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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 有制度的等级社会与无制度的等级社会 (阅读160次)




 
如果我们把封建制称为一种等级社会的制度化,那么秦制就可以说是一种无制度的等级社会。这里所谓的制度是指一种客观化的、不依赖于个人的主观喜好而改变的一套标准,因为如果某种制度的标准是随个人的主观喜好而改变的,这就等于没有制度、没有标准。在这个狭义的意义上,比如嫡长子继承制就可以说是一种制度,而帝制下的选贤任能就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因为在一个权力不对等的社会中,贤与能根本就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如果贤与能是由皇帝的个人喜好所决定的,这就是说:皇帝的个人喜好就是标准,这也就等于说没有标准。那么民主制也是一种依赖于人的主观喜好的制度,只不过它依赖的不是个人的主观喜好,而是所谓“大多数人”的主观喜好,但“大多数人”的主观喜好它仍然是一种主观喜好,所以民主制只能产生意见,而不能产生真理,这也是相同的道理。如果说最好的制度是一种建立在一个真理性的标准之上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民主制就不是一种好制度,就如苏格拉底就是死于古希腊的民主制之下,柏拉图反对民主制而构想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可能就是出于这种原因,也就是说:一种制度它不能建立在主观和多变的意见的基础之上,但他天真地认为,这种真理是掌握在哲学家的手上,于是他设想了一个“哲学王”的国度。只要多数人同意就可以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这种民主制就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或者说“群众的暴政”,它和皇帝的暴政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相反可能更坏,因为个人相比于群体,是有一个人格存在的,也就是说是需要担责的。同样,这样的民主制它严格地说也不能算是一种制度,那么现代的民主制它是不是一种制度?现代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宪政制度而不是民主制,宪政的根本是保障自由权,而民主制是服务于这个目的的,也就是说民主制同样是要受到宪政的约束的,这是它和古希腊的民主制的根本区别所在。而宪政制度就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是对自由权的保障,它不是因为个人或者多数人喜欢或者不喜欢,你就可以赐予或者剥夺另外一个人的自由,所以宪政制度和封建制度一样,它就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就如在严格的宗法制度之下,不是说嫡长子是个白痴或者坏蛋,你就可以剥夺他的继承权。
 
一种制度和另外一种制度孰好孰坏,与有制度和无制度孰好孰坏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周制之下,一个人是因贵而官,而在秦制之下,一个人则是因官而贵;在周制之下,一个人的贵贱是由其先天的出身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他因贵而具有的权力(官)不是这个社会中的他人所后天赋予的,同样也不能由社会中的他人所后天剥夺,某某因为是君主的嫡长子而成为其继承人,君主不能决定某某是或者不是自己的嫡长子,因为某某是或者不是君主的嫡长子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所以这个继承者因其先天的因素而成为继承人,是独立于君主的意志的,而秦制则不同,在秦制之下,一个人显贵是因为他当了官,而他是不是官,官做到多大,并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其出身之类的先天因素所决定的(这里只讨论一种理想的情况),而是因为君主喜不喜欢他,认不认可他,这造成了一种依附性,如果说远一点,权力本位或者说唯上主义和这种关系就密不可分。贵,无非指的就是一种独立性,贵就是因这种独立性而带来的自主性(主宰性)即主人的含义,完全的独立性就是最尊贵,古代君主称孤、寡被解释为是一种谦称,其实不尽然,孤寡都有孤独一人的意思,他的位置完全超然而独立,就必然是孤独的,因贵而称孤,现代所强调的所谓的人的尊严无非也是指这种独立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秦制下的因官而贵,这种贵显然不能称贵,贵必须是先天的而不能是后天的,再显贵的奴才他说到底也是奴才而不是主人,这就是为什么说:天赋人权,这个概念并不是在讲述某种空泛的理想,而只是陈述某个事实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这就是说:人如果确实是有尊严的,就只能是天赋的,否则就没有尊严可言。正如某些外国人在中国享受的超国民的待遇,其实这不过就是正常的人的待遇,而这种正常的人的待遇却成为了所谓超国民的待遇,这是因为国民的待遇低于这种正常的人的待遇,而不是说这种待遇是一种特权因而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能享受这些待遇,无非就是因为他们是独立于这个政权之外而不完全依附于它而受其控制的,而依附性的物就是奴才,而这些奴才对这种人的待遇却恨得咬牙切齿。
 
所以如果说周制是由一个个不同等级的主人所组成的社会,那么秦制则是一种全面的卑贱化的过程,当一个人除了君主之外就无所依附,没有了任何选择性的时候,这种完全的依附性就是奴才。而秦制就是由受君主宠幸的奴才与不受君主宠幸的奴才所组成的社会,君主委托自身宠幸的奴才去统治那些不受其宠幸的奴才。当人的独立性遭到侵犯而处于一种依附与从属的位置的时候,这会造成一种根本的羞耻和耻辱感,而为了缓解这种耻辱,除了自欺(为这种受虐寻找快感),这些奴才往往就会把这种耻辱和痛苦施加于比他低级的奴才即那些不受君主宠幸的奴才的身上来换取心理平衡,所以奴才往往最盛气凌人,得志便猖狂。奴才也是最暴虐的,他们最喜欢的是群起而攻之,当奴才的奴性得到了满足,他就会俯首帖耳,比如当权势者用权势压制和震慑他们的时候,此时他就是个受虐狂。而当他们的奴性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变得极端地暴虐和张狂,此时他们就成为了施虐狂,就如他们对待其他的奴才或者某些不能在威势和地位上使之屈服的人。奴才的奴性必须要得到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渴望某种强硬和“伟大”的君主,因为你只有通过这种威势和强硬使其在人格上屈服,才能满足他的奴性,才能使他“心安理得”地做他的奴才。这种威势和强硬既是他的奴性得以满足的条件,又是他人格的依附对象,并借之以施虐于他人的想象工具。可以说奴性本身也是人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种集权体制他所利用的正是人性中的这部分。
 
以上所提及的这种周制和秦制的对比是两者之间区分的很少的一部分,但也可以说是比较根本的一部分,即在某种理想的状态之下这两者对人的精神或者现实身份上的贵贱所造成的影响,所有具体的制度的区分它最终所造成的影响无非也是落在对人造成的影响上。而在实际的历史演进的过程之中,这两者仍旧是相互渗透的,在不同的朝代,这种渗透的程度和比重也有着不同的区别,但从总体的方向上去看,秦制是一步步得到强化,而完全的秦制就是一种完全的奴化。周制和秦制的区分主要就如上面所说,即有制度的等级社会和无制度的等级社会的区分,那么这种有制度和无制度它为什么能对人造成这样的影响?
 
制度就是一套客观化的、不随人的主观喜好而改变的标准,在理想的状态下,比如某某是嫡长子,哪怕君主个人再不喜欢他,他也只能以他为继承人;又如哪怕某某是个十恶不赦的人,哪怕你再不喜欢他,你也不能通过逼供的方式逼迫他认罪,而必须先申明:你有权保持沉默。从这些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种客观化的制度,是人据此以保护自身的某种独立性的保障,即一个人有权保持自身的领地而不因他人的个人意志和喜好所影响的权力,所以制度是专制君主的天敌,它是一种底线划定了权力的任意性所能触及的最大范围,这就是为什么随着君权的崛起必然伴随的就是礼崩乐坏即制度的破坏,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制度所保障的主人是有区分的,比如宗法制之下,它保障了嫡长子的权力即大宗的权力,这在大宗和小宗之间就造成了一种不平等;而宪政制度则保障了所有公民的权力,它相比于其他制度可能更能保障所有公民之间的平等。但无论是什么制度,只要是制度,它总是能保障某一部分人的独立地位即主人的权力,而如果是无制度,则所有人的独立位置都无法得到保障,如果一个社会有着不同的主人,则意味着博弈和选择性,这种博弈和选择性所产生的规则有可能导向一个趋向公平的方向,而如果是一种无制度的状态,当所有人的独立位置都无法得到保障,这也意味着这种博弈和选择性的丧失,它所导致的只能是暴力革命和治乱循环,这是一种零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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