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诗人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 三十二 究竟什么是同化? (阅读700次)




 
一个民族的服饰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能体现出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它往往对应着这个民族内在的精神特质,在历史的早期,一种民族服饰的形成它可能主要和这个民族的生活与生存环境有关。所以说到同化,可能没有什么能比改变一个民族的服饰和审美趣味更加深刻了,因为改变这种东西,很可能就意味着每个人最切身的生存和生活的方式的改变。就如中国传统的汉服,宽袍大袖、高冠嵯峨、缨带飘飘,你不可能让一个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穿着这样的服饰,哪怕它再优美。而一旦一个民族接受了这种服饰和审美趣味,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的方式的改变,就如那些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当他们穿上汉服的那天起,同时也意味着那种马背上的生活的结束,而一旦生活和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那么这个民族的精神特质也会随着这种变化发生相应的改变。服饰不仅体现着人的一种审美趣味,它更是对人的心理和精神的一种暗示,它会让人的心理和精神往这种服饰所象征的某种审美和价值上的趣味上发展,就如一个人打篮球要穿特定的球衣,甚至某个特定球星或者球队的球衣,而一旦穿上了这种服装,人就会精神百倍,仿佛自己真成了某个篮球明星,这就是服饰对人的暗示作用。
 
所以说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同化能力,最简单的、最直观的,看它的服饰的发展即可。如果说现代的西装,它简洁、干练、甚至还有点刻板,它正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精神特质的外在表现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汉服,显然和这些东西不沾边,当一个人穿着这样的服饰,端坐时展现着庄重和肃穆,而行走时,则流动着洒脱和飘逸,正如中国的古人自称华夏,华通花,而夏意味着高雅,这个族名本身就说明这个民族原本是一个崇尚华美和高雅的民族,正如这个民族在服饰上的审美趣味一样。
 
这种华美的服饰,它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透着一种仪式感,没错,它自然而然就和礼仪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了一起,产生这些东西的基本条件,我想基本上有两个:一个是相对优越和富足的生活环境;第二个,就是一个稳定的交际圈子,如果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则很难想象可以产生这样一种充满仪式感的生活。所以这对应着中国的农业文明的稳定的生活圈子和适合农业文明发展的环境特征,就相对容易理解,这就产生了一个自称“礼仪之邦”的民族,并以这种充满仪式感的高度文明的生活,在那个征服华夏土地的殖民过程中,由于周遭充斥着野蛮人,逐渐产生了“华夷之分”的优越感,可能最早的所谓的同化,就是在这个征服和殖民过程中产生的,原本的许多土著的民族,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这种高度发展的文明同化而融入到了华夏这个民族之中。
 
所谓的汉服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的变化的,这种变化的历史这里无力说清,但哪怕是门外汉,我们只要简单的对比下汉代的服装和满清的服装,这种触目惊心的差别,一定是一目了然的?我不知道清代的人对他们所穿着的服饰是怎么看的,但我确实是难以想象有人能在这样的服饰上发现一种美感。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汉服中的一个最典型的特点可能就是男人头上高高耸立的束发的冠,所谓怒发冲冠,《史记》记载送别荆轲的那种悲壮和豪迈的场景,就写道: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这种高冠嵯峨,它可以说就是一种雄性特征的体现,这种审美的趣味可能就象征着这个民族在最初的一种雄健、刚强和高度自尊的民族精神,把这种高高耸立、指向苍天的冠削去,而在男性的脑袋后面扎上一根小辫子,这可以想象,对于当时的人是一种何等的羞辱?而在这种羞辱中苟活下来的人,他们的精神中除了屈服还能留下些什么呢?清末的诗人龚自珍在诗中感叹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问题是,在这样的羞辱和对尊严的践踏之下,什么样的人才还能降下来或者生存下去?
 
我们如今许多人以所谓的华夏文明的同化能力为骄傲,并自诩文明的延续不断,而服饰上的改变在上面说了可以说是一种最深刻的改变之一,而如汉服的这种改变已经不能说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而近乎于一种断裂和巨变,那么这就不能不让人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这种所谓的同化究竟所指为何?难道这样的一种民族面貌,还配得上华夏这样崇高的族名吗?如果连这些问题都没有弄清楚,还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在时时鼓噪,这难道不让人觉得有点荒谬?正如一个由拖着猪尾巴一样的辫子的奴才所组成国家却时时要以“天朝上国”自居。
 
有一种最流行的说法是,尽管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但异族的统治者接受了孔孟之教,接受了儒家的教化,科举取士,实行了儒家思想的统治等等,所以是我们的文明同化了他们。先不说其他的,但科举肯定和儒家思想无关,尽管它考的是儒家的经典,儒家讲究的是熟人圈子中的乡举里选,因为儒家讲的是德治,只有在实际生活中相互了解的人之间,你才能知道一个人的道德品行或者贤不贤能,它看的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实际的威望和口碑,这和现代的所谓议员选举的道理是一样的,你必须要在你的选区中和你的选民打交道,怎么可能是通过一场考试来选取代表呢?考试只能考出一个人的知识能力,它怎么能考出人的道德水平、贤不贤能?与科举相比,汉魏晋的举孝廉和九品中正制就更接近儒家的取士理念,而通过一刀切的考试,这种竟智和争力完全是一个性质,是典型的法家理念。这且不细谈,其中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儒教如果是一种道德说教,那么它对于统治者来说就是一种约束,难道约束对于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吗?如果光凭道德说教就能教化统治者还是异族的征服者,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光凭道德说教说服每个人不闯红灯?显然不能。所以真正吸引征服者的其实并不是儒教那一套,而恰恰是“法里”即专断的权力,这也是为什么科举可以长盛不衰一直绵延到清末,道德它永远没有权力具有吸引力,这是人性使然,在原始民族中,部落首领往往不具有绝对权力,而中国文明所发展出的高度集权的皇位的那种至尊的地位,这才是对这些游牧民族们最具吸引力的东西,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每一次所谓的同化,一个是儒表就会削弱而法里就会加强,另一个就是在这种所谓的同化之初,这些异族的统治阶层特别是首领和其原本的家族成员或者同盟者之间会出现剧烈的权力斗争,因为首领的集权必然触犯到原本统治阶层的利益,满清可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所以所谓的同化对于我们普遍的平民百姓这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每一次所谓的同化,无非就是奴隶的位置更加稳固而已。
 
所以在这里,我们搞清楚了一点,所谓的中国文明的同化能力,其实不过就是权力的巨大的吸引力使然,这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中国的文明发展出了一整套稳定的、特别适合皇帝集权的制度,不像那些草原民族的首领一样,权力不统一,朝不保夕,时时可能被其他首领甚至手下攻击而身首异处。这和我们的文明的某种道德上的优势可能也有关,但并不是最主要的,正如所谓“儒表法里”,儒是表,法才是里。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站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