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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敞开与变异 (阅读4370次)




       敞开与变异
          ——九十年代高校诗歌选抄前言



    这是一群目前尚无法命名的诗歌写作者。就其自身而言,他们可能在最基本的诗歌观念上——譬如在对诗歌写作的容纳力、限度和有效性的理解上——都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诗歌的有机构成上——譬如每个人的词汇库、体式偏爱和语速节奏等等——更是具有显著的不可通约性。而如果再把他们纳入到对整个当下写作的考查之中,整体背景的暖昧含混就会使得他们的身份意发模糊、难以确认。这样一些区分显然是无意义的:主流与另类、学院与非学院等等,因为在当代中国的诗歌写作格局中,作为这种区分前提的主流和严格意义上的学院派几乎并不存在,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些分散的、流动的、偶然具有这种或者那种识别特征的写作个体。然而,在长期的写作中积累下来的指向成熟的内驱力和针对已有的写作局面“应变”的敏感却促使这些相去甚远的新一代诗人在作品中凝结出了一种在相对意义上可供度量的共同性,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姑且把这些汇集在一起的作品以一种中性的命名方式勉强归纳在“九十年代高校诗歌” 的标题下,因为它不带任何流派、群落意义上的暗示,仅仅指涉了这十二位作者的共同经历:曾在或正发某一所高校学习,并在九十年代迎来了他们在写作中初步确立自我的重要阶段。
     需要说明的是,这五所高校的十二位诗人无一例外地都已结束了既拘谨又虚幻的本科学习阶段,他们要么在继续攻读硕士、博士,以知识学的耳膜回振着时代的喧嚣;要么已就业数年,正致力于用世俗的图景填充书页的空白。如果一定要说他们的作品具有某种学院化倾向的话,那么这种学院化实则是在对其自身的消解中完成的。当姜涛写下“一个小个子造访者面露着羞赧/‘我曾闻名于故乡佛罗伦萨用本地俗语/杜撰过亡灵的境遇我也曾漫步伦敦街头/充当一名好引经据典的民防队员”’的时候,从但丁到艾略特的经典阅读经验已经以某种喜剧化、卡通化的方式和他常用的麻雀、燕子一类形象一起加入到对当下境遇的无边絮叼之中。把原本趋向于一种标准建构的学院知识个人化、材料化,使它们直接掺入到断裂的主体零乱的日常经验碎片之中,这种做法的合法性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但重要的是它为这些写作者们造就了一个敞开的空间,使得他们能够从既养育了他们又以马拉美式“万象皆书”的信念迷惑着他们的书本中突围出来,施展更大的作为。如果借用卡内蒂《迷惘》一书中两个章节的标题,可以恰切地表达出他们现阶段的一个共同想法:从“没有世界的头脑”到“世界中的头脑”。
     另一个可以在他们中大多数人身上观察到的共性就是自觉地处理写作中的“变项”。一个训练有素的诗人在他的练习阶段积淀下来的一切东西——对范本的熟稔程度、遣词造句的原则、修辞技巧、均衡上下文的能力——都可以看作是写作的“常项”,而一个敞开了的写作空间要求诗人们自如地穿行于这个时代越来越复杂的诸种关联域之中,嘈杂的人声、转瞬即逝的鲜活事物、无法澄清的偶然和无法遏止的亚文化堆积构成了时时刻刻都在向一项清醒的写作中的头脑挑战的写作“变项”,它们在向诗歌索要整合异质性成分的能力,因为诗歌早已不再是幸着悠久的文化俸禄的精神生产中心领域的贵族,它也是我们这个由差异性、多变性构成的多元世界中的一个普通成员,需要和驳杂万象平等地竞争越来越微妙的生存权。这些 “变项”要求诗人们不是努力地去逃避,而是努力地去成为:成为象周瓒那样的在嬗变的银幕幻景中出出入入的生活质疑者,成为象周伟驰那样的在异域经历的细微气息和零散的独语之间反复体味的心灵考古学者。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接近德勒兹关于写作的论述:“写作是个变异的本情,总是未完成,总是在进行中……这是一个过程,即是说一个穿越存活、穿越经验的生命过渡。写作与变异如影相随:写的时候,我们变成女人,变成动物成植物,变成分子,直到变得难以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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