨书恒、国内著名诗人于坚、王家新、严力、杨键、雷平阳、树才、蓝蓝等,以及著名作家、诗人及评论家韩少功、多多、王小妮、徐敬亚、李少君等人应邀参加了此次诗歌节。诗歌节策划人之一李少君说,明年是新诗诞生九十周年,诗歌节旨在为了让更多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对新诗自诞生以来如何逐渐地深入普通人的心灵,如何日渐草根化、本土化以致成为我们生活和现实的一部分,成为我们文学和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等等方面,有更加充分的认识和了解。
○由《剑麻诗刊》、剑麻文学论坛和《银松文学》主办的首届“剑麻诗歌奖”评奖活动于2006年12月9日揭晓:军旅诗人王久辛荣膺剑麻诗歌奖特别荣誉奖,军旅诗人郭宗忠荣膺剑麻诗歌大奖,军旅诗人大兵、宁明、周启垠、黄恩鹏、温青同获入围奖。该奖的宗旨是奖掖为军旅诗歌作出突出贡献并创作出重要影响诗歌作品的军旅诗人,推动军旅诗歌蓬勃健康地发展。参评作品为反映军事题材的诗歌作品,评选对象为现役军旅诗人。本届评选活动历时一年多,是史上首次以民间方式组织的军旅诗歌评奖活动,也是唯一的军旅诗歌专项奖。
○中委诗人郑州对话会于2006年11月18日上午于郑州日报社举行。来自委内瑞拉的诗人维尔弗莱多·加利萨雷斯、何奥热和中方诗人蓝蓝、邓万鹏、森子、罗羽、高春林、铁哥、田雪封等进行了对话交流。交流活动分两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诗歌的对话交流,第二部分是诗歌朗诵。这样的对话对于中国诗人参与国际诗歌,并造成影响。诗歌无国界,交流是达到诗歌前进的脚步。
○保加利亚革命诗人波特夫的雕像2006年11月22日在北京朝阳公园国际友谊林落成。在现场,中保两国的学生分别朗诵了波特夫激情澎湃的诗歌。该雕塑的创造者袁熙坤除此之外,还创作了委内瑞拉民族英雄玻利瓦尔、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印度圣雄甘地等雕像,它们目前都被放置在朝阳公园的国际友谊林内。袁熙坤对记者说,他为波特夫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并参考了保加利亚大使馆处获得的十几张波特夫的照片,以此创作了该雕塑。“我希望能够慢慢实现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嫁接。”波特夫是保加利亚十九世纪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和诗人,他的创作活动与他亲身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并对该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2007年是新诗诞生90周年,今年距当年影响到中国当代诗歌进程的“崛起的诗群”诗歌大展也刚好是20周年。由或者诗歌网和诗生活网发起的一项有关中国诗歌调查在众多诗人中进行调查。这是对当下诗歌写作者的一次总结,也利于对诗歌的未来发展方向。诗歌尽管在市场中萎缩,但从整体来看,风格更加多元化,思想更趋自由写作,诗歌将在未来还原为诗歌写作本身上,将一些附加价值剔除。
○应日本诗人俱乐部邀请,杨克、沈奇于2006年12月8日至14日赴东京参加“日本诗人俱乐部法人化纪念国际交流会——中国现代诗的状况”专题活动。8日晚在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18号馆,杨克和沈奇分别作了《中国南方诗歌》、《中国西北诗歌》主题发言,并向东京大学赠送了自己的著作。东京大学超域文化科学教授川中子义胜等20多位学者、诗人出席,9号日本诗人俱乐部租借太阳城王子饭店会场,由沈奇作了《从先锋到常态》演讲,杨克作了《中国诗歌现场》演讲,日本各地诗人200多人与会,同志社大学教授药师川虹一等多位诗人现场连续提问,气氛异常活跃。其后是两位中国诗人作品朗诵会。12号在秋田县(即省)文学馆,两位中国来宾给数十位诗歌爱好者做了讲座。                     
○县名取自《诗经》的浙江安吉迎来了一场诗歌的盛会。2006年12月16日-17日,中国竹乡首届现代诗研讨会在人文清丽,生态一流的竹乡安吉召开。来自北京、西安、福建、浙江等全国各地的著名诗人和诗评家,以及安吉文艺界代表近50人参加会议。中国竹乡首届现代诗研讨会主要就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的传统问题、现代汉诗的形式问题以及诗歌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2006年12月23至24日,成都市作家协会和中共邛崃市委宣传部、邛崃市平乐镇人民政府在邛崃联合举办首届“走进诗意平乐”笔会,活动的主题是:游平乐古镇,创作《走进诗意平乐》作品,并将出版《锦江诗刊》“走进诗意平乐”专辑。本次笔会以媒体、传播、新闻、出版、报刊、网络诗人为主,由成都市作协诗歌工作委员会和邛崃市平乐古镇景区管理局协办。杨然、凸凹、王国平、席永君、况璃、蒋蓝、林雅琴、彭毅、树才、莫非、牛放、庞清明、胡亮、陶春、刘泽球等40位诗人、作家、艺术家与平乐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一起出席了笔会。
○《诗歌月刊》主编老巢诉胡肖琼侵犯名誉权一案结果近日已出来:胡肖琼对老巢名誉的侵权行为成立,北京东城区法院判胡肖琼在媒体公开向老巢道歉并给付赔偿金一万元。

批评
○凸凹在《诗歌月刊·下半月》撰文《我的,八年的,或第三条道路的道路》,从个体亲历经验出发回顾了第三条道路的发展,绘出第三条道路的图谱。在对诗歌进行梳理的过程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诗歌发展的态势,尽管凸凹在文中没有宣言什么,只是做记录,这样一份记录是珍贵的。在看待诗歌发展的问题上,我以为只有去除个人纷争,圈子诗歌,诗歌文化才能向良性发展,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诗人叶匡政日前在他的博客发表了《中国文艺复兴宣言》一文,明确地肯定了“消费”的民主性,认为“消费”将成为培养公众重要的与影响深远的民主经验领域。《宣言》对大众文化作了认同性思考,指出了精英文化的懦弱与保守,期望强化大众文化的政治实践功能,使大众文化成为改变意识形态的主要场所。《宣言》认为大众文化将成为这次文艺复兴的主体,文学复兴的目的就是使大众的身体、行为、生活、技艺、器物真正实现“语言学转向”,成为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文本。《宣言》称互联网是中国真正的“大众传媒”,将成为文艺复兴的主要平台,认为互联网所构筑的“反传统文艺观”不仅成为这次文艺复兴的主要目标,也使培育一个更加合理的、互动多元的公共民主空间成为可能。不过,这样的论调是符合当下的“消费主义文化”的,是诗人介入哄客现象之一。
○日前,《深圳商报》以《诗仍在,诗人没了?》为题对诗人王小妮、李晃、庞清明、李键等进行了访谈。在现实、在当下,还有人以诗为旗招展理想与追求吗?诗人真的已经泯于众人矣?或许,到了重新定义诗人的时候——诗人,只是写诗、爱诗的人。诗,只把温暖给我们(王小妮语)、家就是“诗歌博物馆”(庞清明语)、诗生活也云淡风清(李键语)。通过诗人的叙述,还原了诗歌现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对诗人和诗歌给予重新认识、界定,误读只会对诗人造成更多的误解。
○林贤治最近在杂志上撰文《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他指出,从整体上说,九十年代的诗歌是“流行诗歌”,媚俗诗歌,“酷”的诗歌。这样的诗歌不问而知是缺乏深度的,或者可以认为,诗人从根本上便躲避甚至诅咒深度。正如鲍德里亚说消费社会中的广告那样,它们没有意义,有的只是含义。这些诗歌由于媚俗的需要而与独创性的美学相对立,表现为一种模拟美学,文化适应美学;不但缺乏思想,也缺乏激情和想象力,而所有这些是只能源自创造性个体的。诗歌写作的道路跟其他写作方式一样,也是历经波折的。不过,在喧嚣中总有人指出问题的症结,这是诗歌的幸事。
○诗歌在发展中,总是充满着喧嚣的。有的为博出名,不惜裸体秀,有的恶骂争吵。河南的衣水最近采取了酷评的方式对所谓的“圈子”、“领袖”、吹捧现象进行清算,然后提倡一种“性感写作”。如此的做法太急功近利了些,对于诗坛来说是一股浑水而已,但不会激成浪花。
○最近,在《闽南诗歌现象批判》一文中,诗人陈志传将闽南诗歌存在的主要症状分别列为:1、话语霸占妄自尊大;2、安于现状不思进取;3、自娱自乐小圈子主义;4、写作态度问题;5、脱离主流诗歌和生活现实问题。这些现象或多或少存在于各诗群中的某些人身上。近年来,一些诗人提出了地域诗歌写作的概念,这对于繁荣诗歌是好事,但由于相应的理论建设无法跟上,常使地域诗歌写作浮于表面,很难走出其所在的区域。


 楼主| 芙蓉锦江 发表于 2011-11-21 18:40:21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61】《芙蓉锦江》创刊号《诗人地理》

开栏语:
2006年诗歌、诗人屡遭恶搞,不知是否与诗歌深锁书斋、远离土地和公共视野有关?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哪个不是行游万里,吟诗成景,并让我们在那些充盈诗意的地理书写里无尽沉恋?
也许,承续和警惕,正是本刊开办“筹边楼·诗歌地理”的初衷。筹边楼是古代散落在边关的典型的地理符号。
成都西郊有座筹边楼,是大和四年(830)诗人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所建。薛涛有《筹边楼》一诗存世。
——凸凹


柏桦人文地理随笔三篇
(成都)柏桦

《鲜宅》

鲜宅最早的主人叫鲜英,1949年前的四川闻人。他曾作过军阀,因倾向共产党,后放弃国民党军政界,归隐田园,在重庆上清寺嘉陵江畔建了一座森森的庄园。他在那里修身养性,交结社会各界贤达人士,周恩来、梁漱溟、张澜是他庄园的坐上客。据说,他还叫他的孩子拜梁漱溟为师。
“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亲临重庆会见蒋介石。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曾三次去鲜宅,会见主人鲜英及重庆各界民主人士。鲜宅当时在重庆名重一时,被社会有识之士称为“民主之家”。
50年代初,鲜英去了北京,作为“民主人士”参予国政。鲜宅留给了他的儿女。
我上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时,常去鲜宅做功课、玩耍,因为它的小主人,即鲜英的孙子鲜述东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
鲜宅俯瞰嘉陵江。它的黑漆大门早已剥落,显得苍凉,门上有两个年代久远的大铜环。这门总是静静地关着,仿佛里面安息着什么古老灵魂。
它的院子对于童年的我来说,确实太大了。进门后是一排长长的石砌阶梯,让人有亲历古代暗堡的感觉,当年毛主席也是顺着这阶梯进入鲜宅的啊!上完阶梯,景色才豁然开朗。以最后一级阶梯和一条各色小鹅卵石镶花小径为中线两边是两个大草坪。左面的草坪一览无余,可以用于奔跑、运动、甚至踢小型儿童足球;右面的草坪有十几株小树散落其间,靠外面的墙角有一棵参天大树,风吹过时,籁籁有声、庇荫蔽日。顺着这中间的小径走30米就到达了一幢三层小青砖洋楼。
楼里的一切都是旧的。楼梯的每一阶层镶着黄铜护板,因长年磨蹭而发出稳重幽暗的黄光,这黄光透着一点微微的暗红。真有数不清的房间啊,安静小巧的卧室一间接着一间。到处都是旧时的沙发、旧时的台灯、旧时的书籍、旧时的家俱,没有一样是新的,没有一样是我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所用的。二楼的客厅面朝草坪,有一扇巨大的镂花雕饰窗户:春阳迷朦地洒进来,浅映着陈旧的大圆桌;室内溢满一圈圈古雅暗淡的光晕。我和小鲜常爬在桌边做作业,有时一做就是一下午。隔壁是一间书房,宽敞、舒适、安全,显得暖和而密切并不给人空荡的感觉。有一次这古色古香的书房打开了一小半,我刚巧经过,正看见小鲜时值青春的姐姐闲着无事,慵懒地躺在地毯上,给一只美丽洁白的小猫一点一点喂牛奶。
楼房的后院是一个缺少阳光的花园,各种奇花异草长得很茂盛,中间叠以一些曲折起伏的假山,旁边是一碧暗绿的池水,花园幽寂的小径散发出陈年青苔的气味。那气味还夹杂着花草、树木、池水、假山等各种气味,那是这个庄园最秘密、最难察觉的气味,那是岁月停滞在这儿(不前进,也不后退)的气味,也是我第一次真正亲自从左到右闻到什么是旧时代的气味。
我和小鲜常在这湿润的后花园玩耍,攀援树枝、互掷果子、追逐嘻闹;或坐在阴凉得一尘不染的石头上拍香烟盒,寂寞的下午传来两个孩子沉闷的拍击声,他们在争夺一张“至高无上”的彩色图案——“白金龙”(一种香烟牌子的包装纸)或“红塔山”(另一种香烟牌子的包装纸)。
庄园里还住着一个古怪而爱大声吵闹的仆人,他姓杨,终日喝得醉薰薰的,孩子们都怕他。他跟随主人多年,公然养成倨傲的神气,但全靠他大吼大叫才给这个安静的庄园内部倾注了唯一的活力。他的衣服油渍厚重、斑驳黑亮、从不洗涤;头上一年四季带一顶稀罕的瓜皮帽,夏天也不脱去。他一天到晚出入于乌烟障气的小茶馆和昏暗的话多的小酒馆,酗酒使他谈吐谵狂、前言不搭后语,脸色不是蜡黄就是酡红。他基本无事可干,只专职饲养三只雪白的大鹅。
这鹅很怪,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又傲慢又费力,但也很美丽。它们一见生人就“嗷嗷”乱叫,陡然变得凶猛无比,好象尽逞了庄园的威风,毫不惧怕地向人直扑过来。
一天下午,鲜述东偷偷带我去了三楼上面的一个阁楼,那里有三间从未有人去过的小密室,唯一一扇小窗永远紧紧地关闭着,因常年无人打扫,到处布满尘埃。
小鲜疾步走进一间密室,搬出一副大镜框框起的照片给我看,这照片几乎有一米长。我从未看过这么巨大的照片,而且与布满灰尘的阁楼相反,显得非常干净。我们真是吓坏了,难道有人每天来擦净这帧照片的镜框,会是谁呢?总不会是幽灵吧?
照片上的人穿着和我们现在的人大不一样。有些人穿西装、梳分头,戴着黑色的圆眼镜或细丝金边眼镜;有些人穿长衫、披马褂,无胡须或有胡须;还有一些人穿很英俊的军服,双手肯定地扶着军刀的把手,军刀直立在向外大大张开的双腿间。照片上的每一个人不管出自什么职业,个个都很神气,在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神气的人。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人?
一会儿,小鲜又从另一间密室拿出一把漂亮的军刀给我看。
下午在寂静中丝纹不动,似乎在我们身边观看。这下午的寂静静得令人害怕,似乎连眨眼的声音都能听见。突然,我们同时都吓坏了,小鲜立即将东西放回原处,我们惊叫着一起奔下楼来。
翌日清晨,我上学途经鲜宅高墙边时,再也没见到一个我每天此刻必见到的老头。放学回家后,听说他已于昨天下午死了。他就住在我家楼下,同我父母在一个邮电局单位工作。我觉得非常奇怪,昨天早晨我还听到蒋老头咳嗽。他死之前数年如一日每个清晨定时(6点到8点)坐在鲜宅高墙下一片青翠的斜坡上咳嗽。他总是尽力弯腰,努力从薄如一页的胸部震出铿锵的金属声,接着把一口深绿的浓痰吐在无辜的青草和长满青苔的斜坡上。他似乎对鲜宅的庄严和宁静厌烦透顶,要争分夺秒吵醒什么……他偶尔抬头,死死盯一眼过路上学的孩子或不远处一个红光满面正在打太极拳的胖老头。而我觉得他相当恨我,不知什么原因;每当我上学从这里走过时,他都要绝望并专心地恨我一眼,然后坚决地弯下腰去吐痰。他最后的咳嗽声如此残忍,以至于我一想到他就想咳嗽。
随着清晨咳嗽声的亡故,鲜宅重归宁静,但这是它最后的宁静;当时间终于如释重负,鲜宅已悄悄来到它毁灭的前夜。
文革在发展,学校在放假,下午在获救。而文革初始,鲜家的人全被赶走了,家也被抄了,一家人迁到市区解放东路一幢拥挤炎热的“社会主义”大楼去住。杨仆人由于被控酒后造谣(他一贯爱说国民党马上就要反攻大陆)“革命群众”把他痛打了一顿,打完之后,他就消失不见了。
此时,鲜宅已彻底成了孩子们白天的乐园。孩子们在这里打闹践踏,留下生气和创伤。黄昏时,大人们也去那里乘凉,聊天、吐痰。有时大人们也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在这里举行集体活动,比如讲革命故事、听革命歌曲、看革命舞蹈。大人和孩子们在这儿混为一谈。鲜宅,这个昔日著名的私家大花园如今成了“人民公园”或“小造反派”们的游乐场。
一个夏日黄昏,吃完晚饭后,我和一大群孩子坐在鲜宅的大草坪上,夕阳的余辉把四周遍布伤痕的小树林的叶子染成暗淡的金黄,晚风从江面吹来(60年代的嘉陵江依然从鲜宅下面流过)。无限凉爽。好动的儿童们在静静地等待,一个故事即将开场(文革时我听故事的生活也从此开始了)。
一个清朗矍铄的老者慈爱地看着围坐在他周围的孩子,清清嗓子,抑扬顿挫地说道:“今天,接着昨天欧阳海的母亲被地主逼死后的情形讲起……”我入迷地听着,被欧阳海童年的“斗争”故事所吸引。这就是我听的第一个故事(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
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一群持枪的中学生红卫兵宣布占领鲜宅并把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设在这里。鲜宅一夜之间又成了指挥革命运动的神秘大本营,这旧时代的院落被赋予一种新的神圣的“左派”意义。孩子们当然不能再在这里随便玩耍了。青春的红卫兵荷枪实弹日夜守卫着,他们的“主脑们”就在这里日理万机,夜夜窗前亮起“八角楼的灯光”,直到黎明透出曙光。
漫长的“欧阳海之歌”嘎然而止。新的故事开始了。主讲者再不是老头则是小青年,地点再不是鲜宅而是外面。“欧阳海之歌”已成昨日黄花,“一双绣花鞋”在轻轻走来。
那时听得最多,记得最深的就是百听不厌的恐怖故事《一双绣花鞋》。虽然故事情节是固定的,但每一个主讲者自有一套吸引听众、制造惊险悬念的方法。一个邻居的大孩子成了我们新的主讲人(在这之前,他对我讲过巴金的《憩园》,他说过一句令我难忘的话:“你一定要把‘憩园’想象成鲜宅,这样你听起来就象真的了)”。他除讲故事外还喜欢用普通话在下午模仿阿尔巴尼亚电影的中文配音,喜欢半夜三更唱歌,喜欢上午练习辩论术或读偷来的书。他在一个前呼后拥的夏夜以青年人才具有的敏感的声音向我们一群10岁的孩子说道:
“49年,重庆解放前夕,一个冬天的夜晚。大街空无一人,只有枯叶在空中翻卷或在地上扫过时发出的响声。
这时,一个打更的老头独自敲着梆子来到街头。他的眼睛在昏暗街灯下发出浑浊的幽光。突然他一抬头看见春森路5号一个独立院落的一幢旧洋楼三楼的一间屋子亮起朦胧的灯光,那灯光在黑暗中象一个飘浮不定的幽灵。
他暗自想到:这是一幢常年无人居住的楼房。房子的主人早已浪迹天涯、杳无踪影,怎么灯会在这个寒冷的深夜亮起来呢?
打更人是不怕鬼神的。他迈着年老蹒跚的步子、借着残存的酒意向亮灯的地方走去。
他慢慢推开吱嘎朽坏的大门,走进院子。一股冷风扑面而来,他打了一个寒噤,然后壮起胆子一步一步走进楼房。打更人一级一级登梯上楼。突然,一声惨叫划破冬夜,打梆的锣随着他整个人乒乒乓乓跌下楼来。老人面色苍白、双目暴突、惊吓而死。
接着,昏暗的三楼阶梯边沿出现了一双精致小巧镶着银丝边线的黑色绣花鞋,鞋的头部有一朵赤红的小花,就象蛇正吐出它致命的细舌……”
这“一双绣花鞋”开始的场景多象鲜宅啊!孩子们挤成一团,都不敢大声出气。仿佛夏夜已变成了寒气逼人的冬夜,仿佛某个神秘的黑影就要显身并一把抓走或杀死其中一个孩子。这时我们什么也听不见了,除了叙述者平静而耸人听闻的声音。多么奇怪的儿童的天性,越害怕就越要听,越听就越刺激,越刺激就越快乐,越快乐就越是我们的夏天。从恐怖的夏天到欢乐的夏天,真是妙不可言。
为了暂时减轻大家的恐惧,有时一个稍大的孩子会指着河的对岸说:“看,炮弹正打向二轻局的大楼了。”
晴朗的夏夜,星星闪烁(明天又是一个大晴天),一发发炮弹象光芒四射的流星织成音乐的旋律,飞越黑夜沉沉的嘉陵江上空,穿梭般地在二轻局大楼爆炸。二轻局大楼恰好位于嘉陵江桥头,是战略要地。
两派的对攻开始了……孩子们又欣喜地转向听故事,直到故事结束。
真正考验每一个人的严重时刻到了。黑夜,树影、晚风、炮声、故事……一切都使我产生一个幽灵出没的幻觉,一个残杀者紧跟在我的身后。我必须鼓起“超人”的勇气向前。
我从慢慢地走(强装镇静)到飞速地跑(惊恐万状),终于跑进我家所住的大楼。最可怕的一段已经到达;已死去的蒋老头的房间、黑暗的楼梯,楼梯的拐弯处、危险若人的杂物……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潜伏着一根指头、一双脚,都可能发出寒冷的笑声或毛骨悚然的咳嗽,都可能有某种东西向我迎面走来,杨仆人的瓜皮帽、镜框里的一袭空荡荡的长衫、一只死者仇恨的独眼……我全身僵硬,忘掉了恐惧,毛孔在扩张。这时,我只要有一秒钟挺不住,就不敢上楼、不敢穿过走廊回到家中,就可能往回跑,跑到亮处去。而门已消失,挺住意味了一切。而这一切都使我无法摆脱鲜宅空寂的幻影……
不久,随着“武斗”升级,鲜宅成了另一派别的主攻目标。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鲜宅燃起了熊熊大火。我家住的那幢大楼就紧靠鲜宅(仅一墙之隔)。大火凶猛乱窜,借着风势很快就要烧到这边,火苗几乎已经点着我家大楼屋顶的一角。整幢楼的人包括我的全家收拾了一些必备的东西赶紧出逃。我却只拿走一个大纸盒,里面装有十几本连环画、一些珠子、糖纸、香烟盒,这些当时儿童普遍的玩具寄托了我多少幸福的希望,这希望在黑夜的大火中被一个孩子牢牢爱护、没有半点闪失。很快,消防队的救火车赶到了。消防队员和惊慌奔逃的人乱作一团,但毕竟迅速的灭火行动展开了。灭火中,天公作美,突然降下大雨。火焰在大雨、消防队,混乱的人群夹杂下熄灭了。鲜宅化为一片焦土。而我们故事的主讲者,那个邻居的大孩子却在这场鲜宅大火中神秘地丧生,一颗子弹宿命地卡在他曾滔滔不绝的喉咙上。我看到了他的尸体,他居然死后还胖了一点、脸也更白了。
第二天,人们又回到各自的家。重新开始了劫后余生的流水账式的生活。
空气中还残存着一股昨夜烧焦的糊味,未燃完的余烬伴着一缕缕青烟迤逦、升腾。下午时分,我看见了鲜宅的女主人,欧阳英丽。她正从我家三楼的一个过道的窗口凭窗眺望已变成一片黑色平地的鲜宅。“灯火下楼台,笙歌归院落。”仅仅一夜就化为一声唏嘘,它昔日的古老和温婉就彻底灰飞烟灭了,连一丝痕迹也不留下。
她在深深地哭泣。我第一次看见一位美丽的妇女哭泣的样子。她的哭泣是那么悲恸,悲恸得没有声音,只有无尽的泪水默默地流下。仿佛她一生的泪水都是为此刻准备的,仿佛她要在这一刻静静地流完它。她轻轻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只雪白的手绢,半掩着面孔,只露出两只漆黑而忧伤的眼睛凝视着鲜宅。她似乎突然产生了勇气,她要把这最后一幕永远记住。就象她要把过去的再不复返的幸福时光,她青春年华在那儿度过的欢乐之谜牢牢记住一样。然后,她慢慢转过身来,并没有因悲伤而失态、而愤怒。她没有声音,更没有嚎啕大哭,只是微微颔首,走下楼来,一去不回头地走了……
我也在时光中走着并没有忘记鲜宅。
十几年后,1984年,我乏味的生活进入诗魔的第二年。一天夜晚,我“下午”般的神经质突然发作,不相关的片段闪烁、刺穿、唤醒童年,“鲜宅”奇怪地浮出了我意识的水面,究竟是什么引起这个念头的?美已来不及捕捉,它已从一个既熟悉又新鲜的恐惧开始了、发生了、叩响了……为了镇静这种恐惧,我不由自主写出了:

夜里别上阁楼
一个地址有一次死亡
那依稀的白颈项
将转过头来
……
——摘自《悬崖》

诗中的阁楼其实是西南师范大学校园(这校园古老、美丽、凄凉,象一个放大了的鲜宅)行政楼花园旁的一个小亭台。我夜里常在这一带散步,每次都远远地看着这小亭台但从不敢接近它,更不敢登上去。这小亭台在夜色中让我产生一个幻觉——它就是鲜宅那神秘莫测的小阁楼——我恐惧的“悬崖”。念头(诗之念头)就是从这小亭台开始的,然后渐渐朝前,直到耳边重响起我和小鲜奔下楼去的尖叫声。诗中的貂蝉在夜色里一定也穿着一双黑色绣花鞋来回游荡……
随着这尖叫的余音和童年夏夜归家的脚步,我惊异于我这样的诗句:

娇小的玫瑰与乌云进入同一呼吸
延伸到月光下的凉台
和树梢的契机
沉着地注视
无垠的心跳的走廊
正等待
亲吻、拥抱、掐死
雪白的潜伏的小手
以及风中送来的抖颤的苹果
……
——摘自《或别的东西》

当这第二首诗写出来后,我不仅没有镇静住我童年的恐惧,反而这恐惧更强烈了。我总觉得房子里有人在死死盯着我或某个白色的幽灵正在从黑暗楼道深处飘来;我能否熄灭那潜伏地盯我并恨我的眼睛?我恍然觉得那蒋老头并未死反而向我有力地笑起来,那中弹的主讲者年轻的喉咙在敏感地疾动。我赶快将这两首诗的草稿揉成一团扔出窗外,将写成的诗藏起来。
突然,我从书桌上一面小镜中看见了自己因惊恐而升华了的表情(昔日的表情,10岁的表情?),一个“自我”的断然缺席。我的理智尽了最大的努力(大约3小时后)才把我脱离的形象重新找回。
夜还在继续,室内强烈的日光灯发出轻微的电流声。就这样,我带着复杂的害怕之情(童年的恐惧经验、成年的挫折感,对寂静、孤独的害怕,对生命在暗夜中可能突然中断的害怕以及数不清的害怕……)平安地度过了这一夜,迎来了第二个黎明。
我的同学小鲜也迎来了他第二个醉眼惺忪的黎明。他在银行工作,是一名优秀职员,闲时饮酒、下棋,寡言少语。仿佛一觉醒来,他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仿佛一夜火过,鲜宅或一个恐怖故事就成了我们之间的遗物。


《扬州的冬日》

江南苦夏已逝,转眼又是冬天。从上海回宁后安心教书,不思游历。不巧友人相邀,偏偏作了一次冬日扬州行。寒冷的“右边”之旅送上一个插曲,为平衡那刚过的6月的“左气”。
是夜,步入扬州时,正值灯火初上,“商略黄昏雨”。在友人家围炉吃完暖和的夜饭后,独自闲走于扬州的街市。此时细雨已停,街面萧疏,冷风透骨,我走走停停观看着夜色中凄迷憧憧的建筑,看见不远处几个暗红色的灯盏高悬于寒夜中的酒楼,那灯盏在风中轻晃;再向上望去,夜空高阔而清冷,闪烁的几粒星星仿佛就要随风吹落下来。“这就是淮左名都扬州。”它丰神同在的寒冷将洗去我最后一丝青春的热烈。即便没有南京的山楂酒,这冬夜也能让我感受到某种深入的怀念。这是真的,我已在扬州。
第二日清晨,与友人去富春茶室吃茶点,古雅的茶室深藏于一小石桥下,室内无人,我们依窗而坐,一边吃茶一边可见一湾冬日的碧水从窗前流过;天气阴晦,满眼林木凝着暗绿,反倒使我想起白居易吟咏江南春日的诗句“江南风景旧曾暗”或姜白石的《暗香》“但暗忆江南江北”,一个“暗”字让江南风景呼之欲出,春、夏、秋、冬,四季代谢,江南的气韵不就在这个“暗”字上。我冥想着,细细品茶、吃富春包子和豆腐干丝;我喜欢细小的食物,犹如只爱读孩子们的书,淮扬菜中的豆腐干丝细小亲切我引为吃茶饮酒的佳品。
吃完茶后,重返清洁的街市,白天道上行人依然很少。友人提议去富春茶室不远处一家书店看看。这是一间很大的古色古香的书店,门前一片温暖的垂柳,进得店内一一流览,发现书籍种类之多,不压于我所看过的许多城市书店,店堂明亮、宽敞,兼卖文房四宝及今人所绘山水图画、书法,随便看看、随便翻翻,心情尤为舒畅。
二小时后乘公共汽车去平山堂,这堂位于扬州蜀岗山中峰,据说是北宋诗人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所建。“平山堂”三字为欧阳修所书,他曾在此听风吟月,与文人雅士一道举行击鼓传花酒会,不知在哪一年春花秋月他吟咏过:“平山阑杆倚睛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扬柳,别来几度春风……”平山堂虽是人工所建,却联络至山,气势俱贯,出城入景,有一里许紧沿城郭,清人王渔洋所谓“绿杨城郭是扬州”一语已活现于眼前。来到堂内只见画栋飞檐、五采绚烂,叠以太湖石、围以白石栏、凭栏远眺,扬州城的苍茫尽在眼底,使人又忆起欧阳修的二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又看过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主持的大明寺(他后从此寺东渡日本),到处是绿竹、古柏,大雄宝殿赫然在焉,出得山门与友人在“淮东第一观”和“天下第五泉”石刻大字前留影。
从山而下去瘦西湖,萧瑟的冬日游人稀少,我们沿湖西一长堤——长堤春柳款款步行,“红楼日日柳年年”,即便是冬日依然是绿柳依依,亭台馆榭在波光中透出陈旧的红色。“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姜白石的《扬州慢》),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二十四桥不得觅见,却见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五亭桥,桥身呈拱形,桥面上有5座凉亭,古意不减,我心平安。桥南有一莲性寺,寺内有一突起喇嘛白塔(与北京北海公园白塔相仿),高耸云天,殿角红墙松柏掩映。友人在此又约照像留恋,我吟出4行诗句:

冬天的江南
令你思想散漫,抓不住主题

照像吧,照像吧
他冻红的脸在笑……

中午时分又乘车返回。在市区内曲折的深巷穿行,在一宁静的小面馆吃罢一碗面条,步行来到个园,此时天气愈发阴冷,缓缓吹来带有雨气的风,脸上感到凉飕飕的。进得个园只见假山重叠、曲径通幽、起伏有致,想起古人能拥有如此殷实、深秀的幽静庭园作为私人居家花园甚为感慨,在个园后院一片苍翠的竹林中稍坐,竹叶临风嫣然摇动,宛若“冷香飞上诗句”,寒意顿添。我们走进一间屋里,屋内有一厢房帘子高高卷起,满室香茗缭绕,几位老人在炉火边吃茶,下围棋,优雅有趣,使人寒意尽消,顿生愉快之情,流连不忍离去。我想起《枕草子》的一个意境:冬天下围棋,下到深夜时分将棋子放进盒子里,那棋子清朗的声音伴着温暖冬夜的炉火实在令人怀念。岁月就在这棋声中淡淡流逝了,犹如目前的老人,这盘棋能否下到冬夜?我多想就此停止我无尽的漂泊,在这儿住下,冬夜学习围棋,春夜翻阅旧籍古词,夏天纳凉饮酒,秋夜听园子里蟋蟀的清鸣,倘若如此那该多好呀……!
而扬州冬日的清冷逼走了多少向往繁华的年轻人,烦热的青春和急迫的理想催迫他们奔向异域它乡,留下的人多是平和气静的人,在扬州广陵刻印社,我认识了一对青年夫妇,他们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又回到故地扬州,他们在古籍、围棋、垂柳、清茶间过着安静的家居生活,平实恰切、独善其身并不想入非非;而我认识的另一位出身扬州的小说家却告诉我他受不了扬州的清与静(那清、静几乎让他疯掉)早已插翅飞去南京。南京虽也有扬州的禀性,但它更大,更兼备大都市的各种特征和消遣方法;扬州只浓缩了南京的一个特征——一座中年或老年人的城市,青年人呆不住。这里没有繁忙的商业、先锋的理想,它与世无争、修心养性、悄然流逝,那种美不是一般人所能体察入微而又娓娓道来的。
我曾于1983年冬天在重庆北碚随意读过清人李斗所作的一册《扬州画舫录》,书里记载着乾隆年间扬州的繁华,如今“春风十里扬州路”的繁华已随着郑板桥、金冬心等扬州八怪的潇洒人生成为了过眼云烟。扬州的清、暗、凉历经了多少“烟花三月”才透露出它平凡的神韵,这神韵在冬日被风吹着,仿佛有一点惋惜,一点温暖、一点伤感……在苍凉的街市、在幽独的林庙、在旧日的深院别梦依稀、风韵尤在,居民是那样整齐清洁,男女如秋冬之美,杂货铺的日用品很丰富,饮食精美细腻让人留恋,加上绿荫如盖、婉约有致,我蓦然想到一位出自扬州、大学毕业于上海的少年诗人朱朱,他纤细唯美的诗句应该含着扬州的身影吧。
我曾到过许多中国城市,唯有这座城市最象故园,这故园专为曾经沧海的人准备的,返朴归真的人才能与这城市融为一体。我后来与我很多朋友谈起扬州,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的李伟曾问我:“如果你用一个词语概括扬州,你会想到哪一个词?”我告诉他,“爱情。”,他先稍有吃惊,但后即有所悟。“爱情”——回忆与预感,缠绵与轻叹,就象这个扬州的冬日,就象烟雨迷茫的市街,就象这里的生活,我将与谁在此度过平凡……我身边又响起了个园冬日午后的围棋声……。


《皂角山庄》

当我赠于世界的力量渐渐减弱,我已把它唤回并集中在自己身上。“世界上最大的事莫过于知道怎样将自己给自己。”(蒙田语)我及时在南京与社会告别,收拾行李,扔掉纠缠和内心的羁绊再次回到了重庆,住进南岸,黄桷垭一个朋友的“乡间别墅”。由于园内有一株绿荫如盖的大皂角树,被另一位热爱林语堂生活方式的朋友取名皂角山庄。
山庄的生活淡泊、闲散、宁静,即不辛苦也不紧张,远离了尘世的纷争与焦虑。早晨起来打扫庭园、为一些幼稚的花木培土洒水,然后去对面一片香樟树林散步,山后面有一住着道士的老君洞,中午与同住山庄的友人去那里吃素食、饮茶,坐望起伏轰立的山城风景;下午慢慢走回一条清冷的街面(典型川东小镇的路面)在一家常去的小酒店吃酒,酒店里闲坐着几位每日下午必至的老人,听他们谈镇上旧事令人心里愉快。风流潇洒的张大千曾在这里住过,那时常与朋友们坐滑竿出发去十里开外的地方吃鱼、饮酒,如此打发春天时光,从酒后老人的嘴里听来十分令我羡慕。
这一带广大风景中,旧洋楼点缀,隐没在森林之间,我自由漫步出入其中,颇生怀旧之情,似乎让我重临幼时的“鲜宅”,有返回童年之感。这里充满了秘密的流逝的重庆之美,这美虽稍嫌荒凉,却有一颗环绕它自身的旧都的灵魂,让我感到阵阵激流勇退的惆怅和身体自身的悄然安逸。我在外十年,历经多少城市、多少人物、多少事件、今日在此隐逸令人不胜唏嘘,在一首诗中我歌咏了这里的生活:

日暮,灯火初上
二人在园里谈论春色
一片黑暗,淙淙水响
呵,几点星光
生活开始了……

在山庄,我常同庄主讨论他认为“古怪的”人生。他是学生物学出身的,所以对人的生理疾病很关注;他也想写一本大书,重点阐释人类的心灵疾病,根据他的理论这病来源于生理。他年纪虽轻,精神也不见得好,脸色很黄,又好哭。一天夕暮时分,他突然在园内举起纤弱的双臂高呼:“我要拯救人类,人类有许多坏人。”在悄然沉沉的绿意中他的声音异常令我吃惊。“想医治坏人……。”一个离奇的决定,使我想起《枕草子》第269段所说:“不能疏忽大意的是:被说为坏人的人,但看起来,他却比那世间说为好人的,还似乎更坦率,因此不可疏忽大意。”我将这一段说给他听,并提醒他人生的主流是险恶,“你长居山林,涉世甚少,这一点要多多体会。”《传道书》中也说过:“一千人中难有一个良善的。”他会心地频频点头,说要把这些话也写入他的笔记中。为了解剖人类的病症,他为自己专门布置了一间书房(山庄共5间宽敞的平房,可供起居,外加大厨房与大卫生间),那用于写字的书桌尤其奇特,是按照人类的肾脏形状制成的,桌子很大,一个木制大肾占了房间的一半,后面一排扎实的书架,有医书、生物书、流行的哲学书、甚至还有几本畅销杂志和文革时期听厌了的旧唱片(唱片的颜色不是红色、就是蓝色),书桌旁边,有一个阴凉的花瓶,里面插了几枝深色闪光的山鸡的羽毛;书桌对面是一大堆看上去又重又黑的音响设备。可以想象,庄主是怎样伏在这巨大的木头肾脏上思考着人类的日益坏死的肾,或在“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的音乐声中满含热泪解剖着寻求着医治人类“忧郁、愤怒、怪癖、不良的”肾脏……。春天的夕阳透过简陋的玻璃窗户在他孱弱、憔悴、崩紧的外表上投下一道阴影,有时我会听到他正义的叹息声……。
晚间是亲切的,皂角树下是我们吃酒的佳景,一边借酒淡天,一边任春风拂面,时光和着山风吹动巨大的皂角树来到我们身边,哗哗的夜声从此传出又飘了回来……还伴着一群近邻的老妇人的念经声,有时还可凭着星光见一条疾如闪电的黄狗英俊地叫着向山上奔去,有时会有一个学习抽烟的少年在暗夜中向我伸手要钱,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觉脸尖,戴一副近视眼镜,两眼闪亮、细小如豆。这一切都使我心安理得,感到满足,仿佛一时真的成了古人,居于绿水青山之间,一杯茶、一壶酒、一间茅屋足亦……不学今人非得要占有一大堆外物(如:电视、电话、电脑、电冰箱、电唱机之类)才能安慰心灵,做到气静神凝。相比之下,我也并非“高人”,只是量力而行,以求身体舒适、并不求精神的纯粹。山乡生活恰好适宜于我的性情脾胃,明天我可能是“一堆灰、一个影、几句谰言”,而今天我却是这个春夜的享乐者,酒约黄昏、纳着夜凉、闲话好时光……庄主也离开了他工作的肾型桌面加入我们和平的晚间春谈,这时他会忘掉“坏人、疾病或肾……”。我会不禁朗诵一首我自己最喜欢的诗《夏天还很远》(一首以我父亲为原型的诗),这诗伴着昆虫的夜鸣让我追忆年华,继续深深地凉爽下来而不象我永怀青春的母亲热烈起来……“一日逝去又一日”它安慰了我,也安慰了我们以及这个偶然的夜晚。
这一时期的山庄生活使我沉浸于过去的遐想,那些不相连贯的片段逐一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想到1978年初春,那时我恍如就是从这间平房(我当时所在农村的住房与这间我住的山庄的平房很相近)动身远去广州,出发前两天,一只早春的燕子速疾地飞进我的室内,它一个倏然轻旋又飞往碧蓝的春天,燕子,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称呼,它预报了我轻盈的远行,我美丽的知青岁月(我对上山下乡的体会永远是美的,山民质朴、空气清新、游山玩水、赶场吃酒、轻松愉快、极富乡野之趣,耕作与收割也合健康之道,我对农村的美感也是导致我后来两度选择去农业大学教书的原因;我的知青岁月唯一的瑕疵是夜晚的政治学习、集中读报之类)由于一只神秘的春燕飞临而“不幸”结束了。时光似乎转了一个大圈又把我带回皂角山庄——身临其境的过去,浪漫主义的乡村,这一切又那么自然而容易地回来了。我读过黄翔一篇我无比珍爱的散文《末世哑默》,他在文中所描绘的“哑默山庄”犹如我日夜居住的皂角山庄,周围尽是草、木、树、石,不远处散落的几粒房舍(全被绿意掩映)、炊烟、寂静的田园。我以幸福的目光久久地注视这一切,直到发现这一切又久久地幸福地注视着我,在凝视中,一些过去的亮点正一闪即逝,我想到一个诗人的命运,诗人在这个大地已失去了他昔日的心愿之乡,连俄国这个诗人最后的天堂也消失了……
而山庄——我心中最后一个田园在1992年暮春全面消散了,一个更强大的春天来临了,它(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吹灭了毛泽东时代最后一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春天。山庄主人彻底放弃了对“肾脏”的偏爱、沉思和研究,紧急投身春天的“市场”,念经的老妇人也去老君洞赶制面条,叫卖于游人;戴眼镜要钱的少年身穿牛仔裤问我不要打火机……生意兴隆、山庄荒芜、布店、酒店、肉店、鞋店喧闹于黄桷垭昔日冷清的街面,悠闲了几代的山民也放下茶壶直奔大城而去。我也告别了皂角树,带着刚做完的一场春梦下山重找事做。
即使我已成为了一名诗人(这在最初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回想过去我经历了各种可怕的风暴,而多少次我险些毁灭,如今我仍安好,值得庆幸),但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生存的危险埋伏在前面,无声地等着我,我切身感到谁选择了当诗人谁就选择了生活的边缘而不是生活的中心,写作的英雄时代已经作古了,写作似乎成了一件痛苦的工作……虽非多余而令人难堪,属于诗人呼吸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犹如这已无人居住的皂角山庄,犹如一口幽单的干枯的水井……





《从奈舍到昆明》
(西安)伊沙

我所知道的瑞典奈舍国际诗歌节已经举办了十多届了,起初它邀请的诗人局限于北欧五国,产生的影响也在北欧地区,后来逐步扩大至整个欧洲、北美乃至世纪各地。2002年,当它举办到第16届的时候,以诗歌节组委会主席果伊•佩尔森的名义,首次向中国的诗人发出邀请,于坚、尹丽川和我有幸躬逢其盛。
     那是一次十分难忘的旅行,前年夏天,在瑞典这个“大高尔夫球场般的国家”(于坚语)里,在美丽如画的奈舍小城参加诗歌节的四天中,我头一次领教了这种欧洲传统诗歌节其自身的严肃性,记得那几天中,我们二十几个受邀到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轮番出场,多次亮相,为听众们朗诵自己的诗歌。每一天里,每一分钟都被安排得满满的,从上午、下午到晚上,除了朗诵还是朗诵,有时持续到夜深人静时才告结束。与我以往对朗诵会所形成的概念有所不同,听众们都是为听诗而来,而不是来看朗诵这种形式表面的热闹。这次在异国他乡的经历让我写下了不少诗,其中一首写到过两男一女的三个青年,他们从瑞典南部的另一座城市开了五、六个小时的车来,开来了一辆敞篷吉普,车上装着三具睡袋,夜里就睡在诗歌节主会场的所在地——一所艺术学院的草坪上,他们来到这里主要就是为了听本国一位正在走红的女诗人的朗诵。那位当红女诗人被东道主安排在头天朗诵的第一位出场,她的诗非常贴近当下的现实而且十分幽默,笑得听众前仰后合——大大出乎我所料的是:我的朗诵竟也取得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效果,所以赢得了最后一晚最后一个压轴出场的“光荣”,一位坐在前排的老先生爆笑之后用手帕擦眼泪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第二天早晨我去餐厅用餐时诸多异国同行朝我竖起大拇指的情景还如在眼前!在那届诗歌节上,我先后朗诵的十首诗中有一半是通过英文译本转译成瑞典文的,我终于知道了:翻译不会把所有的好东西都译掉的,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已经习惯于用无奈的口气来谈论翻译——还有一重感叹便是:那里的听众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内行眼光令我吃惊,如果在国内的某所大学,你让大学生们大笑不止他们还会在似底下说:“这不是诗而是段子!”在我的祖国,一般群众为诗歌所做的感动准备是被唐诗宋词培养的那些,当他们面对陌生化的新东西的时候又从来不敢相信自己生命的直觉——哪怕他们的生命本身已经有了健康的反应!在我的祖国,一般群众在现代诗方面的接受能力已经严重辜负当代诗人奋力前行的创造成果……
     回首这些,我无非是想说明一个好的诗歌节会在世界各地诗人的相互交流和沟通上起到一个多么好的作用!会在诗歌向一般群众的推广和普及中发挥一个多么好的作用!所以,当我听说闻名于世的瑞典奈舍国际诗歌节要移师到中国的春城昆明举办一届的消息,我感到由衷的喜悦!让欧洲文化的传统仪式与中国群众性的结合,受惠的一定是诗歌!而我本人,能够再次受到这项国际性诗歌节的邀请,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并作为现场朗诵的主持者之一,我深感荣幸!
     毫无疑问:彩云之南四季如春的城市,这个春天是属于诗歌的。




游走欧美后的一点感想
(成都)杨吉成

我于2001年、2003年分别到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卢森堡等西方国家考察,费时1个月,历大小数十城镇。吸引眼球的,有西洋风情、景物名胜,都市繁华富丽、小镇古老蕴籍,可谓人文荟萃,异彩纷呈;发人深省的,有体制、意识形态、文化机制等。我们走马观花,只能记述一些表面现象,聊作见闻与杂感。
一、西方人的财富观表征
    西方人“爱财如命”,可以从以下一些现象得到佐证。
2001年8月中旬,我们从华盛顿市由高速路往纽约。沿途未见有“挖沟填沟”现象。看来,创造了“挖沟填沟理论”的西方人,事非迫不得已,是不会“挖沟填沟”的。 2003年11月初,我们从巴黎出发,取道中欧一线,经德国、卢森堡、奥地利,再折回往意大利罗马。其高速路一般4车道,根本不显拥挤,未遇塞车及车祸,公路也未见有改造的痕迹和坍塌现象。不知是西方的水泥标号高,还是钢材质量好?拟或是筑路工人认真负责?
    联想到“川北公路”广元段,从我1980年上大学起,到2005年12月31日止,就从来没有畅通过。公路改造成了“钓鱼工程”。据省交通厅的朋友讲,修那条路,用百元大钞铺路面,也超过一人多高。花费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只是每次返乡,公共汽车上都有乘客骂娘。因为路太烂,车太颠,有一次,一乘客这样骂,“我X政府的妈也!”
这些国家的公路两侧,风景如画,若是照相,任选角度,都是绝妙的背景。路边,根本发现不了纸屑杂物。我在想,国外的农民,他是怎样处理农业垃圾的?国外的驾车者,他是怎样约束自己不往公路两边丢东西?
在富甲天下的国际第一大都会纽约,我们下榻的宾馆附近,林立着木电杆。木电杆涂黑色的防腐剂,我还是发现有2根的腰部被剥蚀掉部分,但它们仍在发挥“余热”。在曼哈顿,到处也有矗立的电杆。一问导游,“应该是私营的邮电公司的”。
其实,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比如我们中国,据披露,在2003年,公款吃喝和公务用车分别耗费6000亿元。但私营老板请客,大多1杯茶,吃饭也不过几样菜。朋友聚会,也有一个成规律的现象,那多半是有公家签字权的人买单。
原来,我们是大锅饭的体制和机制。
因为是大锅饭,某城市人民X路刚安上的路灯便被拆除;刚修好的公路,又被切割开挖;内环线、一环线、二环线、三环线,没有几时能成“线”;一些路口,平交改直交,直又改圆(环),圆又改平,忙坏了有关部门;刚装修好的房屋,就被拆毁,已爬上屋顶的藤蔓被挖了根,种上其他花花草草;等值的公房,可以低价出售高价购进,其一进一出的差价,进没进个人的腰包,只有天知道,因为信息不公开;某县前任书记种的云杉,我上任就挖掉改栽香樟,香樟还未成活,又因新任书记要扩道路而被挖掉。为了让上级顺眼,一个县可以拿出成亿的资金为民房的外墙着色,以成就所谓的“民居”特色。德国总理下班后只能坐私人汽车。我们的“人民公仆”们的谈资之一,是车型、牌号和排气量。
这里面,就有一个文化问题了。
落后的文化,必然产生落后的体制。而落后的文化体制,更会“繁荣”落后文化。文化与体制,相辅相成。文化的有效改造,从根本上要靠体制改革。体制落后,则必然迟滞文明,当然也就迟滞文化的发展。

二、西方的一些文化现象
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说,文化决定发展。
我空军刘亚洲将军说,观念落后也要挨打。
文化和机制都很玄妙,但都有表现形式。
据导游介绍,古罗马万神殿建立于公元前,后被毁重建,至今健在者,也是1880年的高寿,仍是神采奕奕,风华正茂。要找到与其同时的中华文明古国的房屋庙堂建筑,恐怕只能在文献典籍中自我陶醉。站在长沙马王堆干尸旁,丑陋的女尸真正丑陋不堪。其丑陋,丑在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及其礼俗。女主人的棺椁是用多大直径的树木做成?解说员炫耀的口吻直让人觉得无知。正是这种落后的丧葬风俗比如棺木要越大越好、死人要不朽而毁掉了无数的森林。我们现今沙漠化已达国土的28%,自然灾害频仍,西方列强和倭贼的掠夺破坏必须记入帐簿,老祖宗乱砍滥伐也是成因之一。梵蒂冈大教堂、佛罗伦萨大教堂、比萨斜塔,全是大理石、花岗石雕砌而成,历数百千年风雨而风采依旧,似更有历久弥新之感。而其新就新在深蕴其中的人本意味和科学精神。
古时,中国是“家天下”,专制了几千年。先民们草创,孔圣人、孟贤人提倡的人本思想,越益淡薄。专制主义当非短期行为,也不存在换届问题,而只是改朝换代的问题。世事动荡,人生无常。于是,人生短暂,祈福禳灾,及时行乐,成为人们的价值取向,也成为文学艺术的主题。于是盖神庙,修房屋,谁耐烦采石修筑?上好的木材,山中砍伐即成。于是“蜀山兀,阿房出”。民居也是土木结构,取土筑墙,伐木盖屋,毁掉的是田地和森林。
同样是宗教场所,在国内已很难找到存在百年以上的庙观堂庵。“毁于兵燹战乱”的文字说明,只能反证西方人宗教信仰的坚贞不屈。一样的经历战乱,古罗马万神殿却能安然无恙。
从佛罗伦萨到罗马的路上,高速路两旁的民居多建在坡地和山脊上。这实在是一种非常好的土地保护办法。在我们则不然。因为好田好地更易项目开发之“七通一平”或“五通一平”,虽然有耕地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下,任期制演成了短期行为,大家都热衷于招商引资上项目,乡乡辟有开发区,良田沃土几占完占尽。在西藏,我们的藏族同胞的土地意识就比汉族人先进得多。他们的房屋也大都建于坡地。
据导游介绍和书本传递的信息,国外很多教堂都是很多代人的共同努力结果。为了保证质量,有的费时百年甚至数百年。而我们,一换领导就是一批形象工程。因为新官不理旧账,一些工程还成了“胡子工程”。“胡子工程”还说明,我们有些官员全没有资产阶级官员的胸襟。产生此类问题,恐怕还是要从文化机制上找原因。小农经济思想反映于行为,必定是目光短视心胸狭窄自私自利。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都幻想吹糠见米,费省效宏。谁愿干为他人脸上贴金的事?于是心情浮躁,投机取巧,老幻想一步升天,一夜暴富。
市场的本质是公平的等价交换。专制主义从本质上讲是排斥市场的。小农经济、家天下、人治等,表现于政治领域,便是官本位和权力本位,不讲科学,不讲公平公开公正,不讲人权人性人文。被命名为“圣母玛利亚之花”的今天的佛罗伦萨大教堂,建成于15世纪。在我这个外行看来,此建筑杰作集希腊式、哥特式、罗马式风格于一体,甚至有巴洛克风格发端的特点,堪为建筑艺术史的奇葩。佛罗伦萨大教堂的设计与修建,据说在当时就进行了招标。笔者在20世纪末,在某县级市亲身经历过所谓的项目招标,这在时间上就比“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阶级”晚了近500年。
其实,还是我们的老祖宗说得好,政治上的清醒来自理论上的清醒。理论的产生与运用,是要靠理论家和实践者们去推动、发展的。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同样一个太阳照,西方为什么大家辈出,大师云集?我在法国巴黎的先贤祠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先贤祠又叫万神殿。只有“为国家作出伟大贡献的人”才能进入万神殿。雨果、左拉、司汤达、巴尔扎克、孔多塞、居里夫人等被供奉在这里。而居于首要位置的,是法国的伟大思想家“精神导师”伏尔泰与卢梭,他们分列左右第一的位置。
中国什么时候把孔子管子墨子老子等诸子百家;把历史上产生过大的影响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把当代的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马寅初、费孝通、袁隆平、鲁迅、郭沫若、巴金、朱光潜等;把陈景润、陈省身以及钱三强、邓稼先、黄昆、王淦昌、周光召、王选们,甚至李泽厚、高尔泰们,从心理上当神一样供奉膜拜;让原子弹、氢弹的研制者们,“神舟”系列的研制者们,研制“杀手锏”的人们,得到最为突出的尊崇,而不是让其享受官本位的“XX级待遇”,何愁产生不了数以千万计的大师?
我们再也不能只陶醉于美国重点大学系主任、登月计划重点室主任是华裔的人数和比例。

三、美国围墙何处寻
在美国,历夏威夷、洛杉矶、西雅图、拉斯维加斯、华盛顿、费城、纽约等城市,见过一堵墙,即“越战纪念墙”。到此,我们才发现一个问题,美国的围墙在哪里?
拉斯维加斯堪称巨型国际酒店博物馆,百余家大型酒店,都是艺术奇葩,荟萃于兹,真正集世界建筑艺术于一地。它们豪华气派,风格各异,令人目不暇接。我们参观过的著名酒店,都是相通相连,没有围墙包围、分割。我们到联合国总部、白宫、五角大楼、国会大厦等首脑要地,到斯坦福大学、杰弗逊纪念馆、华盛顿美术馆等文化园区,都是长驱直入,不见围墙阻隔。这些建筑、园区和机关,都与城市、社会、环境有机融为一体。这不得不令人反思国内的围墙现象。我们的围墙可以追朔到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可以说,闭关锁国的现实表征,就是围墙。
自由和开放,是美国文化特征,也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思想、文化、学术上的自由,自然也体现于无“围墙现象”。没有围墙,单位就自然地与城市、社会融为一体。比如大学,不管是公立著名军校西点军校、海军学院,还是私立哈佛大学,都对外开放,游客络绎不绝。自由并不表明没有管理。在人流集中之地,车位设置就很少,或者都有停车时间限制,有警告设置,超时将被重罚,甚至被拖车。
其实,美国无围墙,除了文化因素,更重要的是制度安排。在西雅图的比尔.盖茨微软基地,我们终于找到了答案。微软基地是从新墨西哥州迁到西雅图的,数百栋楼房,占地几大半城市。基地中,楼房间绿地很宽,篮球、网球、橄榄球、游泳池等体育设施一应俱全。不圈围墙,它就是公共用地。如果用围墙圈起来,就是企业用地,比尔.盖茨就要缴纳数目庞大的土地使用税。这种规定,同样适用其他方面。没有围墙,就合理地规避了税收,更重要的,是美化了城市,节约了资源,提高了绿地、道路使用的社会效益。

四、爱丽舍宫旁的民居
在巴黎的广场附近,我们乘车前往“凯旋门”。宽阔的香榭里舍大街,特别气派,10辆汽车可以并行。“香榭里舍”取自古希腊神话,意为“神话中的仙境”。有人把香榭里舍大街誉为“巴黎之魂”,确实恰到好处。大街附近,有世界最大的艺术博物馆,富丽堂皇的万宝之宫卢浮宫;有典雅宏伟,庄重整肃的波旁宫;有象征法国魂灵,寓意深刻的凯旋门;还有著名的百年老店富凯咖啡店和玛德琳娜大学、图勒利公园,以及气势恢宏的戴高乐广场。雕梁画柱,异彩纷呈的建筑华丽异常,挺拔的乔木参天成行,绚丽烂漫的奇草异卉别具一格。我们趋车慢行,只见一派葱茏掩映下,法兰西神经中枢总统府爱丽舍宫圆圆的屋顶吸引了我们。
更吸引我的,是附近的民居。
这些民居非常普通,约6层左右。其屋顶的电视天线吸引了我,并抓住了我的心。这些天线,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我们称之为“锅盖”式的,有“线圈”式的,密密麻麻,参差不齐。
问题的要害在于,这一带,是巴黎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法国的心脏。这些杂乱无章,参差不齐的屋顶天线,紧靠总统府,总会有碍观瞻,不很协调。是巴黎市没有实施光纤光缆?是巴黎市民收入问题?还是其光纤光缆质量信不过?还是其他问题?
导游说:“巴黎市政府不管这些小事。因为,市民有权选择使用哪一种天线。”
市民有权自主,政府尊重市民的选择权,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什么叫城市政治,尊重市民,即恤民仁民不扰民,就是最大的政治。

五、德国的强国之道
德意志是个值得自我骄傲的民族,严谨、规范,勇于进取,思维缜密,善于创新等褒义性词字,都可加予其身。真正是大师云集,其文坛魁首学界泰斗,数不胜数。
德意志曾经两次发动世界大战,而在战争结束后,又迅速从战争的废墟上崛起。
确确实实,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哲学以及科技等诸多领域,德国人都创造了无数的世界奇迹。
无数奇迹的产生,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德国人在这方面,既认识深,又抓得早,抓得实。他们才真正做到了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道。早在1619年的德意志魏玛公国,就颁行了《义务教育规定》,“规定”明确要求,父母必须送子女入学,否则政府就要强迫其履行义务。后来,威廉一世国王于1717年又明文规定,“所有5至12岁的孩子(1754年增至14岁),必须上学,接受学校教育,否则,家长将要被处罚。”对于穷人,其学费“支付不起的家庭,由当地政府承担。”威廉一世认识到,“我推广教育,改善的,将是整个国民的素质。”德国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培养得好,威廉一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继位后,发扬光大,更具远见卓识,于1763年8月12日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普通义务教育法》。德国的教育法规,大致比英国法国早了近300年。
尊崇教育,从娃娃抓起,是德国政府早年的清醒认识。现在,德国人未成年子女若不就学,其家长还会受到法律的追究。据导游介绍,德国曾发生过数起儿子不上学,老子坐牢父代子过的案件。即使父母让适学儿童在家学习,也依然被认定为违法。

六、宗教文化的力量
   宗教文化的力量太强大,这是古罗马万神殿观后感。
万神殿(Pantheon):是古代罗马城中心供奉众神的神殿。“Pantheon”是个希腊词,其意为“所有的神”。它是供奉宇宙主要神祗的神殿。又叫潘提翁神殿,为意大利国家圣地。它是唯一保存完整的罗马帝国时期的建筑物,经历了十八个世纪的沧桑后,铜门和拱门屋顶皆完整如初。万神殿是根据阿格里帕的意愿於公元前27年至公元25年间建造的。后被毁。目前的神殿是阿德里亚诺皇帝在公元120年至125年重建的,据说很有可能是这位皇帝亲自设计的。 这座建筑之所以保存完好的原因是宗教的力量。拜占廷皇帝福卡於公元609年将它作为礼物赠给教皇博尼法乔四世,后者将它改为教堂,用以供奉殉难圣母。
    罗马万神殿最大的特色是它的圆形穹顶。据说是古代世界最大的穹顶。穹顶直径达43.3米,正中有一个直径8.92米的圆洞,这是除大门外的唯一采光处。人们站在万神殿的穹顶下,阳光从洞中照下来,使人不自觉地都要仰面向上,感到那就是通向天国的唯一通道。从穹顶照下来的光洒在殿堂内,是那样的庄严肃穆,令人生畏。四周无一窗户,唯有从圆拱的顶端天窗射入光亮。因此,人在这个圆顶下,好象处在一个空阔的意象包围之中,被笼罩于神秘的光环之中,给人以一种恒定、安静的神秘感觉。在这里,任何声音都可以互相撞回,使空间的共鸣性增大。此种围合性的空间感,给与信仰者内心以超然力量,它是一种静态的力量,使人感受不到较大的压力。建筑史家说它把古希腊的回廊移进了室内,是罗马神庙建筑中的典型的帝国风格,狭小的空间让人感觉到大气。
万神殿历千百年而生机勃勃,堪称建筑科技史的奇葩。其基础、墙和穹顶据说都是用火山灰制成的混凝土浇筑而成,非常牢固。万神殿的基础部分底部宽7.3米,墙和穹顶底部厚达6米,穹顶顶部厚1.5米。为了减轻穹顶的重量,建筑师巧妙地在穹顶内表面作了28个凹格,分成5排,同时,在墙上还开了7个凹室作为祭龛,这些祭龛里原来放的可能是神像,现在是一些名人的墓穴,如意大利统一后的第一个国王维克多,爱玛努埃尔二世的墓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画家拉斐尔的墓。穹顶顶部的矢高和直径一样,也是43.3米,使得内部空间非常完整紧凑。这样,万神殿的剖面恰好可以容得下一个整圆,而它的内部墙面两层分割也接近于黄金分割,因此它常被作为通过几何形式达到构图和谐的古典范例。殿顶圆形曲线继续向下延伸,形成一个完整的球体与地相接。这是建筑史上的奇迹,表现出古罗马的建筑师们高深的建筑知识和深奥的计算方法。万神殿的正面有一个长方形的柱廊,宽约34米,深达15.5米有16根科林式柱,前排8根,中、后排各排立4根,这些柱子都是用花岗岩加工而成,柱身高12.5米,柱的底部直径为1.43米,柱头和柱的底座是用白色大理石加工的。穹顶和柱廊原来都是用镀金铜瓦覆盖的,公元663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下令揭下运往拜占廷。735年以后,罗马人用铅瓦覆盖。17世纪上半叶,柱廊的铜质天花也被人拆走了。
罗马的宗教信仰基本上承袭希腊遗风,但在伊特鲁里亚的建筑影响下,罗马人把诸神集中起来供奉,即在一所神庙内,可以设几个圣殿。 在万神殿里拉斐尔的墓上,是他的弟子洛伦泽托所作的一尊雕像:巨石圣母。在意大利统一后,万神殿成为国王的陵墓。维克多、埃玛努埃尔二世、翁贝尔托一世和他的妻子玛尔盖丽妲王后就埋葬在万神殿左右两边的后殿里。
猫是罗马人的宠物,猫在夜晚会给人一种神秘感。听说罗马万神殿一度却是猫满为患,暑假期间,居民出远门渡假干脆就将爱猫丢弃,流浪猫四处为家,一些古迹成为猫的天堂。在意大利,路上流浪的猫就超过了1万只,它们在万神殿越聚越多,每年暑假猫数量更是到达顶峰。有爱猫人士设立了万神殿猫咪收容所,还有许多自愿者,都自告奋勇前来照顾这些流浪猫。
我们到万神殿时已是夕阳晚照,却并未见猫的踪迹,仰视联系神人通道的穹顶圆洞,环顾壁上祭龛和壁画,感受到一种宗教肃穆的氛围。万神殿能历18多个世纪风风雨雨而神采依然,恐怕主要还是得益于人们深入骨髓的宗教意识和受这种意识支配的爱护珍惜。
七、昔日辉煌
阿Q精神具有世界意义。“我们先前富过”,世界公民都需要自我安慰。这恐怕就是名胜古迹存在的原因之一。此观点,是看了斗兽场的观感。
到罗马,不能不看古斗兽场,就好比到了中国,不能不看长城一样。“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见斗兽场,则不知古罗马的辉煌。据说古诗人马歇尔出席了斗兽场的落成典礼。他对当时人们怎样看斗兽场有一段很有趣的记载。他把斗兽场比做公认的世界奇迹——一如埃及的金字塔。他说斗兽场不仅是世界上又一大奇迹,而且其他所有的奇迹加在一起也抵不上它。它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最顶尖、最伟大的奇迹。                             
古斗兽场是古罗马的象征。斗兽场又称罗马大竞技场,是古罗马物质文明的象征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一象征罗马永恒的建筑物建成于公元80年,迄今仍是罗马最宏伟、最著名的名胜古迹。斗兽场又称弗拉维圆剧场。当时能容纳5万多名观众,始建于罗马帝国弗拉维王朝第一任皇帝韦斯帕辛安时代,完成于托米尼安时期(公元72—80年。上层为3世纪时加建)。经过约2000年的风吹雨打,人为破坏,虽早已是断垣残壁,千疮百孔,但却如同瘦死的大象,依然是庞然大物,依稀可见其昔日的宏大气势。它占地2万多平方米,周长527米,围高57米。罗马人继承了希腊文明,然而却从理性转变为野心。那些巨大的建筑物大部分都是为了英雄和伟人以及战争、征服和鲜血而建设的。同时,又是专为观看死亡而建造的一座建筑。在人类血腥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建筑可以与它相提并论。斗兽场的看台分几层,底下一层是皇帝和外宾坐的,二层是贵族,三层是官吏,顶层才属于平民。站在平民那一层,能俯瞰整个椭圆形的场地。场中央是80多米长、60多米宽的竞技场,就是人兽、兽兽、人人生死搏杀的战场。这些幽灵般的废墟仍在吸引着我们,它是西方世界最强大而又最野蛮的一个大帝国的令人心惊胆战的见证。
现存的竞技场曾演示了奴隶制最黑暗、血腥的一幕幕。在罗马帝国统治的几百年中,角斗士的角斗、人兽斗变成了一种以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娱乐。
斗兽场也是一个政治舞台。它是罗马权力和统治的象征,它代表着罗马令人畏惧的力量。角斗比赛是与政治缠绕在一起的。一个人在竞选元老院议员时,如果他举办几场大规模的角斗比赛,那么他当选的希望就要比仅仅发表演说的人大得多。据传,提图斯这位新加冕的国王极力利用斗兽场制造轰动效应,提高自己的威望。他宣布斗兽场开幕的那一天为全国的节假日。贴出的海报称开幕式角斗比赛要一天不停地连续举行100天,它将是有史以来最壮观的。来自罗马帝国各个角落的9000头野兽将在斗兽表演中被杀死,罪犯被当众处决,3000名角斗士死在角斗场上。女角斗士被作为新奇的角色上场比赛,让观众开心。这只是最初几天的节目单。在这个巨大的角斗场上,在举行开幕式的那一天就有6000头动物被杀死。据载,公元80年,斗兽场落成时曾举行了百日竞技。十数万名角斗士和罪犯在公共娱乐的名义下葬身在这里。野蛮的号角在这里响彻了约400年,千百万观众观看了这里的表演。皇帝到这里来观看角斗就是在这个大舞台上亮相,所以他的出场都经过了精心的舞台设计。罗马人以世界的主人自居,显示他们主宰世界的方式之一是把他们能搜罗到的珍禽异兽带到罗马来展示。所以他们带回来长颈鹿、豹子、狮子、熊、驼鸟、河马、犀牛……什么都有。但是罗马人与其他民族不同的一点是,他们不是把动物圈养起来供人们观赏,而是把它们带上斗兽场杀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这种屠杀并不仅仅是嗜血成性,对古罗马人来说,它还表示罗马帝国征服了桀骜不驯的大自然。
斗兽场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畸形。在野蛮的社会,人们的心理严重扭曲。角斗是斗兽场的主要节目,是娱乐的高峰高潮。在一个醉心于征服和崇尚男子气概的社会中,失败是最没有脸面的,而胜利则带来巨大的报偿。最成功的角斗士可以摆脱奴隶地位,赢得自由,被授予一把练习用的木剑,以示他们获得解放。令人惊异的是,许多人在经历血腥后又回到角斗场,因为他们无法抗拒角斗的刺激,不愿放弃自己的名声和地位。“角斗士”一词在原来的拉丁文中原义是“剑”,所以角斗士就是“斗剑士”、“剑客”,他们通常被认为是极富魅力的男人,是极有男人气概的人。
斗兽场还是建筑史上的奇迹。科技一旦用于血腥,其危害性就更大。在古斗兽场,嗜欲的人们观看充满血腥味的猛兽和猛兽斗,人和猛兽斗,人和人斗,而且比赛越残酷越刺激,越有快感,直到比赛中的一方死亡才收场。在罗马斗兽场建成后的数百年内,穷奢极欲的罗马贵族们在这里欣赏着兽与兽、人与兽、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搏杀。在斗兽场参与决斗的人,大部分都是当时被看作动物的奴隶和战俘,被称为角斗士。他们的生死完全由贵族们掌管。在一场异常激烈的搏 斗之后,往往全场观众起立,拇指朝下,大喊“杀死它!杀死他!”逼迫胜利者当众处死失败者。所以,实际上是一个上演世界上最残酷凶狠戏剧的舞台。如此宏伟的建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书写的却是一段血腥、野蛮的历史。据介绍,公元249年,为庆祝罗马建城1000周年,200多名角斗士、32头大象、60头狮子、10只猛虎……死于搏斗,其惨烈之状可以想像!以这样的方式来满足贵族们嗜血的欲望。古罗马斗兽场是一种超级体育场,这是有象征意义的。因为罗马是最大帝国中的最大城市,所以它的斗兽场也必须是最大的。在竞技场上,基督徒被抛向狮群,野兽相互残杀,斗剑士格斗致死,真正的血流成河。斗剑士格斗一直延续到公元404年,直到奥诺里斯宣布取消这种格斗;到6世纪中叶,斗兽也被禁止。经历1900年后,竞技场依然矗立在原地,冷眼抖落掉历史的浮尘,迎接八方朝圣般的游人。据学者们估计,有70万人在斗兽场中丧生。死在这里的有角斗士、罪犯、士兵、普通平民、妇女,甚至还有儿童。所有这些人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死去的,他们的尸体通过罗马帝国最宏伟角斗场的大门被抬出去,只是为了让观众开心。但是这种惨无人道的死亡景象不会永远继续下去。新兴的基督教和它的教徒们坚决反对在罗马上演的这种流血场面。而且反对的人数越来越多,这极大地动摇了斗兽场是罗马文化中心的地位。今天,这里竖着的一个十字架就是纪念当年死在这里的基督教殉道者,但是他们最大的贡献可能是他们以独特的方式促成了斗兽场和这种角斗赛事的终结。
以娱乐的名义惨死在这里,斗兽场的一幕幕景象,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激起人们无穷的遐想。 游人大都想去斗兽场参观,他们可知道,当年罗马帝国征服耶路撒冷后,为了纪念其“盛大武功”,强迫8万犹太人俘虏,用整整8年修建了这座娱乐场!不用说,在那些被迫互相搏杀的角斗士中,肯定有犹太人、阿拉伯人!他们的家园被人占了,当了俘虏还要拿生命供人取乐,这是怎样的不幸和悲哀! 更可悲可叹的是,一些犹太人、阿拉伯人今天还在互相搏杀,用的不再是大刀戈矛一类的小玩意儿,而是大炮、坦克、飞机、导弹,怨怨相接,冤冤相报,年复一年,几十年不断,死了不知多少人!
    伫立于幽灵般的废墟前,目睹这昔日的辉煌,一   个结论是,野蛮和血腥总是短命的,一如眼前的废墟。
    行文至此,总觉得意犹未尽。斗兽场所表现的,是最野蛮、最血腥的取乐方式。但是,意大利反专制主义比较彻底,早已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我们古老的中华帝国,只有公元前几千年的夏桀、商纣王才如此暴虐无道。但我们为什么在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20世纪中叶还是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
八、“自由之风永远吹”
“自由之风永远吹”,是世界名校斯坦福大学校训。
追求自由,是人类天性。“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革命先烈为了追求自由,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义无反顾。
所谓自由,据哲人们讲,是对必然性的深刻把握,亦即是驾驭规律的能力。
据平民们讲,自由就是由自己。即兴之所至,率意而为,任意挥洒。
据孙行者看来,只要没有紧箍咒,我七十二般变化、斤斗云,诸般武艺,活人便逍遥自在,“十洲三岛还游戏,海角天涯转一遭”,随心所欲,自由自在。
可见自由实在是个好物事。
为纪念名人,以其姓名命名街道、道路、行政单位或某一实体,是世界通行的作法。德国人向以严谨著称于世(严谨与自由并不矛盾),产生的大师如云。比如黑格尔,其《小逻辑》、《大逻辑》思想之深邃精妙,据说要哲学博士以上文化程度才年领略其佳妙。(我无哲学博士水平,实难领略其佳妙。)他的辩证法思想成为我们老祖宗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黑格尔去世于柏林大学校长岗位上。柏林大学因黑格尔而更为出名。中国学者余秋雨先生初到柏林,便寻找柏林大学而不得。原来,柏林大学早就更名为洪堡大学。柏林大学更名为洪堡大学是为了纪念大学的缔造者洪堡。
洪堡为两兄弟。哥哥威廉.洪堡,是教育家,现代大学制度的奠基者,提出了新人文主义大学观,主张在大学实行充分的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政府不得干预。他的办学理念是,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探求科学;基本任务是提高个性修养;普遍原则是学术自由。他主张的科学,是“科学的纯粹理念”,即纯科学。他认为,“寂寞与自由”居于支配地位,大学教师和学生应该甘守寂寞,专心研究,不为世俗所累,并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弟弟亚历山大.洪堡,近代地球物理学、水文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重要学科的奠基人,他去世后,普鲁士政府为其举行了国葬。柏林大学因为洪堡极力推行新人文主义大学观和现代大学制度,柏林大学被誉为第一所现代意义大学。因为出了洪堡兄弟2个大名人,在他们思想的浸润孕育下,充分的学术自由,必然带来丰硕学术成果,这所大学已产生29个院士。
柏林大学的最终更名,恐怕主要还是为了纪念崇尚自由的奠基人威廉.洪堡。
提倡自由,崇尚自由的人物,是最令人尊敬的。

九、文笔的功德
“万言不值一杯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喟叹。巴黎圣母院却是唯一一座因文学家之笔墨文章挽救重修而令世人瞩目的教堂。
巴黎圣母院有太多的与众不同。据介绍,这里是巴黎发展的源头,这由巴黎圣母院广场镶嵌的一块铜牌所记载的“这里是巴黎的零公里处”而证实。法国各地距巴黎的距离,从这里开始计算,甚至欧洲一些地方所说的“里程”,也从这里算起。欧洲明珠巴黎从这里发端,其意义当然非同凡响。
世界上最大的无可奈何,也产生于巴黎圣母院。拿破仑用拳头征服了欧洲,建立了强大的帝国。为了显示权威,为了取悦美人,为了征服人心,拿破仑命令“万能的主”的人间代言人梵蒂冈大教皇到此为他加冕。在强权面前,教皇无可奈何,只能选择乖乖就范,只能服从。他舟车劳顿,千里跋涉,从梵蒂冈赶到法国的巴黎圣母院,“亲自出席”了加冕仪式。这恐怕是“世界最大的无可奈何”。
巴黎圣母院另一非凡处,在于她是法国乃至欧洲第一座“哥特”式建筑,是欧洲建筑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我认为,巴黎圣母院最独特的,就在于她因饱受风霜雨雪和战火硝烟的摧残而衰败,舆论曾要求拆毁时,因世界文坛巨匠——雨果的同名小说的问世,而重新焕发青春,而更加璀璨夺目,声名远播。雨果在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把这座气势恢宏的教堂作为鉴定人性美丑的公正裁判所。雨果写道,“这个可敬的建筑物上的每一个面,美一块石头,都不仅是我们国家历史的一页,并且也是科学史和艺术史的一页。”正是受雨果小说的影响,在社会舆论的关注下,法国众议院决定拨款重修巴黎圣母院。文学,其神圣的价值,于巴黎圣母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体现。因此,雨果死后进入先贤祠而受到人们的尊崇和供奉。
但愿中国文学也有如此之功用和功德。

               十 、教堂的功用
读《十日谈》、《巴黎圣母院》、《教父》等文,可从侧面了解教堂的一些作用。到欧洲一游,方知教堂最大的功用是“思想道德工作”。
在梵蒂冈、在佛罗伦萨、在维也纳等地,一进入教堂,就会被其肃穆庄重的氛围所感染。一些人双手合并,作低头状,或祈祷,或忏悔。惯于寻章摘句,刀笔吏出身者,到教堂,只会觉得“净化”。教堂,是净化场所。净化灵魂,洗涤肺腑。习惯于大轰大嗡闹闹嚷嚷者,到此也不得不潜心静气。无论你多少浮躁,多少烦恼,多少妄想,到此都无影无踪。你看,多少祈祷者正虔诚地默念着什么。
我也曾试图走进他们,模仿他们,我能学到实质性的东西么?
我想,我们建立了庞大的思想工作体系,据说这还是我们的一大优势。但只要到茶馆一听,充斥于耳的,绝不只是赞美之辞。据媒体早些披露,有调查机构称,我们的政府的廉洁排名是很不乐观的。
国外不大设专司思想工作之类的机构,似也没有叠床架屋的相应机关和学校。
但国外一教堂,就起到了洗涤灵魂,凝聚人心,化解情绪的作用。有感于斯,便班门弄斧,并请教智者。陶老师讲,教堂主要是道德建设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使道德建设落到实处,比如谁有过错,进教堂要忏悔,接受灵魂的洗礼;隔段时间就又去忏悔,久而久之,形成了长效机制。
这是真正的费省效宏的机制!





《回忆母校》
(成都)肖 平

上课的铃声急促而响亮。
1978年至1983年,我在母校洛带中学度过了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二年)难忘的时光。现在,当我回首打量这段金子般发光的岁月时,依然感到温暖,仿佛那些时光的碎片最终都凝结成晶莹的甘露,供我随时品嚼和啜饮。
二十几年的光阴转瞬即逝。回忆,或许只有回忆,是点燃那段生活的唯一途径。

我从一所简陋的乡村小学考入洛带中学的时候,还是一个蒙昧无知的少年。坐在干净舒适的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心里依然落寞地怀想乡村那些熟悉的事物。对葱翠田原和充满魅力的大自然的迷恋,让一个孤独的乡村少年神情恍惚。但是时隔不久,我就被另一种来自书本和老师的魅力深深折服了——直到现在,我依然坚定地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也即孔子所说传道解惑)的地方,而是一个后生心灵、道德、智慧、理想茁壮成长的地方。
当时的校园仅有一栋教学楼和一栋红砖裸露的学生宿舍,老师们都住在低矮的平房和狭窄的院落中。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老师宿舍的窗户上糊着一层厚厚的白纸,冬天,凛冽的寒风将那些白纸撕破并发出唿唿的响声。那时的办学条件远没有现在这么优越,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逐渐感受到了老师的辛勤与伟岸,并且从书本和老师的举止中体味到文明的崇高和知识的浩瀚。当循循善诱的师长们出现在课堂上、操场上的时候,他们的衣着打扮和言谈举止往往令我们这些乡下孩子眼前一亮。我的意思是说,从老师的言语和眼神间,莘莘学子们能够感觉到一股神奇的力量,胸中仿佛有一颗文明的种子在萌动。

同学中既没有百万富翁,也没有光彩夺目的“超女”,大家衣着朴素,一门心思钻研课本和学习。这些年轻的生命就像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他们(她们)在课堂上大声朗读朱自清的《背影》和鲁迅的《继念刘和珍君》,他们(她们)在狭长而寂静的走廊默默背诵英语单词,他们(她们)在阳光明媚的操场上欢快地跳跃,也在黄叶飘飘的梧桐树下促膝谈心。记忆中,这是一个纯洁得一尘不染的世界,无数年轻的生命在这里像花儿一样自由地绽放。
我尚记得:有的同学用小小的玻璃瓶盛着泡菜、豆瓣,从家中带到学校,目的仅仅是为了节约一毛两毛的菜钱。还有的同学,一年四季都穿着同一件蓝布衣服。甚至有人,冬天的脚上没穿一双薄薄的袜子。贫穷却快乐的日子啊,多么纯洁,多么温暖,多么让人思念!然而我却坚定不渝的相信,命运之神总是会眷顾那些朴实而心灵健康的人,他们最终会获得巨大的成功。我甚至能够洞悉经历过这段岁月的同学的心思,他们现在虽然拥有香车别墅、一官半职和大小不等的社会地位,但是母校给予他们的滋养,却是源头最清最纯的那一捧水。

还记得教学楼边那棵巨大的黄桷树吗?它是我们成长岁月和同学情谊的有力见证。毕业典礼前夕,老师安排每一个班级的同学在树下合影留念。黑白照片上的影像清晰而古典,仿佛是一份珍藏多年的成绩单或作业本,真实地记录着当时的生活与心情。照片上的情形是这样的:老师们和蔼而镇定地坐在中央,女同学居于前排,男同学依高矮次序站在后排的长条凳上,脸上全都绽放出腼腆的微笑。多少年过去以后,我们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微笑——面对镇子上照像馆师傅手中的机器,心情有些激动,有些紧张,也有些许的自豪。

应该向所有曾经在母校执教的老师表达最深的敬意,尤其是要向高中时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表达心中迟到的感激。
张作人,班主任兼历史老师,举止坚定有力,内心永远充满激情。上第一节课的时候,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两个方方正正的大字——拼搏,然后转过身面对文科班的新生开始发表激情飞扬的演说。我至今记得他眼神中蕴含的高超的自信和对每一个同学的殷切的期待。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他循循善诱地开启了我们的理想和智慧之门。
雷孝友,语文老师,拥有出众的口才、容貌和才华。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窥视”这个词,为了让同学们形象而准确地掌握这个词的意思,他走到教室外,然后从门缝中探头探脑地朝教室里偷偷张望,样子神秘而滑稽,引得全班同学发出会心的笑声。
都燕雄,数学老师,精通心理学,常常在晚自习的时候跟同学们一起讨论解题的方法。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高中毕业前夕,由他鼓励而发表在一份市级招生简报上的。
范学汉,地理老师,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笑声爽朗而亲切,教学水平在全市也属前茅,后调到成都七中任地理老师。
李文楼,英语老师,儒雅而文弱的一个小老头,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令人肃然起敬。
廖志红,政治老师,刚分配到母校任教的时候,年龄只比我们大几岁,她是文科班唯一的女老师,典雅,淑庄,敬业心很强。
所有的师长,我真诚地祝福你们,祝福你们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每天都拥有好心情。对于曾经教诲过自己的老师,你还能多说什么呢?唯有内心长久而真诚地祝福,才是表达我们内心感恩的最朴素的方式。


在这里,我还想说说我的简历。1983年,我从母校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遵照父亲的意愿,盛情邀请各位老师在镇上新民饭店吃了一顿便饭。当时的我木讷而愚笨,既不会频频敬酒,也不会甜言蜜语说些感恩的话,现在想起来真是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大学毕业后,我先在成都博物馆工作,后来又到成都图书馆上班。出版过《成都物语》《湖广填四川》等12本书,被人称为作家、学者,获得过政府特殊津贴和四川省劳动模范称号。然而不管事业成败如何,我始终想表达一种意愿,那个叫洛带的小镇是我永远的故乡,洛带中学是我终身的母校。离开它们,我就是一片无根的浮萍,命运将变得随波逐流,一片渺茫。
2005年冬,应在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学读书的儿子的邀请,我请75岁高龄的流沙河先生回他的母校(原成都二中)一聚。沙河先生当时写了一幅对联,上联表达一个学长对在校学子们的激励和关怀,下联则流露出远离学校生活多年以后的落寞和伤感:
上联:正当花朵年龄,君需有志
下联:又见课堂灯火,我已无缘
我想这也正是我此刻想表达的心情:天堂般的校园生活啊,我们这些人却只有仰望和回忆的份了。




《用诗歌解读一座城市》
(成都)张哮

我现在所生活的这座城市,萧瑟的秋风暗淡的光线里,我该怎样解读她,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感觉到缠绕我的问题一天天地正逼近我。我有能力将它们梳理清楚并有所觉悟吗?我始终不得而知。
这是我以前常常遇到的问题,而现在从我皈依佛门以来,那些缠绕我的问题在我身上一点点的退去,感觉到内心从没有过的平和、寂静。以前我通过诗歌关照自己的行为和灵魂,现在我用诗歌寻求和接近佛法,这是否能得到印证?我曾经试图用诗歌解读一座古城,我又能否用同样的方法解读自己呢?
从小就生活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我的童年,常看见不大的家里有扇不大的窗户,那里有充满灵性的竹子,阳光透过它非常好看。从我能见到那样的光景我就感觉心里是那样的舒服,阳光照在竹叶上也照在我的心里。迷宫般的街道有顽童在嬉戏,有人来来往往,生老病死。夏天炎热的黄昏,喝上一碗清粥,我常用捉来的笋子虫把它插在有缝隙的小桌上,笋子虫扑打的风吹着我的脸颊,这让我感觉非常的惬意。长大以后,才知道心照不宣,守着的一个个平淡的节气,那是充满诗意的一种生活,平静、清淡而又自由自在。
不知道我那时是否接近了诗歌,我同小伙伴一同去戳树叶,去采野菜,去河里洗澡,去感受阳光撒满的童年。但是,我还是看到了死亡。我看见一个邻居家的小孩,那时三岁,
她看见一只漂亮的白鹅,就跟着它去了离家不远的水塘,一头钻进水里就再也没有起来,我因此而看见一个带血的黄昏,尽管我当时不知道死为何物,又该怎样去面对。我只有五岁,然而我听见了她母亲发出的如地狱般可怕而又悲痛的嚎叫。我四顾茫然,我的眼睛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刺伤,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那种让人愉悦的事物和生活了。
后来,我去了远在陕南的姑妈家,那是地处八百里秦川的周至县,那里离终南山,离老子出家的楼观台很近。我在那里呆到该读小学时就回到我所出生的古城,也离开真正意义上的童年,离开迷宫般的街道,离开在陕南农村模糊不清的冬天,能让我记起的是那个异常寒冷的冬季,村民们杀猪过年的情景。在被大雪包裹的村子里,到处都热气腾腾,对吃的欲望弥漫整个冬天。我常常站在村口,听着孤狼的嚎叫,在漫长的冬天我感到了从没有过的饥饿,那时还不认识汉字,但看见雪正在我童年的天空飘落,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一丝隐隐的伤痛。
回到了这座古城,我又回到了儿时常常行走的迷宫。我还没有从一个梦里醒来,又进入了另一个梦里。从城南搬家到市中心的那一年,我同别的小孩一样背起了书包,开始每个人都要走的道路。家搬在了一座很大的古老的院落,隔壁住着一个姓田的师傅,他整日唱着自己编的一些歌谣,听他念得最多的就是《增广贤文》和《声律起蒙》,不自觉地跟着他一路念来,我常想我能写作也许是和受了他的影响分不开的。院子里还有一间玉器生产组,那里有一双双整天泡在水里的粗糙的手,也同时有一件件精美的玉器,我放学后常去那里玩耍,去看玉是如何被雕琢成器的。我没有成器,但玉的品德却始终都影响着我,是我一生都要去努力接近的。生产组每年夏天都要泡很多酸梅汤供整个院子里的人消暑解渴,我的童年就是在那酸酸甜甜的汤里浸泡大的,这样的童年使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不知道我是怎样读完小学的,我是一个很不让老师和家长喜欢的学生,我常常逃学,成绩不好,老师家访我接着就是吃苦头,而且老不悔改,不思进取,甚至老师当着全班同学说我不可救药。在小学五年里,我没有学到真正的东西,但我依然怀念我的那些老师们。再后来我又一次被父亲送去了陕南姑妈家,和第一次去相比我读了五年书,认识了很多汉字,尽管不是一个合格的学生。这次去和上一次相比我必须得和所有农村里的孩子一样,除了上学外,还得帮助家里干农活。和在城里读书不同的是,我的作文破天荒的竟在全班做为范文念给同学们听。我也不知道我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也许是北国的雪太洁净,把我唯一的一点闪亮的东西终于给暴露出来了,这也让我有了一个情结,这个情结一直延续至今。除了秋收繁忙的农活而外,在大块的冬天里,多数时间和农夫们一样躲在暖和的土炕上,除了吃饭就是睡觉。有时也独自跑到雪原上,望着隐约的终南山,听春天离我到底还有多远,到了我能悟到“秋天过后/一切将转入内心”(摘自《张哮文集》,诗歌《秋之美》1990年)的意境时我已度过了二十五个春秋。
记得在陕南三年的读书生涯中,我没有和女同学说过一次话,就是和女老师也只是在上课的时候才说。我的大多数男女同学在当时都定了婚,甚至有的也在同一所学校读书,但不到结婚时是不说话的。上天有眼,有一次让我和学校最漂亮的女生撞了个满怀,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家的媳妇,但我捷足先登了。当时我们的脸一下都红了,像是被夏日里的太阳烘烤过似的。自从那以后,我感觉到了有种像春天一样萌动的东西在滋生,在撕咬着我不是很强壮的身体。一场意外让我大病一场,我没有用柔情的文字书写爱情,我不知道那是否就是爱情,但我记住了一个名字一个人,这个人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她虚幻而又真实。这也是我在三年中的唯一一次“艳遇”,这样的“艳遇”让所有美景大为失色。
时光飞逝,三年一晃而过,我又一次回到了故乡。
回到故乡的我就再也没有继续读书,在家里待业一年,抄抄写写。但从我十五岁工作以后,我开始了自学同时也开始学习怎样生活。我试着去读懂这座久违了的城市,我一边烧锅炉,一边读雪莱、拜伦和普希金的诗歌。读拜伦的《堂璜》,读歌德的《浮士德》,同时自己也学习并试图用诗歌解读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
在这期间我开始大量阅读,读到加缪、马尔克斯、里尔克和博尔赫斯等等作家的诗歌、小说等等文学作品,同时也读唐诗、宋词、对禅宗,儒、道典籍也有所涉及。对于诗歌我是个初学者,从八八年与临邛席永君、陈瑞生、还有从沐川来的宋氏兄弟相识后,他们极大地的影响了我的诗歌写作。后来通过他们认识了整体主义以及其他什么主义的一帮人,多少也算长了不少见识。宋炜在八六年写长诗《大佛》时,我还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创作。我因此写了《致一位诗人》,“夜色降临大地 月光暗淡/而一把闪亮的剑在你心中铸造/它锋利、坚韧、所向披靡/虚伪贪婪的外衣被撕得粉碎……”“而诗人哦/你感到暴力和奸淫的世界罪恶深重/夏季的夜晚毒液流淌/你手中的利剑在这样的夜晚 寒光闪闪……”“在这个充满理性的文明时代/你更向往古希腊的天空 魏晋时代的繁荣/在梦中你听到嵇康的广陵散/比柔和的晚风更优美/你为石涛的山水而震惊/你看见一个生机勃勃气象万千的世界……”。(摘自《张哮文集》诗歌《致一位诗人》)这首诗歌是从某种意义上写给宋炜的,我曾一度受他的影响很深。在《张哮文集》的后记里,我写到要是我自己在诗歌创作上有所进步的话,是和同这些诗人的交往分不开的,这其中主要是宋炜、席永君两位诗人。从九零年到九三年与宋炜等交往最密切时所写的诗歌,以及九八年以后的诗歌都是我自己感觉比较满意和有所觉悟的诗歌,后非非中坚诗人陈亚平也有这样的看法。再后来我似乎在九八年以后找到来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有一样是没有变的,那就是我对这座城市始终都有一种想要解读它的愿望,而且我没有别的手段,我试图用诗歌一次又一次的去解读它,并知道它只能用诗歌去解读,因为这是一座“诗人的首都”。
行走在那些古老的街道上,班驳的墙壁所落下的尘埃足以让这座城市不能承受她的重量。我们去喝茶去看夕照下的老街,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消失的家园,想到没有水的大海。所以我写下这样的诗句:
一扇漆黑的大门
巨大而空洞的花园
四周很暗 阴气十足
园中的植物无色无光
花园深处
我的前生,那个俯瞰花园的人
身着难以分辨性别的服饰
宽大的衣袖和柳丝临风飘摇
花园里年迈的花匠悉心照应花草
二三个侍女看茶或明窗净几
清香的茶水将时光和花园切碎
我被其中一块突然击中
花园开始塌陷,破败不堪
越来越模糊不清
开始下滑或上升的我
在迷宫般的街道上不知去向
街道张开细而又长的绳子
纠缠着每一个过路的行人
向他们兜售生殖的乐趣
在城南的某条街道上
被闹哄哄的人群惊醒
看见黑色的蜘蛛在舞蹈
匆匆奔走的人群,我的影子
以及空洞的花园
都在寂静的天空中漂流
  (摘自《张哮文集》诗歌《空洞的花园》)
我每天都行走在这座古城,我不知道她是否是我所读到的一座永远巨大而空洞的花园。这样的花园魔幻、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全部消失。我固执的寻找的就是我所想要读到的那些隐匿在历史缝隙中的文字,那些文字在时间的内部,在时空交错的场景里忽隐忽现。有时我时常在想童年的一次经历,那是我七八岁的时候,在母亲老家的农村所发生的对我一生都有影响的一次意外。那次我同几个小伙伴去河里洗澡,因为我当时不会浮水,只能顺着河道慢慢地往前移动,但突然之间我就被水淹没。我尽管大声的求救,无赖伙伴们都没有了踪影,我在水里沉浮挣扎着,死亡离我只有一步之遥。我也不知道那来的力量抓住了岸边的青草,直到小伙伴们回过头来发现我并将我救起,我常想如果说那岸边的青草拯救了我的生命的话,那么是诗歌拯救了我的灵魂。因此才有了在那些老街上游荡的我,才能有足够的闲适去关注和解读那些不会很多的市井生活。
…………
阳光穿不透那些阴暗的角落
阴暗的角落里有许多存在的生命
平实、简单、粗鲁、肮脏
一阵风吹过,走来几个妖气十足的女人
在破旧的街道上漂浮不定
一只老狗迷茫的眼神看着那些移动的脸
表情木然、呆滞而又空洞
任其岁月行色匆匆
…………
  (摘自《人行道》第三期,张哮诗歌《冬天里的阳光》)
在这样的老街,有时会碰见一些老外,其中一位叫法国学者李安,他也非常喜欢在老街喝茶、看书、与大家聊天。更为有缘的是,他知道我们所办的《人行道》后,也给我们投稿,因我和李兵编第三期,所以当我看到他的小说《屠夫》后让我大吃一惊,他用中文写出如此好的小说。他写的是法国的故事,也是写城市里平凡的最底层的生活场景,他似乎也想用他的小说解读什么,和我不同的是我用诗歌去解读我们这座千年古城。当有一天他告诉我说:“我是成都人。”时,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因为他读懂了这座城市。
荷尔德林把诗歌归为三大类型:1,抒情的,2,叙事的,3,悲剧的。(“它是一种灵性关照的比喻。”摘自《荷尔德林文集》,论诗歌类型的区别。)我想我对古城的关照同样也是一种灵性的,因为每当我行走穿梭在大街小巷,去感知我们的先人们,他们所生活的这座古城的气息,一种抹不去的文化传承已进入了我们的血液之中。“我时常想着在一堵破败的墙上会突然的存在一扇窗口,透过漆黑的窗口,我想我会找到我所想要的东西。”(摘自《张哮文集》随笔几则)是的,我看见了我所想要看见的景象:
…………
旧时的成都,一座花园,一个书生
芭蕉下手持团扇的美人
父母做主的媳妇,一群丫头
几个野云闲鹤般的茶客
一律青砖砌成的大小院落的窗户上
镶嵌着带花纹的彩色玻璃
花工在庭院里修剪树木花草
老管家带着上好的石头眼镜查看帐簿
收入和支出在乌木算盘的响动下一清二楚
在寒冬腊月的日子,屋外很冷
书生同几位高士在屋内吃着小酒
天井中细雪飘飘,腊梅正香
…………
  (摘自《人行道》第三期张哮诗歌《一台座钟》)
还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情结。没有感觉的病就是所有的病,连接、维系那些逝去的岁月会让一个还乡者,感觉到在那些似乎远不可及时间和空间。时间会任意组成、显现我们所走过的路,居住过的城市,所跨过的河流,但能度你过河的只能是你自己,而不会是别人。 
城市的夜空,突然响起了地震警报,这是七六年那个著名的灾难年的一个雨夜,我们这座城市处于一种极度的恐慌之中。那时我十一岁,我听见惊恐的叫声把整座城市都给淹没了,我穿梭在搭满无数的地震棚的街道上,所传的大地震并没有让我感觉到恐惧,而让我感到恐惧的是后来我所看到的那些像冬天一样赤裸的事物。
……
人充满着劳绩,但还
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我真想证明,
就连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纯洁,
……
  (摘自荷尔德林的诗歌)
作为人我们终归要回到大地,正如海德格尔云:“诗首先让人的安居进入它的本质”。“诗是真正让我们安居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什么达到于安居之处呢?通过建筑。那让我们安居的诗的创造,就是一种建筑。”“荷尔德林全部的诗作都是在还乡……”是的,自从我开始关注我们这座城市,我就走在了还乡的路上。在这样的旅途中,从城市抵达城市,从心灵抵达心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在解读她时,就像海德格尔所言:“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接近极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决非其他。所以,惟有在故乡才可亲近本源,这本来是命中注定的。”
然而,我也有过离开它的时候。在一天午夜,突然的从梦中起身,在月色的照耀下,试图离开这座城市。不知何故始终没有走出去,而是进了一座古老的院落,在那空无一人的院落里,安顿下来。不知过了多少岁月,发现自己一直想要解读的这座城市,连自己的梦境都从来没有离开过,最后终于悟到自己的出走就是为了彻底的还乡。一个还乡的病人,在淡淡的忧伤中穿越着仅存不多的老街时,一种即将抵达心灵之居的快乐难以言表。
解读一座城市更需要解读自己,在仲夏,一场大雨过后,雨过天晴。同样是在这座城市我把自己彻底放下,皈依的心像一面镜子印照着我所生活的城市,一泓清泉从心底涌出。



巴州笔记:鬼 手
张中信

巴州城西南五里处,巴河岸边,有方圆数百亩的开阔地。矗飞檐翘角,十数层高的古亭,名曰:回风亭。古亭始建于随代,唐时为接官迎送之处。因风景雅致,颇受文人雅士青睐。
宋代以后,皇城迁徙,连接都城长安的米仓古道衰落,回风古亭年久失修,风水破败,便很少有人前往附庸风雅了。
到了清朝中叶,地势荒僻的回风亭被衙门辟为刑场。刑场下临巴河,比巴城地势高,在此地处决人犯,万无一失。因而,每逢一年一度的秋决,回风亭便热闹起来。除了那些想看稀奇的巴城人,一些卖小吃的贩子也蜂涌而来。小贩们的算盘打得很精细,既然看客撵几里路都想看人头落地,一定不会饿着自己的肚子。于是,到了秋决那天,回风亭像赶集一样,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巴城习俗,人死入殓,需要完尸装殓。对那些漂泊在外,客死他乡者,或暴死荒郊、死无完尸者,最起码也要和个面人或雕个偶人,连着死者的衣冠装殓入土。
古时杀人,多为快意一刀。一刀劈下,人头迸落。人头落地后,官府出于人道,一般情况下,允许人犯的亲人进场收尸。
那些人头落地的人犯,多由亲人或他人拼接犯死尸入殓。可亲人中,有些人怕见血,便只得托人整理遗容。于是,又有专门从事此项职业者衍生说。人犯亲属只管给钱,职业装殓者只管收钱,便装殓人犯尸身这种交易,说一不二,一般无人讲价钱。
嘉庆年间,川陕楚一带闹白莲教起义,官府调集了好几个省的兵力围剿。几年下来,起义军受到重创,巴州成了关押白莲教义   军的重地。人犯多了便不安全,不可能等到一年一度的秋决。因而,回风亭三天两头便人头攒动,官府便要杀人。而且,一次不是杀两三人,或者三五人,而是十数人,甚至数十人。白莲教徒属朝廷叛逆,自然无人收尸。官府只得雇人就地掩埋,而受雇掩埋白莲教徒尸首的,却是一个年青女子。
要把人犯的头和颈对接缝合好入殓,也非易事。要和道,人死尸凉,血液凝结,要接得天衣无缝,的确得费些功夫。这当中,除了殓尸者要手脚麻利外,关键还在于刽子手杀人时刀法要准,出刀要快,下刀的部位要捏拿得巧妙,否则人犯的死尸必定被拼接得七拱八翘。官府对掩埋白莲教徒尸身很潦草,那个年青女子却自作主张地为他(她)们拼接尸身,然后一一掩埋。
一般情况下,杀人的刽子手都是男人,而且必定身强力壮,膀大腰圆,不然,如何抱得起那几十斤重的鬼头大刀。可斩杀白莲教徒时,却出现了一个女刽子手。据说,白莲教多为亡命之徒,不比一般人犯,鬼头大刀架在脖子上,他(她)们还在狂呼乱叫。那些从未经历过战火的刽子手,在气势上便输给了人犯,下刀时害怕得手足发抖,以至好几次处决人犯斩而不死,险些酿成大祸。巴州知府正愁得一筹莫展。却来了一个自称敢杀人的女子,居然是那个在回风亭收尸的年青女子。知府半信半疑,便让她去杀人现场一试身手,果然手脚麻利,手起刀落便斩下好几颗人头。知府像捞到了救命稻草般,便下令由那女子专门负责斩杀白莲教徒。至于她究竟是何来路,知府不探究,也无人多过问。
那女刽子手,年纪不过二十开外,身材娇小,眉目清纯,看外貌,绝对不是一个杀人的。可就是她,手执几十斤的鬼头大刀,一口气能接连砍下几十个人的脑袋。每次斩杀人犯时,她手中的鬼头大刀舞成一团金光,金光散去,人犯早已齐齐倒地,更绝的是,每个人犯的头与尸身相傍,决不错位。凡经她手斩杀之人,脑袋与颈部伤痕极小,只需把飞落旁边的脑袋提起来,往尸身的颈部一拼,便严丝合缝,不着任何痕迹。
巴城人惊叹女刽子手杀人手法,真有鬼神莫测之技,便暗地里称之为“鬼手”。不到半年时间,“鬼手”之名已盛传川陕两省,最终惊动了那位因镇压白莲教起义而战功显赫,位列封疆大吏的四川总督。
总督乃战将出身,功夫了得,得自峨眉派玄真大师真传。闻听此事,颇觉怪异,便有亲临现场观摩之意。听说总督亲赴巴城观看杀人,可忙坏了衙门里那帮马屁精,他们费尽心机,忙于接驾,一心想在总督面前邀功请赏。
农历七月十四,是民间的“鬼节”。据说,到了这天,阴间的鬼魅们都要出来活动。总督却偏偏选定要在这个日子,观看“鬼手”斩杀白莲教首领王聪儿的义女,川东北蓝号舵主“黑牡丹”。
“黑牡丹”虽然皮肤黝黑,却天生丽质,娇艳如花,在大巴山领兵反抗朝廷已历数年。总督为剿灭她的队伍,不知折损了多少精兵猛将。直到空前惨烈的“马蹄岗之役”,“黑牡丹”战场分娩,昏厥过去,才被官军擒获。总督原打算将她押赴锦城问斩。考虑到路途遥远,恐生变故,又想借机一睹“鬼手”杀人的风采,便决定在巴城就地斩杀,而且由他亲临现场监斩。
临刑那天,巴城人倾城而出涌至回风亭。看客们都渴望一睹“黑牡丹”的芳容。回风亭被围得水泄不通,早已人满为患。
“黑牡丹”虽在大牢被关押了好多时日,可风采依然。当她昂首挺胸走下囚车时,汹涌的人潮顿时变得哑雀无声。看客们既被她那视死如归的气度所折服,更为她冷酷中透着柔媚的美艳所倾倒。就连久经沙场,杀人如麻的总督也为她的气势所惊诧。可是,当“黑牡丹”冷眼扫过全场的那瞬,他突然间觉得自己有些心慌意乱,神不守舍。
不需兵丁牵引,“黑牡丹”傲然走过人群,径直走上行刑台。她的怀中,抱着一个尚不满周岁的男婴。小男婴滴滴溜溜地睁着眼睛,不解地看着周围黑压压的人群。
“黑牡丹”用轻蔑的眼神扫了一下监斩台上的总督,嘴角露出一缕不易觉察的冷笑。随后,她昂起头来,轻轻甩了甩满头秀发,怀抱幼子慢慢地跪在行刑台上。
“鬼手”出来了。只见她一身素衣玄服,神色凝重,在离“黑牡丹”不是足三尺的地方。她的手中抱着一把闪着冷光的鬼头大刀。
没有喝彩声,没有嚎啕声,也没有呜咽声。看客门的心早已提到嗓子眼上,齐齐的屏住呼吸,伸长脖子看着行刑台。就见“鬼手”手中的鬼头大刀忽啦啦抡起一圈耀眼的白光,那光圈越来越大,越来越快,越来越亮。就在看客们眼花缭乱之际,行刑台和监斩台上忽然飞起三颗滴溜溜旋转的脑袋。
“咕咚”声中,三颗脑袋一字形排开,坠落在行刑台上。一个是“黑牡丹”的,一个是“鬼手”的,另一个却是总督的。
那个小小男婴,也跌落在行刑台上,他忽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四周目瞪口呆的人们。
                            2006年3月于锦官城



《诗歌成都》
(海南)田一坡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这是作为诗歌元素定格在古诗文中的成都形象。成都,天然就是一座诗歌的城市,从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才子佳人”成都,到盛唐李杜的诗酒成都,在这块久远而丰盈的诗歌后花园里,诗歌以其繁盛的生命力疯狂的生长着。直到今天,成都的体温仍然是诗歌的体温,成都的气味仍然是诗歌的气味。
自古以来,天府之国以其恬淡、安谧、人性化的生活空间庇护着诗人们躁动的灵魂。南方阴郁的天气笼罩着这个安闲的城市,人们在街头巷尾自如穿梭,暗色的府南河水无声的流着,在夜色下倒映着两岸忧郁的灯火……这儿的确是诗人的乐园,她丰富的饮食、安逸、舒适的自然环境,为超越物欲的精神生活提供了“简单而奢侈”的温床,而对于纷繁的历史烟云,社会纷争,这片土地又极具“天人合一”的外在条件。诗人张哮曾经动情的说到:成都是一座唯有诗才能解读的城市。
诗歌是一种古老的血统,充满神圣、奥秘的思与歌的痛苦和狂欢,它始终拥有独特的精神向度和源于生活的存在基础,它是穿越人类历史并点染历史的一道缤纷彩虹。生活在当代成都的诗人们用自己的心血创造出汉语的辉光,展示着成都真正的写作业绩与文化品位。在当代诗歌版图上,成都是一个重镇,而在诗歌江湖上则更为夸张的把成都称为“诗歌的首都”。
八十年代是当代诗歌最繁盛的年代,那也是成都诗歌最繁盛的年代。后来被称为“四川五君”的柏桦、张枣、钟鸣、欧阳江河、翟永明显示了骄人的创作业绩。柏桦的《表达》用天才的抒情歌喉表达了一个时代的软弱与激情,其诗作承继了汉语诗歌伟大的抒情传统而开一代诗风。在他刚出的一本诗集《往事》中对他如是评价:“柏桦对汉诗、汉语本体性的开凿与拓建,柏桦吐纳传统的文化模式在当代中国的典范意义等,使阐释柏桦诗歌的审美评价坐标必须拓放到文化历史的图幅上,它的风度型仪将与岁月共酿而永怀芬芳。”张枣以一首学生时代的《镜中》带来一种新的情致,后来其诗风转向一种繁密与细致,在九十年代仍领一时风骚。钟鸣则以其渊博的知识来构造他诗的迷宫,对阅读者的要求极高,从而恢复了一种诗歌阅读的尊严。欧阳江河的长诗《悬棺》显示了作者的才华与野心,其诗歌用语繁复,发展出一种智性、思辩的诗风,诗歌主题触及生存现实、死亡、政治道德等的省察与沉思。翟永明以其组诗《女人》及长诗《静安庄》开启了当代真正的女性诗歌创作。诗歌评论家唐晓渡评价这首诗时说:“作为一个完整的精神历程的呈现,《女人》事实上致力于创造一个现代的东方女性的神话:以反抗命运始,以包容命运终。”翟永明在女性诗歌上的开拓的光芒几乎掩盖了朦胧诗的名将舒婷的身影。
而在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诗歌流派狂欢中,成都的诗人无疑是其中最活跃的一群。非非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莽汉主义构成当时四川诗群的兴盛。非非主义提倡包括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在内的创造还原,坚持对语言实行非非式的独特处理。整体主义与新传统主义则倾向于从远古习俗、神话传说的启示中去构造一个新的现代神话。诗风倾向与一种宏篇巨构的“史诗”风格。莽汉主义诗人则以一种莽汉的姿态,“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使用莽汉般的大气口语,写着放荡不羁的诗行。可惜的是,随着狂欢语境的流失,诗歌流派也开始风云般散去。剩下孤单的诗人们,在热闹的成都街道上行走,或融入经济大潮成为新的弄潮儿,或揣着对诗歌童贞般的依恋退守一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周伦佑为代表的非非主义诗人群体,他们进入“后非非写作”时代后,以其理论的探索与诗写的实践,一直顽强坚守于先锋写作的前沿,并坚强的挺进新的世纪——像一枚钉子,锲入二十一世纪体制写作的伤口,并让时代在他们硬质的文字下发出痛苦的呻吟。
九十年代的诗歌在边缘化的同时诗艺也开始趋于成熟,而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诗歌的断裂是首先由成都诗人欧阳江河在他的评论《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标识出来,并预测了诗歌写作的可能的方向。在九十年代的叙事性诗歌的写作中,从成都走出来的孙文波以及从中江转道成都的肖开愚再一次奠定了成都诗人在诗坛的地位。孙文波的诗歌朴实、硬朗,“像树那样稳稳站立”。肖开愚则以“变”著称,展现了一个诗人惊人的艺术出新的能力。“出奇的冷静,甚至冷峻、险峻一直是他的特征之一,更为难得的是,我还读出了一丝迷茫,但萧开愚并不忧伤,也许他没有时间忧伤,而是把忧伤转化为一种力量。”这是诗人森子对他的评价。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些浮于时代浪尖之上的诗人标识着成都的文化高度的同时,成都,还容纳了数以百计的诗人,他们像一粒粒珍珠,散落在成都的各个角落。比如《诗镜》同人哑石、史幼波、孙文。值得一提的是哑石的《青城诗章》,以一个“隐者”的角度,为我们杂乱的时代提供了一个宁静氛围,并促成一种生命向本真的回归。其诗以其高远与素洁被台湾诗人黄梁称为“现代汉诗的明珠”。还比如在《人行道》周围聚起来的卢枣、、张卫东、李兵等人,在《幸福剧团》周围聚起来的杜力、萧瞳、文迪等。还有居于幽暗而努力的诗人陈子弘、龚静染等。更有周边城市的诗歌弟兄们,是他们构成了成都整个诗歌的良好生态。_^;以诗人的姿态行走在成都,意味着一个人选择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是成都丰富的生活方式中的一种,但他意味着优雅、健康、力量与尊严。这种生活方式与生活状态也代表了一部分人对成都的想象。我知道,一个城市是可以提供给人很多想象的,但我拒绝想象《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中的那个充满空虚与欲望的堕落的成都。这并不是说诗人不能直面一些堕落的事实。但诗人的任务在于:直面黑暗的时候,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好。西默斯·希尼在他的《信念·希望和诗歌》中说:“诗人不得不把信念引向好胜的极点。诗歌也许真的是一项失落的事业……但每个诗人都必须把他的声音像篡权者的旗帜一样高高举起,无论这个世界是否落到了安全机构和脑满肠肥的投机分子手中,他必须加入到他的词语方阵之中,开始抵抗。”因此,在本文的结尾,我想深情的念诵何其芳在成都写下的诗句:让我打开你的窗子,你的门, /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在这阳光灿烂的早晨!


《冬天的阳光和一个城市》
(北京)谭五昌

清晨阳光如一夜失眠的多情情人
赶到这座被寒气浸泡的城市
暖热树啊草啊花啊以及园圃里
霜覆的蔬菜
还有街道上空飞翔的鸟
叫出胸中无比的喜悦和感激

而这个城市的人们冷漠着
(如同时序回到夏天)
他们南来北往东来西往
他们的脸上全表现匆匆的行色
而他们白日梦的内容则是千篇一律
令世界惆怅叹息的是没有谁
为美丽的冬天阳光静立几秒钟
只有这个城市的诗人来到阳光下
和阳光进行美学的对话
静静凝望幸福呢喃
眼睛里缀满晶莹而深刻的情感

离去的时候
阳光是一片悲哀之水
深深渗入这个城市的土壤
在底下呜咽不息



《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
(广东)杨克

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
硕大而饱满的天地之果
它怀抱着亲密无间的子民
裸露的肌肤护着水晶的心
亿万儿女手牵着手
在枝头上酸酸甜甜微笑
多汁的秋天啊是临盆的孕妇
我想记住十月的每一扇窗户

我抚摸石榴内部微黄色的果膜
就是在抚摸我新鲜的祖国
我看见相邻的一个个省份
向阳的东部靠着背阴的西部
我看见头戴花冠的高原女儿
每一个的脸蛋儿都红扑扑
穿石榴裙的姐妹啊婷婷玉立
石榴花的嘴唇凝红欲滴

我还看见石榴的一道裂口
那些餐风露宿的兄弟
我至亲至爱的好兄弟啊
他们土黄色的坚硬背脊
忍受着龟裂土地的艰辛
每一根青筋都代表他们的苦
我发现他们的手掌非常耐看
我发现手掌的沟壑是无声的叫喊

痛楚喊醒了大片的叶子
它们沿着春风的诱惑疯长
主干以及许多枝干接受了感召
枝干又分蘖纵横交错的枝条
枝条上神采飞扬的花团锦簇
那雨水泼不灭它们的火焰
一朵一朵呀既重又轻
花蕾的风铃摇醒了黎明

太阳这头金毛雄狮还没有老
它已跳上树枝开始了舞蹈
我伫立在辉煌的梦想里
凝视每一棵朝向天空的石榴树
如同一个公民谦卑地弯腰
掏出一颗拳拳的心
丰韵的身子挂着满树的微笑


《洛杉矶》(外一首)
(成都)况璃

《偶遇印度少年》

在洛杉矶一个叫“搬石搬石头”的酒店(英语谐音)
一个四周静谧的傍晚遇见你——印度少年
你坐在大厅里如同一尊绝美的雕像
卷曲的黑发浓厚的眉毛 黝黑的肤色
认准是你——印度少年

黑白分明得如白天与黑夜的眼睛好似阅读
某一组数据,你抬头为一个东方人的端祥
羞红了脸,你黑宝石般的眼睛略显迟疑,然后
大胆迎了过来,羞涩地笑了
“Hello!”印式英语不很纯正

你的两个兄弟正在一旁嬉闹
偶尔将“战火”烧到你身上
你俨然是一位父亲
以十四五岁的身板挡住“战火”
以印式英语向兄弟们嚷道:
“别闹,再闹我不再理你!”
你的嗔怒并未让兄弟们停止嬉闹
你抬起脚,略带雅气的脸依然在微笑
这就是你——印度少年
细茸的胡须似乎爬上你的嘴角

偶然相遇 我注视着你
你不是诗意般地长着一排茸毛似的胡须吗?
男子汉的特征是青春的诗句
我绝不那么生疏

我不知是怎样发下的誓言
一定要把你写进我的诗里
我做到了——印度少年
我的灵感比诗句还多

这么久了  我都忘却了,自己
嘴角上初长茸毛的年龄
忘了我也曾在天地间蹦蹦跳跳
茸毛的胡须原来是一排诗句
欣喜得令人羡慕似少年的青春

我把我的心捧到另一块天空
晾晒,竟发现它就是一首东方民歌
那首在喜玛拉雅脚下高亢的东方民歌
和我东方的父老哼的信天游是如此相似
陌生的印度少年,你也会哼印度河畔的小调?

没有语言就这样相遇
四目相遇时,你羞涩地低下了头
语言岂能阻隔心灵相通

看着你微笑的脸孔
听着你带有印式英语稚嫩的音韵
我实在感动,你依然是东方人的面孔
此刻我意识到我也是东方的中国人
中国人印度人我们都是东方近邻
我曾向你家借过一升糙米给干活的父亲
充饥,你曾到我家拿去一方竹尺给母亲
量身裁裙裾。我们的确是东方近邻
可而今你生活在另一国度里
真不知你是旅行还是侨民,还有
你的兄弟 父母
但我从你眼里读懂了:你分明是
西方文明的傍仔,这个国度把你喂养

我是东方的中国人
我的诗句只属于那片黄土地
只属于那里的父老乡亲……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行离开洛杉矶
你依然坐在大厅里,身边少了你的兄弟
你依然以印似式英语羞涩地向我们挥手送行
“——Bye,Bye!”

《洛杉矶的路》

横贯东西  网布南北
车辆川流  车潮滚滚
仿佛东方盘龙突降异乡
但这是现实的景象
融入了洛杉矶每条经络

我曾经走过许多路
双脚和心灵的路
但我还在走,更少的是
双脚,更多的是心路
我想用心走完每一条向往的路

那综合了歌谣与童趣的路
车流划出的虚线
梦幻般地驱动眼前的狂想
围成没有线条的路面千条万条
行在途中如临幻境般深邃

我渐渐融入车流,融进滚动的
盘龙,因为缺乏拒绝的最终价值
而无法拒绝

沿着前往好莱坞的路
到达明星鼓噪与出产幻觉的世界
沿着前往比华利山的路
到达理想同蓝风绿村汇集的世界
沿着前往环境影视公司的路
到达光怪离奇与四维空间主宰的世界
沿着前往拉斯韦加斯的路
到达虚幻浩渺与物欲横流的世界……

我们怀揣情致与清新的触角
我们悬挂惊异与旁观的目光
放纵着最初的想象
想象着无遮无栏的浮光掠影
随意啜饮着文化的汁液和古老诗歌的
淳香,漫歌在通往洛杉矶,通往
每一条想通往的路上
现实之路,心灵之路
诗歌弥漫之路……








《蒲家》
(四川攀枝花)曾蒙

那是暮色中的市镇,
停留在柏油马路附近。
一位少年正在享受着中产阶级式的
散步。在教学楼上,
我能看到一小截108国道,
在1990年的阳光下泛出淡墨色的光。你看——
他们说,好大的货车……

镇上的老人差不多都坐在茶馆,
用年老消磨着留在牙缝中的记忆。
那或许便是青苔上流走的水声,
带着小心翼翼的礼貌原则,
献给在厨房里忙碌晚餐的儿媳妇。
房间里当然没有花草的香味,
在厨房下面,一只摇晃而至的
脑袋,将硕大的书包扔到凉椅上,
随之而来的是一双大皮鞋。

有一次我与一位年长的国文教师
谈心。他在蒲家住了三十年,
而我,却在短短的四年里
便学会了散步。
我知道:两位女生家住在镇上,
三位男生家离不远,
其余的都得住校。
在异乡时我想像不到故乡,
一条河,一座跨过烂泥塘的石桥,
一条长长的铺满青石板的街道。
远处的小路上一只母猪被主人
赶着走路;一些妇女挤在屋檐下
维系生计。附近一座工厂,
晚上的路灯一直照到天亮。
在晨雾时分,卖菜的妇女嬉笑开了:
“……这些工人婆娘!”

……蒲家,我喜欢暮色四合中的
公路,通向陕西的108国道。
公路两旁是两排密集的桉树,
笔直的树尖毅然地指向蓝天。
小镇的建筑:一溜的青砖瓦房,
冷不防也有一两座雪白的楼房,
在夜晚昏黄灯光下傲视群雄。
迎着乡野的风声,初看时
感到有些不谐调,
久了也就习以为常。


《秋至龙泉湖》
(成都)张选虹

白鹭突破秋风的时刻
空中漏霜,气流陷进透明
湖水上丝绸无边地破碎又缝合

秋水进一步潜伏,牵连
消磨时光的鱼与往返的云
青山枯黄、溃散,无助地颤抖

我来了,像秋天一样
深水中傲慢地照见自己,看清
血脉里连绵的山峰被湖水养育

湖周围的树枝起浮沉降,梦想
秋风将叶子全部带到湖心,如同
俯冲的鸟影,期望在冬天的水中腐烂

连同叶脉、细小的骨头
无声地成为湖中的一股股潜流
我探入水中的手接近落叶

群山之中我只能触接水的肌肤
不能探听湖中正在衰老的鱼
我达不到落叶的深度,难以传递内心



《凡·高的麦田》(两首)
                                     (成都)印子君

《麦田上的乌鸦》
(油画,作于1890年)

一只乌鸦飞下来,又一只乌鸦飞下来
一大群乌鸦从高处、从远方呼啦啦飞来,又缓缓落下
而下面,就是麦田,就是金灿灿的麦田。穗子们
举着一朵朵火苗,举着大海般的翻腾和燃烧,照亮了
天空那张阴沉而倾斜的脸。这些乌鸦:这些身着黑衫
来自天堂的普罗米修斯,终于爱上了五月绽放的火种
爱上了麦田——这大地上唯一能熔炼饥饿和贫困的巨炉
而谁将踏着土路,走进田间,迎候一只只黑凤凰涅槃?


《坐在麦田里的年轻农妇》
(油画,作于1890年)

坐在麦田里的你,正陷入深深的回忆
让我好生眼熟,似乎在冥冥之中就已经相识
现在,你亲手种下的麦子,都围在身边陪伴你
他们像一群听话的孩子,久久注视着你帽檐下的眼睛
哦,做一块麦田是幸福的,因为得到你晶莹汗珠的滋养
哦,做一株麦子是快活的,因为总是长得像你一样健康
你似乎不是坐在荷兰的乡间,而是坐在我梦中的川南
一看见你,我就泪流满面,忍不住想喊一声母亲




《遍寻乌衣巷》
(湖南)李晃

在南京夫子庙前,秦淮河畔
拨开熙熙攘攘的人群
恨不得打起红灯笼
去找寻唐诗中
磁铁般吸引我的乌衣巷

千寻不见,万寻不见
胸中升起一缕惆怅
乌衣巷,此时却站在
夕阳下的朱雀桥边
等待我千年之后的到访

那个嫁入寻常百姓家的
燕子姑娘,如今
她也夹在游人中间
花12元钱的门票,重访王谢堂

千年之后,野草花依然开得幽香
夕阳还是那个夕阳
乌衣巷还是乌衣巷
只有刘郎换成了李郎



《黄果树瀑布》
(贵州)袁伟

我还是只看见它的背影,除此,还能听见它
粗声大气的说话,正如每个人知道的
它所有的讲述,都是重复。
一个脾气怪戾的
暮年老人,仍倔强的穿着银色的披风。

它不知道,这次我站在了它的头顶
沙尘随风,作为前朝的英雄
它喜欢说着过去的旧事。
我从地狱来,无需什么赐予
已经洗净全部罪孽。

现在,我向下斜视,目光稍稍偏移
它就靠向一边
我闭上左眼,它就站在右边让我看见
我闭上右眼,它就站在左边让我看见
只是,从此我不再需要它转过身来。
                  


《十三路教堂》
(辽宁) 张立群

总之,我很感动
曾经的菜市场已经被朱红色的大教堂
覆盖,站在不大的院子里
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仰望
黄色的十字架都矗立在尖状屋脊的顶端

这是星期六的上午,赞美会
是一首首集体合唱的歌
白色着装的唱诗班在二楼
门口的执事鞠躬之后,我
就在一楼的屏幕上看见了演唱

歌声是宁静的,肃穆的视野里
一排排安放的长条凳,几乎坐满了人
年龄不等的他们,在架构空旷的屋子里
很小,很小
而我的承诺只是羞涩的10元钱
放进大大的捐献箱后
竟然不敢领受有一个执事的祝福
——“神与你同在”

讲课的牧师将在明天来临
今天只是赞美和歌唱
但我依然感动
特别是在临街的窗子里
听不见洗浴中的喧嚣





《开封》
(浙江)天界

在中原迂回
我无法深入它宽厚的胸膛
路两边,齐刷刷的白桦树露出苍白色筋骨
风把叶子
连同沙尘一起舞动
阳光是细碎的。如开封府
闪亮了多年的阴暗灯火。每熄灭一盏
我就垂下一次眼

揭开夜幕
夜排档便吹出一层油腻
那声声吆喝
让我想起压弯枝头的苦楝
它们多么像落油锅前轮回着生命的知了蛹
眼巴巴等人品尝
惟一不同,是它们来自中原
来自这七朝古都

我是外乡人
相比之下,矮个子包拯多么幸运
在这黄河水泛滥的地方
他没被冲走
却又把后花园留下


《鼓浪屿》
(福建)三米深

撑着橙红色的伞经过小城
没有人回过头来,白鹭
南来北往,鼓浪屿
在午后抵达,海上的花园

倾泻而下的花朵,我叫不出
它们的名字,更多的伞
在岛屿上降落,无声无息
没有车辆,只有行人

流云和岩石对峙,涛声
与琴声相闻,隐约还有鼓声
源于十面埋伏的海上
来自红屋顶上独奏的少年

或许是一艘航船,在海峡中
漂泊了一个又一个世纪
潮起潮落,礁石还在
迷宫中的洋房却一天天变老

或许是记忆里的拼图
是彼岸的故乡,埋藏着无数
爱和往事,和海一样深沉
和晚霞一样灿烂而感伤

黄昏已逝,月光下的日光岩
终于归于平静,我甚至
错过了最后的三角梅
无法留下,又舍不得离开

从此我南来北往,从此
鼓浪屿在每一个午后抵达
荡漾着咸湿的气息
唤起我前世埋下的乡愁





《2006:我的个人地理》(组诗)
(四川大英)安遇


《望五里》

出小镇场口,就是水磨河
过高家桥,上左边小路,翻坡就是罗家湾了

这是一个古老的地域名:望五里
眼下,在一条土公路的延长线上,移动着一个人影

那个人走得太慢了,慢得像我的祖辈,我的父母
在望五里走完一生,最后也是这样 ,缓慢的,渺小的

那个人走得真慢啊,慢得像我,永远在回家的路上
移一步,百年已经过去

慢得像春天的风,像久远的颂词和谎言
在大地吹拂

《长江坝。贾岛祠》

贾岛祠还在。它能证明
我们还生活在诗歌的故乡吗

贾岛祠很简陋,三间砖瓦房
看样子是重建,就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想一想那个时候,我们除了粮食和布皮
还有其它丢舍不下的呀

贾岛祠还在守着。初冬的地里难得看见人影
远处,有运沙船平着河岸无声滑过

诗歌的故乡啊,今天我们还能指望
有人在月光下推敲吗

《郪口镇》

郪口镇,海拔三百零三米
走山路他会看一看左边的郪江右边的涪江
走水路他会看一看明月山的松树林
离家出走的人,向上攀沿向下滑行
他都是一次飞翔

不够盘缠的少年推开窗子,大叫一声发泄自己
他说他就是那个前朝的劫匪,正从山路上下来
看见码头上谁家的小姐站立风中
落难的秀才揖别船头

此时,小镇的黄昏正在接近钱财之类
爱情之类和血迹之类
我们不能确定的事物


《江南》(两首)
◎北残

《剑 客》

多情。剑客。走过江南,
总是在三四月间。这个时间,
花似海。江南的女子,抱着缠绵。
水边。渔船。淡淡的哀怨。
心,映着残剑。心爱的女子,
藏在画舫。西湖的水面。收起
瑟瑟的霞光。美人的曲调一起。你。
挑着明月,舞起剑花。

《一只鞋子》

踏破江南的时节。连声音都没有。
衬着杏花的香气。江南,撩起细雨。
古巷,幽深。步履,细腻。
青绿,在婀娜中,熟了春意。
宛转的腰肢。绕过箫声。
紧闭的禅门。钟声响起。钻过长弄。





应凸凹之邀,写一首关于龙泉驿的诗
(北京) 杨 黎

  1
  我第一次去龙泉驿才5岁
  是跟父母一起去的
  当时我很兴奋
  而我的父母不兴奋
  他们只是很紧张
  那一年,中国正在武斗
  我父母也是其中一员
  所以,我童年的龙泉驿是遥远的
  它有许多的山,是我晚上做梦的地方

2
  我第二次去龙泉驿已经12岁
  作为成都最小的红小兵
  参加了庆祝毛主席
  横渡长江10周年的游泳展
  具体的细节和路线我已记不清楚
  是在百公堰吧?反正我们每人的手里
  都拿着一个红色的气球
  水上水下,简直红成了一片
  我没有看见
  那些穿泳装的女同学
  
3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我长大成人
  那之后,成都郊外的龙泉驿
  我独自去过,也和二三好友共同去过
  我们以为那里有艳遇
  有孤独的少女从山坡上下来
  其实那里没有,1983年
  那里还非常落后
  比如有一天并没有下雨
  整个龙泉驿的街上
  夜色刚至,就看不见任何人影

4
  也许并不是因为它落后
  也许只是因为我和它
  只是没有缘分
  在成都的另外几个区县
  青白江嘛,彭县嘛,崇庆嘛
  我都常常去,也常常在那里过夜
  我是一个江湖中人
  年青时我喜欢乱窜

5
  而凸凹先生,我知道你已经有一些时间
  你是蒋荣的朋友,他和我摆起过你
  在成都的橡皮,我们经常摆着
  就像现在,我在天通苑写这首诗
  刚写到这里,小虚就进来了
  这个简阳人,比龙泉驿离成都还远
  1982年出生的,比我小了20岁
  我们在北京认识,在成都我可能见过他
  但他的确太小了,我不好意思和他一起喝酒

6
  我问小虚,我问他去过龙泉驿没有
  他突然很害羞:那个地方
  我当然去过,而且有一个老女人
  就在那里要了我的第一夜
  她有多老?我沉默,然后再问
  如果她和我一样的老
  那20年前我为什么没有遇到她
  她可能呆在窗前,她可能
  看见我徘徊在她的窗外
  也许,小虚说。也许她并没有那么老
  也许她只是比我老10岁
  我知道,我一口喝掉杯里的啤酒
  我知道我自己总是生不逢时
  
7
  关于龙泉驿我就不摆了
  这不是龙泉驿的错
  这是我自己的错
  我一贯认为,如果某个地方
  没有和我发生过某种关系的女人
  那么这个地方即使我去过
  它也略等于我没有去过
  在中国,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有很多
  而在其他国家,我基本上还没有去过
  我平时主要是去网上
  在那里我认识123456个女人
  
8
  我是性生活中的苦孩子
  我是性精神中的白马
  白马不是马,但毕竟是白马
  
9
  我喜欢9这个数字
  这首诗写到这里
  我觉得就该结束了
  在结束之前
  我把今年春天写的一首小诗
  粘贴在后面
  它和龙泉驿没有内在的联系
  而是因为它只有9句
  全文如下——
  《偶遇》
  我曾经见过一个人
  他少了一只耳朵
  就是少了一只手的人
  我也见过很多个
  而像他这样
  只少了一只耳朵的人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他睡在一辆长途汽车上
  汽车正开往郊外



 楼主| 芙蓉锦江 发表于 2011-11-21 18:40:53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62】《芙蓉锦江》第2期《诗性随笔》


建筑里的影像

成都。陈小蘩

诗歌的殿堂——诗协理事会在西二道街道10号开会——骆耕野在家请朦胧诗人吃火锅——那夜我点燃香烛,为它们引路,到我的心里来,魂归我心

1

成都老建筑的灵魂在堂屋前长长的横梁里和屋顶挑起的翘角、屋脊上伏着的小兽里。午后阳光斜照,横梁上隐约可见龙头和彩绘的凤身,想这房子初建时,梁上凤的羽毛用孔雀兰一层层的晕染,再在上面勾上金线。金龙舞凤,好气派。听老人们说房子建于清朝康熙年,岁月的风霜蚀得梁柱上一圈圈发黄的痕迹,加之多年的灰尘,只有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能看见凤。童年的我喜欢坐在我家门槛上仰着头看凤尾上残留的金粉在阳光下涣散的光斑。直到黄昏,外婆把一根凉衣服的长竹竿叉到撑横梁的木板架上,竹竿上挂满大人小孩的衣裳,旗帜似地垂下遮住横梁。横梁很高,藏在屋顶青瓦的阴影里,梁上的雕龙绘凤平时也不打眼,文革时期才得以存留下。
我一岁就和母亲、外婆搬进了西二道街10号这座建在清朝的四合院,院里住了七、八家人。走进院子黑色的大木门里,迎面是一个很大的天井,四周房子围住天井,天井中间踩出一条行走的路,两边是各家的花台、花盆,种着四季花草。大门正对着过去被老成都人称为堂屋的我家住的大屋,穿过大屋就到了后院,宅院侧面也有一条小路通向后院。后院又套着一个小天井,左边的那间小屋也是我家的。小屋后有一株百年的皂角树和一株我儿时栽的苟树。八十年代几经变迁,在后院生活的只剩下我家和大屋右边的那家人。外婆在小屋里去世后,我就一直住在小屋里。
隔壁的王家和我们做了十几年邻居,因为工作调动全家搬走了。1983年底,这间房子的新主人搬了进来。新邻居有好多书,堆在屋子中间、堆在门槛前的台阶上,整个下午新来的男邻居一直在敞开门的屋里整理他的书。对书天生的好感使我立即对爱书的新邻居有了很好的印象。很快我认识了我们的新邻居骆耕野,他写诗很早,七十年代末他以诗歌《不满》,大声地对世界喊出他的声音。骆耕野那时已经在四川诗人中很有声望,我一直想见他,没想到我们成了邻居。
骆耕野在诗歌界的朋友很多,经常有写诗的朋友来西二道街道10号找他,老骆一直不避我这个写诗的邻家女孩,常邀我一起谈诗。他有了新诗或朋友拿来给他看的诗也常常叫我看,我新写的诗也必请他先看。以诗相聚、与诗人为邻,回想人生这段日子我感到愉快。
骆耕野是成都最早涉足商海的诗人。1985年他在滨江路开了一家咖啡馆,名字叫“黑咖啡”。后来开不下去了,又在西大街开了一家书店。杨黎那时没有工作,老骆就叫他去书店上班。书店晚上又兼卖咖啡,生意做了不久,老骆就对杨黎在经济上不清不楚很不满,几次把杨叫到西二道街家中谈话,书店也没开多久就关门了。老骆又改作防盗酒瓶的生产,和贵州茅台酒厂有了联系,生意越做越大,后来,他离开成都去广州办厂。

                              
2

1984年底成立四川青年诗协的时候,我和刘涛、李静也跟着玩,做了诗协理事。成立诗协的事是由周伦佑的胞兄周伦佐牵线的,周伦佐当时在各大学讲学,又在省智协(四川省智力开发工作者协会)做些事。他为诗协前期的筹备做了不少工作。记得10月23号,黎正光、周伦佑、我、李静、刘涛我们一起去陈礼蓉家开会,陈并不写诗,是省智协艺术部的部长。他的屋子里放一个很大的长方形桌子,桌上一角放着一座石膏像,我们一大群写诗的围着桌子坐下开会,这个会一直在争吵,乱哄哄的。会上圈定陈礼蓉做诗协会长,骆耕野、欧阳江河、周伦佑、黎正光任副会长。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不写诗的人来任诗协的会长,不过到会的男诗人各得了自己的位置,散会后大家看来都很兴奋,高兴地离开。
30号四川省青年诗歌协会筹备会召开,安排协会的成立大会在星期日举办。
11月4日,星期天四川省青年诗歌协会宣布成立。晚上在成都市文化宫的小礼堂举办了一个一千多人参加的诗歌朗诵会。在成都的好多青年诗人上台朗诵自己写的诗,记得翟永明专门请了铁二局文工团的一个话剧演员朗诵她的诗。我上台朗诵我在夏天写的长诗《银与灰的间奏:圆明园》中“火”的一节。这次朗诵会我对杨黎有了一些最初的印象,朗诵开始后,杨黎一直在阻止他当时的女朋友李娟上台朗诵,李娟很想上台,杨黎竭力劝阻,后来李哭了,杨黎把她带了出去。我觉得杨还真喜欢这女人,以他的方式。
不久男诗人们又开始重新筹划排定各自在诗协的位置,每天都有人来西二道街10号找骆耕野,老骆从中调停。诗协改组后,大家一致选举骆耕野为青年诗协会长。
1985年1月,出《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其中选入我的长诗《情感的B大调》。
诗协闹政变时,周伦佑从西昌匆匆赶来成都和老骆交谈。3月1日,诗协在西二道街10号召开理事会。那天晚上来了很多人,欧阳江河、周伦佑、黎正光、钟鸣、石光华、万夏、杨黎、宋渠、宋炜、孙文波、杨远宏……把后院坐得黑压压的,长满滑溜溜青苔的小天井里也坐了人,诗人们较上了劲,空气凝滞得就要让人窒息。
我和翟永明、李静、刘涛几个女的坐在我的小屋子里,我们不怎么关心诗协的权利之争,我更愿谈诗、谈点轻松的话题。翟永明坐在简朴的蓝布沙发上,我问她最近写什么?她说:她准备写一组关于女人的诗,名字暂定为《女人》。我说:名字取得好啊,很大气。其实我也一直想写女人,女诗人都一直陷在自我的小圈圈里写女人,真要写好,不容易。不敢轻意动笔。
生而为女人,写女人是女诗人的宿命。写出真的“女人”,完整女性,这也许是冥冥之中天主安排我命中一定要做的事情,命定要写的诗。
后院木质的墙壁,经修缮后,被漆成红色,油漆透亮的大红。走上前去,能照出人清晰的面孔、身影。有一种说法说人在一个地方呆过,身体里的微离子就会投射在那里,等科技再发达,能使人的全息投影从隐匿的物体里走出来。那这块红油漆的木墙和小屋粉刷的砖墙上将走出很多诗人,让后面的人看见他们飞扬的神采。

3

1987年西二道街道10号的小院里来了几位朦胧诗人,北岛、舒婷、顾城,及顾城的夫人谢晔,还有诗人叶文富、曲有源。他们是应“星星诗刊”的邀请到成都参加星星诗歌节的。
老骆请他们几个到家里吃火锅,那时成都人请客爱在自己家里吃火锅。那天我也在场,记得北岛和舒婷坐在老骆的两个大红真皮沙发上,叶文富、老骆坐在床边,曲有源上床靠墙坐着。顾城、谢晔、老骆的前妻刘丽莎,我们几个坐在从我家里临时搬过来的小凳子上,把老骆的小屋子挤得满满的。北岛作大师状,严肃话不太多。舒婷文静地坐着,也不怎么说话,我和她聊了几句。顾城那天很活跃,给我们讲他和谢晔如何在火车上认识、怎么追她,讲他们两个的恋爱,谢晔还不时地补充顾城遗漏的细节。我觉得谢晔是一个好会关心人的姐姐,而顾城又诙谐又可爱,他给我们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天晚上顾城给大家唱了一首又一首歌,全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语录歌。曲有源喝了不少酒,不断发牢骚,他不停地说,老骆、北岛和他谈论关于诗歌的一个严肃话题。
几年以后从新西兰传来顾城、谢晔的凶事,让大家非常震惊,不敢相信。曾经这样依偎、叽叽地一对爱鸟是怎么走火如魔、走上了一条不归的路?我深深地为谢晔感到惋惜,她美丽如水、宽容善良的生命在诗人的“邪”中早逝。诗让人成魔,让人疯狂。女人仅有她的美丽、善良不能承载。

4

我的很多诗篇都是在小屋里写成的。
我的诗和屋后的苟树一起生长。诗一直是我的欣悦、快乐和悲伤;那些年,诗又是我发泄、出气、倾倒情绪的载体。我在无所事事地时候,盯着窗外的一根晒衣服的铁丝、看鱼滴从铁丝上滑落,就写《看雨的女人》。1985年写《月亮高度》。现代诗从形式、语言上地爆裂,诗人生存态的混乱,我的情绪变化无常,“我一脚把月亮踢到墙角……”我哗哗地在纸上倾泻,这首诗后来在1987年5月《当代诗歌》月刊上作为非非诗人群体作品登出,尔后被《作品与争鸣》杂志转载。好多年忆起这首诗,我觉得对不起月亮,又写一首《忘记月亮》。我是非常喜欢月亮的女人,如水、如银的月亮唤起我很多至美、至幻的心境,我欠月亮这样一首诗。
在西二道街10号拆迁时,我带着几柱香和一叠诗稿去叩祭。夜,月光洒在废墟上,如水、如银。我走到那棵已经有一百多年的皂角树下,离它几米远是我亲手栽植的苟树,夏天结满红色果实的苟树。曾经飞来又飞去的乌鸦消失在时间的过去,现在这两株见证小院之在、见证诗之永存的树也要从月明如洗的土地上消失。它们要经历一次人为的毁灭。寄影在墙壁上过往的诗人们、还有我逝去的亲人们,他们隐匿在墙壁里的脸庞都将随着这座宅院的消失而永逝。那夜我点燃香烛,为它们引路,到我的心里来,魂归我心,我永存于心的西二道街10号。


祝勇自序四篇

北京。祝勇

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

“中国”的“中”字,是对于古代城市中轴线的最好的图示。从这个象形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一座四方的城池,和贯穿城池南北的中轴线。现在的问题在于,中轴线先于城池,还是后于城池?它在中国人的城市观念中发生过怎样的影响?显然,中轴线为我们进入古代城市提供了一条最便捷的途径。
北京是一座至今几乎完整保存着中轴线的城市。尽管我们无法目睹这座都城的建造过程,但它的城市格局,却对我们充满暗示。城墙、坛庙、集市、街道以其严谨的对偶表明了中轴线的重要性。它像树干一样滋养了日益繁密的枝叶。这使我想起童年时做剪纸游戏时,先对折出一道深深的折线,那些繁复的花纹才有可能在折线两端以对称的方式依次出现。
中国人的房屋、城市以方形为主,这也许与天圆地方的观念有关。而在这个简单的几何图形中,坐标原点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中”的观念由来已久,商代甲骨文中,也透露出当时中国人已经具备关于东西南北中的认识。在所有的方位中,“中”无疑致关重要。它是空间的起点,是所有方向的交汇处,因而,它是最尊贵的方位。无论对于一个家族、一座城市还是一个国家,莫不如是。“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吕氏春秋·慎势篇》)
《周礼·考工记》中对于宫城建设格局有着严格的规定,表明了宫城位于都城中心的原则。此后,随着礼衰典废,克己复礼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选择,并因后世尊儒而成为中国人文思想的一条主线。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周礼》中的建城思想在许多王朝中并没有得到贯彻。即使在独尊儒术的汉代,都城格局也很分散,大多根据自然条件布局,缺乏严谨的规划。这是我们在许多古都无法寻找到一个清晰的城市中轴线的原因。
金朝在北京规划中都时,开始借鉴宋朝的城市规划经验,设置了一条城市中轴线。元朝忽必烈进京,规划元大都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建立一座中心台。关于这条轴线与这座都城的关系,是本书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所幸的是,这条中轴线以其巨大的魅力和严谨的科学性,抗拒了时间的损毁,一直延续到今天。梁思成先生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伟大的中轴线》,《梁思成全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作为一座曾经浩劫的古代都城,北京的城墙、民居、街巷都曾遭遇灭顶之灾,惟有中轴线保持着原有的完整性,使得我们这些后来者有机会亲历这座都城的秩序和美。进入北京的方式有很多,但从中轴线进入北京,或许是最好的一种。它不仅是空间的线索,也是时间的线索。从元代到共和国,几乎所有的历史都能从这条轴线中找到依据。这也是许多旅行者在抵达北京后,最先踏访中轴线的原因。二OO二年秋天,北京电视台制片人吴群找我,准备投拍一部以中轴线为线索呈现北京八百多年建都史的人文纪录片。这部片子使我有机会悉心打量这座不平凡的城市。从那以后,我用了两年时间为那条七点八公里的中轴线寻找历史证据,访问了许多历史见证人,并把剧本拓展为一部书稿。由于在写作时需要考虑电视受众,因而,即使将其转化为著作,也充其量只是一个普及读本,但我相信面对北京,所有的书写者都不会流露出轻慢的表情,他们会谨慎对待笔下的每一字。这座坚硬同时脆弱的古都将会使所有与之相关的话题显得庄重沉静,小心翼翼。
《 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祝勇著,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美人谷:尘世里的桃花源

我觉得自己至今仍然生活在美人谷。我希望自己每晚依然能够在漆黑的木屋里啜饮酥油茶,在早上用冰凉的水洗脸,然后站在“拉吾则”上观看雪山光影的变化。
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都包含在美人谷的名字里。是这个名字对我进行最初的煽动,让我前往这个群山环抱、河流交织的云中天堂。此前,我没有关于美人谷的任何知识准备,只是在地图上寻找过它的位置——四川甘孜州丹巴县,古老的康巴地区,大金川、小金川、革什扎河、东谷河和大渡河五条河流交汇之地。河流已经率先证明了丹巴是一个神异之地。河流是先知,有着充足的阅历与智慧,引导着我们的旅程。我从不怀疑河流的选择。
    我满怀神秘感地走进雪山的迷宫。每当我的脚步在雪山的威慑前变得犹疑的时候,都是河流为我指明了方向。在冰雪的夹缝里,河流传达着来自美人谷的讯息。
关于美人谷的所有想象都将是失败的,美人谷证明了我们想象力的限度。因为美人谷不是得自想象,而是产生于时间与空间某种神异的结合。巨大的雪山占据着蓝天最显要的篇幅,雪线下是红白相间的藏式民居,散落于大山三分之二的高度上,绵延的山势如同风中飘动的裙摆一般此起彼伏,被鲜嫩的黄栌和火爆的枫树所装饰,而山脚下翻腾的河水,刚好是它们卷曲的花边。神灵已经在雪山上生活了几十个世纪。在一片花海中,古老的雕楼崛强地耸立,暗示着时间的悠远。我在丹巴寻访到五六千年以前的墓葬群,以及新石器时代遗址,我对这里的文明徒生敬意。至于雕楼,更是我的视线无法躲避的奇迹。本书将以诸多篇幅讲述我所看到的雕楼。甘孜藏民为什么要修造雕楼?有人说它们是战争的工事,也有人说它们与甘孜藏民的成年礼有关。不管怎样,它们都是生命的保佑者,在反复宣讲着有关生与死的主题。
作为大自然的果实,这里的女孩子有着与自然相匹配的朴实与美丽。她们健康美丽的体魄,与民族之间的血缘融合密切相关。这里地处汉藏两大文化圈的衔接带上,自古就是民族争战和迁徒的通道。原始部族古老王国的宁静在唐代被打破,吐蕃铁骑在翻越万千雪山之后,带着经卷和刀剑,一直冲杀到大渡河东岸。唐宋以后,这一地区又卷入与中原王朝长达几百年的激烈争战中,并接连陷入三百年的部落纷争中。马帮满载着绚丽的货物,穿梭于动荡的康巴地区,在马帮身后,一条漫长的“茶马古道”悄然形成。所有这些历史信息,在经过大自然的转述之后,已经变得异常平静,潜伏于太阳、月亮、雪山、河流、白云、土地、家园、青草、庄稼、杯盏、劳动、睡眠,以及微笑中,只有仔细观察和谛听,我们才能得到来自时间深处的讯息。
一八九二年,法国传教士倪德隆被任命为康区教区主教,成为第一位涉足这一地区的外国人。三十年后,美国《国家地理》记者约瑟夫• 洛克到达云南丽江,此后开始了长达二十七年的康巴之旅,走遍了康巴的所有地方。但是,很多年来,美人谷仍然蜇伏于雪山深处,延续着古老的民俗,成为真正的世外桃源。一九O七年十一月,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前陆军中尉布鲁克在米尔斯陪同下开始第二次康藏之旅,抵达丹巴美人谷。米尔斯回国后在《祖国报》(The Home Press)上撰文,描述他们的旅行见闻,引起巨大反响。二OO五年,《中国国家地理》举办“选美中国”活动,我作为推荐人,推荐的丹巴藏寨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古镇”排行榜第一名。我至今难以为自己的举动给出一个道德的评价。媒体以“发现丹巴”来表达惊喜。然而,“发现”这个词里暗藏着主流文化的某种不恰当的优越感,而丹巴,以它不可言喻的完美,恰好构成对这种优越感的反讽。丹巴不需要被“发现”,“发现”丹巴不是丹巴的幸运而是我们的幸运。在“发现”之外,美人谷的传奇在蓝天碧水间茁壮成长,从来不曾中断。丹巴之旅是我生命中的一项奇迹,我用一本书和篇幅表达对丹巴的感激之情,并希望这些不会成为对丹巴的侵犯,更不希望美人谷在我们的文字和照片中沦为丧失了生命活力的碎片。
                                            二OO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美人谷:尘世里的桃花源》,祝勇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再见,老房子

对于一个城市的认识应当从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上展开。进入城市的空间不是难事,而进入城市的时间则并不容易。因为时间始终在逃逸,我们只能看到“现在”,时间的来路和去处,则都隐在黑暗中。而所谓的“现在”,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无法度量它的长度——是一秒钟,一分钟,还是一小时?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是抽象的、时时更换的、不稳定的,而“过去”则是永久的和具体的,像一个巨大的仓库,所有消逝的事物都将在“过去”聚集。
所以,在我看来,所有的城市都是属于过去的:一分钟以前的“过去”,或者一百年以前的“过去”。时间没有起始点,于是,我们回顾的目光可以无限延长。一座城市为我们的视线提供了奔跑的场所。视线延伸得越长,说明我们对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想象越是复杂和生动。空间是时间的容器,消失的时间将在城市的空间中留有痕迹。所以,时间和空间可以合二为一。从理论上讲,通过对城市空间的阅读,应该同时完成对城市时间的阅读。
遗憾的是,中国的城市管理者们对城市的特质缺乏起码的认识。他们似乎对“现在”更情有独钟,为了与“现在”保持同步,我们的城市总是以一幅动荡不定的面貌出现——到处是工地,拆除与重建的工作反复进行,具有传统价值的老房子遭到唾弃,堆土机用粗砺的嗓门宣读它的判决。“传统”变成了尸体,很快便腐烂消失。“过去”与“现在”彻底断绝了关系。漂泊不定的“现在”,使我们永远站在一个点上,而不是一条延续的线上。这使我们四顾茫然,孤立无援,既不了解来路,也无法判定去处。浮华都市里隐藏着“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原始困惑。吊车高高在上却摇摆不定,无法承担为芸芸众生指明方向的重任。
我们不仅对 “现代化”的进行了误读,而且混淆了“现代化”与“全球化”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现代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的时间过程,是存在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一条通道,而这个所谓的“现代”,既无固定模式,也无技术标准。每个国家都在各自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想象,没有理由认为中国(或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终极状态是与西方国家完全一致,或者整个世界现代化的终极状态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现代化”并不必然导致“全球化”。而“全球化”,应当是一个全球文明的互动过程,是在各种文化传统的参与下共同完成,而并非以西方为主导的、一个单极化的过程。将“现代化”的目标转嫁给“全球化”,表明了以空间战胜时间的企图。北京已经变得与纽约越来越像,一个抵达北京CBD的人可能认为自己还没有离开纽约,而北京的传统人文风貌,已经所剩无几。我们自行消灭了自己的记忆和传统的同时,也交出了参与“全球化”的主动权,变成这项游戏的被动参加者。
二OO四年,我和美国摄影师Kim Roseberry决定合作出版一本书,借此表达我们对侵犯城市历史的粗暴行为的不满。自从一九五O年梁思成、陈占祥制定“梁陈方案”以来,这个话题始终未曾泯灭,这表明城市的处境没有得到改善,剥夺记忆的行为仍在持续。作为物化的“过去”,我们希望有价值的城市建筑能够得以保留,好让“现在”能够从“过去”中获得动力,使中国的历史记忆能够不断得以重温和延续,使未来能在历史的声援下更加健康和完美。我们最初的行动是从成都和昆明开始,然后逐渐向全国拓展。两年来,我们奔走于许多城市的建筑工地,目击了摧毁传统建筑的惨烈现场,并在一再遭受拒斥的情境下,完成了拍照和采访的工作。城市的不幸成全了我们,大量惊心动魄的照片因此而生。它们将永久记录着中国城市永久无法愈合的伤痛。
                                                 二OO六年四月十二日
《再见,老房子》,祝勇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西藏:远方的上方

我知道我的困难,因为我谈论的是西藏。西藏是一个庞大的实体,有着绚烂的外表和隐秘的内部结构,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只能目睹它的某个片断,而永远无法了解它的整体。这是我的宿命,我坦然于这样的宿命。因此,我谈论的是我印象中的西藏,而不是西藏本身。
认识西藏是不可能的。西藏拒绝阐释,更拒绝一知半解。当我们企图以文字或者照片为工具,从西藏的肌体上取下一个切片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仅仅是西藏的碎片,而真实的西藏正从我们身边悄悄溜走。我们视线和生命的有限性,决定着我们只能是微不足道的过客。西藏的许多事物,都远比我们的生命壮观和持久。但是,即使微小的切片,对我们而言也意味着生命的犒赏。我不需要得到西藏的全部,只要我曾经深入西藏的内部,在阳光中变成西藏的一部分,就足够了。
我承认,在我与西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正是这种差异,吸引我义无反顾地投奔西藏。西藏对我构成长久的诱惑。西藏的景物具有极强的隐喻性,可以使我们的生命获得启迪,因而,西藏本身就是宗教,蕴藏着俗世生活的真理。
我们的旅行不是奇迹,西藏也不为我们提供成就伟业的舞台。所有企图在西藏变作英雄的人都显得浅薄和可笑。西藏不需要英雄,它把我们的雄心修改为虔诚。西藏只服从它自己,在荒寂的表面背后,蕴藏着一个生生不息、能量充沛的世界。如同我在一本关于西藏的书的序言里写的,对于我们而言,西藏只是一个梦,是我们为自己安排的一个来世,是一座哲学的高原。这也许违反了西藏的本意,那些土生土长的康巴汉子或许只将这里当成普通的生存之地,那些风暴和诵经声都是他们身体里的血肉,但它仍以宗教的伟岸与生活的艺术性反衬着我们生命的渺小、卑微和庸碌。所以,许多人都历尽千辛抵达那空气稀薄之地为灵魂吸氧。当我们精神陷于困顿的时候,只要眺望远方的那片高原,便会有一种激情注入我们的身体。许多到过西藏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我无力描述西藏,我只希望,西藏圣洁的阳光能从世界的最高处倾泻下来,在每个开窗的早晨,照亮我的额头。
                                               二OO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西藏:远方的上方》,祝勇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点燃色彩的诗人
                                                    上海·白桦

    当一个诗人偶然兴致所至,像一个顽童用香火去点燃爆竹那样,用写诗的笔去点燃色彩,于是,绚丽的色彩燃烧起来,引发了一连串的爆竹。这就是诗人魏志远玩火的起因和一发而不能遏止的后果。起初,那火焰是从自己的近旁开始燃烧起来的,他受那些静谧到女人们的衣裙、地板、篷布和窗外暗蓝色的夜幕中。一枝嫣红的月季烛照着淡黄色的桌面和浅紫色而又斑驳的墙上。尔后,上海弄堂里的明丽蓝把他诱拐出来,路灯橘红色的火焰洒落在地面上,同时勾勒出路边一个躲避火焰的人影。最为令人眩目的色彩还在户外,大自然到处都是庄严肃穆的绿,狼奔豕突的黄和粼粼闪烁的蓝。恒动的色彩不断地融合、渗透、幻化、分解。他把所有千变万化、大喊大叫、狂放不羁的色彩都捕捉在自己的视野里。他像猎人那样,找到了一种永不满足的满足,以及惊心动魄的愉悦。他用辉煌的色彩去点亮幽暗的小桥流水,黄昏的远村和阳光下的田野。当你看见他把一座凡俗目光中的湖泊燃烧得光怪陆离、面目全非的时候,你又不得不信服那是真实的,而且真实得让你狂喜,让你震撼。那幅名为《秋》的小画(31X41cm)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幅,它完全可以更名为《燃烧着的秋天》。充满画幅的是一片年轻的树林,我坚信它们都是白杨。褐红色的土地流动着熊熊的地火,从树根开始向上燃烧,每一棵树干都成为向上摇曳着的火苗,金黄蔓延到树梢就升华为青色的,炽燃着的火苗了。绝妙的是:一座红顶的小屋安详地隐身在美丽的火海中。
为了寻找更加灿烂的色彩,魏志远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在美国他有了一段移情别恋的时光,他热烈地爱上了美国的建筑。在美国,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创造阶段。美洲曾经是一个新大陆,美国曾经是一个新兴的国家,在许多美国以外的人们印象里,那里一切多是新的,包括太阳和月亮。而画家没有被人们通常在美国受到吸引的美国所吸引,诸如摩天大楼、迪斯尼乐园、酒吧里洒克斯和俱乐部里的无上装女郎……一点也没有。他选择的大多是老房子,他甚至直截了当地把一幅画叫作《老房子》。一个历史很短的国家也有老房子?是的,那些老房子也许看见过为美国高歌的诗人惠特曼。褐色的墙,褐色的屋顶,屋檐和门窗的阴影是紫色的。你完全可以说他画的是英格兰的风景,西班牙风景或俄罗斯的风景。画家特意避开人们追逐的美国,找到了欧洲移民在美国开括时期带来的理念,他们艰难地把自己连同自己原来的生活搬迁到美洲来,建立了一个新兴的国家。但美国主要是一家一户普通人的美国。普普通通的美国人的老房子里,过着普普通通、甚至是简朴、宁静的生活。《在冬天》里,枯树的影子印在灰色的墙壁和屋顶上,在寒冷的空气封锁着的窗棂里,些微的暖色,透漏着些微生活的光辉。有些画简直就是欧洲古典风景的新形态的体现,如那幅《树庄》。倾斜的山坡上,生长着次声林和灌木丛,远处缓平的山顶上耸立着几座两层的红顶楼房,沉重而低垂的积云布满天空。到了美国,画家的色彩反而更加内向而且趋于诡秘了。从色彩的爆炸到诡秘,他把一个通俗而又外向的美国做旧了!做旧的美国不是更接近实际的美国么。能把美国做旧!说明画家完全掌握了色彩的秘密!成熟的画家一如诗人,对于色彩、光影和运动着的情景,只要猜想就够了,其猜想之准确达到惊人的程度。

空间和时间哟!现在我看出了那是真的,凡我所猜想的,
当我漫游在草地上,我所猜想的,当我一人躺在床榻上我所猜想的。
还有我在清晨惨白的星光照耀着的河岸上徘徊,我所猜想的。
(惠特曼:《草叶集》《自己的歌》)

魏志远从美国回到画家的故园,回到画家的故乡,四川成都的郊外,锦江和沙河,那片树林和举目所及的田野。他怀着深深的质朴的恋情沉静下来,他已经使用猜想了,那是他梦境中千万次出现过的风景。想儿时眼里母亲那样清晰,又像儿时眼里的母亲那样朦胧。画面上的色彩和气氛,一定是他闭着、或半闭着眼睛描绘出来的。他自由地、自在地、反复地、多侧面地描绘着那条小河,那片树林和举目所及的田野。第三阶段的成果更加丰硕,几乎每一幅都是迷人的佳作,因为它们是灵感与情感的印证。他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做到了从诗情到色彩的转化,从韵律到光影的转化。完成了一个诗人吟诵着诗歌走向画家的过渡,只用了短短四年。魏志远点燃的色彩仍然在炽烈地燃烧,只不过所有的光晕都蒙着一层薄薄的雾霭,每一幅风景都在安详地讲述着一个故乡的童话。


妖娆的清纯

山西·玄武

她冷冷地笑着,我却热泪横流。
所有人都曾美好地生活过,
然后怀念,忧伤,
美无边而落寞。
——欧阳江河《美人》

1.当特洛伊城头海伦容颜乍现,白发苍苍的长老们的道德感轰然崩塌,他们觉得为这样一个尤物苦战十年实在太值;当夫差在梧宫中贪恋异国的女子西施,而吴国暴烈的大臣伍子胥在宫外昂然站立,愤怒的长须在秋风中飞舞。阴险的越王勾践在艰难地做心理准备,就要当着美女西施的面,去尝吴王的粪便以示忠诚。甚至,当但丁在炼狱里渴念贝阿特丽采,当堂吉诃德对着懵懂的阿尔西内娅大表忠诚,历史或文学中这些奇异的时刻,有如长夜中昏暗的油灯陡然跳亮,它们使卑微时间里的阅读者为之一振。
这些不可思议的美的存在、误以为是真美的事物的存在,使我们觉得尘世如此值得贪恋。帝王们对这样的美是膜拜和顺从的,臣民们对这样的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这样的美,让一代又一代世人仰望不已。
另外一些美的呈现略有不同。大唐帝国胡腾女的舞蹈让诗人激赏,瑟琶女在白居易笔下天涯沦落。这些美,则有俯视的意味了。
我们的时代,影像使美的幻象的浮现更为普遍和世俗化,世人对这样的美,仰望与俯视兼而有之。一个总统会热爱某一明星的容颜;一个怀春的少年,会以某一明星的某一姿态作为性幻象的对象。一个儿子的房间里贴着玛丽莲·梦露的照片;正在筹划为儿子娶妻的父亲,也可能热爱着玛丽莲。
苏菲·玛索,是这样的美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2.她的美具有单纯的、透明的、率真甚至天真的质地,隐隐地危险着,天真与邪恶有时便混淆在一起,无法分开了。《苏菲·玛索画传》里一句概括她的话,说她“妖娆而清纯”,准确之极。
我们看不到她做作。当她在2005年5月戛那电影节发生走光事件、当确知这一事件的女主角是她,仍然有人以为那不是有意为之;而即便是有意为之,也仍然可以理解,有人甚至佩服她敢于去那样做。
她的美永远像是离去、此刻正在离去。她浅笑着,眼神沉静,却似乎望到了远处的风暴;她忧伤着,眼神里似有着不易察觉的蔑视,及下一刻可能会显露的笑意。
她望着什么?她永远像在凝视、望到深处,却又像视若无物。
就单纯的相貌而言,她的美是古典的,静态的,蕴动感于静态之中。她的相貌有着异域之美——无论自西方人还是东方人的审美来看,她都像来自别处,来自异国他乡,但没有人知道她会去往哪里。
她的美也是固执的。美的力量从来脆弱而又强大,有时候我们可以觉出,美所具有的潜在的危险性:对美的迷恋曾使太多的世人变得不可救药。她美得锐利或者锋利,宛如破裂的镜子,清晰而又多棱面地,映射出我们自己内心的多重欲望。男人们在她的一望中立刻觉得内心疼痛起来。

3.在家中翻碟,竟然发现曾购过那么多她主演的影片。从《芳芳》、《心火》、《卡列尼娜》,到《路易十四的情妇》、《云上的日子》、《勇敢的心》。
在《心火》中,她冷漠而又充满激情,端庄而又疯狂,她的沉默,使压抑着的情感呈现得更为激烈。壁炉的火光映照入眼睛,世人记取了这个意象:暗暗跳动的壁炉之火。世人记取了那个咒语般的对白:
“当火光熄灭,时间停滞,你不必墨守成规,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当火光重燃起,时间再次走动,一切恢复正常。”
性爱被演绎得如此阴郁、美好,如此坚忍,如雅歌中唱:爱情如死亡之强烈。起于悲哀交易的性爱,非但没有了不堪,与此相反,被性爱唤醒的那古老的、神秘的女性使命感,让我们觉得如此圣洁,并深深地为之感动。
安娜·卡列尼娜,一个以真诚、真实的态度生活着的女人,她不知遮掩,似也不屑遮掩,她强烈的情感、她内心的不安和悸动、她的绝望一一昭显于世,她的举止与她生存环境中渥伦斯基的轻浮、卡列宁的虚伪、世人冷若冰铁的漠然形成巨大的反差。而世道是无所不摧的。苏菲·玛索在影片中演绎了安娜的挣扎和毁灭。虽然有观者认为,《卡列尼娜》是一部不佳的影片,但笔者仍然坚持认为,影片和原著一样会令所有带着心去看的观者动容。她在舞会上一出场,貌似安静的眼睛里便燃着火。那不是灰烬,是火。如若不经历一起剧烈的事件,那火永远不会化为灰烬。那火化为灰烬,也令世人永远记取它曾经的跳动。有一刻我有些恍然,自影片《卡列尼娜》中苏菲·玛索的脸上,我以为望到了《神曲》中贝阿特丽采的一些神情。
在影片《路易十四的情妇》里,她饰演放浪的妓女。片中出现这样的镜头:一个男人压着她。这时候,与其说她的眼神是惊奇的,不如说她压根儿旁若无人。她身上的男人与他无关,他那么丑陋、忙乱,而她是美的,是清洁的。她甚至在男人和他做爱时,还和另外一个人说着什么。
她在雨中跳舞。世界退去,围观的人们色迷迷的眼神迅疾地委顿下去,越来越强烈的美升起来。她如此青春、如此不羁、如此天真无邪。世界退去,雨中舞蹈的她洁净、安静,我们似乎望到了她灵魂深处的悸动——那对自由的渴望、对美的渴望。
她在国王路易十四的面前跳舞,没有拘谨,或别的任何什么。她一个空翻,国王路易十四丑态毕现:他睁大了眼睛,嘴巴张得可以塞进一只碗。他看见她没有穿底裤。
这个影片,将男人的欲望展现地那般狼狈和好笑。而女子青春的美,自在,强烈,无边无际,不可阻挡。
青春的美像春天本身一样强大。

4.“要做爱,不要做战。”笔者总疑心这样的口号,最初是玛丽莲·梦露朱唇微启吐出的呢喃软语。它后来变为反战的口号,在整个美国被满脸胡茬身着军服的汉子们厌倦而又狂热地吼叫。而玛丽莲·梦露在以后的年间,几乎成为性的象征,她凝视着一代又一代世人,一代又一代世人似乎听见了她的耳语:性是美的,美妙的。
但这样的女性美仍属于玩物式的女性美。如果说,玛丽莲·梦露启迪了西方世界对性的观念,那么苏菲呢?
笔者以为,在玛丽莲·梦露几乎等同于一个性符号的时候,苏菲的显现,对这一状况略有改变。苏菲是一个女人,她的温柔和性感,从来不是柔软的。她提醒人们,女性的美是独立的,自在的,女性的美、性,并非一个强大的男权社会里可主宰、可扭曲的。
它独立,自在。

5.苏菲·玛索,20世纪六十年代人生于法国。她出生的时候玛丽莲·梦露香消玉殒尚不数年。她的星座,是令一些人心生怖意的天蝎座。据说母蝎子们总是有着深沉的魅力。如果没有记错,居里夫人应该就是一只蝎子。
她自14岁起步入影坛,于今华年渐去。看美人老去,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这样的伤感也许远胜过目睹英雄老去的伤感:一个老英雄仍做着杀伐的梦,他捉刀上马,望着狂妄的对手,他并不把对手放在眼里;他策马上前,觉手中大刀沉重,他的思维和动作的迟缓反照着内心的激烈。——目睹这样的悲壮与目睹美人迟暮的伤感,二者究竟哪一个程度更甚?
如此,人们更加怀恋苏菲·玛索主演的影片中,所展示的耀眼的青春和不羁的美。
而苏菲·玛索本人对时光的态度则是坦然的,那也许是缘于高傲内心的安然。曾有人恻恻然地问她:你会嫁入豪门吗?这时候,苏菲粲然一笑——谁察觉出了那笑容背后的高傲?这时候我觉得,这是我最为喜爱这个妇人的一刻。我忘却了以她目前坚硬的面部轮廓、微笑时眼侧和两颊绽开的脸纹,来与她年轻时珠圆玉润般的惊人的美相较。或者说,在这一刻,我觉得她目前呈现出的些微的硬朗的面部轮廓是美的,这美是高于她年轻时表现出的盲目而冲动的美的。
苏菲·玛索,这个神秘的女子,个人情爱经历也让人感慨系之。她曾和大她26岁的导演安德烈·祖劳斯基相恋18年,然后分手。很显然,他给了她在深处思考的能力,或至少启发了她对智慧的向往。一个有着智慧的影星无疑是特别的。
她也的确有着与她的影视同行们迥异的特质。早在1996年,她便著有《说谎的女人》一书,其时她大约在30岁左右。该书获得了一定的好评。很显然,此书与时下多得如夏初群蝇齐出一般的明星自传类图书相比,有着相当大的区别。苏菲·玛索有着一定的驾驭文字的能力;她能够在行文中萦绕思考,文字成为她在影屏之外找寻自我、诘问自我的另一种方式。笔者以为,她这样的方式也是恰当的。她在文字中对自我的找寻,是具备意义的。
更多的人猜度她18年恋情里那些细碎的情感,或激烈,或缱绻,或美好得令人眩晕,或彻底地幻灭。而这些,又和她在主演的影片中所演绎的情感纠结在一起,她因此变得无穷无尽。喜爱她的人们想到这些,与自己的情感经历彼此结合、彼此反照,他们的个人情感得到慰籍和升华;被他们作为参照的苏菲·玛索,也因此更为丰富和立体。
但苏菲·玛索并不仅仅是属于男人的偶像。事实上,也许有更为众多的女子喜欢她,若痴若醉。在几个世纪过去后,苏菲·玛索是否会像历史或文艺作品中女性美的代表一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女性之美的代表?不可得知了。我希望她会。我认为会。








城市章节

辽宁·沙爽

提醒时代

有一天,我在印刷厂旁边的公交车站点有了一个小小的发现。是一张小小的只有64开的纸片,贴在站牌一侧的金属支架上。我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心中暗暗鼓掌。这世上永远不缺乏真正的天才,若干年前第一个把女孩叫做美眉的,算一个;发明了抽水马桶用的疏通器的,我认为也算一个;至于这个最先起意开一家提醒公司的人,就更应该是了。这个出人意料的新行当有一副腼腆的神气,它沉默地躲在繁华街衢的一隅,对这个川流不息的时代既袖手旁观又跃跃欲试,随时准备投身其间又随时可以抽身而出。它像一只木耳长在大树的背阴之处,看上去有如凸现,实则熨贴而凹入。它倾听,铭记,且以存在完成冗长的讲述。
我注意到,在这张纸片上,出面代表这家公司的,只是一个131的手机号码,连通常的X先生或者Y小姐之类的信息也没有透露。但是我猜测,这手机号连接着的,是一个敏感羞涩的男人,他的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因为多数人一旦年过四十,想象力明显低迷,他将谦卑地屈从于庸常生活的粗糙磨砺。即使有一些奇妙的想法跳荡在灵魂深处,他也没有足够的底气将它付诸实施。而三十岁之前的男人,还没有来得及真正抵达生活深处的艰辛部位,他因而无法深切地善解人意。他还不能够沉潜入生活的寂静和由他人带来的琐碎之中,为生存出卖自我和未来的种种可能。他还没有圆滑到将自己的成就巧妙地置入他人的成功内部。一个以提醒别人的所谓重要时刻为职业的人,仿佛终日置身繁华的内核,鲜花。美食。灯火流离,夜夜笙歌。但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与他无关的。一个个日期相互咬合,成为锁链,通过哗啦作响的齿轮绞动他的生活。他像一个失聪者进入喧哗中央,如此巨大的寂静,因为悬殊的背景彰显得深入骨骼。他也像一只辛劳的蜜蜂,在偌大的花园里整日穿梭,但如此浩瀚的花粉的海洋,其实没有一滴是属于他的。即使在不觉中他熟知了躲在一朵花背后的某个家族的某些与时光有关的信息,仿佛参与进一个公开的秘密;但那些花朵的出身和花色反而成为秘密。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谜面,而他所面对着的谜底永不可知。并且,那些最重要的信息,比如这一朵花诞生的时辰,于他,恰恰是未知的。一个所谓的重要时刻,求助于专业提醒,这表明它的重要其实处于尴尬之中——它的重要性被迫体现为礼貌和礼节。父母和家人的生日;结婚纪念日;某个必须出席的观礼。真实的情义一旦退居礼节背后,也许表明这个社会正在进步之中。假如这种进步需要一个不在场者的清晰提醒,某时某刻,电话铃响,告知我们必须让自己置身于某个事件。一个电话使得我们与这个事件之间穿插着的大片遗忘的沼泽隐匿不见。温情,亲切,周到,体面。我们一贯小心维持的优雅得以顺利延展。

一天早上,手机嘀嘀嘀叫起来,屏幕上显示:老妈生日。这是十天前我设定的提醒闹钟。去年七八月间,我工作异常忙乱。等我稍微清静下来,母亲的生日已经过去了几天。我讪讪地提了两兜好吃的过去,进门先吃了小弟的若干白眼。2002年秋,我在沈阳学习,小妹从深圳发来信息:前天爷爷生日,你打电话回去问候没有?我跑去教务处查挂历,这一天果真是农历九月十一。我想,怎么回事,我竟至连祖父的生日也忘了?随后我将之归罪于宿舍里没有日历。而我一向觉得阴历有一股神秘的气息,它和阳历紧密相随却没有固定的联系。但我们这里的习俗是过阴历生日,因此我总是为进行阴阳历换算伤透脑筋。祖父去世那天,请来的丧事主持人问我:老人生日是哪一天?我张口结舌,脑中一片空白。足有五秒钟,我才说得出来。九月初九。一个遥远的时间。九九重阳,是深秋里祖父温暖的手掌,倏忽离我远去。
叮咛远去。他从未说出的话语,没有来得及告诉我的那些经历。他以为我已经长大,已经积攒起足够的智慧,他不知道我需要他的存在提醒我:我还年轻,还有时间让人生变得圆满。
此刻,我很想为这个隐身在纸片后面的小公司设计一个徽标:一根竖起的食指。食指,它指点,提醒,要语气中加入叹号。如果它放在嘴边,表示:“嘘”!请静止、聆听,或者低首怀想,在我们的一生,究竟有多少最重要的事情,已经淹埋在我们自以为是的繁华之中?

空间城市

我们的老爷车终于坚持到进入本溪市区。当前首要任务:修车。我飞奔至修车场对面进行侦察。时为九月末,没人猜得出那边草坪上散落的众人正搜寻何物。竟是苣荬菜。还有婆婆丁。这两个都是老相识了。问题是它们居然还没有“老”到不能食用,这有违常识。在这北地深秋,叶绿素正迅速奔逃,时光和叶子像攥紧细沙的手,四个方向上都是漏洞。
我们正是为看老掉的时光来的。在衰老之初,叶子的心事或红或黄,叶脉间藏匿想象。还是第一次,我想到:红色呈现在衰败之前,像一种预兆。花朵也一样。但是市区内没有红叶。这个城市陌生到让人心慌,竟然没有一个我熟识的人肯生活在这里,它深处的细节因而无从猜想。站在尘土飞扬的公路边上,我退出手机里的通讯菜单,一时尘灰满心。道路在前方分叉,这个锐角三角形的顶点处竖一灯箱,是本溪中心医院的广告:“树立新观念,为了健康到医院”,下边有健康评估中心的咨询热线,左下角是戴眼镜打黑领带的儒雅医生和扎三角巾的清纯护士。三年前,我随大批人马来参观这里著名的钢铁公司,走马观花,让我至今想不通的是:这究竟是座怎样的城市?
——这些街道是倾斜着的,更陡的山坡散布两旁。少数侥幸保留了部分原貌的山,经人工装饰成酷酷的前卫模样。长发披拂(特意栽植上去的藤蔓植物)、敷粉施朱(表面以珍珠岩或石膏之类修饰成溶岩断面)、头束彩冠(山顶处仿古的八角凉亭)。闲置的陡坡则修成草坪,草坪与人行道交接的截面饰以假山状巨石。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着重修辞的城市,奇怪的是字里行间仍然弥漫泥土气息。我是说,大风携带着如此之多的沙尘自街巷间迤逦而过,它们来路不明,使这些草坪和绿化植物面含愠色。大抵由于四面环山,地理上的拓展面积是有限的,迫使一个城市更倾向于向高空发展——相对于同等规模的城市,它的楼层要更高一点。让我惊奇的是这些楼顶的形状和繁华装饰。——为什么如此?为什么一定要把每篇文章的浓墨重彩全部压在结尾部分?与人类不同,一幢高楼的头脸在它露出地面的初始部位,即1H。人类的高度和视野几乎决定一切。但是在本溪,仿佛有什么被颠倒过来。首先是这些高楼的脸,它们在高处,方的,圆的,三角形的,各不相同的表情和色泽。显然,当投向远方的视线被群山遮挡,一个城市的目光逐渐由平视变成了仰望。疑问出现了:我在哪个画面中见到过这些楼群?

大约是两个月前的一天,我下班,像往常一样,径奔公交车站。世界正常运行,这让人乐观。我上车,头发碰触网状物,定睛一看,疑心自己一脚踏错了季节。车厢里花团锦簇,是圣诞节或新年晚会的璀璨布署。找座位坐下,眼睛正对着一张圣诞树卡片,饰有彩灯和雪花。我拽一下头上小小一串彩纸叠成的千纸鹤,觉得有点意思。车窗外酷暑喧哗,窗内偏有雪花们假装飘洒。这天乘客不多,被这些饰物喧宾夺主,好像一只短文的陶罐里插满修辞的塑料花,气氛拥挤热闹到不可估测。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总算弄明白了一件事:是全市的小学生们在搞亲情公交装饰比赛,以中队为单位,事先未做统一安排,因而装修完的车厢风格各异。我最先见到的那辆盛装出行的14路公交,大约出自三四年级孩子们的手笔;后来又见到几辆六年级学生的作品,手法渐趋简练,他们在车窗上方贴了几幅自己的画作,车厢的细节上略作修饰,完毕。其中有一幅画吸引了我的视线,是铅笔水彩,绘出群楼的上半部分,形状和颜色各异。像七八支不同用途和风格的笔,从同一只敞口笔筒中探出头来,各自倾斜着向上伸展。尤其这些建筑的顶部,方的,圆的,三角形抑或其它,像一束遐想缤纷的花。这幅题为《空间城市》的画,被我牢牢记住并久久回味。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想象中的美妙城市,在天空里,它不需要艰深的地基和繁杂的根须;时常患上现代肠梗阻的街道则完全隐匿。他也许想过该画出那些环绕往返的太空飞行器,但发觉它们的到来将使完美的画面遭到破坏,即过度的零乱和拥挤。他要求他的城市:多彩,清新,富有秩序。他甚至想不起周围的人有谁配住在这里,一个孩子无法解决这类复杂的问题,于是省略。一个孩子,他看得见那些他从未见过的事物,在成人之后,如果他还幸运地记得它们,大约可以在悠长的人生旅途中与虚幻的世界反复相遇。

一根电线杆歪了

这一天上班,从十四路巴士上下来,照例一通疾走。但是,前边好像有点古怪?我停步细观,发现情况来自一根电线杆。我上前,小心地绕着它转了一圈。
显然,变故并非发生在此一夕之间——它早就歪了。在它与垂直方向偏离出来的大约10°的夹角间,穿插着那么多的风声和时间。它倾倒向南。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风的因素可能占有相当的比重。对这个城市而言,北风是一切风的首领,它强悍、坚硬,通常携带着落叶、雪花和一些尖锐的响动,从辽河以北浩浩荡荡地疾驰而来,恰似一艘巨型战舰,所到之处,雨水和热空气纷纷撤退,天空换上一副高远的表情,所谓秋高气爽的意思。使得辽河广场以及周遭的建筑物色彩分明,像一幅清晰度极高的数码相片。或者,北风是另一条与辽河交叉而行的河流,它穿越市委办公楼和国际酒店形成的短暂峡谷,沿着状若平原的辽河广场一路奔行,到了这根电线杆所在的小楼旁边,突地拐一个弯,进入另一条峡谷地段。可以想见,在这个拐弯的过程中,空气的波纹产生的回旋和激荡,围绕着这样一根电线杆,年复一年,水花样的细碎气流啵啵溅响。这样的一根电线杆,木质,漆黑,布满风雨侵蚀的坑洼裂痕,像一幅关于时光的复杂地理。它投放在周遭重重叠叠的影子,远远超过我所丈量过的岁月的长度。在电线王国中,这样高龄的老者已属罕见。而它也像那些老人一样,在时光的尘沙中慢慢倾斜了身体。现在,它身旁的这幢二层小楼,解放前的牛庄邮便局旧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不知何故突然开始了内部装修。脚手架外面围了一圈蓝白相间的编织物,大约是哪一位装修工人发觉了这根电线杆的潜在危险,随手将一块长形木板斜斜支在它的下边。正是这个突然出现的三角形,让我得以发现了电线杆的老迈。正如我们习惯于从一个人座位旁边的拐杖发现他暗藏的不便。(二十年前,我家一个世交的公子,爱上了一位时髦女郎,这女郎喜戴蛤蟆镜且手持一只文明杖,这样,她遭到了男方家长的极力排斥。他们沿着这根莫名其妙的拐杖,发现了令他们气恼的奢靡和怪诞。)
而让我惊讶的是这个正隐身于编织物后面劳作的装修工人:他敏感、天真,有一颗不肯被粗砺生活磨损的心。他把一块小木头送给另一块苍老的木头,想以此阻挡时间的残忍行进。正如我们幻想把什么送给年迈的亲人,才能阻止他们日日远离。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更真切地发觉自身的微弱,一切外在的成就仿佛都失去意义。这样一个不安的人,他可能来自外地——当一个人独处异乡,他更容易发现日常生活表面下的破碎、话语中的缺口和空气的裂纹。由此推断,游子是人类中离诗歌最近的部分。我想起我的一个诗人朋友,作为农民,他在农闲季节里到建筑工地当小工,以赚取微薄的收入供养一双儿女上学之用。我总觉得这件事有着双重的残忍:不只是命运强加于他的农民身份,也不只是他瘠薄的双肩努力承担的双倍的重任,而是,对他这样的一个自尊到几乎偏激的人来说,灵魂的自我怀疑、拷问和屈辱感足以压倒一切。我不能想象他在陌生城市的工地上捱过的一个个孤寂之夜。和我时常感受到的苦恼和孤单不同,他的悲哀因精神和物质的巨大落差而更加无尽展现。

这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一棵大树旁边,站着我的老祖母。这是棵一度被捆绑的树,在解除了绳索之后,表现出让人不安的柔软和依赖。在梦中,我感到了隐约的悲伤,但不知它从何而来。醒来之后,我仍旧在此悲凉中沉浸和漫游。我想起老祖母遗落在我梦中的叹息,蓦然惊觉,我血肉相系的老祖母,她盘根错节的一生,我原是如此一无所知。正如我并不知晓一根老旧的电线杆上,缠绕经年的电流和风声。而这棵看起来葳蕤的大树正是我貎似坚强的心灵,——事实上,我一向习惯于倚赖老祖母的存在带给我的抚慰和安宁。而早晨与一根衰老的电线杆相遇,让我的梦触到了一桩始终存在着的、却被我假装视而不见的事情。祖母老了,这是真的,像这样一根古旧的电线杆,倾斜、伛偻,脚步趔趄。每一次我离开,祖母坚持要送我到大门外,风总是把她灰白相间的发丝,吹得像这根老电线杆上端一团无章可循的电线。


潜伏在体内的豹(外一章)
成成都·蒋蓝

豹子会改变身上的斑点吗?
——《旧约·耶利米书》

一些原始人认同自己就是某个动物,拥有豹子、老虎、大鹰或狮的灵魂,原始人将自己与自然结合,他们不曾想征服什么,只是希望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伤害了这类动物,就等于伤害了自身。如果仔细分辨,狮子就是精神,虎一般象征理智,而豹子象征生命,因此在原始人心目中,“豹女”是一个人,她的“动物灵魂”才是一头豹子,而不单指此人所拥有的该动物形象。那么,当“豹女”行使权力的时候,豹子并不一定在她的身体里一同受制于人,但是,“豹女”的情人们竟然以为自己就占有了豹子的性力。一切事物都被赋予人的心理素质,如果某种重要的心理内容被赋予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就成为超自然的存在,于是产生了巫师和术士。古代人和现代人,可归纳成:古代人只管做他的事,现代人知道自己做的事。对此,尼采说,“生命的一般外观不是贫困和荒芜,相反的是富足和丰饶,甚至是一种荒谬的奢侈。”既然华丽游走的豹纹可能已经接近于“荒谬的奢侈”,那么豹子的许多活动就变得不太平和了。(见《寻求灵魂的现代人》相关内容,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而对于内心羞怯、敏感的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1875~1926)来说,豹子与之实在相去太远。但背反的事实却往往是:越是与自己有着巨大差异的元素,越能够成为自己的精神指向。受到老师罗丹的素描影响,里尔克一度成天呆在巴黎植物园里,尽情涂鸦颤动的精神素写。这时,埋伏在铁栅栏后面的豹子,以阴郁的眼神看穿了他的冥想。也就是在这个毫无对证的时刻,里尔克与豹子产生了“移形换位”的交流。然后,他们彼此锲入,在诗歌里拉扯着来到白光笼罩的旷野。
正如有关翻译家所指出的,阅读里尔克,必须首先去阅读《圣经》。经书可以去祛魅,在这个光明普照的平台上,我们才能聆听里尔克的祈祷之声。
通过基督教典籍,我们可以发现里尔克躲闪在豹子身形后的呻吟。有关豹子的宗教行走路径比较清楚,这一点,诗人钟鸣很早就在《豹子》一文里道明了。留驻在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豹子,一般都认为象征着淫欲。因为但丁描述的是,豹子在破晓时分,是随着神爱所推动的美丽事物而出现的,这让人联想到《新约·马太福音》中的耶稣变容。当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登上高山后,耶稣突然改变了形象。他用一种洁白的猛兽造型考验信徒的定力。他的脸面像太阳一样明亮,衣裳洁白如光。《圣经》的经文曾影射过,豹子就是耶稣,而且有人肯定这是一只白色的豹子。因为耶稣经常通体有悦目的白光,宛如玉的灯罩一般,这与但丁描写的皮毛斑斓悦目的野兽不谋而合。里尔克意识中的上帝,是无处不在的“万形”,光明与黑暗俱在其中。他说——

“每当我看见你,
你的万形就逸散;
你行走如纯光的豹子,
我是树林,我黑暗。”

因此,出没于里尔克视线里的豹子,既是上帝的肉身,也是强力意志的体现。台湾诗人洛夫在《诗人之镜》里认为,“不是里尔克创造了‘豹’,而是‘豹’创造了里尔克。”
这是一个自证的过程。他企图证实上帝、豹子、自己的三位一体。结果呢,他发现一头豹子埋伏在体内。他唯一恐惧的事情只是在于:惟恐豹子埋藏得不够深入!自己留不住它!于是,他开始祷告。豹子埋在他的上翘的尾音里,埋在他的脊背,毛贴着皮肤,能够闻到河流、森林、篝火的气息,能够听到很久以前,茨微塔耶娃喷着热气将俄罗斯的早晨融化的声音,能够摸到女画家保拉·贝克尔和妹妹克拉拉·韦斯特霍弗作品的颜色和凸凹的肉身,能够看到莎乐美穿着黑色翻领皮袍沿着结冰的河穿过冬季的布拉格向香榭丽大街走去。那豹子一遍又一遍掠过他的身体,像象牙梳子一般翻开他的灵与血,占领又放弃,在毁坏之后又垦殖,是北方的长风一遍又一遍吹过,通达根性的透彻与敞开。而他在豹子身下辗转翻腾,像一个鞭子下的陀螺,把每一次鞭子的闪电,铭记成忧伤的花纹以及驯服的圣火,他记住了豹子忘却尘世的柔和线条——像一根修长的钉子,钉尖还凝聚着一点白霜……

    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这是里尔克的哲学诡计,是他浸泡在基督之水之中的恍然彻悟,为此他制造了一种绝境里的机遇。
在谈到美术作品里的动植物现象时,里尔克说:“它们决非心血来潮的产物,决非一种寻求前所未见的新形式的轻率尝试的产物。危机创造了它们。人们从某种艰难信仰的无形法庭逃进了这种有形,从某种不定遁入了这种实现。”于是,他设置的有形“法庭”就出现了:最勇猛的强力生命被关在栅栏里,以至导致了一个“伟大的意志晕眩”。他以令人闭气的笔调,惊心动魄地素写了一个伟大的灵魂一旦失去自由的处境和情状,蕴含着存在哲学的意味。这种意志被一头强劲而收敛的豹子集合起来,当它被关在思想的栅栏里,它仅仅唤起人们的审美情感,但当它一旦走出理性的禁地而步入肉身和神性,它就成血与火的象征,并将审美推入一种恐惧和颤栗的生命历险。虽然具体的豹子被栅栏阻止于理性的囚笼内,但豹子的精神已经逸出了栅栏,并悄然行走于上帝的旷野。唯有如此,才能摆脱现实的羁绊,听从于主的召唤。当厄运来临时,我们是否有幸像诺亚那样被置身方舟之中,这完全取决于上帝的安排。同样,当强力意志如同豹子逼近我们的心灵,又有谁能够请豹子回到书本?让它像猫一般躺倒?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在心中化为乌有。”并不是真的“乌有”。因为上帝是“万形”,正如基督教哲学家勒塞指出的,他以“一种的无畏的、幻觉的展望,让以拉斐尔为首的天使的光明之国与上帝的黑暗交界,乃至天使的光明在‘上帝的黑力’之前简直‘化为乌有’。”这就是说,惟有在豹子这种表面的忧伤和虚拟的失败中,才葆有了全在的力量与意志。
    卡夫卡在《饥饿艺术家》里,发现了里尔克以及他的豹子所相互镶嵌的精神迷宫,这就是说,作为意志的主体,人的肉身已经倒下了,但意志的力之舞才刚刚开始。卡夫卡写道,“自由似乎就藏在它利齿的某个地方。它生命的欢乐总是同它大口里发出的强烈吼叫而一起到来。”当意志哲学以豹子的弧步走入历史,成为一种超人意志时,抵抗比顺从更具备人的自信和昂扬,而当这种超人意志退出历史舞台后,公正的论说比道义的审判更具有人文意义上的独立和自由。
里尔克的诗思方式是奇特的。在《里尔克传》当中,卡斯讷曾指出,在里尔克那里,“理智是围绕着感情而起始或形成的。”这句话极其传神地道出了马尔特对他童年时代的神秘女人阿贝洛内的评语中的涵义,马尔特说:“阿贝洛内依然可能在后来的岁月中试图用心灵思想。”(引自“汉语里尔克”网站相关资料)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说,诗人一直在围绕豹子旋转,直到它们完全在旋转中“静止归一”,成为一体。从旋转的圈子外部来看,这个旋转的意象梦魇似的围绕里尔克疯转,他驱动着体内的豹子?还是豹子驱使着他?在里尔克的一个诗歌残片里,他还坚持说,“我围着古老的灯塔……已绕行几千年”,正是这“意志晕眩”的后遗症。
多年以后,宣称“诗是来自痛苦经验的运动”的罗马尼亚诗人保罗·策兰(1920-1970),其《语言栅栏》一诗仍然是“豹子旋转”的后遗症体现,有几句十分惊眼:
       
语言栅栏
眼在栏杆之间。
萤光虫一眼睑
向上划动,
释放出一瞥。

也许遗憾的是,保罗·策兰没有把栅栏视为一种虚拟的设置,他非要撞出去不可,他在语言的栅栏上头破血流,穿体而出,直至投河自尽。至少吧,他没有看透里尔克所说的栅栏里面的豹子——“他是一切,无边的一切”。

女儿青青与2007的暖冬

在成都平原,暖冬改变了季节的整体布局。腊梅花早早就谢了,农历“大雪”时节,桃树已然举起了焦急的蓓蕾,胞衣里的血红,如烛泪,令平原的风逐渐滞弱。一些人已经开始踏青,我所在的单位也组织外出。我想带青青去,与她妈妈联系,对方以女儿感冒为由予以拒绝。返回都市的翌日,不幸的是,我的美尼氏综合症复发了,车开得摇摇晃晃,还是决定去看望女儿。
自分居到离异这半年时间里,我希望她妈妈能够平静下来。但是,她的情绪似乎在进一步极端化,因而,我没有单独带女儿外出游玩过。我每周只是去看望女儿一次,每次大约15分钟。记得上一次去时,我告诉她,爸爸过两天带你出去玩,她高兴极了,一再反复念叨着“大邑、安仁”的地名。临走,她抬起头:爸爸,你要来接我哟!我要去大邑、安仁。我说,爸爸一定来接你。
在幼儿园大门前,我想到至少十种方法,解释我的失信。我见到青青了,她厚厚的冬装仍然没有脱掉,也许热,脸红得像完全摊开的花。她仰起头,暖冬的阳光倾斜下来,她不得不眯缝着,阳光彻底流进她板栗色的头发,蹲下身,我闻到蜂蜜的味道。
她一直盯着我,我突然头昏。我坐在地上,一阵阵恶心。她走过来,坐在我腿上,盯住我的脸。我把脸扭开,阳光在大理石走廊反射起诡异的花,与护栏上的盆栽一起摇曳,宛如游动的空中花园,很不真切。她伸出手,手指如蜡,光把她的手加入到融化的春色里。护栏如行进的女墙,在持续的耳鸣声中突然减速了。她开始摸我的脸,脸上的胡须,她摸到了我额头上的冷汗,她的手有水果的沁凉。我转过脸,看我的女儿。
我说,爸爸不好,爸爸没有来接你,因为爸爸病了。她的眉弓皱起来,眼角向上飞。爸爸病了,爸爸病好了,要带我去大邑、安仁。我说,好!但不敢再说“一定”。
看见我在不停吐酸水,她立即跑回教室,端来了一个小痰盂。我赶紧站起来,对她说,爸爸很忙,爸爸走了。她端着痰盂,不知道是该放下,还是该端回教室。她怔怔看着我,可能觉得我变得比较陌生。我说,给爸爸再见。
她端着痰盂,水面吸纳冬日的斜照,在她胸前形成了一团白火。痰盂的水开始倾泻出来,滴在鞋子上,水将地上的花影逐一熄灭,但阳光迅速填补了这一短暂的空缺,在她周围热辣辣地升起了一层带焰的火。她没有跟我说再见,直到我走到拐角,她仍然端着痰盂……我忍不住,再回过头,墙壁的拐角把我的头劈成两半,她把痰盂放在地上,她蹲在我刚才呆的地方,一边用手擦鞋子,甩手,水花飞扬,像熄灭的火柴;一边仰起头,眯缝着眼睛……

 楼主| 芙蓉锦江 发表于 2011-11-21 18:41:32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63】《芙蓉锦江》第2期《元批评》

杨然:“幻灭”母题的传薪者

胡亮

一九九九年一月,因刚连载完燎原的系列诗论“中国当代诗潮流变十二书”而人气骤升的《星星》诗刊发起了另一个意义深远的诗歌活动,即“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关于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首篇文章的作者是杨然。杨然是一名教师,这是我所知道的;但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一名数学教师。在中国诗歌教育逐渐僵化、日趋保守的时候,一名数学教师站在了教材讨论的最前列。幸好杨然同时还是一名诗人,“乡村最后的诗人”,否则该有多少人颜面无存啊!二OOO年,卞之琳、穆旦、郑敏、梁小斌、西川、王家新、海子、于坚、韩东的名字出现在一种中学试用教材上。“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西默斯.希尼),诗人并不能改变不合理的现实,所能做的,不过是预言一种合理的可能而已。由此我想起了另一件事。一九八四年五月,杨然发表《寻找一座铜像》一诗,引起关注并一举成名。一座铜像是指成都市区内刘开渠先生那座无名英雄圆雕,在“十年浩劫”中毁于一旦,“说不定有几串钥匙就用他的指头铸成/他的断指被人用去撬门,打开闪光的箱子”。一年余后,当地政府做出了重塑那座铜像的决定。
从前面的外围性描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约略感受到杨然的忧患意识、民族精神、人民性和现实主义气质。事实上,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杨然经常性的诗歌向度:《中秋月》对“同时推开的窗,/这边岸上的,那边岸上的”的动情展现;《登长城》对“来啃祖先遗留的光荣”的深度认知;《给唐人写首诗》和《祖国之诗》在辉煌传统和低迷现状之间的奔走、叩问与沉思;《阳光的孩子》(组诗)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种种细节的深情演绎;《森林狂想曲》,“这样,这些死去的大树们,便自己行动起来/砸烂床、安乐椅、写字台和高衣柜/投奔它们北方受难的弟兄,不辞而别”,“圆木、方木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木头/一瞬间插满了东北山原/它们和伤痕累累的树桩抱头痛哭”,以一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极端狂想场景对人类的残忍和愚蠢的巧妙揭示;《东方恶之花·围观》对民族劣根性的沉痛批判;《人民万岁》对人民的衷心(不是被动与配合地,不是与某些方面步调一致地)颂扬……等等,这就是杨然的品牌身份、公众形象和被聚焦的代表性层面。然而,我所要着力谈论的是另一个杨然:私下的、偶然的、突发的、出轨的、黯淡的、隐晦的、侧面的、被遮蔽和忽视的杨然,“黑脸杨然”。就像在冉义中学,杨然深究一名逃学和打架的孩子,而对教室里伏案疾书或侧耳聆课的学生不闻不问,我所要深究的,乃是一个极端的杨然。
我一直把中国五六世纪之交的伟大学者刘勰那句“蚌病成珠”固执地理解为:诗人的情感,例如痛苦、愤怒、悲悯、爱与恨,只要一趋极端就能催化并生成历久弥新、传唱不衰的诗篇。杨然长诗《千年之后》、《二O五八年》和《时间之刀》就来自他那种极端的幻灭感。幻灭,“羡宇宙之无穷,哀吾生之须臾”,是中国诗歌的一个母题。汉乐府尤其是一部分相和歌辞、“古诗十九首”、《登幽州台歌》、《春江花月夜》、元曲,《红楼梦》中的《好了歌》都在这一母题所开辟的河道上留下了或大或小的浪花与漩涡,至于我没有提及具体作品的三国两晋,更是集体幻灭的时代,其间佳作迭出,犹如大川奔涌。杨然是这一母题的当代传薪者,他的《千年之后》是从一块巨石开始的。巨石,常常被视为绝对之物,至少是抗衡时间的相对顽固者,──想一想英格兰索尔兹伯里平原上那些不知从何时开始舞蹈的史前巨石群,想一想爱默生在巨石群下发出的惊叹:比整个历史更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因此,杨然选中巨石要么出自精挑与细选,要么源于天意与神授,总之非如此不可:从巨石开始,言说那些与此截然相反的东西──作为一个人的卑微、脆弱和短暂。玩味着这些与生俱来的永恒痛楚,杨然写及了广场上的人山人海和人与人之间的陌不相识,写及了自我的不可预料与不可重复,写及了死亡的随便与平淡,写及了七颗星星将改变现在的构图、慧星将再度归来,写及了落叶和蝴蝶,写及了千年之后的灰尘原是此时此刻的灵与肉、记忆与精神;同时,作为对立物,诗人写及了巨石,还有海水。中国成语“海枯石烂”,背后的意义便是“不可发生的,不会来临的”。在总体气质与风格上与《千年之后》一脉相承的是杨然的另一杰作《二O五八年》。二O五八年之所以成为杨然“必须计较的”,是因为他出生于一九五八年。这一次,即百岁之后──在中国,“百岁之后”是对死亡的讳称和隐语──诗人化成了一只超现实主义的鸟,“辛辛苦苦归来”,然而曾经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城市、小镇与单位,均已面目全非。当然,诗人也写及了他的故乡,“假如我的老家修成了大路,人人从我身上跨过/我能有,又岂敢有哪怕是一粒灰尘的反抗吗?”;写及了他的父亲,“您已成了尘埃中的尘埃,成了灰烬中的灰烬”。杨然就这样从现在和当下脱身出来,“倩女离魂”,幻身万千,沉落到未成形的不可知的时间的黑暗中去了,“只觉得自己成为无所不知的光芒,照耀在不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土地上”(《诗歌泛灵写作的品质建筑》),就像天才的瓦雷里在《海滨墓园》中所写下的那样,“我在此吮吸着我的未来的烟云”,──或许我应该征引葛雷、梁栋二先生而非卞之琳先生的译本,“在这里吮吸我未来的灵灰”。“灵灰”较之“烟云”,是一个倾斜的、肯定的、剔除了暗示与歧义的词语,具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就像杨然诗中的“坟墓”、“墓碑”与“碑文”,多么明确与实在呀,让人就地疼痛,就地冷却,就地万念俱灰。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杨然意味着幻灭这一母题又开辟了新的河道,甚至意味着大海的出现。
杨然的这两首诗让我想到了《搜神后记》(传为陶潜作)开卷那篇九十五字的故事:“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上冲天。今辽东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我已得到证实,杨然对这一故事全然无知。因此,《丁令威》和前述杨然二首长诗为荣格“集体无意识说”和弗莱“文学是移位的神话说”提供了完美无缺的佐证,神话━原型批评的集大成者弗莱关于原型的种种罗列,“它或是一个人物、一个意象、一个叙事定势,或是一种可从范畴较大的同类描述中抽取出来的思想”(《布莱克的原型处理手法》),在这个故事和这两首诗之间一一坐实,这真让人惊异。但是如果对“抽取出来的思想”详加考查,我们会发现一些出入和差异。显而易见,学仙以及礼佛、参禅、悟道、遁世是幻灭在东方文化中的归宿,而被瓦雷里引作《海滨墓园》题记的品达诗句,“不,亲爱的灵魂,别企望什么无限的生命,而相反,要穷尽你从现实里所能完成的一切”,则总括了幻灭在西方文化中的归宿:充分地敲诈、掏取和享受现实。杨然的处理则纯粹是个人化的、诗人化的,这有他两首长诗的结句为证:“千年之后,我在巨石之上,开一代诗风/不要说自己不朽    至少活在现在的诗中”,“我的诗还在, 我的精神还在/我的灵魂不死,永远游荡一片生命的黑气”。对杨然而言,诗就是他停留、栖居和修行、膜拜的永恒之所,诗就是他全部的欲望和满足,因而的他的归宿可谓两全其美。幻灭不仅是虚无感,在杨然这里,幻灭是一种大境界。
还要谈谈杨然的诗艺问题。这两首诗,《千年之后》和《二O五八年》,可谓元气淋漓、舒卷自如、一咏三叹、荡气回肠。杨然再现了《海滨墓园》的某种氛围,然而摒弃了瓦雷里所津津乐道的“有味的困惑”风格。杨然对张力与弹性、空白与停顿、跳跃与压缩、错位与断裂等等时尚讲究通通不予理会,他说,“诗人写诗,尽管写就是了,哪管他人怎么写”,“想怎么写诗就怎么写诗”(《诗歌对话录》)、“必须独来独往,敢于自生自灭”(《诗歌泛灵写作的品质建筑》)。杨然的做法至为简单:尾随某种真情实感的引领并任其自主拓展,淡化或者说抑止主体的计划、调控机制,因而其诗呈现出完全非技术化的特征:朴实、厚重、诚恳、真挚、透明、直接,如泉涌地,如芙蓉出清水,浑然天成。杨然的另一件作品,《时间之刀》,其节奏、速度、骨架和肌理都更加完美,然而缺乏《千年之后》和《二O五八年》那种个人化的具体疼痛,其感染力反而更弱一些。至于《死后》和《恐龙情结》,恐怕是杨然幻灭母题链接上的最弱一环。总之,在这个先锋已成为现状而非前兆的众声喧哗时代,杨然的写作是反先锋的、未被污染或强加的、汉语和中国的。更为重要的是,杨然也是有恃无恐的,被当代许多诗人弃之若敝屣的“真情实感”是他至高无上的护身符。杨然已经我行我素,百毒不侵。杨然的写作是一种眼观鼻、鼻观心的生态写作。
也许,正因为杨然固守传统的一极,一些带有政治情结的激进批评家会从体制内的角度来讨论他,并把他排斥在某种精英写作的阵营之外。对此,我有一些异议。激情飞扬的八十年代已经过去了,诗歌革命与民主运动已经分道扬镳,当某些外在因素对写作的囚闭或押解已经松弛下来,当韩东所谓庞然大物已经跌落在尘埃之中并被它从前的驯顺者尽情戏弄,我认为对一个诗人做体制上的划分和归类已显得十分困难而又毫不重要。伊沙曾自嘲长着一张体制的脸,但作为国立大学的一名教师,他为什么不自嘲是体制的人呢?我认为,面对一个诗人,当前最重要的乃是估算他对诗歌的虔诚程度。
                                 
                                         二○○二年七月


杨然诗歌年表
(1973—2006)

杨然,1958年生于成都,现居四川邛崃。
1973年春天写出第一首诗《红五月赞》。1974年夏天开始狂热写诗。1980年油印《星草集》,收录1974至1980年诗作114首。
1981年与高中同学廖亦武、荆纪民组织《行云》诗社,油印《诗种》8期,《行云》29期,刊载20余人诗作近百首。王尔碑、顾城有诗作支持。开始在《都江文艺》发表诗论《朦胧诗之我见》以及诗评、诗歌等作品。1982年在《星星》发表诗《相逢》,入选《1988年青春诗历》。1983年在《中国青年报》《星星》发表诗《成熟》《外婆的纺车》《鸽子梦》。暑期开始在《星星》协助编辑工作。8月出席四川省青年文学创作代表大会。
1984年
创作:在《青年诗刊》创刊号发表《大海永远重新开始》,是国内第一篇写廖亦武的文章。在《中国青年报》《星星》《诗人》《绿风》《青年作家》《名作欣赏》发表诗《中国鸽子》《寻找一座铜像》《云的回声》《晒坝上的笑》《邮箱》、评论《耐人品味的“乡色酒”》。
活动:与席永君、陈瑞生等组成“邛崃青年诗社”。傅尚志资助铅印《晨》诗刊。
影响:熟成、张同吾、王若谷等先后在《当代文坛》《星星》《文艺新世纪》《当代诗歌》撰文评议《寻找一座铜像》。芜鸣在《都江文艺》撰文评介《夏天,农民与诗人》。《寻找一座铜像》后入选《诗选刊》创刊号、《中国·星星四十年诗选》。
标志:杨然成名年。
1985年
创作:在廖亦武主编的民刊《中国当代试验诗歌》发表诗作《走出黑洞》,后被查封。在《青年作家》《绿风》《智慧树》《草原》《星星》《中国青年报》《山花》《当代诗歌》《诗刊》《名作欣赏》《滇池》《大西南文学》《五月诗刊》(新加坡)《科学诗刊》《西藏文学》发表诗《沙滩》《升起重新命名的太阳》《神奇的圆周率》《一片长草的云》《中秋月》《东方诗人》《盆景·小夜曲》《早行者》《升旗仪式上,我想起鸽子》《春》《游十三陵》《黑土地》《走出黑洞》《墓地小憩》《黑洞》《阳光小径》、组诗《阳光的孩子》、诗评《神思纵横吟苦瓜》。《台湾诗赏析》由《诗选刊》发表,之后,在该刊多次评介台湾诗歌。在《拉萨河晚报》发表诗论《“太空诗”初探》,在国内首次提出“太空诗”理念。
活动:《晨》诗社改为“四川青年诗人协会邛崃分会”,任会长,后辞职。铅印《晨》诗刊和《第三代人诗报》。流沙河、杜运燮为《晨》题词,顾城寄来他和谢烨诗作。后因“四川青年诗协”取缔,《晨》解体。5月参加《诗刊》刊授学院第二届改稿会,出席《诗刊》茶话会,见到艾青、杨炼、江河、顾城。7月建议《拉萨河》评选“你最喜欢的中国十大青年诗人”,舒婷、顾城、北岛、杨炼、江河、李钢、王小妮等当选。8月参加玉门诗会,见到陈敬蓉、杜运燮、袁可嘉、柯原、向明、沙陵、韩霞。
影响:夏风在《未名诗人》评介杨然“善于写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理想等大主题,用较长的句式、广阔的联想和分层次的直抒胸臆来加强全诗浩浩荡荡的气势,使人感到一种博大的深沉。”白航在《星星》发表《致谢冕同志》:“在我国中青年诗人中,追求诗歌的历史感、现代感和阳刚之美的,四川有廖亦武、李刚、杨然等。”田田在《星星》发表《评点》评介《阳光的孩子》。朱先树发表《诗的新生代》:“杨然是‘未名诗人’中颇具小名气的年轻诗人,他的诗就是专门在现实生活中寻找题材,作者把握着了诗的特质,以他丰厚的知识,对所描写事物的深刻理解为基础,以磅礴的气势,驾驭住了诗的内容。”阿古拉泰在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全国诗歌披刊集萃》中写道:“廖亦武,牛波、渠炜、杨然、岛子、海子、成子……。他们普遍起点较高,似乎在正式写诗之前,进行了大量的‘边缘’训练,底气很足,一经命笔,便出手不凡。” 《阳光的孩子》后入选《诗选刊》。《黑洞》后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材自读课本七年级上册。
标志:《绿风》2期头题诗人。《星星》6期头题诗人。杨然名作年。
1986年
创作:在石光华主编的民刊《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1986》发表组诗《剪纸的太阳》,后遭查封。在《五月》《山花》《林苑》《诗神》《星星》《飞天》《诗刊》《绿风》《敕勒川》《中国青年报》《诗刊》《青年文学》《科学诗刊》《华夏诗报》《当代诗歌》《五月诗刊》(新加坡)《城市文学》《青年作家》《文学半年刊》(新加坡)《巴山文艺》发表诗《没有幻想的周末》《最高那片叶》《一棵树与一千平方公里沙漠》《海之门》《垂钓者》《黄土高原的向日癸》《父亲,我们送您远行》《丑小鸭》《暗语》《告别初恋》《海市蜃楼》《森林狂想曲》《沿着神秘纬线》《绿色森林法》《少年城》《高原·诗人》《圆魂:生命之巅》、组诗《树之路》《玉门:第三代月亮鱼与太阳鸟》、诗论《建筑自己的情思世界》、诗论《茫茫九派面面观》(是我“天下诗歌”意念的初始篇)。
活动:《黑土地》被《诗刊》刊授学院列入“未名诗丛”,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收入1983至1986年诗作18首,印1万4千册。参加《星星》中秋诗会。
影响:王若谷在《星星》撰文评介《寻找一座铜像》。白航在《星星》发表《天府诗群图》:“四川新出现的一位新星杨然,虽然进入诗坛不久,却写了几首有一定份量的诗,如《寻找一座铜像》、《中秋月》等等,一点也不阴柔。” 朱先树在《星星》发表《当代意识与美的追求――给杨然的一封信》评介杨然诗歌。《星星》在《编者话》中评介杨然自称“彩虹派诗人”。朱子庆在《当代诗歌》发表《全面生长的新诗》,把“廖亦武、杨然们”的作品称之为“奇诡的新现代派诗”。开愚在《星星》发表《以诗的名义》评介《海之门》。《巴山文艺》在《编者按》中针对《圆魂:生命之巅》发表评论“缪斯在神秘的远方召唤。对于面临选择的诗人来说,每条路都同时包含着一千次失败的可能和一种成功的希望。那些逃选了没走过的新路上路的人们,无论他能否追寻到属于自己的那片空间,都是勇者。” 朱先树在《星星》发表《当代意识与美的追求――给杨然的一封信》对杨然诗歌进行评论。 新加坡《五月诗刊》发表简讯,评介杨然“近来声誉鹊起”。《海之门》入选《诗选刊》1986年第六期,并在封三发表杨然黑白照片。该诗后入选《青年诗选》(1985—1986)、《1986年诗选》。《父亲,我们送您远行》先后入选《青年诗选》(1985—1986)、《新中国五十年诗选》。《丑小鸭》入选《诗选刊》。《升起重新命名的太阳》获《绿风》首届诗歌奔马奖。《寻找一座铜像》获《星星》第三届诗歌作品创作奖。
标志:《星星》头题诗人。新加坡《五月诗刊》评介杨然“近来声誉鹊起”。
1987年
    创作:在《星星》《草原》《当代诗歌》《飞天》《诗歌报》《世界中国诗刊》(香港)《萌芽》《青年文学》《关东文学》《山花》《五月诗刊》(新加坡)《绿风》《青年作家》《诗潮》《科学诗刊》发表诗《你真美》《歌者,在岸上》《笑》《高原·诗人》《地平线之圆》《献给天空的情歌》《主题与倒影》《拇指碑》《萤火虫》《梦幻咏叹:祖国·太阳·土地》《远方不灭》《玻璃地球》《第十七号肖像·彗星》《巨人之城》《这也是海》《初恋之谜》《男子汉的泪》《螺旋柱》、组诗《冬夜:和诗友饮酒》《日月碑·巨石和人》《夜之瞳》《狂想曲与禁果》。
影响:奔哥发表《感觉的诗化及其传达》评介《登长城》。罗定金发表《诗美在心灵与生活交融中》,“读杨然的《乡村·现代风景线》”。杨远宏发表《诗的觉醒和困惑》:“杨然主张诗对世界、人生的多渠道介入。远方、梦、安宁、鲜嫩、芬芳、轻音乐、彩虹的情绪和幻影等等优美迷人的语汇,被他精巧地选出来,传达他清闲聪慧的诗和诗学观。他强调:诗的至高的审美理想是表现生命追求的过程。”《青年文学》在《编者的话》中针对《玻璃地球》评道“在诗歌栏目中,以突出位置了表了高伐林、杨然的诗作。他们面对我们这个人类星球上的‘人口爆炸’及战祸频仍的严重问题,表现了深重的忧患,其情感是撼人心魄的。”枫叶在《星星》发表《寄语〈星星〉》:“杨然的《父亲,我们送您远行》,运用传统诗艺加现代艺术手法如象征、视角变换、变形、直觉与幻觉、通感、虚实结合等等,读后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罗继仁发表《迈步三年—〈诗潮〉1987》:“今年,《诗潮》的‘青年与诗’,发表了杨然、韩东、周宏坤、曲有源、石光华、阎月君、西岸等人的较有一定的艺术质量的现代诗。” 《巨石和人》后入选《1987年全国诗歌报刊集萃》、《诗歌报十年精华》。《夜之瞳》后入选《1987年全国诗歌报刊集萃》。《流浪者之碑》后入选《中国当代青年诗人自荐代表作选》。《登长城》获《诗神》普乐杯中国新诗大赛二等奖。
标志:《诗歌报》探索版头题诗人。杨然探索诗年。
1988年
    创作:在《贡嗄山》《敕勒川》《滇池》《星星》《龙诗刊》(菲律宾)《青年作家》《诗潮》《攀枝花》《草地》《文学港》《诗歌报》《牡丹》《城市文学》《绿风》《青年文学》《金城》《科学诗刊》发表诗《环形预言》《写在阳光上的诗》《一位中国诗人在麦坚利堡》《生日·告诉祖国》《醉夜:黑白五线谱》《灵感的渴望》《时代门》《年轮》《听“沸腾的生活”主旋律》《麦粒境界》《大城市》《1988:中国路咏叹调》《那片星座就要升起》《魂之瞳》、组诗《红土:泉之梦与风之路》《眼睛与窗口之间的抒情诗》《阳光与婴儿色》《夏天》。
影响:姿影在《星星》发表《来信》:“杨然的《父亲,我们送您远行》,当我通读这首诗时,听我诵读的人都流了泪。” 菲律宾《龙诗刊》发表简讯,评介杨然“近来活跃于中国诗坛”。《垂钓者》入选《星星》“星星三十年佳作选”。《麦粒境界》入选《1988年诗选》。《名字》入选载《星星抒情诗精选》(1979—1989)。《寻找一座铜像》获成都市首届金芙蓉文学奖、第二届四川省文学奖。
标志:《城市文学》“第三届全国城市诗展”头题诗人。《青年文学》评介杨然“是卓有成就的青年诗人”。
1989年
创作:在《青年作家》《西湖诗报》《草地》《诗刊》《草原》《青年作家》《诗歌报》《当代诗坛》(香港)《滇池》《海口晚报》《山花》《诗刊》《中原》发表诗《成都:毛泽东石像》《圆云之窗》《梦见那棵树赠送月光》《生日之月》《孤音》《这辈子为一棵树而满足》《东方恶之花·围观》《黑城子》《不朽的月光与篝火》《仰望星空》《写大哥》《苦恋》《思念》《演出没有结束》《森林为一只鸟儿活着》《树或鱼》《中国,有一只眼睛蒙住了》《1989:想起祖国》《黄昏:圆魂与巨瞳》《我喜欢二次大战的影片》、组诗《剪纸的太阳》、诗评《“哑夜独语”:诗存在的魅力与启示》。       
活动:将《仰望星空》和《写大哥》的48元稿费委托《诗歌报》寄给西川,为海子募捐。
影响:《东方恶之花·围观》入选《二十世纪汉语诗选》,获《诗刊》首届新诗大赛二等奖。
标志:杨然长诗年。民刊《鸭绿江诗报》评介杨然为“当代青年大诗人”。
1990年
创作:在《青年文学》《山花》《青年作家》《翠苑》《诗歌报》《金城》发表诗《小刀》《今天没有你的信》《音符之泪》《歌唱阳光成为我终生的习惯》《为一片诗送别》《梦见林珂》《又逢月夜》《灯之舞》、组诗《迷恋社会》《遥远的约会》。
影响:《星星》在1月号卷首语评论:“杨然等青年诗人的新作都显示出他们艺术上的成熟程度。”
1991年
创作:在《青年作家》《广西文学》《诗林》《河北文学》《星星》《诗刊》《山花》《绿风》《现代人报》《万象诗刊》(菲律宾)《诗歌报》《当代诗坛》(香港)《青年文学》《草原》《大河》《星火》《金城》《飞天》《诗刊》《大海洋》(台湾)《草地》发表诗《忧患地球》《有树叫我》《这些日子》《人民》《飘飘你,云》《梦之瓶》《人民万岁》《望远镜》《赴约》《怀念最初的》《给自己描绘未来》《当肖像被三原色拒绝》《拜托了》《想起挑战者号》《路哦!路哦!》《水鸟》《重复的梦》《酒歌》、组诗《我的抒情》《看云、听鸟及音乐》《抒情诗三首》《所谓亲友》《肖像及其他》《杨然自选诗·苦恋》《唱海》《我的抒情》。
活动:参加《诗刊》第九届青春诗会。
影响:林染在《星星》发表《疲软论》:“以年龄划分诗潮和诗派,是近年中国诗坛呈现的滑稽。海子、柯平、翟永明、石光华、杨然,你能说他们都属于‘第三代诗人’流派?我例举出这几位,同他们的诗作优秀与否并无关系。比如,石光华从古诗中翻出了不错的禅意,我就记住了他的名字;杨然的诗很‘大’,要么写宇宙黑洞,要么写人民,我也记住了他。‘第三代’一词只同功利有关,而同流派赖以存在的艺术风格和内在气质绝无相近之处。海子、柯平、翟永明、石光华、杨然,难以用一个兰潮或流派招纳之。所谓流派,同餐桌上的大拚盘并不一样。”被民刊《西部诗人报》评为“十佳新潮诗人”。长诗《人民万岁》入选《中国·成都诗选》。《唱海》入选《中国海洋诗选》(台湾)。《人民》获成都市第二届金芙蓉文学奖。
标志:杨然青春诗会年。被《诗刊》评介为“活跃的、卓有成就的青年诗人”。
1992年
创作:在《滇池》《绿风》《青年作家》《诗神》《山花》《河北文学》《葡萄园诗刊》(台湾)《诗歌报月刊》《青年文学》《台湾时报》《星星》《青海湖》《特区文学》《草地》《草原》《诗刊》《作品》发表诗《当栀子花开》《怀念一条巷子》《在风中看一棵树》《第二十六号肖像》《在初春周末读一部世界史》《读五弟“故园老人饲禽图”》《这盘棋》《妄想。也许》《歌唱生存》《钟》《自白或情语》《公园里没有跷跷板》《看雪》《一粒红色小虫子》《预言自己》《诗歌》《中国成语及其寓言》《生命,生命》《动画片》《听“二泉映月”》《在春天我把眼睛画在风筝上》《在父亲的墓边》《城市的这一瞥是没有意义的》、组诗《海之诗》。
影响:《在初春周末读一部世界史》被《国际汉语诗坛》译成英语发表,入选《20世纪中国新诗选》(1917—2000)中英对照版。
1993年
    创作:在《台湾时报》《诗潮》《星星》《阳关》《青年作家》《自由时报》(台湾)《当代诗坛》(香港)《笠》(台湾)《青年文学》《诗歌报月刊》《台湾诗学季刊》《飞天》《珠江源》《葡萄园》(台湾)发表诗《草茎》《这个下午》《出远门》《有一年饮酒》《门之诗》《坐在草地给灿灿讲故事》《背篓的诗》《风铃与刀》《生日之门:读达利一幅画》《采莲》《末班车》《陈年预言》《下午:读马格利特一幅画》《给唐人写首诗》《乡村最后的诗人》《诗歌的胆》《千年之后》《鸟没有钱》《梦见朱先树的信》。
影响:聂作平撰写《梦回唐朝》,“我读《给唐人写首诗》”。《南昌政协报》评介杨然“是诗坛卓有影响的青年诗人”。民刊《新大陆》评介杨然为“诗坛名将”。《下午:读马格利特一幅画》入选台湾《八十二年诗选》,台湾诗人余光中、商禽予以点评。《千年之后》由钱刚、胡亮、张立群等先后予以评论。《乡村最后的诗人》入选《中国·成都诗选》。《千年之后》入选《建国五十年四川文学作品选》。《拜托了》获《青年文学》第三届青年文学创作奖。
标志:杨然名作年。民刊《亚细亚诗报》评选杨然为“十佳中青年诗人”。
1994年
创作:在《草原》《星星》《青年文学》《诗歌报月刊》《当代诗坛》(香港)《五月诗刊》(新加坡)《山花》《心脏》(台湾)《诗神》“94中国诗歌经典专号”发表诗《活得简单》《依然故我》《东方诗人毛泽东》《藏刀》《把一切变成诗》《这也是等待》《相起阿波罗号登月》《望远镜》、《桂冠与拐仗》《雪声》、组诗《诗五首》《杨然诗九首》《杨然诗选》。
影响:杨然《乡村最后的诗人》中的诗句“别人挣钱挣成了驼背/我们写诗写直了腰杆”成为《诗歌报》封面句。杨然成为全国性刊物《青年文学》封面人物。这是建国以来《青年文学》第一次用一个诗人作刊物的封面人物。《雪声》入选《建国五十年四川文学作品选》。《草原》发表《编者按》:“四川诗人杨然,十余年来,蜇居在邛崃的一个小镇里,不为外物所惑,平心静息,甘于淡泊,每有佳作寄来。这一组可谓明证,文字老辣,想象奇异,在长时间少气无力的诗风之后,实为超拔之响。”
标志:《青年文学》封面人物。
1995年
创作:在《山花》《贡嘎山》《星星》《诗神》《青海湖》《星火》《诗刊》发表诗《我就是杨然》《访问诗家》《在乡村看一部老电影我流泪了》《千年之后》《乡音》《四川的雨》《九月九日心事》、组诗《诗四首》《临睡前,我总想大哭》《预示》《女儿》、散文《绿飞虫,黑甲虫》。   
活动:当选为首届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影响:杨克在《九曲溪》发表《点评》:“杨然是我熟悉的诗人,不久前我刚在《诗神》三月号上读到他的开卷之作《千年之后》,技术性写作充斥诗坛的今天,难得读到这样大气实在而又有品味的诗歌。”同时评介《我投德克勒克一票》《彗星之夜》。杨然彩照由《星星》“每期一星”刊发。诗《第二十五号肖像》入选《绿风诗刊100期集萃》。诗《寻找一座铜像》《海之门》《在春天我把风筝画在眼睛上》入选《中国.四川新时期诗选》。
标志:《诗神》头题诗人。《星星》头题诗人。
1996年
创作:在《诗歌报月刊》《星星》《芙蓉》《草原》《黄河文学》《陇南》《特区时报》《金城》发表诗《死后》《怀想一本诗歌刊物》《黄叶》《空空的青春之碑》《和灿灿一起逛都市之夜》《与古人处世》、组诗《杨然诗二首》《灵视》、诗评《死亡的恋歌》。
活动:在无钱的情况下,筹建成都市作协诗歌工作委员会,出任主任。在成都“情人节诗歌朗诵会”上致开幕词。主持九六年度成都诗歌工作会议。
影响:《死后》入选《中国新诗300首》、《文友》 “百年世纪诗典”、《诗选刊》。
1987年
创作:在《星火》《诗歌报月刊》《江南》《星星》《大型诗丛》《青年文学》《诗林》《青年作家》《诗潮》《诗神》《中原文学》《金城》发表诗《怀念最初的》《二0五八年》《时间之刀》《深谷》《一九九五年:元宵节·情人节》《大道义和铁扒寺》《想起树叶》《交响曲》《心情》《海尔—波普彗星》《谢流沙河赠书》、组诗《黑白肖像》《我只饮一杯水》《望月之外》《诗四首》、散文《喂鸡的悲喜剧》《悠悠鱼情》。
活动:在邛崃主持九七年度成都诗歌工作会议。当选为省作协全省委员会委员。加入中国诗歌学会。
影响:《寻找一座铜像》入选《中国.星星四十年诗选》。
     1998年
创作:在《星星》《草原》《诗刊》《诗潮》《拉萨河》《花溪》《厦门文学》发表诗《想起树叶》《年》《石之呓语》《篝火》《手伸不到的地方》《祖国之诗》《梦见新国鸟》《忘记》《风筝》《秋夜:读鲁迅“野草”》《我进入诗歌理念的雷区》。
活动:杨春光来冉义住28天,期间,与杨远宏、蒋蓝、席永君、王敏等诗人会面。在邛崃主持召开成都市1998年度诗歌工作会议。10月出席《诗歌报月刊》第三届金秋诗会,见到乔延凤、王明韵、谭延桐、岩鹰、庞余亮、十品、鲁西西、南野、梁晓明、叶辉、安琪、庞培、雷平阳、姜桦、义海。应邀担任成都市第五届金芙蓉文学奖诗歌评委,席永君、陈小繁、李龙炳获奖。
影响:《星星》发表王高贤、李顺宜、王承荣、乡子、晨曦、邓立中、姚学杰、程金阶、谭虎穴、赵子义、罗来河、梁继忠、张兴旺、古钟礼、黄复生、祝清波、黄海等读者评议,将《祖国之诗》列为“我喜欢的诗”。《想起树叶》、《石之呓语》后入选《1998中国诗歌精选》。《人民万岁》《乡村最后的诗人》入选《中国.成都诗选》。
标志:《星星》头题诗人。
1999年
创作:在《星星》《诗歌报》(珍藏号)《大型诗丛》《绿风》《都市生活》《五月诗刊》(新加坡)发表诗《一场黄昏预约的大雨》《初遇彗星》《死去的文字》《在飞机上看见唐人写过的云》《纪念一件事情,纪念今夜》《桃花》《中山陵》、诗论《诗歌:灵魂倾述的最佳载体》。
活动:《呼吁调整教科书中的诗歌教材》由《星星》1期发表,引发全国性“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关于诗歌教材的讨论”。 2月在廖亦武婚宴上见到芒克。在杨黎橡皮酒吧见到韩东。
影响:《诗歌报月刊》珍藏号发表《第三届“金秋诗会”理论讨论会纪要》:“我并不主张在语言上设置过多的障碍,比如杨然的诗,岩鹰的诗,没有多少语言阻碍,但很有味。”义海、姜桦在《诗歌报月刊》珍藏号发表《黄海之滨的盛会》:“杨然,我们都称他‘杨校长’,其骨子里透出的那种顽皮与天真,真是再诗不过了。”候国刚在《名城文学》发表《杨然和我与阆中的诗歌函授事业》:“杨然不但诗写得好,诗论也很有特色。谦逊友好,一点也没有大诗人的架子。”毛翰在上海《语文学习》发表《听唱新翻杨柳枝》,将杨然诗作《中秋月》列入他精选的20篇“中学语文教材新诗推荐篇目”中。
标志:《星星》在全国“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关于诗歌教材的讨论”引发人。
2000年
    创作:在《星星》《山花》《成都日报》《飞天》《四川文学》《诗刊》《拉萨河》《诗潮》发表诗《迷途蜻蜒》《一条细蛇从水面游过》《粮食的幻觉》《错客》《风光》《曼陀罗》《为诗抒情》《访问杜甫草堂》《绿党梦》《月光下斜江河边的吹箫者》《生日》《水边的阿荻丽娜,或浣花女》、组诗《杨然诗三首》《麦色青青》《杨然诗选》。
活动:10月在天台山主办“成都20年诗歌奖”评奖会议,翟永明、石光华、廖亦武、杨黎、孙文波、万夏、柏桦、席永君、小安、凸凹、陈小蘩、王敏、刘涛、哑石、李龙炳等19人荣获奖。
影响:《诗潮》发表《诗潮寄语2000.6》:“把四川诗人杨然的几首诗放在卷首,是因为他对诗歌艺术的本质、魅力和诗人价值的深刻理解与对这种感悟的完美表现,以及他的这种既质朴平实又奔放鲜活的语言风格。” 《麦色青青》入选《2000年度最佳大学生作品》。诗《死后》入选《文友》百年世纪诗典。《诗人之碑》、《知青》入选《2000中国诗歌精选》。《父亲,我们送您远行》获“成都20年诗歌奖”。《东方恶之花.围观》获第三届四川省文学奖。  
标志:《诗潮》头题诗人。
2001年
    创作:在《星星》《青春诗歌》《诗歌月刊》《诗林》《绿风》《兰州文苑》《敕勒川》《四川日报》《诗探索》《飞天》发表诗《在乡村讲一节几何课》《为中国农民抒情》《在大连和一名苏联士兵合影》《倾听蜀魂》《测谎仪》、组诗《读伍丽鹃来信》《写鹃:书信或梦幻情歌》《音乐或梦幻情人》《梦幻情歌》《在成都郊外水边:听组世界名曲》《幻象及二月的处女河》、散文《感谢梦幻》、诗论《诗歌泛灵写作的品质建筑》。
活动:诗集《遥远的约会》列入“中国文艺家新世纪书系成都市金牛文丛”,由巴蜀书社出版,收入1983-1998年诗作74首。夏,石光华和女友小卢、杨黎、王敏、蒋荣来斜江村。两个月后,小卢因车祸去逝,去成都见石光华,大醉。
影响:王国平在《蓉城周报》文学版发表《和生命有个约会》,评介《遥远的约会》。《诗歌月刊》报道“著名诗人杨然出版诗集《遥远的约会》”。《给鹃的留言》入选《2001年中国诗歌精选》。《诗人之碑》《知青》入选《2000中国诗歌精选》。诗《东方恶之花.围观》获成都市第5届金芙蓉文学奖特别奖。诗《听天由命》《黑的纯音》入选《世界华文新诗总鉴》1991-1995卷。《二月的处女河》获《诗歌月刊》首届“老子杯”爱情诗大奖赛一等奖。
标志:杨然梦幻情歌年。《青春诗歌》头题诗人。
2002年
创作:在《中国诗人》《新诗界》《诗歌月刊》《诗潮》《诗刊》《拉萨河》《阳关》《国际汉语诗坛》《草地》《星星》《五月诗刊》(新加坡)发表诗《禅师》《最美的阳光下我们能看见些什么》《为灵魂抒情》《向一分的人民币致敬》《读耙耧天歌》《在初春周末读一部世界史》(中英文对照)《海》《雨中的沉默》《活着真美》、组诗《二月的处女河》《望月以外》《给P的玫瑰》、诗评《在佛和梦想之间寻找诗意》。
活动:诗集《寻找一座铜像》由成都市文联列入“大西部文学丛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收入1985-1997年诗作55首,杨然主要代表诗作均在其中。《雪声》列入“西部红烛文丛”,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收入1974-2001年诗作79首。担任成都市2001年度最佳文学奖诗歌评委,《哑石诗抄》获最佳诗歌奖。
影响:燎原在《五人诗选》发表《“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1958年出生的杨然是当代诗坛的知名诗人。他以先锋的姿态行走在现实主义的城乡大道上,不懈地关注着人民和民生的主题,也同时行走在对时代、历史、时间、命运、文化这样一些宏大命题的叩问和思考中。并且,他还是一个倾心于大制作的诗人,他以汉赋式的排比长行,在激情、宏富、雄辩中绽解着以上的命题,使人切实感受到了一个50年代出生的诗人所特有的精神指向和宽厚的文化底座。然而,杨然又选择了一条特殊的道路:与同代人中那些激进的先锋诗人相比,杨然似乎缺乏文本上的尖锐,但也同时拒绝了极端;与中国新诗中的传统诗歌相比,他承续着其中的民生情感和质地上的结实,但在精神文化形态上,又呈现着鲜明的当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表现了一个诗人的真诚,他在现实的基座上坚持前倾的姿态,却拒绝姿态性的表演。正是这种我手写我心的坚定,才使得这位80年代的诗坛健将,至今仍保持着一种稳定、持久的写作态势。”
标志:被《国际汉语诗坛》列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重要诗人”。
2003年
创作:在《行走》《草地》《国际汉语诗坛》《星星》《成都晚报》《兰州文苑》《重庆文艺》《四川日报》发表诗《为永恒倒计时》《老师应该住在神圣的花园》、组诗《杨然的诗》《星星索与串串草》《幻象:如病的绝歌》、诗评《城市诗人的乡村的情结》、散文《鼠的故事》。
活动:诗集《千年之后》由《星星》列入“中国星星诗库”,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收入诗作82首。《杨然短诗选》中英文对照版列入“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由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收入诗作15首,英语翻译者为陈玉麟。与何小竹、冉云飞一起参加成都市第六届金芙蓉文学奖诗歌评奖工作,王国平获奖。10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影响:子力发表《读诗感言》,评论杨然为“当之无愧是当代最有价值的诗人之一。”胡亮在《第三条道路》第三卷发表专论《杨然:“幻灭”母题的终结者》。钱刚撰写《贫困时代精神世界的诗化拓殖》,“论杨然的诗歌创作”。《四川日报》30日报道《青年诗人杨然又出新诗集》。《成都晚报》27日专栏报道杨然诗集《千年之后》。《桂林晚报》18日报道《谁说诗人脱离群众?诗人杨然设想“千年之后”》,介绍杨然诗集《千年之后》。《中秋月》走进《高语教研》《走进课堂》《亲近诗歌》等网页,在网络上被称为现代诗的“绝对经典”。
标志:被《新诗界》列为“中国20世纪80-90年代重要诗人”。
2004年
创作:在《都市文学》《诗潮》《行走》《第三条道路》《敕勒川》《青年作家》《诗选刊》《诗歌月刊》《玉垒》《星星》《新大陆》(美洲)发表诗《从火星上看地球》《想起》《尼卡.图尔宾娜之死》《怀念抗日英雄》《乡村星夜》《诗人杨然走进他的幻想城》《十年一梦》《梦见外星小孩》、组诗《杨然的诗》《红蛇》《台灯周围散乱的书籍》《宫墙外被风禅过的红莲花》《在蝴蝶飞过的高度》、散文《十年前那只蛐蛐》《在河之洲》。
活动:策划《凤求凰——古今中外爱情诗300首》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10月参加“中国作家看天全暨二郎山红叶节笔会”,见到李瑛、雷抒雁、查干、莫卧儿、白连春。在成都市“中国诗歌活动中心”工程座谈会上对杜甫草堂“诗歌大道”提出胡适、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冰心、李金发、汪静之、冯至、臧克家、戴望舒、卞之琳、艾青、覃子豪、何其芳、田间、陈敬蓉、穆旦、郭小川、闻捷、昌耀等20位现代诗人候选作品。
影响:涓涓在《青年作家》发表《读杨然:一个戴上了诗人桂冠的男人》,评论“1、杨然上声:靠作品说话的诗人;2、亲近汉语的男人;3、亲近人间烟火的男人”。曹纪祖在《四川文艺网》发表《新时期的四川诗歌》:“自称‘彩虹派’诗人的杨然,也不断有现实主义佳作问世。《寻找一座铜像》、《父亲,我送你远行》、《人民万岁》诸诗(先后发表于《星星》诗刊),情、理并茂,令人感叹,发人深思。”诗作《名字》入选成都沙河景区首座中国诗歌艺术主题桥。
标志:《青年作家》“专栏作家”头题诗人。
2005年
创作:在《第三条道路》《大风》《玉垒》《敕勒川》《草地》《诗刊》《都市文学》《星星》发表诗《醉菊》《雨意》《领地的歌舞》《临邛伊梦》《饮鹿亭寻隐》《相逢喇叭河》《菜花黄》《最亲切的依然是电车》、组诗《杨然之梦》《读诗或读人》、诗论《一封致第三条道路主编的公开信》、随笔《读一首好诗,读许多好诗》《为什么不爱写作》《梧桐树、桉树和夹竹桃》《寻找诗的感觉》。
活动:写5万字《第三条道路100想》,涉及莫非、树才、凸凹、谯达摩、林童、安琪、墓草、郑小琼、子梵莓、马莉、汪文勤等60位诗人。5月参加《第三条道路》首发式,与谯达摩、胡亮、林童、莫卧儿、杨拓、凸凹游蓬溪赤城湖、遂宁灵泉寺、广德寺。杨灿同游。10月同王敏、四川罗江县长卢也、《星星》主编梁平一起筹划“中国.首届罗江诗歌节”。
影响:庞清明、杨青云在《第三条道路论坛》发表《第三条道路:中国当代诗歌的流派意义》,评论道“杨然是位诗歌常青树,是20年来中国当代诗坛的活宝与亲历者。”野松在《第三条道路论坛》发表《赤子之心坚守诗歌的抒情本质》,“读杨然诗集《千年之后》和《寻找一座铜像》”。张立群撰写专论《别具一格的写作》,“论90年代诗歌史视野中的诗人杨然和他的诗歌创作”。
标志:中国诗歌学会《中国诗歌》首席诗人。
2006年
创作:在《百坡》《诗歌月刊》《绿风》《延河》《延安文学》《西部》《草地》《大海洋诗杂志》(台湾)发表诗《下午是美丽的》《死去的树》《漂流瓶》《一张树叶匆匆下葬》《古镇的阳光》《我喜欢孤独》《什么样的东西在我们手中握得最紧》《海》、组诗《杨然诗七首》《痕迹》《杨然的诗》《感受茶马古道》《从消失的游展图上找一个人》《沉重的话题,轻飘飘地写》、随笔《情绪化写作》《文字对于我生命的意义》《我教数学,我写诗》。
活动:李亚伟、吉木狼格、龚静染、蒋荣、王敏、马松等来冉义共度我和石光华48岁生日。3月参加“中国.罗江诗歌节”,见到牛汉、阳颺、舒婷、燎原。4月在四川省作协六届五次全委会上作“注重诗歌新人培养,迫在眉睫”发言。6月与凸凹、王国平一起筹备成都市作协第二届诗歌工作委员会工作。再次当选为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连任诗歌工作委员会主任。9月参加成都市杜甫草堂举办“大家讲座”诗歌论坛,见到余光中。10月出任《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版主。12月出任《芙蓉锦江》主编。与凸凹等组织“走进诗意平乐”笔会,树才、莫非、柏桦、何小竹、黄仲金、陶春、蒋蓝、小安、张凤霞、朱晓剑等40多位诗人作家到会。
影响:王国平在《四川日报》发表专论《杨然的“诗”生活》。



中型诗《空着》:
理性与非理性的“杂色织锦”

胡亮

一个女人,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回忆和臆想之中,“大约在今年一月中旬,我抬起头来,第一次看见了墙上的那个斑点”。就在那一天,这个女人因为那处可疑的斑点产生了一系列的幻觉:城堡塔楼上飘扬着的鲜红旗帜、无数红色的骑士、一辆行进中的火车把一个郊外别墅里准备倒茶的老太太和举起球拍的年轻人抛在了后面、一生中遗失的物件和生活的偶然性、来世、莎士比亚、伦敦的星期日、古物收藏家、营地和箭簇、知识和《惠特克年鉴》、法庭上的诉讼程序、一棵在暴风雨中倒下的树还有一百万条坚毅而清醒的生命分散在世界上,诸如此类,一哄而上。“一切在转动、在下沉、在滑开去、在消失……事物陷进了大动荡之中”。事实上,这个妇女也许就是小说家维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本人,除了这篇《墙上的斑点》,同样典型的例子,还有更加著名的《达罗卫夫人》,伍尔芙为我们构造了曲径交叉的“叙述迷宫”,并且总是到了最后才陪同我们一起找到谜底:“哦,墙上的斑点!那是一只蜗牛。”伍尔芙对自己的做法非常迷恋,并且不惮于批评和教育像高尔斯华绥那样的小说作家,她认为后者对客观现实世界的精雕细刻恰恰背离了本质意义上的真实,因而在《论现代小说》一文中写道,“你向内心看,生活似乎远不是那样的。检验一下一个平常人在一个平常日子的情况。他的头脑接受无数的印象——琐屑的,奇幻的,昙花一观的,或者以刺刀般的锋利镌刻下来的。它们从四面八方袭来,就像无数原子组成的一场暴雨;当它们落下来成为星期一或星期二生活的一部分,生活的情调就和过去不同了,重要的时刻就会在于彼,而不在于此。”高尔斯华绥已经运用与伍尔芙完全不同的方式成就了他自己;但是我知道,文学写作从来就没有永远的孤身深入。广陵散早就已经成为绝响,但是它的旋律也许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又会在不知是谁的耳边浮现出来。当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到诗人老巢的《空着》,我知道:这部三百六十一行的中型诗已经再次为文学写作中的天赐良缘出场作证。
“句子,在灯下病变/初一到十五/灯下的句子用灯吸食词/词里的声乐和乐器/民族唱法/重金属/灯吸食它们/吸食笛子和箫”,这是《空着》一诗的第一节。这一节昭示了全诗的“建构”秘密:诗人采用美国电影《连锁反应》式的叙述手法,放任“语言流”和“意识流”的非理性涌动搅浑词与词、词与物、物与物的既有关系,诗人就像重新面临着创世之初,“要有光”,“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新的秩序由诗人安排,一切都由诗人说了算!诗人写道,“没开处方的药品/没领准生证的婴儿/没盖邮戳的信”,“恐怖的布/从恐怖的孔看外面”,“胡同是古城的盲肠/肠里结石产于道光年间/排石需要手术/手术需要手/手在手中左右为难/左神头右鬼脸/门上的桃符穿着古装”,“说三,三足鼎立/道四,四面楚歌”,诗人得心应手地运用比喻、谐音、顶真、骈偶等等中国式修辞格推动了诗歌的蛮横行进和粗暴延伸,语言本身而不仅仅是表达的冲动成了诗歌最终完成的内在驱动力。由此看来,按照一般意义上的批评逻辑,《空着》一诗已经毫无疑问地呈现出了形式主义探险倾向。对此,笔者并不急于先作臧否,我要指出的是:语言流激活并助长了全诗的意识流“风头”,更为奇妙的是前者常常恰到好处地救助了后者时有发生的生硬转折、填补了后者可能现形的思维缝隙,从而使得原本天马行空、天花乱坠的“错乱”写作有可能呈现出浑然一体的气象。
像伍尔芙一样,老巢就这样似乎总是被动地记录着 “万千微尘纷落心田”的种种痕迹:手机短信、日报上美军用黑体字进驻海湾、下身进一步红肿像点着的红灯笼烧到皮肤、把节日的残余倒进庙会、战车轮下花朵一瓣瓣沦陷、穿上制服的夜、春节放假七天、死情人像点着的蜡烛、污染指数生出双翼、合法注册的公司、你敞开身体采纳更多羞辱、晚会的指挥背对观众、达利掀开大海的皮肤、沙尘暴席卷席内、头版头条的谎言、绯闻、水哗啦一声把我冲进城市的下水道、38页的臆症和83页的乱、从她的体味中闻到罪行、政府换届、顶风作案的方向盘、我的葬礼一寸寸破土……全诗机变百出,既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又暗暗合乎情理之中。老巢的做法再一次验证了陈仲义先生在《台湾诗歌艺术六十种》一书中关于“闪回式自由联想”的论述,“现实碎片与梦幻的连缀;瞬间印象与积久经验的突接;即时体验与原型的混合;迂远记忆与此在意念的重叠;潜意识与处于临界限的显意识的交叉,以及由情绪、幻想激发出来的各种心理能量,都可以汇成难以驾驭的自由联想之流。”正是因为《空着》一诗通篇都具有这种特征,所以我放弃了成段引用、小心求证的想法,我甚至只能这样:无视行的存在、无视节的存在、无视篇的存在,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那一个个力透纸背的短语或单词上面,把它们从闪烁不定的上下文中摘录出来,重新拼凑成一幅略微清晰一些的画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用当代杰出的诗歌批评家燎原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展示了当代都市斑驳陆离的内在焦灼”(《<空着>简评》)。根据我自己的梳理和归纳,这个画面至少包含了四大相互交错的色块:一是个人之隐私,二是古城之节日,三是世界之动荡,四是人类之疫病。前三者勿需烦言,第四点还有待进一步加以阐释,因为在“乱花渐欲迷人眼”式的复杂叙事之中,我发现无论诗人如何闪转腾挪,总有一道阴影如同鬼魂附体一般地须臾不离,以至于其他所有的意象都浸泡在这一意象的幽深氛围之中,——是的,我指的正是“疫病”!这一意象贯穿全篇,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规定和限制了全诗的格调与氛围。如果我们愿意从头到尾再一次“游历”全诗,那么“病变”、“药瓶”、“非处方用药”、“药品”、“炎症”、“中医保健”、“疼”、“B超”、“交叉感染”、“潜伏期的疫情”、“结石”、“手术”、“疗程”、“膏药”、“瘟疫”、“医院”、“病毒”、“药品失效”的次第出现将会十分肯定地集合我们的思想: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一切,天、地、光、植物、动物和人;而老巢创造的却是一个“疫病”的世界。置身于这个世界,老巢面无表情,他好像洞悉了一切并安静地做好了准备:一切要来的,都来吧。
行文至此,本文似已可以煞尾;然而还不行,法国著名的传记文学家A·莫罗亚在为M·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逝水年华》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话忽然从我脑子里跳了出来:“用普鲁斯特书里的事件和人物来说明这位作家的特点,其荒谬程度将不亚于把雷诺阿说成是一个画过妇女、儿童、花卉的人。雷诺阿之所以成为雷诺阿,并非因为他画了这些模特儿,而是因为他把任何模特儿都摆在某种虹彩一般绚丽的光线之中。”这段话对我上面的简单做法也构成了质问;那么,老巢把他所写下的一切都放在了一种什么样的光线之中?哦,不,不是光线,是“空”!一切都包孕于空、表现为空,一切都“空着”。笛子空着,箫空着,外面空着,掩体空着,脏字里的浴室空着,灯笼空着,灯笼里的灯空着,疼里空着,潜伏期空着,……直至全篇结束:“空,空着”。四十八个“空着”把一切都化为乌有。蜀人张大千先生曾经集《金刚经》语意撰成一幅精妙的藏名联用以悼念成都昭觉寺的本光大师:“本无一物,光照大千”,此联正可移用于描述老巢诗境。另外,《空着》一诗分为“自语:空着”、“自娱:空着”、“自虐:空着”、“自觉:空着”、“自灭:空着”五章,也与《心经》“五蕴皆空”的要旨相暗合,诗人五次采用这种“大江截流”的方式构成了对全诗语言和意识的非理性奔突的理性中断并标明了诗歌主题的层层拨开。
然而“主题”,也许是伍尔芙最为轻视的一个写作学术语了。对于伍尔芙而言,既没有悲剧与喜剧,也没有爱情与灾难,她只知道一直向内,“也许人物身上连一颗钮扣也没钉上”;然而老巢并非伍尔芙的信徒,他只是在某一个层面上与伍尔芙构成了无意呼应,而在另外一些层面上又体现出判若云泥的差异——对某些特别中国化的特征的固执保留,对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外国诗人的参照和借鉴。燎原先生就曾指出,“《空着》的精神框架让人联想到了艾略特的《荒原》,而它以无数吸盘对当下场景细节的抓提和冷竣的情绪处理,则凸现了本时代一个广大群体共同的精神幻像。”一般认为,艾略特可以划入后期象征主义阵营,与意识流巨匠伍尔芙、乔伊斯、福克纳等人并无瓜葛,但是当我翻开柳鸣九先生主编的《意识流》一书,就赫然读到了裘小龙先生的论文《艾略特诗歌中的意识流》,——只不过被裘小龙用作例证的不是《荒原》而是《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诗人之间的影响渠道和营养关系如此错综复杂,诗人之间的似与不似如此似是而非,真是让人叹为观止、无所适从。
现在可以小结了。《空着》一诗写成于二○○三年二月,改定于同年五月;此前,老巢已出版过两部诗集。然而,通过此诗的写作,老巢在完成了一幅让人眼花缭乱的“杂色织锦”的同时,十分突然地中断了他以前那种精致、典雅、隽永的绝句式写作,并从原来那种轻车熟路、四平八稳的写作定势中脱颖而出,迎来了他写作中的新的更重要的时期,像是穿过高山峡谷的“虫洞”来到了阳光剌眼的大平原。因此,我愿意用这篇小文来庆贺老巢的审美突围和诗学革命,同时纪念多年前我初见伍尔芙黑白肖像的那一刻,那帧肖像:高贵、忧郁、若有所思而又显得茫然无助,让人一见倾心……

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草成 ,二十四日改定

老巢创作年表

老巢

1962年,10月30日生于安徽巢湖,本名杨义巢,中间代代表诗人,第三条道路代表诗人,现居北京。
1980—1989年,先后在《文化周报》、《安徽青年报》、《未来作家》、《希望》、《诗歌报》、《文荟》、《青年作家》、《萌芽》等报刊发表诗歌《朝霞是玫瑰色的》、《乡村诗草》,小说《高中生和大老粗姑娘》、《阿克龙畔的篝火》,影视剧本《十七岁》、《七彩阳光》等文学作品数十篇(首);根据《十七岁》改编的同名广播获全国青少年文艺节目调演“铜牛奖”;期间担任过中国酒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兼《酒文化报》总编。
1991—1993年,创作组诗《与你无关的诗和些与你有关的情绪》、小说《近墨者》等。
1993年,8月到北京,至今,先后担任北京黑白影视工作室总监、北京金棕榈文化艺术公司总经理、北京商艺学院艺术系主任、北京中视经典工作室主任等;主持编辑《笔墨纸砚》杂志(总编)、《诗歌月刊下半月》(执行主编);为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银幕采风》、《记忆》等栏目编导电视专题纪录片《永远的红烛》、《张乐平与三毛》、《当年的光和色彩》、《敦煌百年》、《最后的先行者》、《一声叹息》、《电影过年》、《启功先生》、《毛主席去安源》等,其中几部获国家文化部电视文艺节目“星光奖”;参与创作电视连续剧《李宗仁归来》(编剧之一)、《警示调查》(编剧之一)等;期间在《诗刊》、《诗歌月刊》、《诗潮》、《诗选刊》、《山花》等刊物发表诗作数十首。
1994年,创作组诗《中国油画》、电视剧《家常便饭》等。
1997年,创作组诗《中国哲学》、小说《词的联想》等。
2002年,5月,出版第一本个人诗集《风行大地》(中国文联出版社);同年由《诗刊》社主办的“《风行大地》研讨会”在浙江海盐举行,林莽、蓝野、十品、谯达摩、森子、张敏华、李志强、泉子、三子、韩歆等诗人到会;《风行大地》获《诗刊》2002年“优秀诗集奖”。
2003年,2月,创作长诗《空着》,诗人梁小斌、批评家胡亮、燎原、野松、愚木等先后著文给该诗以较高评价。
2004年,12月,出版《老巢短诗选》(香港银河出版社);同年入选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的《中间代诗全集》。
2006年,2月,与蓝棣之教授对话《我确认诗歌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4月,与诗人梁小斌对话《中国新诗的发展实际上推动了中国白话语言的发展》;作品入选《北大年选2005诗歌卷》(洪子诚 臧棣主编)、《2005中国年度诗选》(《诗刊》选编)、《2005中国诗歌精选》(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选)、《2005年中国最佳诗歌》(宗仁发选编)等选本;编剧、导演二十集电视连续剧《画家村》。
2007年,1月25日至26日,为纪念中国新诗诞辰90周年,《诗歌月刊》下半月刊编辑部、撒娇诗院、清水洗尘诗歌论坛、天问文化传播机构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系列诗歌活动在美丽的冰城哈尔滨举行,倡议并和与会诗人共同拟定《天问诗歌公约》,其他诗人是:车前子、叶匡政、冯晏、芒克、宋琳、张清华、树才、梁小斌、莫非、桑克、默默、潇潇、潘洗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短诗《从内部逐渐减慢》:
阐释与过度阐释
胡亮
这是一个“诗人”的时代,——我这样说,是为了表达我对当代诗歌话语风气的贬损。当代诗歌话语,在很大程度指向了“集体”、“群落”或“流派”,关注诗人的身份甚于诗人的作品。每一位诗人或诗论家都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诗人名单,其排名顺序甚至可以大体合理地显示诗人们的重要程度,但是又有几个人能够开出一个大体合理的作品名单?这说明,对诗人的价值评估常常不是基于深入有效的阅读。一方面由于诗歌的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单就数量而言,当代诗人每一年都可以写出一部《全唐诗》;另一方面,由于争论与总结更为简便也更容易引人注目,总之,诚恳的阅读已经变得困难重重。较之于诗人,具体的诗歌显得更加冷清。所以,我很欣赏北京大学的一个小小的传统,那就是因谢冕、孙玉石、洪子诚、臧棣等诸位先生先后开设诗歌细读选修课而链接起来的尊重诗歌“个体”的传统;同样的原因,我也很敬重河北师范大学的陈超先生,他在唐晓渡先生艰难地完成了《中外现代诗名篇细读》二十四篇之后,通过长时期沉默而坚韧的阅读,“逐字逐句”地检阅了中国八十年新诗探索的历史和世界各国当代诗歌写作中的有效部分,完成了数以百计的细读批评文本,并结集为《中国二十世纪探索诗鉴赏》和《外国当代诗歌佳作导读》两部大书。陈超先生这种扎实细致的治学风格是非常可贵的;然而人们对此却视而不见,依然耽溺于某种浮华和大而无当的批评习气之中。对此,我不愿多发空论,唯愿尽力在个人的诗学实践中身体力行,略示抛引之意。
    不久前,我收到了《子梵梅·老皮·黑枣诗歌集》,此书开篇之作是子梵梅的短诗《从内部逐渐减慢》。此诗我已阅读数遍。每阅读一遍,我内心深处那种难以名状的难受便增加一分,我知道,我的内心已被种下了一颗暗疮。这暗疮由小变大,开始红肿、化脓、溃烂,极不耐烦的等待一把酣畅淋漓的快刀——真是不可思议,一首好诗常常就这样把我折磨;直到慢慢积高的话语之水终于自然溢出,直到我痛快地说出,我才能获救。瓦雷里说,“一首诗应该是一个智力的节日”,《从内部逐渐减慢》就是这样,它不但是写作者的智力的节日,更是像我这样的阅读者的智力的节日:“阳春三月,我说些彩色的梦话/也抵消不了内心的阴晦。醒来后/第一句话是:我在哪里?/三十五年河东。/抬头远望,清风明月木马瘦 //沿岸的堤柳拍打着我发炎的喉咙/唱一首什么歌呢?在干旱的春天里 //在百花盛开的南环城路上。我在飞驰的/快车道上,逐渐减慢了车速”。全诗三节九行一百○六字,起承转合,干净利落,不枝不蔓,字字珠玑。在辞章布置俭省至于悭吝的同时,充分调动每一个词与词组的积极性,让全诗通体散发出极强的引发力,收到了“尺幅千里”的效果,就像一小块煤,蕴含了持久的火焰和巨大的光芒。之所以能够如此,与诗人成熟的诗歌技艺密切相关。这种技艺,不一定是自觉的、刻意的,它自始至终被某种汹涌的意义敞开呼唤着、邀请着、引导着、规定着,并与之血肉相连,好比瓜熟,蒂落。诗人树才曾说,“只有诗人的精神抵达,然后才有技艺抵达的可能”(《诗艺》)。所以技艺在动笔之初,常常呈现出某种不可预料性。在一首诗的写作过程中,技艺是一点一点地呈现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后文中所做的条分缕析,将着眼于诗人在这首诗中的“实际收入”而不仅仅是“计划内指标完成情况”。
    子梵梅的做法,就其大处而言,有三点不能不详加讨论,曰:我相物相之悖反,时间空间之切转,本义衍义之粘连。一般情况下,诗人做诗,必然讲求我与物相融,情与景相谐,以达到一种水乳交融、相生相成的境界;子梵梅却有意反弹琵琶,在这首诗中,我与物、情与景的关系是紧张的,冲突的,主体与客体处于一种离心状态。诗中举凡“阳春三月”、“沿岸的堤柳”、“百花盛开”,无不指涉并构组一个欢乐的、喜悦的、与童年或青春相关的图景。这一图景呈扇形展开,让全诗之氛围趋于活泛和热闹。但是,不!诗人不动声色地培植了另一种势力,她用“内心的阴晦”和“发炎的喉咙”给火带来了水,用一种怅惘、焦虑的底色更换了全诗的幕布,让前述那个与此并置的图景显得可疑、虚幻、稍纵即逝而又难以信任、无从把捉。很明显,面对“物相”,诗人采用了“童年视角”,面对“我相”则采用了“成年视角”。我与物、情与景之悖反由此成立,——当然,这种悖反在全诗第二节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中和与调解。清人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一云,“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说的是这种“有意悖反”可能收到的效果。相信子梵梅对此是别有会心的。此其一。在时空切转方面,此诗亦跌宕多姿。时间和空间都是诗歌秩序的重要依托,如果不是故意要写一首杂乱的迷宫一般的作品,两者之中,我们必定有赖其一。子梵梅的处理方式却不落窠臼,别具匠心。“我在哪里”是诗人在梦与醒之间的喃喃自语,也可以说是一次充满迷醉意味的叩问。这是一次空间性的叩问,包含了从迷醉状态中脱身出来的企图。然而回答却是时间性的:“三十五年河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喟叹时光荏苒、人事变迁的著名成语,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诗人只用半句,留下空白,亦能得全句之妙,而且行文更加经济,这些都勿庸赘言;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三十年河东”变成了“三十五年河东”。我私下忖度,《从内部逐渐减慢》必定成诗于二○○二年。二○○二年,诗人三十五岁。可以想见,“三十五年河东”包含了这样两重含义,一是三十五年的如花岁月,二是这些岁月已经梦一般消逝了。出梦之问,复以入梦相答,诗意曲折迂回至此,让人叹为观止。第一节末句又指向了空间,“抬头远望,清风明月木马瘦”。据诗人自释,清风、明月、木马、瘦都是时光的痕迹,与上句“三十五年河东”有牵涉。但是我仍然认为,这一句在全诗中显得特别突兀。也许,句中包含了诗人的某些私人化信息?一首诗常常包含这样两个层次,一是受众可以广泛共享的意义客厅,二是只有作者本人才能自由出入的意义秘室,这个秘室对于一般受众而言,无异于一个意义死角。“清风明月木马瘦”既然与诗人个体生命的既逝时光有牵涉,或许寄寓了诗人的某种纪念企图亦未可知。此其二。在此诗的末节中,出现“南环城路”、“车”这样的词语。诗人借助于这样的词语,把受众们带入了一个技术主义时代。堤岸与花柳是“自然”的,木马是“准自然”的,路与车则是绝对的技术主义产物。在《慢》一书中,米兰·昆德拉写道,“速度……这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跑步的人跟摩托车手相反,身上总有自己存在。……当人把速度性能托付一台机器时,一切都变了:从这时候起,身体已置之度外,交给了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化的速度,纯粹的速度,实实在在的速度,令人出神的速度。”四川人敬文东在他那篇充满奇思妙想的博士论文《抒情的盆地》中更是一语中的,“时代已到了以秒计算的地步。”整个世界都在加速,置身其中,不自觉者忘乎所以,自觉者却早已身心俱疲。作为一个自觉者,子梵梅写道,“我在飞驰的快车道上,/逐渐减慢了车速”。这一句诗的本义是很清楚的,其衍义与之牢牢粘连,所以也很明显:减慢的不仅是车速,而且是写作、是生活、是心灵与生命。这一句诗,包含了诗人对时间的私求与抗议,包含了诗人对这个日益加速的世界的拒绝与抵抗。在上文提及的同一本书中,米兰·昆德拉提出了一个问题,“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与此遥相呼应的是, 敬文东的老乡钟鸣也为十五世纪那种“钻进草垛和田畴做爱,耳畔响彻奶牛哞哞的叫声,阳光月光直接照射屁股”的自然生活被“阳台”、“窗帷”和“沙发”所取代而若有所失(《旁观者》第一卷)。技术主义时代让很多事物特别是那些充满诗意的事物趋于消失和灭亡,这是不可避免、无法改变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所能做的,还是让子梵梅来回答吧:“从内部逐渐减慢!”是的,正是像子梵梅这样的诗人,而不是科学家、商人、记者、政客、工程师或律师,可以让“慢的乐趣”重返人间。此其三。一扇窗已经打开,庞大的光线已经进来。这一首诗,以及作者的另一些诗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子梵梅,这个十余年来默默写作的诗人,已经是而且早就是当代最出色的女诗人之一,只是没有引起“话语场”的注意罢了,“正如甘棠在树顶上发红,/在树顶的顶上,所以采果的人忘记了”(萨福残诗,娄伯编号105a)。
    通过一番努力,我必须叹息着承认:我与陈超先生的差距是很明显的,陈超先生之诗学实践着眼于“学术之需要”,所以有计划、求公允、成系统;而我的诗学实践只是阅读的后续行为罢了,缘于批评客体的刺激和惊扰,缘于有话要说,所以既有其必然性,又有其偶然性。除此之外,我前面的阐释最终还不得不面对三重诘难:一是“断片扫描”式的分析终于“拆散了七宝楼台”,就像李健吾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本意为了鉴赏,结果却把一朵完整而美丽的花揉成了一堆零碎的花瓣;二是技艺之讨论与题旨之揭示终于不免杂糅,而且这种杂糅有愈演愈烈之趋势;三是可能存在的“过度阐释”,使阐释者终于难免成为诗人的“非法继承人”的命运。对这些,我都不以为忤。因为我的心态是平和的,绝没有任何诗外之想。率直地给予、深切地理解、安静地享受——一首好诗与我的关系,不过如此。如果不是如此,对诗歌文本和批评文本都会构成伤害。但愿我的努力,至少是努力之方向与姿态,于匡正当前不良之批评习气不为无补。让我们就此订约:当面对尤其是独自面对缪斯的时候,让我们谦逊地俯身在尘埃之中,耐心诵读双手中的美妙诗篇,以此作为我们的献祭,作为我们终生的必修课。

二○○四年三月十日改定


子梵梅创作年表

子梵梅

1967年,秋天,出生于福建龙海。
1988年,春天,住进绵延六百公顷的九湖荔枝林,在那里与山水树木相濡以沫生活了20年之久;依赖山水的启示,于当年开始诗歌创作。
1989年,处女作(佚名)发表于诗刊社举办的诗歌学习班学员作品选;8月,与莆田诗人、被誉为“爱的天才”的杨雪帆共同成立“风诗歌沙龙”。
1991年,1月4日,我少女与青年时代的精神镜像三毛自缢身亡,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为一个作家之死恸哭,惟觉信仰坍塌和崩溃;1月13日,在首届“漳州·中国水仙花节”上举办个人木雕作品展;6月5日,与杨雪帆编印福建早期民间诗报“风诗歌沙龙报”,计四期后停印。
1992年,9月21日,应邀至湖南汨罗参加“湖南·当代诗人节”,认识湖南诗人胡志刚(横)、无尚。途经福建马尾,结识福建星期五诗群重要诗人卓美辉,并在卓美辉、景如的夏娃服饰店借住一宿,从此有了“从前的马尾”的美好影像。
1994年,1月17日,33岁的姑妈被白血病带走,第一次亲历目睹死亡全过程;12月19日,35岁的挚友周舟被白血病带走,自此,文字里所有生命的飘忽和对黑暗悲痛的加冕,都以之为根由且挥之不去;7月29日,西安独行10天,第一次进入穆斯林清真寺匍匐在地,获取一生中唯一一次大安宁,如果一定要说宗教,它才是我命中所需的宗教。
1995年10月,出版诗集《缺席》(成都科技大学版),由漳州师院陈越作序一,胡志刚(横)作序二,收入1990—1994年作品;12月6日,由漳州师院中文系陈越、黄金明主持召开子梵梅诗集《缺席》作品研讨会。
1996年,由南京江雪帮助打印个人诗集《子梵梅诗选》,收入1994—1996年作品。
2003年,10月,与诗人老皮、黑枣合集出版《子梵梅·老皮·黑枣诗歌集》(中国文联版);11月,写作代表作长诗《九湖》,实现对九湖的命名和归置;11月14日,应邀于厦门参加“福建首届青年诗会”。
2004年,6月,完成《礼赞——给黑暗》(组诗);10月,完成《从内部逐渐减慢》(短诗);冬天,写作重要笔记《梭罗的瓦尔登湖和我的九湖》,对九湖及其绵延的山峦与湖水给予最后的定位,并确立了九湖在生命中的真实位置。
2005年,1月22日,完成《春天,春天》(组诗);1月26日,完成《北,北》(长诗);2月14日,完成《传记中隐秘的一页》;5月13日,完成《木书》(长诗);6月10日,应邀参加“丑石诗会20周年庆典暨柔刚诗歌奖颁奖会”;8月14 日,完成《七星赋》(长诗);9月,完成《覆盖也是一种挽救》(短诗组集)。
2006年,1月,应邀与新死亡诗派道辉前往福州参加“旅程新年诗歌朗诵会”;2月,完成《我悲伤,所以写诗》;3月,完成《尊严,或阅读的卑贱》(短诗组集); 4月15 日,完成《凡是被揭示过的,都留下暗痂》(短诗);3—9月,以现代诗手法写作100种草木诗经。共写作《诗经》植物37种,《楚辞》植物11种,唐诗植物14种,其他植物38种,结集图诗《一个人的草木诗经》,内含100种植物图片,待出版,权当一次天真的试验,期望能够走商业性出版渠道,试试诗歌的气力,到底能把这鲜卑的草木生命推向哪里;11月17日,完成《女性笔记:一部持续流血的经史》;11月30日,辞去公职,携带九湖离开生活了24年的九湖,就职厦门;12月21日,参与行为艺术家曾焕光“诗人际遇”艺术行为作品创作,在厦门人民大会堂和市政府门前,空旷的草场,落寞的灯光,瑟瑟的寒风,我用孤单的声音,读:凡是被揭示过的,都留下暗痂。这是一次当代诗歌诗人的处境与际遇的尴尬,以及试图与人群和体制下意识的和解;12月23日,参加由诗人、诗评家谢春池、陈仲义等发起的“首届闽南诗群年会”并发言阐述闽南诗群的建立为时尚早的理由。
 楼主| 芙蓉锦江 发表于 2011-11-21 18:42:02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64】《芙蓉锦江》第2期《诗人地理》


从乡村海子,到龙泉驿乡村

(北京) 谢 冕

《采诗锦城东:大面铺到龙泉湖》是一颗从诗歌这个偏旁切入一方区域的文化楔子。顺着这颗楔子,我了解到一个地方最诗意的那一部分。
成都偏东, 19公里处,有区名龙泉驿。作为成都的一个行政区,龙泉驿紧邻市区三环路,幅员面积558.74平方公里,辖12个乡镇(街办)、87个村,总人口50万。
龙泉驿地处北纬30度附近,而历史上处于北纬30度附近的都是一些神秘的充满诱惑的远古文明集中的地方,如埃及金字塔、百慕大三角、西西里岛西南方的“幽灵岛”、450万平方公里的“魔海”、古代岛国阿特兰蒂斯、撒哈拉大沙漠、死海、美国圣塔柯斯镇斜塔、日本本州西部、夏威夷到美国大陆之间的海域、地中海及葡萄牙海岸、西藏布达拉宫、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等,和它们同一纬度线上的龙泉驿,其神妙之处古已有之。
据《龙泉驿区志》载:“龙泉驿历史悠久。古为蜀国地,长松山尚存蜀国先王蚕丛庙遗址(蚕丛氏年代,约与夏相当)。唐置东阳县,后名灵池,宋改灵泉,至明洪武六年(1373年)撤县,历673年。此后改隶简州,明初置巡捡司,民国初年改置简阳县行政分署。1949年12月27日解放,今区境分属简阳、华阳两县。1960年2月18日,国务院批准建立成都市龙泉驿区,现为行政副地、州级。……汉置邮亭,唐设驿传,元改站赤,明曰驿站,始称‘龙泉驿’,并沿袭至清末,为川中名驿。”
你看,从蚕丛时代就有的龙泉驿,其历史不可谓不悠久。而蚕丛,李白的《蜀道难》如此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古蜀文明的神性在龙泉驿有很好的体现,主要表现在:神秘的地域文化、神奇的山水文化和神妙的心灵文化。
先说神秘的地域文化。龙泉驿有一处皇室血统浓郁、多达26座的明蜀藩王家族墓群,它们为何坐落在此?传说中中国佛教第七代禅宗、长松寺僧马祖道一在龙泉驿有一处修炼洞,它到底在哪?诸葛孔明当年为何选择龙泉驿万兴乡的黑峰寺作为他观星占卦、呼风唤雨之地?还有,拥有刻于北周闵帝元年(557年)的北周文王碑,那块以碑文纹身以神奇著称的“飞落石”到底是从哪儿飞来的?还有,龙泉驿之“真龙”究竟在哪?等等。
再说神奇的山水文化。龙泉驿有两名山(龙泉山中麓、龙泉山脉之长松山)三名湖(龙泉湖、百工堰、宝狮湖)。龙泉山就是传说中龙泉驿的底座,它形似巨龙,是离成都最近的山。按地理专业的说法,龙泉山属“背斜断块山”,东缓西陡,其峰峦连绵起伏,走向各异。南北两端均倾没于丘陵之中,是岷江与沱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也是成都平原与盆中丘陵之间兀然隆起的自然分界线和屏障。
长松山海拔1051.3米,蚕丛寺、长松寺、唯仁山庄、长松八景、元堡摩崖造像、汉唐古道三百梯等等,均与这座俯视川西坝子的历史文化名山有关。
龙泉驿的水塘在平坝上,湖堰尽在山壑中。经过山的滋养,这些湖泊个个出落得湖光透亮,健康妩媚。而由此滋生的井水文化、泉水文化,更是灵气充溢,气质不凡。
最后说说神妙的心灵文化。龙泉驿的心灵文化更多表征在客家文化和宗教文化上。龙泉驿是中国内陆最典型的客家聚落,300年来生生息息30万客家人,形成了自己独特而神妙的客家文化,也就是“客家精神”,即刻苦勤俭、开拓进取、重教崇文、念祖思亲、爱国爱乡等。
龙泉驿的宗教文化是以寺庙为载体,可谓“驿路香火,一路仙境”。沿着古驿道的主线和支线行走,可看到僧影幢幢、香火袅袅的石经寺、燃灯寺、金龙寺,看到寺壁庙瓦犹存的石佛寺、桃花寺、药王庙等,看到蚕丛寺、长松寺、龙华寺、石灵寺等的遗迹。龙泉驿因此富含浓郁的宗教文化。
以上对龙泉驿历史沿革、地理概貌的描述、展示,有助于读者了解成都偏东这一个素有“中国水蜜桃之乡”美誉的行政区域它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久远的精神气息,有助于我们对由龙泉驿区文体局主持,凸凹具体编选的诗歌选本《采诗锦城东》一书的进一步把握。
1990年夏天,成都市政府建立了“成都市龙泉驿工业区”,1992年将占地2000多亩的“航天城”招至境内。1993年春,龙泉驿开发区成为省级重点开发区,2000年初春,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的发达,必然有益于文化的接续。这些年来,龙泉驿区举办了多届国际桃花节,并于2005年初建立桃花诗村,出版了《桃花诗三百首》。今年,则立意出版乡村诗三百作为对桃花诗三百的呼应,我以为很有意义。
中国的乡村诗历史很早,从《诗经》时代“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朴素的田野抒情,到现时代大量具有乡土气息的诗作,乡村诗随着时代的变化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大体上,农耕文明的乡村诗质朴、本真,有着与其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相呼应的自然、清静;资本主义机器化生产的入侵,无疑触动了农业文明千年不变的弦,使农村的乡野受到了冲击和波动,这时期的乡村诗已慢慢脱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洒脱,而有了一种对农业焦虑的况味。
这时期诗歌书写的重心渐渐游离出乡村,受过教育的诗人走出了农村,也走出了写作乡村诗的背景,他们的诗更多关注城市物事,而渐渐散失写作乡村诗的能力。也许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诗人海子,他被称为麦地的孩子,他的乡村诗凭借强大的原创性的敏感和直觉,一直抵达大地的内核,这个来自乡村的百年不遇的天才,是大地选中的忧伤的儿子,和大地,和乡村,有着令人惊异的感应。
海子是产自乡村的天才诗人,他经过了大城市的教学洗礼却没有忘记他的诗歌之本。我在对他的怜爱中不免想到广大土地上那些没有走出乡村的人,当他们拿起笔,自己书写对土地,对所住乡村的情感时,他们会是怎么一种状态?
好像为了解答我的这一问题,《采诗锦城东》特意辟出一个版块,让农民朋友自己吟诵自己的乡村,他们不经雕饰的喉咙虽然没有技巧的训练,却能够直接喊出想喊的话,这就够了。这是乡村的一种声音,龙泉驿农民朋友的声音!
作为龙泉驿自己的乡土教学版本,本书独辟蹊径精选了古代诗人们描摩状物书写龙泉驿的诗篇,有利于我们了解龙泉驿在过去时代的风貌,而对今天龙泉驿的了解,则有赖于书中精选的现时代诗人们的笔,这,同样为本书精妙构思的一部分。比如收入书中的安琪、宋渠宋炜、梁平、树才、老巢等诗人的乡村味浓烈的作品,都很有份量。
《采诗锦城东》的出版,不能仅仅视为龙泉驿自身的事,它是诗歌对一个地方人文精神、物质品性的记录,也是诗歌力量在传承人类文明上的又一次呈现。

2006年8月24日于北京大学


桃诗文化大集合:移情与本能

(北京)蓝棣之

说实在的,并不是任何花都可以编一本300首诗的诗选的。虽然花的品味都不过是一种社会建构,然而,就是这种建构值得编选者考虑,更何况,花的自然属性也很有关系。然而,无论如何,“桃花诗300首”是很合格的。我国的国花是牡丹,刘禹锡写过:“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可是正是同一个刘禹锡,他还写过:“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里的“紫陌红尘拂面来”,也就是“花开时节动京城”的换一种说法。这样说来,自古以来的国人,也都如爱牡丹一样地热爱桃花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有根据的,陈寅恪先生做过考证,那是在战乱的北方,不是湖南。这说明有桃花的地方就有和平和理想。桃花源多么令人神往啊。据说林彪选妃的时候,凭着“桃花江出美人”的歌词,专门去找湖南桃花江挑了十名美女,刚挑选完毕他就仓惶出逃了。有人还给我描述这十位美女的去向。这样,桃花就和“美”联系起来了。最后,桃花还和桃色事件有关系,也许你会想,桃色事件多少有几分浪漫啊。这样,桃花就多了几分浪漫。绯闻也与桃花结下不解之缘,因为绯闻的颜色正是桃花的颜色。你试想想,绯闻要不是有桃花的颜色,谁还想去听呵。 你可知道,很多著名歌曲,就是以绯闻为暗喻创作出来的呵。为什么绯闻一定要是桃色呢?这是因为,桃色使人兴奋,桃色使人充满欲望:“桃花才骨朵,人心已乱开”(张新泉)。在当今这个以人为本的时代,毫无疑问要正面肯定人的正常的、健康的、节制的和高雅的欲望和兴奋,因为禁欲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牡丹之成为国花,那是在禁欲主义的朝代建构的,而且是富贵看得高于一切价值的时代建构的。要是现在公投国花,说不定桃花很有希望啊。
桃花既然这样美,这样浪漫,这样令人神往,我猜想你的心一定经常都在向往陶渊明笔下的那个桃花源。历史已经成为陈迹,不过,我倒愿意告诉你一个现代的桃花源,它可能与古代的桃花源一样美丽,一样梦幻,它就坐落在成都东郊龙泉山上的桃花诗村。正是这桃花诗村的支部书记况璃和村长凸凹共同编选了这部丰富又深邃的桃花诗选。
况璃、凸凹两位诗友所编选的桃花诗300首,当然是一部优秀选本,我认为它足以传世,选家的眼光和水平,让我佩服。它虽不是首首矶珠,但总体上说,古今中外最优秀的咏桃诗都被它尽揽入怀了。这是一本一经拿起,就放不下来的书,书中有艺术,有人生,也有时代、历史、文化,读者不妨跟着选家和众诗家的感觉走,就可以走进诗性的灵魂的家园,一个后现代时代的精神的“桃花源”。
   这个诗歌选本是用什么标准衡量和挑选的呢?我在一个当代诗歌选本(《当代诗醇》,1989年初版)的序言里说过,按“文学性”标准,一首诗的品格不妨可以在这样几个层面上加以衡量:一.因新奇而带来惊异,还是通篇平庸;二.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还是审美内涵贫乏狭窄;三.从艺术形式、技巧、语言上看,是写作上有相当难度,曾经为写作而日夜不安,还是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之作;四.仅仅是完美,还是突破完美而臻于伟大?我的这些论述,况、凸两位选家不一定看到了(虽然我那本书的印刷量大得几近天文数字),但我讲的是形式主义批评和审美批评的通例,他们对此不会陌生。所以,掌握这些个“文学性标准”,对于理解选本中所选之诗的思想和艺术,对于理解两位选家的想法会有帮助,毫无疑问。
为了说明本书的可读性,我想就我个人匆忙而有限的阅读感受,挂一漏万地挑出几首诗来略作分析,但愿有助于读者领略诗歌的兴味。遗珠之憾,请众诗家不要介意,也请读者谅解。
陶渊明的《桃花源诗》是很重要的一篇,陈寅恪考据并分析说,它虽为寓意之文,但也是西晋末年以来坞垒生活的真实写照。真实的桃花源应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的武陵。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应为苻秦,而非嬴秦。苏东坡还写过《和桃花源诗》,他在“序”里说据他的看法,“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这里有着很有趣味的诗与现实、历史的关系,是诗歌的题中之义。
刘禹锡的《游玄都观》、《再游玄都观》也都有很有兴味的故事,是我非常喜欢读的。《游玄都观》又题作“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作于公元815年。十年漫长的贬谪生活没有使他屈服,他的诗虽说讽刺这些满朝新贵都是他被贬离京后才飞黄腾达、爬上去的,诗里蕴含着蔑视之意,但却写得幽默含蓄,十分优美。不过,还是被当局看出来了,因为这首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刘禹锡又被贬南方去了。这时他43岁。又经过了13年漫长的贬谪生活,公元828年,刘禹锡奉召重返京城长安。这时培植新贵的权相武之衡已死,诗人以挑战的笔调“再赋玄都”,写成《再游玄都观》,却毫无得意之色,特写了好几句“引”(说明),仿佛是说其实他的诗都是在写真实的桃花景象,而不关政治,不关自己的得失荣辱。当然,在诗里诗人是高兴的,他说我回来了,可是那位“种桃道士”(隐喻宰相武之衡)哪里去了呢?桃花开放之日已过去了,现在该菜花承受阳光雨露了。
陶渊明、刘禹锡笔下的桃花,又美又有意思。陶渊明说在溪水里捕鱼的武陵人因忘记了路之远近,忽然遭遇了桃花村,“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刘禹锡回忆道,当年看花的人,个个都说“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所以他有“紫陌红尘拂面来”的句子。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渊明、禹锡的几首好诗,我们心中的、眼中的桃花,会是什么样。例如,我们可以问一问,一个外国人会怎么看桃花?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这本书所选一位法国诗人伊凡·哥尔的“咏桃诗”,他写道:“果实被阻止在树上/然而却独立得就像少女绿色的乳房”。诗写得很不错,特别是“被阻止”、“独立”还有很深的思想含义,但毕竟与我们的民族传统是两个样子了。
当然,李白、元好问、袁枚等人的桃花诗也是我们传统的不可或缺的组成。李白这个人,在皇帝身边时,他用国色天香的牡丹来歌颂还未封贵妃的太真妃杨玉环:“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以牡丹花带露时颜色的鲜艳来形容皇帝的宠妃,有评论认为带有宫廷侍臣的庸俗乏味。而在民间,李白的感情则更真实、更深一些,所以他写桃花:“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看来还是桃花有真情。元好问的“桃花认得题诗客,斜倚春风笑不休”,写花写人难以区分,“笑不休”三字生动地表现了漂泊的诗人与活泼的艺妓之间的民间情谊。袁枚的“残红尚有三千树,不及初开一朵鲜”,虽然带有李白“露华浓”那种贵族性,但还有今天社会的某些眼光。袁枚是很浪漫的一个人,他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是以他在南京的随园为蓝本写的。
旧诗虽好,但旧诗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新诗虽然为许多读者不习惯,但新诗里仍不乏好诗,尤其是有新的感受方式与新的形式、技巧,还有时代性和思想性。当下创作(包括网络写作)的新诗,更有种种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我们所处这个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里,桃花是属于民间的、大众的。大众美人、影视明星、各种艺妓、广告模特、女节目主持人等等,甚至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看台上的啦啦队美女们,都可以用桃花来比拟。但是,好像就是没有什么人用桃花来形容自己的妻子。我只记得艾略特在《给我妻子的献辞》里是用“我们玫瑰园中的玫瑰”来形容自己的妻子,因为那时他刚新婚的第二任妻子也与情人差不多,所以他借助情人节的花,但也加了严格的限制,只是我们园中的玫瑰。正如韩愈的诗句“百叶双桃晚更红,窥窗映绿见玲珑”所说,桃花从古到今都只是在“外面的”东西,因为在外面,所以它才会“窥窗”;如果是家庭主妇,那就是推窗眺望了。《诗经》“桃夭”所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也决不是把艳丽的桃花比拟家室,而是说,在桃花盛开的季节,是男人最容易受之诱惑的季节,所以在这个季节,男人应该回到家室 。这个意思,也就是邓丽君一首歌所唱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我在等着你回来”。所以桃花也可谓是路边的野花。所以,种种名目的桃花节,差不多也就是种种隐秘的狂欢节。西方有狂欢节、情人节,中国则有桃花节、元宵节以及形形色色的庙会。俄国理论家巴赫金对此曾经在民间性和诙谐性(笑)的角度上系统地加以论述。然而,就凭日常的观察所能看到的,狂欢节总是在无意识里挑战着和修改着“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这句可爱的歌词。但是,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把桃花或桃花节看成一个伤风败俗的反面的东西。我记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反驳人们对于共产主义是要共产共妻的恶意攻击时,曾经愤慨地说:正是资产阶级先生们把妻子和女儿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她们就是她们,是她们自己。最近一些日子,我看到一些西方女性主义者的论述,说是现代女性服装的改革是朝向紧、透、露的方向前进的,在这方向上每前进一步,女性就在“不是男人的私有财产”的方向上前进一步,只是大众美人和模特儿、明星更走前一步就是了。
让我们回到本书里所选的新诗上来。首先我们看到,现代的桃花诗里都有现代人的体验,这些诗都很着重观看、静听、分担和发现,高度重视世界的可感性。咏桃诗不仅是移情和本能,而且是自我与对象的同一化,情感的客观化。
“桃花诗三百”既然出自中国著名桃乡四川龙泉驿人氏之手,那就先说说几位四川的诗人吧。梁平的诗“没有什么比花期更容易错过/所有的花,只为护花的人/吐露最隐秘的妩媚”,尽管我们懂得他在说什么事,仍然顿觉他的客观性和艺术上的新奇、惊异。而且这诗本身就写得很青春,充满着“最隐秘的妩媚”。凸凹的诗《验血:双鱼座的桃花》不妨可以读作一次偶然的艳遇。说是艳遇,是因为字里行间有脉络可寻。双鱼座是艳遇指数最高的星座,最多情、最多梦的星座。然后,艳遇展开了:处子、血、嫩嫩、初雪、细腰、鹂唇、初绽、色香、春风、体内小兽、木与泥、夜色、深千尺的潭。本来已经是一首超现实的诗了,最后还有“神”说话:“初绽的就是最终的”。这“最终的”可解为“永恒的”。在这本《桃花诗300首》里,不说为桃花验血,不说把桃花指认成双鱼座的妙想,可能也只有凸凹一个人把桃花写成处子。从这里可见凸凹身上的可贵的传统精神,他就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里的先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也可以解开一个谜:何以平日里凸凹身上一点也没有诗人的那种风流和放纵。何小竹的诗“那一树一树的桃花/有人只是想象/有人却出了城”,体现出自我与对象的同一性,乃是源于罗丹、里尔克式的观察和思谋。况璃的诗认为桃之迷惑就是春的迷惑,因为“春的感觉是桃,桃的味道是春”,因此,“在这缠绵的三月/我竟然像只小杜鹃”,写出了桃和春的关系,浸透了春的体验,也写活了一个诗人的投入与缠绵。郭沫若、杨黎、李亚伟、席永君、蒋蓝、张放、冉云飞、李自国、靳晓静、干天全、陶春、曾鸣、吴克勤、龚盖雄、小安、陈小繁、李龙炳等均有上佳的句子。这些看过龙泉驿坝上岭上盛大桃花的蜀中诗人,他们的诗歌满脸都是龙泉驿三月的色素。同时,他们也为龙泉驿桃花吟写了区别于其他桃乡的永远受用不尽的韵味和诗意。
“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人物西川、臧棣都在这里现身,西川说桃花开放:“点点豆青色的花瓣像为应验一个预言”;而臧棣说“和新春打成一片/横竖都是艳若桃花……/我们是如何受怒放启发的”。一位说预言,一位说启发,但又都有奔放的情思。马烨、陈超、肖开愚、胡续冬、韩博等也展示了各自的桃文化主题诗。
“民间立场”主将于坚、韩东、伊沙的桃花我没有看见,是他们没写、编者未选,还是编写双方信息不到位抑或勾通不畅,不得而知。杨克、沈浩波、尹丽川、竖、老德等几位的桃花,相较之下,我个人偏好尹丽川那朵。
“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就选得多了,树才、安琪、林童、杨然、老巢、马莉、庞清明等都有现身,诗参差不齐,但总体也都不错。限于篇幅,我就说说老巢和马莉吧。老巢的“春梦”诗随手拈来,若有神助。他是有写即兴诗的才华的,“桃花挂上枝头/是三月群发的短消息”,使用最遥远的比喻,但又是最贴己的体验。他又擅长活用旧诗的诗句,使古代的思想融入现代的经验:“手握桃花相逢何必曾相识”,“桃花里的早晨处处闻啼鸟/怎么叫都有恋爱的痕迹”。要知道,把一首诗写得有体会而又活泼是不容易的。马莉好些句子写得很新颖:“在阴霾的夜晚,它暧昧地生长”,“为了这一天,温暖地等待着/等待一只手把它折断,只是它不知道那一只手折枝时的感觉。”我认为这是一首温和的女性主义诗歌,它对于这男权的世界是批判性的,对于女性,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首诗对于这两厚本男人们的书写隐秘狂欢的诗歌,是个必要的平衡——虽然这部书女诗人的桃花占了相当大的份额。
其他如鲁迅、施蛰存、林徽因、安德拉德、胡乔木、海子、刘川、曾宏、刘春、祁国、陈铭华、赵丽华、晓音、钟品、李轻松、杜涯、汤养宗、阿翔、周瑟瑟、西娃、金楠、柏铭久等亦结合个人的心灵体验,写出了自己心中那朵桃花,印象颇深。另外,收入书中的黄霑、贺东久等创作的那些家喻户晓的桃花歌歌词,可谓别有一番兴味与风情。
最后,我想说,这上下二厚本诗选里给我最深感触的诗可能是杨晓芸写的“桃花”。艺术上完整,句型变换,诗行跳跃,而在行间留下解释的余地。但又不艰涩,意思是清楚的,写得很美,很简洁。“我只说桃花开了,一大片一大片迫不及待地/如同亲爱的我遭遇你/如同三月乳臭,齿痒发作”,这是诗的警句,用了“迫不及待”这个用滥了的短语,却传神地描绘出一大片一大片的桃花次第开放的动态情景。“如同亲爱的我遭遇你”,纯粹是口语的顺序,其中“亲爱的”是称呼,但如若按语法顺序写成“如同我遭遇亲爱的你”,就僵化得索然无味了。“如同三月乳臭,齿痒发作”,是形容由桃花开放所引起的欲望,就如同初夜的欲望。这是对桃花纯洁性最好的歌颂,虽然不一定是作者有意为之的。
翻开这部书,古人的桃花今人的桃花,国人的桃花老外的桃花,皇帝的桃花大臣的桃花,帅哥的桃花美女的桃花,竹简的桃花网络的桃花,英雄的桃花汉奸(编者注:指周佛海桃花诗,后未收入)的桃花,农民的桃花艺妓的桃花,宫廷的桃花民间的桃花,“非非”的桃花“荒诞”的桃花,全都爆绽开来,五花八门,精彩纷呈,挡也挡不住,即使不在春天这个季节。这说明桃花没有阶级性,人人都喜爱,还说明每一朵桃花都有招人喜爱的理由和地方。

2006.7 写成于京西熙春园旧址


威宁草海之夜

(成都)盛红

又出发了,总是在路上。
每次出发前都会在心里犯嘀咕,又是辛苦的旅程,但每次自驾归来,又总会在心里一阵阵地宽慰,还是走出去更轻松。哪怕什么也没看到,也是一种享受。好在,这次出去,完全没有目标的行程,仍有值得咀嚼的地方和美景,那就是在威宁县的草海之夜。
临时的一个选择,说去就去了。去时已是黄昏。匆匆吃过晚饭,一行人已经迫不及待。乡间的小路,步行在松软的草埂上,道旁是开阔的田野,草已渐绿,风也是柔软的,农家孩子跟着我们跑,笑声是单纯的。眼前是一轮彤红的落日,正点点地往山下隐没,映红了风,映红了树,映红了空气中飘浮的田原气息,还映红了一张张兴奋的脸。
这一直是我最喜欢的时刻。黄昏,落日,余晖。有些醉人,有些伤情。
之前,我对草海的了解更多地局限在泸沽湖那面清波明镜中,殊不知地处海拔2200米的贵州威宁县城旁的这方水域也是人间仙境之一。撑船的当地人说,这方水域面积原有45平方公里,现约20平方公里,是世界人禽共生、和谐相处的十大候鸟活动场所之一,也是贵州高原天然的淡水湖,湖水面积保持在30平方公里的高原天然林旁,林木茂密,构成这一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这里鸟类资源丰富,栖息的候鸟、留鸟达140多种,最著名的莫过于珍禽黑颈鹤了。黑颈鹤是世界上唯一的高原鹤类,而威宁的草海是最适宜它们栖息的地方,每年冬春季节是观鸟的最佳时机,我们来得正好。
天色渐晚,太阳沉落,还有一丝微亮照着平静的湖面。打鱼的小船尚在湖心留连。我们的观光小船渐近湖心。一群野鸭腾空而起,在我们头顶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然后鸣叫着远去。撑船的人说,天色已晚,怕是看不到了,一般情况下,早上七八点钟是黑颈鹤集中出没的时间,你们明天早点起来,一定能看到,很壮观的。话音未落,撑船的人突然一声惊呼:快看!那就是黑颈鹤!你们很幸运哦!没想到,连天天看惯各种鸟儿的当地人也会发出这样的惊叫。我们赶紧将视线拉长,果然就是!伸长的脖子,煽动着有力的翅膀,整齐划一的队形,在最后的那抹亮色中,完美地表演着高空飞翔的雄姿,这就是黑颈鹤!心为之一振。
黑颈鹤只是惊鸿一现,很快优雅地远去。仍沉浸在刚才那个短暂的瞬间。抬眼望天,弯月当空,启明星最是耀眼,群星闪闪烁烁。孩子们开始唱歌: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明,好象许多小眼睛。大人纷纷应和。围绕星星,围绕月亮,老歌新歌在湖面飘扬。歌声让湖水多了几分诗情,多了几分画意,心里那块小小的沉静的情愫也被搅拌,升腾起一丝淡淡的浪漫情怀。
夜已深,久久不肯离去。撑船的人说,回吧,什么也看不见了。大家仍说,再撑会儿吧,看不看得见是我们的事,走不走可是你的事哦。于是又走。撑篙击水,哗哗的水声,伴随时不时响起的鸟鸣,还能看见晚归的打鱼人,夜色中的剪影,似水墨,又似版画,顿时有点意乱神迷,仿佛自己也成了画中人,画的一部分。正自庆幸,又陡添一丝愁绪,不知这样的时刻还能有多少?不知这样的天然馈赠还能找到几处?全球转暖,已成地球人关注的最新话题,气候变化已经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或许某一天,水干了,树枯了,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到哪里去找和谐共处的栖息之地?


在古代的流放地,夜郎自大的地方

(成都)文林

夜郎自大的地方

是蛮荒?凄厉?还是神秘?我没有感觉到,甚至站在沿河、思南汹涌澎湃的乌江边,我也没能体会到李白所说的:“去国愁夜郎,投身穷荒谷。”从湖南的怀化、新晃到贵州的玉屏、岑巩,320国道两边的古夜郎国疆域呈现的是冬天宁静中的秀丽。那天,我的车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在山与山之间穿越,同行的记者唐欣说:“你是想早点到宾馆睡觉?还是急着要见夜郎国的国王?”我没有回答,但心里却想着唐欣所说的古夜郎国“国王”。根据采访前准备的资料显示,古夜郎国的都城有可能在贵州的六盘水,也有可能是在湖南的新晃,而另一种说法则是根本就没有古夜郎国。如今,行驶在这两地的中间地带,我竟有种说不出的迷茫,“夜郎”,一个在《史记》里记载有十万精兵,满坝粮田,于盘江上下舟楫往来的神秘古国,在历经春秋末至西汉中期的600余年后,难道真的就成为了一个迷?
还是在起程之前,我就在网上查阅了有关“古夜郎国”的所有资料,当今的史学界普遍认为,“夜郎国”公元前三世纪就存在于大西南,其疆域以今天的贵州西部为中心,包括川南、滇东、桂北、湘西的部分地区。它的神秘是“消失”的神秘,是“夜郎文明”到底拥有什么样的真实面目?而支持这一考证的,正是2002年4月12日揭晓的上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贵州省赫章县可乐乡的“夜郎墓葬”。该墓葬群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开始进行多次发掘,到2000年的10月,共清理出“夜郎”民族墓葬108座,发现“夜郎”民族所特有的“套头葬”和其他一些特殊埋葬方式。所谓“套头葬”,是将铜鼓或大铜釜套在死者头上的一种埋葬方式,这种奇怪的丧葬习俗无疑反映了古夜郎国浓烈的原始宗教信仰,从相关的历史记载以及大量人类学资料看,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确广泛流传过许多原始的宗教习俗,其中祈求祖先、神灵的庇护和驱凶辟邪是最为常见的,“套头葬”特殊的埋葬方式很可能与此内容有关。
其实,与寻访古夜郎国相比,我更关注这块属于古代文人的流放地。还是在今年腊月初从重庆市的彭水沿乌江逆流而上时,我就对古代文人遭遇流放充满了深切的缅怀之情,我知道“一去一万里,千思千不还。”的滋味,也懂得“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哀怨,在阵阵吹来的寒风中,我甚至想到了李白“昔放三湘去,今还万死余。”的落魄样子,那一刻,许多的悲凉都如同漂浮在乌江上空的云雾,让我感到了一种与天地同哀的刻骨铭心。
滔滔江水依旧,代代英雄难觅。翻开历史,湘黔这片曾被视为蛮夷之地的秀丽山川,仅在唐朝的三百多年间,就有几十位官员和文人志士遭谪贬流放到此。人称“谪仙”的李白,当年的流放地是唐贞观六年设置的夜郎县,该县衙所在地夜郎坝如今依然存在,我们在一周后的某个中午经过了这个小镇,那时正逢赶场,许多老乡背着竹编的背篓,脸上挂着质朴的笑容,当问及他们是否知道李白时,一位姓唐的大爷顿时打开了话夹子,他说距夜郎坝约四十里的地方有座木瓜山,当年李白流放到这里还为它写过一首诗名叫《望木瓜山》……,我们没有作更多的停留,因为采访组必须在下午四点前赶到重庆与另一组汇合。

与“流放”一起流传的……

应该说无论是湖南还是贵州,在唐宋之前,其本土文化都是比较落后的,是那些流放的落魄文人志士给这片秀丽山河注入了深刻的内涵。比如屈原第二次流放,扁舟过洞庭,涉沅江澧水,独行辰阳山中,行呤于湘江泽畔,作《怀沙》后殉身汨罗江,不仅把生命的绝唱和辞赋绝笔留在了湖湘,更重要的是让楚文化的精神深深地扎进了这片泥土。继往开来的还有:过湘江时写下《吊屈原赋》的贾谊;流放于乌江流域的长孙无忌和大诗人王昌龄;被贬为永州司马的柳宗元;《砥石赋》、《望楚赋》的作者刘禹锡;宋朝大儒黄庭皆,以及杨万里、秦观、辛弃疾、王阳明等,这些文人的哲学沉思、忧患意识和生命大化的人格魅力无不对湘黔两地的文化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北宋著名词人苏轼曾道:“李白当年流夜郎,中原无复汉文章。”就充分说明了一代文豪的不可多得及其存在的价值。
是的,那个飘着雨雪的下午,我在舞阳河边感受到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因为就在不远处的镇远古镇上,我还看到了更为具体的一幕,一个名叫富贵的中年农民,手里拿着一大包香蜡,正带着几个月后就要“高考”的儿子前往青龙洞祈福烧香。他对采访自己的唐欣说:“那里神得很,好多名人都住过,就连原来印度的总理尼赫鲁都来采过气。”那时我们都笑了,唐欣说:“看来我考研究生也要去拜两下,要不然,文豪们一生气就没得我的席位了。”傍晚时分,我们在聋子河大溶洞旁的农家山庄里吃了一顿香气十足的腊猪蹄汤锅,老板说镇远古镇曾经是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扼守着古代湖广经贵州入云南乃至缅甸、老挝、泰国和印度的驿道。公元1508年,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从贵州书院奉诏调任江西庐陵,就是取道镇远并买舟由舞阳河下沅水出的洞庭。而禁烟英雄林则徐也曾三次路过镇远,并留下了“两山夹溪溪水恶,一径秋烟凿山脚;行人在山影在溪,此身未坠胆已落。”的佳句。
我默默打量着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中年男子,仿佛为他那张嗓音并不响亮的嘴里能够道出如此之多的故事而感到不可思议,这时坐在一边的唐欣看着我说:“怎么样,你夜郎自大了吧?”那一刻我记得是2005年元月19日的下午六点半,夜幕已经降临,窗外吹过的寒风夹杂着星星点点的雪花。

云南二题

(北京)祁 人


题苍山洱海

苍山不沧桑
洱海不是海
人在大理
谁能言说人生豪迈

千里跋涉
见苍山兮遥遥
见洱海兮茫茫
只人心不古
一朝朝替了一代代

多少人踏破铁鞋
多少青春徒增花白
人在苍山洱海
引发旷世情怀

纵使千回百转
你精心设计的图片中
苍山不是风景
洱海不是风景
旅行者反成点缀

在苍山脚下
人生算不得沧桑
在洱海面前
生活算不得艰险


题蝴蝶泉

蝴蝶泉边寻觅踪迹
传说中的仙子们
那缤纷的蝴蝶已随季节
轮回于青山绿水

蝶们的万姿千态
变作商贾手中的标本
贴于一帧帧玻璃框中
镶嵌着旅行者的希冀

梦寐的风景
已随传说迷失了方向
且掬一汪清清的泉水
洗却无奈的表情

固定一个永恒的姿态
以最佳的角度摄影
带不走灵动的风景
也要使生命梦想成真

就让我变作一只蝴蝶
在玻璃画中圆一代帝王之梦
让飞落枕边的蝴蝶仙子
夜夜伴我踏上回宫的旅程


冬日北京·在上班的路上

(北京)唐再

谁有更为动人的红
脸还是耳朵?你扭扭脖子
冰层断裂的声音来自血液
还是无知的骨头?目光
成双成对地打着哆嗦
空调车的到来依然风情万种
羽绒服制造着一个个方块字
它们面目模糊,早已忘掉
自身能够排出的完美秩序
北京站啊,这个方块字的集散地
终点与起点的思考嘲笑着想像
的缺乏。你只是黑黑地向北
偶尔做出看天的姿态,嘴唇
死死咬住钻进衣领的风,询问
哪里可以找到温暖的叶子


府河与我手中的掌纹头上的发丝相连
(组诗选二)

(成都)泥石流


我们在府河边静静的享受着阳光

冬日午后,我们在府河边静静的享受着阳光
这个不冷的冬天,你的手却一直冰凉
一个季节的寒冷深藏在骨子里
所有的语言都让人联想到蛇以及无端安上的足和爪

捂着你的手,幻想我的血流入你的体内
人们都说十指连心,我的手就这样捧着像鸟巢
是你心的归宿
而你的心房,是我生生世世命定的家

昨晚那场细雨,是哪一年经府河走过的流水?
小雨无声,仿佛有约让我半夜醒来
窗外,府青路、小叶榕……都淋湿了,悄然流走的水
又悄然夜回

今生的雨流入前世的河,只为当年
盛夏,我捧了解渴的水
指缝间的滴漏,却没漏去你对指纹的记忆。千折百回
这样一个暖冬,这样一双冰凉的手
在当年的岸上,任我牵、任我握、任我捂

在寒冷的季节,我们静静的被阳光温暖地拥抱
早醒的新叶、早红的海棠……还有一树繁花的樱桃
这个温暖的冬天,灵异的狐媚、花树,还有虫、鸟、鱼
都为某种玄机获得超生。府河蜿蜒,流不走的倒影
散了又组合,自动变换,此时阳光把我们剪贴在水面


府河与我手中的掌纹头上的发丝相连

寒冬被午后的艳阳漂淡,躺在树叶揉碎的阳光下
感受温暖如春的漂浮
府河对岸的垂柳,洇了若有似无浅绿的轻烟
落笔又是府河,那蜿蜒的流水
真与我手中的掌纹、头上的发丝相连?

前世我是府河上的渔夫,可上溯至唐至蜀汉
眼里,是满足的清淡
所有的艰辛,都被淡淡的水墨遮掩
蓑衣、扁舟和几只鱼老鸹,我被定格在古画里
千百次转世,魂都泊着那份闲散、那份清淡

在全国各地流浪,却发现自己是装满了土话的竹编
在拥挤的硬座车厢和廉价的地下室
总有背篼撞上箩筐的亲切
成都话没有四川话那么硬朗急促,绵软的成都话
被舒缓的府河、南河浣洗了数千年

在一群四川方言里,成都话像出墙的红杏
真怪啊,飞峙的群山临近成都,都矮了下去
湍激的流水,流经成都也变得宁静
府河向东向南静静地流,它的上游和下游都没有
这样柔顺

岸上,海棠的红唇隐隐轻启
仿佛在提醒你,轻言细语不要惊扰了地下熟睡的先民
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典故,好像都随
太阳神鸟飞了,云遮雾罩
遗两只黄鹂和一行白鹭在典籍和现实中鸣叫飞翔
我们亦古亦今,阳光下打个盹就渺远得
让考古学家搔白头发

全世界女孩(组诗选十)

(上海)默默

赞美是全部问题
他为此而被召唤

——里尔克:
《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上卷第七篇


马其顿女孩

我在上海突然渴望爱

可能斯科普里的剧院里一个女孩也在渴望
可能白云飘到哪儿她就住到哪儿
可能白云飘到悬崖上她就在倒挂松树上睡
可能白云飘到大海上她就枕着波涛睡
可能白云飘到沙漠上她就就脚搁沙丘睡
可能白云飘到草原上露珠就沾湿她的梦
可能白云飘到森林上她就把落叶当被窝
可能白云飘到城市上她就把大街当眠床
可能可能白云飘到教堂上她就躺进圣母的怀里睡
可能她的花心是矢车菊的花心
可能她正在梦见一个追着云儿跑的中国男孩
那么这个男孩就是我       

我爱上一个马其顿女孩

津巴布韦女孩

我在上海突然渴望爱

可能哈拉雷的庄园里一个女孩也在渴望
可能她们村庄有一头全世界最小的奶牛
可能每天还可挤十升奶
可能这头奶牛的主人是个白人农场主
可能她只是白人雇佣的挤奶女
可能她第一个把牛命名为人类的奶妈
可能,不,可以肯定她不懂几何和光学
可能,也可以肯定她不懂存折和渡假
可能她不久就会懂得剥削和压迫
可能她的花心是嘉兰的花心
可能她在想一个在车站上转车的中国男孩
那么这个男孩就是我

我爱上一个津巴布韦女孩


阿塞拜疆女孩

我在上海突然渴望爱

可能巴库苍老的古松下一个女孩也在渴望
可能她是全世界最能挨冻的女孩
可能她能在冰中泡58分钟
可能她在泡在冰中的黑发像一幅中国水墨画
可能每一座冰山都是她的家园
可能每一场雪都是她的粮食
可能她是卖火柴的小女孩转世
可能她最痛恨假扮的圣诞老人
可能她是春天也不溶化的小雪人
可能她的花心是火山的花心
可能她在想一个在雪地上滑了一跤的中国男孩
那么这个男孩就是我

我爱上一个阿塞拜疆女孩


东帝汶女孩

我在上海突然渴望爱

可能帝力的城市丛林里一个女孩也在渴望
可能她与一只缱绻的波斯猫在对视
可能她的纤手抚摩着猫柔软的背
可能她读着猫心深处的忧郁
可能猫觊觎着鱼缸里的金鱼
可能她身后的小狗嫉妒得上窜下跳
可能她吃什么都爱蘸玫瑰酱
可能她在古色古香的沙发上爱饮薄荷茶
可能今天是斋月日
可能她的花心是小蘑菇的花心
可能她在想一个怀抱流浪野猫的中国男孩
那么这个男孩就是我

我爱上一个东帝汶女孩


坦桑尼亚女孩

我在上海突然渴望爱

可能达累斯萨拉姆的大草原上一个女孩也在渴望
可能她是从乌木雕里复活出来女孩
可能她复活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甘甜的非洲空气
可能她打了一个哈欠后走进平原
可能她从此住在坦噶尼喀湖边
可能那里是古人类的发祥地
可能她家旁边有一个17世纪的贩奴中心
可能她生活在17世纪也是一个天天被奴隶主蹂躏的女奴
可能当年她最好的命运是在乌木雕里发呆
可能她的花心是丁香的花心
可能她在想一个发呆成雕像的中国男孩
那么这个男孩就是我

我爱上一个坦桑尼亚女孩

挪威女孩

我在上海突然渴望爱

可能奥斯陆佛洛格纳公园里一个女孩也在渴望
可能她坐在一棵云杉下哭泣
可能今天进入夏季的永昼期
可能她妈妈是觉醒的当代娜拉
可能她在寻找已出走三天的妈妈
可能她现在把易卜生恨得咬牙切齿
可能她爸爸在家孤独地痛喝鹿奶
可能她妈妈在船餐厅上品尝黑鳕鱼
可能她长大后会重新喜欢易卜生
可能她的花心是欧石南的花心
可能她在想一个在海浪里孤独的中国男孩
那么这个男孩就是我

我爱上一个挪威女孩


卢森堡女孩

我在上海突然渴望爱

可能卢森堡波光粼粼的河边一个女孩也在渴望
可能她在河边慢慢蹬着自行车独自忧伤
可能她秀美的小腿离开着大地
可能她路过花卉市场情绪依然低落
可能飘舞的落英击打着她的脸庞
可能河里的鱼也统统知道她幸福的忧伤
可能她蹬到一个目的地又向往另一个目的地
可能她艳丽得让人睁不开眼睛
可能她瞪到中国餐馆尝了一次春卷从此向往中国
可能她的花心是月季的花心
可能她在想一个会做春卷的中国男孩
那么这个男孩就是我

我爱上一个卢森堡女孩


海地女孩

我在上海突然渴望爱

可能太子港的瀑布下一个女孩也在渴望
可能今天是7月16日的伏都节
可能她和成千上万的朝拜者聚集在瀑布下
可能她站在女祭司身边控制不住兴奋
可能激越的鼓点敲得她心儿噗嗵
可能纸糊的魔鬼、怪兽、骷髅一起朝她扑来
可能一个小伙子乘机扒掉她的衣服
可能狂舞的时候一棵钻石硌疼她的脚心
可能忘情的碰撞、嬉戏让她暂时忘却了贫困
可能她的花心是刺葵的花心
可能她在想一个满手皂沫的中国男孩
那么这个男孩就是我

我爱上一个海地女孩


乌干达女孩

我在上海突然渴望爱

可能坎帕拉一座钟楼上一个女孩也在渴望
可能她美丽的母亲被掠去作妃
可能后来被暴君阿明生生啖食了
可能她的父亲死于“恢复上帝十诫运动”的自焚
可能她现在是家里辛苦的长姐
可能她天天早晨给妹妹捣香蕉泥
可能她天天晚上给弟弟煮香蕉饭
可能常常半夜起来喝香蕉酒灌醉自己
可能她至今没听说过宪法
可能她的花心是皇冠鹤的花心
可能她在想一个满嘴苦味的中国男孩
那么这个男孩就是我

我爱上一个乌干达女孩



以色列女孩

我在上海突然渴望爱

可能耶路撒冷的老街上一个女孩也在渴望
可能她们是一对连体姐妹的妹妹
可能她们都是闪米特人
可能这一半有希伯莱人血统那一半有迦南人血统
可能这一半想去所罗门圣殿那一半想去阿克萨清真寺
可能这一半在过逾越节那一半在过开斋节
可能那一半喜欢海棠这一半喜欢菊花
可能这一半打喷嚏那一半就感冒了
可能那一半在热吻这一半再想念一个中国男孩
可能她的花心是银莲花的花心
可能她在想一个掷分币占卜的中国男孩
那么这个男孩就是我

我爱上一个以色列女孩

 楼主| 芙蓉锦江 发表于 2011-11-21 18:42:17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65】《芙蓉锦江》第2期《诗坛纪事》
撰文:朱晓剑

文本

○《周伦佑诗选》于近日由以出版高端文学精品著称的花城出版社出版。正当诗歌被一些热衷于媒体炒作的口水诗人肆意践踏,而广大读者和网友出于对“梨花体”、“废话诗”这类伪诗的反感而对当代汉语诗歌的存在价值表示怀疑时,花城出版社出版《周伦佑诗选》,对于诗歌界拨乱反正,重树对诗歌价值的信仰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编造者以近乎苛刻的严格标准,从周伦佑作品中精选出除“文革”以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

○文学批评家、诗论家、诗人胡亮主编的《元写作》(第一卷)近期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推出。全卷收入安遇、杨然、三原、吕历、何弗、胡应鹏、白鹤林等七位诗人的诗作以及主编胡亮的《“元批评”系列文论六篇》。四川诗人、诗论家对当下我国新诗坛的又一新贡献。(著名学者潘颂德语)《元写作》(第一卷)在“贾岛治下:七位诗人与一位批评家”的副题下专辑推出蓬溪当代诗人,其本意并非制造一个地域性的诗歌选本或者展出一种乡邦文化成果;是作品本身所具备的更大的价值在向整个中国诗歌版图申请领地。

○由诗人王国平、马及时执行选编的《玉垒金声——名人眼里的都江堰·诗歌卷》珍藏版近日在成都出版。诗歌卷由刘俊林、谭继和与张新泉作序,收入历代名人吟咏都江堰的诗歌540余首,与《行云长歌——名人眼里的都江堰·散文卷》珍藏版相辉映,是对都江堰的礼赞,也为地方文献的整理做出了贡献。

○四川诗人庞雪君诗集日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诗集《亦默香沉》是一部充满现实关怀的网络在线日志诗歌。雪君的诗从日常出发,从生活细节中提炼诗性,现代而又沉静,她发展了一种非常丰美的日常诗学。她不仅为自己写作,也为这个时代而写作。诗集分为三个部分:朴素的废墟是收集的职场日志,依竹而语里收集的是生活日记,化羽飞扬中收集的是情感日志。

○近日,由诗人蒋浩主持的《新诗》丛刊第11辑推出了杨小滨·法 镭的诗集《青春残酷汉语:诗歌料理》。这是继孙文波、萧开愚、森子、臧棣、陈东东、桑克个人专辑、“中青年诗人诗选集”之后,该丛刊首次推出杨小滨·法 镭的个人专辑。杨小滨·法 镭,原名杨小滨。生于上海,耶鲁大学文学博士。《新诗》丛刊国际大三十二开本,整本书由蒋浩装祯设计,印刷精美、考究。是新诗批评研究与阅读的重要纸本资料。

○近日,在日本家喻户晓的童谣诗人金子美铃的作品集《向着明亮那方》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这是这位“日本童谣中的巨星”的作品首次在中国出版。金子美铃从20岁开始发表童谣诗,由于个人生活的不幸,26岁时自杀,共留下512首作品。后来的半个世纪,她几乎被人们淡忘了,直到童话作家矢崎节夫读到了《大渔》,被淳朴又奇妙的现代感所打动,经过十六年的追寻,找到了金子美铃的弟弟,获得三本手抄遗稿,金子美铃全集才得以问世。

○周良沛著《中国现代新诗序集》(上下集),近日由海天出版社同香港中华经济文化传播基金会合作出版。全书130万字,是著者所编的《中国新诗库》中所收的诗人的诗序的汇集,涉及诗人有胡适、刘半农、郭沫若、朱自清、穆木天、冯雪峰、冯至、戴望舒、闻一多、魏巍、田间、郭小川、公木、阮章竞、贺敬之、朱子奇、李季、公刘等百余位。这是近年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出版诗序,从中可看出新诗的发展脉络。

○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是当代西班牙语诗坛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反诗歌”对上世纪50年代西语美洲诗歌产生巨大影响。近30年来,帕拉一直拒绝将自己的作品全部出版,不过他最终同意与西班牙古滕堡星系出版社合作,推出作品全集。这套全集在智利已连续3周稳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在阿根廷和墨西哥也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而在西班牙,全集的第一卷也已出现在书店。现已92岁高龄的尼卡诺尔·帕拉身兼物理学家。他号召诗人们“走下奥林匹斯圣山来”,反对繁冗的修辞、晦涩的词句,主张用平白的语言写诗。他的诗作融合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常带幽默、嘲讽的语调,表现对现实世界、现代文明的强烈批判。

事件

○今年年初, 30多位活跃在当代诗坛上的中青年诗人和青年汉学家相聚在邻近中俄边陲的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参加了在该市举办的第二届“明天·额尔古纳诗歌双年展”。由诗人小引、江非、李少君、沈浩波、胡续冬、曹五木、霍俊明、谭克修组成的第二届“明天·额尔古纳诗歌双年奖”评委会经过公开投票决定,各奖项决定授予以下人选:艺术贡献奖、双年诗人奖、双年新锐奖和双年评论奖分别奖给李亚伟、余怒、雷平阳和沈奇。

○1月1日,中国新诗90周岁的第一天,一部汇集陕西诗坛50、60、70、80年代诗人2006年诗歌作品的诗集《长安大歌》正式发行。158位诗人,近300首诗歌作品———2006年的陕西诗歌借助辞旧迎新的时刻,交出了一份看似饱满的答卷。“长安大歌”是由陕西诗人之道、三色堇、郦楹、武靖东、惠建宁发起并组织的一次大型民间诗歌活动。据了解,作为“长安大歌”系列活动之一,2007年将在省内十大高校开展诗歌朗诵会进校园等,还计划在今年6月出版《长安大歌》(陕西女诗人优秀作品选),年底出版《长安大歌》。

○1月3日,89岁的福建著名诗人蔡其矫因病于北京辞世。蔡其矫先后出版《回廊》等十几部诗集。福建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省诗歌朗诵协会名誉会长。其诗作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被誉为“中国诗歌界的常青树”,影响了舒婷等著名诗人以及新近崛起的闽东诗群、福州诗群。据了解,晋江市拟将蔡其矫在晋江园坂村的故居建成诗歌纪念馆。

○1月6日,在798艺术区的北京新锐艺术计划里,出现了芒克、严力、宋琳等十位诗人的作品——但并不是诗歌刊物,而是他们的艺术作品。本次展览作品形式涉及油画、纸本油彩、试验水墨和装置。策展人刘国鹏称这是当代诗歌界的首次高水准视觉艺术联展。以诗歌和散文著称的车前子以清淡的水墨风格作品在众多油画中显得别具一格。诗人严力本身也是“星星画派”创始成员之一,曾多次举办画展。芒克则是2004年才开始画油画,他戏谑地称画画比写诗更赚钱,可以养活自己。

○诗人孙磊与策展人曹平策划的“多多诗歌朗诵会”1月7日将在济南山东东方现代艺术馆举行。届时,著名诗人多多将为我们朗诵他各个时期的诗歌作品,有些早已经是我们耳熟能详、感受至深的作品。同时,除了多多自己的朗诵,还有许多在济诗人的本色朗诵,以及一些著名播音主持人的深情朗诵。由孙磊主编《谁》诗刊第二辑“多多诗集”专号也同时出刊,该诗集主要收集了多多近年来的部分诗歌作品。

○《存在十年诗文选》首发式1月14日在成都时间简史大书坊举行,席永君、蒋蓝、陈亚平、陈小蘩、杨然、凸凹、张选虹等来自省内外的诗人、作家、画家40余人出席了首发式。首发式上,陶春、刘泽球、谢银恩等三名《存在诗刊》主创人员介绍了《存在诗刊》的成长历史。蒋蓝、陈亚平、席永君、陈小蘩、杨然、凸凹、史幼波、胡应鹏、白鹤林、胡马、黄仲金、骆中、徐挺、湖北青蛙、焦虎三等就《存在诗刊》的写作价值取向和当代汉语诗写作的现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1月25日,天问诗歌公约在哈尔滨诞生。车前子、芒克、老巢、张清华、树才、梁小斌、莫非等14位诗人联合签署了天问诗歌公约。公约内容为:每个诗人都应该维护诗歌的尊严;诗人天生理想,我们反对诗歌无节制的娱乐化;诗人必定是时代的见证;一个坏蛋不可能写出好诗;语言的魅力使我们敬畏,我们唾弃对母语丧失敬畏的人;没有技艺的书写不是诗歌;到了该重新认知传统的时候了!传统是我们血;诗人是自然之子。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我们反对转基因。

○由南非诗人罗伯特•贝洛尔德(ROBERT BEROLD)创办的英文诗刊《子鼠》(MOUSE)第二期于近日推出,并在杭州枫林晚书店举行了首发式和朗诵会,来自美国、意大利、委内瑞拉等国的爱诗者和浙江大学师生等约三十人参加了朗诵会。新的一期《子鼠》收入浙江大学学生和自由来稿者创作的34首英文诗和中文诗,也包括了罗伯特•贝洛尔德、食指和蔡天新等诗人的诗歌。其中,食指的代表作《相信未来》是首次被翻译成英文。

○2月2日,由香港乐施会支持,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发起的同心诗社成立。来自广东、河北、山东、河南、陕西、辽宁、浙江、四川、内蒙等省在京务工的几十位工友、歌手等济济一堂,以相互交流创作的简朴方式举行了诗社成立的仪式。依托于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同心诗社没有宣言,没有口号,有的只是工友们的诚挚对话和交流,为工友们长期开展当代诗歌交流提供了一个朴素的平台。

○2月4日,“诗歌声场·艺术雅集——放心酒业连锁文化沙龙”第一期在东莞举行。来自广州、珠海、深圳、东莞的四十位诗人、书画家济济一堂,朗诵诗歌,现场挥毫泼默,交流创作。文化沙龙为广东诗人们长期开展理性交流提供了一个“优质”的平台。文化沙龙由诗人杨克和诗人、画家张怀存发起。沙龙每两月一期,凡参加本次活动的诗人,都写一首跟酒有关的诗。活动举办多次后,年底将征集中国当代诗人写的酒诗,出一本诗集。

○诗人、《非主流诗歌论坛》版主黄仲金刻字艺术作品展销活动于2月19日至3月4日在攀枝花市西区金沙滩举行。在这次主题为“首届金沙滩文化灯展”的大型活动上,除了黄仲金刻字艺术作品展销外,还有长江漂流、攀枝花苏铁、攀枝花等各类专题文化灯展,放河灯(船),各类小吃,名家书画展销,剪纸艺术展销,儿童玩具展销,攀枝花特色商品展销等丰富多彩的活动。黄仲金曾获第四届攀枝花文学奖。书法刻字作品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第五届全国刻字艺术展暨第八届国际刻字艺术交流展。

○2月23日,包括何小竹、冉云飞、文迪等近百位成都本土诗人作家汇聚一堂,出席由成都市杜甫草堂博物馆主办,成都市诗歌工作委员会协办的首届“杜甫杯”赛诗会暨“杜甫与当代诗歌”研讨会。柏桦和王进共同为诗会开启示了香槟。赴会的诗人们大多带来了自己的新作,在古筝与琵琶合奏的悠扬乐曲声中高声朗诵,纪念诗圣杜甫,也抒发胸中那满腔诗情。在赛诗会市民组中获得第一名的香港人任磊先生也出现在研讨会现场,一首原创的《乡愁》赢得了大家的赞许。

○自诗人杨黎于1月23日宣布自囚进行“极限写作”,并称计划呆一年,保守估计2个月,不过,在11天之后结束了此次活动。诗人李亚伟觉得这很正常,但他不肯判定“极限写作”就此失败了,因为这个活动其实是行为艺术,从行为艺术的标准来看,应该看活动的策划、实施的过程有没有艺术水准可言。杨黎凭借此次炒作,更加固了他的“废话教主”的地位。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诗刊》创刊50周年座谈会1月23日在北京举行。《诗刊》创办于1957年1月25日。是一本由臧克家等著名诗人发起组建的专业性文学刊物。,《诗刊》广纳百川,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和风格,数以万计的优秀诗作通过《诗刊》发表,众多的优秀诗人通过《诗刊》脱颖而出,成为面向全国诗歌界的一份重要刊物,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2007年央视新年新诗会推出“年度推荐诗人”,今年获得此项荣誉的是诗人牛汉,他在中国诗歌及诗歌理论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据介绍,新年新诗会自举办以来,每年都会邀请著名播音员、主持人在新年的电视荧屏上朗诵中国现当代新诗中的名家名篇,今年的诗会由朱军和董卿主持,央视各栏目的知名主持人均有精彩表现。

○“细凝庭前一枝春,花含期待叶含情。”2月28日,泸州市第四届樱花诗会在该市江阳区邻玉镇甜蜜公园拉开帷幕,100余位本土诗人沐浴春光,放歌时代。本届诗会是一次老中青诗人的盛会,参会诗歌题材广泛,讴歌春天、和谐社会、家乡风情、红军长征、田园山川等主题之作,既充满鲜明的时代特征,又饱含个人充沛情感。

○台湾最新出版的一期《创世纪》诗刊,以较大篇幅推出了“南京诗群小集”,集中刊发了姜耕玉、韩东、代薇、朱庆和等实力派诗人最新创作的组诗。在当下喧闹的诗坛上,这几位诗人的诗作最大限度地呈现了当代汉语诗歌的优良质地,被海内外多家媒体广泛关注。

○界限诗歌网站近日组织了一场极具特色的重庆女性诗歌沙龙———到场的全为重庆本土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年女诗人,她们是目前活跃在中国诗歌界、“创作成绩斐然而又处于上升势头”的宇舒、西叶、沈利、诗琦、梅依然、金铃子、白月。离开重庆4年的著名女诗人傅天琳也参加了这次活动,界限网站长、青年诗人西叶称,“基本上构成了一幅重庆诗坛女性诗歌的全景图,是活生生的重庆女性诗歌的整体生态。”

○河南张少言曾在家乡民办小学教过3年语文,然后到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现在是北京丰台地区的一名废品收购者。他写诗,初衷“只是为了发泄”。有一次,他为人搬家巧遇了博士后毕业的王珂,他们成了师友。王珂现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他把张少言的诗作为研究个案,给研究生赏析,轰动一时,成为诗歌界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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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全国高考大纲日前出台。今年高考语文大纲中首次注明可写“常见题材”文章,这意味着多年来被高考作文所排斥的诗歌、戏剧将不再是禁区。专家认为,作文今年将“常见应用文”改成“常见体裁的文章”,外沿扩展了,表明除了书信等应用文,对戏剧、诗歌等文体也认可。这对于文学上有特别才能的学生无疑是个利好消息。但专家也担心在阅卷评分上会增加难度。

○近日,台湾诗人余光中以昆剧《桃花扇》的文学顾问身份,在香港大学做了题为“‘情人泪’与‘烈士血’”的演讲,并称《桃花扇》感染力强大,“‘前景’是悱恻缠绵的爱情故事,‘后景’是令人感叹的亡国之痛,二者交相融合”。在说到盛行的“青春版”戏剧演出方式时,他说:“以当代青年人喜欢的方式重新演绎古典戏剧,唤起他们的兴趣,无可厚非。”这种解读虽然是一家之言,也代表了学界的流行观点。

○广东的诗歌现象近几年一直备受人们瞩目,活跃的省外诗人和广东本土的诗人组成一支诗歌劲旅。各种诗歌活动空前活跃,民间诗刊《白》、《诗歌与人》等也很有影响。近日,广东本土青年诗选《出生地》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使广东本土青年诗歌方阵整齐集体亮相,再一次受到人们关注。日前,广东本土青年诗人诗歌作品研讨会在广州召开。评论家谢有顺说,在当下这个心灵无根、浮躁挂空的时代,强调一个诗人的精神的原产地,通过它重申让一种灵魂扎根、人心落实的写作品质,的确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

○近日,有网友称云南诗人陈衍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研究并写作了大量“梨花体”诗歌,只因诗作未曾上网,知之者甚少。女诗人赵丽华在网络走红后,网友挖掘出陈衍强早些时候的诗作,封其为“梨花始祖”。最近,陈衍强又自称自己的诗歌为烟枪体。有人认为其是作秀行为,无非是赚个名气。

○“南京·现代汉诗研究计划”今年1月发布“2006年诗歌排行榜”, 翟永明、雷平阳、王小妮等诗人进入年度好诗榜,杨键、于坚、周瓒等进入年度好诗入围榜,孙文波、刘川等人的诗歌进入年度庸诗榜,李亚伟 的《豪猪的诗篇》则成为年度最佳诗集,柯岩、胡笳主编 的《与史同在》最终上榜年度最差诗选。这种评选遭来网络诗人的批评,在目前看来,诗歌评选的标准没有统一的,因此,好诗的评选很难讨好诗人们。

批评

○四川诗人尹才干2月22日在博客上发表文章,指出不遵守创作公约,新诗最终将死亡。在他看来,中国新诗目前仍然处在探索的不成熟的初级阶段,诗人、诗歌评论家、读者就应该不断地对新诗进行反省,客观、公正、准确地诊断中国新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明晰中国新诗的探索轨迹、生产流程、传播机制、文体肌理、社会效应和演变态势。但新诗的发展不是按照一个模式生产的,否则真会令新诗死亡。

○日前,学者林贤治与诗人李少君就中国新诗的道路应该怎样走发生争论。林贤治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有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一个人才辈出的诗歌时代并没有到来;尤其是现在,社会冲突变得如此激烈,不但没有产生大诗,诗坛反之更显散漫、空洞和颓靡了,因为中国的诗人不但缺乏巨大的精神活力,也缺乏对于社会的道德关怀。李少君则认为,林先生满脑子来自西方的“对抗”、“斗争”的文学观念,虽然这些观念在特定历史阶段对中国社会颇有意义,但以之为标准来评判整个中国诗歌,就丧失了起码的主体性基础。毫无疑问的是,这种争论有利于诗歌的进一步发展。

○今年,2007年,新诗90华诞——1917年2月,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8首白话诗,被公认为中国第一批白话新诗。新诗大寿的当口,诗坛事端频频,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事件非“梨花体”莫属。浪奔浪流固然好看,然而我们更关心的是,风起何处。3月2日,《南方周末》发表文章《诗坛“论剑”史略》一文,回顾了新诗的发展历程。洪子诚和刘登翰认为,诗人们之所以焦躁不安,是意识到这个时代留给诗歌的空间已经不多,也不再那么相信‘时间’的公正。他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事实上,这种焦虑的影响正在扩散,反映了当下的诗歌写作需要脱离喧嚣,回归诗歌到本身。

○近日,台湾诗人席慕蓉在媒体露面时,谈及创作诗歌的感受,她说,写诗是她对自己的一个反省、整理过程。有时候常常是一首诗写出来以后,她才知道自己心里那个模模糊糊的东西原来是这个。席慕蓉说:“我常常在有月亮的晚上,尤其是那个月亮很圆的晚上,我总是觉得似曾相识。”“我发现,我的那种似曾相识的乡愁,其实是在母亲的怀抱里留下来的光影的记忆。”而诗人的反省过程是诗歌写作的要求,也是将生活艺术化的追求。

○日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应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个人的命运。而走过历史,留下真实的历史证词,是每个人的责任,才能对得起历史。“我不主张对过去采取回避,反对以不去回想过去的痛苦经历来欢度晚年的苟安心理。个人得失可以不计较,民族走向却马虎不得。”“我的方式是把过去的档案原封不动地抖出来。”如何正确地对待历史不仅需要人类的智慧,更需要承认历史的勇气。

○老诗人李瑛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如今复杂而浮躁的诗界,诗人更应该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应该“永远怀着火炽的感情,而不是无病呻吟和趋炎附势”。在回顾自己60多年的创作生涯时,诗人激动地表示,正是对时代和民生的关注引导他把对生活的认识和反思引向终极的追求,“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爱和激情,才能写出激动人心的诗”。这是诗歌的道理,反观国外诗人,越老越写的诗越好,而国内的诗人是越写越坏,这是值得学者关注的现象。

○2006年,是中国诗歌颇为尴尬的一年,全民争写“梨花体”无疑是对当下诗歌口语化的一种讽刺。盲诗人李忠利却说:“如果打油诗还是诗,顺口溜溜到了人们心里,避免何太急?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们的口头文学,总是避不开,免不了的。”复旦大学教授栾梅健认为,在诗歌左右为难的当下,有必要探讨什么是新鲜的诗歌。从宽泛的意义上看,大行天下的流行歌曲的歌词也是诗歌一种。诗人的创作不应该在文字的道路上走死胡同,要打通雅和俗“井水不犯河水”的局面。

奖项

○日前,首届宇龙诗歌奖颁奖仪式暨诗歌朗诵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宇龙诗歌奖”是经宇龙家属提议,在诗歌界人士和宇龙生前诗友支持下设立的一个民间诗歌奖项。它旨在推动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奖励那些坚持严肃、独立的诗歌创作,取得了相当的诗歌成就、并具有创作发展前景的中青年优秀诗人。首届(2006年)宇龙诗歌奖授予山东女诗人宇向、湖北诗人李建春、安徽诗人杨键。

○第五届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评奖揭晓,诗人陈衍强的诗集《英雄美人》荣获一等奖(政府奖)。《英雄美人》在评选时就获评委的全票赞成,并报省文学艺术创作奖励基金委员会讨论通过。《英雄美人》是陈衍强20年诗路历程中出版的第一部诗集,系他诗歌创作迄今最完备的精选集,收入他1984至2002历年代表作,其诗以口语化的方式揭示来自现实的杂芜和时态,记录了诗人参与世俗生活和内心生活的思想,自有特色。

○为诗坛所瞩目的第十五届“柔刚诗歌奖”于近日揭晓,天津诗人朵渔荣获本届“柔刚诗歌奖”。 由福建诗人柔刚创立的“柔刚诗歌奖”,是中国最早、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民间诗歌奖,自1992年创办至今已经有15个年头,推出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诗人。

○诗歌界最重量级的艾略特奖近日公布结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凭着去年新出的诗集《Districtand Circle》获得了2006年度的艾略特奖。自1993年设立以来,艾略特奖成为了文学尤其是诗歌界重要的议程。此前的获奖者包括奥斯瓦德、特德·休斯,莱斯·穆雷等。

○近日,本年度考斯塔图书奖揭晓。该图书奖始于1971年,设有小说、新作、传记、诗歌、儿童文学,以及从中评选出的年度图书大奖共六大类奖项。所有英国或爱尔兰籍的作者都可以参赛,长久的评选历史使它很受公众的关注与认可。在本次揭晓的所有奖项中,最受瞩目的要属诗歌类奖。默默无闻的约翰·海纳斯靠长诗《写给佩兴斯的信》战胜大名鼎鼎的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谢默斯·希尼,颇为出人意外。
 楼主| 芙蓉锦江 发表于 2011-11-21 18:43:00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66】《芙蓉锦江》第3期《诗性随笔》


心灵的桃花源
    向燕

有那么几年,到了夏天,我就想远走他乡。这有点类似于逃离,这种逃离能够帮助自己重新活过来。我不知道是不是炎热的夏天影响着我的心情,我像一只笼中困兽,急于想冲出笼子,五十多平米的蜗居这时已经不能安放安置我的心灵,内心的苦闷就像逼人的热浪,让我喘不过气,而且忧郁伤感,我感到自己已经濒临死亡。我厌倦周围的一切,厌倦那些密不透风的高楼像枯萎的竹子一样插在大地上,厌倦四通八达的公路像蜘蛛网一样缠绕城市,厌倦汽车、火车、飞机每天不停地发出怪叫。我渴望着走出去呼吸一口绿色的清风,让田野和山川将久居都市的肺腑洗净。于是在那几年中,到了夏天我就逃离,带上我的女儿一起逃离。有时是出省,更多的时候是不出省,因为经费的问题。我们回故乡也走他乡。回故乡是为了亲人和心中的风景,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尽管没有带给我多少童年的快乐,她的一草一木留在了我的心里。去他乡也是为了心中的风景,那是我内心深处想要看到的风景。我们不走城市,总是走过一处又一处乡村和一些远离现代化的景点。女儿那时还不到十岁,却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力。有一次我们去一座山上,山高路陡,两天的时间,我们翻越那座大山,晚上在山上住了一夜,白天的时间都在路上走,用我们的双脚,在那些石级和狭窄的弯路上攀登,背着包,穿了最简单也是最舒适的布衣,一路上有树林遮挡阳光,依然是汗流浃背。快到达最高峰时,山路越来越险,有时是一节羊肠小道,两边是深谷,我走在上面都捏了一把汗,女儿却表现得从容,不退缩也没说一声“怕”,她身上还背着一个小包,为了减轻她的负担,我将她的包放在了我的背包上。后来就是下山,不断地下山,腿肚子打颤,女儿仍然是一声不吭跟着我走,有好景点,我们就停下来留影。直到现在,我也很佩服我的女儿,不到十岁,她那小小的身体里哪来那么大的力量和耐力,和我一起走完了两天的山路,用脚,攀越了一座高山,也是名山。很多年过去了,旅途上的艰辛和劳累已经淡忘,一路的风景,却是越来越清晰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留在了,我们的心灵。
之后,我又带着她穿越过丘陵,穿越过稻田,在最炎热的夏天,那是回故乡的时候。
我选择夏天回故乡,是因为这个时候故乡的色彩太丰富了,那些色彩都是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我可以和我的父母在土地在骄阳下一起劳作。苞谷从坡上掰回来,剥掉叶,晒在场坝,黄昏,又将包谷收进箩筐,太阳的温度还没有退却,残留在包谷棒和场坝上,像我父母那颗热乎乎的心。这样的季节,不管怎样劳累,他们的心都是热乎乎的。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有了回报,看到了金黄的粮食堆进了屋,那样的喜悦,是可以代替任何艰辛和劳累的。我在家,黄昏总是和父亲一起收场坝里的包谷棒,收完,再将它们一筐一筐抬进堂屋,第二天再从堂屋抬到场坝,晒过三四天,包谷棒干透了,就不再往场坝抬。等到下雨天,不能上坡干活,或是忙完了农活,我的父母就坐在堂屋里,围着箩筐剥那些包谷。干这些农活时,只有我的母亲是名副其实的农民,我的父亲是一个退了休的地质工人,他回到家就和母亲一起干农活。苞谷收回家,就该让地里的红苕见天日,砍掉那些小树一样的苞谷杆,翠绿的红苕叶子展露在天空下,丘陵上,满坡的青翠。这时,已经立秋了,空下来的场坝又要晒稻谷了,晒完稻谷,到了十月,又要挖红苕,挖完红苕,冷风已经吹遍山坡,我的父母这时也该歇一歇了。
我是在收完苞谷还没有打稻谷时带着女儿穿越丘陵,穿越了稻田。
那是一条我小时候经常走的路,跟着大人去山上找柴背煤,是一条我再也熟悉不过的路,从进高中就没再走过那条路,我带着女儿又踏上了那条从丘陵通往群山的小路。我们很早出门,带了干粮和水,爬坡下坡,一会儿是土路,一会儿又是石板路,这是一次远离都市,远离现代文明的徒步,我老家这一带的农民过着农耕生活,水牛和农具仍然是他们的生产工具,栽秧用双手插,收割稻谷用砂镰和拌桶,吃水是去井边挑,机械与这丘陵无缘,拖拉机也不会在这弯曲的小路上跑。这是一次深入宁静远离尘嚣的徒步。我和女儿,就这样在丘陵里走着,翻过山坡,越过稻田,在铺满庄稼的土地上行走。地里还没砍掉的苞谷杆,覆盖山坡的红苕腾,田间由青泛黄的稻谷,是我们眼睛里的风景。一直到我们走到七星湖边的群山脚下,这样的风景才到了尽头。丘陵,在这里也到了尽头,再往前走,就是连绵起伏的群山,群山上是茂密的松林——针叶马尾松,群山下,也是茂密的松林,不同的是被水域隔开了,这就是七星湖,七座覆盖着马尾松的山坡坐落湖泊,星星一样散落。我们抵达七星湖时,在湖边坐了很久,拍了照。拍照时,一只白鹤从松枝上飞入镜头,扇动着她纯洁的翅膀。后来,我们沿着湖泊走了一圈,开始往回走。
我们离开群山和湖泊又进入了丘陵。
“秋老虎”在天空挂着,吐出火一样的热浪,我的父母是喜欢天上那只“秋老虎”的,她能把稻谷晒黄,她在天空慢悠悠荡几天,田里的稻谷就可以收割了。再毒的“秋老虎”,我的父母也是笑着看她,这是秋收的好时节,靠了她的毒,稻谷才晒得干。身上全是汗,带的水也喝光了,女儿没叫热也没喊累,后来她说口渴,走到一座青瓦平房农舍前,看见竹林下有一口井,我说去井边喝水吧,女儿不动,她从小生长在城市,吃自来水长大的,从来没在井边喝过一口井水。我说,这水比自来水好,自来水是经过处理的,这水是天然的,从地下浸出来的。女儿还是不动。我拿着喝空了的矿泉水瓶子去井边舀了一瓶,然后站在女儿面前咕噜咕噜喝下一半,女儿才接过瓶子。这是我们两代人童年的差异,我是走在庄稼地里喝着井水长大的,我的女儿,是走在城市交叉的公路上吃自来水长大的,到了像我这样的年龄,她对童年的记忆该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还有那些从学校回来就坐在书桌前写作业看电视玩游戏的城市孩子!我们在竹林下坐到凉快了才上路,一头水牛在池塘打滚,它也热得难受。
我们在丘陵穿行,在稻田穿行。
铺天盖地的稻谷在“秋老虎”的舔犊下泛着金黄色的光泽,沉甸甸密不透风,稻谷成熟,它的头永远是向着泥土,向着泥土。秧子长得密不透风时在山弯荡着层层绿波是美丽的,成熟了的稻子在丘陵上闪着层层金光是壮观的,这是我的家乡最美好的季节。我知道,明天或是后天,这些养育人类的稻子就要从田野回归谷仓。以稻田作背景,我给女儿拍了一些照片,也许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她还想得起在童年,她曾经徒步穿越过丘陵,穿越过稻田,曾经看见过那一片在丘陵中闪着金黄色光泽的稻子;也许那时,闭上眼睛,她还闻得到稻子的清香。这时,我们听见了拌桶声从远处穿来,是稻子打在拌桶上沉甸甸的声音。谁家,已经在打谷子了。
这几年,我就很少回故乡了,女儿上初中,连假期都有做不完的作业。到了夏天,我急于想出走的心情也慢慢淡了。并不是我喜欢上了都市和喧嚣,我已经找到了心灵的桃花源,有了一方自己的净土。
在最炎热和最寒冷的季节,我都要重读一些文学名著。足不出户,泡上一杯绿茶坐在小屋读书就是最好的享受。在文字里穿行犹如在我故乡的田野上穿行,炎热带来的烦躁和苦闷不复存在,一切不安和焦虑都被文字消解。我重读了《红楼梦》、《诗经》、《古文观止》、《边城》,还有鲁迅、张爱玲、萧红、弗吉尼亚·伍尔夫、杜拉丝,以及尼采、叔本华、弗洛姆的文集。重读这些书都有一些全新的感受,就像是第一次阅读一样。我知道,这些书,我将不断地重读,一生都要读下去。再读《桃花源记》时,仿佛自己就是那个武陵人,随时都想寻找一处“世外桃源”,我也读到了陶渊明那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陶渊明回归田园,他那颗曾经被仕途腐蚀过的心已经在山川日月下修炼成“佛”,那是陶渊明向往的不再历经时代变更的世外桃源,是他心中的世外桃源,那真是人类居家的一方美丽的桃花源。那些年我在夏天的出走,就像渔翁武陵人要沿着一条桃花盛开,有芳草的清澈小溪进入内心的桃花源一样。经过多年心灵和精神上的修炼,经历了寒冬和炎热在文字里的穿行,我已经有了一方自己的桃花源。如今,不管是在炎热的夏天还是严寒的冬天,不出走,我也能在自己建构的桃花源里享受一方宁静的净土,享受安宁又简单的生活。我居住的这座城市,从高楼望出去,已经看不到一块田野,站立窗口或静坐书屋,我却能望见绿色的丘陵,望见丘陵中荡漾着金波的稻田。我在安宁中遥望,在遥望中享受心灵的桃花源,不止这些,在心灵的桃花源里,生长着许多草木一样丰富的色彩,还有一些我喜欢的昆虫和小鸟。漫步,游走,思索,不管怎样的喧嚣和热闹都只能从我的窗外滑过。繁华中,我“悠然见南山”。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南山”,这需要修行,心灵和精神的修炼,修行到了这样的境界,心灵深处就有了一座“南山”。陶渊明归隐田园后,他的精神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能“悠然见南山”。在这个快捷的时代,一些“世外桃园”逐渐被开发、利用,失去了以前的朴素和安宁,我家乡的那片土地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宁静,有公路横亘田野上,汽车的轰鸣打破了乡村的寂静,七星湖的松坡上也立起了几座小洋楼,听说市政府已经将那片土地列入规划区,城市将向着我父母居住的那片乡村发展。过几年,再回老家,看到的可能是街道和高楼,那片丘陵,丘陵中的田野将从我的视线里永远消失。我害怕这一天的到来!能留住,别人夺不走的,就只有心灵深处的桃花源。多年以后,当我的女儿在都市回忆往事时,她能望得见远方的丘陵,丘陵中金黄的稻田吗?那是她童年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穿越过的丘陵,穿越过的稻田。


郭春燕随笔二则

拈花微笑

“拈花微笑”原是佛教用语,指禅宗的以心传心。相传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以花示众,众皆默然,只有迦叶,破颜微笑,佛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法妙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喻心心相印。佛家意在指点迷津,而众者愚钝,惟有迦叶参透禅机,那会心一笑,意境无限,涵义深长。
不管当初“拈花微笑”的本义如何,而仅从字面理解,就已经动人心魄,别有意味。不须舌灿莲花,不必口若悬河,只轻轻颔首微笑,便妙解心颐。此时,言语已变得无济和苍白,那沉默以外的空间才是丰富多彩的。
   想起李白嗟叹: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苍茫意象,荡气回肠。无论皇权当年如何威赫,拥有”地上殿堂三百余间”,其势湟湟,但终敌不过日月流转、容颜沧桑。当斜阳如血、西风惨烈之时,抬望眼,却是蓬蓬衰草、座座荒冢。再怎样的繁华都成过眼云烟,再怎样的缱绻都成昨日风尘。唐朝的武则天实在是睿智绝顶。她死后不著一字,只留下一块无字墓碑,“己之功过,留后人评”,气度超然,使“诸陵盗遍”的五代温韬也束手无策,望墓兴叹。不仅躲过一场洗掠,也让后人对这位女皇肃然起敬。
生前的绚烂,平日的喧哗,恰如远天风云,终会散去。独处时便会有一股莫名的悲哀。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林宗师,常年在高山绝顶的秘宫深寺里闭关潜修、锤炼武功。芸芸众生对他们的道行莫测高深,而他们却能在寂寞中练就一身绝世武功,并冷眼俯瞰人间的龙争虎斗、刀光剑影,一派悠闲,一副洒脱。而内心里何尝没有波澜?只不过化解在一招一式的拳法中,消散在一天一地的苍穹里。但毕竟那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只能神往其风采气度,不能相近相偕。惟有那份彻悟和从容时常让人心动。
有一次,我路过江苏镇江,便寻阶攀上立在高处的金山寺。正值十月的午后,天气暖暖的,空气中漾着丝丝轻风。寺内烟火缭绕,阳光透过木制的窗子照射进来,将阴翳的寺庙熏腾得雾朦迷离。置身其中,不免飘飘欲仙。其时,做午课的僧人正卧膝捻珠、闭目默祷,似已沉入自酿的佛心之中。红尘之上,杂念已绝。那一刻,竟让我兀自沉迷起来,扰之心头的俗务凡事随钟磬之音袅袅缓去,前缘来生辨之不清。我静静地站在那儿,一阵莫名的感动,泪竟寂寂流下。恍然记起里尔克的一段话:“人每每为了无谓的喧嚣,忘却生命的根蒂,不能在寂寞中,在对于草木鸟兽的观察中体验一些生的意义,只在人生的表面上永远往下滑过去。这样,自然无所谓艰难,也无所谓孤单,只是隐瞒和欺骗。”此时,低徊在如许透澈无尘的静谧里,味之良久。原来尘世里有许多诱惑,而为此好口舌、逞机锋,虽尽展咄咄逼人的一面,却舍弃了“拈花微笑”似的默然雅致,淡漠了冷静独处后的飘然超逸,更难体会生命的真谛和人生的意义。
沉默如金,哲人如是说。于是,我想起九月的土地,黄灿的稻田,红艳的高梁,是秋天捧出的果实,默默无言,却是丰盈的、肥硕的、茂盛的。还有莽莽苍苍的森林,湍流不息的河流,一望无际的绿野,都在无言的生长、流淌。这是大自然的微笑,如花烂漫,如霞蔚然,那份沉甸甸的感觉似金珍贵。而如果细斟,自然也是有语言的,只不过是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现着。稻穗拔节的噼啪声,风过林间的飒飒声,冷泉石罅的汩汩声,点点滴滴、声声慢慢,汇集成天籁之音,充沛着双耳和心灵。这一刻,已经超出了语言层面的表征意义,归于了一种意境:旷远、高邈、博大。如果我们和着心跳,去理解,去感悟,自然便会有了宽容大度的胸怀。同样,拈花微笑背后深蕴的语言内涵丰富,只不过是通过默然的形式表现出来,结果却又是耐人寻味的。
有的时候,我喜欢静静地独坐着,裹一身暮色,品一杯清茶,让搅扰不宁的心绪渐渐消融在水样的夜色中。此时,几日积淀下来的烦闷、焦燥,被别样的宁静裹挟着,挣扎几下,然后遁去。第二天,我会脸上漾着微笑迎接早晨第一缕阳光。我也常常凝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她永恒的微笑中,仿佛蕴蓄了一切美好的人性,不管世外如何纷争,她依然沉默,依然微笑。那心灵的震撼久久难抑。再次品味里尔克的话:“人不再是在他的同类中保持平衡的伙伴,也不再是那样的人,为了他而有晨昏和远近。他有如一个物置身于万物之中,无限地单独,一切物与人的结合都退至共同的深处,那里浸润着一切生长者的根。”拈花微笑,也许不仅是追求一种境界,也是寻找一个精神家园。喧嚣中留得一心澄明,浮躁里偷得一怀宁静。生命在孤独中、在沉默中流浪,在寻找那一个根。在今天这样浮躁的年代,似乎每一个人都行色匆匆,急着赶车,急着看风景,却独独忘记了给自己一个心灵单独对话的机会,于是,浮躁、喧嚣弥漫开来。此时,拈花微笑式的沉默与思索更显得尤为宝贵。
拈花微笑,佛喻心心相印,实际上将“难于君说”的“妙处”,悠然心会,默然相契,那该是沉默所达到的理想境界。自己心中的烦闷、忧伤、快乐,不必言说,便心领神会,钟子期听俞伯牙《高山流水》,慨然长叹;白居易听琵琶女一曲,泪湿青衫。知音难觅,古今同理;如臻此境,幸哉快哉。繁朵深处,最动人,是拈花微笑……

停车暂借问
     
秋风渐起,人在室外,一种凉意渗进肌骨,仿佛空气都凝成滴滴水珠,从头至脚地浇下。我不禁拢紧肩,努力地翻出蕴在心中的诗情,让凉意遂成诗意。我想起“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句诗,眼前竟似有一丛丛枫树林,蔚成一片红霞,耀亮双目。杜牧一定是在一个初秋的午后,驾车行过一片枫林,眼中撞见红红的枫叶,才停下辘辘的马车。他下得车来,立在蜿蜒的山路上,痴痴地伫望平地燃起的火焰,不知怎的,便吟出了那一首诗,自然而顺畅,仿佛蕴蓄已久,只待一遇契机,就会从腑中悠悠流出,不假思索,不加雕饰,像他见到的枫叶一样,秉承着天地的灵气,散发着自然的韵致。这样的景色,语言本就无可修饰,如若词句太过艳丽,会染俗天成美景,只有素心溢出的真言,才配得上这满山的红叶。我掂量着这句稚儿翁媪熟知的诗,想象着千年前唐时的杜牧,那一刻如果没有停下行走的脚步,不仅是错过了灿霞般的枫林,也错过了一首绵荡千古的好诗。若此,又不仅是杜牧的遗憾,也是我们的遗憾了。所以,我真的庆幸杜牧的那一瞬间的张望,那一时的停留。
有时我想:我是不是正在错过,错过缀满枝丫的花,错过鼓荡山间的风,错过了春,错过了夏,错过了许多美好的东西,而我也该下车,寻一石,静静坐下,让四野的风环绕在我的周围,然后去发现一丝一点的绚烂与悲壮。因为车子可以缩短路程,却简化掉了许多风景,匆匆掠过的不仅是一花一草,也是一感一悟呵。虽然这对于我的生活并无大碍,却让我的生命里少了许多真实的内容。没有了偶尔停车时的所见,不仅缺少了诸如惊喜等情绪的体验,也会使我的视野狭窄头脑苍白。停车,是停下匆匆的脚步,捡拾一种心情;借问,是留住无限风光,叩问自然的真谛。
想起来,我是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路从无锡而下,沿途经过了镇江、连云港、淮阴、青岛、大连等地。所到之处,稍微停留,一片一羽的情与思便随风飘入怀中,在后来的日子里偶尔扯出就是一缕缕的怀念。
镇江的金山寺里的香雾曾经让我醺醉。那些手执木鱼默祷经文的僧人神情专注,我不禁想:此时,他们的思想和灵魂真的是与冥冥之中的佛相遇?在那种空茫的遥远的世界里,他们是否得到了解脱感到了快乐?阳光从庙宇的窗罅渗进,和寺内的香火搅扰在一起,渺渺的尘粒清晰地浮荡其中,僧人们却兀自闭目,手中的木槌有节奏地敲着,那一刻我知道了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追求和信仰,每个人的选择又有自己的道理,也许不必去忧虑去担心,走好自己的路才是最根本的。豁然明白了这些,我走出这座寺庙,寺外的几株大树刷啦啦地摇曳着树叶,送来一阵阵清风,袅袅飘来的颂经声竟有如天籁之音,在风中一点点扩散,渐渐地渗入到每一粒微尘中,而阳光蒸腾着尘埃,慢慢地将音符分解析离,渐至虚无。我立在树下,痴痴,悠悠,仿佛一下子成熟了不少。
崂山道士的故事也吸引着我走入了清幽的山中。坐车沿海盘桓着山路而上,远远地就望见了嶙峋丛立的崂山。坐着高空缆车进得山来,脚下是赭青色的石头支着棱角,石缝间执拗地生长着杂草灌木和小树。悬在空中,山风扑面,天边浮动的云轻柔地揽住山顶,风携云就似做客般地走进我的心里,我心如镜,明亮而洁净。当年的蒲松龄也是如此吧,被山风拂拭,颏下的几绺胡须随衣袂飘飘,山的空旷与寥落给了他沉静,给了他想象,于是后人才读到如许精采的鬼怪灵异的故事。涉在山路间,我竟想,不会斜刺里闪过一只狐狸吧?而我见到的只是着蓝衫穿布鞋打着绑腿的年轻道人,挑着担子稳步地踏在石阶上。蒲松龄笔下的崂山道士总想谋算他人的财产,哪会如此辛苦地在山中奔波?而在道观和山路上常见一袭青衫的道人,脚下像踩云似的轻尘飘逸,一副平和淡远的神情。这让我觉得道人虽未整日捻珠颂经,飘忽的衣衫却因为沾染了人间的烟火而显得有几分人情味,但他们栖山憩水远离世间的琐屑又脱去些凡俗味。载一船风月,自在天地徜徉,实实地让多少红尘中人羡慕。实际上一接近他们,我才知道,不管是僧人还是道人,他们与这尘世都是息息相关的,一切生活物品皆来自这攘攘人世,就像《红楼梦》中的妙玉,自称“槛外人”,却又何曾与贾府脱离了干系?可贵的是身在尘世却能保持住心底的一份纯净,寥廓江天,驾一帆便渡人渡己,精神的超越比之物质的享受不知要巍峨几重呢!
佛道都在创造着一种情境,我望之渺远,惟在停车的那段时间里,心被寺中钟磬敲响,亦被山路脚步踩平,涟漪乍现,复归于平静,原来许多的俗心杂念于是飘散在风中,湮没在青草下。佛道于我是精微大义,虽无慧根,我也从香火烟雾中扯出一缕清醒,从布履青衫上折出一道执着,而这一切如果不是停下车子,放缓脚步,铺平眼光,又怎能得到?
这一程行到大连时,我又看到了海。海水碧蓝,遥遥地直接天边,划出长长的一条线。波推浪涌,像是急急赶赴季节的约会,手忙脚乱,情急中将沙滩吻得潮湿。海上晨曦初露,硕大的红日晕红一片天,仿佛情人羞涩的脸。踩在柔软的沙滩上,送目,凝望,海是辽阔的,天是高远的,心似浪潮,涌起莫名的感动。原来许多时候是需要停下匆匆的脚步,静静地看,慢慢地想,才会发现心底最真诚的情感,才会透彻人生的无奈。正是秋天,枫叶红了,玉米熟了,天澈云白,是该搭上一辆车,行进山里,停在高处,将美景尽收眼底和心里,或许还能听到杜牧老先生的千古吟诵呢!


我在美丽的万松浦
高维生

    万松浦书院是我神往的地方,我读过张炜先生的《筑万松浦记》,被那片奇特的土地吸引住了。古老的港栾河,碧蓝无际的渤海湾,隔海相望的桑岛和依岛,万亩松林和各种自由自在的动物们,重要的是那儿的安静,平和的气氛。
6月的一天,我来到了万松浦书院,短暂的三天,让我有了不尽的怀念和思索。书院座落在松林中,朴实的建筑,厚重大方,风格简朴没轻飘的感觉,即使海上掀起九级风浪,也不会对其产生危害。在书院感受的是阳光、树木、鸟啼、空气和绿色,幽静中没有一丝浮躁之气,功利的诱惑,清静使每一位来过的人有了读书、创作的冲动。如今的城市像万花筒不停地旋转,轰隆灌耳的车流声,电视里无聊的节目,林立的水泥楼像迷宫一样分割城市的街道。在闹市中寻一处绿地,一株树木,一块静心的地方是多么艰难。生存都发生了困难,人还有精力做别的事情吗?
书院的大门上左书“和蔼”,右书“安静”。这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在城市里匆匆忙忙地来,匆匆忙忙地去,对待事情来不及感悟,人与人缺少真实的情感,激情一点点地磨损了。快餐填饱肚子,频繁的社交活动耗掉太多的精力,娱乐文化消费着质朴的东西,人们不敢去触摸表达人类本质的、伟大的经典作品。对自然的向住,变作浮光掠影的“旅游”,把生命与大自然的融入,打上了商业的烙印。很少有人真正地领略了大自然带给人的内心宁静,木质般的亲近。
在书院我明白了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存,并不是在书本中读到的。
    每天都是在鸟叫中醒来,它像预定的闹铃声。我住的房顶,早晨总是有一些鸟在上面玩耍,笨重的脚步跺得咚咚直响,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别的什么声音,后来在它的走动中我猜想这肯定是大鸟,硕大的爪子结实有力,迈着四方步,挺着高高的胸脯,昂着头,在雄赳赳地巡视,催人早起活动,宣布新一天的到来。我在书院的第一天起得特别的早,前一天坐了七小时的长途车,自然的环境让身体恢复得很快,忘记旅途带来的疲惫。推开阳台的门,漫着草木的空气涌了进来,草坪在阳光的照耀下鲜润翠绿,层层叠叠的松林向海边延伸。出了大楼往大门口走,在甬路旁有一株歪斜的树,树龄得有几十年了,如果不及时地保护,不一定哪一天它会倒下。我发现树已被几根斜拉的铁丝固定住了,捆绑的部位围了一圈橡胶垫,这样不至于弄伤树木,爱护树木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也是书院所倡导的理念。几只鸟欢叫着从院子飞去,栖在林子的大水衫树上,飞翔时翅膀拍击空气,扇动得那么有力,发出扑楞的声响。
    在守门老人的指点下,往院子的西门走去,出了那扇小门。站在阳台上观望松林时,只是感受壮观和惊叹,真正走进去却倍感亲切和温暖。一株树就是一个生命,在这荒凉的海边坚守,使土地有了绿色,也起到了自然的平衡。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它不会改变自己的性格,让人有了童话的梦想。林子里有数不清的鸟,我观察鸟的一举一动,一声接一声的鸣叫,我辨别出不同的鸣叫声,是不同类的鸟。松林很密,地上有新生的野草,松脂的香气一潮潮地扑来,走进去分不清方向,我害怕迷路了。我突然看到大鸟在林子的上空滑过,从展开的羽翅和飞行的姿势看出这是一只鹰。
    大海一直是我喜爱的,清晨来到海边,沿着长长的海岸线走,沙滩上留下自己的脚印,海水退去又扑了上来,听节奏鲜明的海浪声,像交响乐的序曲。渤海湾的风并不坚硬,吹在身上像有无数双小手拍打,鸥鸟在海面上随波逐浪,像武功高强的大侠笑傲江湖。一对老人晨起散步,相互搀扶,银色的头发在晨风中有些杂乱。前面跑着的小狗,看到大海兴奋不已,对大海“汪汪”地不停。它向海中冲去,在清澈的海水中游出了很远,在主人的喊叫声中,恋恋不舍地游上了岸,浑身不停地抖落,水珠纷纷落下。阳光照在小狗的身上,一尘不染,脸上显出活泼的神气,水灵灵的眼睛,光滑的鼻梁,高傲的小嘴仍然对涌动的大海不住地叫嚷,它是那么的可爱。
    回望万松浦,她像海水一般地朴素、宁静。蓝天、大海、绿树,在这掩映中的书院像一座建筑敦厚的城堡,固守一片精神的家园。她经受住大自然的风暴洗礼,也能抵抗滚滚红尘的侵蚀,让每一个人的思想品质变得更宽广,像松树那样深扎在大地上,不会轻浮无根。在书院的楼道、房间中,随处可见悬挂着的文学大师们的肖像,鲁迅、托尔斯泰、福克纳、雨果、歌德、川端康成……深邃的目光,独立的思想人格,他们真实地热爱土地,关爱人类。在书院摆脱浮躁的世风,人的心境变了,就没有了浮夸作风。每天在大师营造的氛围中,休身养性,在他们的观注下读书,思考,写作就不囿限于文本,而更多的是关注人类与自然的生存。


标语的精神分析

张闳

“标语”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含义特殊。它既不同于现代社会中常见的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商业广告,也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以信息传达为目的的实用招贴,甚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公告。在中国,“标语”一般以政宣为目的,传达国家基本国策和号令,其发布者肯定是国家权力机构。
现代标语一般由图像和文字等基本组成部分。图像一般为政治领袖和代表政府形象的人像,国家和政权的象征性器物、风景和图像符号;文字则是与国家政治立场和政府政策有关的口号式的短语和句段。政府在公共场所最醒目的位置,如城市和乡村的入口处,竖立巨型标语牌,是国家对公共空间的领属权的宣示,更是国家意志的展示。其形态的变化也可看作国家理性的嬗变的镜像和表征。

图像

现代国家造像运动,在“文革”期间达到了巅峰。除了最高政治领袖的画像之外,政党历史中其他政治先贤,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时会并行陈列。其排列方式大致有两种:时间顺序结构——马恩列斯毛;空间对称结构——毛居中,左右分别是马恩和列斯。前一排列方式旨在提示政党的历史传承;后一排列方式则旨在强调现实权力的位置上的重要性。
但是,对于多数中国民众来说,如此众多的领袖画像显然是过于繁复的,而且对于其中那些十九世纪的欧洲式的大胡子头像,一般民众未必能够准确辨认。因此,除了在官方政治聚会场所和国家机构内部之外,更多的场所是以毛泽东画像的单一形态出现。这种方式简单明了,清晰可辨,便于传播。
国家政治造像在材质上也有多种多样。金属质、石质、石膏质的立体雕塑,纸质印刷品,大小壁画,以及流行一时的金属质或陶瓷质的像章。其覆盖的范围从公共领域到私人空间,乃至民众个人的身体体表,几乎无所不在。极端的例子是红卫兵将像章别到皮肤上,以示忠于政治领袖的决心。它明确地表示政治意志对个体的身体体表的支配和占有。
“文革”后,大规模政治造像运动归于平息。政治壁画则在年复一年的风雨的侵蚀下而变得斑驳的墙体表面,偶尔露出旧日的峥嵘。各式领袖像章开始从民众个体的身体体表领域撤离,转向对较为宽泛的对公共空间的固守。巨型石质塑像则因其体积规模巨大和材质的坚固性,不易变异。它们依然巍立在一些大型国家机构的院落中。而在日益世俗化的周边环境的对照下,显得相对孤独和醒目。
一般而言,1980年代是一个精神启蒙的时代,因而也是一个反偶像的时代。整个80年代,政治造像一般表现为象征性的国家符号,很少有具体的政治领袖的个人画像出现在公共场合。1990年代开始,政治造像运动开始复兴。随着新版货币的发行,领袖头像开始出现在大面额的国家货币上面。
货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家主权属性,因此,货币上的头像不大可能印上国际领袖的头像,这样只能带来意识形态上的混乱。本土政治领袖的形象与国家意志和主权观念,在货币上达成一致。然而,出于“文革”后破除个人崇拜和强调集体领导的政治观念,最初的百元纸币上印制的政治领袖的头像有4位:毛、周、刘、朱,一字排开。直到其后再次发行新版纸币,才改为国际通行的单一头像图案。
与此同时,公共告示牌上也重新开始大量出现政治领袖的形象。这一造像运动的复兴,在技术上来得更为简便,由此前的手绘而变成电子印刷。电子印刷图像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也更容易达到写真效果,比起早期手绘的政治造像来,不容易因图像走形而会带来不必要的政治上的麻烦。但电子印刷的图像却缺乏手绘图像的艺术创造性。
政治造像复兴运动的另一变化,在于其覆盖范围一般仅限于公共领域,很少进入公众的私人领域。私人空间内的政治造像,则以怀旧和偶像崇拜的方式,出现在底层民众的室内,如汽车驾驶室,家庭神龛等处。其含义已经完全非政治化,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准宗教”。
从内容上看,画像一般表现为本土政治领袖的代际序列:从第一代到第三代,乃至第四代,成为国家政治权力更迭的历史记录,标示着国家政治理念的历史连续性和权力的节点。从政治造像的这些嬗变中,可以看出国家意志的恒定性部分和易变性部分。

标语

与政治性的图像一样,标语和海报形态的演变,也经历了一个相当的历史过程。
与“文革”期间流行的大字报和纸质标语有所不同,当下中国流行的标语在材质上多为布质横幅。布面横幅的价格要昂贵得多,但它更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反复使用,如果它们的损坏不是很严重的话。这不仅反应了两个不同时代的国民经济状况,同时也是人们对时间性追求的表征。纸质标语造价低廉,但也容易被毁坏。一夜的风雨足以使光彩鲜艳的大红标语变成残花败絮。因而,标语需要依靠狂热的革命激情来不断刷新,以维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而借助较为致密和坚韧的材料,如布帛、木板、金属板等,标语口号有可能获得某种持久性,进而有更大可能赢得时间上的价值。
然而,材料的持久耐用,却未必一定意味着内容上的持久性和恒定性。相反,它甚至有可能意味着更加快速的蜕变或消逝。这是政治书写与材料之间的巨大悖论。在同一幅布匹上,可以根据不同阶段的需要,刷上不同的标语,哪怕是互相矛盾的标语。同一匹布,可能歌颂过第一代、第二代政治领袖,也可以换过来歌颂第三代、第四代……它是不同代际所共享的政治布帛。
这些可以随意反复擦洗和覆盖的模板,又不同于古代的羊皮纸,在擦抹之后还会留下痕迹。它每一次擦抹之后,记忆的痕迹荡然无存。而无需通过暴力化的革命手段。每一次都仿佛是新的,是第一次。至少看上去像是如此。政治记忆的易变性也表现得更为充分。德里达的“痕迹学”在这里遭遇了挑战。如果说,这种政治书写的模板依然留下了什么“痕迹”的话,那它并非书写内容和书写行为所留下的“痕迹”,而是这种政治标语书写方式,在其存在形式上留下的相似性。
“文革”期间大面积的政治书写运动(标语和大字报的书写),是“文革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客观上造就了一代书法家。我曾经看到几个年轻人用三角尺等工具,吃力地往巨大的木板上描摹美术字。这时,走来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他不屑地说,没见过写字还有用尺子的。年轻人说,那你说这么大的字怎么写。老人拿起巨型排笔,直接在木板上写出巨大而又标准的美术字,然后扬长而去。几个年轻人看得目瞪口呆。
然而,在技术复制时代,标语由书写的艺术转化为复制的艺术。标语的生产在技术上变得更加容易。数码复制技术和电子印刷技术,不仅使图像制造变得更加便捷,标语书写也一样。书写的个体性已不复存在,代之以电脑割字。因此,标语书写在存在形态上也更加模式化,表现为千篇一律的刻板风格。

标语美学

“文革”标语牌在内容上一般分为“语录”和“口号”两类。“语录”主要是政治领袖的“最高指示”,党的政策和各级政府决策的要点摘录的短语。相比之下,“口号”的生产更随意一些,有更多的民间原创性。“口号”也分为“诅咒”和“祝赞”两种。诅咒性的口号表现出狂热的暴力色彩,如“打倒……”、“炮打……”、“消灭……”,等等。与之相对应的祝赞性口号则比较单一一些,如“……万岁”等。这两类口号实际上是相反相成,“诅咒”是为“祝赞”服务的;而“祝赞”则又是“诅咒”的精神动力。,
随着“文革”的结束,狂暴的诅咒性的口号越来越少,暴力化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政府即使在表达自己的决心的时候,也不再使用过分激烈的诅咒性的语句。祝赞性的口号也变成了目的性极其明确的现场奖励。因此,正如通常所能见到的那些标语口号,大多是以含有威胁成分的告诫和功利性的诱导混杂在一起的,软硬兼施苦口婆心的实利主义金玉良言。地方政府甚至寻找那些更有民间色彩的土语和顺口溜,来达到更为有效的宣传效果。
至于“语录”,情况则要复杂得多。“语录”一般选择的原则是:格言和警句。但是,一些政治领袖善于制造格言和警句,而另一些政治领袖在修辞造句能力方面稍逊风骚,发布的语录流于冗长、乏味和过于日常口语化,而且往往因语义含混而妨碍了标语的美学效果。
事实上,这些标语的内容也可能是彼此毫不相干的,或者文不对题乃至自相矛盾的,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美学形态上的一致性。一些共同的美学要素,标识权力化的国家美学趣味和原则,即所谓“红、光、亮”的修辞风格和隐含其中的、被弱化或被强化的“暴力美学”。这些美学“基因”片断植入到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地域和任何一块标语牌中,它就能够自动复制出其有效的宣传“有机体”。种种外观不同的标语牌,实际上是同一个基因组中派生出来的不同型号的衍生物。制度化的美学有着比制度本身更加强大的惰性。

权力标识

捷克作家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一文中,讲到出现在197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一种情形:菜场经理在自己的摊位前拉起一道横幅,上书一条著名的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对于这一奇怪的现象,哈维尔分析认为,菜场经理并不关心贴出来的标语的内容和语义内容,他并非出于任何个人内在的要求而要将标语的内容公诸于世,他甚至并不在乎一般的任何人是否阅读或理解标语的内容。发布这条标语信息的真正接受者只有一个——他的上司。在无意识中向其上司表明,自己认同国家意志的最高原则,这也就意味着服从国家意志所规定的现实秩序,因此有权在这里生存下去。菜摊子是他的领地,菜场需要一条横幅,表明自己对强大的“真理”的认同和归顺。跟“真理”在一起是安全的。红色条幅如同一道辟邪的符咒,用来阻止来自外部的任何威胁。
但更重要的是,横幅被制造出来,就是用来作为权力领地之标识的。而处于权力“食物链”之较低层次的菜场经理,他必须把上面分发下来的横幅悬挂起来。这表明某种外部权力对他的占有和支配权,而且,他意愿接受这种占有和支配。因此,横幅必须被高高悬挂起来,否则,它就必然沦落为了无用处的布片。同样,标语牌也必须稳固地竖立起来,否则,它不如用来当作商业广告牌。
标语牌的存在,实际上并不需要观众和读者。它并非有明确具体的语义指向。它以自身的存在为目的,成为一个巨大的征候性“能指”。它的存在本身乃是作为国家意志的提示符,提示国家意志的某种“不在场的在场性”。另一方面,它对于标语牌的制作者而言,它又是一份看似无所住心而又不言自明的决心书,在向某个不在场的权力恰当地表达归顺和忠诚。


王开林随笔二章

知识精英命在弦上

    无论以怎样的高标准去衡量,名列希腊三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之首的苏格拉底都可算是知识精英中的精英,其智慧一时无两,道德勇气也无人能及。他恪守公义而笑对死亡,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不可俯视只可仰瞻的懿范。
    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向我们展示的正是这位伟大的哲人道德和智慧上最为闪光之处。当年,希腊法庭将两条罪名——其一是“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诸神而且还引进了新的神”,其二是“败坏青年”—— 强加于苏格拉底,指控他犯有重罪,并判处死刑。按说,这两条罪名均是诬妄不实的,是三位检察官米利托斯(拙劣的悲剧和歌曲作者)、安奴托斯(硝皮匠、制革匠)、吕康(演说家)的存心陷害,苏格拉底应该力辩其冤才对,但他自始至终泰然处之。有人问他:“苏格拉底,你难道不要为自己的申辩考虑一下吗?”苏格拉底的答复是:“难道你不认为我一辈子都是在申辩着吗?”那人不解其意,还要追问他:“你是怎样申辩的呢?”苏格拉底的回答十分笃定:“我一生一世都没有做过不义的事,我认为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申辩了。”但这条极具说服力的申辩在那些满怀恶意罗织罪名的鼠辈看来胜似一道雪亮的强光,直照得他们丑态毕露,无以遁形。那么,苏格拉底认为是最好的申辩恰恰成了他的取祸之由,“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从来如此。在邪、恶、丑的法庭中成为被告,正、善、美还能不注定是死路一条?
    苏格拉底的勇气令人钦佩不已,他在最后关头竟看到了舍生赴死的种种“好处”,其中一条为:“如果我还继续活下去,我知道龙钟老态是不可避免的;目力变坏了;听觉减弱了;学习也越来越困难了;而且学过的东西也记不住了。当我感觉到自己精力不逮而怨天尤人的时候,怎么还能说我是在幸福地生活着呢?”因此,他认为此时去死,正是“神明的恩待”,他不愿将来饱尝疾病的折磨,在充满着各种不堪忍受的灾难而且毫无乐趣的情况下死去。除却这一层私虑,从道义上着想,他也“宁愿选择去死而不愿奴颜婢膝地乞求比死还坏得多的苟且偷生”,他的道德勇气源于他对自己人格的高度自信:“无论如何,别人不义地把我处死,我本人是没有理由因此自惭形秽的。因为不光彩的不是我,而是那些定我罪的人。”依照希腊的城邦法律,苏格拉底完全可以要求法庭从轻量刑,倘蒙检查官格外开恩,甚至可以付一笔赎金贷免死罪,但他决意放弃此项公民法权,因为乞求宽恕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对此他不屑为之。当弟子们设计要帮助苏格拉底越狱时,他还用诙谐的语气问道:“除亚底该之外,莫非还有什么地方死神不会光临?”头脑简单的苏门弟子阿帕拉多拉斯(类似于孔门弟子子路)悲愤地叫道:“苏格拉底,看到他们这样不公正地将你处死,真是令我太难受了!”苏格拉底用手抚摸着他的头,满脸微笑地问道:“亲爱的阿帕拉多拉斯,难道你希望看到我被公正地而不是不公正地处死吗?”这真是一句大有深意的智者之言,两千多年后,仍耐人寻味。被不公正地处死这正是知识精英的宿命,苏格拉底安于这样的结局。
    苏格拉底从容地举起了毒杯,弟子们无不眼噙热泪,俯下头,不忍目睹恩师在剧烈的痛楚中逝去。这位知识精英中的精英笑对狰狞的死神,那态度温和得不能再温和,平静得不能再平静。希腊法庭的不公不义仅能加害于他终将衰朽的肉体,又何尝能加害于他不死不灭的精神?苏格拉底的智慧渊渟海峙,他自然深明“虽死犹生”这四个字所包含的全部意蕴,有光明的觉悟在前方导引,那杯毒酒最终化成美酒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畏死之心,人皆有之,而知识精英中的优秀分子他们为了自己坚信不疑的真理和正义,能自然而然地将恐惧减小到最低限度,甚至为零。在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布鲁诺坚持自己的科学见解,不以教会的圭臬为圭臬,不以教会的旨意为旨意,因而被邪恶的宗教裁判所投入了熊熊烈火。做一只涅槃的凤凰,他也心甘。还有比布鲁诺遭遇更为不幸的,同在愚顽的时代,杰出的贵妇人希帕莎也是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终因热心于研究数学和新柏拉图哲学,被人“从二轮马车上强行拖曳下来,剥光了衣服,拉进教堂,遭到读经者彼得和一群野蛮、残忍的狂信分子的无情杀害。他们用尖锐的蠔壳把她的肉一片片从骨骼上刮掉,然后把她尚在颤动的四肢投进熊熊的烈火。”(吉朋《古罗马衰亡史》第47章)假如一个人既是智者,又是勇者,真理的光明便会借助他高贵的心灵照耀人间,愚顽者能消灭他的肉身,却斩不断他的精魄——那道凌跨于深远时空之上的虹霓。
    压抑知识精英的时代,是苦闷的时代;扼杀知识精英的时代,是邪恶的时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2年),奥地利著名作家史蒂凡·茨威格有感于人类良知的溺没、道德的沦丧和兽性的疯长,人道主义精神在战马的铁蹄和坦克的履带之下发出呻吟,他的内心终于由悲观转为绝望,在巴西选择了煤气自杀,与妻子双双弃世。在绝命书中,他说:“……我向我所有的友人致意!愿他们度过漫长的黑夜之后能见到曙光!而我,一个格外焦急的人,先他们而去了。”这位智者忧及亿万生灵(尤其是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和未可乐观的前途,顿感心肺如煎,他以死为谏,那正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对罪恶深重的法西斯暴行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之声!作为良知灼然的知识精英,爱因斯坦也在那篇《战争已胜而和平未致》的演讲稿中诠释了劫后余生者内心普遍的焦虑,世界已变得如此丑陋,人心已变得如此冷酷,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已变得如此不堪一击。超负荷的心灵何须外界强力作用?它们终会像一只只极度膨胀的气泵“砰”的一声从内部爆炸。
    知识精英不是“套中人”,不是“局外人”,不是“边缘人”,不是“多余的人”,不是“象牙塔里的造梦者”,他们直接干预现实,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头脑去思索,用自己的双手去行动,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他们永怀医者之心,对疮痍满目的世界决不会熟视无睹。然而以下的事实却包含了巨量的悲哀:任何专制——政治专制、宗教专制、思想专制、文化专制——首先要摧残要驯化的便是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最温和的专制者——姑且认定有这样一类“善人”——也同样视特立独行的知识精英为死敌和深仇。专制者要使自身的权力磐固不移,其根基无人可以动摇,用来用去最称意最娴手的无非是三大惯招——愚民、欺世和武器的批判,收其功于箝制舆论和消灭异端。这些招法恰恰是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最为深恶痛绝的,一方面他们将以笔为枪,以笔为旗,以笔为阵,致力于揭破专制者的假面,撕碎专制者的画皮,戳穿专制者的谎言,使其隐藏的险恶用心原形毕露;另一方面他们将不畏满街狼犬和遍地腥云,给自由思想寻觅传播的时机,保留住这一线命脉。面对人间大剧场中上演的种种不公不义无法无天的罪行,大智大勇的知识精英从来就不惧杀身之祸。不平而鸣的李公朴、拍案而起的闻一多、直笔而书的王实味、据理而争的遇罗克、仗义而言的张志新、顶风而呼的林昭,尽管他们只讲出寥寥几句真话——要问什么是大音希声,这就是大音希声——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文革”的黑暗岁月里,少数智识者为虎作伥,多数智识者虽欲默尔而息亦不可得,深陷于自污而污人,自诬而诬人的溷秽泥淖而不能自拔,知识精英岂不是少于凤凰之毛?但一克真话能抵消万吨谎言,知识精英除了以遇罗克、张志新、林昭那样的方式牺牲掉,以傅雷、老舍那样的方式自杀掉,还以顾准、陈寅恪、钱钟书、沈从文那样看似愚形实为睿智的方式幸存着,知识精英(显然不包括那些出卖灵魂以徼高官厚禄以求荣华富贵的衰人)死者犹生,生者无愧,他们将思想和文化的爝火艰难地保存下来,只要这些知识精英屹然不倒,则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续续然未断。
    这是一把只有时间才能挽开的劲弓,知识精英的生命要么被恶性的箭矢射向死神的标靶,证明着逝而不灭的大热爱;要么被善性的箭矢射向牧神的荒原,化为种粒,生生不息。他们以太阳的热能捂暖寒凉的世界,以月亮的清辉美化丑陋的人间。尽管这世界这人间只曾给予他们日甚一日的伤害和痛苦作为“酬谢”,但他们从来就没有让悲悯像风中的烛光一样熄灭掉。
    苏格拉底那样的知识精英死了,但他的精神是任何毒酒都无法鸩杀的。从这位希腊哲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思想背后坚不可拔坚不可摧的人格支柱,别说锋利的斧斤,便是时间的长锯也未能将它锯倒。
知识精英的生命岂止在弓弦之上,还在琴弦之上,那弦上的歌吟铮铮不绝,凡是有福的耳朵都能听到,有爱的心灵都会感动!


读《伊索寓言》

  一直以来,《伊索寓言》被错误地当成儿童启蒙读物,认为那些禽言兽语顶多只能哄哄十岁左右的小孩。实则大谬不然。人类在许多方面诸如科技、教育和金融──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对于自身的认识较之远祖反而相形见绌,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教言“认识你自己”,在聪明人听来,浅显之至,也就懒得往深处想一想了。老爷爷的话,似乎总有点秋气,不肯让大家开心。现代人个个见多识广,自命不凡,哪听得进左一句右一句的教训呢?
  有自知之明的人方可一读《伊索寓言》。浅读之,可以读出自身和众生的可笑与可悯;深读之,则可以读出自身和众生的可悲与可恨。小孩子不具备成人的阅历,看不懂内里复杂的世情,以为这个相当不完美的世界真能一目了然,好人就是好人,坏东西就是坏东西,彼此根本不搭界,把对象过于简单化了,反而对他们将来的处世有害。因此说,《伊索寓言》是地地道道的成人读物,有时应顺其意而读,有时须反其意而读,这显然不是幼稚的小学生和中学生所能运乎一心而不悖的。
  《伊索寓言》不用热骂而用冷讽,是为了让人在一定距离之外,却又在“射程”之内领受教言,不至于转背就走,充耳不闻。且看“青蛙要国王”一则:
  “青蛙没有首领,觉得不痛快。他们派代表去见主神宙斯,要求给他们选派一个国王来。宙斯看他们太天真,就扔一块木头到池塘里去。最初他们听见‘扑通’一声,着实吓了一大跳,都闷头钻进池塘底下去了。后来,木头停住不动,他们又钻出来,觉得它没什么了不起,就爬上去坐着。对这第一个国王,他们很不满意,于是又去见宙斯,说这个国王太迟钝,要求换一个。宙斯生了气,就给他们派去一条水蛇。水蛇便把他们抓来吃掉。”
  青蛙要国王,是奴性使然。“木头”国王太呆,他们就集体行使否决权,这下可好,去了一个呆的,来了一个狠的。在“水蛇”国王的淫威之下,由不得青蛙们喜欢不喜欢。“水蛇”国王也不是一无是处,他可以控制蛙口,这位取食于万民的独裁者杀气忒重,既善于使用批判的武器,又善于使用武器的批判,他才堪称真正的国王。晋惠帝那样的傻瓜落为千秋笑柄,朱元璋却可以叫人噤若寒蝉。对“水蛇”国王的盖棺论定自古迄今颂声一片,这无疑是历史最势利的地方,你若心明眼亮,必定能看得清清楚楚。
  好的寓言只不过从旁提一句醒,那就是:“你别再犯傻了!”中国古代的寓言,诸如“刻舟求剑”、“掩耳盗铃”、“守株待兔”和“与虎谋皮”等等之类,都是如此。且看《伊索寓言》中“农夫和狗”一则:
  “农夫被风暴困在家里,不能出去弄食物,就先把绵羊杀掉吃了。风暴未停,他又把山羊熬在锅里。风暴仍然没有减弱,终于轮到耕牛遭殃。他养的几条狗看见主人的所作所为,彼此商议说:‘咱们非离开这里不可了,主人把那条一起耕田的牛都宰了,怎么会放过我们呢?’”
  寓言中的“狗”没有犯傻,它们颇能见机,只不知这些聪明的家伙逃得脱主人的屠刀,是否还能幸免于风暴,无疑它们需要一点运气才行。世间多有任人宰割的笨蛋和懦夫,连“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样浅显的道理都似懂非懂。他们往往到了最后关头,仍侥幸于“风暴”停息。有时我不免奇怪,在“文革”中,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那些“狗们”为什么还依然狂吠?答案也是有的,他们在桌子底下啃了“羊”骨头,又啃了“牛”骨头,然后风暴就停了,好日子方兴未艾。
    强梁之辈的丑恶嘴脸,遮捂着,尚有一种“朦胧美”,揭开来看,则颇为狰狞,且读“狼与小羊”一则:
  “狼看见小羊在河边喝水,想找个合理的借口吃掉它。站在上游,狼责备小羊把水搅浑了,使它喝不上清水。小羊回答说,它是在岸边喝水,而且是在下游,不可能把上游的水搅浑。狼撇开这个借口,又说:‘但是你去年骂过我爸爸。’小羊回答道,那时候它还没有出生。狼于是对小羊说:‘即使你善于辩解,难道我就不吃你了吗?’”
  狼的作风一向是不告而杀,它要吃小羊,何需借口?世间的豪强还要险恶得多,玩过阳谋,意犹未尽,又玩阴谋,设下连环圈套,让善良的弱者一头钻进去,他们才真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鬼魅。
  江湖好汉常说这样两句话,一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二是“妻子如衣服,朋友如手足”。我们常不免生出疑问,朋友真有那么好,真有那么值得信赖吗?答案却常常是否定的。披沙见金,水落石出,须有一个外部的契机,才能检验友情的真伪。总之,你不要抱太大的期望。且看伊索寓言中“行人与熊”一则:
  “两个朋友一起上路。他们不巧遇见一头熊,一个人抢先爬上大树,藏起来了,另一个快要被熊抓住时,急中生智,倒在地上装死。熊走到他跟前,用鼻子闻了闻,他屏住呼吸。据说,熊从不碰尸体。熊走了以后,那人从树上溜下来,问这装死的人,熊在他耳边说了什么。这人回答道:‘熊说以后千万不要与那种不能共患难的朋友同行。’”
  比起世间那些落井下石的顶尖“高手”,这自顾逃命的胆小鬼倒也未足深责,他毕竟还有一点幽默感,或许还有一点惭愧,这已经相当不错了。我们不应对朋友寄望太高,只要他本身不是一头大灰熊,就该谢天谢地。
  《伊索寓言》好在有幽默感,读了,可以捧腹一笑,虽然有时过头了一点,不免谑而至于虐。且看“猪和羊”一则:
  “猪跑到羊群中去,同它们一起生活。后来,牧人来捉猪,猪大声号叫,拚命挣扎。羊责备它说:‘那人不是也时常来捉我们吗?怎么我们从不大声喊叫?’猪回答说:‘捉我和捉你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捉你们是为了要毛,或是要奶,而捉我是为了要肉啊!’”
  这猪已然十分绝望,它算是知命的,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因此它还不是什么小丑。有了这份造诣,仍不免一死,它理应获取足量的同情泪。只可惜它打错了算盘,以为在羊圈中生活久了,就能改造成羊,殊不知,主人很有常识,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不会出在猪身上。“右派”被骂作“臭猪”已是旧闻,主人将他们赶进贫下中农的广阔天地里去改造,时间长了,“右派”自以为有了羊性,可免于刀俎,但主人的记性好,还是要吃肉。他们难逃此劫,又怎能不嗷嗷哀叫呢?
  《伊索寓言》中也有少数略无曲笔、直击要害的篇什,所表明的显然是嫉恶如仇者的态度,如“赫剌克勒斯与财神”一则:
  “赫剌克勒斯成神后,宙斯设宴招待他。赫剌克勒斯殷勤地向众神一一问候。最后,财神进来了,赫剌克勒斯却扭转身子,把头低下去。宙斯感到奇怪,问他为什么高高兴兴地与众神打招呼,惟独对财神侧目而视。赫剌克勒斯回答说:‘我对他侧目而视,是因为在人间我总看见他和坏人在一起。’”
  这位大力士见过了太多为富不仁的事,其实他还是太粗心,真正肯与好人和穷人站在同一立场上的神几乎没有,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不是受了严惩吗?众神之主的宙斯恶迹甚多,财神只不过是一小巫罢了。
  好的寓言点到为止,从中可以见微知著。如“苍蝇”一则:
  “苍蝇落进盛肉的瓦锅,快要淹死在肉汤里的时候,自言自语说:‘我吃饱了,喝足了,澡也洗了,即便死去,也死而无憾。’”
  这苍蝇颇为达观,显见得身上有几分人性。很多失业的贫民都想找一只盛满“肉汤”的瓦锅,却根本没它这样幸运,饿死在离瓦锅很远的地方,一生不知“肉汤”是何滋味,仍要他们知足常乐,未免太强人所难。
  又如“狮子与狐狸”一则:
  “狐狸讥笑母狮每胎只生一子。母狮回答说:‘然而是狮子!’”
  多产作家往往会像狐狸那样讥笑慎于出手的严肃作家,他们若听到同样的回答,绝对不肯轻易认输,或许仍要仿照狐狸的口气自鸣得意:“还是我的那些小把戏更受欢迎,也更来钱!”
    读《伊索寓言》,恰如读一部启示的经典,读不出其中大义与深味的人是不可救药的。如果智慧可以递接,那么,它不失为“传灯录”。可惜盲目的世人宁可在精神的暗夜里骑着瞎马到处乱撞,也不肯靠近这盏明灯。奈何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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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芙蓉锦江 发表于 2011-11-21 18:43:30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67】《芙蓉锦江》第3期《元批评》


车前子:
对“语言”纠缠不休的游戏者

胡亮

一九八三年,《青春》杂志第四期刊发了总题为“我的塑像”的一组诗,凡四首:《城市雕塑》、《以后的事》、《三原色》、《井圈》,附有创作谈《我说我的诗》。作者车前子,本名顾盼,苏州人,时年二十岁。彼时,朦胧诗以其在思想再启蒙和艺术再启蒙两个向度上体现出来的尖锐与敏捷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的大论争已经趋于白热化。旧壁垒尚未完全倾圮,新洪水已经呈现出一泻千里之势。青年诗人顾城和舒婷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论争中一度成为轴心焦点式人物。车前子的这组诗甫一发表,立即成为大论争的又一兴奋点。同年第九期,《青春》刊发了五名读者的商榷文,扬之者抑之者皆有之;年底,在诗歌界拥有重要发言身份和发言平台的诗人公刘和丁国成先后撰成了《诗要让人读得懂——兼评〈三原色〉》和《酸涩难咽的青果——简析组诗〈我的塑像〉》,先后刊发于诗刊一九八三年第十二期、《作品与争鸣》一九八五年第二期。由是,对车前子的批判渐成合围之势,年轻的诗人迅速成为又一轴心焦点式人物,半年不到,声名大噪。一九八五年,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编选的,后来被历史证明为经典读本的《朦胧诗选》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车前子在该书中所占的篇幅显示了他已经被时人目为朦胧诗相对重要的写作者之一。然而,到了二〇〇四年,当洪子诚、程光炜编选《朦胧诗新编》时,却在名单中划去了车前子;二〇〇六年,他们才在《第三代诗新编》中重新给车前子安排席位。我们知道,一般意义上的第三代诗歌,是作为朦胧诗的生猛反叛者出现的。那么,究竟是对诗歌历史的爬梳与叙述的不断清晰化敦促我们重新“放置”车前子,还是车前子诗风嬗变的日趋复杂化带给了学者和选家们必然的犹豫不决?
还得回到那四首为车前子带来“荆冠”的诗歌。第一首,《城市雕塑》,“你/我/中午/在哪座雕塑下/都是在这个城中长大/却没有铜像的回忆/和/石像的愿望//中午  太阳捐给雕塑许多金币/无论铜像/还是石像/都接受了它的馈赠/在广场中央/在十字街头/在自己的城市里/我们  也用它的捐款/铸自己回忆的铜像/雕自己愿望的石像”,表达了个人化的精神刃口从集体无意识中的割离。“铜像”也罢,“石像”也罢,不过是一座城市的道德标高或理想标高罢了,这种标高意味着大多数人的内心诉求和精神指认。而诗人,很显然,他并不愿意成为大多数人中的一个,他选择了在一己的“回忆”和“愿望”中去建立标高。第二首,《以后的事》,“我想起一块比屋还大的夜/不要害怕/她说/红线条说”,强调了爱情对于恐惧的克服,并借助于具有多种阐释可能的“红线条”,让诗歌的意义呈现和结构成型增加了意料之外的元素,古典情诗所固有的“纯真”与“坚贞”,因这一元素的卒章现身,衍生出“神秘”和“飘忽”的美学新品质。第三首,《三原色》,“我,在白纸上/白纸——什么也没有/用三支蜡笔/一支画一条/画了三条线//没有尺子/线歪歪扭扭的//大人说(他很大了):/红黄蓝/是三原色/三条直线/象征三条道路//——我听不懂/(讲些什么呵?)/又照着自己的喜欢/画了三只圆圈//我要画得最圆最圆”,这首诗以一种天真未凿的儿童视角,表达了拙对巧的异议,本真对象征的纠正、前文化状态对文化状态的疏远、未命名世界对命名世界的逆反、 “故意无知”对“一贯正确”的叫板。第四首,《井圈》,“香樟树枝搭起/屋顶/为我挡住,泼下的太阳和天空”,这首诗仍然以童年经验为触发点,表达了对外在强加物——包括“祖母的训斥”——的拒绝,在思想上与《城市雕塑》一脉相通。二十四年后的今天,重新面对这四件作品,我们不得不惊讶于车前子的“四不像”,——就像传说中的貔貅。第一首和第四首均依托隐喻,致力于个人权力和自我尊严的恢复性建设,似可划入朦胧诗左翼代表人物北岛、江河式的写作类型,但是车前子的隐喻从来就不是专心、刻意和老谋深算的,他的隐喻具有一种随意性,常常显得似是而非。这种顽劣让他的作品迥异于北岛、江河:既没有厚重的窒息感,也没有挺拔的崇高感。车前子对朦胧诗核心精神的悬置,也说明他不是一个“小弟”式的人物:从一开始他就拥有独特的个人气质。第二首,也用隐喻,调子趋于温婉,似可划入朦胧诗右翼代表人物舒婷、顾城式写作类型,但是荒诞因素的增加又让车前子保持了更加前倾的姿态,他似乎已经嗅到了新一代反叛者刀剑发硎的腥气。第三首,甚至可以判定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上非非主义精神的最初闪光,具有浓厚的后现代主义气息。这件作品十分决绝地把车前子与其他朦胧诗人区别开来,曾经被诗人的朋友朱君视为“第三代诗歌的起源之一”(《诗歌的冒险》)。从后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件作品中甚至埋下了车前子诗歌写作朝向语言诗生成的若干端倪。这且按下不表。      
《三原色》一诗在极大的范围和较长的时间内遭遇了巨大的质疑,居高不下的曝光率虚增了其经典性,到了二〇〇〇年牛汉、谢冕主编《新诗三百首》时,仍被作为车前子的代表性作品选入。然而这件作品绝不是迄今为止车前子全部写作中最重要的作品,甚至也不是他早期写作中最重要的作品。我认为,车前子堪称经典的一件作品是《一颗葡萄》,“一颗葡萄被结实的水/胀得沉甸甸沉甸甸后,坠落了。//坠落就是展开的过程。//这颗葡萄像一架绿色的软梯一直拖到了大地上。//结实的水被泥土吮干。/那些核就仿佛是从一扇门里出来/又开始爬向梯顶。/葡萄更多了更多了乱哄哄地说/跳呵跳呵一起往下跳。//……//星球转动我们生生死死。/但有一颗葡萄不会消失。/这颗葡萄像一架绿色的软梯从高处展开一直拖到了大地上。”这首诗运用一种奇幻的造句和造境方式,呈现了不可遏止的生命力如何粉碎了衰老的侵袭和时间的考验,——同样的造句与造境,我们还可以在诗人的另一件作品《午后的札记》第二节中再次遭遇,不过这一次,“葡萄”变成了“苹果”。《一颗葡萄》长句与短句兼用,每节一行至五行不等,然而诗思的泻出毫无滞碍之感,就像一卷别出心裁的苏杭丝绸,从高处一下子展开来,在电光石火之间完整地托出了一种生命之美,这美是如此平滑,如此活泼,如此深邃!除了《一颗葡萄》,引起过人们注意的还有《藤花》、《光与影》、《蒲团》、《红烛》、《日常生活》、《木雕》、《鸟的飞翔》、《听一张老唱片》、《墨葡萄》、《下午》、《骑手与马》等作品。这些作品大都收入诗人的第一部诗集《纸梯》,一九八九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诗人再也没有在国内公开出版过诗集,他后来的诗集,比如《独角兽与香料》,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与一些摇滚音乐碟片一起构成了半秘密、窄渠道的小流通。《纸梯》中的作品,注目于野鸽子、木船、河流、小小的果园、朱栏、杏花、白狐、雨花石、草蒲团、酒旗、琵琶声、鱼干、古老的木椅和红戏院,借助于或幽深或明丽的光影错落和亦古旧亦生鲜的词语配置,杂之以旧式江南才子的恍惚幻觉和奇妙臆想,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花雕”般的诗歌新醅。江南诗人,车前子也罢,后起的陈东东、庞培、潘维、杨键也罢,似乎从来就没有写过酒精含量超过五十度的诗歌,他们不追求那种 “杀喉”的效果。关于车前子这个时期的写作,批评家程光炜在近二十年前的《车前子:姑苏迷宫与墨葡萄》一文中就已经作出了非常准确的判断,“车前子身陷于姑苏无解的文化迷宫中,但他又恶作剧地用文字的迷宫诱惑你,让你在慵倦中又闪动出意外的惊奇。……在一种幻觉般的满足中,忘却喘息和辗转于现实中的另一自我”,“这加强了他对当代诗坛的独特地位,但又不幸拘囿了他的眼光,堵塞了他成为大诗人的风光之途。”
事实上,对于车前子而言,能否成为大诗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本身的有趣与好玩,所以程光炜的良苦用心很快被他弃于耳后。后来的事实证明,车前子对诗歌迷宫的建筑激情不但没有遏止或缩减,反而迅速趋于变本加利。一九八九年春天,车前子就读于南京大学作家班,先后与周亚平、黄梵、一村等人相识相知,以“反抗第三代诗作为起点”,沉浸在对“文字主义”的热烈探讨之中。由于志趣相投,他们后来组建了“南京大学形式主义诗歌小组”。一九九一年初,他们的同仁刊物《原样》创刊;次年初,第二期印行。车前子先后推出了《东方乡村目录》、《简谱》、《椅子片断》、《庄园》、《工程广场字M》等作品。《原样》引起了美国学者杰夫·特威切尔(Jeff Twitcher)的关注,他在《POLYGRAPH》杂志上发表了评论文章《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介绍“原样”派诗人》。另一名外国诗人,英国剑桥大学学者蒲龄恩(Pryne)甚至将《原样》第二期整体性地翻译成了英文版《原样:中国语言诗派》。至此,这个在国内诗歌研究界几乎无人论及——我只在陈仲义先生的著作中读到过只言片语的介绍——的诗歌小团体在英语世界名噪一时,正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中国语言诗派的诞生,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美国语言诗集团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詹姆斯·谢里(James Sherry)的访华和南京大学张子清教授关于美国语言诗的几次学术报告关系不大,异域同类文本也迟至一九九三年才由四川文艺版《美国语言诗选》一书输入汉语世界;又特别是作为语言诗人的车前子,几乎是自身自然律动的结果,据他本人回忆,当时重要的内驱力之一,居然是他“对现代书法的热情”。后来的事实表明,车前子在语言诗写作的“抗翻译性”和现代书法研习的“去日本化”两个方面达成了一种声气相通的呼应。
谢里等人访华时曾参与学术交流的蓝棣之教授曾经这样介绍美国语言诗的特点,“语言诗最主要的关心之点,是直接面对或体验语言本身,认为我们不是透过词语去看,而是看着词语”,“这有些类似于具有新鲜的瞬间性和模糊性的大胆的拼贴画形式,它是由借用自医学的‘胚胎组织间的错误连接’的技巧来实现的”,“语言诗人愿意允许甚至期望他们的作品有高度的不完整性,目的是为了探索开放型的无结尾的结构”(《美国“语言诗”:质疑“诗求纯声”》)。当然,车前子本人的现身说法更加值得我们重视,在《自画像的片断与拼贴》、《诗话》、《严肃场所——给黄梵打电话》等文章中,他曾经这样提醒我们:“片断,拼贴,——语言诗中我迷恋的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一首具体的诗歌作品是毫无意义的。它的意义,只在诗人的创作过程”,“语言诗如果不是反语言诗,本质上就不是语言诗。反语言诗反到尽致,就是为文字的诗歌。”“为人生”与“为艺术”曾经是“五四”新文学的两个基本向度,车前子为我们展现了第三维:“为文字”。很显然,与英语相比,汉语更适宜于语言诗实验,因为汉语本身所固有的象形、指事、会意结构特征,可以带来更为繁丽和奇妙的语言爆炸。在《纸梯》之后的写作中,车前子的眩目表演,让我们屡屡遭遇各种各样惊世骇俗的语言编码技术。比如,给某些诗句加上阴影式的底色,把一级标题分割成安插在全诗不同位置的二级标题,一些毫无规律的阿拉伯数字被用作诗句的“前缀”或“后缀”,一些字、词、句被囿以“黑框”,相同的内容以不同的排列方式构成同一首诗的各节,繁体字的突然出现,词语“连珠”,为读者预设着重线,伪注释的加入,病句的堆砌,“谐音”或“谐形”带来的叙述硬转折,视觉图像,印刷符号的变异,“楼梯体”戏拟,关联词误用,……诸如此类。有的作品,即或没有上述外在“装备”,也以其匪夷所思的悖谬叙述而状若天书。下面是两件尚有一定理路可寻的作品:二〇〇三年的一件,《北京时间》,“你呼吸着我的咽喉,/脖子上的两个人继续航海不愿到岸。/如果我们还爱——/这全部熄灭了的首都;/但灵魂那里点灯,漆一样亮”;二〇〇四年的一件,《明亮》,“明亮黄色的药水/傍晚在楼梯口/日子艰难,迟迟不落山/我难道没想过早退/或者送一只坏了的灯泡给它”。第一首中,世界“熄灭”,灵魂“点灯”,诗意走向是明亮的;第二首中,太阳“迟迟不落”,不如易之以“一只坏了的灯泡”,诗意走向是灰暗的。两者并读,让人莞尔。当然,如果我们此时关注的核心是“语言诗”,我愿意例举刊发于三联书店《今日先锋》第六辑的一件作品,《传抄纸本》,作为重要个案。该诗完成于一九九四年,分为两部份:“其它”和“正文”。“其它”部份由“前言”、“附记”、“后语”、“附记”、“传抄方法”构成,“传抄方法”指出,“第二个人抄我的抄本,第三个人抄第二个人的抄本,第四个人抄第三个人的抄本,以此类推。届时,我将对99种抄本比较研究。传抄过程兹定10年。”“正文”部份又由“印度”、“西藏”、“日本”、“锡兰”、“泰国”、“缅甸”、“尼泊尔”、“越南”、“中国”构成,“传抄纸本·印度”云,“蛋  蛋壳携石块  块块石/垒起寺庙/尘土滚滚沸沸泥水  这过程/轻飘/硫磺的史诗空战/而道路上行进猴队而树梢上行进猴队/长卷传抄  拘护证人”;“传抄纸本·中国”前三行云,“3371……出十官中国……(论·三〇)/3372……□其邑□其时……/3385……务以得犯……”。我不认为《传抄纸本》是在故弄玄虚,事实上,是一种过度的游戏精神,或者说写作上的无政府主义,纵容了语言的内乱。正如特威切尔所指出的,“读这样一首诗像是看一首‘真正的诗’被爆炸以后留下的残骸”。对这类诗歌的把玩,也有一种趣味:一方面我们再次猝遇了顽童心理左右下的“非语言”或“反语言”,获得了一种从语言秩序中解放出来的欢愉;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马上改变作为一个懒惰读者的被动状态,沉浸到一种“索隐”式的意义再生产中去了。一九九四年,蓝棣之教授曾经指出,美国语言诗“邀请读者在意义构建中成为作者的合作人”;此前十年,车前子就已经在《我谈我的诗》一文中小心翼翼地提出,“随意性会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白,让读者和作者共同完成一首诗,不是更好吗”;多年以后,他在《自画像的片断与拼贴》一文中的表述更加有意思,“我想诗歌是这样的事物:它帮助人们发现的同时,使人们成为恰如其分的发明家。”——真所谓“草蛇灰线,在千里之外”。
《传抄纸本》并没有按照作者所设计的方法传抄下去,但是这个“设计”本身,让车前子的诗歌写作开始向行为艺术发生转变。他后来的一些做法,比如不断写下“大字报”,随写随丢,造成“诗歌”的故意散佚;用打卡机在诗稿上胡乱打洞,以“最后”完成该作品;用白粉笔把诗写在黑纸上,然后踩掉;把一行诗分割成不同的块面,使之“最接近自然”;等等,可谓不为无因。二〇〇二年,在剑桥大学诗会上,车前子向世界各地诗人“表演”了《诗歌作为行动的可能》,历时两小时;二〇〇五年,在北京中法诗歌交流活动中,他又让听众以掷骰子的方式决定他的诗歌朗诵走向。诸如此类的信息带给我们以这样的认为:语言诗的试验,最终让物理状态的车前子的肉身也成为了他的“作品”的一个要素。
今天看来,美国语言诗取得的成就是有限的。《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美国当代诗歌》的作者,济南大学女学者王卓先生也仅仅在她的专著的“绪论”中浮光掠影地论及这一诗派,并按之以“小有成就”四字评语。事实上,罗兰·巴特早就在《写作的零度》中表达了他对这类写作的担忧:如果诗歌仅仅满足于“符号功能的形式开掘”,而不再“归结为一种精神行为或心灵活动”,这就很容易“失去真正的写作”。以车前子的聪颖灵慧,对这些道理自然不会不明白。然而他天生就不关心“道理”,他关心的只是“乐趣”,就像他在《即兴(独角兽之五)》一诗中所写的那样,“前卫风度的独角兽,/没有人文关怀。它是兽,/你让它证明什么?/它是独角兽,从黄色的宫殿,/突围,进入;/象牙塔,花梗一样烂掉。/它所有的奋斗,为了乐趣——/把自己想象为前卫风度,一种乐趣;/没有人文关怀,一种乐趣;/把自己想象为能够突围和一座——/黄色的宫殿,一种乐趣;/把自己想象为恶魔,乐趣更多。”“乐趣”意味着旺盛的、不知疲倦的生产力,所以我对车前子迄今为止已经写出了一万首诗毫不惊讶。
概乎言之,车前子是这样一个诗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现代诗歌运动中,他以略晚于“今天派”诗人的写作起步,凭借令人瞩目的另类技艺和独立思想跻身于朦胧诗人的行列;其后不久,就以得风气之先的语感实验,在“天资接地气”的路向上,致力于把江南物象和个人玄想融合为空灵倩巧的“才子型”诗歌,给天花乱坠的第三代诗歌增添了有分量的页码,成为从内部产生的朦胧诗的掘墓人之一;近十余年来,他又以趋于极端的语言诗写作,形成了几乎与美国语言诗同步的文本景观,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为中国当代后现代主义写作提供了经验和教训都十分深刻的诗歌类型,这种诗歌类型有效地把作者本人推搡到了当前“最年轻的”诗人队伍前列;总之,他以二十五年不间断的写作,参与和见证了三个诗歌朝代的生成与更迭,从本质而言,他并非一个叛逆者或反抗者,而是一个愈来愈自觉、愈来愈好胜的,对语言纠缠不休的游戏者。
二00七年六月五日草成,九日改定


车前子答牛津大学白雪问

          车前子   白雪

白:我的一些问题是:你对现代书法和现代视觉艺术感兴趣吗?
车:当然感兴趣。不但感兴趣,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参与者。记得当初现代书法刚刚起步(大约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就写了评论,大意是现代书法不是汉字的图案化,当时有一些现代书法的实践者会把——比如写“鹅”这个字,就处理成“鹅”的样子;比如写“花”这个字,就处理成“花”的样子,而是,现代书法而是比传统书法更为抽象的一种书法——它要进入的是宇宙这个巨大的气场与人类的信息世界,换句话说,现代书法就是一个当代人的精神实践。
在当时,我更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书法的实践中“去日本化”——就是说,一个中国的现代书法的实践者怎么才能与日本的现代书法拉开距离!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这一点,我们中国的现代书法的“灵感”来自于日本。
我作为现代书法的实践者,也创作了一些作品。有些作品是对工具的另类使用——我用鞋刷(就是我们平日里刷皮鞋的猪鬃刷子)蘸上鞋油,在宣纸上擦字,擦的就是“擦”这一个字。我创作了“擦”系列,我觉得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就是这一个“擦”字。
至于现代视觉艺术,我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名《西来花选》,就是我对西方现代视觉艺术进行观察后的一些思考与感悟。我最近几年一直在从事现代水墨画的创作,我想通过电脑发几张我最近参加一个展览的绘画照片给你,你大致就能知道我的倾向了。
白:你喜欢几位艺术家?
车:不是几位,是几十位。年轻的时候由于激烈和愤怒,的确只喜欢几位。现在我像太湖,可以把岛啊,船啊,鱼啊,虾啊,蟹啊,都装了进来。太湖蟹你吃过吗?肉质比大名鼎鼎的阳澄湖大闸蟹轻妙,打个比方,阳澄湖大闸蟹像印度红茶,太湖蟹像中国绿茶,各有千秋。
白:怎么影响自己的写法?
车:我想影响是不知不觉的,也是难以避免的。像成长一样,我们能避免成长吗?我们是敲着铁皮鼓的奥斯卡吗?他也在成长。要把影响和模仿区别开来。我反对模仿,并以模仿为耻辱——在我的艺术观里,模仿是耻辱。我感到焦虑和困惑的是——有一种不知道的模仿,或许也可以说存在即模仿和原创之难,你以为你是原创,想不到早有人多年以前就这么完成了,而你却一无所知。一个活在社会形态或艺术思潮末期的艺术家往往会有如此焦虑和困惑。我觉得我还是活在现代主义的末期,而不是后现代主义。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有的话,也正是现代主义末期的具体说法:一种命名,一种对现代主义末期的命名。
白:你认不认识徐冰的天书(八十年代的作品),对这种艺术有什幺看法?
车:我没见过徐冰的天书原作,只是从美术杂志里看到。当时我觉得和它很亲近,我刚买到本《西夏文词典》,我想自学西夏文,觉得徐冰的天书与西夏文有血缘关系。奇怪的是,我并没把徐冰的天书——这种艺术——作为现代视觉艺术加以观察,我以为徐冰的天书是一部长篇小说,结构极其完整的一部长篇小说,如果说成章回小说可能更贴切。对了,就是章回小说,繁体字,文言文,这让毛时代过来的人困惑不解。在我看来,艺术在当代是要具备这一种品质的:让当代人有些不适应,有些困惑不解。
白:另一方面是在古典诗歌,视觉的元素也是重要的,从你的观点来,在你写法所有的方面中,哪里有特别新鲜的?那里最先锋的?
车:视觉的元素,在中国诗歌中有两个方面的呈现,或者三个方面:“具象”,“抽象”,在“具象”与“抽象”之间徘徊的“意象”。
这与汉字有关。中国诗歌,不论古典还是现代,说起它的视觉元素,都离不开对汉字的关注,它是建立在汉字这个基础上的。我们传统的文字学中有“六书”理论,“六书”中的“象形”“会意”“指事”可以和我上面所说的“具象”等视觉元素一一对应。“具象”可以对应为“象形”;“意象”可以对应为“会意”,“抽象”可以对应为“指事”。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视觉元素主要在“意象”这一方面发展,也就是说它的视觉元素是“会意”的,“会意”是一种折衷能力,很符合中国人热爱并信奉的中庸之道。而我更嗜好极端,或者说我对艺术怀有极端的嗜好——因为这种嗜好就是极端。
我的写作,与中国古典诗歌中视觉元素着落点的不同之处,是——我一部分立足在“具象(象形)”上,一部分立足在“抽象(指事)”上,而“具象(象形)”与“抽象(指事)”正是“意象(会意)”的极端——两个方向不同的极端。我现在更是对“抽象(指事)”抱有希望。
这或许会引出另一个话题:“抗翻译性”。当今世界,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文化,一种诗歌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诗歌语言,如此快速,如此容易,营造出全球化幻象,我想在这样的时代,一首诗歌的“抗翻译性”尤其重要,我认为它将成为今后的“国际性写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阵。它是“国际性写作”,但同时又具有“抗翻译性”。这个话题比较大,留待以后讨论。因为其中有阐述之难——会被过度阐述。
一言以蔽之,我认定我自己的写作只有“抽象(指事)”的写作,才能具有“抗翻译性”。这又不仅仅是诗歌中的视觉元素这较为浅显的问题了。说实话,诗歌中的视觉元素只是表象,你作为研究者也不需要在上面停留过多。
我近来的想法是:在局限性中展开可能性。
最后,我说说繁体字与简体字。这像两种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一般而言,我是游移其间,为我所用。我的诗歌大多数是用简体字写成——想象力的出发点是某个简体字,如果转化为繁体字,突然就像无本之木。
白:最后的是,你对汉字文学感兴趣吗?
车:我对你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你想问我是不是我只对汉语文学感兴趣?是这个意思吗?那么我的回答是:“NO”。这是我会说的三句英语中的一句,这句我常说: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
把它们排列一起,像不像我们长城的上面部分?
白:我们见面的时候你说过中国诗歌还没达到现代主义没有?因为实验不够,太保守了。可以解释一下。
车:准确的说法,不是达没达到现代主义,而是,应该说是实验不够。不够实验,恰恰是对西方现代诗歌的盲目模仿造成的。独立精神的缺失必然导致实验不够,实验不够必然导致思想保守——他们拿了西方现代诗歌的皮毛,丢了西方现代诗歌的骨血,这骨血,在我看来,是独立,是自由。
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但现在多的是木马:一种策略,一种计谋。
我看当代中国的许多诗人就像看木马那样。
白:不好意思,问题是混杂在一起!
车:但我分开了它们。
2007-3-1,上午


车前子创作年表

         车前子

老车,2006年之前曾用“车前子”笔名发表作品,现在使用“老车”这个笔名。
他原名“顾盼”,按家谱上的说法,他是清朝大学问家顾炎武的后裔,他直系的一个祖宗过继给顾炎武做儿子,因为顾炎武无子无嗣。他不太信这种事。
他1963年生于苏州,初中毕业后因为热爱写作就放弃了学业,在家自学文学、艺术、针灸和园艺。有一阵子,他靠出售他制作的水石盆景谋生。他尤其擅长以“斧劈石”为媒质,挥洒内心的峭拔之气。
1982年,他出版一些短篇小说后随即放弃了小说写作,也随即放弃了水石盆景制作,他在夜校里一边工作一边写诗。
他在1983年发表《三原色》等诗,引发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更多的是批评。近来人们对他的这些诗作有了重新评价,“(在车前子那里),朦胧诗中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消失了,英雄与超人的面孔被扯下,理想道德的高调悲歌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人物,而且是孩童的怀疑与彻悟,朦胧诗核心价值的崇高精神被车前子悬置存疑,车前子诗歌在诗歌中所拥有的思想资源已大不同于朦胧诗人……在《三原色》等诗作中,朦胧诗现世的写作经验被他冷落,他的诗歌不再是任何可以规定的现成实在物,而是一种此在的存在状态、一种来世的写作方式。车前子来世的写作方式为当时的诗坛带来清新的空气,也可以说是第三代诗歌的起源之一,这是我们理解车前子诗的钥匙(朱君《诗歌的冒险》)。”
其实这也仅仅是理解他早期诗的钥匙。
1985年,他从童年视角转向文人视角,其诗风由单纯、拙朴向文人趣味转移,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处,将捕捉到的古韵揉进自己的感觉中,他把自己写的这类诗歌戏称为“新唐诗”。他的“新唐诗”鼓荡着“逸气”,把人生艺术化。这时的代表作有《藤花》《光与影》、《蒲团》等。
1986年,他的写作又有变化,他强化诗的语言意识在先,剔除了泛诗化的东西,语言不再是工具,语言就是诗的全部。这时的代表作有《空心的绳子》《新骑手与马》等。
1987年左右,他把诗写到文字,“语言部分被淡化了,凸显出来的是文字,在诗中建构文字的形象。车前子的文字诗无疑走得太远了,颠覆了中国“五四”以来新诗写作的潜规则,超前过了头,许多人难以接受(朱君《诗歌的冒险》)。”
这个时期(大概有五年时间),他除了创作10部长诗之外(他公开发表的长诗只有《简谱》和《传抄纸本》这两部在他看来比较简单的作品,但已被保守的中国诗坛认为太晦涩难懂了。《传抄纸本》下面还会说到),他还创作了许多“大字报”,随写随丢,幸被一位美国学者收藏了部分,详见美国费城的文学艺术杂志《Chain》第11期。
1991年,他主编中国语言诗杂志《原样》。
1993年,他在他整理好的一组诗上用打卡机随意打洞,只有这样,他才觉得他的这一组诗完成了。
有时候他写诗,是为了生理反应和实验。
有时候他写诗,是源于对疾病的记忆。
有时候他把诗用白粉笔写在黑的纸片上,然后用脚踩掉。
1994年,他探讨汉字的谐音问题,尤其是谐形问题(比如“自己”和“白色”)。
1995年,他常常把一句诗不停地分割,使它产生不同的块面,像风吹动着一件悬挂的东西,他觉得这是他最接近自然的作品。中国哲学里有句话叫“无中生有”,“这一首诗”使“这一句诗”成为“无”,而“这一句诗”之“无”又使“这一首诗”“有”了。
现在谈谈他的一个长诗《传抄纸本》,基于他这么个设想:
一个诗人以无边无际的语言作为出发点的话,显得野心勃勃。这很不好。他要给自己一个边际,也就是说给目前的这一首诗一个边际。他想到了“身份置换”,这是和解。他把“自己”置换为“语言”,他把“语言”置换为“自己”。这个问题解决后,他就着手解决第二个问题,即怎么使“自己”和“语言”相遇。这时候,他把以前在写作中涉及到的一个想法摆上桌面:他认为文化是一种传抄过程,一种没有纸本的传抄过程。也就是说这种传抄是看不见的。它的魅力正在于纸本的隐形。但他要让它现身了——给“自己”和“语言”的相遇提供“平台”。他设定有九十九个人传抄《传抄纸本》这一首诗,这九十九个人既是“自己”,又是“诗人”,更是一个诗人面对“语言”的姿态和立场。他以“语言”的身份写下第一稿,请注意,不是以“自己”和“诗人”的身份,当然,这是假设。这第一稿象征“语言”的存在——“语言”先于“自己”、先于“诗人”。不是“自己”、“诗人”创造了“语言”,是“语言”创造了“自己”、“诗人”。他把写出的第一稿交给一个朋友,请他或多或少地抄一遍,再由他交给他的朋友。依此类推。可惜这项工作由于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而停止了。但从不多的几个抄本上,他已经发现在“诗人”与“语言”之间,有一条“语言链”。由于“诗人”的介入,“语言”死亡了。但“语言之死”正是提高层次或降低层次的复活。损减之处恰好是增殖之处。没有“诗人”,“语言”照样存在,但“语言链”却是由于“诗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于是他想,“诗人”与“语言”的关系,会不会是错觉?他其实是和“语言链”保持着接触。这为他以后的工作提供了新的依据。
1998年起,他在北京居住。
1999年末,他与树才、莫非共同提出“第三条道路写作”。
2000年以来,他认为写诗其实是对语言的一种杜撰,通过杜撰,诗人成为诗歌的一部分。
2001年,他的兴趣转向实验音乐,与王凡合作,制作了实验音乐《车前子诗歌》(于2003年完成);独立完成了《不》《不不》《不不不》“声音三部曲”。
2002年,他出席剑桥大学的诗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表演了他的新作《诗歌作为行动的可能》,他把他的新作称为“行动诗”,历时两小时。
2003年,他出席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在朗读之外,他还用中国书法的形式表达了他对诗歌的理解和怀疑。
2005年,他在北京中法诗歌交流活动中,他让听众掷骰子来决定他一首诗的朗读走向,并把手稿当场拍卖。
2006年以来,他基本隐居在家,写作《暴食》与《西园》等组诗。
他至今出版有诗集《纸梯》(上海某出版社)《怀抱公鸡的素食者》(伦敦某出版社)和《独角兽与香料》(这一部诗集由朋友出资私自印刷,属于“地下出版物”,和摇滚音乐碟片一起出售)三册,散文随笔集《明月前身》《手艺的黄昏》《西来花选》《偏看见》《云头花朵》《江南话本》《缺一角的拼贴画》《水天堂》《鱼米书》《好吃》《中国后花园》《品园》《好花好天》《茶饭思》《草堂计划》等十五种。他的散文随笔个性强烈,被誉为“当代不可多得的文体家”。另外,他还有戏剧和绘画作品上演与展出。
2007-5-26


“第三条道路”八年诗歌奖
(1999-2007)

主办单位:“第三条道路”论坛
协办刊物:北京《诗歌月刊》下半月刊
          四川《芙蓉锦江》诗刊
          四川《文坛轻骑》杂志
          四川《元写作》集刊
          广东《第三条道路》诗报
评选方式:网络推举,民主确定,排名不分先后。

一、特别贡献奖3名:老巢、林童、庞清明
以刊物、网络、活动为载体,为“第三条道路”不断提高能见度而持续努力、倾注心血者,被授予特别贡献奖。
老巢获奖理由:近几年以来,老巢几乎在各种艺术门类的海阔天空之中均完成了令人惊奇的漂亮跃飞,他忠实于这样一些身份:记者、摄像师、电视节目制作者、主持人、导演、图像及文字刊物主编,因而他所致力的,似乎总是为别人提供灯火辉煌的舞台。如果只在这里提及老巢独资创办《诗歌月刊》下半月刊并担任主编,绝不仅仅因为他再次启用将官方文化资源和民间艺术精神相融合的狡黠智慧而首开官刊民办之先河,这一事件的更大意义在于,他为“第三条道路”诗人和批评家们提供了一个自由场域并再次证明文字才是他“更适合栖居的老巢”。另一方面,老巢那些即兴命笔、率尔成篇的短诗佳作和信马由缰、天花乱坠的长诗杰构也在不断地修正我们的既有观点:这一次,老巢再也不惟是一个舞台的设计者和提供者,同时他也正是那灯火中心,一个机变百出的亮相者。
林童获奖理由:人们记住林童,不仅因为他是《美之殇》、《破碎的偶像》两部诗集的作者,更重要的是他为“第三条道路”所做的一切。事实上,正是林童,与他的合作者一道,将“第三条道路”由少数几个独立写作者的个人化理念扩大成为攻城掠地的集体化行动,这行动的目的,就是要与试图平分当代诗歌版图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写作三分天下。与这种野心相匹配,或者说相呼应的,一是独力或参与,连续不断地编辑推出民刊《时代作家》、华艺版《九人诗选》和九州版《第三条道路》;二是先后完成了一大批以“第三条道路”为关键词的文论,其《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 》一文产生了较大影响。时至今日,当“第三条道路”上空的迷雾开始消散,我宁愿相信昔日林童存志之求大、为文之从权包含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大局观而不是私心杂念。最后让我们记住:另外一部著作《文化诗学:第三条道路》的作者,正是“这个”林童。
庞清明获奖理由:长期以来,为了“第三条道路”一枝一叶地葳蕤,作为一个兢兢业业、孜孜矻矻的工作者,庞清明几乎与所有“第三条道路”诗人都交换了友谊和智慧,他先后创办纸刊和诗报,建立“第三条道路”资料库,连续不断地在各种刊物上组稿推出“第三条道路”诗人作品专辑,并以诗歌写作和批评写作的双重跟进证明着自己的独特存在,——然而与这一切相比,庞清明促成网络与“第三条道路”的联姻似乎显得更为重要。“第三条道路”因为庞清明而在一个虚幻空间中拥有了“千座高原”,就像洪太尉掘开了镌刻着龙章凤篆、镇伏着天罡地煞的石头碑碣一样,终于“误走妖魔”。这一事件内在地包含着对庞清明的全部毁誉;然而他承受着这全部毁誉,仍然怀抱着诗歌“大同”的理想,凭借巨大的热情和持久的耐性,“虽千万人吾往矣”。
二、实力诗人奖6名:莫非、车前子、树才、安琪、凸凹、马莉
坚持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通过长期安静的写作,为当代中国诗歌增加了新的美学类型,并为“第三条道路”赢得了良好声誉的诗人,被授予实力诗人奖。
莫非获奖理由:就像在一八四五年,梭罗拿了一柄斧头,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区,后来完成了如此简单、如此馥郁而又如此晦涩的著作:《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瓦尔登湖》;莫非则与一把大剪刀形影不离,他长期注目于积雪、雨水、石头、青草、灌木、鸟群、巨雷和无时无刻不在其中隐现的“死亡”,不紧不慢地清除着杂物,“还一座花园的本来面貌”,完成了同样简单、同样馥郁而又同样晦涩的两部诗集:《词与物》、《苏拨》。《词与物》体现了这样一种认知:事物消失、世界模糊,诗人试图用“词”来挽留和呈现这一切,然而挽留的只是残骸、呈现的只是背影,诗人内部的汹涌仅仅被在白纸上浮现出来的语言漏出了少量的沙粒,正如事物和世界本身。正因为如此,《词与物》不可能不是一部“反复书写”的诗集:一首诗与另外一首诗构成了奇妙的重复,有时候却又不免“空转着轮子”。到了《苏拨》,莫非显然已经更加放松,他在此前那个几乎空无一人的植物世界中,增加了一个超自然、女性化的倾诉、交谈对象——“苏拨”,并借此搭建了一个呓语式、超现实的十二行诗展台,被誉为“当代文学一个小小的奇迹”。除了这两部诗集,莫非还完成了大量的长诗、组诗和短诗,他娴熟地运用断句、口语、汉字特有的多义指向和刀切斧断般的节奏,记录着“精神的奇异运行”并接近了他所期望的“对汉语的赞美”的境界。
车前子获奖理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现代诗歌运动中,车前子以其调皮的儿童视角和荒诞的隐喻向度成为朦胧诗人队列中的貌合神离者。他的《三原色》一诗简单而又奇崛,过早地散发出一种后现代主义气息,被视为“第三代诗歌的起源之一”;然而他《纸梯》时期的努力,却转向于将江南物象和个人玄想锻造为一种恍惚迷离的文人趣味诗歌,并由是与柏桦、张枣、钟鸣等人一道,在那个血脉贲张的诗歌时代中,集结成一群温和古雅的另类。近十余年来,车前子致力于“语言诗”的探索,并最终在行为艺术的助力之下,促成了“语言诗”在妙境和困境上的双重抵达。车前子二十五年的写作,使他在最年轻的诗歌同行面前几乎都长期保持着孤身深入的前卫姿态,证明了“第三条道路”精神将一个诗人醒目地带到我们面前的巨大力量。
树才获奖理由:以“诗歌”为轴点,树才在写、译、评、编四个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已经有目共睹。这一事实本身,甚至掩盖了树才单独作为一个“诗人”的庞大存在。长期以来,树才对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诗歌时尚置之不理,他闭上眼睛、屏住呼吸,静静地狩候着自己灵魂深处一切稍纵即逝的细微响动,求取诗歌“自然的溢出”。在树才的作品里,我们每每遭遇虚无感和死亡心,以及与之拉锯的超脱感和安宁心;肉身的渺弱和思想的壮硕,构成了树才的两难生命并让他大面积、长时间地陷入了一种物我两忘的冥想状态,仿佛秋日的一棵颓树,“屈从于体内痛苦的变化”而又“开始经历到一点点灵魂”。但是树才一次次从“冥想的烟”到“佛教的蓝”的虔诚奔赴,其睿智、纯净的生命质地对文本质地的绝对支配,以及那种直接性和神秘性相胶着的奇妙语言,都还没有引起与之相匹配的关注。“树才早就已经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这在大多数人看起来像是一个预言;也许有一天,当我们回过头重新“发现”树才的时候,我们就会承认自己的短视和无知。
安琪获奖理由:我们随时都能够感受到安琪的灵光乍现,她天生就是为作一个诗人而降临人世的。安琪曾自称诗就是她的“尸体”,那么她写诗,几乎就是为了不断去“死”。早期安琪拥有庞大的建构野心,在以《轮回碑》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中,她肆无忌惮地采取暴力手段强行实现语言增值和文化交媾,轻而易举地打碎了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并在碎片的错乱拼贴之中显示了“无理而妙”的非凡才华。安琪这种无性别写作模式向所有的男性诗人掏出了咄咄逼人的锋芒,给近三十年的女性诗歌增添了独一无二的崭新品种。到北京以后,生活的烦忧和情感的动荡缩小了安琪诗歌篇幅和技艺虚荣的尺寸却扩大了她心灵的敏感,其近期作品,集中展现了诗人灵魂与肉体的悲剧性冲突和喜剧性妥协,带给我们以一个进退失据、苦乐无名的“女人”形象。似乎可以这样表述:从漳州到北京,安琪就从迷狂实则充实的白昼来到了静寂实则纷乱的暗夜,然而,正是这个暗夜安琪,让我们更加刻骨铭心。在近期作品中,安琪展示出了令人叫绝的撑杆跳技术:当某件作品在平庸的悬崖边摇摇欲坠之时,她有时候只用一个词语或者一个单句就可以瞬时挽回败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众多的作品中,安琪的两首短诗,《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和《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已经在当代中国诗歌史上争取到了显眼的席位。
凸凹获奖理由:凸凹,正像这个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其二十余年的诗路历程充满了众多的周折和巨大的嬗变。他并非一个早慧天才,而是从诗歌基层缓慢起步、长期攀援。神农以“遍尝”的方式通晓了各种草木的苦甘寒热,凸凹则在各种写作范式中左冲右突,终于成功地实现了“中年变法”,在大众美学的贿赂和挟持之中夺路而逃、脱颖而出。他最终以第五部诗集《苞谷酒嗝打起来》,在民谣风路向上完成了最早的一批草根诗歌,用彻底下落和倒退的反常方式,令人意外地坚持了“先锋”的风度;第六部诗集《镜》,用最朴素的语言托出最真挚的情感,很多篇章已经达到了“浓尽必枯、淡者屡深”的境界,相信那个幸福的“收件人”必定会用一生的时光去慢慢品味、静静享用;最近的两部诗集,《桃花的隐约部分》、《大河》,凸凹以成熟的心性和开阔的视界,积极介入近在咫尺的现实,使他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亲历者;当前凸凹,形成了“诗点、技艺和历验三维一体”的凸凹体,渐臻收放自如之境,每一有作,无不呈现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势,代表作《针尖广场》、《国家脸,或大碗之书》具有一种罕见的“大美”,标志着诗人在更高的层面上不断地成就自己。一切迹象都在表明:当那些早慧者们已经江郎才尽,我们的凸凹仍然凭借自己雄厚的创造力和可贵的实验性,不断增加着天平这边的重量。
马莉获奖理由:几乎可以这样说,马莉所有的短诗都可以理解为一个怀有秘密兴味的“林中少女”对童年经验的打捞和探询。马莉的童年,与湿漉漉的“母性”南方构成了难分难解的纠结,这决定了马莉诗歌写作的词汇表:浪、风、夏天、海洋、蝙蝠、花园、幽灵、热带鸟、巨型蘑菇,如此等等。然而马莉绝非一个纯自然的膜拜者,她一方面对一切细小事物的命运和意义充满了惊奇和迷惑,另一方面又在明知故问、无中生有、似是而非、举轻若重的叙事设计中展现了一颗极端敏感的心。当马莉趋于极致,即或在诗歌中也幽闭着自己,她高兴那样做,就那样做了,根本不理会读者反应之类,这让她的一部分作品具有一种任性的玄想性质。除了为数不少的冰冷短诗,流光溢彩的大型组诗《金色十四行》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与其他作品相比,《金色十四行》“在有限的空间里迅速弹跳并且飞翔”,集中了诗人充满虔诚、智慧和慈爱的本真言说,显示了成年心性对马莉诗歌写作轨迹的牵引。概乎言之,诗人马莉以其苛严的标准、均匀的腕力和几乎“出世”的良好心态完成的一批诗歌作品,已经与她诡异冶丽的黑白画系列一起,构成了一个富足的艺术世界。
三、实力批评家奖2名:胡亮、杨然
将“第三条道路”纳入中国当代诗歌宏阔视野进行考察,努力诠释和挖掘“第三条道路”精神的丰富内涵,准确揭示并合理呈现“第三条道路”诗人独特的美学标高,并在专题性质的研究中表现出了良知、激情和判断力的批评家,被授予实力批评家奖。
胡亮获奖理由:对于“第三条道路”而言,胡亮几乎是一个目不斜视的批评家。这个曾经长期浸淫于中国古代经史子集,后来又审慎地扬弃过西方现代批评模式的年轻人,不到而立之年就已经不再迷信任何既有的“方法”和“手段”。他坚信智慧而精当的批评寓于对批评对象的无止境进入之中,舍此之外,实无他途。所以他的理想,是成就一种“元批评”。元批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关于批评的批评”,而是“从头开始的批评”。正因为始终坚持个我的发现、作品的启迪和良知的引领,他在不同时期对“第三条道路”发展做出的前瞻性提醒和告诫,已经陆续被事实证明总是“一语成谶”;而他于长期的沉静和思考中陆续完成的三篇思潮论、十三篇诗人论、八篇作品论和旨在正本清源、去芜存菁的《1999-2007:第三条道路编年纪事》,进一步显示了他深厚的文化占有、犀利的分辨眼光、圆融的思维方式和严谨的文字表述。我们有理由期待:胡亮呼之欲出的专著《元批评:第三条道路》不仅是诗学的,更是诗的,就像一枚任谁也拔不出来的楔子,将把“第三条道路”这面旗帜悬挂在应该的高度。
杨然获奖理由:杨然的重要性在于,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际,仍然始终坚持把“诗歌”作为唯一的目的。他几乎将所有“第三条道路”诗人纳入了自己的视野,先后完成《第三条道路100想》、《第三条道路诗歌教材》、《第三条道路好诗品读》、《第三条道路网幻》和《第三条道路300首》,字数以十万计,分别采用印象批评、佳作剔与鉴赏、诗人“纪事”等丰富别致的形式,不但显示了他诚实、高明的细读功夫,而且展现了一个选家“好诗至上”的风范。杨然的存在可以让我们为“第三条道路”拍手称庆,因为我们拥有一位可敬的清道夫。
四、新锐奖5名:楚中剑、愚木、野松、远观、北残、舒雨湖
获奖理由:他们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他们在诗歌写作、理论探讨和宣传运作上表现出来的才华,将给“第三条道路”带来光荣。所以,他们的“获奖理由”,将主要由他们自己来给出,那一定将比胡亮现在给出的更为精彩。所有的人都拭目以待。
(本诗歌奖得主,除胡亮“获奖理由”由青年诗人方松撰写外,其余获奖者“获奖理由”均由《诗歌月刊》下半月刊编辑部约请胡亮撰写。胡亮,青年批评家,生于1975年,四川蓬溪人,从事文秘及经济工作,兼任多家诗歌杂志理论编委、多家诗歌论坛核心成员,发表诗文论著40万字,主编诗歌集刊《元写作》,已出版第一卷《贾岛治下:七个诗人与一个批评家》[中国文史,2007]。)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日

 楼主| 芙蓉锦江 发表于 2011-11-21 18:43:50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68】《芙蓉锦江》第3期《诗人地理》

雪落北京(三首)

(北京)海啸

风吹得有多远
我无法看见
醒来又
睡去的北京

深沉的夜
露出一双黑眼睛
一辆双脚麻木的车
舔舔疲乏的胃
然后继续
无家可归

总有灯
始终地亮着
黎明的昭示有多么可怕?

一扇扇空洞洞的门
鸦雀无声  表白
多么静
多么绝对
多么苍老的雪啊


雨落长沙

我的双脚接近了
白云,离天空只有
两千厘米
雨便下了

隐约着黛色的模糊
身后村舍、街道、计程的车
在无力拒绝垂直的鼓点
偌大的广场
一只鸟飞翔
一颗心降落

空纸上的光线
穿透夜,穿透
无处逃匿的
泥泞时光

我站在雨的肩上
那空无一物的远方
已不再伪善
不再冷,不再
躲在某处哭泣


江上南京

十年过去
苏江之上仍是南京
南下的列车,两行
不知所措的直线
在夜的瞳孔破茧而出

那个人或已入睡
夜太深了

江上不见渔火
不见了桨声
甚至,那梦里扬起的尘
也落于别人的屋顶
  悄然  无声


芒果街的魔法(外一首)

(广州)黄礼孩

热气灼人的下午
我在芒果街的一间小屋,阅读经文
等候不确定事物的到来

当芒果街的树影摇曳不定
外面扬起工地上的灰尘
还有汽车的噪音,振掉了几片芒果树叶
它们已成为礼物,盛在器具里
蓦然出现在我的桌前

我听到它们的交谈
甚至听到它们均匀的呼吸
器具里的小精灵都跑出来
我带着它们,离开芒果街
去一个远处安静的林子

野兽们已从林子里消失
惟有野鸟像风筝一样飞
不至于被人用石头打下来
它的影子很小,落在河水上
不久,又飞离了河面

如果你来到芒果街
此时我也把器具带回小屋
那些远古的小精灵,就会和你变着魔法
像是从我们的各种器官里跑出来
静谧着新的林子、河流和天空


荒芜

在埃及
餐桌上不再飘来麦面的芬芳
鱼像烟一样轻薄
黄瓜、西瓜、韭菜、葱、蒜
已落满灰尘,水色暗淡

两千多年后,埃及的想象
在纸上变黄、腐烂、沉默无言
读者像过时的先知
在贪婪中愤怒地指责贪婪

那时与神在一起
前人在这里生活
吃饭,说话,走路
神迹就在庸常的生活中

如今,埃及只剩下神离去的姿势
过去的生活已不可企及

荒芜的日子近了
忧郁的心到哪里
寻觅人类幸福的童年
还有家园上已烂掉的书籍


诗意成都(二首)

(成都)流石流


向一位远古的官员鞠躬

已经看不见那治水的人了
浪头,还不断地挺起来又弯下去
鞠躬,鞠躬

都江古堰岸上水下的石头,睁着
不闭的眼睛,看
水清水浊水涨水落

站在内外江分流处,忍住
酸楚的涌动
中国,这样的官员不多

时光的流水,可以抹掉
土夯的、石垒的、砖砌的伟绩
低处的浪花
绵延无尽的感动


平落平乐

不只是横着一道秦岭,不是一句万水千山就能概括
地理的重峦叠嶂,和时光的湮没
一条“南方丝绸之路”
被遗忘
平乐,在被遗忘的平凡、平淡、平静中
享受着快乐

那时的鸟逝了,那时的风散了
而它们偶然遗落的一粒种子,在乐善桥头
独木成林
后来的人满怀敬意,仰望这棵沧桑的古榕

水涨水落,白沫江从天边来,流向天边去
叶黄叶绿,古榕树从历史的那头绿进历史的这头
不经意间
时空交汇的坐标,在骑龙山平乐

那时的灌木和野草的后代,收藏了
史称“南方丝绸之路”的“茶马古道”
满目苍翠的古道至今仍像修竹,一节一节绿向天涯
当年溅起的马蹄声声,已固化为颗颗卵石
而它那曾经繁华的北方兄弟此时在茫茫黄沙中梦驼铃

黄昏的天空,云奔若马
疾驰的云,把我们拉向历史的深处
妻子的高跟鞋,清脆地叩着古镇的石板路
宁静悠远,小街若箫
屋檐下早亮的灯笼将我们的身影请进一户户洞开的木门


八角楼的马灯(三首)

(贵阳)南鸥

生长在湘赣大山的肺部
每一间破旧的土屋,都有你兄弟和姐妹
他们粗糙的手指每天把你拨弄
你昏黄的身影,是暗夜唯一的光
点燃时间里的废墟
和所有昏暗的眼睛

卑微的出生注定你一生的骄傲
注定从生铁的纹理与火苗的细节发现
燃烧的真理。你阻击黑暗
让时间无法停止她的脚步
那些翠竹,那些樟树年复一年
吐出新鲜的空气


黄洋界

我从童年的课本知道你的名字
从一张纸片的遐思,飞奔你的面前
奇绝的天险,无言的山峦
我失语的词典只剩下骄傲

烟云散尽。天空的蓝是另一种安静
阳光在额头上流淌,每一片枝叶都在沉默
我知道,每一阵风都从79年前吹来
都保留着当年的表情

每一声鸟鸣都敲打着我的内心
那些咆哮的马蹄,早已消逝在天边的残云
但一朵杜鹃让我陷落回忆
她失血的脸使我一病不起


会师广场

是“龙江书院”最初的手势
“文星阁”彻夜畅谈,一定惊落了星宿
山峰向两边闪开,龙江蜿蜒而来
举手之间,天空和土地重新分开

一握千年的姿势展开万年的风景
所有的呼吸,象起伏的山峦已连成一片
所有的目光都在此刻停留下来
正午的阳光,撩开黑色的暮蔼

风,从此吹向同一个方向
庭院的桂树,河畔的沙洲
那些老表的庄稼,从此说出自己的方言
那些雨,如同老表亲亲的侄女


广州(外一首)

(成都)李清泉

有很多条船,在海岸线上挣扎
你是唯一红色的,自幼丰满的那艘

有很多个香味浓郁的长夜,女人们
死心塌地地寄居于你的心脏,或者城中村
今夜不醉不归,醉里吹灯,醉里的今夜
他们的男人被取乳名唤作灯火的枝桠

你是唯一的桥梁,喂养唯美的收容所
许多现代艺术在铁窗中呈现
关于怀乡,关于暴力,关于血色的暮年
而当镜头对准我的姑夫,老实巴交的鱼
他的半条生命,谁都能料到
在故乡简陋的春天,他向死而奔

你还喂养一群群异乡的鱼,在海岸线上挣扎
有三条弱小的是我的表妹
雨季的孩子,桃花的暮年,雾浓月淡
等蜜蜂上岸,或许春逝,或许故乡
正失明了双眼向着自己的孩子乞讨

乞讨不是你的邮票,不是你的旧布帆
你是灯火争相拥抱的城市,海风的残缺怀抱
我最好的兄弟住在你缺风的郊区
所有的文字留在明代,才子官人
青楼佳人,她们不曾路过一座城市
不曾提起一个去处,岭南以南

明代的女子站在高处,听风的木楼
骚客的背后是东厂的鹰眼
我的背后,是你的七月
我去南方看海,潮起的海的背后
浓妆的女子敞落在低处,夜夜风吹雨打


蒙顶山

盛产花茶的雾,和热衷于搬运流言的鸟
一起在春天悄然生长

繁花散尽的山脚,密林里的春天已经散场
山下的河流被桥梁俯瞰干涸的心脏
你在桥头,焚烧稻种
抛弃期待果腹的遍地食粮
我在桥尾,拨亮灯盏
逃离父母正在掘地储藏食粮的故乡

在蒙顶山下,傍晚的春天
盛产花茶的雾,和热衷于搬运流言的鸟
被匆匆赶路的我们一笔带过
来不及牵你的手,看你喝一碗我亲手熬的茶汤
热茶已经被长夜的目光镰刀般一缕接一缕地割凉
日光已经被漏斗般匆忙的远方一寸接一寸地灼伤


母亲节游松山湖(二首)
(东莞)庞清明

周末的柏油路单骑如影随行
集体郊游的女学生杏眼迷瞪
林间空地  齐齐放飞好心情
足下臀间  草皮泛起片片油绿

斑鸠与布谷扩张着荔林与凤凰木
超底空的蝴蝶与蜻蜓是对穷亲戚
出洞的蚯蚓被蚂蚁围攻分尸
蟋蟀的奏鸣里第三者一脚踩虚

有人湖畔垂钓  有人波间撒网
轻风荡来柳絮纷飞含羞草张合
拍婚纱的新人像两朵移动的白云
玉兰的瞬间激活了整个下午时光

“湖光山色多美景  夕阳无限近黄昏”
母亲顺手在野地采集几株禾苗——


珠江口蛙鸣

我将一滴蛙鸣置于手掌
在中秋到来的前夜
蟋蟀绵延的南海岸
我供奉的音律已躲过一场台风

月色愈浓
珠江口纵横的山水之间
蛙鸣终究如万家灯火
以一种电流深入
漩涡之口 思念多重
肩负孤独的行旅

那最后一次炮击虎门
守望远方的石塔年轮陡减
我知道鸟群捎去的云母里
蛙鸣安然如强风挺立

我知道春天失散的花园
太阳之帮 血脉上升
且让我重温世纪末的东方好梦
蛙鸣的间隙
我的手掌一阵灼伤后的嘘息


天堂之路(三首)

(成都)徐甲子


玛尼堆

不断增添的石址  遗世独立
是谁以石头  与天空对映

太阳不朽的光辉  照彻大地
是谁引领我们  接近神性之源

我抚摸着每一块  光洁的玛尼石  此时
达赖和班禅  正抚摸着佛教徒们的头颅

请允许我靠近你  靠近你的肌肤  与心灵
介于天空和大地之间
介于生命与死亡之间
手指相触—— 一个声音正向我
传达  神的旨意

这些沉默的石头
这些灵性的石头
以自己的旋律  跳动着一种神性的音符——

(庵 嘛 尼 叭 咪 哄
庵 嘛 尼 叭 咪 哄……)


神山·圣湖

这是注定的命运吗?
这是灵魂穿越峡谷  再上神山
而后沉于圣湖吗?

人类的厄运  如同
形态各一  又憔悴不堪的落叶
卷入风中  最终
飘向高高的冈仁波齐……

——这雪山中的雪山啊
在神的国度里  又有谁
不将之供奉心中?

通往天堂的漫漫之路啊
那些从未间断的  朝圣的人们
那些以生命和血肉  匍地而行的老人
他们的每一声呻吟  都在诉说
冈仁波齐  有着比人类更长久  更
完美的灵魂

而这汪碧绿的湖水
你身边的玛旁雍措
俨然一位慈祥的母亲
湖水中所投下的每一个倒影
就是她宽阔的胸襟
接纳的  每一个孩子


布达拉宫

比山更高的  是布达拉宫
权贵相间  层叠而起
以苍天为背景  高高在上
又俯身下望的是  布达拉宫

缓和、危耸。高贵、拙朴
临近普陀罗  你便临近神性的光辉

飞檐的铃铎  在风中作响
是谁在说:风从什么地方吹来
佛便从什么地方走过

且不必重复古老的故事
仅就阳光下闪烁的黄金白银
你便可以  在自己的梦中
构画一幅  德拉尼克瓦式的精美油画


关注伊拉克战事(二首)

(洪泽)十品


巴士拉

南方的迷雾没有炸弹来的凶猛
有人悄悄地越过一节矮墙
向敌人靠拢  有人扣动了板机
将仇恨射向移动的目标
有人在记者会上侃侃而谈
“我们消灭了500名敌军士兵”
两颗集束炸弹完成了一生的史命  有人
在遥远的电视屏幕前默默地流泪
大火虽然扑灭了  可硝烟还在不屈地
上升  有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有人不幸地倒在坦克车旁  有人
看看时间  正是三月二十六日正午一点



纳杰夫

我看见平静的不再平静了
晚风吹来  有一个妇女听见
鬼的哭声  被炸毁的医院
是一个恐怖的地狱
我看见她蹒跚的脚步
跨过睁狞的废墟和烧黑的汽车
淡淡的晨雾中  晃动的小手
和没有燃尽的树
我看见的村庄不再村庄了
纳杰夫的城里有多少妇女和孩子
有多少粮食和水  有多少
生命和死亡


十二月的派潭河

(重庆)李元胜

    十二月,在派潭河一带漫步,几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一个人带着他的回忆——岁末,每个人都像拖网,一年的事都沉甸甸的在网里了——而阳光下的派潭河,却鲜艳如盛夏,两岸的野花在无声地欢呼着,包围你,也顺便包围着你的沉吟。这样多好,你只是造访,只是旅行,像派潭河一样,略有些疲倦,但没有什么是值得懊恼的。

    时间在流动,派潭河也在流动。它们的流动都是看不见的。
    深的地方,有一些大块的碧玉在沉睡,使人想起九寨沟的海子。但派潭河没有九寨沟海子们的仙气,它是人间的,属于它沿途的村落。派潭河用它的反光温柔地抱着田野、朴素的客家人建筑和孩子们的身影。
    我在它的反光里蹲了下来,浸在液体的碧玉中的,是一些卵石。派潭河是一条充满生命的河流,任何一块卵石,都是蜉蝣幼虫的家。它们身子扁平,瞪着一对大眼睛,靠不停地甩动尾巴游动。数量众多的蜉蝣幼虫,以及类似大小的小生命,为鱼群提供了食物。
    最小的鱼,当地人叫坑鱼,意思是水坑里的鱼,也是一些永远长不大的鱼。它们结伴游着,在卵石间,在大大小小的彩螺旁。被我的影子惊扰后,它们迅速逃向了更远的水域。
    这样的警惕是很有必要的,派潭河边,出色的猎手——翠鸟,数目众多,不时从河岸箭一般地射向水面,用它们犀利的喙啄破水面。
    翠鸟是派潭河两岸容易看到的水鸟:长喙,短尾,蓝得发亮的羽毛。不过,并不可靠近,在人类面前,它们是胆怯和羞涩的。
    田鹬则要老练得多,它在河滩上踩着浅水,用它夸张的长喙自得其乐地在泥土中钻个不停,寻找着食物。我猜测这只田鹬不过是派潭河冬天的客人,它也许来自寒冷的北方吧。
    在最深的一片水域中,在一个由四根竹子扎成的简陋的竹排上,立着一个老人和三只鱼鹰。鱼鹰都咕咕地用喉音叫着,高举着翅膀,在空中扇个不停。这是在向老人撒娇,要讨鱼吃。一般来说,这是幼鸟才用的可爱动作,亲鸟回巢时,它们会扇着翅膀乞食。
    老人对鱼鹰们的动作毫不理会,他轻轻用竹竿一拔,竹排便稳稳地朝岸边划去。岸边早就站着几个人,等着买鱼的人。显然,鱼鹰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着急地扇起翅膀来的。它们已经学会了察颜观色——多么迅速的进化。
    我想起了青海湖看见的鱼鹰,一群数百只,自由地咕咕叫着掠过天空。而这三只,漂亮的蹼爪被拴着,吞食鱼儿的颈子被拴着。除了乞食,它们还能做什么呢?
    从某种程度来说,派潭河和人类,也处在这样的关系中。这些来自增城北部莽莽群山的野山,早就被大封门水库、白水寨水库收集利用后,才重新释放出来。
    不复有当初的野性,而是规矩、小心翼翼地在河床上流动着。好在,它温柔一如往昔,慷慨一如往昔,所有的大小生命,都在享受着它的滋润。

    正是派潭河的枯水季,水退下去,露出一截新鲜的岸——新鲜的伤口。一如继往地,向河里输送着水流的小溪,也瘦了。
    我们沿着一条小溪向山坡上走,空气中有特别清新的味道。
    这种清新并不单调,甚至可以说很丰富:有树枝的气味,因为有位上了年纪的婆婆在竹林边用弯刀收拾着柴禾;有很微弱的烟火味,是村民在收割后的田野上烧着稻草?有潮湿的泥腥味,可能来自溪水冲刷着的泥土……据说,盲人能够凭借嗅觉,识别出自己所处的大致环境。我相信的,空气中,有所有事物的微粒。
    也有冬天的微粒。尽管它藏得很深。
    在一块冬眠的地的角落里,我发现了一株被遗忘的仙草。当地人叫它凉粉草。
我喜欢它的气味,有一点尖锐,能给第一次闻到的人留下印象。尖锐的人,往往都有着热烈的内心。那么植物呢?植物的热烈,我觉得是指它们饱含某种特别的物质。
    仙草正是称得上热烈的植物,人们把它们的枝叶加水煎煮,让里面的特别物质流出来。当这种热烈的物质冷却后,水再也不是透明的可以流动的了,它被冻结成了柔软的琥珀——被人们称为凉粉。
    热烈的尽头,往往是带一点冰冷的凉味。
    摘下一片仙草叶,它已经有点干枯了。举着它逆光观看,想看清它的脉络。却看见一群鹩哥在空中飞过,扑向不着一叶的柿子树——那些冷硬的枝条,就像布满空中的金属。
    离开田野,路边的几棵有些沧桑的大树,都是荔枝树。树下的草枯黄着,而这些老树却吐出了鲜红的嫩叶。和远山的更年轻的荔枝树不一样。它们几乎是自由随意地站着,形态各一,气质各异。而那些新树虽然也枝叶繁茂,却像规矩的学生,一排又排整齐地排着队,多少有点机械和生硬。
    青斑蝶肯定能感到老树的特别。它们三三两两,在树冠四周飞着,辨认着它们祖先停留过的痕迹。它们是远方客人,每年它们都会跨海而来,飞到派潭河两岸的山谷里越冬。
    这一带的土地是疲倦的,历经了反复的开垦,杂乱的野生灌木,只有在最陡的坡地和溪沟边才能看到。试想,青斑蝶的祖先,迷恋的一定是个更自然,更丰富的山谷。幸好,有这几棵老树,能让它们围绕和留连了。
    没有老树的原野,那种寂寞才是真的寂寞。
    几声狗叫声,从坡上远远传来。接着,一缕清香,从小溪旁的村舍传出。很浓,这气味就像液体一样,迅速注满了我们周围的空间。
    这是葛根的气味。这气味是神奇的,它使一个朴素而凌乱的小村,充满了喜悦之情。一个健壮的农妇,正用力地捣着葛根的碎块,这是气味的中心。浓浓的清香就是从这里一圈一圈地扩散开的。其他人,则不慌不忙晾晒着雪白的葛根粉,对路过的人几无好奇之心。
    沉默的葛藤,竟然有着甜美的根块。这被古代中国人赞叹不已的植物,几乎是一个象征——我想起派潭河两岸所有的事物——小溪,古荔枝树,斑蝶,村落,客家人,想起所有的看不见的根须或根块。

    要寻找派潭河的源头,只需向北,只需上山。
    这些山,并没有想象那样幽深。它们历经砍伐,石壁、土坡,刺眼地从绿色中裸露出来。好在这一带早已封山育林——还要多少年,才能遮住人类的胡作非为?
    因为有瀑布和溪流,白水寨的山谷里还是很葱郁的。
    上午十点,谷里还是一片空寂。偶尔,大山雀的鸣叫,像一些发亮的树叶,在谷里飘动。阳光斜斜地射进山谷,没有激起任何反应。
    但是,随着空气温度的渐渐升高,山谷里的精灵们陆续苏醒了。
    最先苏醒的,是谷口紫荆花树上停着的报喜粉蝶,这是只有南方才能看到的美丽蝴蝶。不过,在这样的季节,它的衣裳已经很破旧了。它吸收着阳光中的能量,直到血管沸腾,终于飞了起来。围着树冠飞了一圈后,又向着远处的一片水潭飞去——被阳光晒出的水气,对它有着不小的吸引力。
    紫荆树下,几只波纹眼蛱蝶,在草花上一闪一闪。而不知疲倦的网脉蜻——一种漂亮的南方蜻蜓——则顺着水渠的方向,来回巡视。这就是南方冬天的魅力,阳光下,始终有春天和夏天的影子。
    阳光照着,溪流水气蒸发。这时,潮湿的泥土,就像磁铁一样,吸引来了各路精灵。
    一只新鲜的蛱蝶,欢喜地飞了过来,它的翅膀上有一对新月。难怪它的名字叫新月带蛱蝶。或许是年轻,对危险并无太大提防,它贴着游人的头顶飞来飞去,怀着巨大的好奇心。
    绢蛱蝶明显胆小一些,它在飞往溪流的途中,发现了游人的身影,立刻在悬崖边一簇马兜铃藤叶上停了下来。绢质的蝶翅微微抖动——如此柔弱,让人不由得屏住呼吸。
    如果没有游人的惊扰,所有试探性掠过溪流上空的蛱蝶和斑蝶,就会在溪边潮湿的泥土上降落,伸出它们的吸管,召开小型的野餐会——那该是多么有趣的景象。
    最不可思议的,是在溪边的岩石上,竟然出现了一只雄性的月斑鼻蟌——它的翅膀上有着类似孔雀羽毛的图案。这种有着致命之美的蜻蜓,对环境有着极苛刻的要求,只在未被打扰的深山溪流边居住——那里,在人类出现之前,就一直是它们的家园。
其实派潭河的所有源头,那些大大小小的溪流和山谷,都是精灵的国度。近年来对生态的保护,让这个濒临灭绝的国度重现生机。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游人涌向山谷,像月斑鼻蟌这样的古老的居民们,会最终告别这个国度吗?


西域,或洪烛的马

(成都)魏 平

“想起骑一匹马走天下的日子/我就忍不住热血沸腾”(《认识骑士》)。“我想和你交换彼此的生活/用我的越野车换你的马/用我的笔换你的鞭子”(《吉木萨尔》)。二十年前即以大面积覆盖中国官刊的大批作品确立了自己诗人地位的洪烛,之所以敢下“我把过去的作品全部视作‘半诗’(仅次于废品的半成品),一笔勾销” 狠话,盖因他历时一年于新近完成了组诗巨献《西域》。
以新疆为核心,涵盖甘肃、宁夏、青海部分板块的大地和天空,叫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在二○○七年六月最初的几天里,一下子面对这么大一个疆域,一下子面对《西域》五六千行诗句、三百余首诗歌——站在面前的庞大的体系,和我大脑中的体系久久对峙着、暗暗较着劲:看谁能消解谁、谁能把谁装进去。
我必须找准西域的人文根脉和自然死穴,厘清西域的生态链、生存链和生命链。纲不举,目何以张?一遍又一遍奔读西域、暴啃西域后,我开始有些认识西域了。
我发现“英雄—马匹—草原—羊群—美女—英雄”正是这条环链和这个纲。“我”之所以必须成为英雄,是因为英雄可以俘获美女的芳心——美女是英雄的终极目标。关于这个命题,作者在诗中多次予以正解:“历史就该是罗曼史——/‘成吉思汗一路向西,编造了一千条理由/私心里是为了抢夺金发碧眼的海伦/虽然他并不知道海伦是谁,以及谁是荷马……’/在诗人眼里:为美女打起来,才算得上圣战”(《诗人的历史观》)。“如果要星星,我可以/替你摘一个。如果要月亮/我可以给你画一个/如果要房屋或葡萄园/我早就准备好……(《新疆的海伦》)”。“要养几只羊,才能安一个家?/要养到多少只,才能娶到/另一个部落里最美丽的姑娘”(《牧羊人的小算盘》)。“库车,美女的故乡/这里有比四大美女更美的美女//瞧我刚刚在古渡口遇见的那一个/五官完美得简直不可想象/更无法描述——即使对于诗人/也算一道难题”(《库车》)。“没有女主人的草原再辽阔,也是压抑的/仅仅相当于草原剩下的一半”(《草原的一半》)。“如果香妃只能有一个/我愿意做皇帝的情敌/为你而决斗(哪怕死去)”(《喀什的美女》)。作者甚至相信美女有起死回生的疗治功夫:“希腊有海伦,新疆有香妃。我庆幸自己找到了抒情的对象——她可以使一个死去的诗人活过来,你信不信?”——这应该也是散文洪烛回归诗歌洪烛的直接诱因和一瞬间就决定的快速甬道。
在俘获美女芳心的过程中饿着肚子是不行的,英雄也是人嘛,况且,英雄出发前还不是英雄,他是在抵达美女的过程中才成为英雄的。因此,英雄得吃粮食,而云彩一样多的羊群正是西域的粮食。西域的粮食靠什么来养育呢,自然是草原了——草原把羊群喂得又肥又大。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拥有草原、冰山和蓝天呢?这个时候,英雄想到了马。是的,再大的草原也大不过四粒马蹄。再大的粮仓,也大不过马的嘶叫。英雄不光体力英雄,智力也是英雄的。他知道,只有拥有了马,才能拥有一切。纵使草原、羊群突然从眼前消失,他还可以折马东来,或纵马在更西更西的西方,踏破城池,咬开粮仓。这样的英雄,一下就被加了个平方、立方、N次方,那迎面欢呼奔来、被他拧上马背的美女,一下就变成了美女中的美女——生命的幸福指数被提前得到开方。
论述、解读《西域》体系可谓千头万绪、角度多多。譬如抒情性、史诗性、想象力、英雄情结、童子幻思、女人之梦、草原视界、羊群意象、传统根性、原乡西域、叙事技法、哲思脉络,以及语言、结构、题材等等。随便拟个选题,或笼统概言,即可形成洋洋宏文。而我,在此,只想写洪烛的马,那在几千行诗里掀起风声的鬃毛飘飘的灵物。
为避免自己的视觉投放与洪烛的诗写向度发生过大的错位,我在电脑上检索了《西域》中几个关键词的个数:英雄102,马382,草原186,羊106,女239(女77,姑娘15,她147)。真是一“马”当先!由此看出,洪烛也把更多的劲使在了马上:屁股坐在马背上,他没有坐歪。
古西域大宛国,以擅长养天马闻名于世,汉武帝以重金求其马而不得,一怒之下,遂远征大宛国,在付出沉重代价后,终以武力夺取。正是马匹,引发了西域最早的战争。无马即无一切,包括无英雄。——当然,这里指的马是出自西域的健硕的马,而非杜甫诗歌中大量的中土老马、病马、瘦马、死马等意象马。马是西域存在链环和洪烛思维链环上最重要的一扣。
现在,我们来看看洪烛在诗中都制造了一些什么样的马呢?
初始马:顺着洪烛的推断惯性,我得知那匹载着周穆王西巡昆仑、使他如愿以偿见到浑身上下充满异域风情、美丽无比的女神西王母并发生一夜情的马,是西域的第一匹马。正是这个远古神话的召唤,使得洪烛渴望让风带走一切:“我不知道它是否变重了,只知道自己变轻了/风洗劫着一个舍不得扔掉种种包袱的人/让他意识到:清贫才是真正的富有”(《塔什库尔干的风》),两手空空,只牵着一匹马出发——这是《西域》的起首句。“像海子说的那样:‘劈柴、喂马……’/做一个幸福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匹真正的马”( 《我在那拉提》)。看来作者是一个见多了虚幻马、道具马和画中马的人,因此这次他执意要找一匹“真正的马”。是的,他非常淸楚一匹真正的马诞生的艰难:“刚刚出生的小马驹/在母亲的影子里挣扎,想站起来……/简直比一次日出还要艰难”(《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诞生》)。他一点不隐讳地说:“我羡慕周穆王。我去新疆,希望跟我的这位祖先有一样的收获。新疆的美女,在我眼中都是神的女儿,西王母的后裔。” “为了向成吉思汗致敬/我不说自己从北京来到新疆/我是从元大都来到西域//在荒废的丝绸之路上/开始一个人的西征。什么时候/才能赶上/那消失了的大部队?” (《向成吉思汗致敬》)。洪烛以诗人、情郎、侠客集于一身的身份奔赴他的诗歌故乡的西域行就此开始。我以为,那涌动在洪烛大脑中、来自西域的最初的诗歌月光,就是这匹原初马。它是头马、马之母,没有它,后面的马跟不上来,甚至不存在。它是天地初开时“混沌”中的象形马,《诗经》里的词根。
影子马:影子是阳界与阴界的互映,是看得见的精神和摸不着的物质。没有诗歌之光的坡度,影子打不开马体的门。“我正在跟一个影子肌肤相亲/用体温去感化它,使之变得更为具体——/新长出的牙齿、鬃毛,乃至流畅的线条/都是为了满足我小小的野心?”(《夏牧场》)。“走在一匹马的影子里/深深意识到作为一个人的悲哀……/走着走着,越走越远/我已经把自己甩得很远了/可你看不见我/看见的是我那套在原地徘徊的衣服/它其实穿在另一个人身上”(《自我的出走》)。在草原上,马是巨大的,人不能逃脱其影子的笼罩,即使你走得很远、走进泥土,你那被影子照耀过的衣服,依然如仪式般继承在后来者甚或你儿子身上。在《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诞生》中,对刚刚出生的小马驹而言,母亲影子的力量远远大于身体的力量:“分明是母亲的影子,轻轻地托了它一把……/这是它的天赋:甚至能从影子里汲取力量” 一匹马是怎样在镜中虚构自己的朋友或敌人的呢?“牵着马去巴里坤湖饮水,等于领它去找/另一匹马”(《巴里坤湖的孤独》)。“影子像一匹马新长出来的身体/它贴紧地面奔跑,尽可能跟自己的原型/保持同样的速度” (《奔跑的影子》)。掉队的影子不可能成为另主的影子,死亡是它惟一的家。“这匹马,在那匹马的影子里奔跑/这匹马本身,就是那匹马的影子”(《两匹马》)。“我看见的不是一群马而是一匹马/领头的那一匹,剩下的/都像它的影子,影子的影子”(《孤独》)。影子的分解离析,影子的影子:太阳一个,月亮一个,马灯一个,梦影一个……“首先需要挖地三尺,借助一盏马灯/将一匹马的影子从黑暗深处牵出来”(《成吉思汗的军马场》)。这里,精神还原成了物质,一个远去的文化符号被对应、具象和唤醒。注意,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药引子是记忆的“马灯”。当然,马灯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获得的:“让别人去牧马吧/我只喂养这盏灯,用黑暗作为饲料……(《昭苏草原的马灯》)”。
不死马:洪烛的马都是吃了他炼制的仙丹的,没有哪匹马在他诗中真正死过。这匹奔腾在忽必烈刀锋上的马,它怎么可能死呢——它让敌人死:“他总是能发现新的敌人/或许所有的敌人都是他亲手制造出来的/为了试一试马刀的锋利/还有谁再敢说他做的梦是假的?”(《梦游的忽必烈》)。“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草原是无边的/而自己和自己的马都可以永生/对时间持蔑视的态度——连神仙也做不到的呀!”(《巴音布鲁克草原的牧马人》)。作者对不死的音乐之马是这样刻写的:“一匹原地奔跑的隐形之马/一具被时间剥削了的肉体/只有它的头颅活着/剩余的部份抽象为河流的形状”(《草原上的马头琴》)。马不仅自己不死,它还可以作为一味药,治一个人的病。关于这个例证,我们可以在《艺术家画像》(赖纳.马利亚.里尔克著,花城出版社1999年3月版)书中找到:“在春夏之交时,他(弗利茨.马肯森)觉得自己患了流行性感冒,便让人备好阉马,一骑便是十六个小时,中间不曾下马。一个服用这种药物的男子汉,是懂得如何救助自己的。”
语言马:即或村庄消失了,记忆空白了,但马奔跑的语言还在:“常常是一眨眼的工夫,他们消失了/留下一堆灰烬、几截木桩/还有两块跑丢了的马蹄铁”(《草原上没有村庄》)。此处的“马蹄铁”,就是语言最硬朗的材料,诗人拨开草丛,弯腰捡起它,拼出了各种各样的马匹奔跑的声音。“一块草地,两位牧人,三匹马……/如果一松手,马没准就会跑出画面”(《画布上的草原》)。在这里,我读到的是一册稿笺、两位诗人、三行诗句,如果诗人控制不住语言的缰绳,诗句就会飞出稿笺。这也仿佛是对欧阳江河“马想从我们身边/跑到哪里去呢” (《马》)的另一种隔谷远答。“难道西夏就这么完蛋了吗?/不,我来了,在滴血的残阳下/左手呼唤一匹马,右手呼唤一把刀/愿意做西夏的最后一名士兵。”《在西夏的版图上》中,我试着把“西夏”二字换作了“诗歌”二字,发现这首诗也依然是成立的。如是一来,马成了语言,刀成了思想。《多余的诗人》中的马是一粒赘词:“一匹找不到自己的骑手的马/就是多余的。”不仅诗人以各种语言与马产生关系,连草原也在用闪电这条马鞭作语言,与马产生联系:“只要鞭子还在,没有谁怀疑他骑手的身分/一道空空如也的闪电,延缓了/他与一匹马的分离” (《草原上空的闪电》)。作者是这样直接呼取诗写的修辞材料的:“马的眼睛/善良的形容词。给我一匹马吧/一匹隐形的汉语之马/我以黄金与寿命作为抵押” (《本命年》)。最后这匹马是那个逐渐被遮蔽的词:“我必须把手伸进草丛里摸半天/才找到那匹变小了的马/一根草,就把它绊倒”(《露珠》)。关于马与草的关系,白居易认为草是可以遮蔽马蹄的,哪怕是浅草,但前提是,看马的眼睛需被花儿迷乱:“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意象马:作者乘坐的金属飞行器,与天马互为意象:“骑马要走半个月的路程/只用一个小时就到了/我骑的是产自大宛国的天马/骑着骑着,它长出翅膀……/马鞍很舒适,还配有安全带”(《飞行:从喀什到乌鲁木齐》)。在《草原的脐带》中,脐带首先牵出了马匹,马匹随后牵出了诗人,诗人再后牵出了想象力:“应该为我手握的缰绳绳构想一个/奇妙的比喻:草原的脐带/跟母性的草原相比,每一匹马如同新生婴儿……/当我紧握缰绳,反而解放了想象力”。如此一来,脐带已切换为诗歌的维系物了。《贺兰山岩画》中的那匹马,是“不朽”的象征物:“我觉得这匹久等的马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坐骑/我不会把它归还给原先的主人/而是要骑上它,一起深入到石头里……”在《额尔齐斯河的黄昏》里,有“一匹努力游向对岸的马”——它是进入史书的马。在此,我想对那些成天都在拼命往文学史中挤的诗人说,做一匹努力游向对岸的马吧,别的什么都不需要做。
神话马:为了增强《西域》的史诗效果和奇异性,神话马再次出现了。“天马流浪于草原深处/等待一个骑马的人/只有相遇的那一瞬间/它才可能长出并不存在的翅膀”(《天马》)。“内心的火山也会遗传/我生了一匹小马。当它流汗/更像是一朵刚刚点燃的火苗/风,吹吧吹吧,却吹不灭……”(《汗血马》)。法国思想大家加斯东.巴什拉在《火的精神分析》中说:“火的内在化不仅发扬了火的品德,而且还为最外在的矛盾作了准备。”这话作为对这藏在汗血马身体内部里的火的阐释,同样管用。“史诗里的英雄,骑上另一匹马/挎上另一把刀,去战胜远方的宿敌”(《史诗里的英雄》)。这“另一匹马”,腾起了我们比西域更大的想象空间和向往神色。
至美马:“此刻,我就是这头迷羊/我在远离草原的地方,徒劳地单相思/没有更多的食物了,只能通过回忆来反刍/于是,蒙古包出现了,蓝天白云出现了/马以及骑手出现了”(《属羊的人》)。还有比迷途中遇到马更至美的东西吗?我相信,不仅这匹马是至美的,骑手也应是至美的,且是一位女骑手——对于属羊的男作者而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作者笔下那匹跑丢了蹄铁的马是怎么个美法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了那匹走失的马/鬃毛飘拂,大汗淋漓,像个古代的美男子”(《马蹄铁》)。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最喜欢的是黑色的马:黑马。“我选择一匹黑马,还因为它的皮肤/是最耐脏的,而我注定是懒散的骑手/骑上它吧,永远无需擦洗……”(《马头琴》)。“谁能从茫茫黑夜里牵出一匹黑马/顺便也找回那个骑在马背上的我”(《听蒙古歌谣黑骏马》)。
哲学马:行走旷野,你如果感觉到了风的力量,千万别以为那仅仅是风的力量,因为《马失去身体就变成风》:“那匹马在旷野奔跑,一直跑到荆棘丛中/一双看不见的手,大块大块地撕扯去它的皮毛/骨头也被一根接一根剔除”;你如果看见了马,千万别以为马仅仅是马:“旷野上哪有什么马呀,只有无影无踪的风!”早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前,马就存在了——在旷野,马与人谁更耐久、幸福和聪明?马也随时在思考“我是谁”等一系列哲学命题:“我相信马鞍也会疼痛——尤其当骑手倒下……/马通过这一切意识到自己的存在”(《马的剪影》)。“对于马来说,大地顶多/比它掌上钉着的蹄铁,略大一圈”(《大地很小》)。当马赋形于一种乐器时,它就成了一个力反“下半身主义”的“知识份子写作”了:“马头琴是这样的一个精灵:它努力地/向现实中探出脑袋,而把身体/遗忘在虚无里了”(《马头琴》)。作者是喜欢马头琴的,即使在梦想成为荷马的途中也没忘带上它:“真遗憾自己出生得晚了/否则会在西征的蒙古马队中/做一个随军的盲诗人,弹拨马头琴/为我的英雄写一部史诗” (《无法完成的史诗》)。马的功能真多,为说明唐僧只使用上半身,一匹白马就变成了他最安全的下半身:“一匹白马成为最原始的交通工具/代替了你的下半身,‘用整个身体/进行形而上的思考吧’,你在马背念经/把挑夫、伙夫、马夫全收为徒弟”(《西游记》)。为什么白马是最安全的呢,因为它没有实际的后果,只有空空的想象:“从漆黑的夜色中醒来的白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你不是你自己。你只不过是/画家留下的一小块空白”(《黎明的造物主》)。
终极马:据说,成吉思汗出征西夏途中,发现了一块鲜草肥美的宝地,就抛下自己的马鞭作为记号,后来,他的子孙按照他的遗愿,在马鞭处埋葬了他。那条鞭子上最后一滴马血,与一个英雄的骨殖完美融入一体。“即使梦中也在寻找啊:自己的墓碑/用来拴马!我和我的坐骑都变成影子了/也没找到能够系住缰绳的根”(《寻找铁木真》)。在世界这盘棋上,如果对弈的人被反弹的棋子消灭,如果整个棋盘上尚存最后一枚棋子,那只能是这匹以站着睡觉的姿势疾奔的马了:“一盘棋下完了,只剩下那匹孤零零的马……/夜色中孤独的马,打了个喷嚏/使我发现了世界的残局……”(《站着睡觉的马》)。一匹马是世界惟一的残局:它是马的全局。
无风,草丛亦动。一匹又一匹的马依次浮现,生物马,文学马,美学马……它们是洪烛的词源、思泉、诗神和野心。洪烛大开栅栏放出它们,又紧紧拽着缰绳不放。
不像奥地利诗人保罗.策兰“坐在蛇形四轮马车里,经过/白色的柏树/穿过洪水” 诗句中那匹艰涩、隐晦马,洪烛的马是好懂的。而读懂了马就读懂了《西域》。或者我们压根就不用读,压根就无需解读,只消让一匹马站在这座名叫西域的广场上,向我们嘶嘶地高声朗诵就行了。
没有那些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超现代主义、秀一派主义的哗众取宠、一窝蜂大上快上的作态,洪烛依然在诗中大量运用一些传统元素、古老手法——马,就是大量的、传统的和古老的。像抓起一把砂金,洪烛把马儿撒得满纸都是。在诗中,他用马高大的身躯实现宏阔的架构,用马髯髯的美鬃达到闪光的抒情,用马得得的蹄声和嘶嘶的鸣叫求得天籁的音质,用马或舒缓或急越的步态组合清澈的节奏,用马一日千里的气魄书写高远的境界,用马纵横疆场的光荣映照英雄的史诗。
往前看七八百年,骑着西域这匹大马征服世界的成吉思汗,可知今世一个叫洪烛的后生也要骑着这匹大马征服他的诗界?往后看一百年,当诗人们提到博尔赫斯的老虎,里尔克的豹,黑格尔的猫头鹰,雪莱的夜莺,会不会提到洪烛的马?说到这个问题,也就说到一个诗人公开的隐秘、狂妄和可爱之处。

2007.6.5成都龙泉驿
 楼主| 芙蓉锦江 发表于 2011-11-21 18:44:02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69】《芙蓉锦江》第3期《诗坛纪事》

撰文:朱晓剑


文本
○在出版随笔《玄学兽》《哲学兽》《动物论语》“三部曲”之后,蒋蓝的思想随笔《思想存档》2007年6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这也是蒋蓝2007年出版的第二本专著。中国诗歌界,没有诗人能够让笔下的诗与思想随笔“并驾齐驱”,蒋蓝成为了个案。同济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批评家张闳指出,蒋蓝看待世界的眼光奇特。散文随笔当中,思想随笔是蒋蓝近年来最为用力的部分。《思想存档》收文26篇,计15万字,是蒋蓝的首个思想随笔集。限于当下的出版审查制度,他最为出色的文章未能选入,这是美中不足之处,这也体现了出版领域的“中国特色”——你见到的东西,一定就不是最好的。
○作为当代杰出的诗人,王寅曾以他星辰般深邃、迷人的诗句划过中国诗歌沉沉的天空,日前上海书店出版社又推出了他的首部当代艺术家访谈录《艺术不是惟一的方式》。该书一经面世,便引起广泛关注,白先勇、李陀、谭盾、杨子等人以及各大读书网对该书均有推介,它被业内人士誉为“完全有资格成为那些刚出道的文化记者的教科书”。这本书不可避免地为读者提供了一道阅读的大餐,是目前书市上难得一见的具有全新艺术视野和思想深度的文化访谈文本。
○6月27日,在青藏铁路胜利开通一周年前夕,由《诗刊》和中国铁路文联主办、北京铁路局和唐山市文联承办的《铿锵青藏》诗歌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反映青藏铁路建设的诗歌《铿锵青藏》是青年诗人李木马历时四年,三上高原创作出的系列组诗,也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植的创作项目,作品诗意地反映了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建设和沿途的旖旎风光和宗教文化、民族风情。
○6月29日,由四川省作协主办,《星星》诗刊、成都市文联、成都市作协、成都市微型文学学会、成都市诗歌工作委员会联合承办的“况璃诗歌创作研讨会”,在座落于龙泉驿重举行。与会诗人研讨了况璃第三本诗集《一秒钟的地球与一生的村庄》。该诗集分为“灵空之巔的遐想”、“乡村和谐变奏曲”、“人生在一壶醉里”三辑。共收入作者近年来创作的长诗、组诗近30首。作品中既有作者对童年的浪漫追忆,又充满深厚的人文与地域气息,更有作者对人本性灵、自然与宇宙之空的深邃体验与细节触摸。
○廖伟棠的新书《我们在此撤离,只留下光——奥运前夕的北京》2007年4月由台湾大块出版社出版。5月19日,廖伟棠在台北淡水的有河书房办一个相关的诗歌朗诵会,朗诵《我们在此撤离,只留下光》和前一本诗集《苦天使》里的诗歌,台湾评论家黄粱主持、导读。该书是廖伟棠在北京居住五年后,返回香港定居所整理出来的作品。这部廖伟棠个人的北京行路谣,结合了散文随笔、诗与八十幅摄影的作品,时间凝结在2006年以前的北京,涵括了他所看到的北京艺文界的现象,他生活的细节,将细节放大成一种暗喻,以及那些与他交会的朋友。
○由诗人蔡天新策划并主编的《现代汉诗100首》6月由三联书店出版。诗学研究专家洪子诚认为,这是一部特色鲜明的中国新诗选本,它试图将新诗历史概貌的描述,与有关现代诗阅读、写作的问题加以沟通。编选者和评注者,均是当然活跃、有成就的诗人,有的且是新诗研究的学者。他们的诗歌写作和阅读的丰富经验,使选本有了不可替代的面貌。
○7月28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诗探索》编辑部与天问文化传播机构隆重推出的“诗探索丛书”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共11册,分别收录11位东北籍著名诗人张曙光、桑克、柳沄、林雪、苏厉铭、李轻松、冯晏、李见心、文乾义、张洪波、潘洗尘的诗作。这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东北诗人第一次集中亮相。
○黄礼孩独立主编的《诗歌与人》近日推出了《国外五诗人诗选》(总第16期)。五位国外诗人分别是:俄罗斯诗人捷纳狄·艾基(宋琳译)、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黄灿然译)、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舒丹丹译)、希腊诗人扬尼斯·里索斯(韦白译)、波兰诗人切·米沃什(李以亮译)。本期专号,所选的五位诗人的诗歌都是世界上顶级诗人的作品,而译者也是国内优秀的诗人、翻译家。
○高春林主编的《21世纪中国诗歌档案》(1)日前出版发行。该书选入了中国当下69位优秀诗人具有代表性的诗作200余首,并收录了诗人大幅生活照、诗人小传、诗观等相关资料。部分诗人还附有关评论文字。这个选本尤其以新时期先锋诗歌为主体,注重文本与诗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由诗人蔡天新策划并主编的《现代汉诗100首》(以下简称《汉诗》)近日由三联书店出版。与两年前介绍20世纪外国诗人的选本《现代诗100首》(蓝、红卷)一样,蔡天新这次也邀请了十位享有诗名并兼具批评才华的诗人,遴选、评注了20世纪一百位诗人的一百首诗歌。从出版《尝试集》的胡适到1970年代出生的诗人,涵盖了各个时期不同风格、流派的诗人,这本诗集是也对新诗诞生90周年(1917-2007)的一个纪念。

事件
○8月4日—5日,由成都市作家协会、成都市诗歌工作委员会、中共大观镇党委、大观镇人民政府主办,《芙蓉锦江》杂志社、芙蓉锦江·成都诗歌论坛承办的“仲夏之夜·诗意大观”诗歌笔会在风景如画的都江堰市大观镇隆重举行。近50位作家诗人参加了本届笔会。作家诗人们先后参观了千亩荷塘,感悟了味江风情,体验了大观之夜,朝觐了普照禅院并访问了青峰书院。
○7月21至22日,邛崃举办“11家获奖诗人夜游平乐”笔会活动。活动以“夜游平乐”体味人生,笔会聚集11位诗人,与平乐九古——古民居、古桥、古道、古堰、古寺、古街、古坊、古树、古风——融为一体,深入神秘、神奇、神圣的平乐之夜。笔会期间,与会诗人夜游了平乐美景,参观了平乐民俗风情园“天工应物”景区和川西最大的清代古民居群李家大院,并乘竹船游览了两岸风光秀美的白沫江。
○为团结唐山志同道合且趣味相投的诗人、作家,活跃唐山的文学创作,扩大唐山的文学影响,7月22日,在诗人东篱的倡导下,成立了以诗人李志强、张非、唐小米、黄志萍、山上石、天岚,小说家张楚、刘荣书、唐棣,散文作家杨荻、采薇为主要成员的大唐沙龙。沙龙将按季度每年组织四次活动,重点要对唐山青年诗人、作家的作品进行交流、研讨、推介及朗诵。沙龙还将建立专门论坛、圈子及出版民刊,促进沙龙成员的创作,扩大沙龙的影响。
○上海市虹口区有关部门和匈牙利驻上海总领事馆日前透露,作为匈牙利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主办“匈牙利节” 一项重要活动之一,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雕像将在今年9月“落户” 虹口区鲁迅公园。裴多菲的作品《自由与爱情》等在中国广为流传。他的诗作和思想最早由鲁迅介绍到中国,并由鲁迅翻译。基于深厚的历史渊源和鲁迅先生长眠之地,匈牙利政府决定向虹口区鲁迅公园捐赠一尊裴多菲雕像。
○为纪念二十世纪重要诗人废名逝世四十周年,台湾洪叶出版社于七月十四日下午举办《废名诗集》新书发表会、座谈会和诗歌吟诵会。同时举办的还有“诗久弥新:现代诗与造形艺术联展—纪念废名”书画展。废名是以新诗人的姿态步入文坛的,他最初发表的文学作品即是诗。他将诗的特质熔入小说创作之中,多用唐人写绝句的手法,构筑一方远离尘嚣、如诗如画的乡村世界,展现一种充满诗意的人生形式。
○由小庄诗歌沙龙、朝阳区文化馆、汉语诗歌资料馆三家单位联合主办的“我们暂住在地球上”——天乐诗歌作品朗诵会,于7月21日下午在北京举行,气氛热烈,是近年来一场优秀的诗歌活动。作为70年代后期出生的天乐,其作品关注心灵深处、关注生存环境,并提倡“灵性诗歌写作”,著名诗人林莽在朗诵会发言说道:“天乐这代人与我们不同,其更能发挥潜在的力量”。
○山东万松浦书院诗歌博物馆是国内首创的大型诗歌博物馆,经过近两年的筹建,已收集各类藏品近万件,7月份正式对外展出。
○伊沙、叶觅觅(台湾80后女诗人),6月16日—22日参加了有“世界三大文学盛会”和“头号国际诗歌节”之美誉的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第38届盛会,伊沙的几次朗诵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有18个国家和地区的24位诗人应邀出席。
○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新诗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研讨会于2007年5月11日—13日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杭州、武汉、海口等地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学者或从新诗历史与现象,或从个案和文本入手,就新诗研究的困境与可能展开了讨论。
○向明诗作学术研讨会于6月3日在台北教育大学国际会议厅举行。本次研讨会旨在发起对台湾诗人向明先生作品的研究,除希望对其文学作品作系统性整理外,并藉此了解作者如何投入诗创作、编辑、翻译达半世纪以上,期望藉由此次研讨会增进台湾诗学学术研讨风气及培养长期的诗创作人才。向明本名董平,1928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1949年移居台湾。1951年开始发表新诗创作,为蓝星诗社重要成员。
○4月30日至5月2日,“2007·贵州诗会暨第二届八零后诗歌朗诵会”在贵阳举行。此次会议主题为“诗歌环境与面临的问题”,与以往诗会活动的进步、成绩和圈子化赞扬总结不同,会议分为三个时段、三个分主题进行。与会者均持严谨认真态度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查找问题、审视不足。
○应爱尔兰和瑞士有关方面的邀请,诗人蔡天新7月启程赴爱尔兰第二大城市科克(Cork)参加爱尔兰诗歌节。随后,他将取道巴黎前往瑞士日内瓦湖边的一座城堡LAVIGNY参加一个国际笔会。
○8月7日至10日,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诗人齐聚青海,参加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这是继波兰华沙之秋国际诗歌节、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诗歌节、德国柏林诗歌节之后,又一重大国际诗歌节。
○青海诗人章治萍8月19日一早从西宁出发前往互助土族自治县县城威远镇,拉开了“南丝”之旅的序幕。章治萍此次“南丝”之旅将以西宁为休整基地,第一阶段将行走海东地区的一些“点”。 第二阶段将行走吐蕃(吐谷浑)区域(海北、海南),第三阶段将行走海西地区。
○日前,被文化界、诗歌圈广泛关注并被媒体誉为“一部走动着的诗歌史”的珠江国际诗歌节定于2007年9月14日-17日在广州开始其第三次绽放。两年一届的“珠江国际诗歌节”由广州珠江地产和南方都市报联手打造,连续三届下来,先后有近九十名中外知名诗人获邀参加。珠江诗歌节创办始于2002年。
○万松浦书院诗歌博物馆是国内首创的大型诗歌博物馆,座落在书院第一研修部内,辟有展示厅和收藏室,其规格之高,影响之大,前所未有。经过近两年的筹建,已经初具规模,现已收集各类藏品近万件,将于7月份正式对外展出。

批评
○陕西诗人刘诚在《一首好诗是怎样被人谋杀的》中,对当下一些诗人利用诗歌为个人名利计编书的情况提出了批评。事实上,现在每年出现的诗集数量并不少,但能长久流传下来的不多的原因是,编者更着重于经济利益,从而降低了艺术水准,如此编选出来的诗集,自然是难以走出这个循环的怪圈的。
○近日,葛红兵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一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有的只是两种写作。一种是青春期冲动型写作,写感性、写冲动,情感中心,五四初期的作品、当前的新生代小说基本上属于这个范围。另一种写作则是思想型写作。这种写作被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称为“卖身契”写作。这两种写作基本主导了20世纪的文化主流。
○诗人柏桦近日在《关于当代诗歌写作的一种倾向性》一文中表示,当代汉语诗歌写作存在着一种倾向性:从主体到身体的写作。他认为,现代的诗歌发展经历了在场的主体、缺席的主体、色情与唯美的主体、作为身体的主体,对当代诗歌的状况进行了输理,从一定意义上解决了诗歌对于主题的精确诠释。
○青年诗人方枪枪在“我们的忧患:当代诗歌论坛”论坛上一语惊人,评价当下的诗坛“黑道化”、“小圈子化”、“江湖化”。他说,现在的很多诗人都要选择立场,要站队。比如属于“民间写作”的诗人不能跑到“知识分子写作”那边去,否则就是背叛,要遭到唾骂。最典型的就是天津的徐江声称将杨克“开除出民间”的事例。这些事件的发生无助于提高诗歌的整体水平。
    ○现在的诗歌评奖十分泛滥,造成一种虚假繁荣的现象,若仔细考察诗歌的现状,仅仅有奖可评是十分荒唐的事情。诗歌需要的是创造,而不是没完没了的评奖,在近期举行的一次诗歌讨论会上,与会诗人谈论当下的诗歌现状。

奖项
○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7月6日在京揭晓,翟永明获该奖A奖项,伊夫·博纳富瓦(法国)获该奖B奖项,顾彬(德国)、绿原获该奖C奖项。“中坤国际诗歌奖”由中坤诗歌基金设立,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新诗研究中心协办,每两年评选一次。该奖设3个奖项,A奖授予全球范围内母语为中文且创作成就卓著的诗人,B奖授予全球范围内母语为非中文、创作成就卓著、作品已被译为中文且对中国当代诗歌写作有重要影响的诗人,C奖授予对国际诗歌交流有突出贡献的中外翻译家、学者、批评家、出版家、诗歌活动家等。
○由当代汉语诗歌研究中心设立的“诗之旅”诗歌奖,日前经评委投票,第二届获奖者为诗人庞培、田禾、叶丽隽。“诗之旅”诗歌奖设立的目的是基于旅游自古以来对众多诗人的创作有重大影响,因而设立此奖鼓励诗人旅游。“诗之旅”诗歌奖的奖品就是奖给诗人到中国及世界某地旅游的来回双程机票及短期旅游食宿费用或一至三个月的居住写作食宿费用。另外,这样的活动举行,将有利于诗人扩大视野。
○“诗探索奖”是由中国天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诗探索》编辑部联合设立的一个面向全国诗歌界的综合性诗歌奖项,由《诗探索》编辑部承办,意在倡导诗歌创作中勇于探索的精神,表彰在诗歌和相关作品中体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精湛技艺的中年骨干诗人。该奖每年春天举办一届。每届“诗探索奖”评选出1名获奖诗人。诗人梁小斌获得了本届奖项。
○毕希纳奖是德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大奖,由德国语言文学院创办于1950年,以19世纪剧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1813-1837)命名,奖励为德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德语作家和诗人。55岁的德国作家马丁·莫泽巴赫日前获得了2007年度的毕希纳奖。
○日前,由当代汉语诗歌研究中心、《诗歌月刊》等联合举办的“当代十大新锐诗人评选”,最后由评委公开投票,按得票数统计,杨键、陈先发、雷平阳、臧棣、伊沙、桑克、谭克修、张执浩、胡续东、沈浩波等十人当选。当前汉语诗歌的创作正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堪称新诗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尤其是第三代以后的诗人,努力革新,大胆探索,以在场者的姿势进行着汉语诗歌的试验与前进。
○“2007葵之怒放”朗诵会6月25日在天津举行。《葵》诗歌奖将每两年颁布一次,以奖励一位同时在诗歌历程和最新状态下均有突出表现的诗人。徐江获得了本届《葵》诗歌奖。
○日前,由当代汉语诗歌研究中心、《羊城晚报》、《诗歌月刊》、《潇湘晨报》、红网、天涯社区等联合举办的“当代十大新锐诗人评选”,最后由评委公开投票,按得票数统计,杨键、陈先发、雷平阳、臧棣、伊沙、桑克、谭克修、张执浩、胡续东、沈浩波等十人当选。
○日前,由“第三条道路”论坛主办,《诗歌月刊·下半月刊》、《芙蓉锦江》诗刊、《文坛轻骑》、《元写作》、《第三条道路》诗报等协办的“第三条道路”八年诗歌奖揭晓,共有16位诗人分别获得特别贡献奖、实力诗人奖、新锐奖。第三条道路是目前中国实力最强的诗歌流派。
○秘鲁女诗人布兰卡·巴雷拉5月份获得了西班牙第16届索菲娅王后泛美诗歌奖。 同时她还获得了第三届洛尔伽国际诗歌奖。布兰卡·巴雷拉1926年生于利马。
○女诗人娜塔莎·屈塞薇以诗集《本土卫士》获得了今年的普利策诗歌奖。普利策奖是美国新闻界的诺贝尔奖,但其艺术类奖项,特别是书奖也非常著名,堪与美国最重要的几大文学奖比肩而立。约瑟夫·普利策(1847-1911)1904年所立遗嘱中,便规定了四项书奖,一本美国小说,一本美国史著,一本美国人传记和一本媒体所作的公共服务史著奖。1917年首次颁奖后,普利策奖委员会又将诗集加入其中,共计小说、历史、传记、一般类非小说作品和诗歌五项书奖,加上戏剧和音乐两个奖,共有七项艺术奖与14项新闻奖争辉。

 楼主| 芙蓉锦江 发表于 2011-12-6 09:22:35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70】《芙蓉锦江论坛.诗歌自由谈》

泛滥的解构与冷清的建构
——对当下诗歌基本状况的解读

             燎  原

    近年来,自1989年被边缘化了的诗歌,以一种特殊的形态重新凸现在社会和公众的视野。
其一是中国的诸多地域,以省级人民政府、尤其是地市县级人民政府的名义相继举办的诗歌节,使诗歌以风雅颂的形象,轮番地独领风骚;也使曾经“站在餐桌旁的一代”诗人们,成了这一盛宴中的座上宾。
其二是2006年在互联网上策动的,对女诗人赵丽华诗歌的成功恶搞,让百无聊赖的社会公众,借机为自己操办了一场狂欢节。当然,说是愚人节也行。
前者映现了一种民族性的传统诗歌情结,政府官员们在国家GDP的主流语境中,对诗歌之于教化、风雅、盛世气象的联想。后者所表现的,则是当代公众的娱乐消费情结。在同样把诗歌设置为一个高雅物事后,以对一个似是可笑的诗歌文本的尽情戏谑,实现了一次愚蠢的心理满足。
把这样两件事情并置在一起,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象征性的逻辑关系:国人把诗歌放在了国家重器的位置上,而诗歌却不争气地沦落到了这种地步。
于是,对诗歌就有了这样一种声音:“诗坛完全可以抓住赵丽华事件,对诗歌如何走向公众的老问题做出更加深刻的反思。”
说这话的是一位大学教授,听起来却像是一次重大诗歌责任事故调查小组官员的批示。
但被恶搞的赵丽华的诗歌真有那么可笑吗?比如她那首被当作可笑标本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我以为这其中存着一个至今未了断的公案,并折射出诗歌、社会、公众之间的含混缠绕,以及眼下的这个时代之于现代诗歌知识的贫乏。
对于当代诗界,一说到“田纳西”,大家便自然会想到美国诗人史蒂文斯那首著名的《坛子的轶事》:“我把一只圆形的坛子/放在田纳西的山顶。/凌乱的荒野/围向山峰。//荒野向坛子涌起,/匍匐在四周,不再荒凉。/圆圆的坛子置在地上,/高高地立于空中。/……”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对大地万物具有律令力和召唤感的神圣的坛子。当代一位致力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也对这个坛子做过大意如此的解读和发挥。
但置身在消费主义时代“解构”心理冲动中的一些诗人们,就是不愿信这个邪,而执意要为这个形而上的坛子,派上最为形而下的用场,于是,便有了另外一位诗人的《田纳西州》一诗:“我把那个坛子/拿回家/妻子说/你怎么知道/我要腌咸菜”。
这便是赵丽华《一个人来到田纳西》一诗产生的前提,既然这个坛子跟“腌咸菜”的“吃”扯在了一起,那么,不妨就在这个线索上做得再彻底一些:“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给“咸菜”再配上“馅饼”,可谓中国特色的美食套餐。一个神圣的高坛偶像,就这样被变成一种口腔消费,给有滋有味地消费了去。
这显然是一首解构之作。但它又是对一个经典文本的二次解构,这其中首先潜含着一个文化前提;而它对第二个解构文本的再次解构,实际上还形成了“否定之否定”形态上“严肃性”的返还。从生成的背景和链条上看待一首诗作,这是解读现代诗歌一个必要的知识前提。而所谓的公众们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对这首诗作迫不及待的、大量拟仿性的快意恶搞,则是对在消费主义时代产生的这首消费性之作,一次起哄式的消费。
“诗歌如何走向公众”的确是一个老问题,它还曾经使许多人相信,这是诗歌在重返社会主流地位的设想中,必须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但是,当一些人的大脑中还保留着类似于1958年全民性诗歌运动的狂欢图像,并以之作为诗歌盛世的参照时,他们会惊奇地发现:同样是那个被称之为公众的广大群体,现如今却满嘴的春春、靓靓,并跟着央视“金光大道”的主持人毕毕,如醉如痴地倒数着“五四三二一”。
由此看来,在当下的大众娱乐文化时代,并没有一个迫切需要诗歌的公众群体。而对于当下诗歌现状的非议,多是一些专司文艺发展方向批评之职的宏观战略家们,以及诗界内部醉心于一鸣惊人的风云人物。
在我的感觉中,当下的中国诗坛,处在一个相对正常的运行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外部环境中的指令性写作压力减缓后,诗歌在艺术观念和题材趣味上空前的多元化。这样的多元化,使诗歌在原先仅有的庄严法相之外,对应了社会的不同层面。有大道畅行的主流诗歌,有常态生存中的常态诗歌,并且还有文化专制时代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下半身”、“梨花体”。其二,那种表现了复杂时代经验、复杂语言文化经验的诗歌,一直都在不断地产生,而这是一些可以置放在当代世界诗歌现场中来衡估的作品。
除去那些经常被谈及的知名诗人不论,近年来,有这样几位并无多少知名度、乃至是完全陌生的诗人的作品,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一是谭克修的《县城规划》。它是近年来诗歌直面现实的题材处理与文本深度的统一中,一部具有典范性质的作品。所谓的“县城规划”,是当代中国步入新经济时代,政府施政系统一个前沿性的课题,也是在发展理念、政绩形象、系统运作等等各种利益欲望的交汇中,伏藏着当代社会深层景观的一个标本。面对这一几乎是诗歌无法“消化”的标本,谭克修以其城市设计师的专业能力和诗人深切的社会解析心智,使这其中的花园广场和回廊暗道得以全方位地呈现:“新的规划,将为每个人创造适宜的/居住环境。河畔的山坡,绿树掩映/建成水景豪宅、半山别墅”,以供富人和他们的宠物享用;而“铁路的东边,短期内水电难以稳定/用来安置进城的农民”。“行政中心广场被规划成扇形图案:打开的/扇面是斜坡草坪,表示政府倾心于民众/握着扇柄的政府大楼造型简洁有力/沿民主的等高线而下,主体建筑保持了/关系的平衡……”如此曲尽幽微的深层题旨指涉,及其建立在反讽语言基调上从容、精确、睿智的文本形态,可谓在本时代的写作中,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
其二是一位名叫蓬溪的诗人所写的《巴比扬大佛》一诗。也是一位不知名的诗人所写的一鸣惊人之作。此诗最长的单行长度约40字,整首诗作400多行,而作为注释援引的诸如新华社消息、《古兰经》、莎士比亚剧作等等新闻、宗教、文学、艺术、哲学典籍和欧美及中国民族民间歌谣共60条。该诗起源于举世闻名的阿富汗巴比扬大佛以及美国的曼哈顿双厦被炸,由此而使诗人站在世界文明的全景中,对于人类的当下处境和共同命运:文明、罪恶、惩罚、报应等内在规律和出路展开纵深思考。
《安魂曲》穿过幽暗的大地为一瞬间死去的人的灵魂
引导至但丁描述的住所,他们惦记着人间的亲人
但地狱里  没有直拨电话和通讯卫星
这是一首兼具了国际新闻观察员、人文历史学者、现代诗人等综合气质的诗作。整首诗作中来自中外文化典籍中密集的意象群,诗人对这一意象群驾轻就熟的率领感和汪霈从容的语速,正如同诗中这样的描述:“巨大的航空母舰像移动的岛屿/分开太平洋的波浪”。
    与以上两首高文化能量形成截然反差的,是诗人刘大程有关自己打工纪历的长篇诗作《南方行吟》。从文本形态上来说,它是一首通俗的诗作。但作者却以一个底层青年激烈乃至桀骜的心灵力量,准确的纪实笔触,集合幽暗场景庞杂事象的结构力,实现了对打工者这一广大底层群体生态一次性的书写。进而形成了一种直入人心的震撼力。一个自小天资过人,又在文学的引导中心怀天堂的乡村少年,在被不能养人的贫穷“村庄交出”,跌跌撞撞地投奔到演绎着财富神话的“南方私企”之后,却进入了一个与天堂垂直的、沉陷在地底的世界:“进厂就是用厂规的绳索把青春、梦想/肉体和尊严一起缚牢,在长长的流水线上站成设备”、“被村庄交出的我们除了授人以柄,除了一次次交出自己/还有什么可说?……”并且,这样的生活还是不可选择的选择:“如果你不能适应,不能容忍/……你可以离开”,除非你愿意“放弃一笔浸满汗水、泪水、血水的工资和那点寒酸的行李”。
这三首在题材、风格、旨趣上大相径庭的诗作,一方面显示了当下诗歌的多元格局,另一方面还体现了当下诗歌一些潜在的共同趋向,这就是深刻的原创冲动,现实与意义的重新返还。尤其是《县城规划》和《巴比扬大佛》,从原创的角度来看,它们几乎是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凭借的意外呈现。这实际上意味着,当代诗歌潮水的基准线,以一种抹去了单纯轰动效应的不易觉察的形态在持续抬高。多元格局中不断派生的各种观念、艺术元素,已经在新的基准线上汇集成新的艺术资源,为那些具有整合能力和原创欲望的诗人们所摄取,继而在充分的溶解、消化之后,树立起新的文本标高。
而这样的资源,不仅来自“重器”性的写作,同样也来自那些解构性的写作——正是这样一个写作系统的存在,才对不同时期主流写作的一元格局,构成了反对和瓦解,以此而使当代诗歌内部保持了相克相生的内在活力。
在对当下诗歌状况进行衡估时,还应该明了这样一些事实:当诗歌删除了那种新闻属性上的轰动效应后,它却以观念的、思维的、文化的、经典语词的……多种隐形元素,不但对于一个时代的公众,而且对一个时代的其他文化艺术形式,形成了持续而有力的慢性渗透,由此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总和中,具有派生功能的重要部分。
另外一个需要明晰的现象是,在诗歌被指责没有走向公众时,公众却正在走向诗歌。互联网上大量诗歌网站的建立和海量诗歌网民的涌入,意味着公众已不光是传统意义上的看客和喝彩者,更成为诗歌写作的参与者。由此引发的又一个现象,是当下诗歌的“分层写作”。亦即随着大众文化的流行,发表形式上这种多媒体形态(包括民间诗刊、诗报,自费出版诗集)的出现,诗歌的写作不再仅仅只是诗人们的专业技艺。不同年龄层次和社会人群层次的写作者对于诗歌的介入,对应了各自人群层面上的心理形态和旨趣,也使诗歌在当代社会内部构成了一种“诗生活”的立体框架网络。也正是因此,诗歌和诗歌是绝对不一样的。诗歌网民们挂在自己博客上即兴式的诗歌日记,与那些专业性写作中的高难度文本,肯定不能相提并论。但一个不太有趣的现象是,现今却时常有人要拿前者作为当下诗歌水准的代表,而对诗歌开涮。
诸多事例表明,寻找机会拿诗歌开涮,正在成为某些浅薄的文字从业者表达“深刻”的流行病。这其中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那些专门以泛文化批评或杂文给报刊投稿换钱的写手;一种是各类媒体中的文化记者(当然不是全部)。这是对建立在现代主义写作中的当下诗歌几无什么了解,却凭着由其中学课本中形成的诗歌标准和“文化反应”冲动,而执意要为诗坛把脉的人。“诗歌有出路吗?诗歌的出路在哪里?”——他们一般会在专访或自己的文章中搞出这样一些大而无当的傻问题,然后站在一个虚妄的高峰上,为公众指点江山、“解构”诗坛。
无疑,在现今的消费主义时代,任何解构性的话语和表达,都比建构性的效果来得更快,更刺激。
但是,当下诗歌就没有问题了吗?正像任何时代的诗歌都有它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样,当下诗歌在我眼中的主要问题,一是解构性写作的泛滥和泛滥成灾;二是那些有望写出重要作品的诗人们,人文精神和道义勇气的萎缩。
对于诗坛而言,解构性的写作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是,任何解构都是以建构为前提的;有意义的解构则是以其对立物中那些可笑的、伪意义的因素为前提的。但当解构成为一种时尚,形成一种覆盖性的格局时,它也就随之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意义,成为一种无聊的表演。
而建构性的写作更为重要,也更具难度,并且是考量一个诗人重要性的重要指标。这种建构一是指作品的文本形态,二是指作品的精神形态,三是指两种形态的高度统一。而在诗歌远离了1980年代那种炽热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现今,作品的精神形态、诗人们的精神气色,便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个时代被大众娱乐氛围掩盖了的内在图像,并不让人乐观。刘大程诗歌中的现实,便是一种更为真实、更为严峻的现实。而面对思想界、经济界、社会学界关注的一些前沿性社会话题,诸如地方官员之于资本法人的“权力寻租”;权力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权力化;“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这一为富不仁的富人理论中,大量“血汗工厂”对于底层民众基本权利的蔑视和利益剥夺,行业系统部门利益获取中对于百姓负担的转嫁……是的,在中国的其他知识界对此表现出深切的关注时,一贯以思想启蒙为己任的中国诗歌界,除了少数的声音外,几近于大面积的失语。
由此反观过去,1980年代那在时代云水中激荡的热血好男儿们,便堪称黄金一代,也更加让人刻骨铭心。
昨天我刚刚读到了成思危先生的一篇文章,标题叫做《中国不能接受资本无道德论》。我愿把它视作在一个老知识分子和专家身上表现出来的,庄严的诗歌道义和诗歌精神。
                                     2007、1、31夜

“道路的前面还是道路”
——关于“第三条道路”的闲话

张清华

先是有了“二元对立”的两者,后又据此提出了不同的“另一个”,这是“第三条道路”的说法出笼的一个基本前提。前两个——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即“民间”与“知识分子”两个派别,它们在1999年春天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被诞生并且命名,然后展开了一系列被有意无意地作了夸张的论争,然后在这一年冬天的又一次会议上,终于有人看不下去,提出了另走一条路子试试看的想法。
    这样的一个背景,自然使它很容易被人们忽视。事实上它也许一开始就受到了漠视甚至嘲笑,这并非没有根据。首先它的前提就有可疑之处,无论是“民间”还是“知识分子”的说法,都不能完全准确地说明这些人的生存与写作状况,况且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它们之间非但不应对立,而且还应该是真正的同盟。所以某种程度上不是两个“概念”之间发生了对立,而是两伙人之间发生了对立,这才是事实的“真相”。在这样的前提下,“第三条道路”的说法意味着两个意思:一是假定真的存在“另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显然与前两者存在着同样的逻辑错误,因为诗歌的道路既不是两条,也不是三条,而从来就是无数条,有多少写作者,就有多少条道路。二是它的提倡者也认为“第三条道路是另一些道路,是复数……诗歌的丰富多样正是基于每一位诗人观念与文本上的差异。所谓多元,即差异,即独立”(树才语),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三”的说法也就仅仅成了一种比喻性的说词,是用了一个“单数”来拟喻一个“复数”或者 “单数的集合”。
    但说法毕竟就是说法而已,概念的局限并没有妨碍“第三条道路”写作渐成了气候,近来还更有了蔚为大观的势头,这是很神奇的——也是我们决定要在这里展示和谈论它的一个因由。很显然,“第三条道路”已具备了相对意义上的合法性,因为它的提出的确推动改变了1999之后中国诗坛的格局与形势,帮助人们结束了一个假性的二元对立时期,促使诗歌回到了它以诗人个体为本位的“自在状态”——尽管它并不是唯一的推动力。看看今日的诗歌界,人们会感到它的生态实在是历史上最好的,没有任何一条道路终结了别人的道路,没有任何一种写作的立场限制了别人立场。
    如果说“第三条道路”一开始的诗学意义是相对空乏的,那么后来它的倡导者们则相当成功地拓展和填充了其深层的诗学内涵。除了树才、林童、莫非,这里至少还应该提到两个人:安琪和谯达摩。安琪所推动和矢志不移要使之“进入文学史”的一个东西就是“中间代”,中间代和“第三条道路”之间显然不是对等的关系,但它却具有很大的集合功能,提供了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主体”,她与人合编的《中间代诗全集》,几乎将被“第三代”所遗漏的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悉数收容——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编者看来,即是接近于“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人。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民间”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都是“第三代”中分化成长出来的。而没有被划入其中的这些同龄或稍年轻几岁的人,除了不愿意与“第三代”走同样的道路以外,也已具备了近似或者超出的写作实力,他们之所以没有进入文学史,原因不过是他们出现的时机没有那么幸运而已,现在必须要替历史完成这个迟到的包装和命名。
    谯达摩更具有理论的野心,他的一篇刻意引经据典的叫做《第三条道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似可以看作是拓展“第三条道路”诗学内涵的新尝试。这篇理念繁复充满着奇思异想的文章,提出了“后现代浪漫主义”、“后现代现实主义”、“后现代先锋主义”等让人眼花缭乱的诗歌概念,极见气魄。但若要仔细推敲起来,又不免疑惑:它们和所谓“第三条道路”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必然和排它性似乎没有说清。不过据我看,谯达摩本人的诗歌近作倒是有点“后现代浪漫主义”的味道,他的《穿睡衣的高原》一类诗诡谲华丽,色彩斑斓,性感中涌动着隐秘的情愫,实别具一格。
    同那些“观念大于写作”的诗歌群落(如“非非”)相比,“第三条道路”应该是一个反例,它在诗学上也许是不那么自足的,但却蕴藏了更为广阔的可能性,没有任何的自我限制。在这点上,它得天独厚。
   “道路的前面还是道路”,这题目是引用了海子的《四姐妹》里的一句诗,没有什么特别用意,还是要用来说明“道路的命定性”。对于诗人个体来讲,道路即命运,反之亦然。“天空的上面是天空,风的前面还是风”。诗人真正应该面对的是个人的局限,生命的弱小本身——就像海子。每一条真正的道路都是与集合无关的个人处境,必定充满着荒凉和牺牲。


是什么在背后

                刘春

  2002年3月14日,我失魂落魄,无所事事,觉得要对这个世界表达些什么,于是我提笔写下了这么几句:
他在水面上演奏安魂曲,为瓶子里的女人
      安排一生的命运——她谙熟肯德基
      麦当劳,而她苦心等待的情郎
      极有可能是一只猴子
几分钟后,这几句话成为一首题为《T. S.艾略特》的诗的开头。实际上,我在写这些时并没有想到这个去世了好几十年的诗坛巨擘。可是,我的笔下却不由自主地出现了“瓶子里的女人”几个字。那是《荒原》题记中出现的意象——“我亲眼看见大名鼎鼎的古米的西比尔被吊在一只瓶子里,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要什么’,她回答说,‘我要死。’”这句话与希腊神话有关,据说出自一个剧本,我没有读过。我在书店里读过一本关于英美文学的文论集,作者说,《荒原》在中国有好几种译本,各个译本有一定的差异。在对“题记”的翻译上,有人译为“西比尔被吊在瓶子里”,有的则译为“西比尔被吊在笼子里”,作者说,瓶子里怎么能够装得下人呢?(这使我想起一个著名的左联老作家对卡夫卡的评价:《变形记》算什么呢?人怎么能够变成甲虫?不符合进化论嘛!)所以他认为该译为笼子。可是,作者又说,据考证,“被吊在瓶子里”是正确的,因为剧本的原文是如此。我有些纳闷,“瓶子”还是“笼子”真有那么重要吗?某些学者在做学问时常常犯这种钻牛角尖和丢西瓜捡芝麻的蠢事,如同“红学”研究者考证曹雪芹是否患“香港脚”般无聊。连真理都已经变得荒诞了,我们为什么非要用新闻的眼光来审视一首虚构的诗篇?再说,既然神话是浪漫主义的产物,我们为什么不能浪漫一些,甚至继续浪漫下去——既然一个人可以被吊在瓶子里,一个时髦的西方女人,她的情郎又怎么不可能是一只滑稽的猴子?
我在诗中描述了艾略特的相貌。我看见过他,在某本诗集里,清瘦,眉毛浓黑,胡子没叶芝的长,但比叶芝的冷峭。他的出现有点儿不合时宜,在英美诗界,威廉·叶芝的影响如日中天,没有比叶芝更硬的胡子,不可能撑起一片天空。叶芝当然是一个优秀的诗人。然而,他的平淡和纯粹走到后期,却起到了毒素般的作用——如果没有庞德的提醒,这个老头可能“晚节不保”——当那种华美而透明的诗风席卷世界诗坛时,人类就如同患上了软骨症,他们无视于现实的残酷,热衷于给千疮百孔的社会涂口红画眉毛。时代需要一个比叶芝更硬朗的诗人。艾略特被推到了前台。艾略特是幸运的,他对温文尔雅的诗风的颠覆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抵抗,大多数人怀着宽容的态度和欣喜的目光接受了他的出场。言语环境的开放令人艳羡,如果把背景换为苏联或者中国,他不仅不会成为英雄,还可能被法定为“社会的寄生虫”,或者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二流子”,甚至是“反革命”。胡风、穆旦、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的遭遇不是明摆着的吗?
  必须提及庞德,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比艾略特更伟大的诗人。如果没有他,《荒原》也许还是一堆芜杂的语言碎片,艾略特去斯德哥尔摩的时间可能会推迟好几年,甚至永远到达不了。这个兼具作家导师和经纪人身份的诗人,把一生中的大量时间花在了为朋友穿针引线上,他的家就是一个大客厅,诗人作家彼来此往。“除草者是极为需要的,如果缪斯的花园仍然是一个花园的话。”(庞德:《阅读ABC》)面对《荒原》,庞德担当的正是“除草者”的重任,是他将《荒原》中杂乱多余的枝蔓清除掉,使这首旷世杰作显露出峥嵘的棱角。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一首优美的钢琴曲,那么是庞德为艾略特建筑了琴房,并敦促后者进行艰苦卓绝的磨练。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庞德简直就是一个百算百中的风水师,为艾略特算准了前往斯德哥尔摩的道路。艾略特也“知恩图报”,满怀感激地将《荒原》题赠给庞德,并尊称其为“最伟大的艺人”。人生难测,当艾略特写出《四个四重奏》,再一步向斯德哥尔摩迈进时,1945年,庞德却因为“卖国罪”被投入了大牢,随后在精神病院一关就是12年。
与博尔赫斯一样,庞德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诗人的遗憾,而是诺奖本身的遗憾。他发动的“意象派”诗歌运动横亘英美诗坛半个世纪。如果没有庞德,很难想像叶芝会在晚年抛弃了华丽婉约的诗风,而逐渐行进到现代化的阵营中。庞德和艾略特为现代美国诗歌确立了新的审美原则和标准,但作为诗人的庞德与作为“卖国者”的庞德同样令人难以言说,几乎没有读者能真正读懂了他。有一个晚上,我花了整整5个小时来阅读《比萨诗章》,结果我一无所获,我只看到了杂乱和泥沙俱下。他雄心勃勃地“曾试图建立一个地上的乐园”,又犹疑不定:“不知道人性如何承受/有一个画好的天堂在其尽头/没有一个画好的天堂在其尽头。”这就是庞德,他高贵与蒙尘的灵魂在向世界哀叹。现在,我多么想回忆起《诗章》中更多的经典诗句,或者跑到地铁车站,观望那一张张如花朵般潮湿的面孔来回闪烁。可是,当我提起笔,眼前却浮现出西比尔那张绝望的脸……
  “《荒原》的出现是一场灾难。”(威廉斯)在那些试图把诗歌民族化的诗人和诗风甜腻的后期浪漫派诗人眼中,“一切都变了,彻底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产生”,(叶芝)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来临。那些脆弱的只知道呆在园子里吟唱花朵的诗人,眼中露出恐惧的光芒。而艾略特没有过多的停留,他只是写出了《荒原》而已,还没有写出一锤定音的《四个四重奏》。他知道自己破坏了一些东西,而仅仅是破坏还不够,艺术本身在身后推着他,他还要建立,那将是他自己的琴房。“我们将不会终止我们的探寻/我们所有的探寻的终结/将来到我们出发的地点”(《四个四重奏》)。后来的文学史家已经看到了,1922年,写出了《荒原》的诗人又上路了。
  尽管受到了一些看似严厉的攻击,但这已是色厉内荏(叶芝和威廉斯的话与其说是担忧,不如说是肯定),空洞萎靡的伪浪漫主义诗歌迅速地撤退下来。那些柔软、华丽的诗歌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撤离呢?那些整日里风花雪月的诗人何以如此脆弱得不堪一击?这不是我所关心的内容。我想谈另一些。我们知道,《荒原》前面还有《红色手推车》和《雪夜林边驻足》,威廉斯和弗洛斯特一直是艾略特诗学上的同路人和对手。《红色手推车》试图通过对事物的客观描述给生活定下秩序,让一切都围绕着“力的中心”,就像田纳西洲上的那个无形的“坛子”;《雪夜林边驻足》同样具有一个隐含的中心,让人的思维从外部聚焦到林边驻足的那一点上。《荒原》则定下了另一种秩序,它像水面上的涟漪,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靠的是诗意的弥漫而不是聚拢。这些作品虽然长度不同,但都是旷世杰作。然而,时至今日,许多曾经名动一时的诗人的地位已远逊于艾略特,那是因为他们虽有卓然独立的隐逸之风,却缺乏艾略特那种揭开疤痕的勇气。在很大程度上,诗人的思想和性情决定了他的作品取向,一个内心虚弱的诗人(这里不一定是指威廉斯和弗洛斯特)不可能对时代的伤痛深刻洞察,即使他们感受到了压力,也不会与这个时代一同去忍受、去揭示。他们需要玫瑰和美酒,需要爱却不愿意去爱人。他们就是瓶子里的人,自我封闭,再用一根细绳悬在半空中,梦想着女人的丰乳肥臀;或者“穷则独善其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时代在前进,轰隆隆的推土机在推倒旧建筑,新的工地上脚手架已搭起,风雨就要来临,可怜的透明玻璃瓶,它将随波逐流到哪一个地方?
艾略特承受着疼痛。这疼痛是时代给予的,每个人都一样。不同的是有的人避开了,有的人忍受着,承担着并发出声音的永远是其中的少数。这里面,艾略特的声音尖锐突兀而意味深长。我们重温诗人80年前说出的话,就会发现隐含其间的惊人敏感:“欧洲的一半,至少是东欧的一半,正在走向通往混乱的道路上,因为某种神圣的疯狂而神志不清,沿着悬崖的边缘前进。”(《荒原》注释)联想到最近数十年来的东欧巨变,我们没有理由不钦佩诗人敏锐的目光:十月革命来临,世界在酝酿着大组合、大变革,美的幻像在破灭,人类在变成“空心人”。而即使“神圣”都疯狂了,诗人也没有。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艾略特一直在歌唱着,从解剖刀般尖利的揭露到宗教抚慰心灵的回归,诗人永远没有停止对“人”和“人性”的关怀。一个大学教授、白领、《荒原》和《四个四重奏》的作者,即使将“诺贝尔”的因素排除在外,他仍然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我们没有理由不心怀敬意地对他唱赞歌,没有理由不给予他足够的恭维。而他又怎么会在乎?于是,在最庄严的一刻,他恶作剧般地唱起了“情歌”——“那么,我们走吧。”(《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诗人引领着我们继续前行……
1987年习诗,到1991年接触艾略特,相对于“第三代”诗人,我接触得太晚,而相对于许多70年代出生的同龄人,却不算太迟,但我仍然忍不住内心的沮丧——要是再早几年读到艾略特,我的诗歌学徒期将会减少好几年。我时常回想起当年那段黄金般闪亮的日子:四川都江堰市图书馆,沾满尘灰的《美国现代诗选》,当《荒原》出现在我面前时,狭窄的图书馆变成了宽阔的广场;道路在展开,无边无际。我同时记住了赵毅衡,优秀的美国诗歌翻译者、研究者,我对他的敬重保持到了今天,并仍将保持下去。我甚至爱屋及乌,购买了好几本才华不算太出众的虹影的作品集,仅仅因为她是赵毅衡的夫人。
从那一年起,我开始了有意识的诗歌写作。我记下了一个意象,并一再运用到自己的诗中,那就是《我最后一次看见的充满泪水的眼睛》中的“泪水”。那种爱与恨之间的哀怜,那种生命中的轮回与悖论:
      我最后一次看见的充满泪水的眼睛
      越过分界线这里,在死亡的梦幻王国中
      金色的幻像重新出现
      我看到眼睛,但看不到泪水
      这是我的苦难……
可是,仅凭我那些浅薄的写作,就能够与诗人达成联系吗?不能,他写下了壮美的诗篇,而我留下的只是凌乱的字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人开口闭口艾略特,还能随口说出一长串“新批评”术语,似乎已经达到了某种“中国艾略特”层次,可以将诗人从纸面上拉扯出来对话。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诗人的强大在于内心而不是技巧的运用;艺术的最高境界除了对美的讴歌,更有对丑的揭示。相比之下,空虚短视的他们充其量也是词语的奴隶而已。交流?对话?不,在艾略特面前,他们还要当八辈子学徒。
  学徒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仰慕者只看到了偶像宽厚的背影,以为多进几次肯德基就能脱胎换骨。一些诗人于是迷失了道路,把诗歌风格当作披在身上的衣服,想脱就脱,想换就换。好像席慕容脱掉那身华丽的外衣,穿上一套休闲装,就能够成为普拉斯。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吗?诗歌创作与诗人的修养、气质、阅历和文化层次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从古到今,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事情数不胜数。而我们仍然不时地遭遇到这样的“犬”,国内某些著名和不那么著名的诗人,白天披着大师的外衣,端着大师的架子,惟妙惟肖;晚上则扮演了外科医生的角色,在他们的解剖刀下,真正的大师都被切割得体无完肤。被拆散的大师还是原来的大师吗?当然;靠“解剖”大师写作能够使自己成为大师吗?值得怀疑——拙劣的“医生”们获得的往往只是大师的皮毛、脚气和狐臭。那么,是什么在背后催促着这些“大名鼎鼎”(见《荒原》题记)实则“气血两虚”的诗人们乐此不疲地肢解和“借用”别人的诗篇呢?写到这里,我仿佛看到艾略特满面嘲弄的表情——
世界结束了
      不是“嘭”的巨响
      而是“嘘”的一声
               ——艾略特《空心人》


绝望的颤栗
——读赵思运诗集《我的墓志铭》

     余宏超

赵思运是以其极具反讽精神的《毛泽东语录》、《毛主席死了》等诗歌为读者所熟知的。但是,我相信他的诗集《我的墓志铭》的后记更能揭示他对诗歌深层的看法。他说:“在我看来,诗越来越倾向于私密,即使对宏大题材而言。/诗只是自己灵魂历程的一段见证。如此而已。/诗无法改变什么,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所谓的民族、国家等等。/我们写诗,其实是一直在为自己写墓志铭。”他的诗歌总是执拗地披露他隐秘的内心世界——另类、叛逆、分裂、极端、自焚、虚无,乃至绝望。读了诗集《我的墓志铭》以后,我才真正理解了邵子华对他的评价:“他描述的只是或浓或淡的层层云片,摄人心魄的是云层背后的灼灼燃烧的阳光。”
诗歌不是为他人而写,而是为诗人而作,自然界虽浩渺无边但人的个性却总是受到种种限制,而且极不完善;人的情绪变幻莫测,转瞬即逝,难以确切表达,但赵思运却选择和积累了他的情绪,甚至在转瞬即逝间,也记录了永恒,从而用诗歌的表达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个性。同时他的诗中又体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赵老三的一生》“唯一相依为命的是一只公羊”“我活得还不如它”就有对人性的深刻开掘,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庞德曾说:“诗人是一个民族的触须。”站在百姓的立场,以一个平民之子的身份去写作,不仅有助于找准位置,更有助于承担诗人应有的道义上的责任——为底层百姓悲苦命运倾注更多的同情、怜悯和爱。如他的《新生报到》“新生入学报到处/来了一位农村老头/带孩子上学/交费的时候/他解开裤腰带/从内裤里层/缝上的蓝布口袋里/掏钱/不小心露出阴毛/看见到大学生笑道/老伯的银行藏得可严实哩/一位站在旁边的老师/转头一看/眼泪流了出来/二十年前/父亲也是这样/送自己出来的啊”,这首诗表面是写送孩子上学的土农民,其实质这农民是全部农村父亲的缩影,特别是最后一句“父亲也是这样/送自己出来的啊”,这是诗人感情的流露,显示出了一种深厚的悲悯情怀。
这只是我从赵思运诗歌深层意义上的一个小小的初探,具体说来他的诗歌意蕴层次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非文化倾向。人在创造文化的同时却又被文化控制着、束缚着。他把在整个生存世界中感受到文化的笼罩、压力和文化异己的力量外化到了诗歌中。如《飞》仅仅六句就可以感受到一种让人和诗还原到“本真”状态,呈现出一种非文化的“原在”,“原来我会飞/飞得很快/比飞机还快/后来我长了翅膀/翅膀那么沉重/我就不愿意飞了”让诗与生命同构,且相互诠释。这样的诗还有《我感觉自己老了》、《我的墓志铭》等。
其二,非崇高形态。他的诗不像以往的诗歌颂英雄人物、神话人物而偏重于话语的细腻、尖刻,让人几乎不敢在太阳底下去读,如《丧失》中为花朵、为大树而呼喊,但其喊声是温柔的嚎叫;又如《生活就是这么脏了一块》,从“女教师发现老王的前裤口有点点尿渍”中,影射出“正如生活被弄脏了一块/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从他的诗中可以感受到诗人不是“高雅而且优美”的鸟,老是飞在高高的空中,诗亦不再是某种典雅堂皇的圣物,而是平凡的世界。他的创作真正地使诗回到了诗自身,使诗从神殿回到人间。
其三,非意象方式。非意象的手段是一种消解文化的艺术方式。他的诗中的语言能从功利观念中解放出来,没有成为营造意象的手段,而是让诗语回到自身的语言本体。《毛泽东语录》十二首是“诗以语言为目的,诗到语言为止”的最好的例证。
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赵思运诗歌的创作技巧:“重新发现隐喻并且充分运用隐喻。”从整个诗集来看,他在创作过程中首先通过特殊性的窄门进入,然后用具体的细节去修饰它,那些细节在运动着,直至最后成为一个圆顶,一个坚实的单独的世界,一件超越我们而不是在我们之中的恐怖物。可以说建立细节,依靠细节,通过细节的具体化是他诗歌创作的灵魂。
在赵思运的诗集《我的墓志铭》中,出现频度最大的语词是“飞”,构成一种执著的上升力,从而形成了诗歌内在的力的图式,但是最终像王家卫电影《阿飞正传》中的“无脚鸟”——“这个世界有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可以一直飞啊飞,飞到累的时候就在风里睡觉,这种鸟一生只可以落地一次,那就是它死的时候。”诗歌内在的力量又垂直而下!细读他的诗,正像阿夫拉所说的那样,每一个词都牢牢附着一个形象,就像一块上面放着肖像或塑像的板,读过这个词后,消失的是那块板,而那尊塑像则留在我的想象之中了。
鸟儿诞生过,死亡过,但是,他在灵魂的天空中留下了深深的擦痕,伴随着绝望的颤栗。

         2006年10月12日


四川,中国当代现代诗歌的重镇
——写给2006年的“四川民间现代诗歌大爆炸”

发星

引言

历史在2006年深秋至隆冬这一时刻再次被巨大的自由之子们的暗流汇聚兴奋地燃醒。历史如我一般,是迎着凛冽的秋雨与冬寒热捧着这些巴蜀大地的精神纯灵们透明的心灵与朴质的梦幻。2006年9月,范倍主编的《终点》复刊。2006年10月,周伦佑、孟原主编的《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刀锋上站立的鸟群——后非非写作:从理论到作品》推出。2006年月11月,发星主编的《独立》“10年纪念专号”推出。2006年11月,胡马、张卫东主编的《人行道》第6期推出。2006年12月,陶春、刘泽球主编的《存在10年诗文选》推出。2006年12月,杨然、凸凹主编的《芙蓉锦江》创刊号推出……似乎这是一种暗和,也是一种凝结聚薪的齐喊;四川六大重要民刊在短短的数月间便形成一道“爆炸”的诗墙。这样的时空密集,这样的诗人实力阵容,这样的大气与方向性、自由度、狂飙气……是上世纪八十年曾出现的“四川民间现代诗潮”在历经二十年后的又一次“集体大出击”,出击的本身再次将四川这个中国“当代现代诗歌大省”的地位夯实,也证明着民间现代诗歌力量是构成大西南最激动人心先锋艺术的基础。新世纪以来所谓的“诗歌热潮”,仅仅6年,许多民刊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主流的诗刊没有承担起中国现代诗真正的大使命,继续“瞒天过海”,继续浪费着纳税人的金钱。腐败的气息渗透语言,我们只能在民刊中看见真实。特别是在四川六大民刊中看见自由的真实,诗歌的真实,坚守的真实。不容易啊!《非非》走过它20年的历程。《存在》《独立》已经继续办了10年。《人行道》坚持了5年,《终点》停刊7年后再次复刊。似乎是《非非》等“四川民刊精神”像一种黑色自由之巨魂,早在20年前或更早的时候便洒在这块神性的土地,使这里的一草一木必须“中蛊”,进而开花结果。本文所要阐述的就是之中引发人思考的一些“四川民间现代诗歌”的特有现象与气质。
一、        四川民刊气质
1、传承性:受早期“八十年代”特定理想时代产生的重要民刊《莽汉》《非非》《中国实验诗歌》《二十世纪现代诗编年史》《大学生诗报》等重要民刊的影响,为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的四川民刊的创办与发展留下了丰富的写作方式、办刊方向以及策划主题等经验财富。像《非非》两度复刊以及之中的曲折艰险,从追求自由的写作空间到面临的困境以及始终站在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最前沿,为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诗歌以及独特的人文精神的同时,以使后来者有比较全面的办刊经验可供参考、借鉴。而《非非》与《存在》的交往,以及《存在》与《独立》的交往,在某种代际诗歌血脉传承性上则彰显了诗歌人文精神的宽大以及补血独立之姿的缺铁行为。传承,有时是传承语言,但过多地传承语言就是模仿与重复,所以传承诗歌自由独立精神显得更加重要,从这点上看,《非非》与《存在》的许多切合点证明了精神的独立性与自由性是推动一个刊物向前发展的两大动力。
2、地域性:这里所说的地域不是人类学家理论中阐述某地单一民族文化的一个限制“地域”。而是写作者以及办刊者们背靠的根系之地,即向外延伸的基础(核心)。早期的《非非》是以四川大凉山西昌为中心,伸延成都,乃至全国部份地区而构成的一个诗人写作者存在的空间(地域)。“后非非时代”是以成都为中心,伸延全国部份地区而构成的一个诗人写作者存在的空间(地域)。《存在》是以四川内江为中心,伸延成都,乃至全国部份地区……的存在空间。《独立》是以四川大凉山为中心,伸延贵州,乃至全国部份地区的存在空间。《人行道》以成都为中心,向外延伸。《终点》以绵阳为中心,向外延伸。《芙蓉锦江》以成都为中心,向外延伸……。民刊地域性的根性行为,保证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收缩(弹性)意识,避免了无根(地域)的空泛,但必须注意向外大气地的延伸,以避免“狭隘意识”的局限。
3、方向性:这里主指诗歌写作的方向性。《非非》的“非非主义”写作。《存在》的“幻像(神性)写作”。《独立》的“地域诗歌写作”。《人行道》《终点》《芙蓉锦江》的容纳、宽泛。每一个办刊者必须坚持自己有独特的方向,没有方向的民刊是“短命”的民刊。
4、坚持性:《非非》20年历史证明其在中国现代诗史上是创办坚持最久,而最具先锋的民刊。《存在》《独立》的10年历程。《人行道》的5年历程。《终点》的停刊到复刊。他们构成四川现代诗“韧性”的奇景。
5、容纳性:四川民刊存活长久的原因之一是善于与全国同仁交往、交流、交心,而融入个性、血性的朋友,这样做使“地域”的本地意识得到外界的彰显与流通。以使“本地”变成“开放”“新意识”的一个转变空间。所以,新鲜的生命力总在民刊中涌动。襟怀的坦荡与侠义决定了办刊的坦荡与侠义。整个过程本身就是诗的过程。
综述,我们从《非非》《存在》《独立》等民刊上似乎得出一个“民刊持久创办并影响深远”的模式:①民刊主办者必须是有“独立办刊人”空间,出发点为方向(流派)性写作,再容纳四方共性元素。②民刊主编人必须是诗、诗理论、编刊策略上“全能型”复合身份。③必须的经济支持。这在《非非》周伦佑身上体现得至全至美。从早期“前非非”写作(1986—1989)至“后非非”写作(1989—2006)。两批“非非”不同时代的诗人被周伦佑带出、团结、凝聚,形成“非非20年不死之迷”的“神话”。从《非非》以及由此产生的“非非诗歌现象”。都是为以后的民刊出路积累了丰厚的经验。民刊的方性(流派)性写作,可保持时间持久的诗歌资源性繁衍,可为诗坛提供探索的诗学新论与先锋诗歌试验。如果放弃方向性(流派性)写作,只是作品的汇集与编印,那只能是坚持一种诗性的生活。在人类的求知探索未知之域的道路上是乎削减了自身价值的创造与求问。很容易滑入诗歌“庸俗化”的怪圈,进入又一轮的“纸浆制造”。民刊的方向性(流派)性写作,是努力建立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与追求目标;这种过程很多时候拒绝“常识”(主流)评论家的介入与参与。因为“渠道”的不同导致主流(常识)的评论家在民间巨大空间中的失语与陌生;于是民间诗歌评论家便在自己独立的空间体系中自然而生;这也是一种成长的过程,为自由之性的精神灵魂彰显了没有黑暗色彩的纯洁。
二、四川民间现代诗歌的四个重要黄金时期
1、第一黄金时期:1984—1989,以名播中外的“莽汉主义”“非非主义”“中国实验诗歌”“整体主义”“巴蜀现代诗群”“四川七君”“大学生诗派”“新传统主义”“女子诗报”等为代表。八十年代的四川民刊以及诗人们深深切开了中国现代诗的宽阔河道,也从此奠定了四川作为中国现代诗大省的重要地位。
2、第二黄金时期:1989—1995,周伦佑主编的《非非》5—7期;袁勇主编的《阆苑》《名城文学》《诗歌创作与研究》;肖开愚、孙文波主编的《反对》;谢崇明、周凤鸣主编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诗人》;秦风等人主编的《声音》等有重要影响的民刊为代表。这一时期的民刊以及诗人,更多的是除了诗歌文本外,彰显“挺住意味着一切”的坚守价值。
3、第三黄金时期:1997—1999,以范倍主编的《终点》;陶春、刘泽球主编的《存在》(1—2);史幼波们主编的《诗境》;发星主编的《独立》(1—5)等有重要影响的民刊为代表。世纪末的四川民刊,为以后新世纪的“70后”“中间代”等诗歌潮流提供了优秀的诗人推出平台。亦为第四黄金时期铺平了扎实的基础。
4、第四黄金时期:2000—2006,以周佑佑主编的《非非》(8—11);陶春、刘泽球主编的《存在》(3—6);发星主编的《独立》(6—13);席永君、哑石主编的《诗歌档案》;张卫东、高岭、张哮主编的《人行道》(1—6);张卫东、张哮主编的《在成都》,杜力主编的《幸福剧团》;杨然、凸凹主编的《芙蓉锦江》创刊号;特别是2006年6大民刊的群体杀出,使人感觉其势头有“八十年代”的狂飙激荡之势。这是四川诗界的幸事,中国诗界的幸事。
三、16年来全国民刊最活跃的地区
1、广东:二十一世纪伊始,由于诗人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在印刷、选题、造“代”上的民间诗歌“革命”,以及《诗文本》《故乡诗报》《女子诗报》《原创性写作》《赶路诗刊》《打工诗歌》等民刊的创办,人们以为诗歌的写作方向开始“南移”,但这只是诗歌民刊潮流的一个“假像”,根本的中国现代诗写作方向、地域水准等没有因为“70”“中间”“女性诗歌”等南方民刊热潮的掀起而根本动摇。《诗歌与人》在2006年似乎已完成其重要的历史使命,为我们奉献了10余本重要的专题诗歌刊物,推出了两个“代”,为“女性诗歌”的重燃烈火起了推波作用,而那本“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则更凸显黄礼孩透明直朴的人文平等情怀…。虽然“南方诗歌”(或“南方诗学”)被北窗先生提出,但真正值得深究的文本与理论似乎缺乏。《诗歌与人》曾倡导“完整性写作”,带出了学理的庞大与构建,但诗文本值得很大程度上的怀疑。所以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汉诗的重要力量还是在四川、上海、北京、西北——甘肃……等几个重要地域。
2、福建:自1997—1999,道辉主编的《诗丛刊》连推几期,以其做刊大气、容纳、正规书号等团结了中国当时最活跃的诗人,形成一股诗歌潮流。新世纪后,安琪主编的《第三说》以及参与建设“70后”“中间代”以及谢宜兴们的《丑石》联合《诗选刊》举办“首届中国民间诗歌(刊)研讨会”,以及鬼叔中的《放弃》,以及“三明诗群”的互动等,成为福建民刊的辉煌期。随《诗丛刊》停办,安琪北上,只有《丑石》诗人们在坚守……。整个“福建诗潮”趋于冷沉。
3、上海:2004年默默主编的《撒骄》复刊,郁郁主编的《大陆》复刊,以及之前后的铁舞们的《城市诗人》,小鱼儿主编的《诗歌报》,陆华军们的《上海诗人》,杨宏声、古岗、武原们的《零度写作》…构成上海民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第二个高潮…。2006—2007年,只有《诗歌报》《零度写作》《城市诗人》等民刊在坚持。但都缺乏整合之力与群体联合之势……。
4、北京:①自“下半身”至“裸诵”,堂堂“皇城”成为践踏诗歌精神与“丑化”诗歌意义的所谓“先锋实验场”。②“口语大师们”继续聚集在《诗参考》这本中国最垃圾的语言制造场,延喘他们的苍白与空洞。③叶匡正的“文学死了”以及汉学家顾彬的“中国文学腐败论”,只能说明他们的眼睛只盯在主流文坛,如果他们的眼睛深入诗歌的民间,将被民间的锋刃刷出巨大的惊诧与沉默,特别像《非非》这样的民刊。
5、四川:靠2006年六大民刊说话。
6、湖南长沙:由吕叶等1995年主编的《锋刃》第三辑达到了民刊编辑的一个高峰。
7、内蒙古:由狼人、阿翔等1997年前后主编的《坚持》曾聚集许多先锋诗人。  
8、西安:周渔主编的《表达》1997年前后曾聚集许多先锋诗人。  
9、辽宁盘锦市:杨春光1994年前后主编的《空房子主义诗报》曾聚集许多先锋诗人。
10、黑龙江绥芬河市:杨勇、杨拓1998年前后主编的《东北亚》曾聚集许多先锋诗人。
11、河南:人与、墓草于2001年左右主编的《审视》曾聚集许多先锋诗人。
12、河北:温国、大虫等2000年左右主编的《守望》曾聚集许多先锋诗人。
13、贵州独山:梦亦非2000年主编的《零点》第5—6辑曾聚集许多先锋诗人。
14、湖北黄石:吴幼明2001—2006年主编的《水沫》曾聚集许多先锋诗人。
………………
四、主流诗刊已彻底失去“权威”地位
2000年之后,作为主流诗刊的代表《诗刊》《星星》等相继采用主副编挂名在职,具体选稿编辑、发稿人员皆临时聘用的原则。这也是主流诗刊走向“市场化”的一种“尝试”。于是,主编可以“常年(日)”不在任,叫一个副编或其它人把关“定稿”“发稿”即可。主编成了如“官员”般出访、应酬、居家“休闲”的一个“空心之人”。于是,其它主流诗刊群起仿之。于是,主流诗刊都像一个“模子”塑出来的“复制儿”。由于聘用诗人编辑们的水准参差不齐,再加上“诗”这种纯艺术被强行带入“市场”运作。于是“腐败”渗透进了“纯诗”的环境。2005年的某月,中国曾经最有影响的三大诗刊之一的《××》诗刊某编辑打电话向我约我所在地区诗人们的专辑作品,该编辑称“给我十二个页码,已和主编协商可降价至4500元左右的版面费,先汇款、后发诗”。我当时语塞,借故推掉。(由这件事我想起多年前福建的某知名民刊,由于四川一诗人出资7000元左右,被发在了重要位置一样。另外,该主编还借笔会之名,带一群诗人集体嫖娼。诗歌这种纯粹的精神艺术一旦染上“肮脏”,只有死亡。目前,该民刊早已停办,那一批诗人作鸟散状,便是明证。)由主流诗刊的“黑暗”,想起当今社会的“腐败”,如出一辙,他们都是在麻木的糟蹋诗歌。诗这种高尚的东西,不应与市场混合,应由国家无偿的支持,给其独立性、自由性。他才能真正的独立并彰显诗歌精神。现在的主流诗刊,只是各地文联、作协的“诗人”们仕途的“敲门砖”“自留地”。只是那些沽名钓誉者的“露脸之地”。主流诗刊,已彻底失去10年前“三大诗刊”鼎立的争锋之局。国家级、省级、地区级都是“一级”。已彻底失去“权威”地位。已彻底失去真正意义的“诗歌精神”。所以,真正血性、追求自由的诗人朋友们,应扎扎实实潜行“江湖”,诗歌的“江湖”——民刊(民间诗歌)才是我们最温暖的家。由主流诗刊的黑暗,反观四川几大民刊的兴盛,翻开一本本自己掏钱印制的诗刊,除了诗歌的纯粹敬业精神外,就是如今精神价值浮世——混乱时代,坚守一颗人子之心的珍贵。而这些,大都是由一人或几人独立编辑的,他们除了生计,还要在深夜的灯下虔诚做一个真正的诗人;有时,在巴蜀大地四处响起的那些红灯酒绿中,我听见一些黑色河流从中流出,汇集在密林或城市的那些透明地带。虽然他们与天空的阴影不能相比,甚至站在阴影之中,他们是那么的脆弱,但他们的灵魂中响起的语言,被黑色在一页页白纸中,形成了在整个精神寒季的一粒粒跳动的火种;只要火种在,诗心在;人类的朴质、善良、甜蜜与爱便如清晨之旭阳盎盎升起她的鲜嫩与潮雾。冷寒的大地空无一人,但只要有一人横过,便会有第二人横过,进而十、百、千……他们用语言挽成微笑的花蓝,举在银雪降临的苍野,那白色花似白色焰火,将所有人簇拥的心敲在一个黑沉而厚实的鼓点上:“走吧/石头/走吧/石头/沉重因为滚动有了铁的飘逸”。
五、请记住2006年这些诗人们
《非非》:陈小蘩、陈亚平、孟原、童若雯、袁勇、雨田、龚盖雄、蒋蓝、邱正伦、董辑、黄懿、蒋晓韵、余刚、周伦佑
《独立》:阿索拉毅、伊子·伊萨、鲁娟、胡应鹏、梦亦非、湄子、彝诗桥、吉狄兆林、嘎足拉挪、李龙炳、冉天钺、吴若海、发星、阿苏越尔、张修林、陈小蘩、海岸、麦子、孙文涛、西域、海上、邵风华、李郁葱、安琪、南北、姜红伟、张清华、蒋登科、王若冰、王志成、史幼波、单永珍、马占祥、王耀东、哑默、杨远宏、杨东、木斧、狂虻、喻子涵、张守刚、柳冬妩、徐非、许岚、许强、郑小琼
《存在》:索瓦、曾令勇、谢银恩、梁珩、吴新川、朱杰、王刚、李龙炳、田一坡、华未眠、刘泽球、陶春、陈建、韦源、蒋蓝、席永君、袁勇、凸凹、长岛、小海、哑石、史幼波、发星、徐慢、张卫东、胡马、张选虹、高岭、刘春、胡应鹏、白鹤林、曾蒙、曾德旷、陈蔚、三原、杨克、焦虎三、张哮
《终点》:李兵、阿紫、哑石、康伟、丛文、白鹤林、胡应鹏、杨晓芸、海融、周薇、罗铖、王羿、张作梗、陈代云、张建新、田一坡、莱耳、简单、黄金明、阿汀娜、麦豆、李初初、陈勇、范倍
《人行道》:陈小蘩、马兰、阿紫、白桦、陈瑞生、田一坡、高岭、李龙炳、张卫东、刘泽球、李丹、卢枣、胡仁泽、黄啸、张哮、宋炜、易杉、韩甫、朱杰、陶春、谢银恩、哑石、李兵、林和生、彦龙、杜力、赵卫峰、李德武、张曙光、小海、臧棣
《芙蓉锦江》:何小竹、余怒、子梵梅、凸凹、张清华、白郎、陈小蘩、龚伟、甲子、蒋蓝、树才、胡亮、马莉、郎生、柏桦、伊莎、张哮、张中信、田一坡、袁勇、独化、谭五昌、杨克、吴勇、曾蒙、张选虹、印子君……杨黎、阿翔、史幼波、李兵、白桦、席永君……胡应鹏、陶春、安琪、叶伯和、杨然、朱晓剑(由于创刊号所发267位诗人的诗歌、随笔、文论、史料等,限于篇幅,名单从略)。
六、结束语
2006年四川民间诗歌的群体出演,一是隆重纪念二十年前那个中国现代诗具有重要影响的“86大展”。二是证明,二十年集聚与沉潜的四川民间诗歌力量的再次集体喷发。三是自由之子们灵魂中众声喧哗的共根诗意思想灵魂的再度复活。从四川民间现代诗人们对当下社会世俗语境以及道德沦丧、思想信仰的“混乱”对抗姿态中,不难看出诗人们拳拳之心重建理想纯洁天空的赤子情怀,四川诗界太需要这样的“爆炸”,爆炸的结局是摧毁那些扑面而来的寒雪,给真诚人子心中燃起温馨的焰火。
 楼主| 芙蓉锦江 发表于 2011-12-6 09:23:47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71】《芙蓉锦江》第5期《诗性随笔》


王冰长篇散文选章

走在人背后

其实我并不喜欢走在人的背后,但不料今天我一出门,还是落在了一个人的后面,这使得我很是沮丧。
昨天夜里,我紧卧在那床薄薄的被子里,听见有风刮了一夜,前面的风刚从村庄上空刮过去,后面的风就非常有秩序地紧接着吹了过来,直到现在我起床的这个时候,后面的那风仍接连不断,在紧着刮,但我并不喜欢落在后面的风,前面的风都刮了一夜了,把村里该刮走的能刮走的都划拉了个遍,早就刮得远远地没了踪影,后面的那些风就是用遍了浑身的力气,还能吹起什么东西来,还瞎掺和什么热闹呢?即使它把飘在天上的一些什么的碎片吹到更远的地方去,但它还是落在别的风后面的风,前面的风会在一个恰当的机会,毫不客气地回头连它也一起卷了去,这会显得它更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因此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东西。
但村里这样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一只惊了的驴从饲养处发疯似地奔到了街上,沿街的人都惊呼,本是呆在院子里人也出来惊呼,另外的一只更为粗壮的驴听了很是羡慕,也挣脱了缰绳,死命地从饲养处的另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门里奔出来,比刚才的那只驴更为急速,但这时已经没有太多的人了,当然也没有他所希望的注视的目光。比如我曾见到马五在夏天将到的时候,把自己家窗户上糊在木头窗棂外面的那一层窗纸,几下就撕了下来,于是我便急着过去,也几下就把另外的一个窗户的窗纸给撕了下来,然后我站定了,朝马五笑笑,仿佛要等待一些什么,但不料马五却四下找了一圈,终于找到了一根青蛇一样的扁担,轮圆了便冲我奔过来,我一咂摸似乎并不是什么好味,迅速转身逃出马五的院子,等跑地远一点了,我还听到马五在我身后使劲地骂娘。“你他妈的找死,我刚糊上一层新窗户纸,你就把它给揭了去,你等着!”这话使我整个下午也没敢回我在村南的那间破屋子去。再比如有一天,一只鸡在四点的时候就打起了鸣,弄得全村的人都早早地起来,扛着锄便下了地,到了第二天,另一只鸡在三点的时候也学着开始打鸣,相同的是全村的人也很快起了床,不同的是一村人都拥到了这只鸡的窝前,嚷嚷着:“半夜里就打鸣,不吉利,杀了算了。”还有就是在村南的一棵不年轻也不年老的树,春天一来,就紧着长出了一片嫩叶,人们便都高兴地围过来看,没过几天,所有树上的所有叶子在一夜之间都呼呼啦拉的长成了一大片,但一村人个人干个人的事,并没有特别的动静。所以我一直认为,只要是走在人的背后,或者做事做在了人后面,肯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但最近以来,不管我怎么谋划,也不管我选择在什么时候出门,我总是走在了人的后面,想起来这样的境况已经是连续几个月了,有时我走着走着,便想趁着走在路宽的那会,使劲赶一赶,想就那么几步,紧走几步就赶上去了,但我快,前面的那人也快,我慢下来,那人竟也慢下来,反正那人总是挡在我的面前,其中马五就是这样的人,有一次,马五不但挡了我的路,而且干脆双手叉在腰间把一条很是宽整的路几乎都给堵住了,我便去质问他,“你总挡在我前面干啥。”
“我挡了你了吗?你还挡住了我后退的路了呢。”马五说,头也不回。
又走了一阵,我看见马五似乎是没有什么力气了,在路上晃晃悠悠的,我赶紧提了提精神,想一下超过去,但就在这一刻,马五却一下来了劲头,又飞一样奔到前面去了,看来我是没有什么办法了,我只能紧贴着墙慢慢向前走了,我怕就像马五挡住我前面的路一样,挡住了别人的路,但我的担心总是多余的,我身后的路七拐八拐地都深进了一片苍茫之中,没有一丝迹象表明还会有一个什么活物跟在了我的后面。这使我更加觉得,只要是你走在路上,就会有人总在有意无意间地挡在你的面前,似乎在阻止你赶到他的前面去,而你一旦落了后,心里总会不是个滋味,憋的难受。
幸好走着走着我见到了一个我盼望已久的岔路口,我想这下我再也不用死跟在马五的背后了,便趁着马五转到一条路的那个瞬间,毅然决然地朝另外一个路口走过去。但我还没有完全转到那条路上,走在前面的张三的尖尖窄窄的后背便一下子突现在我的面前,我立刻泻了气,更加沮丧,我还没有问他,他却先开了口。
“我等了半天了,终于能有一个在我背后了。”他说。
这话气得我差点背过气去,不过我突然又觉得有点好笑,张三是什么东西呢?看他那样子,懒懒地坐在那,并没有一丝奔波在路上的意思,我居然走在了他的后面,我简直有些不明白了,难道在一个地方沉住气,慢慢等,就会有人落在自己的背后吗?那我还这么拼着命地瞎跑干啥,难道是我在行走的过程中乱了方寸,以致到了今天这种地步了吗?想到这里也确实让人感到心酸,比如说张三,他能做什么呢,他除了像村里其他正常的男人一样,能做些地里的活路外,便什么也不会了,相貌也并不比我强到哪里去,反倒他走在我的前面去了,我还怎么继续呆在这个村子里呢?
我曾多次见过张三走在人背后的那个熊样,记得刚入冬的某一天,他早早地就起来去了离村四十里路的小煤窑,为了准备过冬,村里的任何人都要像张三这样,在冬天到来之前去那小煤窑上推两大筐结结实实的炭回来,因为在寒冷的冬天,人要安安全全的走到温暖的春天,单烧一些柴禾是不行的,那都是些虚弱的东西,因此在这个每个人必经的行程当中,必须准备一些更为坚实的东西才行。
在那天,我赶在张三之前就了起床,拖着我的那个破夹袄就卧在了村北的一个土冈后面,那里灌木丛生,有一些粗大的柏树,我完全可以藏在后面,不至于被张三轻易地看见,就是在那我目送着张三离开了村子,等我再次见到张三,已经是接近黑天的时候,那时我已睡了四五小觉,吃了七八块生地瓜,看到十来个人都推着车子回来了,气得我已是在心里骂过他不下二十一次了。
“他奶奶的,你张三可把我给折腾苦了。”我下定了决心,就是等到第二天鸡叫,我也要看到你和你那个熊样。果然我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张三汗流浃背落在人后面的样子了,这使我很是惬意,简直有点幸灾乐祸了,就是这样一个不值一提的张三,这次居然走在了我的前面,我觉出了一种莫名的烦躁,就像一阵风从高天上旋下来,把我推到了一个不知名的深渊里,而在一时间,张三也一下隐没在前面更远的地方,我低下头看看街道上一个个深深浅浅横七竖八的脚印,已经使我分辨不清是哪一个人留下的,这让我更觉出了一种行走的艰难,我再看看四周的树上,也光秃秃的,凡是能吃到肚里的东西,都被走在前面的人全部撸了去,什么也没有留下,连四下的空气都安安静静,干干瘪瘪的,让我更加觉得像我这样走在人背后的人,也只能一直干饿着,什么也得不到,这使我尤其焦灼难受。
我奈着性子又向前走了一会,看见一扇半掩的门似乎在招呼我进去,我想我还是进去歇歇吧,可我刚一推门,一个声音几乎是在同时很确定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你来晚了。”
这话惊得我只好立刻又退回来,但就是这一下,却使我变得高兴起来,因为我这一转身,本来走在我前面的人不就成了走在我后面了吗,我走了三十一年的路,直到现在才真正明白了这一点简单的道理,我不知道其他的人,其他的道理是不是这样,有时作为一个人总被一种执拗的东西弄得一辈子都糊涂着,终生也不能明白。


让一些事情荒芜掉

我缩了缩脖子安安稳稳地睡下了。
这时,夜幕依旧沿着旧例很标准地把整个天地裹得结结实实,然后故意露出一两个残破的衣角,让从秋末的天上灌下来的风,撩拨得发出一些奇怪的细草样的鸣唱,我伸出粗糙的手四下里摸了一遍,只有冰凉的碗、冰凉的桌子、冰凉的席子和一张在墙上挂了十年的冰凉的狗皮,我知道那个叫时间的东西刚来就又要走了,我曾不止一次地想靠近他,以便看清他本来的面目,但他总是忽远忽近,若即若离,我厌透了他了。这次好了,黑夜也使他不由沉静,于是我低头仔细看看,依旧模糊,他不时落下来又像鸟一样飞起,他就像两根用旧多年的电线绞缠在一起,并攀到了我的臂上、腿上,并且趁着我打哈欠的时候,一下就穿过我的嘴、鼻、咽喉、气管、肺部,迅速到达了我身体内侧的诸多部位,我在瞬间似乎一下感觉出了他的样子,黑乎乎的,他的头顶正中敞开着一个不大的洞,黑黑圆圆的,犹如一根生锈的铁管子猛力插进去,又猛力拔出来一样,就是他在使我在经受了长时间的病痛之后,便开始咯血,我见到他的手像是要抓住一件尘世的什么东西把它撕裂,这极为澄澈,却又让我极为难受。
我活了这么多年,到了这时候我才知道,时间已经开始让我的身体和身体已经做的和将来能够做的一切事情,都荒芜掉了。我怎么努力维持也没有用,我曾试图在像年轻时一样,一顿吃十个煎饼,喝五碗姜汤,但除了在吃到肚子里不多久就一下呕出来,对什么都无济于事。我曾在一个雨天的早晨用尽了力气,推着那个年轻时不知推过多少东西的独轮车,一下跑出了五里路,我以为我会把荒芜的村子扔到背后了,但我一回去,村里的一切便都重又附到了我的身上。我也曾不止一次地想远离了这个容易令人老却的村子,但我还是一次次地回去了,因为我一点点地觉出,把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陌生的地方,对这我始终很不自信,也很不放心。我渐渐明白过来,活到了我这个岁数,我必须学着适应一些新的东西,开始一种另外的生活了,比如常年的病痛,是任何我这个年龄的人必须经受的事情了,谁都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可恶的东西要一天天渗到自己的身体里来,是该用极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和接受了,其实你去抱怨那些令身体枯萎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用处。
我活了一辈子了,并没有什么贵重的或者多余的财产,我所拥有的不过是一些生活中必需的东西罢了,比如三间我藏身的房子,一个取暖的炉子,一盘睡觉的土炕,一个盛粮食的凸腰的大瓮,一只下蛋的年老的母鸡,一条看门的同是年老的黄皮狗,一块二亩四分五厘养活自己的自留地,一张锄,一张镢,一张锨,除此之外,我已经想不出还有什么了。没有事的时候,我就会佝偻着身子在院子里随便转一转,院子里,偶尔会有一片树叶从一个我不能知道的树上脱落下来,然后又落到一个我不能知道的地方,最后又从那里被一阵我更不能知道的风吹到了我这里来,我却懒得去动它,我知道在以后的某一个特定的时候,它肯定会最终被另外的一阵我也并不明了的风吹出去,到了一个我同样不知道的地方,这个过程和人的一辈子惊人的相似。
有时候,会有一个什么人把一件半旧的东西隔着墙给扔了进来,但不出几天,就会被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找了去,于是院子里依旧是空空的,剩不了多少东西,因此更多野地里的东西便一下都涌了进来,一片草,一条蛇,一窝蟋蟀,连一只掉了腿的蚂蚱也塞进来凑热闹,对这我也懒得去管,别看这个院墙是我盖的,地方却应该是大家的,闹不准是我侵占了他们的地方呢。因此我只把自己看好了就行了,别把自己饿着就行了,没有什么东西会无缘无故地来招惹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谁会来呢?
但风来了,但雨来了,云雨在什么时候盖住了别人的房顶,它同样会在什么时候盖在我的房顶上,该来到的,一切会在一个宿命的时候来到,不该来的,你怎么等待,也不会来,所以我一辈子总着急地去做一些事情,看来有点白费力气的意思。别人见了我,都远远地喊我:“愚老二。”
我并不应声,只是窃笑,他们才愚呢:刚进腊月,他们就忙着准备年货,年还远远未到,年货几乎就被他们吃了个干净;刚一开春,他们就去拾掇那睡了一个冬天的地,接连弄了几天,一场雨过来,把什么都给冲成了原样;地并没有干,他们就忙着浇地;水还远远未渗到最深处,哗啦又一场雨,又把什么都给冲成了原样。而我,对什么事都似乎是拖拉着,但我似乎什么事也没有落下,该种的粮食我都按时种上了,该收的时候,我又都把它们及时收进了仓。
我这一生并没有干过太大的事情,不过我去田野里转悠的时候,曾看见一窝田鼠正背着人在往洞里运粮食,我赶忙回家抗了一张铁锨来,顺着那洞就往里挖,那洞七拐八拐竟比庄稼的根更深,于是我挖得更起劲了,但是待我挖到最后却傻了眼,我见一窝还没长毛的鼠崽正抱着母鼠使劲的吃奶呢,母鼠见我站在了它的旁边,龇龇牙,吱吱地叫了几声,我想我是不是做错了,于是又回到家找了一根粗管子来,放在那窝田鼠旁边,又把那些土给填上。之后,我趴在那管子口上听了听,那些小老鼠已经睡过去了,这使我很高兴,但我从此我再也不敢随便就挖开一个什么地方了。
再有一次我见一条花头蛇在一天夜里,从一角破墙缝里钻出来一下就咬伤了村里那头最为粗壮的牛,那牛疼得几宿没睡,气得我当夜便和了些泥把那缝给堵住了,但第二天一看,那条蛇又从另外的一道缝里露出头来。
其实我干的最大的事情是我养活了自己一辈子,而且我没有为了活着,就趁着夜色去别人的沙地里拔人家的一粒花生,摘一个豆角,我只是老老实实地去把前一年收进来的粮食,挑一些饱满一些的,在一场雨后种到我已经种了几十年的地里,并一直很好的延续着这种习惯。其实这用不了人多大的心志和工夫,也不用多少技巧,只要沉住气随着季节慢慢地去做就行,但就是有人沉不住气,没头没脑地把好的坏的一并种到地里去,弄得一个季节都乱七八糟的,很难收拾。
又一个夏天即将过去了,我想应该又到了把一些事情荒芜掉的时候了。这时,村庄的边边角角都被一些季节落下的东西塞满了,我想这样长久下去,即使到了秋末,即使秋天把村庄的天空撑到最高处,仍旧无济于事,所以在这个时候只能让一些东西荒芜掉,一个村庄要生存下去,这是必须而且唯一能做的了。比如一棵树会让所有的树叶从树枝上落下来,尽量融到地里去;比如一棵站长得细细长长的草,在这时候,必须一节节地断掉;比如一只蜣螂要在短时间内把落在地边的粪球尽力弄到窝里去;比如白天会一点点变短。而我也只能把头低下,缩得更紧,或者干脆就躲到一个地方去,让自己的房子空一阵,或者去把那些从墙上落下来的砖头,再放回原来的那个豁口上去,之后,我便只能蹲在地上,等待岁月来渐渐把我荒芜掉了。
这时我看见一只虫子却躲开了,使劲地往一条什么缝里钻,但我知道三天以后,缝的上面会落下一些土,一下就把他封在里面,然后再落上一层土,他便再也出不来了,直到第二年的秋天。那时,会有一只同样的虫子在像他一样,寻找躲避荒芜的地方的时候,才会把他从土里给扒出来,但那时已经没有人能辨认出他的真实面目了,所以荒芜是任何人都躲不过去的事情。
其实荒芜并不是一件坏事,在一个季节里真正走掉的,都是一些必须走掉的东西,一些东西是始终荒芜不了的,比如越来越低的气温,比如一条伸到冬天深处的树根。  
     

永恒的经脉

龚伟

位于自流井遗址下游约五百米的路边井最初是一口老盐井。她北接郭家坳的各大盐场井灶;南抵釜溪河边的运盐码头、张家沱、火神庙;东临釜溪河;西靠牛屎山。已经没有谁知道路边井开凿的具体年代了,也没谁知道她见功于那朝那代,盐井的主人是谁。甚至“因路凿井,还是因井设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也像关于鸡和蛋的起源之说,成了一个千古之迷。人们只知道在若干年前,一位凿井的东家在今人称之为“逸园”的地方为打这口井,耗时十多年,钻井数百丈凿穿见到了黄卤。于是有了路边井。
清朝咸丰年间,路边井一带可热闹得很。那时这里天车林立,灶火兴盛。通洪、崇福、龙旺、宝龙、浮海诸井相继见功。随之而来,盐场井灶所需的铁匠铺,乒乒乓乓的铁具敲打声便此起彼伏的响亮起来;卖鸡婆头、豆花饭、猪肉、油盐酱醋、大米、药材等物品的店面前人来人往。在这青砖灰瓦之间,在这条宽不过两米的石板路上,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商贾、盐贩,一批批一队队的沿着这条路,牵着叮噹作响骡子或者马匹,周而复始地往返,他们时常在这里随意的找个客栈暂住下来。抬盐匠、白水工、转盐匠、烧盐匠以及操着南腔北调的各地方的盐贩子,时常在这喧嚷的茶肆、酒馆里猜拳行令,小酌两杯;或者来一碗盖碗茶,在袅袅的茶香里慢慢地品味着上桥石板上那块关于神仙石的传说;路边井的陈年旧事;“张家沱的水狸子和马儿”的黄段子。这在他们是人生中令人惬意的事情了。
一条长约1.5公里的石板路逶迤在路边井,她连接着釜溪河西岸的各大盐场;连接着古老的运盐码头;她仿佛就是一根经脉把这一个个老盐场与大江南北的连接起来。这根经脉也是那些“抬盐匠”用晶莹的、咸涩的汗水淌出来的。在这条石板路上,长年奔走着那些身强力壮的抬盐匠。他们在这条石板路上,头上粘满了雪花般的盐沫,赤膊黝黑的上体,流淌着透亮的热汗一路吆喝着来回奔忙。似乎看上去劳作的时间并不算长,一般是半天的活路,但是满满140公斤左右重的花盐、锅巴盐、包子盐借一根粗大的木杠子分在两个人的肩上,那远不是身小体弱的人所能承受的,即便是半天,也会让这些五大三粗的汉子精疲力竭。他们不为别的,只是为了那赖以生存的一升米而已。盐场的老板都是精明人,他们不会把抬盐匠雇用为长工,他们非常聪明的以计件的方式挑剔这些靠力气生活的抬盐匠。
这地方,这井和这路,由于晶莹的咸涩的半透明状颗粒——井盐——而常常被老人们提起。在这块肥沃的土地深处蕴含了丰富的井盐,于是有了群居于此的人,有了明清风格错落有致的串架的老房子,有了这些木质的小楼,有了这一扇扇褐色的宽大的木门,以及这条逶迤在釜溪河畔的石板路,它们至今仿佛还在向人们诉说着那久远的往事。
   1938年4月,一个科考摄影队来到了自流井。孙明经,这位来自金陵大学的电影摄影教授,这位中国电影摄影、科考的创始人,带着一架6毫米的摄影机、一台120相机和他的助手范厚勤两人组成的摄影队来到了自流井。
一个晴好的下午,他漫步在路边井这条古老的石板路上。缓缓向南流淌的釜溪河水面停泊着几只木船。这船,老盐场的人叫它歪脑壳船。它们正闲着。一条顺流淌在波光之中;另一条靠在岸边,和那些撑着蒿竿往返漂泊在釜溪河上的撑船工人一样,终于回家有了片刻的小憩。弓着腰的洗衣女子涤荡着手里的衣物。一座被称为上桥的石板桥上人影晃动。对岸远处山颠上,那些典雅的小洋房仿佛它的主人,透过眼睛一般的窗户,似睁似闭的斜视着眼底的一切。阳光从西天洒下来,它把逶迤于近处的青石板路分野成明亮和阴暗两条对立的路影,把稀疏的行人留在里面。
这是一幅恬静、淡雅的,活活脱脱的舒展在三十年代末自流井釜溪河畔的真实的画面。孙明经这位时年27岁年青的学者多么向往这样恬淡的生活呀,他抬起了手里的相机,把那一瞬间从心灵淌出的情愫永远的留在了路边井这条石板路上。他知道这是难得的,也许是暂时的。或许不久之后,战火的浓烟将吞噬这里的宁静。
1937年7月7日夜晚,随着中国芦沟桥沉闷的炮声,中国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被笼罩在了一片战争的硝烟里。东北沦陷、南京沦陷、上海沦陷、昆明告急。长芦、山东、淮北等产盐区先后被占领,全国大部分产盐区被日军控制,海盐内运受阻。那些为了民族而战的前线将士和华中、西南、西北、两湖等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面临着无盐淡食的困境。日军企图以切断食盐来源来消解中国军队,中国人民的战斗力、自信心。食盐,这个简单的非常平常的东西,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决定着生存,力量;与一个民族的存亡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
孙明经先生带着摄影和摄像器材,告别已怀有身孕的妻子来到自流井。他是来考察自流井井盐生产状况的。他要通过拍摄自流井井盐生产的庞大规模,来为前线浴血奋战中的将士鼓劲,让正在遭受战火涂炭的名民众免受“无盐淡食”的困扰。三个月后,他带着让国人为之振奋的两部电影——《自贡井盐》《井盐工业》——和大量的影像资料,离开了自流井,离开了路边井这条古老的石板路。
1939年9月1日,一份由中国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中正签署的关于在自流井老盐场成立自贡市的批文传至自流井。自贡市正式成立了。这是一个为了抗战而建立的,为了民族存亡而建立的城市,为了井盐的开采、增产、为了在战时广大地区军民有足够的食盐而建立的。
年产五六百万担食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釜溪河畔的各大盐场沸腾起来了。采卤工人没日没夜的忙碌在井口;烧盐匠加班加点熬制盐卤,路边井这条古老的石板路上,那些不管春夏秋冬,肩搭汗帕的抬盐匠赤胸露背一路吆喝着,奔忙着。他们厚实的肩膀上扛的不仅是不140公斤重的食盐,他们更承受着比这盐更深、更广、更沉的重量。这白花花半透明的晶体,这钻石一般闪着银光,给生命增添了神奇力量的井盐,就这样从路边井这条朴实的石板路运往川、康、滇、黔、湘、鄂、陕等诸省的几十个市地州,给战火硝烟里的勇士带去了信心和力量。
日不落帝国的疯子,那些试图细蛇吞大象般的傻瓜恼怒了,一把淌着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刀在叽里呱啦的怪叫声里,指向了自贡——这座新兴的城市。一阵阵蝗虫般的轰炸机铺天盖地把成千上万的重磅炸弹、燃烧弹从尖利的嘶叫声里疯狂地倾泻下来。牛屎山的老街被炸成了“光大街”,连接石板路的郭家坳产盐区18个井、灶、枧被身于火海浓烟之中,复兴炭灶、是洪井、新记大同枧等惨遭破坏。但是,这没能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屈服,几乎所有的人依然通宵达旦的忙碌着,他们把所有愤怒、不屈的反击都化作一袋袋,一坨坨,一船又一船的闪着银光的食盐,化作“像一个很大的炸弹,飞到东京去,炸翻了日寇的东条内阁”。东条下台了……
而今的路边井是宁静的。
这宁静是从大地底层、从上桥釜溪河的底部漫漫升起来的。它化作淡淡的岚雾,寂然悬垂在水面然后飘荡开去,顺着河边的崖壁,顺着这条石板路延展,静默的弥漫、淹没这古朴的房屋、小楼和散发着古木幽香的店铺。夜在无声的融化着这里的山、水,这飞檐翘角的老房子。一位满脸沧桑的老者,艰难的拄着手杖顺着石板路向着巷子的深处远去,最后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这时,一株绿草从他消失的地方,在房檐屋顶伫立起来,在凛冽的寒风里久久的颤栗。


搬起萨特砸自己的脚

张闳

最早知道“萨特”这个名字,大约是在萨特去世后不久。当时的《参考消息》第三版上有一小块报道,大意是说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和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去世了,他写过很多作品,包括剧本《苍蝇》。由于并不知道死者究竟是何方神圣,当读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吸引我的并不是“萨特”,而是“苍蝇”。一个作家竟以写小小苍蝇而闻名,如果不是这只苍蝇特别了不起的话,那就肯定是这位作家了不起。事实上确实如此。布莱克,戈尔丁,乃至周作人,他们都是了不起的咏苍蝇的艺术家。从艺术的角度看,那些苍蝇是那么的完美,而且它们对自己“终竟不过是苍蝇”这一事实,似乎也并没有要否认的意思。
没过多久,我在电视里看见一部叫《被侮辱与被迫害的》的电影。原以为是某个俄国作家的作品,仔细一看字幕,发现编剧名叫“让-保罗·萨特”。这一次才真正强化了我对这个名字的印象。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部貌似俄国作品的电影,实际上是根据萨特的戏剧《恭顺的妓女》改编的。可能是因为“妓女”这个名字在当时显然太刺眼了,改称为“被侮辱与被迫害的”,既能保证政治上正确,又不至于让人想入非非。
我开始寻找有关这个人的消息,但在我就读的医专的图书室里,“萨”和“特”这两个字几乎就没有碰到一起的机会。不过,此后不久这两个字组合成词的几率开始多了起来。一些青年杂志的“小知识”之类的栏目里,开始出现关于萨特及其相关的存在主义的介绍。再过一段时间,这种介绍又变成批判。但无论是介绍还是批判,均流于空泛之论,我感兴趣的《苍蝇》却始终没有露面,至于萨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依旧不甚了然。这是1980年。
真正使我意识到萨特之严重性的是因为另一个人。1981年的某一天,我从实习的医院下班回住处,路过一处阅报栏,玻璃橱窗里的一张报纸吸引了我的注意。报纸整整一版报道了一个名叫冯大兴的人,此人曾是某大学的学生,因杀人罪被枪毙了。我感兴趣倒不是他杀了人,而是报道中说他的杀人与萨特有关。一个从来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堕落为杀人犯,诱使其堕落的除了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蚀之外,还有就是他对萨特哲学的信奉。报纸对此发了一大通议论。据报道,此人有几十本笔记本,其中有大量的从各种渠道摘抄过来的萨特语录,诸如“存在先于本质”、“选择即是自由”、“他人就是地狱”,等等。问题是,我四处寻觅而不得的萨特的言论,竟然通过关于一个犯罪报道的字里行间,向我显出其若隐若现的面目,这一点让我既惊喜又不安。禁忌与罪孽同萨特式的哲学箴言混杂在一起,如同一朵罪恶之花,散发着诱人的芬芳。我仿佛看见有一个有着苍蝇般外表的名叫“萨特”的幽灵,正隔着阅报栏的玻璃,向我发出诡秘而又迷人的微笑,诱惑我走向危险的深渊。我在阅报栏前呆了很久,陷于一片迷惘。
此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一种哲学居然还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可以驱使一个年轻学生去犯罪。至于这种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事实相吻合,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萨特从一开始就以一种令人震撼的方式进入中国,进入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的意识当中。可见,哲学是一种危险的事业。
这一事件激发了我的精神冒险的冲动。我当然没想过要去杀人,相反,我接下来所从事的工作反而是救人。但此后我对哲学,尤其是存在论哲学的关注,却与日俱增。遥远的哲学星光召唤着我,使我朦胧中领略到现实之外还有一个超验的精神世界。在日复一日的临床医学实践中,我倒是真的是在与具体可感的“存在与虚无”打交道。生命、悲痛和死亡,即使不是“值不值得活下去”或“精神自由”之类的问题,至少也跟生命存在的本体状态息息相关。从此,萨特就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我,同时,他也纠缠着整个狂乱的1980年代。
随着这个时代进一步的文化开放,萨特的著作越来越多地被译介到中国,存在论哲学也成为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日常话题。到了1980年代中期,他的影响力达到了巅峰状态。在此期间,我从一本书上看到了萨特的一幅照片。照片上是萨特在巴黎街头兜售左派报纸。我这才得以一睹这位大师的尊容。
我惊喜地发现照片上的萨特看上去很矮小,周围的人几乎都比他要高一个头。这一点使我觉得很受用,让我对克服自己身高上的劣势有了信心。照片似乎在向我承诺这样一个事实:做一个“身材的矮子,思想的巨人”, 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带着这样的自欺欺人的满足感,我对萨特也就格外钟爱有加。但萨特的另一生理特征却是我所不具备的——他还是个斜眼。我对着镜子转动眼珠子,直弄得眼睛酸痛,终于决定放弃对这一条生理上的相似性的追求,尽管这样会使成为“思想巨人”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一位斜眼朋友得知这个消息,就高兴坏了,从此开始趾高气扬起来。为此,他发明了一句口号,叫做“思想无罪,斜眼有理。”尽管我那朋友身上至今依然没有显出成为一名思想家的任何迹象,但我依然迷信斜视在哲学上的优越性。斜眼看世界,虽然有所偏执,但看问题可能会有别样的眼光和更多的独到之处。端正的世界观,不是萨特的长处,这样倒使他在哲学上有了更多的避免平庸之见的可能。当他注视某物,实际上却把视线投向了某物之外。借用存在主义的说法,当我们直面“存在”时,实际上存在之物却“不在场”,或者说,“存在在别处”。须有另一视角,才能把捉存在的偏移,倾斜的世界反倒更接近于世界的真相。这样的说法虽然多有偏至,但却是具体而又真实的。事实上,存在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哲学,它不仅作用于人们的观念,还随时会影响到人们的自我感知方式和行为方式,后一种功能往往更直接也更重要。就这样,在对大师们的东施效颦的过程中,我们的时代长大成人。
平心而论,萨特的尊容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可观之处,更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的那位伟大的女伴——西蒙娜·德·波伏瓦。这个女人并无特别出众的容貌,但因为作为一位与萨特相提并论的女哲学家兼作家,其魅力足够让我们这些尚热衷于思想的年轻人为之倾倒。毫无疑问,西蒙娜·德·波伏瓦1980年代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精神偶像兼爱神,这与他们上一代人所暗恋的“冬妮娅”的形象有所不同。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故事,是波希米亚气质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对小布尔乔亚小姐的想象性的占有,他们实际上是日后“Bobos”一族的远祖。而西蒙娜·德·波伏瓦,她有知识,有男女平等意识,观念开放,有对世俗偏见的反叛精神,独立而又在事业上成功,与爱人之间能够互相理解——这些与1980年代年轻知识分子心目中对完美女性和完美爱情的想象状况完全吻合。人们甚至说不清楚,是因为8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观念变化而认同萨特-波伏瓦,还是因为有了萨特-波伏瓦,80年代的人才有了那样一种观念转变。无论如何,我们这一代人都开始暗自努力,孜孜不倦地寻找自己的“波伏瓦”。
对萨特与波伏瓦的爱情的钦羡和仿效,实际上是一种青春期的心理效应,同样,我们对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迷恋也是如此。我们以叶公好龙式的热情,购买了萨特的几乎全部著作的中译本。他的小说、戏剧和文学论文,尚且可供一阅,而他的《存在与虚无》,对我们来说却只有纯粹的装饰性的意义。这本又厚又重的《存在与虚无》与海德格尔的那本同样又厚又重的《存在与时间》一起,在我们的书架上筑起一道坚硬的哲学城墙。但那却是连我们自己也不打算接近的哲学“城堡”,更多地是作为精神“法器”用来威慑别人的。拥有它们,是精神力量的标志,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时尚。可是,时隔不久,书摊上开始出现打折的《存在与虚无》。原价五块一,卖一块钱。这样的好事当然令我们很高兴,但同时不免心中有些失落。这一价格似乎在暗示我们:哲学正在贬值。但我们还是多买了几本,预备日后送人。可事实上却又无处可送,因为我们周围的朋友手头都有至少一本《存在与虚无》。
在1980年代,争论也是一种文化风尚。大到“真理标准”和“异化”这样重大的官方哲学问题,小到年轻人的人生道路之宽窄的问题,“第三者插足”的问题,甚至细微到大学生是不是可以谈恋爱的问题,可以说,事无巨细,动辄引发全民性的大论争。在年轻学生那里,争论更为普遍,甚至日常生活化了。萨特的哲学为我们提供许多论战的谈资和武器。这种行动的哲学和斗争的哲学,更适合我们当时的理解力和精神状况,至于它在哲学层面上究竟如何去论证它,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去计较。它们至今依然是我们难以消化的理论硬块。“存在”、“虚无”、“荒诞”、“境遇”、“此在”——这些个坚硬而又面目狰狞的语词,总是挂在1980年代的舌尖上,随时准备脱口而出,作为攻击性的武器扔向论战的对手。倘若不会使用这些词,自尊心和战斗力势必严重受挫。有时我甚至觉得,争论者随时可能直接操起整本的《存在与虚无》,砸向论敌的脚背,以求速战速决。
我曾看见一位学生,在食堂排队买饭时手捧厚厚的《存在与虚无》,若有所思地看着。有同学好心提醒道:拿稳点,小心砸了脚。这就是存在主义和萨特带给我们的遗产。仿佛哲学不是用来阅读和思考的,而是用来砸脚的。砸别人的脚,也砸自己的脚。冯大兴同学显然是第一个被砸中的,而且是被砸得后果最为严重的一位。他断送了性命。


感恩,报恩

肖铁

最近统览一些书,发现我们中国虽然没有感恩节,但是老祖宗关于感恩的论述却也不少。说明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有良知的中国人,还是懂得感恩的。
《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劈头就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你看,懂得爱护自己,保护好自己,免得父母伤心,就是“孝”的最基本要求了。然后,有所作为,名垂青史,让父母感到无比荣耀,就是“孝”的最高标准了。父母养育了你,图你什么呢?就图你这些。古人倡导“孝”,也就是倡导感恩,培养人们的感恩意识。
李密在《陈情表》的结尾处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君主您今天满足了我的要求,将来我即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世世代代报答君主您的大恩大德。”这里面有个典故,出自《左传·宣公十五年》,说晋国有个大夫叫魏武子,临死时嘱咐儿子魏夥把自己的爱妾杀了殉葬。魏夥不仅没听老爸的话,而且还允许把老爸的爱妾嫁给了别人。后来魏夥在战场杀敌时,看见一位老人结草,把自己强劲的对手绊倒,魏夥因此而大获全胜。后来魏夥夜间梦见了这位老人,老人自称是那个再嫁之妾的父亲,特来报答魏夥的恩情的。
“结草”与“衔环”都是古代报恩的传说。“衔环”说的是:东汉有个儿童名叫杨宝,在华阴山北挽救了一只受困黄雀的性命。后来黄雀变成黄衣童子,“(夜)以白环四枚与宝:‘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当如此环矣。’”后人将两个典故合成一句——“结草衔环”,比喻受人恩惠,定当感恩戴德,生死不渝。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是春秋末期晋国著名刺客豫让的名言,意思是:有操守有素质的男人(或知识分子)应该为理解并重用自己的人效力,且不惜牺牲生命;女子应该为喜欢自己的人好好打扮,让喜欢自己的人感到赏心悦目。——这不是强调报恩意识的又一例证吗,有果有因,不偏不倚,讲得多么全面。
提起刺客,就想到荆轲,想到荆轲,就想起他的歌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为什么?为了报恩,报谁的恩?报燕国太子丹的知遇之恩。再联想到司马迁《刺客列传》中那些知恩图报、剑胆琴心、赴汤蹈火、义薄云天的著名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我们不免被一种悲壮的色彩所折服,被一种悲剧的力量所震撼!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是一句反问。“对于春天阳光般厚博的母爱,区区小草似的儿女怎能报答于万一呢?”也真是如此,常有人说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请问你报答得完吗?这出自孟郊《游子吟》的诗句,数千年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倡导的仍旧是一种感恩意识,一种报恩意识。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朝诗人李绅的《悯农》)。李绅的意思是:正午的大太阳毒花花的,赤身露体的农民仍旧在田地里锄草。有谁知道人们碗里的饭每一粒都是他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呢?米粒就是汗粒,上面凝聚着多少苦难和辛酸啊!——时至今日,我们每天吃着又香又甜的米饭,吃不了就倒掉,一点儿都不觉得在浪费,真是可耻啊……
德国哲学家和教育家鲁道夫·史代纳,在80年前就建立的华德福学校里,每日就餐前他让学生们唱道:大地供我们种植,/太阳让花结果实。/感谢大地,感谢太阳,/我们真心地谢谢您。
然后大家一起祈祷:面包由谷物做成/谷物靠光而生长/光在神的脸上闪闪发亮,/神的光芒,大地的果实,/请用光照亮我的心。
你看人家是怎么培养教育孩子,并促其建立信仰的。通篇都是感恩,对天地阳光感恩,对五谷杂粮感恩。宗教认为世界万物天地人都是一个谱系,互为生存,缺一不可。把感恩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这已经是感恩的最高境界了。鲁道夫·史代纳说:“人类为了使自己更为富足,便从外在环境取用各种东西加入自己的生活中。但若不能对由外而来的东西心怀感恩、虔诚,便无法真正使外来的东西内化为自己的财富。”
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也要在饭前唱唱《感恩歌》啊,或者大声诵读一遍:“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估计暂时没几个人会同意这样做,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信仰。与李绅《悯农》立意相同的是朱老夫子的治家格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吃饱穿暖中的人们,要经常想想嘴里吃的、身上穿的、手里用的……都是怎样来的呀?!为国家考虑也好,为自家考虑也好,都应该把勤俭节约视为美德,珍惜财富的来之不易。在经济相对繁荣的今天,有许多人却忘记了节约,忘记了好好珍惜劳动果实。当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家长们更应当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制止他们不合理的消费需求。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至今日我还能把诸葛亮的《前出师表》背得滚瓜烂熟。诸葛亮为报答皇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立志“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故而“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刘备死后,诸葛亮一共组织了六次大规模的北伐,夙兴夜寐,积劳成疾,最后病死在五丈原军中,一个满天星斗的晚上。感恩、报恩达到诸葛亮这种境界的,自古及今,可谓少之又少。
其它的还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羊羔跪乳,乌鸦反哺”等等,都是老祖宗对感恩意识的精彩概括。想到这些,就真想提醒那些感恩意识淡薄的人,或者竟然不知感恩为何物的人,甚至恩将仇报的人——要学会感恩,因为感恩是人的本性和人的良知,也是人的信仰,你不能把这些都丢弃了吧。而且一旦你感恩生活,生活将赐予你灿烂的阳光。


致永恒之城
——《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韩文版序

祝勇

曾经不止一次地企图离开北京,买一张单程车票,永远不回来。这个城市正在变成一架巨大无比的机器,日夜喧哗地,试图将它的每个零件,都变得死板和冷漠;它日复一日地消泯着自己高贵的个性,向庸俗世界妥协和媾和。有一天夜里,与作家白先勇先生乘车穿过金融街,白先生突然发问:这是在哪里?香港,还是新加坡?他的话令我怵然心惊——这危机四伏、可疑、可怖的一切,如何敢想象醒来后会是在什么地方?如何敢把自己的肉身与灵魂彻底地交付出去?
我一次又一次地寻找着逃亡之路,北京的胡同,温暖、妥贴,却已走投无路,只有在最遥远的乡间,才能找到同质的道路。有一千种理由离开北京,却总有第一千零一种理由回来。无论我漂泊多久,我总是要回到北京。这时,我才知道,我已经离不开它。
我对它的爱,埋藏在我对它的怨恨里。自从我在二十多年前进入北京的那一天起,北京就已经成为我无法摆脱的事物。我蜷缩在它的内部,体验它的温暖、快乐与疼痛,天长日久,我的神经系统,也与它粘连在一起,无法分开。它的任何一丝颤动,都会传导到我心里,在我的内心深处引起轩然大波。
我对北京有着强大的倾诉欲望。一个城市的历史,对我而言,竟是那么重要。它是一条船,风波中,让我投靠,我把自己的方向寄托在它的方向中。我的爱恨、哭笑、生死,全部与这座城市有关。它像一个容器,收藏了我生命的黄金时代。在旧金山、纽约、巴塞罗那、京都,在许多遥远的角落,我们谈论北京,北京令我们兴奋,北京人,或者外国人,眉飞色舞——不是那个拥挤、庞大、喧哗、浮躁的北京,而是我们灵魂中的北京,那座端庄、古雅、温暖、吉祥的,永恒之城。
北京是这样一座城市——它最完美地保留了中国古代城市结构,它的中轴线清晰可辨,宫殿、坛庙、街巷、府第、花园、商区、河脉、桥涵,大都准确地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朝代的更迭或者全球化的冲洗,它的筋骨血脉都没有变形。在中国,除了北京,没有一座城市是这样的。当我们静下心来,悉心打量这座城市,原有的一切,就会从各种各样的纷扰中,慢慢浮现出来,如同一幅在斑驳的尘埃中逐渐显形的古画。它在表面上喧哗、拥挤、疾速的,而本质上却是安静、疏朗、悠缓的。在一个北京之上,还存在着另一个北京——北京之上的北京。它并不浮躁,浮躁的是我们自己。它像京剧,永远在那里悠扬婉转、不急不躁,水袖流转间,对所谓现代节奏置若罔闻,只有以从容的心对待它,才与它的美相配,才能于单调枯寂中,领略到满目繁华。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后一个北京,就像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透过一个人的复杂表情看透他的内心。在所有的表象之上,北京拥有一种沉稳的力量,可以面对世事的任何变迁。它生龙活虎,与时俱进,像任何一个年轻人一样果敢、狂妄甚至莽撞,但它毕竟有着非凡的阅历,所以它的内心是坚定的,它坚持自己的道路和方向,它的未来藏在北京人的内心里,风雨无阻。
本书志在讲述这样一个北京——那个隐藏于纷杂迷乱的北京后面的那个神秘、幽远而又宏大的北京。它像一个容器,包容万物,我们通常只能看到它内部光怪陆离的事物,而看不见容器本身,然而,它是重要的,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个容器,就是北京的历史、根脉,与精神。现实无论如何光鲜亮丽,都不过是它的充填物、衍生物而已。后者因时而变,而前者是不变的,是它们,使这座辉煌的城市不会在时间中幻灭,而是获得永恒。
本书在韩国顺利出版,需要感谢韩国Mirae Media&Books的厚爱,感谢韩国东国大学Kim  Yang-su教授为翻译本书所做的繁琐、艰苦的工作,同时感谢本书中文原版出版人柳青松先生、版权员高爽小姐所做的一切努力。我愿与大韩民国的读者们分享北京。有朝一日,我也会以同样的心情,分享你们的永恒之城——首尔。
在北京的车水马龙中,我们需要稍作停留,从容、冷静地,打量它。它值得我们去了解,和热爱。
   
二OO八年六月三日。中国四川康定。震后。
 楼主| 芙蓉锦江 发表于 2011-12-6 09:27:17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72】《芙蓉锦江》第5期《元批评》


胡亮,看见与被看见

子梵梅

如果一个人要出现,他一定出现,但不是在公众的眼里,而是在顶尖的眼意和挑剔的眼光里被洞见。这个出现没有预示,没有演练,有一天他就降临了。胡亮就是这样。
  有一天,我突然在论坛上看见他给我帖子,是问我《从内部逐渐减慢》里的一句诗的时光背景,并说他已经写出关于这首诗的一篇文章,想做一些补充。我无与伦比的惊讶,因为我们相互并不认识,似乎连在论坛上也没打过照面。当然,象我这样一个默无声息的人,蜗居的人,自闭的人,被关注是一件幸事,但毋宁说更是一件值得称奇的事。当然,从后来我认识的胡亮身上,我发现这次陌生的接触,于我是偶然,于胡亮则是必然。在他那里,批评只与诗本身相关,与谁是受批评者无关。从此,由胡亮提供的诗评者的态度和形象,为我之后对诗评者的评判和接受无形间制定了某种标准和尺寸、衡量和要求,并常常使我落入比照后对众多评论者的失望中。
  阅读和了解胡亮,基本是在第三条道路论坛,因为我没有能够在其他任何地方见到他。同样当我要重读他时,我也只能在第三条道路的几本诗文集里见他。我读了他能被我看见的那些诗学文论,有如发现了一座蕴藏意外财富的矿山:这是一个深得古经史熏陶濡养,有着广博专深传统文化底蕴和修养的70年代生人。这是怎样一个“70后”的特例?他的身上埋伏着叫我非常好奇的诸多疑问!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他对西方诗歌史,对现当代文化文明进程的熟稔,对前卫的现代的当下的诗歌的敏锐嗅觉和自觉的参与和建置,对当今诗坛纷争流派的独特视觉、深刻预见和大胆的前瞻眼光……这一切使他的诗学理论建构能够做到兼收并蓄,富有大容量和大气势。卓越的见识和开阔的视野,使他的文章底气十足,雄辩滔滔,淳厚绵密,难以翻覆。
  而在他那些“个”诗歌文本的解读里,我看见一个彻底的唯文本是从的阅读者,把精读当考古的谦逊而认真的姿势。目视当今,有几个人真正怀有鉴赏的愿望,拥有深入审美的能力,耐心仔细凝视一首诗,谛听诗歌的低语,抵达作品的灵魂?更不用说“把诵读美好诗篇,当作他终身的必修课”。
  合格阅读者的缺乏,优秀阅读者的缺席,是一件叫人无可奈何的事。俞伯牙与钟子期天下几何!知音寥寥,幸得一二,已堪称大幸。在与老皮、黑枣的三人诗歌合集里,我把《从内部逐渐减慢》置于开篇,并非写作时间顺序之因,而是我对它的倚重,而这恰恰被胡亮所看见并说出,这就是作者与阅读者在诗篇里的遇合和交流的有效性,是诗歌自身与阅读心灵的叩击成功。而这种期许,事实上是不可期的。水流幽幽,如何正好漫溢上谁的脚踝,让他感到清凉沁脾,肯于俯身掬捧?徐敬亚说:“最优秀的默默无名的诗人总是被淹没着忽视着,公开的、充满良知与智慧的细读,可能成为挽救这一历史惯性的一种形式。”如果这样,胡亮所做的,正是默默无声的挽救。他不为人情和托付而写,而是遵从阅读后有话要说的冲动和激情,对优秀诗歌进行虔诚的精神摩挲。胡亮的这一举动令人感然,也最值得尊敬。
  作为批评者,胡亮有一个愿望让我加深对他的印象并接近接纳他:希望诗人对他的批评文章“不满足,不满意”,以使他“与诗人之间的冲突无限度扩大,延长”,使被解读的作品“永无宁日”。批评者对批评对象如此民主平等的理念,体现在他的诗论题目上则如:细读与臆测、阐释与过度阐释,等等,让被解读者身心放松,与批评者建立愉悦的互动互惠的崭新关系,最大限度地保护诗歌的独立和尊严,我以为这是批评的最佳境界。
  我与胡亮素未谋面,只在一组成都诗会的照片上见过他,而且是“寻找”式地才看见他。他偏隅于照片一角,低头安坐,神情宁静,不事喧哗和声张,年轻俊朗的脸上一片纯净与平和,这与他的行文睿智幽深、尖锐谨严相映成趣,和谐共生。
  令我深以为憾和扼腕感叹的是,这么一个俊采懿杰,却常不自主地要委身于繁忙的事务不得抽身,没有能够善待他那骄傲的才华。有一次他沮丧地对我说:“你别忘记啊,我更多的时候是在和三次产业、物流、国民总值、投资、经济结构、消费、交通与区位……打交道,而诗歌,在水一方啊……”他说:我痛苦。我理解他的痛苦,因为从他身上,多少能看见我自己。才倾三江,心比天高,陷于心为形役之境,这是外在的羁绊制掣了他;对热闹和风光的规避,使他的锋芒向内,只照耀内心。在唯一一次书信中,他说:“我很爱惜羽毛,我写得少,非写不可的时候,就是我最幸福时候。” 一方面,他懂得对才华的节制和珍惜,另一方面,也因此构成对他的遮蔽。但他的才华学识,他的朱华之笔,若不光照临川,终觉盈虚无数,人生不满,不禁替他抚凌云而太息!
  当然,有多少人认识胡亮,并非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他怎么被创造力和智慧的眼力所选中和赋予,最终成就他自己。也许此乃偏狭之见,鸿鹄之志应在天宇莽苍。然而,谁说胡亮不是已经激励于浩瀚天际,当空翩然?
  树影后面那个安静诵诗读史的人,确实是胡亮。
  那个忘天地乃存,日光里独弈,般若磐石的人,确实是胡亮。
但那个在一首诗里“被唤醒,被惊吓”,长年在阅读里“劳心放血”耕作的人,更是胡亮。他可能会从斑驳的树影里撤退或消遁,让寻者不遇而失落万丈,但“诗已经成为一座秘密的矿山”,“一种个人化的病和痛”,他已深陷于漫长的阅读生涯,这决定了他要成为有限的最优秀的阅读者之一,有良知的批评家之一,不断叩击着诗思者的灵魂,不断提醒人们他的存在和不可替代性。

  2005-6-28于漳州九湖,文中加引号句除注明外,均引自胡亮文著


短诗《开元天宝遗事》:
关于“互文”的实验报告

胡亮

李白、杜甫都不会为自己的某一首诗写一篇阐释性的文字;“注者千家”,那是他们身后的事。到了今天,情况有所变化,诗歌早就已经失去了“注者”,诗人们的“现身说法”却渐成时尚。具体到个人,又可谓千人千面。诗人西川因为《母亲时代的洪水》一诗几乎耗尽了他关于洪水的想象力而专门撰成《关于〈母亲时代的洪水〉》一文,并希望他的作品与苏轼和拉图尔迪潘写过的关于洪水的诗相比,“不至于太过逊色”。苏轼的这一首,西川坦言他已经记不清题目了,也许他指的是七古《百步洪》?《百步洪》共二首,载于《苏轼诗集》第十七卷,该诗笔墨淋漓、意境高远,直追苏轼同类作品中之前、后《赤壁赋》,可谓天才横逸之作。西川诗如能与之争辉,亦必当流传千古。另一位诗人于坚在面对自己的《罗家生》时,心情则十分复杂,因为这首诗“之所以赢得了一些读者,乃是它的隐喻力量,它对一个时代某些本质方面的把握”,而这两个方面,又恰恰与他的美学方向相背离,因为与西川恰恰相反,于坚所追求的是一种“A=A”的零度写作和“只能说出局部”的形而下写作。因此,《罗家生》阴差阳错的成功,给吹毛求疵的于坚带来了新的懊恼,他为自己“最终堕入语言的陷阱”而读者们对此却毫不在意感到怅然若失(《谈谈我的〈罗家生〉》)。而诗人树才则表现得十分低调,他在谈论自己的《死亡的献诗》一诗之前,索性率先指出,“一首好诗,因为得了创造者的心血,便长出来自己的一身骨肉,成为某种自足的存在。一首好诗能让人体察到它之所以诞生的深刻的必要性,而这种必要性内含着对这首诗的评价”,“一首好诗天然地‘拒绝被阐释’”(《面对一首诗》)。因此,对于树才的“下文”,我们的阅读渴望反而更加强烈,大家都急切地想知道:他是在徒劳无功地供认一首坏诗在写作上的种种外围信息呢,还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阐释一首好诗?
以上是当代三大诗歌流派——或者说是三大诗歌群落——代表性人物对待自己作品的“某一次”态度。在我开始谈论自己的作品之前,玩味一下他们的态度,虽然于我的信心并无增损,但是让我知所趋避,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从十五岁开始写诗,到二十一岁时基本停止。其间得诗仅一百余首。这些诗发表甚少,今天看来真是一件幸事。当我重读这些诗,我认为它们的意义也许要等我八十岁以后才会逐步显现出来。一八三一年八月的一天,当八十二岁的老歌德在吉息尔汗群山一栋山顶木屋的墙壁上找到自己几近半个世纪之前用铅笔写下的《流浪者之夜歌》时,他的青春就被再次发表。我从没有写出也永远不能写出像《流浪者之夜歌》那样伟大的作品,也许将来也不会拥有歌德那种触电般的泪流满面的幸福,但是我有编辑和整理自己青春的权力和需要。青春期那些献给少女和乡村的诗歌,我将只字不提;在这里,我愿意一字不移地抄录一篇一九九二年我十七岁时为自己的一本手抄诗集所写下的序言:“我不懂诗,所以不会写诗,所以我写的都不是诗,所以你用诗的眼光来阅读便错了。你可以挑剔,但千万不要用诗学上的道理作为论据。我只允许你把我记下的东西分栽在真与不真这两片园地。/请你注意,这里没有枪声和炮声,有的仅是真实的爱和恨,无声的哭和笑。我只是把我自己瞬间或者永恒的感觉,移植或者嫁接到这一篇篇稿笺上,我希望它们能够存活,永远给我的回忆着色或者润色。/我听不到时代的脉博。/我主要是为自己写的,写给自己看的。我记下自己,为的是阅读自己。/你如果要读我,你会浪费你的时间,而且,你将穿行在一片雾霭缠绕的丛林中,你看得见树,你辨不清叶。”我这本诗集的读者只有两个人,除了我自己,还有一个小女孩,——手抄者,也是她。二十一岁之后,我的越来越零星的诗歌写作证明了我对这个物质主义时代的妥协。现在,当我以诗歌批评逐渐知名时,我不得不多次羞赧无地地拒绝朋友们的诗歌约稿。诗歌,我几乎已经手无存稿。二00四年,诗人康城与黄礼孩、朱佳发、老皮共襄盛举,编选两卷本的《’70后诗集》,两次向我发出“十到二十首诗”的邀请,第一次我婉拒了,第二次我犹豫着交出了两首“近作”——其中一首《小羊》还是临时根据我的一篇同名小说改写的。后来,我成为在这部书中占用篇幅最少的“诗人”。我希望这部书的读者们将我忽略。
然而现在我所要面对的,正是两首其一:《开元天宝遗事》。这首诗本来不值一提,但是它在技术上所做的“互文”实验,引发了我的批评兴趣。有话要说,如鲠在喉。这是一篇写儿子的诗,一个现场:儿子蹲在玩具堆里,就像一个皇帝坐拥三千佳丽。我写到了他的“得意洋洋”,他的“君临四方”,他的“宠辱无常”。有一只凶恶的老虎,每一被触及,就会发出咆哮。儿子运用千奇百怪的方式,比如踢一脚,比如扔过去另外一只动物,比如一屁股坐下去,让这只老虎“从不走样”地咆哮。全诗通篇都没有提及“玩具”这一字样,是诗歌的自然展开暗示了一切,“老虎要么受折磨/要么受冷落/不断陈旧   破烂/如同一粒珍珠不断变黄/如同一只猫  病入膏肓/如同布片  绒毛和塑料”,这只玩具老虎就这样一败涂地、趋于解体。本诗也由此陷入了写实主义陷阱,较多篇幅的平庸叙事几乎逐步导致了全诗的难以为继。最后,是匪夷所思的奇特想象打开了缺口,让这首诗的写作得以绝处逢生,“很多年以后/这只白头老虎/闲坐说玄宗”。这是一个预想场景,也是一个虚拟画面,单就字面来看,显得十分诡异:未来何以被写成既成事实?玩具何以有白头之说?老虎何以聊及一个古代的风流皇帝?其实一语道破之后,便无悬念:这三句诗与八、九世纪之交的大诗人元稹的一首宫词构成了“互文”关系。互文(intertext)是西方学者为了弥补结构主义力图寻求意义中心、确定超级结构的理论缺陷而提出来的符号学术语,按照这一观点,任何一篇作品里的符号都同未在作品里出现的其他符号相关联,因而任何一个文本,都与别的文本相互交织,各个结构系统不可分割,没有任何真正独立的文本,文本皆为互文,文本皆具互文性。这是一种十分绝对的互文观,而我更愿意在相对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否则互文这一概念最终将彻底泛化而失去作为批评工具的存在价值。与《开元天宝遗事》构成互文关系的是元稹的《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我将“宫女”置换为“老虎”,正是为了将“老虎”指涉为“宫女”。“老虎”既为“宫女”,与之对应的“儿子”的身份也就随之发生变化,全诗到此为止的叙述自然大有从头再读一遍之必要,一种新的理解向度将全面颠覆初读时获得的意义关系。另一方面,“玄宗”这一符号的出现,既对突兀的诗歌标题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又与上文中的“君”构成了呼应,隐约暗示了更大的意义空间。唐玄宗李隆基,小字阿瞒,宫中呼为三郎,以谥号故世称唐明皇。五代王仁裕所撰《开元天宝遗事》是有关玄宗朝事迹的最著名的一种笔记,共一百五十九条,曰“记事珠”、“敲冰煮茗”、“妖烛”、“香肌暖手”、“妓围”、“颠饮”、“床畔香童”、“被底鸳鸯”、“红冰”、“泪妆”、“肉阵”、“嚼麝之谈”、“风流阵”、“美人呵笔”……凡此种种,无不表现出作者对开元天宝遗事的细心搜罗和由衷歆羡,以至于在向往的笔调中偶有泄露的忧患感也显得淡如轻烟。王仁裕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皇帝和王公贵族们奢淫无度的生活其实充满了浓郁的诗意。这种诗意成就了文人们的记忆与言说之美。苏轼对此可能略有不满,因而在《读〈开元天宝遗事〉》三绝句中有意加重了讽谏的比重。除了王氏笔记,类《开元天宝遗事》著作还有唐人李德峪的《次柳氏旧闻》、唐人郑处诲的《明皇杂录》和宋人乐史的《杨太真外传》等,今人丁如明将之辑校成书,统名之为“开元天宝遗事十种”。在拙作中,所有这些遗事都成了未来可能发生的新事,这不是对儿子命运的恶意设计,而包含了一个父亲的忧心忡忡。是不是每一个成长中的生命都会面临一次两次的“安史之乱”,对此我殊无把握;我只是想曲折地说出:阿瞒手中的玩具老虎,有一天变成了真的。拙作的最后一节就在这一向度上徐徐展开,“日色渐渐地坠下去了/我合上那本明代的书   闭上眼睛/把儿子关在外面/一片北宋末年的乱树林渐渐壮大/遮去了地板  窗帘和沙发/一块大青石光达达/像一个喝了十八碗的醉汉/在狂风乍起时   把酒/变成冷汗出了”。云生从龙,风生从虎。一个回忆和想象的世界再次取代了“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世界,具体可见的“房间”逐步消失,一本明代的书把我捎带到了北宋末年。在这里,诡异字面再次出现:这次与之构成互文关系的是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第二十三回,“景阳冈武松打虎”。日色、乱树林、大青石、十八碗、风、冷汗等要素的聚集,对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那种出神入化的白描手法的借用,都让这一段诗歌获得了十分明确的提醒功能:另外一个文本已经大举入侵,显在文本和潜在文本已经如胶似漆。
除了处心积虑的互文实验,本诗的另一个特点是时间设置上的“错乱颠倒”,过去、现在与未来几乎没有界限可言,在“现在”沉落入“过去”与“未来”,描绘“过去”的同时却让“未来”现了形,时间成了一座迂回往复的迷宫。这种做法肯定是受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这位迄今为止我所认定的最伟大的小说家为《百年孤独》设计的那个著名的开头,我至今仍然能够闭目成诵:“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然而,不论怎么样,我都认为《开元天宝遗事》是一首失败之作。它所体现出来的互文性尽管十分繁富,然而笨拙与勉强的痕迹随处可见。在文化寻根者看来,这无疑是一首浮浅之作;而在“反文化”写作者的视野中,这简直就是中毒已深的典型病例。它几乎无法被翻译,当然也就没有任何进入国际视野的可能。另外,仅仅依靠平凡的“父爱”能够成就一首深刻的诗歌吗?面对这一引发了无数文学名著的古老母题,能够避免陈词滥调已属不易,凭我的单薄才力,如何能够有效地掘入人性的复杂和时代的痛痒?!在写作中,尽管题旨上的陈旧与贪乏已被技术上的花样翻新所掩盖,但是一首好诗的最终目的是在一个个普通读者那里唤起心灵上的共鸣,而不是为批评家们提供说话的“由头”。因此,从诗歌发生学的角度说,技术先导主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写作的“等而下之”。如果非要讨论这首诗的妩媚之处不可,我认为有一点或许可以成立:这首诗再次昭示了国学的精深与富丽。我知道,当代中国诗人们在把根扭曲着伸向异域的同时,大都悬空长成了一株株无本之木。
而我这篇小文章,意义还要渺微得多:除了追忆和缅怀少年时代那些彻夜读诗和写诗的峥嵘岁月,就是祝福我儿子的降临和成长。
二00六年七月三十日深夜草成,八月一日改定


行迹、思想与表达:
前三十三年的一个小结

胡亮

1975年。阳历3月2日,农历正月二十日,出生于四川省蓬溪县明月区太平乡,撤区并乡建镇之后,属常乐镇。出生地习称“陈家湾”,胡姓族群系民国33年迁入的佃田户。祖上以“胡凉粉”知名于方圆二十里。父名克俭,排行第三,以“三爹”相称,1934年生人,伐木工,长期在甘孜州的雪山密林之中劳作;母亲姓牟,名玉春,1944年生人,农民;有一姊。父母均略识之无,他们对我的巨大影响内在地沉潜于我的血肉之中:父亲带给我以暴戾的正直,母亲带给我以偏僻的聪慧。如果要完成一幅童年时代的简单拼图,我愿意选择这样一些材料:母亲的累与病,二爹珍藏的粗糙银首饰、猪医生、烧苞谷、丝瓜面、石窠、沙凼、酸枣树、刺梨子、竹林、菜花蛇、一年一度的雪。
1981年。9月,上幼儿园。次年9月,上小学,六年后毕业。二年级开始按照母亲的口授给父亲写信。长期以优异成绩知名乡里。数年之中被迫坚持的两件苦差事:喊体操和擦黑板,喉咙和眼睛为此受损。很小就痴迷于阅读并固定了此后的志趣:单廷芳的评书、《三国演义》、《毛泽东选集》、蛇发女妖的故事、金庸与梁羽生、还有母亲某次卖公粮后给我的礼物——百二十回本《水浒传》。开始藏书。
1988年。9月,上中学,三年后毕业。当年9月20日,“小雨”,开始每天写日记,坚持至1998年1月18日,中间只有短期歇笔,屡屡一夜得言数千,十年日记字数以百万计。次年,父亲退休,全家团聚——就这样,我得到的几乎只是一个五十五岁以后的父亲。完成《试论<水浒传>之作者》,比较分析施、罗二人不同的散文特点和不同的韵文特点之后得出结论:《水浒传》之作者不应包括罗贯中。初恋,别离,通夜写长信。开始写诗。三年中大量阅读当代小说和古典诗词,初涉外国文学,《黑骏马》、《家》、《复活》和《红楼梦》带给我的震撼至今保持新崭,《黑骏马》中的古歌《钢嘎·哈拉》始终在我耳边回绕:“漂亮善跑的——我的黑骏马哟/拴在那门外——那榆木的车上”。
1991年。6月,参加中考,第一次进县城,惊历县城之大洪水。9月,就读于蓬溪师范学校,三年后毕业。在一次无限美好的暑假之后结束初恋。在失恋与求爱中悲喜莫名,在午酗与夜醒中彷徨无地。继续写诗。担任校小溪文学社社长,创办诗刊《杨柳风》,在各种刊物发表作品。诗2首刊载于《青少年文学》1994年1期。诗1首刊载于《中国当代小诗大观》(春风文艺,1994)。诗2首刊载于《星星》1994年9期。何志向在《青少年文学》1994年3期发表《诗的年华》一文,论及拙诗。毕业前夕完成“成人仪式”。三年中大量阅读现代诗歌和外国小说,T·S·艾略特和马尔克斯成为我的导师。
1994年。9月,任教于家乡小学,每日步行往来于校与家之间,达两年之久。再次失恋,颓废度日。阅读唐诗两千首,渐悟文学之至高境界。对周作人和钱钟书产生浓厚兴趣。
1996年。8月底,第一次到成都。9月,就读于四川教育学院,两年后毕业。畸恋。先后两次浪游阿坝州理县羌族聚居地。遗失日记一册。拒绝参加学院文学社。接受丁瑞根教授的比较文学和现代诗歌启蒙;其藏书可以补学院藏书之不足,我从中读到了卞之琳、袁可嘉、谢冕、北岛和朱大可。竟日研究中国文学和西洋文学,对西方诸现代批评模式有所了悟。深入阅读穆旦,完成《“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诗歌主题的一种描述或罗列》,获学院优秀论文奖;其时,穆旦研究还没有成为一门显学。完成论文若干,论及情与景,比与兴,中西神话异同,周作人及其他新诗始作佣者的旧诗情结,中国古典诗、意象主义与白话诗之间的复杂影响。零碎写诗,在《厂长经理日报》文化副刊连续发表若干,其中一篇居然赢得某女芳心。完成唯一之小说《小羊》,“关心的是语言的穷途末路”,后刊载于《草地》2004年1期。两年成都生活,读书、得书均以千册计,每次回家,必装以编织袋数只;曾在成都遭遇骗窃,所失皆书,朱金城著六卷本《白居易集笺校》就在此劫中仅余两册,保留至今。
1998年。9月,任教于蓬溪中学,早课常为学生讲解现代诗,大受欢迎。
1999年。在此前后,与诗人稚夫——后来我称之为“困兽”——过从甚密,在其藏书中读到大量当代先锋诗人作品。开始撰写《百年诗史》,断续完成前四章《变法者:从黄遵宪到胡适》、《初期白话诗派》、《由不可重复的<女神>言及第一位浪漫主义才子的命运》、《新月如钩——形式主义叛军的集结与解散》。
2000年。4月1日,完成《平行阅读:以稚夫为中心,于坚、阿坚、伊沙为参照》,后有大改,刊载于《变故:稚夫诗歌的阅读活动》(中国文联,2001)。7月,调入县某行政单位。10月6日,完成《组诗<群像>:诗与宗教的双重臆测》,后刊载于《诗歌与人》总3期、《守望》总9期、《第三条道路》第2卷(九州,2005)。
2001年。3月23日,完成《梁小斌随笔:“他写出了彻夜难眠的思想”》,后刊载于《新城市》总7期、《阵地》总12期、美国《常青藤》2005年1期、《蜀道风》2005年1期、《第三条道路》诗报总9期。4月25日,完成《长诗<窗口>:宽泛的主题学研究》,后刊载于《第三说2003》“诗理论专号”。   
2002年。3月31日,完成《“任命一匹新狼”:关于刘以林的虚拟对话》。5月,完成《杨然:“幻灭”母题的大海》,后刊载于《第三条道路》第2卷(九州,2005)、《芙蓉锦江》2007年1期、《杨然诗集》私印本(2007)、《星星》理论月刊2008年5期。6月8日,第二次惊历县城之大洪水。同月,完成《稚夫:“独自承受来自内心的强大风暴”》。7月,完成《三原:“有一种汹涌无法表达”》,后刊载于《第三条道路》第3卷(九州,2006)。同月,完成《胡应鹏:“悄悄地长着钻石”》,后刊载于《草地》2003年5期、《飞翔的狼》(贵州人民,2005)。同月,完成《白鹤林:可期待的“短途旅行”》,后刊载于《草地》2003年3期、《玉垒》2004年4期。8月12日,完成《诗与思之间的和与战:回答五个问题》,后刊载于《新城市》总9、10期合刊。同月下旬,拜乐山大佛;徒步登峨眉山,遇雨,幸未影响次日金顶观日;数日之间走遍广西南宁、北海、桂林、阳朔,迷失于阳朔的细雨深巷;28日与刘春在桂林见面。同月得先锋书法家曾来德信札两函并题字一幅。12月5日,完成《学习穆旦:对大兵诗歌写作的一点建议》,后刊载于《风中的旅行》(中国文联,2003)、《文坛轻骑》2006年2期。同月24日,游安仁地主庄园,拜访杨然,后来两次共得杨然赠送大陆早年诗歌民刊数种并台湾版诗歌类书籍约八十册,其中绝大部分系流沙河先生八十年代初研究台湾诗歌之参考著作,天头地角随处可见先生之批语,书法闲逸、见解允当。本年度开始写作《放松堂札记:批评散页与思想草稿》,部分内容先后刊载于多家刊物并被收入多种文集。
2003年。3月14日,完成《安遇:两个向度上的“稗史写作”》,后有大改,刊载于《星星》2003年6期、《稗史》(重庆,2006)。4月1日,赴成都看望孙静轩,垂死之诗人,在给我的赠书上这样题词:“诗人是背着十字架走向地狱的探险者”。同月底,调入市某行政单位,不久,举家迁往遂宁,与安遇、何弗过从甚密。7月2日,完成《从写作到批评:“第三条道路诗学”的泛化与个人化》,后刊载于《伯乐》2003年4期、《第三条道路》2003年诗歌卷、《第三条道路》第1卷(九州,2004)。7月5日,完成《吕历:“无父写作”的一个证明》,后刊载于《时代作家》总15期、《第三条道路》第3卷(九州,2006)。9月,由关于杨然、稚夫、三原、胡应鹏、白鹤林等人的专论整合而成的长文《各行其是的写作》经主编删衍后易名为《当代汉诗版图上的割据者》刊载于《五人诗选》(重庆)。同月25-30日,千里驱车进入阿坝州,翻越鹧鸪山,在5000米海拔震撼于千年雪峰,抵马尔康后认识阿来,游红原大草原、九寨沟、黄龙,私意以为黄龙寺乃天下最宜清修之地。 11月15日,完成《庞清明:“从憋闷和仓惶退守幽兰”》,后刊载于《时代作家》总13期、《第三条道路》第1卷(九州,2004)。12月27日,游阆中古城。是年春夏,非典型性肺炎惶惶蔓延。
2004年。2月28日,完成《从莫非到庞清明:“第三条道路诗人”的本相与万千相》,后刊载于《第三条道路》第1卷(九州,2004)。3月2日,赴龙泉驿拜访凸凹。同月10日,完成《组诗<从内部逐渐减慢>:阐释与过度阐释》,后刊发于《龙海文学》2004年2期、《第三条道路》第1卷(九州,2004)、《芙蓉锦江》2007年1期、《星星》理论月刊2007年12期。5月,诗2首入选《70后诗集》(海风)。同月,谯达摩创办流派性大型丛刊《第三条道路》,至2006年9月,共出版3卷,均被主编署名为编委,在前2卷中挂名主持“诗人研究”栏目。6月9日,完成《凸凹:“一个人的战争”》,后有大改,刊载于《桃花的隐约部分》(南海,2004)、《第三条道路》第2卷(九州,2005)、《大河》(汉语诗歌资料馆,2005)、《青年作家》2007年11期。8月27-31日 ,千里驱车进入甘孜州,翻越二郎山,在海螺沟静对贡嘎雪山亿年冰舌,游泸定、康定、木格措、塔公寺及塔公大草原、甲居藏寨,遥望丹巴古碉群,翻越夹金山,与四姑娘山擦肩而过。10月21-24日,游平武白马藏寨,翻越杜鹃山,从漫天风雪之中脱身出来,第二次抵九寨沟。
2005年。3月4日,完成《短诗<穿睡衣的高原>:变性意象与拟物修辞》,后刊载于《时代作家》2005年1期、《第三条道路》第3卷(九州,2006)。4月,诗1首刊载于美国《新大陆》诗双月刊87期。5月2-3日,赴成都龙泉驿参加“柏合枇杷行·《第三条道路》第2卷首发式暨2005中国诗歌流派论坛”,游“桃花诗村”,在“美满”枇杷沟听古琴大师俞伯荪演奏《高山流水》,认识张新泉、马莉、蒋蓝、史幼波、杨远宏、席永君、朱子庆、杨拓、聂作平、陶春、谯达摩,诗会结束后组织了“第三条道路诗人遂宁行”活动。6月28日,子梵梅完成《胡亮,看见与被看见》,引为知音。10月31日-11月2日,游襄阳、隆中,经汉口至武汉,登黄鹤楼,领味“楚天极目”之旷怡。11月3-6日,经济南、东营、兖州至平邑,参观自然博物馆,惊服于造化之斧工,游曲阜、泰安,登泰山,返济南游大明湖、趵突泉,只觉遍地均是《漱玉词》散句。同月17日,完成《从“影响”到“综合”:“第三条道路诗歌”的特性与可能性》,后刊载于《第三条道路》诗报总1期。同月19-21日,游西岭雪山,默颂杜甫“窗含”“门泊”之句。同月27日,参观自贡恐龙博物馆。12月22日,完成《十品:不仅仅是超现实主义的曙光》,后刊载于《新城市》总14期、《芙蓉锦江》2006年1期。
2006年。1月10 日,完成《短诗<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主情与用典》, 后刊载于《芙蓉锦江》2006年1期、《诗歌月刊》下半月刊2007年7、8期合刊。同月,诗1首刊载于《诗歌月刊》下半月刊2006年1期。3月3-4日,逗留于广西横县。3月27-28日,树才、凸凹来访。4月7-8日,赴北京,游天坛公园、故宫博物院,与树才重聚,认识梁小斌、莫非、安琪、老巢。5月15-17日,赴龙泉驿参加“中国乡村诗歌论坛”,认识蓝棣之、梁平。7月14日,完成《树才:“灰烬中拨旺的暗火”》,后刊载于《芙蓉锦江》2006年1期、《第三说2006》总第4期“网络诗歌论坛专号”、《诗刊》下半月刊2007年1期。7月24日,完成《中型诗<空着>:理性与非理性的“杂色织锦”》,后刊载于《芙蓉锦江》2007年1期、《诗歌月刊》下半月刊2007年1、2期合刊。8月1日,完成《短诗<开元天宝遗事>:关于互文的实验报告》。10月21日,赴绵阳与雨田、胡应鹏、白鹤林等晤谈。11月6-8日,赴都江堰参加“老年文学暨陈道谟先生从事文学创作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认识潘颂德,偶遇“七月派”耆宿杜谷,与言“‘七月派’诗人最有血性和骨气”,游灵岩山、都江堰。同月24日-25日,赴龙泉驿参加“《采诗锦城东:从大面铺到龙泉湖》首发式”。同月,《芙蓉锦江》创刊,担任编委,主持“元批评”栏目。12月6日,完成《何弗:“狂飙时代”的一块趾骨》。同月23-24日,赴平乐古镇参加“‘走进诗意的平乐’诗会”,游秦汉驿道、李家大院、在康熙御题“天下第一圃”拉手千年茶树,与树才、莫非等重逢,认识柏桦、何小竹、小安、陈小蘩、刘泽球、袁勇,诗会结束后组织了“第三条道路诗人大英行”活动。是年夏秋,遭遇百年未遇之伏旱。
2007年。1月14日,赴成都参加“《存在十年诗文选》首发式”。2月,主编《元写作》第1卷《贾岛治下:七个诗人与一个批评家》(中国文史)出版,推出个人专辑“元批评:五篇文论与一组札记”。3月21日,完成《组诗<琥珀色的波兰>:“分镜头叙事”分析》,后刊载于《星星》理论月刊2007年2、3期合刊。同月25-29日,逗留于大巴山区。同月25日,“首届中国乡村诗歌节”在龙泉驿开幕,受邀,未能与会。4月16-19日,游长江三峡,从重庆至宜昌,在白帝城遥想水位提高前夔门之雄姿,在秭归感叹屈原祠之荒凉,而三峡大坝则远远小于我的预期。5月15-23日,游石家庄、西柏坡,经北京至大连、旅顺,越过黄海的一小片洋面至山东半岛,游蓬莱、烟台、威海、青岛,对蓬莱阁、刘公岛、八大关均留下深刻印象,在崂山遥想蒲松龄写作《崂山道士》时“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凝冰”之情状,其间于21日晚拜访燎原。同月31日,完成燎原访谈录《威海对话:昌耀·第三条道路·四川诗歌》,后刊载于《诗歌月刊》下半月刊2007年7、8期合刊。6月5日,完成《车前子:“为文字”或诗歌写作第三维》,后刊载于《芙蓉锦江》2007年2期,车前子以绘画作品二帧回馈。同月28-29日,赴龙泉驿参加“况璃诗歌创作研讨会”,会毕赴成都拜访柏桦。7月4日,完成柏桦访谈录《成都对话:性灵·“汉风”·第三条道路》,后刊载于《星星》理论月刊2007年10期。8月20 日,应约为“第三条道路八年诗歌奖(1999-2007)”获奖者撰写授奖词,后刊载于《诗歌月刊》下半月刊2007年7、8期合刊、《芙蓉锦江》2007年2期、《第三条道路》诗报总8期、《掌篇》总6、7期合刊。8月30日,完成《莫非:“看守死亡和玫瑰的园丁”》,后刊发于《星星》理论月刊2007年12期。9月27日,赴绵阳参加“首届西蜀诗会暨《终点十年》赠书式”,认识哑石、丛文、杨晓芸诸君,与之畅谈。10月1-3日,游阆中古城、苍溪梨博园、广元皇泽寺、江油李白纪念馆,途中留宿剑门关,忆及第一次登临剑门关时曾念及陆游入蜀时细雨瘦驴之情状,今视昔,犹昔视昔之昔矣,不觉痴绝。3日晚,阿吾来访,畅谈至深夜。同月12日,完成阿吾访谈录《遂宁对话:“不变形诗”·第三条道路·宗教》。同月18-19日,洛夫伉俪、李岱松、凸凹、雨田、瘦西鸿来访,两次组织书法交流活动,“与洛夫对话”活动则进行到深夜,洛夫为我题字云“酒是黄昏时归乡的小路”,索得又一幅云“镜子里的蔷薇盛开在轻柔的拂拭中”,本土书法家欧阳福则赠以“诗痴”二字,此后较长一段时间与洛夫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同月,担任《星星》理论月刊编委,开始撰写《独自生成的接受史》在该刊逐月连载。11月,诗1首(附徐小惠英译文)入选《中国乡村诗选:又见桃花红》(四川美术)。12月6日,赴南充,与瘦西鸿痛饮。同月21日,应潘洗尘之邀拟赴哈尔滨参加“2007年中国诗歌论坛”,大雾,与梁平同阻于双流机场,未能成行。同月31日,与蓬溪籍诗人、学者安遇、文金、邓厚忠、三原、吕历、何弗、雪君、胡志国等聚会。是年冬,南方暴雪肆虐。
2008年。1月,加入四川省作家协会。2月3日,据洛夫寄自温哥华之长信整理完成洛夫访谈录《越洋对话:台湾诗·“修正超现实主义”·时病》。同月10日,大年正月初四,蓬溪籍诗人聚会,听文金吹奏《平沙落雁》。3月8日,拜访成都慧恩书院,认识蓝马、杨黎、尚仲敏、吉木狼格、蒲红江、龚青森。3月17-20日,赴李调元故里参加“2008中国·罗江诗歌节”,认识芒克、李亚伟、吴思敬、叶延滨、路也、蒋登科、田禾、江一郎、江非、李龙柄、二毛,初见潘洗尘;参观三星堆遗址博物馆,遭遇了古蜀王蚕丛、柏灌、鱼凫、杜宇施加于铜和玉之上的诡异魔法。3月28日,在成都认识杨清发。4月10日,拜访蓝马。5月12日,在重波及区惊历汶川大地震,此后数日,余震不断,惊魂难定。5月20日,完成《芙蓉锦江》总4期《卷首语》。
 楼主| 芙蓉锦江 发表于 2011-12-6 09:28:02 | 显示全部楼层
【收藏73】《芙蓉锦江》第5期《诗人地理·地震诗之思》



诗歌,或悲痛的余烬

(北京)王家新

诗人何为

武汉的诗人李以亮来信,为《汉诗》“汶川之后,诗歌是如何可能的”专栏约稿。但是,从何谈起?这正像面对一座燃烧过的且余震不断的城镇,该从何入手?
  我试着把问题限制在和诗歌写作有关的范围,可是,这也很难。诗人西渡前些天来信坦言“这次地震我一个字也没写……我觉得诗很难面对这种巨大的公共灾难。我没有办法为它找到一种个人的语言”。他很准确地说出了很多诗人所面对的困境。
  但这一次,我似乎没有考虑这么多。一切也不容我们去“考虑”。这场地动山摇的巨大灾难,从一开始就把我完全“带进去”了。在那最初的几天,在那些揪心的日日夜夜,除了紧盯着电视和上网搜索一些消息,我什么也不能干。
  我想写诗,但深感无力。似乎语言也被悲痛烧成了灰烬。上网去看看,“诗人何为”也被人们提了出来。诗人何为?这还需要从理论上探讨吗?不。在这样的时刻,诗人就是流泪,就是被悲痛拦腰击中,就是在那忍不住的泪水中盘成一团……
  我就这样“写了”。但与其说是作为一个诗人,不如说是作为“悲哀的学徒”,在血肉中艰难劳作,并且,一任那惨痛的板块在内心中冲撞,直到伤口被一再撕开……
  这些是“诗”吗?我想都没想。以后编诗集,也未必会把它们全部选入。但是,正是这种写作经历,使我深切体会到犹太裔作家、“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凯尔泰斯所说的一句话:“即使现在:有谁谈论文学?记录下最后的一阵挛痛,这就是一切”。

孩子,我们的爱,我们的创伤,我们永久的疼……

为什么这次大地震如此让人难以置信,那就是因为那些孩子:那些从废墟里刨出来的一个个眼睛紧闭的孩子,那些揭开水泥板后惨不忍睹的一窝窝叠压在一起的孩子,那些成群漂在水上的还系着红领巾的孩子……
  大地震在人类的历史上发生过一次次,但死没有死过如此多的学生和孩子呢?这不仅让人哀痛,更让人悲愤。那些悲惨的画面,那些呼天抢地的声音,撕开了一个个中国人良知的创伤。
    我在大学教书。地震后的第一课,我让学生们读的是诗人余笑忠的诗《悼沙兰逝去的孩子们》:

这人间有高处,但你们攀爬不上
  你们的父亲母亲也攀爬不上
  这人间有歌声,照样有歌声
  但你们的嘴里含着污泥浊水
  你们的父亲母亲嘴里也含着污泥浊水

沙兰是黑龙江省一个偏僻的乡镇。在几年前的一场洪水中,那里有一百多位小学生在教室里被活活淹死。洪水过后,人们在墙壁上发现了那些挣扎的孩子们留下的手印。那些绝望的手印,那些在发出呼喊的手印!
  惨痛的是,悲剧不仅再次发生,而且竟然如此大规模地发生!对于这次地震后一些诗人写诗,有人在一边发出了讥讽声,说你们没有亲历地震凭什么写诗?我想请这种人住嘴。那一幅抱着孩子的尸骨朝天悲愤大叫的父亲的照片,足以使任何一个还有人性的人五内俱焚!
  更令人惊异的是,人们的伤口还在流血,已有人开始“奉劝”那些失去孩子的灾民了,说他们的孩子已在天国里成了菩萨,就不要被什么势力“利用”并破坏目前这点“动人的气氛”了。我真是为中国还有这样的文人悲哀。不过,也应该感谢这样的文人,因为正是他使我想到了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所说的那些话: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
是的,哪里还能有什么言语?还能有什么文学与诗?一个诗人所能做到的,只能是以他的最大哀痛显示于这非人间。多少个还没有开始就结束的生灵,多少个破碎、消失的家庭,多少个悲苦无告的心灵!我真不知这心灵的重创何时可以恢复——此恨绵绵无绝期!
我想几乎整个中国人民都看到了这幅照片——那就是那位背着儿子的尸骨返乡的山民。在地狱般仍在冒烟的峡谷间,他趔趔趄趄地走着,背着从学校的废墟下找到的全身已变得僵硬、比他还高半头的孩子的躯体。他要把他带回家——那里,青山埋忠骨啊。他已没有了泪。他的脸上,甚至不带有一丝悲哀……   
我看着这幅照片,说实话,我已无力去正视它……
这样一幅照片,已把我们一生的泪流尽。
如果还自认为是屈原、杜甫的后裔,那就看看这幅照片吧,那就试着去说出这位父亲在内心里要说出的话吧。

“去做一点实事”

“谢谢你发来的诗。尽管语言‘已被悲痛烧成了灰烬’,我还是流泪了。为了被压在最下面的人民。为了那喊不出的寂静。谢谢你。” 这是一位在珠海的朋友的回信。
正是这一声“谢谢”,使我知道了一个诗人的责任所在。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和哀痛,这几首小诗,真是显得太苍白、甚至太不真实了。如果一个诗人还要因此而“自得”,那简直是一种耻辱。
在这种意义上,我理解那些一开始就选择沉默的诗人,因为他们知道这里面的巨大难度。
但是,无论写或不写,一个诗人在这种时候都有一种不安。这真是一种两难。也许,他最希望的,是到一线去做一个救援者?是的,去做一点实事吧。去到那倾盆的雨水里、泥水里、血水里,去切身感受那大地的摇晃和撕裂,去帮着抗矿泉水和方便面——那可比诗管用!
在诗歌圈里,有些诗人已在这样做了,如翟永明等。还有蓝蓝,她虽然没有去灾区,但却托人帮她联系上了一个从废墟中救出来的五岁的孩子,她要资助他上完高中。她还和孩子的母亲通了电话,在电话中双方忍不住大哭——她们已紧紧地搂在了一起!
我上大学时的母校武汉大学的年轻诗人李浩,放下了毕业前的论文答辩和写到一半的长诗,很坚决地去做了志愿者。他一直到了什邡的某个偏远的重灾乡村,那里已是一片废墟,连水也被尸体污染了,每天都有余震。他们在那里帮助灾民,吃的喝的都很困难,还要面对洪水和可怕的疫情——实事上,他和其他志愿者去后没几天就被感染上了,浑身起红斑,痒疼难耐。他不知道这是什么病症,那里也没有任何救治条件。他在武汉的同学为他担心,但他说他不想走,他要把一切都献给这里!
听他的同学在长途电话中这样说,我顿时泪涌。我不仅受感动,更为自己还待在这里愧疚。我所能做的,是马上去了解这种感染,是找人为他们送药,是想方设法把他们弄出来救治。当我知道了这种尸毒感染如果进入血液里很快会致人于死命时,我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我想,要死,还是让我们这些老家伙去死吧。我们已死了太多的年轻的生命了!
我不知这是一种什么冲动,只知道必须马上去做。好在我当即打电话联系上了胡续冬,胡续冬又很快联系上了成都的马雁……后来的后来,我只能说多亏这两位了。
“救一个人,也就是救了整个世界”,这是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的一句话。而我们又做了些什么?比起那些身处地狱的生命的救助者和自愿者?(山东女诗人宇向来信说,她写的诗全是愧疚、愧疚!)如果我们真的做了一点什么,或“捐”了一点什么,那也只是减缓我们良心的负担和不安的一种方式。
我甚至要说,这也是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爱尔兰诗人希尼有一首诗专门写契诃夫去流放地库页岛看病人。契诃夫为什么要背起他的医疗包?仅仅因为他曾是一个医生吗?希尼不这样看。该诗的最后是,“他要把自己奴性的血挤出”,他要“尾随一个囚犯的引导走遍库页岛”!
那让一位作家放下一切而“尾随”的“囚犯”,就是他的负疚感,就是他的自由的良心。
一个没有良心的负担、没有负疚感的人,又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可以得到拯救的人?!
看到一幅某灾区的“父母官”跪下的照片,我真不知说什么为好。我真希望他下跪不是为了阻挡那些手棒孩子的遗照去上访的悲苦无告的父母,更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仕途,而是出自那贯穿全身的悲痛,出自那更高的不可抗拒的意志,出于一种深深的负疚感……
如果是这样,那他就或许有救了。
我们不能到一线,那我们就在我们仅有的语言中深深地俯下身来吧。诗歌无法介入现实,但却有可能介入心灵。
说到底,所谓“诗的承担”,无非是承担良知对我们的目睹。

魂兮归来

“有抗震诗速发来”!地震后的第三天,同其他诗人一样,我的手机上就出现了这样的短信。
但是,没有“地震诗”,也没有“抗震诗”。写诗不是赶浪潮,也不是表态。这类说法,以及对它的火热炒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死者的不敬,也是对诗歌的无知。
  我倒是更看重那些来自诗歌内部的更为认真、深入的反省。这次大地震后,我收到武汉的年轻诗人黎衡的来信。他说这次大地震,使他也不得不面对着“写作的意义”和“诗人如何对残酷的现实发言”这类问题。他在信中抄录下了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写下的《瓦雷金诺叙事曲》一诗的结尾部分:“一首孱弱的诗,又怎能减缓/这巨大的恐惧?/诗人放下了笔。/从雪夜的深处,从一个词/到另一个词的间歇中,/狼的嗥叫传来,无可阻止地/传来……/蜡烛在燃烧/我们怎能写作?/当语言无法分担事物的沉重,/当我们永远也说不清/那一声凄厉的哀鸣/是来自屋外的雪野,还是/来自我们的内心……”他说这几乎是所有中国诗人和诗歌的“元问题”。这些天,他一直在与自己做着这样的争辩。他说他前一段在写一组诗,写到第五节的时候,地震爆发了。那天晚上他试图继续往下写,但是再也写不下去了。他觉得自己过于冷漠、虚伪、无力,“第七节就像被地震击中了一样,悬在了那里”。他知道了如果一个诗人连对这样的灾难都冷漠了,还自以为具有优越感和豁免权,那么还不如不做这个诗人。
  他还讲到地震的第三天,他看到武汉虎泉夜市还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令人难以置信,“更可怕的是,很快我也跟一起吃饭的朋友们加入了其中”。到了那里,他这才想起了里尔克的诗句“苦难未被认识/爱也没有学成”,并不由得流下了泪水……
  读到这样的信后我真是不能平静。我多么希望能有更多的诗人展开这样痛彻、深切的内省!
  我想起了第一个追悼日即5月19日的晚上,我和诗人多多等一起参加了在中央美院的悼念和朗诵活动。在黑暗的夜空下和闪烁的烛火中,美院学生集体朗诵了屈原的《招魂》,那“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的哀切呼唤,使我在黑暗中忍不住一阵颤栗。
  那么,为谁招魂?为一个民族、为那些悲惨的流离失所的生灵?是的,但对一个诗人而言,这还是在为他自己招魂(其实,关于《招魂》,历来就有一种“自招”说,即诗人在悲凉的流亡途中“自招其魂”)。回想这十多年以来的情形吧,生逢一个彻底商业化、娱乐化、恶搞、做秀的时代,如果说我们曾有一个灵魂、曾有那么一种诗歌精神,那我也感到了它那无望的告辞。我们要挽回它的一切努力似乎也都是徒劳的。
  在这种意义上,应“感谢”这次山崩地裂的惨痛经历:它导致了人们“良心发现”。它使一个不死的诗人,强忍住两千年的泪,又来到了我们中间……
  而这就是拯救。那在黑暗中的颤栗,那在写作中不由自主涌出的泪,很可能,成为对一个诗人的拯救。

“地震时代”的写作?

有人说的不错:现时代的文化肖像是一位流泪的诗人。然而,仅仅流泪还不够,而且泪水也有可能淹没诗歌。
  仅仅是痛苦也还不够。还要去问,究竟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
  真正有意义的写作,就是这样一种追问和发掘。
  就在大地震后没两天,有的学者就这样沉痛地写到“……爱中华者,当为中华哀……圣火应该停一停,国旗也该降一降,就为黎民百姓降一次吧,他们不是伟人,只是遗骸,遗骸千万,只是无言。”
  这不是诗。这只是几句话。但没想到就是这几句话,因为其中的字眼,很快就引发了众怒。
  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地震时代”(王晓渔语)里写作。
  的确,什么都被震出来了。那么,面对这场灾难,尤其是面对媒体上和我们身边响起的一片嘈杂声、咒骂声、抵制声、加油声、请命声、哀哭声、逼捐声、奉劝声,写作不是确定“立场”又是什么?哪怕我们是在找一种个人的语言,也是在确定。
  “山崩地裂之后/‘人民’就不再是抽象的了”,因而我也知道了自己的立场何在。少唱那些高调吧。诗人,在这个时候只能靠他的泪水引路。一个中国诗人,也只能靠屈原、杜甫这样的亡灵为他们引路。
  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因为写诗不是表态。在哀悼日,一个诗人应该和他的血肉同胞站在一起,但当他写诗时,他就必须发出属于他个人的声音。四川诗人杨黎《地震》一诗的最后一句是“在众志成城的好时代,我有点孤独”。是的,孤独,坚忍不拔的孤独,这就是诗的内核。
  因此,一个诗人在这个时候写诗,并不意味着像有人讥讽的那样加入了什么“集体抒情”,或放弃了他的“个人写作”。相反,在一个集体悲情、爱国狂热淹没一切的时期,在一个以各类“政治正确”来替代甚或压制反思的时期,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和知识分子还要坚持发出个人的声音。希尼在《诗歌的纠正》中就曾引用过西蒙娜•薇依的这样一句话“遵守引力的力量,这是最大的罪”。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写作是否就达到了一种“绝对的诚实”呢?
  不一定。因为我们太容易被自己所欺骗,也太容易被自己所感动。
  这真是一场考验,似乎你写下的每个字,都在经受着无情的检验。从真实到矫情,从独立到流俗,从准确到空洞,似乎也只有半步之隔。大地震后我在报上读到的第一首诗是“我的心和千百万旗帜一起飘向汶川”,我一读便在心里想“完了,这个人完了”,而这个人曾是我的朋友,也曾写过一些不错的诗。真是残酷啊。
  那么,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检验我们?——是那巨大的灾难,是血写的一切;是那无数个痛苦的生灵凝视我们的目光。
  看来,“地震时代”的“抒情”并非那么容易。在这个时候写作,其实比平常时期要更有难度。这是一种面对死亡的写作,也是一种被众神目睹的写作。那撰刻诗句的刻刀,必须真正触及到坚硬的大理石。
  这也使我意识到,“地震时代”的写作,其实无一例外都是一种“道德写作”。那么,什么才是一个诗人最大的道德呢?那就是对语言的珍惜。他对语言的关注和珍惜,就是他对生命的关注和珍惜。
  正是这最后的一点,将一个真正的诗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伟大的树,把悲哀散尽”

大地震、心复活、诗歌潮。但是这里面也需要明察。这就像作家陈希我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人们似乎一夜间就学会了祈祷,但又不知向谁祈祷。那些摆列成心字形的烛光晚会,一点没有哀痛的氛围,倒像是在举办生日party,充满了小资的浪漫情调。
  与此相关,在人们的传诵和媒体的炒作中,“感人”或“抒情”成为诗的唯一标准。人们感叹来感叹去的,是那首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共赴天国的诗(据说那是山东一位作者根据几年前一首写给病女友的诗改写成的,这真是耐人寻味),那些真正有深度、有力量、有艺术个性的诗,以及那些真正对中国诗歌重要的问题,反倒是被遮蔽了。
  因此,“汶川之后,诗歌是如何可能的”这种探讨和反思就有了必要。
  正因为这个话题,我想起了这次大地震后不少人所套用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这句话。这句话,阿多诺当年那样说是有意义的。但在今天,面对如此的灾难,一个诗人怎么可能无动于衷?拿这句话当“口头禅”的人,本来想深沉,但却轻狂了。
  还是更负些责吧。问题根本不是一个应该写或不应该写的问题,而是怎样写的问题,或“如何可能”的问题。广西诗人刘春在一首诗中写到,当他看到废墟下一个孩子紧握的笔,这才意识到他以前写下的诗是多么苍白!我想,这才是一种诚恳、有益的反省。
  在这场灾难中,闪耀着人性的黑暗和光辉,但是,没有英雄,也没有先知。中国诗歌需要的是良心,而不是什么假先知或伪先知;需要的是更为独立、深入的写作,而不是什么炒作和比赛。的确,有何胜利可言?四川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是“坚强”,据说许多考生一边流泪一边写下了他们的“坚强”。这才是一种真实的“坚强”。
  没有“地震诗”。汶川大地震也不是诗歌的分水岭。人们只是希望诗人们能写出与这个民族的深重苦难相称的诗来。就像人们所说,震了不能白震吧。如果我们不能由此进入到一个充满悲怆、沉痛和仁爱的心灵中,那我们写诗还有什么意义。
  而一时的热潮也会过去。就中国诗歌的发展而言,它只有重获自己的灵魂,重获一种自我追问和发掘的品格,才能恢复语言的力量。不然,它就会继续陷在美学的空洞或轻浮的喧嚷之中。
  北京诗人宋逖有这样一句诗:“伟大的树,把悲哀散尽”。

2008.6.12.凌晨


地震诗运动能进入诗歌史吗?
——兼论大众诗歌与小众诗歌的隔离与交叉

(北京)洪烛

2008年的“地震诗”,注定将成为诗歌史中难忘的一页。因为突如其来的地震改变了历史,也改变了诗歌史。“地震诗”是什么?是全中国的诗人不约而同地写同一首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写自己一生中的第一首诗,他们毫无准备地成了从未想做的诗人。诗人的队伍一夜之间不知扩大了多少倍?诗歌的产量一夜之间不知扩大了多少倍?简直像奇迹。可惜,这是灾难创造的奇迹。不愧为古老的诗国啊,诗成了全民总动员最快捷的武器之一,仅比地震慢半拍,仅比电视新闻的同期声慢那么几分钟。人类的所有文学、艺术样式,还有哪一项能像诗这样在瞬间产生、完成?而且几乎不用借助更多的工具,只需一台电脑,或只需一张纸一杆笔。毫无组织,全中国的诗人都在自发地写同题诗啊,用不同的风格写同样的感情。虽然,并不是诗,而是灾难,把他们集结到一起。是强制性的灾难,使他们意识到诗乃至诗人所需承担的责任。并不是他们在写诗啊,是诗在写他们。他们并不愿意写这样的诗,却不得不写。他们宁愿少写几首这样的诗,如果可以换取灾难的不曾发生。
地震诗能传播多远?地震波能传播多远,地震诗能传播得更远。天灾是全人类的敌人,也就必然是诗人的敌人。天灾与人祸(譬如战争),历来是文学描述并抗议的对象,自古至今产生过大量灾难题材的作品,从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浩劫到杜甫的“路有冻死骨”,无不在展示,控诉战乱或灾害对个人的摧残。有时候想想挺没劲的:无灾人祸给文学提供了无穷的素材,虽然诗人作家跟普通大众共同成为受害人,但文学本身却因祸得福成为受益者,即古话所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由此可见,诗人在灾难面前没有权利保持沉默。2008年四川大地震,乃至自发产生的全国性地震诗运动,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这是血泪催生的诗歌花朵。唉,历史是残忍的,文学史是残酷的。
面对不宣而战的灾难,诗人没有别的武器,如果不能投笔从戎,也只能举笔为旗了,不管能否感召别人,首先为了抒发自己。在历次重大转折时期,民族危急关头,诗人总是文学中的快迅反应部队,迎难而上,激流勇进。所有文学艺术样式中,诗歌总是最先接受挑战,或者说最先揭竿而起。文学史的悲壮篇章,也大都来自于诗歌的起义,诗人的古老涵义带有预言家、祭司、吹鼓手、代言人的性质。进入后现代之后,诗人究竟进化了还是退化了?这次大地震,同样是对诗歌的考验。诗人并不期望类似的机遇,但灾难不请自来,想躲避也不行啊,除非临战退役。除非做诗歌的逃兵。岂止是诗人无法躲闪,即使作为普通公民,也不该袖手旁观啊。2008年,沉寂多年的诗歌,毫无准备地跟突然爆发的地震打了一场遭遇战。平日里最自由散漫、最没有组织性纪律性的诗人,不管写旧体诗还是写新诗的,写传统风格的还是搞现代派的,立马抄家伙就上了。其中还包括许多从不写诗的圈外人士,譬如我认识的电视主持人田歌,譬如影视演员孙菲菲、赵卓娜等等,也都写诗了,火线加入诗人的队伍。在成为抗震救灾志愿者的同时成为诗歌的志愿者。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么多来自诗坛以外的“志愿者”,仅仅靠有限的专业诗人队伍,不可能出现“自天安门诗歌运动以来最大的一次民间诗潮”(评论家王干语)。
2008年的“地震诗运动”(如果能算作运动的话),甚至不是专业诗人群体倡导并组织的,不是诗歌界由内向外运作的,而是无数业余选手(姑且称作“诗歌志愿者”吧)掀起的。譬如影响最大的一首诗,毫无疑问是佚名作者的《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后认定为山东日照青年农民苏善生所作。苏善生这个名字,专业诗人们从未听说过,时势造英雄,他脱颖而出。他会因为“地震诗运动”进入诗歌史吗?《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会成为未来的经典吗?还是留待时间回答吧。近二十年来,诗歌界一直有一项不成文的划分:“官方”与“民间”,或“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但这回专业诗人们该发现了:在所谓“民间”之外还有个更广大、更原始的民间,哪怕它是非专业的民间,毕竟存在着。他们构成“地震诗”或中国诗歌庞大得惊人的塔基。而且,“地震诗”金字塔尖上最闪亮的一颗钻石,《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也是来自民间的,来自所谓“民间写作”之外的民间,来自真正的民间。
“地震诗”经过爆炸式的混乱无序繁殖之外,很快就由专业诗人领风骚了,因为大批专业诗人在不断介入、参予。官方报刊、民间报刊乃至文学网站、诗人博客的共同推动,诗集的编选、朗诵会的举办都在沙里淘金,使“地震诗”(据说有数十万首)的艺术水准不断提升,表现手法日趋多样,语言风格更为丰富,取材角度乃至意蕴由浮泛转向独特,总之,艺术品质由粗糙变得精锐。这就是“地震诗”由非专业化向专业化的演变过程。它还在演变之中。因为灾难造成的影响短期内不可能停止。谁也无法断言:“地震诗”的社会影响及艺术造化明天会变成什么样。
“地震诗”这一概念及其意义,在专业诗歌界(尤其现代诗领域)也有个被逐渐认可的过程。目前来看,大多数专业诗人都参予其中,也有少数写现代诗的,譬如原先第三代诗人运动的旗手韩东,对此持怀疑态度。韩东拒绝写“地震诗”的理由:“大批文人作家不假思索、大言不惭的抒情文字、诗歌的出笼证明了我的担心。此刻他们倒腾着‘二手死亡’,此刻,他们忙于给死亡镶嵌文学金边,赤裸裸的直接的目睹被掩盖在一片滥情的咬文嚼字之中。除了说明他们还活着,活得很积极、很职业甚至专业,又有什么意义呢?”诗人各有志,韩东给同行们泼了一盆凉水。
更年轻一拨的现代诗人,不理这一套,热血沸腾地打破了纯文学、纯诗的清规戒律。以六十年代出生诗人为核心的“中间代”(被诗歌史认可的诗人群体),原先只在圈内著名,在这次“地震诗”运动中逐渐唱了主角,以其专业的技艺与参予时事的艺术态度。伊沙每天都在写,艺术个性十足。侯马写了《抗震手记》,中岛写了《孩子》,安琪写了《佛诞日的废墟》,老巢写了《他们都比我更应该活着》,桑克写了《忧心忡忡的死亡》,周瑟瑟写了《祭亡灵》,大卫写了《最后一课》,凸凹写了《从成都到汶川》,徐江既写诗又作文,赵丽华的“地震诗”在新浪网一夜之间数十万点击率……我也写了,在博客里写了几十首,被《人民日报》、《诗刊》、《星星》、《诗选刊》、《芒种》等数十家报刊选载。还参加中国诗歌学会的“中国诗人抗震救灾志愿采访团”(祁人领队)去四川灾区了。回来后将自己的“地震诗”整合成日记体长诗《地震心灵史》,编入诗集出版。我对“地震诗”是持理解与支持态度的。“地震诗运动”中,青海省副省长吉狄马加写了,获鲁迅文学奖的王久辛写了,第三代诗人宋琳写了,“知识分子写作”的王家新写了,“民间写作”的杨黎写了,“天问”诗歌条约的潘洗尘写了,甚至“下半身诗派”的沈浩波也写了,虽然风格各异,但写得都流露真情……诗歌界的各个流派几乎都写了“地震诗”,哪怕不见得每位作者都认同“地震诗”的概念。毕竟都写了。
许多诗人岂止以写“地震诗”尽责,还以举办声援性朗诵会、编辑诗集与民刊来鼓与呼、来尽心尽力。5月18日,在北京望京“三个贵州人”酒楼,牧野筹办了“我们都是人——在京诗人声援抗震朗诵会”,堪称全国第一台民间诗歌声援会。南京女诗人古筝也以极快速度,编选了《陌生诗刊——震灾诗歌专号》,以省份为栏目,刊发了各省市诗人的“地震诗”,在民刊中做得很有特点……甚至有诗人加入志愿者队伍去灾区劳动(譬如女诗人潇潇报名红十字会成为一线志愿者)。杨克、田禾、春树等诗人也参加中国作协的文艺小分队去灾区采访。
在大灾难面前,诗人只是诗人,恢复了最原始的身份,艺术派别是不存在的。诗人本色正该如此。等到和平时,“再为主义争”吧,再为所谓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而争吧。那时候我们才会有为艺术取向而争论的权利。在大灾难面前,仅仅谈艺术是可耻的,等于空谈,等于清谈。
我很羡慕某些像卡夫卡那样冷静的作家,卡夫卡的某天日记:“上午,德国与波兰开战。下午游泳。”作家可以是冷血的,可诗人天生是热血的,我怎么也做不到对世事的彻底超脱。如果上午发生世界大战,下午我也可能会去游泳,但即使在游泳池里扑腾,也会觉得自己是水兵、是海军呀。也想像《甲午风云》里的邓世昌那样,恨不得撞沉“吉野”……
5月15日,我在新浪博客贴出我的“诗歌倡议书”《大写的人》(后发表在《诗刊》诗传单上):“抗震救灾,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诗人,你还有一项额外的任务:赶紧写诗吧。让诗成为传单,成为号角,成为警世钟同时也成为止疼药……那似乎也是它遗忘了许久的使命。我不是歌颂灾难,我是歌颂受难的人。在共同的灾难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大写的人’:不仅刷新了平日里的形象,而且强化着自身的素质与抗击打能力。‘大写的人’仿佛一夜之间醒来了。所有的诗人也都应该是‘大写的诗人’。我哀悼遇难者。我也祝福幸存者。铭记苦难,珍惜幸福。诗神也在陪伴我们一起流泪。……”在《文学报》发表《流汗的志愿者流泪的诗人》:每逢国难当头的时候,诗人在精神上总是勇于承担的志愿者,要么以笔为旗,要么投笔从戎,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国破山河在”的年代,诗人们或悲痛或忧患或怒吼,留下许多标炳青史的诗篇。地震之后,“国在山河破”,心中的伤痕累累,我们同样需要自己的杜甫。灾难也是一种战争。四川大地震使我想起抗战,想起那一代诗人在炮火硝烟中写下的抗战诗篇。抗震救灾,诗人何为?“国在山河破,城毁草木稀”,在废墟之上,我不想当李白了,我要向杜甫看齐。最好能成为陆游或辛弃疾……于是热血沸腾地参加中国诗人抗震救灾志愿采访团赴四川,到前线去. 忘掉自己是诗人,而觉得自己已成为抗震救灾这部悲壮史诗的忠实读者.我们目睹了百姓的艰辛,也亲身经历了余震的惊险,胸中装着一部读也读不完,写也写不完的沧桑之书。一个月快过去了,回头看当时颤抖着手写下的文字,依然很激动。或许,我一直就没有也没法变得平静。
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里,除了山水诗、爱情诗、赠别诗、边塞诗、田园诗等等,还有悼亡诗。2008年的“地震诗”大潮中,最细腻最感人的,应该算是悼亡诗吧?生死两茫茫,本身就是对诗歌(不管对作者还是读者)最强烈的震撼。面对那么多瞬间熄灭的生命,面对同胞淋漓的血,诗人,应该把自己的心掏出来,长歌当哭一场吧。没有泪腺的诗人除外。
可是,有没有泪腺的诗人吗?有冷血的诗人吗?没有泪腺,或者冷血,能成为诗人吗?能算作诗人吗?
在地震面前,诗人们毕竟亮剑了。诗就是他们的心、他们的剑。就是手无寸铁时的武器。就是两袖清风时的给予与捐赠。待到和平时,再化剑为犁吧,再躲进象牙塔吧,再冷眼看世界吧,再去对清风明月移情别恋吧。在这段时间,我们没有沉默的权利。国难当头,诗歌也进入战争的状态。至少我自己,觉得应该做一个“战时的诗人”。哪怕是暂时做一个“战时的诗人”。因为有那么多原本不写诗的中国人,都在做一个“暂时的诗人”。没有谁有禁止他们歌哭的权利。同样,我们也没有权利禁止自己——长歌当哭一场吧。
2008年,国人不歌不哭,诗人不歌不哭,那才是笑话呢。后人会笑话我们的。外人会笑话我们的。外星人会笑话我们的。
2008年,再也没有谁敢笑话诗人。
诗人的形象与天职其实要靠诗人自己来捍卫。
有人会疑问:“地震诗”或“地震诗运动”真能进入诗歌史吗?我的理解是:它肯定会进入诗歌史的!与许多为进入诗歌史而写作、而进入诗歌史的诗人、流派、事件相比,尤其可贵的,它根本就不是为了进入诗歌史而写作的,也不是为了进入诗歌史而进入诗歌史的。
“地震诗运动”不是为了进入诗歌史却必将进入诗歌史,同样的道理,它也不是为了搞运动而自发地成为声势浩大的“诗歌运动”。
因为,中国自《诗经》奠基绵延至今乃至流向未来的几千年诗歌史,将绕不过2008年。而诗歌史2008年这一页,将回避不了“地震诗”。
诗歌史有一位看不见的司马迁,他叫“时间”。时间的记载会忠实于留下鲜明刻痕(其实是伤痕啊)的一切。
伤害造成的诗歌也许不是最理智的,但一定是最疼痛的。伤痕带来的文学也许不是最高贵的,但一定是最难忘的。
“地震诗”,新世纪里的“伤痕文学”。
自天安门诗歌运动及随之而至的“朦胧诗”之后,近二十余年的诗歌一直是小众的诗歌,脱离了大众视野,不仅诗歌作品很难进入大众阅读范围(自杀诗人海子遗作因选入中学语文教材而算是例外),诗人在公共领域也失去话语权,形象与地位日趋低下。再无大众文化领域广泛认可的“大诗人”。圈内所谓的“大诗人”都以精英或先锋自命,实则为小国寡民,与大众文化老死不相往来。近二十余年的诗歌史,说到底不过是小众诗歌史。因为大众诗歌空缺。大众写作或阅读的诗歌已休克,已死亡。
“地震诗”无疑已属于大众诗歌。大众诗歌在灾难撞击下醒来了,复活了。哪怕灾害过后它还会继续昏迷,毕竟活过来一次。“地震诗”证明了大众诗歌并不是死火山。
如果“地震诗”不为诗歌史所记载,只能证明这种诗歌史仅仅是小众诗歌史,是诗歌史的小众版本,是“小诗歌史”。只能证明:诗歌史必将有两个版本,大众诗歌的版本,和小众诗歌的版本。“地震诗”属于前者,后者如果态度客观点,也无法将其忽略。
在“小诗歌史”之外,其实还有一部“大诗歌史”,哪怕某些年代会大段大段地空白。“地震诗”即使是一根孤零零的线条,从纸上闪电般划过,也证明了“大诗歌史”或“大写的诗歌史”并未消失:它以空白,证明自己的存在。
诗歌可以不需要大众,没有大众的关注,诗人照样活着,诗歌史依然延续。2008年的“地震诗运动”证明了:大众其实还是需要诗歌的——至少,在某些特定的时候。
不管属于小众还是大众,作为其整体的人类,还是需要诗歌的。——在任何时候。哪怕仅仅是由小众保留着诗歌的火种,也代表着人类的需要,或人类的一部分需要。小众照样能为诗歌传宗接代——诗歌史有时由大众书写的,更多的时候则是由小众寂寞地书写。那些怀疑“文学死了”或“诗歌死了”的悲观主义者,在这次“地震诗”浪潮面前,被证明他们所下的结论是轻率的。
文学岂只是死而不僵,它死而复活——文学史就是死灰复燃、不断再生的过程。别瞧不起诗歌的星星之火,它出乎你意料的,在外力的击打下成燎原之势。仅仅因为:在外力的击打下,人类有着抒情的需要。无论抒发欢情还是悲情,诗是最快捷、最有感染力的,也是最彻底的。
只要人类存在,诗人就不会像恐龙一样绝种。大喜大悲之时,永远是诗人最先跳起来抢话筒——他们恍然领悟到自身血统里遗忘了很久的古老使命。情不自禁地,他们要歌笑,或者歌哭,连一分钟都无法等待……

大地震与文学表达

(北京)周瓒

    大地震最初,也可能一直延续至今,对部分写作者而言,是文学表达的匮乏感与失语。我自己没有写完一首诗,虽然我看到了很多所谓“地震诗”,甚至还收到约稿信。我经验到的,只是持久的失语和表达的匮乏感。在这样一个巨大的人类灾难的创痛依然没有完全平复的时刻,这种感觉就类似那些被压在废墟中尚存生息的人们,只要有意识,那他们或者是发出呻吟与呼救,或者就是忍受痛苦,一声不吭,体味着苦痛的深刻和死亡的迫近。对灾难的文学表达,此刻与这种状态酷似。
    我读到的大多因地震而写下的诗歌,都可以归为呻吟一类。大震刚过,各地及各类诗歌网站发出倡议,“征集大地震题材诗稿”、“举办抗震救灾诗歌朗诵及捐款活动”,各类诗歌刊物争相推出“大地震专号”,而文学策划人们陆续出台“地震诗选”的策划方案。于是,无数“地震诗”流传因特网上,它们或寄托哀思给逝者,或柔情示爱于幸存者,或呼天抢地表达生者的震惊和哀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说它们是呻吟之作,并非刻意贬低这类作品的价值,而是说,它们的功能仅是缓解和抚慰式的。那些迅即流传互联网上的,那些在电视晚会中反复被朗诵腔诵读的,比如那首《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作者为一名24岁的山东青年,名叫苏善生,此诗一贴到网上,便被迅速传播,成为各类电视晚会青睐的朗诵诗),皆为一首首呻吟之作,是生者对逝者的缅怀和对幸存者的抚慰之作,是典型的伤痕文学。
    是不是在这个时刻,文学表达就只能采用伤痕风格呢?这问题对写作者多少是个考验。互联网上少数好作品,不仅抒发了地震的惨烈给幸存者和生者带来的震撼,也触及了全面的现实的复杂性和文学表达自身的问题。对现实复杂性的表达,意味着诗歌题材不限于灾难带给人的震撼感和对逝者的哀悼、祈祷,也包括对因地震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书写。因而,诗歌不单是抒情,还有沉郁的反思和担当,有对表达本身的省思。
诗人、小说家韩东在博客里写下的一段话触动了我。他说:
作为一个写作为生的人,在这场灾难面前我深感无能为力。这也是我拒绝报刊媒体“写地震”的约稿的根本原因。这种时候,写什么都是没有用的,都是轻佻犯贱。正如朵渔在他“写地震”的诗里所言,会沦为“刀笔吏”。即使有沦为刀笔吏的危险,朵渔还是写了,这说明了他克服犹疑的勇气。而我,这些天里都处在这样的犹疑中。我觉得,只要有稍许的诚实和敏感,舞文弄墨的人都会有类似的体会。一方面觉得应该以自己的所长出力,一方面感到这样的出力不仅于事无补,还会造成一种粉饰死亡的罪恶。大批文人作家不假思索、大言不惭的抒情文字、诗歌的出笼证明了我的担心。此刻他们倒腾着“二手死亡”,此刻,他们忙于给死亡镶嵌文学金边,赤裸裸的直接的目睹被掩盖在一片滥情的咬文嚼字之中。除了说明他们还活着,活得很积极、很职业甚至专业,又有什么意义呢?倒是那些像死者一样沉默、失语的作家、“文人”让我感到几分慰藉。
韩东的话虽然激烈,但我赞同其中透露的意思:在这种情形下,文学表达亟需的恰恰不是抒情,而是面对自我、质疑表达的勇气;需要的是对平淡廉价的抚慰式表达的警惕,对内心犹疑、悲伤和恐惧的克服,还有对现实复杂性的体认。也因此,我不认同“地震引发诗歌热潮”的评述。
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和曹疏影的《绝对之诗》,在我看来,是震灾题材中写得比较出色的作品。朵渔的诗歌虽重在抒情,但抒发的情感里融进了对现实的多层面的态度和对文学表达自身的反省。如诗题所显示的,“写诗是轻浮的”,但诗人还是写着,写下了一首诗。矛盾的行为是诗人内心冲突的外化,“轻浮”之“生存”,对立于“沉重”的“死亡”,比起死亡的沉重,现实的一切都是轻浮的,包括写作本身,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然而,必须写,有效的写同时也是克服。
曹疏影的《绝对之诗》,在网上贴出来之后,被网友跟贴批评为风格晦涩,缺乏抒情性,甚至诗中以地震中死者的口吻言说的角度,被网友指责为对死者的大不敬。网友的批评虽暴露了诗歌观念上写作者和读者的差异。但是,写作者有责任书写,有责任思考并表达。因此,在对曹疏影的短诗的争论中,我们能看出专业写作者和业余爱好者之间有关诗歌功能的认识上的差别。简而言之,《绝对之诗》不是一首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诗,而是一首“担当之诗”(根据另一位肯定这首诗的网友的评语)。它邀请读者体验死者的死亡,体验生死相隔的绝对和廉价抚慰的空洞。阅读这样一首诗,我们将分担逝者的痛苦,分担死亡加诸于人生的恐惧,并承受生存的悲哀与希望。
文学不单纯是为了抚慰与疗伤,虽然疗伤艺术(art therapy)确实是一门医疗手段。或许在未来的日子里,在灾区重建,关心幸存者的过程中,文学写作能够成为让普通人参与其中的治疗实践手段。但是,专业的文学写作者则肩负着更繁复和沉重的哲学式任务,套用一句话说,就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死是必然的、绝对的,所以我们需要寻求生的意义和相对性。

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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