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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 儒道互补 (阅读743次)



二十五 儒道互补

 
“佛老之于申韩,犹鼙鼓之相应也”。这是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的,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就是说,你上面搞的是申不害、韩非这套严刑酷法,下面的人就只能在佛、道这种虚玄的东西中自欺欺人,用现代的一个概念去描述就是:犬儒主义。
 
犬儒主义原本是一个中性的词,至少是不带有贬义的。有一个故事发生在亚历山大和第欧根尼之间,说亚历山大去看望这位学者,问其需要什么,第欧根尼说:请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感慨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那么我愿意做第欧根尼。这名犬儒的创始人是不是有点李白的风采呢?李白作诗:“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就是酒中仙”,并借以狂士之风,借机令唐玄宗的宠宦高力士为其脱靴,所以他带有一种强烈的洒脱、放荡、藐视权贵的意味在里面,可以说犬儒主义的玩世不恭原本是带有一种批判性在里面的。
 
那么犬儒主义这个概念在现代和它原本的含义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这就是说,如果上面搞的是申不害、韩非这套,那么你的佛老只不过就是一种自欺欺人,对于申不害、韩非们他们可以佛老,但对于被申不害、韩非们所压制的人,你们有什么资格佛老呢?一个人对某件事或者某种他人施加于他身上的影响他有权利有为但他选择了无为这体现了他的自由,一个奴隶说自己清净无为、随性自然、什么都无所谓,这不是搞笑吗?这就是阿Q。第欧根尼的犬儒带着一种对权贵的蔑视,李白则更多了一种主动的攻击性,那么现代的犬儒则是一种苟且、懦弱的自欺欺人。正因为这种犬儒的实质是一种掩盖自身羞耻的自欺欺人,所以他的攻击对象不是申不害、韩非这些施暴者,而是和他不一样、不犬儒的人,因为你一旦不犬儒就如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他的羞耻,破坏了他自欺的心理防线,这时候他就不犬儒了、不随性自然了,进而对你进行攻击。所以这种人,他本身是被剥夺者,但他同时又是施暴者,这种上申韩、下犬儒就构成了一种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
 
身处现代这样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当读到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些历史人物的记载,他们的言行时常让人感到难以理解,这种难以理解就如在上面提到过的:在对人的理解上产生了某种阻碍和困境,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很难在情感或者理智上理解当时的人的所思、所想与所关切的。比如《史记·刺客列传》记载的田光,仅仅因为太子丹说了一句:国家大事,请先生务必留意保密。田光就认为这是对他人格和品行的质疑,他说一个人行事却让人产生怀疑,这不算有节操、重义的人,为了明志、同时也为了激励荆轲的决心,决然自刎。又如伍子胥逃亡时所遇到的渔夫,伍子胥逃亡被渔夫所救,以白金之剑相赠以为答谢,渔夫说:你的头值千金,我救你难道是为了图你的报答吗?伍子胥又叮嘱渔夫要掩藏行踪,实际上这是伍子胥不相信他,这冒犯了这位渔夫的尊严,于是待伍子胥走出几步之后,渔夫便在江中沉船自尽。这样类似的记载有不少,它是真是假不知道,夸大之处肯定是有的,因为这实在有违常情,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执笔者之所以写这样的人物、传颂这样的故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所推崇的某种价值观念,当时的人们信奉什么、推崇什么,这些人有某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决绝、坚毅、有着强烈的自尊意识等等,这是对后世那种蝇营狗苟的犬儒的一种巨大的嘲讽,我们身处如今这样的时代,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渔夫会具有这样的品质?这些人的行为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人这么容易就自杀的话,那自杀率得有多高,有多少人配活着?现在当然不能推崇这样的行为,但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为什么在人类的某些历史时期,人会表现出这样的精神面貌?就如这种自尊的精神,在任何时代,在人类的价值序列上,都应该处在那些最高的位置之中。
 
秦帝国迅速地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但它留下了秦制,所谓汉承秦制,汉代在政制和法律上继承了秦帝国,但它面对的就是上节所说的这样的人民,刘邦也是靠这样的人夺得的天下,任侠之风盛行、六国余孽尚存、地方豪强林立,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秦帝国的失败,它灭了六国,建立了严酷的法制,但并没有能在短时期内消灭商鞅所说的“强民”,反而遭受了一次对帝国毁灭性的反弹打击。现在的许多历史书说,于是汉建立之后,实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这不得不又让人想起了前面提到的: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这个无为而治听上去很像现代的市场经济,比如市场是一双无形的手,它有自己的规律,会自主地调控资源的分配,不要用权力去人为地干预它。强调申韩们的无为,不要用权力去干预人民的经济生活,这确实体现了某种自由,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想,如果这种无为是对被统治的人民讲的,那么秦制犹存,教育老百姓无为,这就等于说:你们现在安稳了,也得到了好处,现在我坐了江山就不要再反抗,大家都无为吧。在这种情况下,鉴于秦国说什么就做什么的失败教训,汉代可以说开启了说一套、做一套的历史先河,有些事只能说但不能做,有些事只能做但不能说,商鞅、韩非们太实诚了。正如汉宣帝教育他的太子: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
 
那么对被申韩们所压制的人民讲清净无为,这是犬儒化的开始,这就是所谓“儒道互补”。儒在孔子这里带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性,在孟子这里则更带有一种革命性,儒家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学术,而“儒道互补”就是用老庄的玄虚来化解儒家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儒家也可以说是一种是非爱憎分明的学术,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体会当孔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时的那种愤怒,用道家的模棱两可、不置可否、似是而非来磨平儒家的尖锐与棱角,使其圆滑处世。现在我们所使用的辩证法,和古希腊、康德所使用的辩证法的含义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辩证法在最早是一种论辩术,在康德那里则是一种追溯终极的概念的时候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逻辑错误,即二律背反,所以它叫:幻相的逻辑,是需要被清除的,他解决不了就把这些东西清除出现象的世界而归入了物自体,这就是说:在现实的世界,是不能容忍有逻辑矛盾的,不能有逻辑矛盾可以说就是科学的基本要求。而我们所使用的辩证法,它的含义则恰恰相反,它反倒成为了事物的规律和本质,说:唯物辩证法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黑格尔我不了解,但这种所谓的辩证法和我们中国本来就有的老庄哲学倒是真有几分相似,它更加主要的来源可能就是这里。比如: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这简直就是现成的“辩证法”教材。所以,“儒道互补”,儒不存在了,道可以说在今天仍然存在,在官方话语中就是“辩证法”,在民间话语中就是“厚黑术”。那么为什么道仍然可以存在而儒不行,那是因为法和儒在今天难以兼容,而法和道则是天然互补的,还是那句话:上申韩,下佛老。
 
 

二十六 秦灭汉兴

 
秦帝国的灭亡,后人说亡于它的暴政,但什么是暴政?一万个人对一个人实行残酷的统治,是暴政,一个人对一万个人实行残酷的统治,这也是暴政,这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显然,一万个人对一个人实行的暴政,导致这种暴政灭亡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小,所以暴政并不必然导致灭亡,但如果一个人对一万个人的暴政,这种暴政灭亡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而秦帝国是一个皇帝对所有的臣民实行暴政,也就是说,在法家把皇帝推向至高无上的位置,制造出一个君权不受任何社会力量制约、国家权力不与任何社会阶层分享的国家的同时,也把这个君主推向了孤立无援的位置,同时也把这样的国家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命运。
 
所以一个政权的稳定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可能就在于:它的利益的共同体是谁,这个利益的共同体在社会中的力量是否占有强势的位置以及它是否广泛?当然对于古代的君主来说,强势比广泛更重要,古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代的民心主要并不是指平民百姓,而是指社会中的强势力量。每个社会的利益诉求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社会可能倾向于物质性的利益,有的社会如现代社会则还有政治权利和个人尊严等方面的诉求,但如贾谊所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你谁也不亲,谁也不信,一味相信你在战争中所建立起来的那套动员组织、严酷的法制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什么好处都你得了,那一旦一个微小的动乱发生,就可能发展成燎原之势,一呼而百应,就如陈胜吴广,匹夫作难而天下响应。而当控制这样的国家的那个强势君主死去,一旦一个才智平庸的弱主上位,他根本无法控制这样的局面,最终造成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被权臣所架空而陷入孤立无援的位置,正如秦二世。很可能,这就是秦代留给后世帝王的所谓的历史教训,这不是什么暴政不暴政,而是如何通过意识形态整合一个利益的共同体以维持统治的基础。
 
一个政权所提供给它的人民的说到底无非就是两样东西:第一,它给了它的人民什么样的利益;第二,它使它的人民相信什么、信奉什么。如果单纯靠利益捆绑在一起的,那么一旦利益丧失了,也就树倒猢狲散,所以一个利益共同体的稳定更需要一种意识形态的整合,这就是它使它的人民相信什么。如果人民什么也不相信,或者意识形态垮台了,那人类社会和动物群体也就没有了什么本质的区分,人类社会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能给社会中的成员提供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中的成员他普遍相信一些超越于个人范畴之上而被视为某种共同信念的东西。而秦帝国的问题就在于:它连第一点都没有做到,而至于第二点,法家只是一种单纯的工具理性性质的集权工具,它几乎不提供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如他对待他的人民,你只有服从君主和法律不要问为什么,这样的帝国当然是无法长久的。
 
所以汉代在创立之后,它急需解决的无非就是这两个问题,它给它的人民提供什么利益,它使它的人民相信什么?汉初的短暂的分封的恢复,就是刘邦提供给功臣们也就是社会中强势集团的现实利益,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就是他提供给平民百姓的现实利益,前者可能有迫不得已的因素,因为汉初汉庭并没有完全控制帝国所有的军队,而后者更可能是主动而为之的。但黄老之术它能给它的人民提供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呢?有一个故事叫萧规曹随可能都知道,大致意思是:说曹参继任萧何为丞相之后,什么事也不干,整天喝酒睡觉,下属有事找他,就说照萧丞相时的样子办理,他儿子把情况报告给皇帝,结果却挨了他一顿打,皇帝生气之后找他质问,他说:请问陛下比高皇帝圣明吗?皇帝说:我怎敢和先帝比,曹参又问:我和萧相国比,谁能力强呢?皇帝说:好像不如萧相国。于是曹参说:既然是这样,高皇帝和萧相国平定天下,已经制定好了法令,大家只需恪尽职守,照办就是。皇帝只好点头称是。这看似很有道理,但这样的理论它并不是能令人信服的,它不能在积极和正面的意义上提供意识形态的功能。
 
这在汉景帝时期关于汤武革命的一场廷辩中更凸显了汉帝国统治合法性的困境,黄老学派的博士认为:汤武革命是以下犯上,“非受命,乃弑也。”而儒家学派的辕固生则认为:汤武诛桀纣,乃顺应天下民心,众望所归,不是受命是什么?黄老学派的博士反驳说:冠虽然破旧,但必然要戴在头上,鞋虽新,它只能穿在脚上。桀纣虽然失道,但他们是君上,汤武虽然圣贤,但他们是臣下,臣下不能匡正君上的过失,反而杀了他,不是弑君是什么?这位黄老博士的反驳,用冠和鞋比喻君和臣,但这种类比在逻辑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冠履不能倒置并不能必然推出臣就不能弑君,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但如果从封建等级制去看:汤武以下犯上,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的成立也根本无需通过冠和鞋的类比。而这个以下犯上的事实,被普遍认为是不正当的,这就需要这位辕固生把它正当化,而他显然做不到,于是就搬出了“政治正确”,他说:那么照你这么说,难道高皇帝代秦也是非法的了?这下,就把这场辩论引向了一种尴尬的气氛,因为这涉及到了汉帝国本身统治的合法性,于是汉景帝制止了这场辩论,说:谈学问不一定非要谈汤武革命,以后不要讲了。但不说不代表问题就不存在了,所以汉帝国急需解决的就是使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使自身的统治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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