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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 什么是我们的传统? (阅读690次)




 
中国历史的集权的趋势包含着两个方面,第一,是在人的层面,权力往君主的方向集中;第二,是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层面,权力不断地往中央的方向集中。这两个趋势分别形成了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它们融合在一起就是“大一统”这个观念。如果说,在君主专制这个层面还存在着反复和争议的话,那么后一个趋势,是再显而易见不过的。
 
如果从周代开始算起,周族在最初消灭东方的商族的时候,它仍然面对的是东方大片未征服的地区,在这片广阔的地区里分布的是大大小小的地方部族,而他采取的是一种封建和武装殖民的方式来建立统治,此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一种封建关系,即通过封邦建国来拱卫中央的周王室,周王室通过封建亲戚和功臣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周王室相对于这些地方诸侯,只是享有名义上的或者说宗法伦理上的天下共主的地位,而实际上,在这些诸侯国之内,诸侯享有完全的主权。当然这不是说周代它不想建立秦代这样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而是受制于各种客观的条件比如经济和技术因素,它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它建立这样的帝国,在这种贵族政治之下,贵族是凭借先天的血缘因素获取地位的,他具有天然的独立和离心的倾向,而建立秦代这样的大帝国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要用由君主任命的官僚体系来取代贵族政治。周秦之变在政制上的改变,说到底无非就是这种改变。
 
官僚统治的建立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为是一种政治上的技术,而这种技术的成熟是需要漫长的时间的。在贵族政治之下,它通过层层分封的体制组织起社会,在封君和封臣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要么是父子亲戚,要么是师友,封建关系它是一种牢固的组织关系,因为它建立在紧密的私人关系的基础上,包含着许许多多亲密和微妙的情感因素在里面,并且他们是一种长久和稳定的关系,不是一锤子买卖,所以相互之间完全撕破脸和没有底线的概率相对来说是较低的。而官僚政治则完全不同,一个官僚到某地任职,他是由君主所任命的,并且任期短暂,说不定明天他就去了另一个地方,不仅君主和官僚,官僚和百姓之间都是非亲非故,而当封建关系被打破,它所形成的一盘散沙的社会是无法通过官僚政治进行有效的组织,法家它试图通过强权和暴力对社会进行组织和动员,显然它无法长久,秦帝国的迅速毁灭正是昭示了这一点,但地方的平民百姓它必然要有所依附,当官僚无法有效的组织起社会,平民们自然依附于地方上的某些势力,这就慢慢地形成了地方上的豪强势力,这就是秦汉之际的地方豪强。此时,地方上的官僚他到某地任职,就必须要获取地方上的这些豪强势力的支持,这对中央集权是一种削弱,并且最初的地方官僚他几乎就等同于一个土皇帝,当他们和本地的豪强势力结合,中央就更加无法控制,正如东汉末年的那些州牧他几乎就等同于一个割据势力,所以此时的官僚政治是处于一种草创的很不成熟的时期。
 
如果说豪强还只是一种难以受中央控制的某种单纯的地方利益的代表,那么当豪强与文化结合,这就形成了门阀士族,这种门阀士族不仅和中央与皇权构成利益上的冲突,他更掌握了意识形态上的主导权,他能时不时对皇帝在道德或者法理上进行指手画脚,所以这种势力对皇权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制约,并且在很多时间能迫使皇权成为他们的利益代表,就如曹丕用九品中正制为筹码来换取士族对其代汉的支持,这是中古的门阀士族政治。君主不依靠血缘关系的父子亲戚来统治,就必须要依靠官僚来统治,那么官僚他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才能,而在知识传播受限的古代社会,当知识被某些世家大族所垄断,那么同时也就意味统治权被这些家族所垄断,这种门阀士族政治可以看作是一种贵族政治的回潮,同时也是受制于客观的历史条件而无法避免的。此时的皇帝甚至时不时成为一种略显滑稽的角色,如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开国之君本应是威势和权力最大的君主,但他在臣民的心中是什么样子呢?他志得意满地问他一个器重的大臣,说:我可与汉代的哪一个皇帝相比?本想得到臣下的一番恭维,谁知道大臣说:你也就和桓帝灵帝差不多。而桓灵都可称是亡国之君,作为开国之君的司马炎自然心有不服,说:虽然我德行比不上古代的圣人,但我也懂得克制自己,况且我平定了东吴,统一天下,你竟然把我比作昏君?谁知道大臣毫不掩饰,说:桓灵卖官,钱还入国库,你卖官钱入自己腰包,照这么说,陛下你还不如他们呢。司马炎只好自嘲道:桓灵时没有这么耿直的大臣,而我有,这说明我还是比他们好一点的嘛。真是滑稽,由于朝代频繁更迭,而禅让制又使统治集团的长期固化,这形成了贵族化的官僚,皇帝原本不过就是士族中的一员,你现在侥幸得了皇位,过去大家也只不过是同朝为臣,所以此时的皇帝没有什么绝对的威势,如果说西晋的皇帝还有能力扶持宗室的力量,而最后导致了八王之乱,那么到了门阀士族的顶峰——东晋,皇帝连扶持宗室的力量都没有了,以至于东晋的开国皇帝登基的时候,要拉王导一起接受朝拜,这就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王还在马前,可见琅琊王氏在当时的影响。如果说贵族政治,君主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共主,贵族是独立于君主的话,那么门阀士族政治,可以说是一种君主和士族共治天下的社会,只不过这两种力量处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之中。而此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尽管和封建制之下地方完全独立于中央不同,此时地方是附属于中央之下的,但中央也并不能完全有效地控制地方,地方的官僚拥有巨大的权力和依附群体,就如东晋的许多篡位或者试图篡位者他们都是从地方而起,如王敦、桓温、刘裕这些人。
 
所以如果中央和皇帝要进行进一步的集权,就必须要打破门阀士族对统治权的垄断,而所谓的科举制度,即不论出身而通过考试,通过一个人的知识能力的竞争来选官就可以看作是君主试图打破这种垄断一种重要的手段,但知识的传播要依赖于各种客观的技术条件的成熟比如印刷术,这同样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可以说直到宋代才逐渐趋向成熟和稳定。而世家大族在安史之乱和唐末的战争中可以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唐代隋与唐宋之变不同,唐代隋只不过就是关陇势力换了一个家族代表,统治阶层几乎原封不动,而宋代的建立可以说是一次完全的洗牌,赵匡胤是凭借武将的势力建立起统治的,此时社会中早已不存在什么世家大族,当认识到武将的坐大会导致频繁的政权更迭和不稳定的时候,此时皇帝就只能依靠文人的统治,而通过科举制来选取没有势力和地方根基的文人来进行统治,这就形成了一种文彦博所言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此时中国由门阀士族政治进入到了平民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时期,如果说贵族政治和平民政治是古代和近代分野的话,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进入到了近代或者说近古。
 
在宋代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宋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地方官,所有所谓地方官都是以中央某官的名义来暂且管理地方,他们严格的说都是中央的官员,此时可以说是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发展到一个成熟的时期,中央控制地方的能力已经十分稳定并且牢固,所以从宋代之后,几乎看不到地方的官僚势力作乱推翻中央政权的情况,以中央官的名义管理地方,一直到后来的巡抚、总督这样的地方长官,他们严格地说都是以中央的部院长官的名义来统领地方,元代的行中书省也是同样的性质。这种由上至下的控制,而不是如封建制这样的上下互动基础之上所发展出来的自然组织,导致这种组织关系对社会的组织能力极其微弱,所以一旦在上的中央被击破,社会就如丧失了大脑一样而进入到了一种一盘散沙的形势之下,这也是为什么在此之后,汉人王朝数次整体性地亡于异族之手。
 
接下来就重点说说这段近代或者说近古的历史,因为如果说文明延续或者说中国特色,我们延续的当然是离我们最近的东西,毕竟贵族或者类贵族政治是离我们太遥远的东西。在宋代和明代,曾发生过两次类似的事件,就是对不是以皇帝亲子的身份来继承大统的皇帝,他该认谁为爹的朝堂大争论,即宋代的濮议和明代的大礼议。这两件事说到底就是大臣一定要让皇帝不认自己的亲爹,而认不是亲爹的老皇帝为爹,这在今天看来确实很无理,父母是可以随便更换的吗?如果说,宋英宗在继承皇位之前就是以仁宗养子的身份生活于宫中,并在继位之前就被立为了皇子,他是以皇子的名义继承的皇位,此时他要认他的养父仁宗皇帝为爹在情理上还有点说的通的话,那么更过分的是:明朝的嘉靖皇帝是在武宗皇帝的遗诏下,以兄终弟及的名义而不是以皇太子的名义从外藩来继承皇位的,并且嘉靖皇帝是他父亲的独子,此时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文官势力,使出各种手段,要皇帝自绝其宗,来继承孝宗皇帝的宗祧,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无疑都是奇耻大辱,皇帝就更不能接受,如果皇帝一旦接受,则意味着他父亲这一脉的绝嗣。
 
文官以儒家的礼为武器,因为只有一个人的兄弟或者父亲是皇帝,这样的皇位的继承才有合法性(合礼性),即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否则就是皇位不正,如果连皇位都不正,那么在皇权中心的王朝之中,何以正天下?这是说的通的。但在礼法之外的情理之中,这就很难让人接受,一个人要自绝其宗,认别人为爹,并让自己的亲生父母在自己脚下称臣,这又极不合正常的人伦之情,在宋代之后的理学兴起,“存天理,灭人欲”导致的那种道德狂热,促使这些文官前仆后继地维护所谓的道统。如果说宋英宗还获取了宰相的支持,那么嘉靖皇帝则几乎遭到了举朝反对,嘉靖皇帝甚至向辅臣行贿以求取通融,但遭到严辞拒绝,这些人并以辞职相威胁,他通过强行下旨的方式试图达成自己的意志,但全被杨廷和封还御批。这两场争端最终的结果是,宋英宗在宰相的支持之下,通过皇太后说是醉酒之下的一个误批,勉强达成了意愿,但其父也只是称皇而并非皇帝,由于他在位时间过短,此事最终不了了之,其父最终仍然只是称“王”,也就是草草了事,他短暂的皇帝生涯也几乎全部耗费在了这一件事上。而嘉靖皇帝争取了朝廷中一些边缘势力比如张璁这些人的支持,经过几十年的“奋斗”,辅之于皇权的大棒,终于压服了群臣并且完全达成了意愿,以其父追尊庙号,神主入附太庙为事件收尾,他也成为了明朝中后期少数几个独秉朝纲的强权皇帝。
 
可见在这种所谓的礼法之争的表面之下,其实质有很大的成分就是皇帝和大臣之间的权力斗争,如果此时皇帝低了头、服了软,那么其皇帝生涯也就很难再抬起头,这就是为什么双方剑拔弩张,谁也不肯轻易做丝毫的让步、非要达成自己目的的原因所在。但从另一个方面讲,我们又很难说这些文臣对儒教这种道统或者说礼法的信仰,是完全不真诚的,纯粹是出自权力的欲望,因为这无法解释这种举朝反对、拼死抗争的意志,所以说,这两种因素都不能完全否认,它们结合在一起,导致事件发生的表象。
 
这是对着两个事件的简单的描述,我们可以窥见所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拿这两个事件和清末慈禧立光绪和宣统的事件做一个对比,在清末的立嗣问题上,大臣几乎完全就没有任何置喙和参与谈论的资格,强迫皇帝改换父母或者反对皇帝更换父母就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连讨论的资格都没有,完全就是慈禧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慈禧实际上是皇权的代表,也就是说此时,可以说儒教的所谓道统已经对皇权完全失去了制约。同样如明朝的万历皇帝想立福王,争斗了几十年仍然无法达成意愿最终赌气不上朝,而清代的所谓密匣立储完全就没有了任何制度,全凭皇帝个人的喜好,皇帝说是谁就是谁,这又说到了制度,比如宋明的皇帝想达成自身的意志,他必须首先把议题付诸于朝廷公开的讨论以获取支持,皇帝所下旨意必须要经过宰相或者阁臣的同意才能发出,这都是制度所在,尽管它可能不是非常稳定和牢靠,但你不能说它没有制度,这和清代的密匣立储这种完全没有任何制度可言的东西,是存在本质的区别的,所以说儒教在清代兴盛或者汉人通过儒教同化了满清统治者,这完全就是胡说八道。这也是为什么开头说,如果说地方向中央集权这个趋势是显而易见的话,而如果说君主专制是一种趋势或者说是一个传统的话,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上去看,不能说完全不对,至少是存在着争议和可以讨论的余地的,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的是:无论在贵族政治、门阀政治或者士大夫政治之下,君主都是和某个社会上的利益群体进行共治而不是独治,而在清代,这种所谓的君主专制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跃进或者说质的变化,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继承了所谓的中国的特色或者传统,那么继承的究竟是哪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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