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各 ◎ 三十八 特色与共性 | 诗人专栏 | 诗生活网 马各 ⊙ 马各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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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各 ◎ 三十八 特色与共性 (阅读284次)




 
在这里,引用一段秦晖在《走出帝制》一书中对文化和制度这两个概念的阐述:


 
横向比较,如果某一民族的所有或大部分成员有这些偏好,而其他民族的人没有;纵向比较,某一民族过去和现在都有类似偏好,而别一民族都有另一类偏好,那就可以说这些偏好属于该民族的“文化”了。比如,多数中国人喜欢吃中餐、讲汉语、过春节,而多数英国人喜欢吃西餐、讲英语、过圣诞;多数中国人据说长期以来都信儒家,而多数英国人信基督新教;还有人说,中国人特别崇尚道德,拥戴圣贤,而“西方人”崇尚功利,拥戴能人,假如真的如此,那也可以说是“文化”之别。
 
但假如同样喜欢吃西餐的人中,有人并不在乎别人吃中餐,有人却实行饮食管制,强迫别人也吃西餐。这样两种人能不能说是“文化”之别呢?显然不能,因为是否对他人的饮食权利进行剥夺与你自己的饮食偏好并无逻辑联系。偏好吃西餐的人中有这两种人,偏好吃中餐的人中同样可能有这两种人。说喜欢吃中餐的人必然倾向于饮食专制,而喜欢吃西餐的人才可能实行饮食自由,我想我们都会认为是对我们这些中餐喜好者或者说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的诽谤!
 
换言之,信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信儒家是“文化”之别,但神权专制-异端审判还是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就不是“文化”之别,就像吃中餐还是吃西餐是文化之别、但饮食自由与饮食专制不是文化之别一样。
 
我把“选择什么”称为文化,而“能否选择”称为制度,我以为这样的理解是符合人们常识的:爱吃中餐和爱吃西餐是文化之别,但饮食自由和饮食管制是制度之别;信基督和信孔子是文化之别,但信仰自由与神权专制是制度之别;拥戴圣贤和拥戴能人是文化之别,但是否有权选择拥戴者(是否民主),则是制度之别。”




 
这一段话,可以说把文化和制度的区别说的非常清楚了,但如前面所说,诸如大一统和集权这些观念,你不能不说这也是中国人的一种价值上的偏好,这种价值上的偏好如果按秦晖所说,似乎是制度上的区别而不是文化上的区别,这可能是因为他设定了一种理想的状态之下,人在没有任何外界影响而自由的状态下所表现出来的价值选择,但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这种理想状态是不存在的,不能否认的是,制度本身就塑造着文化,就如中国人的这种专制基因它不仅存在于统治者身上,它更存在于被统治者身上,每个奴隶可能都是一个潜藏的暴君,可能中国人确实并不是天生都喜欢这个,但后天的因素塑造了他的这种文化人格。所以尽管在理论上讲,制度和文化是有着这样的区别,但这两者在现实中,是无法像理论中那样截然分开的,因为制度本身就塑造着文化,文化同样反过来也影响着制度,中国的古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说的无非也就是这个道理。
 
比起文化和制度的异同,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人性在整体上无论对于东方人或者西方人来说,都是没有区别的,就像这世上绝大多数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比起文化或者制度来说这是更加根本的东西,我们把这种“天生”的东西称为“人性”,而把后天所形成的东西称为“性格”。人天生都是趋利避害的,如果一个社会中,蛮横和狡诈可使人获利,那么这个社会中的多数人,通常就会形成与此相应的性格,这种性格就是后天所形成的,而当多数人都形成了这样的性格,你不能否认,这就形成了这个社会的文化。那么,与趋利避害的人性相对应,利他或者说道德性相对来说就是更复杂的部分,我们很难说它是人性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不把道德理解为某种理论上的东西,因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人的道德性更大可能是人在形成社会的过程中,因需要相互协作而形成的某一套规范,因人需要相互协作才能满足生存这个最基本的“利”,人们经常说小孩子不懂事,指的就是他不懂这一套规范,而对其的教育,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规范的过程,但这种规范说到底还是服从于人性即趋利避害的,当这种规范本身无法导向这种人性上的趋利的要求,你就很难使社会中的人服从于这些规范,正如你光凭道德说教是无法说服每个人不闯红灯一样,只有当某种制度使这种规范本身可以导向更大的、更长远的利,人才能在整体上趋向于服从于规范,此时,这个社会中的人在整体上就表现出某种道德性,同样这种道德性在现实中并不是一种理想状态下,人完全自由的价值选择,它同样受到制度的影响。
 
如果说人性是人在价值偏好上的“天生”的东西,那么人在智识上,同样也有这种天生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逻辑。赵高为什么要指鹿为马?因为一个东西要么是鹿,要么是马,它不能既是鹿又是马,因为这违反了矛盾律,一个东西可能是鹿也可能是马,但如果一个东西它既是鹿又是马,这肯定是错的,这无论对于东方人或者西方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所以与人性与性格这两个概念一样,我们把“天生”的东西称为逻辑,而把后天获取的东西称为“经验”,通过逻辑,我们可以无需对这个东西的任何经验,就可以判定一个违反逻辑规律的东西肯定是错的,就如“一个东西它既是鹿又是马”这个错误的判断一样,但什么对的,比如什么是马,什么是鹿,就只能通过经验去获取。有人可能会觉得,难道有人会不知道“一个东西既是鹿又是马”肯定是错的吗?这还倒真不见得,就如一个资产万亿的人却是一个号称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导一样,他既是一个资产万亿的人又是无产阶级。我们把与经验事实不符合的东西称为错误的,比如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而把逻辑(语义)上矛盾的东西称为荒谬的,比如黑的白,方的圆,民主专政诸如此类。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不可能经验所有的事实;而荒谬则是人为制造并且可以避免的,正如我们知道“一个东西既是鹿又是马”是错的实际上并不需要任何对这个东西的经验,我们“天生”就知道它是错误的,明知错误而故犯,这就是故意和荒谬。
 
人性总是趋利避害的,人总是追逐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所以人和人之间总是处于一种利害冲突之中。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文化,总有一些价值是共通的,就如没有一种文化会认为损人利己是正当的,哪怕一个人做出了这种行为,他在内心深处肯定也知道这是不对的;又如不管什么样的文化,起码总会有对公平的追求,尽管不同的文化对公平的认识可能不一样。这就是说,哪怕是在一个不道德的社会中,人对于某些基本的道德价值的认识,和一个相对道德性较高的社会相比,也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人可能不讲道德或者不遵守道德,但就算是不讲道德的人他在内心深处也是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一个损人利己的人,他总是损害别人来为自己谋利,但他肯定不愿意他人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所以损人利己这条原则在逻辑上是无法保证一贯性的,所以道德原则的一条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逻辑上的不矛盾即一贯性,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产生上述的现象,就是因为上一段所讲,无论是什么文化的人,只要是人,人在智识上的逻辑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离开了人性和智识上的共性,而讨论什么性格和经验的差异,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无论什么样的性格,都无法使人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人,否则人就成神了;就如无论什么样的经验的差异,当你说出某种东西是一块方的圆,这都是让人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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