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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着墙根走的教授 (阅读4754次)



贴着墙根走的教授
    ——回忆倪其心老师
一、
我总是无法摆脱一种印象,我甚至不愿意承认这样的现实。倪其心教授在我的心中,一直保持着的是四十几岁的形象。我上大一的时候,他不像个快六十岁的人;我毕业工作了七年后,他不像个快七十岁的人,是的,他的身上有一种让你感觉年轻的东西。
那是些什么呢?是什么给我造成了这种印象?2002年5月,当张天鸽同学到北京来,建议说九零级文献班的同学应当聚一聚,于是我们在北京的都来了。我们聚会的地方是北大东门外蓝旗营边的一个饭馆。严蓓雯说,倪老师搬家了,新家就在对面,他就住在北大清华老师公寓中的某一座楼的某一户里头。
那为什么不上他家看看?我们有好久没有看见他了,有些同学毕业后就没有见过倪老师。
严说,我打过电话了,他接了,但是拒绝了。他向来是不肯的。
我记起来了,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我们能够聚在一起的文献专业的同学,在一个夜晚来到承泽园,我们喝了酒,我们身上带着一定要见见倪老师的念头,我们来到了承泽园的传达室,我们给倪老师打电话。
他不同意,不愿意我们去看他,他不肯告诉我们住在哪座楼。承泽园就那么几座楼,每家每户都有灯光,我们在楼下东张西望,希望能看到某种标志,能得到某些启示,以便我们不需要经过他的同意,就可以直接到他的门前,推门进去。
我们说什么都不行,我们都快哭出来了,也不行。他说,你们回去吧,我没有什么好见的,长得什么样,你们上学的时候已经见得多了,现在除了老一点之外,病一点之外,没有什么区别。看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说,我们不是要看区别,我们也不要什么重大意义,我们只是想念你。
他就是不答应,我们没有办法,只好离开承泽园。
这一次呢?肯定也不行。只知道电话,却不知道楼号和房号。严说,我下午已经打了两次电话,他都不肯。
已经夜里九点多了,我们想再试一试。不管他是不是休息了,也不管他是不是在养病。
在手机上摁了号码,拨通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小伙子的声音,我说,我找倪老师。小伙子摞下电话,喊爸爸,那就是倪申了。倪申好像是猴年生的,倪老师原是上海人,上海简称申,所以,倪老师的这个儿子的名字,取得颇有意思。
倪老师过来接电话,我说我们是九零级文献班的同学,现在守在他家小区的门口,想看看他。
倪老师说,天晚了,家人身体又不好,我该洗澡然后睡觉了。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以后再找机会吧。我退休后,从来没让学生到家来看我。
我说,不行,我们今天一定要见见您,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您了,我们全班同学都非常想念,上次在承泽园你就拒绝了我们,这次您不能再拒绝了。
他还是不答应,说自己身体不好,要休息了,你们也该回家休息了。你们能够记得我,在电话里说说话,我就非常感激你们了。谢谢你们还记得我这个老头子。
我坚持不放电话,我知道,唯一的让他松口的办法,就是坚持,不能后退半步。我说,我们有些同学从广州赶来,有些从上海来,就是在北京的,也难得碰面,今天我们聚得算比较齐的了,工作了这么多年,没有为古籍整理事业作出什么贡献,我们于心不安;大家在学校时,非常敬佩老师的人品和学问,尤其喜爱老师的率真性格,我们真的非常想念您。
倪老师语气稍微松动了些,但还是没有答应。我说,这样吧,您就告诉我们楼号,告诉我们住在几层几号门,我们今天就先打搅您几分钟,见上一面,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以后,我们中间哪个同学有时间了,哪怕今天探望不了您,以后也可以随时再拜访。
倪老师终于松了口,他说,6号楼1305。
查九星同学说,买束花吧?问小区的保安,正好超市边有个花店。我和冷霜去买了花。小冷还在北大读博士,他工作三年后考回学校了,但读的不是文献方向,而是当代文学。
姚师母给我们开了门,倪老师出来了。座位不够,我们有的坐在沙发上,有的坐在小凳子上,有的干脆站着。倪老师新搬的房子也不算大,但也许比起以前,已经算是改善了。
我们说了不一会儿话,倪老师脸上就开始冒汗。我们知道他得的是肺癌,似乎他的一边肩膀,比另外一边要高一些。他总是这样,像斗牛一样,有一股子倔强劲,随时在发起冲锋。喜欢他的人,就是因为这股子倔强劲,不喜欢他的人,也是因为这股子劲吧?
我们坐了十来分钟,所有人他都记得,包括大家毕业后在什么单位工作。时间无情,我们越发没有拖延下去的理由。倪老师送我们到了电梯口。电梯正好装得下我们全部。我们带着一点点满足,也带着深深的遗憾。我们同声祝愿他健康长寿。
而两个月后,7月27号,他就去世了。
二、
如果某个你认识的人,某个你尊敬的人不在了,你开始回忆他,你是顺着时间往前寻找,像倒录音机里的磁带一样,还是从你们认识起开始历历数来?
也许我的头脑是混乱的,我的记忆在很多地方都已经模糊,我的思维甚至发生了严重的错乱。我还年轻,但已经显出了老态,我已经无法记得太多的严格意义上的细节。
所以我的回忆像是垃圾袋里的线团,胡乱地纠缠在一起。
1991年9月,我们结束一年的军训生活,开始正式进入北大。可能因为军训,所以专业不是填高考志愿时就报定。参观完校园后,第一件事,就是分专业。我们这一级共设了三个专业,文学,汉语,文献。在一教一间简陋的阶梯教室里,各个专业的教研室主任开始向新生介绍各个专业的方向和特点。然后再让大家自己填志愿。
古典文献专业在全国只有三所高校开设,主要方向是为了培养古籍整理和研究人才,每年顺利的话,全国这个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不过三四十号人。古典文献专业是中文、历史、哲学、考古四系联办的,学生毕业后主要的去处,是全国的古籍出版社和全国各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所以,像中华书局这样的地方,有相当一部分的编辑人员,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我们国家有大量的文献古籍还像土豆堆在麻袋里一样随便堆放在各地图书馆和散乱民间。但这个专业向来是招不到太多人的,虽然进来学习四年后,会觉得这个专业非常好,能够弥补我们这些从小到大只读现代汉语编写的教材的学生很多古代文化的知识。但我们并不懂得各个专业的优劣,绝大多数人都只凭字面上就进行了选择。虽然我们的选择,往往是错误的和胡乱的,并不适合自己。
仅仅是“古典文献”四个字,足以吓走一大批刚刚考上大学、以为进了中文系就该当作家的人。他们说,这是故纸堆,只会消耗青春,一辈子过着青灯黄卷的生活。有一次还闹过笑话,有个学生在高考的志愿里就填了文献专业。进校后不久就想改,他的理由是当时看花了眼,把古典文献看成了古典文学。同样的例子也在招聘会我找工作时发生了,当时在学校的五四体育馆,我把简历递给一家要人单位。办事员看了一眼后,就找了他的领导,说这个人不错,“古典文学”专业毕业,古文的功底应当非常强,加上他在校时写了这么多东西,到我们那工作应当不成问题。
倪老师当时只有五十七岁,担任着古典文献专业教研室的主任,自然,古典文献专业,该由他来介绍。每个人只有几分钟,他当时介绍了什么?我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一般来说,每年的文献专业,只能招到十四个学生左右。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从其他两个方向尤其是文学方向调配过来的。但我们这一级学生,却招得出奇的好。我并没有掌握很多的古典文献专业知识,但我在志愿表上的附注栏里,还特别写上了一行字:“我无论如何都要上古典文献专业,请老师考虑我的请求。”
并不是倪老师当时的演讲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严格地说,我们这个年级有这么多人选择古典文献专业,跟卢伟老师在军校有关。在石家庄陆军学院的时候,可能是上面的安排,北大给每个学生中队派了一名青年教师。他的工作可能是为了考察学生在军校的待遇,也可能是为了让部队的军官与学生能够进行更好的沟通。反正当时中文系女生所在的十九中队,派来的青年老师,是刚刚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本科毕业的卢伟。他在一年中,让所有的中文系学生都开始看重古典文献专业。
所以,我们这一级全部十四个同学,七个男生七个女生,全都是自己主动选择文献专业。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会选择文学专业,所以结果出来后,不少人还表示过惊奇。
我也是在充满惊奇之中开始了我的正规的专业学习。那时候,我是一个多么无知的少年,从小学起的十多年的几乎封闭的学校生活,让我学会基本的数学知识、基本的语文知识外,到底还让我学会了什么呢?
第一堂课,是顾歆艺老师给我们讲“古籍整理概论”,自然,她是我们专业毕业的,古典文献研究所的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是我们专业毕业,设在系里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的老师,也几乎是文献专业毕业。
她为了摸一摸我们的底,给我们出了一小张卷子,记得里面有一道题,是“我国古代典籍一般分为四类,请说出这四类是什么?”
我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好像其他的同学也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答对的人都是碰巧。还有一道题,是“请列出十三经的名字”。少年无知、头脑空白的我哪里知道什么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我当时完全被这个专业镇住了。我想,这正是我所缺少的,我能在这里学到我在其他专业根本学不到的东西。
头一两年倪老师没有怎么给我们上课,只是有时候参加我们班的联欢会和座谈会。据说按照北大传统,应当是大一大二的基础课由老教授来讲,大三大四的专书课由年轻一些的老师来讲,这样,学生能够学习得更加的虔诚,也可能会更加的扎实一些。但专业里人手不够,由于所谓的历史原因,各个专业青黄不接现象非常严重,加上当时《全宋诗》整理正在紧要关头,分不出太多的精力来照顾我们。但我们学识又太差,想到专业帮点忙,也不太够标准。但这个专业就是这样,大家都非常的友好。老师跟学生,就是大哥大姐带着小弟小妹。刘瑛老师一边感叹着我们的年轻,一边给我们上“古代汉语”,用的是王力教授编的全套四本教材。我们当时不知道她说的年轻是什么意思,觉得自己已经很大了,同时觉得她们年纪并不大,不过比我们高个七、八级,大个五、六岁。
知识的巨大诱惑并没有让我那颗粗糙的心安分下来,大一大二我一边上课,一边在胡思乱想胡作非为。直到有一天,这种青春的躁动给我带来了警告。
那是一九九三年的夏天了。期末考试已经过去,马上就要放暑假。一天下午,系里紧急把我叫到四院,负责教务的王淑兰老师同情地看着我说,你捅了漏子了,但你们专业的主任把你给保了下来。
然后我到了文献所(现在改为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搬到了哲学楼),倪老师在那里等着跟我交谈。他的面前,放着我的一份政治考卷的复印件。
这已经是我重修的补考了,但我生来对政治考试充满厌恶,觉它有伤我的人格,让我即使面对只要背诵答案就肯定能过关的考试产生了巨大的排斥感。应当说,学校政治教研室的老师是客气的,他们在黑板上列出了几道大题,都是从小学到大的内容,只需要答个八九不离十,不说得个优得个良,得个及格的六十分是不成问题的。但我当时不知道是哪根筋出了毛病,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深深的屈辱感”开始在两大张白纸上胡写乱划,用大大的字体,对政治课教学说了很多大逆不道的话,字里行间里头挟带的是一个年轻人的猖狂和对其他人的不尊重。
这些老师生气了,他们把我的卷子复印了几份,送到了学校的教务处。学校的教务处说,这样的学生应当开除,就是不开除,也不能给他学位。
倪老师知道了,他说,这事让我来处理。于是,我站在老化学楼一层北面文献所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里面有两张办公桌,里头一张是崔老师的,靠门口的一张就是倪老师的。
事态的严重让我张口结舌。我低头认错。倪老师说了不少严厉的话,但到最后,还是对我表示了充分的信任。他说,你的性格要改,否则以后就是到了工作中,也要出问题。“我的下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听到这话时,不是去推测他的人生中到底发生过什么,反而在那里美滋滋地想:好像细细对比起来,我跟倪老师的性格,真有几分相像。
三、
在学校的时候,同学间一起出去玩随时能够组织,但与老师进行联欢活动却往往要有一些借口,自然,这些借口多半是逢年过节的时机。联欢活动请老师自然尤其要请本专业的老师参加,如果专业老师不参加,我们甚至可能取消活动。
善待学生是北大的美德。北大的一个很重要特点,在于对于学生的看重和爱护。所以,一旦接到我们的邀请,老师们都会尽量赶来,以免扫我们的兴。有一次好像是过元宵节,还没有什么经验,我不假思索地租到了三教的一间教室作为联欢活动的场地。三教是繁忙的教学楼,不上课时显得异常清冷,加上离宿舍远,教室里的课桌又是固定的,不太适合进行娱乐。但当时我傻呼呼地以为所有教室都有其他的班级搞联欢,等到晚上一看,全楼只有我们租定的房子亮着灯。为了活跃气氛,也为了炫耀“专业技能”,我在黑板上装模作样地用小篆写了古典文献四个字。班主任沈培老师是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的高足,他对我写的那几个烂字不以为然,同时还指出“献”字写错了。倪老师说,今天是过节,大家快快乐乐的,不要那么较真,他们现在还早,等他们想学的时候,他们想错也错不了了。我们在这间教室里包了一阵元宵后,觉得实在不太像过节,于是老师们商量一阵后,干脆让我们搬到文献所的一间办公室里过。这间办公室有一张大桌子,大家围在大桌子周围,玩“大西瓜小西瓜”之类的游戏,玩得非常高兴。
一九九四年的夏天,我们开始实习了。如果能够联系得上,专业一般都安排去西安和敦煌。因为西安有碑林,有博物馆;敦煌研究院有两大方向,一是壁画艺术,二就是文献。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材料,虽然大部分都被伯希和之流卷走了,但现在已经有了胶片传回来,敦煌学的研究,还是能够在中国开展的,所以,有一个专门的敦煌文献研究所。
倪老师是我们这次实习的负责人。他和崔老师、刘瑛老师一起带领我们的实习。说是带领,其实是当联络官和保护者。临行前,讲了不少注意事项,比如在西安,不要乱上街,西安的民风不好,旅游把这座城市的人心带歪了,所以卖东西的人品行很坏,强买强卖,有时还捅刀子,说得我们一阵阵紧张;西安缺水,街上的小摊,碗底套着塑料袋,吃完了揭下塑料袋就算洗碗了,不卫生,所以不要乱吃东西,我们保证不乱吃。敦煌呢?我们能够吃住在敦煌研究院里,跟倪老师有直接关系。当时的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现在是院长了)樊锦诗好像是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倪老师是1952年考上北大中文系的,可能樊先生她也大概差不多同时期进入北大。正是因为这个渊源,我们在敦煌看了不少东西。
我当时还萌生了到敦煌文献研究所工作的想法。我跟所长李正宇教授联系。他说行啊,只要你把毕业论文给我看一看,同时让你们专业给你写个推荐信。后来由于我去了其他的单位,这事最终没有成。当时我把想法告诉倪老师时,倪老师说,推荐信?我帮你写就行了。
四、
我总有个感觉,按照倪老师的性格,他不太适合在文献专业。他太有激情,也太敏感,所以,当他把自己的著作《汉代诗歌新论》送给我们,我仔细地阅读这本书之后的感想,更加加深了我的印象。这本书出版的过程好像非常困难,从成稿到出书拖了很长时间,好像教授们出书向来是困难的。但不管如何江西的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不太厚的书。
我想,显然倪老师也不是要把它拿来作评职称用的,这本书里寄托的是他的一种理想。他写的,是汉代的诗歌评论。他说汉代的诗歌,有一种被大家长期忽视的东西,那就是血性,是质朴、纯真,以及自由挥洒不受拘束的精神。这恰恰是诗歌所以存在的理由。汉代诗人为后来所称道,因为他们顺承人的天性而生活,所以,在汉代什么样的诗歌格式都存在,不像唐朝兴盛的是整齐的律诗。
倪老师的行文非常的张扬,我很少看到一本学术著作有这么任性的。所以它很得我的喜欢。可能是实在跟学术无缘吧,我自小就讨厌所谓的学术著作那种不得已的假惺惺的论文体,这种论文体是扼杀论文中思想的闪耀点的最有力的武器。学者们发明了论文,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最终让他们的文章影响范围缩水的,也恰恰是这种文体。
倪老师的字里行间还有一种汉诗似的悲愤,他好像把毕生的激情和愤怒,把个人的遭遇与悲伤,都堆放在这本书里了。倪老师直至逝世,个人的著作似乎只有三本,一是《校勘学大纲》,二是《汉代诗歌新论》,三是《古典文学自学指南》。第一本是文献专业的基础著作,古籍整理首先要学的是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辨伪、辑佚,某些方面的教材没有,所以就需要这样填补空白之作。其他的两本,显然跟文献没有太多的关系,而是文学方面的。我相信,倪老师本质上是个文人,他研究文献时,也一定非常喜欢直读原文,首先把文献材料当成文学作品来阅读。至少,首先要把《诗经》还原为诗,把《春秋》还原为文字美妙的历史,把《论语》、《孟子》还原为传奇色彩极浓的笔记,然后再来勘查它们的文献功能,否则,研究会走向偏锋。
五、
要是在路上遇到倪老师,他往往会跟你聊上半天。文献专业在研究生有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古典文献学,二是古文字学。天鸽同学上研的时候,有一次与另外两个同学在去导师家的路上,遇上了倪老师,那是个雪后的天,倪老师跟他们几个在雪地里,一说就是一个多小时。说专业说文革说其他方面的什么事,总之说得非常的宽泛。所以有些同学,不太喜欢倪老师的这一点,以为他有点老糊涂了,怎么说起话来没完没了?
然而他是多么愿意和年轻人交谈。他身上充满的就是年轻人的那种活力,能够消亡这种活力的,我想,只有死神了。(据说他肺癌的重新严重起来并最终导致去世,是因为他自己停了药。如果这是真的,我想,就是因为病痛堵住他青春活力的散发出路,由于无法容忍,从而做出这样的决定吧?)
我工作三年后,有一次回专业,正好倪老师在。我坐在他的办公桌边,接受了他一个多小时的训导。他对我们总是充满信任的,说了那么多话,最后落到一句话里,还是对我的鼓励。他说,我坚信你能够获得大的成就的――只要你改一改你的性格。他深知我这样的性格会给自己的人生之路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还是他回首自己的过去,深深地觉察到了性格常常是一个人命运悲剧的根源,不管外边的环境如何变化,你的性格仍旧是你命运的主宰?
写了这么多仍旧没有跟我的标题有什么关联。我的脑海中有一个意象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我非常清楚。其他的细节我可能忘记,所以回忆起来后就得赶紧写下来,但这幕场景像刀子一样一直捅在我身体的某个部位,让我时刻清晰地感觉到它发出的强大的辐射。
那是一九九八年春季的一天,我沿着紧贴着蔚秀园南边的小路上往校园的方向走,一抬头,看到倪老师从我对面走来。但这次他的头不是昂着的,所以没有看见我。他穿着一件俭仆的衬衫,一条灰褐色的裤子,裤子上满是灰,脚上的皮鞋也满是灰,裤脚一条挽得半高一条就那么垂到脚面,头发还是那样自由地乱着。他默默地顺着墙根行走,仿佛要把所有的道路都让给其他的人;他几乎是蹭着墙往承泽园的方向走去,没有一点点的威赫其他人的愿望,没有一点点的得意之情。他像一束光一样在我眼前缓缓移动,他的浑身上下既有一种对苦难的强烈的蔑视,又有一种深深的痛苦,他似乎要让自己不被任何人注意。
我一时没有从震惊中醒过神来,我刹时明白了更多的道理。当你在青春活力绽放的最好时光,你的生命却由别人掌控;当你足够老的时候,年龄开始显示出它强大的威力;当你看到自己的后半生即使无论付出什么样的努力,也只能进行一点点修修补补的时候——你,只能是顺从,你只能尽量让自己处于卑微,否则,你将更加的渺小。
也许我写的只是我一厢情愿的东西,我的行文里充满了编造、谎言和刻意放大的细部,但是,我兑现了我的一个诺言:那就是当我听到倪老师逝世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刻,我发誓要写一写他的故事,虽然我和他的遭遇只是他和所有人的遭遇中极为短暂的几个瞬间,虽然我的愚昧和狭隘以及混乱可能会让这篇文字显得极其的缺乏说服力。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2002/8/2夜
(冯永锋,北大中文系一九九零级,现在光明日报社科技部工作。电子邮箱:hebinew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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