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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 儒法合流 (阅读398次)




 
被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给刘邦制定一套君臣礼仪,刘邦在“享受”了这套礼仪之后,感慨道: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那么这话反过来也可以说,刘邦在此之前,他并没有感受到做皇帝的尊贵,或者说,他在此之前,也没有看到过哪个君主享有过这样的尊贵,那这种尊贵究竟是什么呢?
 
司马迁评价叔孙通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这大概是说:叔孙通是一个识时务,与时俱进的人。这话也可以理解为:叔孙通为刘邦所制定的这套“儒家”的礼仪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产物,它不是传统的儒家礼仪。这可以在叔孙通制礼的另一个事件中得到印证,他曾请鲁地的儒生帮助他制定礼仪,其中有两个儒生说:我们实在受不了你的所作所为,不要用你的无知侮辱我们,你赶紧离开吧。叔孙通于是嘲笑他们为腐儒,不知变通。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叔孙通的这套所谓儒家礼仪,不能说和儒家毫无关系,但它至少是一种变化的产物。此人曾在秦廷为官,可以肯定的是,这套礼仪应该是一种法家化的礼仪,那么刘邦所谓的尊贵其实就是指这套礼仪所强调的君尊臣卑给他带来的一种体会。
 
叔孙通可以说是儒法合流的一个代表人物,在此之前还有荀子这样的人。但荀子还讲:从道不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这应该是还保留了古儒的某些原则性,即君臣是以道而合,以道进退的。在古儒那里并没有君对臣绝对的支配,因为封建关系是一种双向的关系,所谓君君,臣臣,这在孟子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孟子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绝对的君尊臣卑恰恰是一种法家的思想,三纲就是韩非所提出的,而上节所提到的那个黄老学者所说的: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作为同源的法和道,君对臣的绝对支配正是这两者学说的产物,这种观念可能就体现在了秦法或者秦廷的礼仪之中。那么刘邦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这可以说他之前并没有体会到这种尊贵,但是,如果他以前见识过这种尊贵,即使不是自己享有的,他也应该不会感到如此的惊奇,这就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中,这种上对下的绝对的支配并不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或者说并不是一种社会共识。黄仁卿所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法,所以后世不肯变。这也正好说明:君尊臣卑是一种“秦法”,即法家的观念产物。
 
所以儒法合流首先是一种儒的法家化,否则如果是孟子这样的人在汉帝国中他怎么可能能获得君主的采用呢?到了董仲舒这位汉儒这里,就直接把韩非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化为三纲五常中的三纲。到这里,从道不从君不存在了(至少在官方和主流的话语中),也就是说,在人世间再没有比君更高的东西,君对臣也不存在任何义务,只有臣对君的绝对服从,那么如果是这样,君不君怎么办呢?于是他炮制了一个天人感应的理论,也就是把君主的负责对象推向了虚无缥缈的天,用天来吓唬君主,当然不能说这种理论对君主的约束完全没有任何作用,毕竟对自然的怯魅是在近代才大行其道,后人也应该体会并同情他的无奈,但如果人世间的君主他的负责对象是一种超验的物,那么在经验的人世间,就再也没有什么能有效地约束君主。这导致“子不语怪力乱神”,非常现实的儒家学说又逐渐地玄虚化,包括后来的五德说、谶纬说的盛行,都是这种逻辑的产物。
 
到这里,大致可以看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尊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儒术,独尊儒术其实就是独尊君主,而他所要罢黜的百家,其中最重要的一家可能就是先秦的儒家。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汉宣帝告诫他“柔仁好儒”的儿子:“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这大致就是儒在有汉一代的君主的心中实际的位置,汉代酷吏盛行,直到东汉末年还发生著名的“党锢之祸”,在有汉一代的儒吏之争中,吏仍然是在大多数时间占据着上风。独尊儒术尊的是一种法家化的儒,即用儒这样一套学说把法家的那套制度道德化也就是意识形态化,三纲既是一种法又是一种道德和伦理教条,用礼使法道德化,用法使礼强制化,这套东西起始于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完成于魏晋时期的“以礼入法”,由此形成了绵延2000年的独特的礼法制度。它既是法律又是道德,既是道德又是法律,道德和法律不分,就是这种儒法合流的产物。
 
从汉初的黄老之术到之后的“独尊儒术”,这就形成之后的帝国的两种主要思想的源流,即道儒与法儒,在上者的代表就是法儒即有为之儒诸如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人,而在下者在遭受法儒的压迫之时,就以清净无为自欺,这就形成了道儒或者说犬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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