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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 名教与法家 (阅读902次)




 
假如我们把自己置入君主的位置,那么面对春秋战国这样一个社会,最痛恨的是什么?孟子说:人各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在这样一个人各亲其亲,长其长的社会中,一个想要集中权力的君主,他最痛恨无非就是你怎么不亲我?不听我的?就像齐庄公请求崔杼的家臣不要杀他,但这些家臣说:你的命令应该下达给你的臣,我们不归你管。那么此时此刻无论是谁,都自然而然会想:如果每个人都听我的,都是我的下属,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那么法家是要干什么的应该就很清楚,就是要打破这种人各亲其亲,长其长的社会,让每个人都直接听命于君主,在这个逻辑之下,君主和法家最大的敌人也就呼之欲出。
 
这里插一段,如果一个人和君主产生了同样的爱憎,这很可能说明此刻他已经把自己置于了君主的位置。如果说今天中国有很多希特勒的粉丝,那大家一定不要感到惊讶,如果把自己设想为皇帝,那么希特勒所做的事情,不正是“雄才大略”的皇帝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吗?现在有一种逻辑很奇怪,说为了避免战争就要统一,这样老百姓就有安生日子过了,用这个来论证兼并战争的正当性,这就像说: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财产全部交给劫匪,这样抢劫事件就不会发生了,大家就能过安生日子,你阻碍劫匪抢劫,妨碍我们过安生日子,所以死了活该。简直是荒唐。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中,不是你吞并我就是我吞并你,也就是有些人他不得不恶,就如曹操说: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如果某段历史中的弱肉强食是一种事实,但这并不能用来证明这种弱肉强食的规则是正当的,因为应该后者涉及到了价值的评判,这很容易理解,就像一个人杀了人,他杀人是一个事实,但这不能用来证明杀人是正当的一样。实际上最值得后来的人反思的是:为什么在某些历史中,有时候人不得不恶,如果说好的社会是坏人他无法作恶,那么好人也被迫为恶或许就是最坏的社会,那它怎么还能是正当的呢?对于被动为恶的人,我们可以报之以同情的理解,他可以在道义上减轻责任,但对于主动选择恶的人,他必须要为他的选择承担道德上的责任。在历史事实的叙述中,当然是要客观的,但在对待历史的评判上,人必须要给出自己的立场并为这种立场承担责任。历史的评判就是要告诉现在的人:善就是善,恶就是恶,而对于什么是善?这是可以讨论的,因为谁也不是真理的掌握者,而一旦你给出了你的所谓的善,就要保证这种善在逻辑上的一以贯之,即为此担责。如果一种历史教育用谎言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那么对于受这种教育的人的人格的形成,可能是摧毁性的。那么现在的这些人他是把自己设想为谁?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中国人的这些观念或者说性格是怎么造成的,这种荒唐的历史教育可谓是居功至伟,先插这么一段。
 
如果说儒家是要对君主实行一定的限制,以使他对他的人民讲仁义的话,那么法家则恰恰相反,他要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君主的手上,制造一个无所限制的君主,而他的手段就是通过法令,即君主制定法令来治每一个臣民,使国家的每一个臣民都直接隶属于君主的控制之下。那么对于法家和君主来说,最大的敌人无疑就是周制的“主人——附庸”这样的封建关系。我们先来看这样的封建关系,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依附者,那么按理论上说,越处在封建关系上层的人,他所能直接控制的人就越少,这通过金字塔结构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就像天子只有一个,而如果诸侯是他的依附者的话,诸侯的数量是有限的,诸侯数量相对于大夫士的数量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而更多的是他完全无法控制的平民,就如战国的孟尝君,他的依附者即光他的门客据说都达到了三千人,所谓“养士三千”。实际上所谓的礼崩乐坏,就是当人失去对名分的敬畏,人不再拿名当回事的时候,而事实上的权力的下移所必然导致的,规则的丧失它导向了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以儒家所谓的名教,“以名为教”,通过君臣名分来制造敬畏,这是有它的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深刻的,名正才能言顺直到今天仍然也可以说是一条通行的法则,比如在某些英雄的描述中,这些英雄仍然会说:我以某某的名义如何如何,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名教。并且更重要的是,对名分的敬畏可以避免一种对个人的崇拜,比如一个人他必须尊重总统的职权,他服从总统的命令,就是出于总统这个名,这和名下的这个个人无关,某某即使遭到无数的人讨厌他仍然可以总统之名下令如何如何,你可以反对他个人,但要服从总统之名,这也是一种名教,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去除个人色彩的政治的理性化。胡适说,名教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这显然是一种偏见也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哪怕就是这样崇拜名也远远好过于对个人的崇拜,如果不以名为教,难道要以个人的主观好恶为教吗?简直荒唐,法律就是确定各种名分的人的权利和义务、权力和责任,而不是确定社会中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权力和责任,法律就是以名为教,法律确定的是总统的权力而不是特朗普的权力,特朗普拥有权力不是因为他妈或者他爸是谁,而是因为他是总统。而后世的所谓名教不在于名教本身错了,它的问题出在了它的内容,比如三纲五常的三纲事实上是一种法家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来源正是韩非子,它的内容正是法家的强调下层对上层的一种无条件的服从,而这种不公正的名非但不能给名带来敬畏,相反是破坏了名教本身,就像一个暴君,即使他拥有世界上最崇高的头衔,除了使人畏惧,这样的头衔难道能换来任何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尊敬吗?显然是不能的,如果是这样,就是对名的一种亵渎。孔子说:君君,臣臣,其就是要维护名教,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如果君不君,那就是你自己破坏了你的名,当你的名不再使人感到敬畏的时候,那臣不臣,臣弑君也就自然而然了。
 
当名教被破坏,其表现恰恰就是权力者比如君主他可以随意设置名号,最典型的就是用了两千多年的皇帝这个名号,它正是名教破坏、礼坏乐崩的直接产物。又比如天子的谥号原本是有褒有贬的,到后来只有褒不能贬;原本君主的谥号往往只有一、两个字,到最后的清代,君主的谥号甚至达到了几十个字;原来能获得庙号的君主,必须是对国家具有德行功业的君主,到了后来,哪怕一个荒淫无耻的帝王死后都可以称祖称宗。那么这样的名号,哪怕它再崇高,也只不过是一种更大、更可笑的讽刺罢了,我们现在看那些清朝皇帝的谥号不就是和看笑话差不多吗?项羽看到秦始皇的车驾仪仗,说:彼可取而代之。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就是表明当名分对人失去约束,人不再对名分感到敬畏的时候,那么接下来就是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的丛林法则,那么你的皇帝这个名号再崇高,你有什么尊严可言呢?它只不过就是一种可以通过抢来得到的东西。
 
虽号称名教,但中国人对名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当一回事的人之一。比如日本的天皇号称万世一系,哪怕他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没有任何权力,但天皇这个名号是那些掌握权力的藩主所不敢觊觎的。日本的幕府就如曹操、刘裕这些人的霸府一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发生无数次霸府篡夺皇权的事情,美其名曰:禅让。唐宋之后,干脆就连最后的这点遮羞布都扯了下来,改朝换代基本就成了赤裸裸的硬抢,皇帝名号的最后一丝神圣性,也丧失殆尽。现在世界上仍旧有许多保留君主名号的国家,总的来说,君主在这些国家仍旧是还能获得普遍的尊重的,但君主这个词在我们中国人的意识里能唤起丝毫尊敬这样的情感吗?何况还是别国的君主。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怖。君主国需要荣誉,那么什么是荣誉?荣誉无非就是人对名号背后的那种美好和崇高的价值象征的追求,以荣誉为教就是以美好的名号为教,当君主国中的名号被亵渎,这就等于那种美好崇高的价值被亵渎,那么在这样的国家里,当名不再起作用,就只有依靠权力和暴力的恫吓才能制服人民,所以有个娱乐明星说: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就是韩非子法术势中的势,“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对于民众不能讲什么仁义,只有用权势来压服他们,所以君主要掌握权势,“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威势和权力对于君主就如野兽的爪牙,掌握了权势的君主,就可以制定和推行法令来控制臣民,所以法是手段,而法就是赏与罚,君主操生杀予夺之权通过法来施行赏罚,君主的势通过法加之于每一个臣民的身上,而法又反过来强化君主的势。术则是另一种控制和驾驭臣民的手段,与公开的法不同,术是君主个人所操持的一种隐蔽的手段,比如对臣下的权力进行分割,让其相互牵制而不得不服从于君主,这就是一种术。通过法术势,人民就可以被牢牢地“管”起来,让其完全服从于君主的意志。
 
商鞅说:民勇于私斗,怯于公战。这里私,意思并不是人指为个人而斗,勇于私斗指的就是上节所说的聂政、豫让这些人,其实说的就是周制“主人——附庸”这样的小共同体,即人以他个人所处的“封建关系”为本位,而不以君主为本位,人为他的直接主人或者说“知己者”服务,而不为君主服务,那么所谓的公战,其实就是为国而战也就是为君主而战。那么商鞅要让人民勇于公战的话,他就必须要打破周制的“主人——附庸”这样的封建关系,那他直接的敌人自然而然就是那些封建关系中的一个个主人即战国的贵族势力。商鞅说: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那么什么叫弱民,什么叫强民?强弱是相对的,强弱当然不是指一个人力气的大小,甚至也不是权势的大小。在周制的“主人——附庸”这样的封建关系中,拿附庸来说,他相对于他的主人,他当然是处在弱势的地位,但他作为附庸附属于他的这个封建关系中独立于其他的共同体或者主人的时候,比如君主,那么这些人对于君主来说或者对于其他领主来说,他就是强民,因为他并不依附于你,当一个人独立于你之外并不是作为一个依附者从属于你的时候,你无法控制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强民。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在“主人——附庸”这样的封建关系中,附庸也不是一种无条件的单向的依附关系,正如豫让说:范氏、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知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豫让以国士报之智伯,是因为智伯是以国士待他的,所以这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也就是说,即使是在这种封建关系之中,附庸也不是一种无条件的依附物,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豫让相对于智伯,他也不能说是一种完全的弱民。所以这样的社会,就可以说是一种强者的社会,因为没有谁是完全依附于谁的,那么商鞅说的有道之国,在于弱民是什么意思呢?通过上面的逻辑,显然就能推出,有道之国,就是所有的人除了无条件地依附于国家(君主)之外就无所依附,即君主对每个臣民施行完全控制的国家。
 
既然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那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怎么才能弱民。商鞅的办法是辱民和贫民,辱民就是使人民活得没有尊严,“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如果人民心中有自己的是非、荣辱、尊严的标准,他们就会轻视国家的官爵;通过连坐制度和相互检举,使人民生活在恐惧和战栗之中,这样他们才能知道君主和权势的尊贵;使人民精神孱弱、人格卑下,这样的人就容易以小恩小惠收买,也容易服从官吏的管理。而贫民就是通过国家权力参与经济活动与民争利,使人民生活贫苦,只能为了生存和温饱苦苦挣扎,这样他们就没有其他的精力去想生存之外的事情;百姓贫弱,自然会看重国家的赏,并为君主效死,所以君主要重罚轻赏,百姓才能看重君主的赏赐,所以“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重罚轻赏反倒成了君主爱民的表现。商鞅还有其他极端手段来弱民,比如“以强攻强,弱;以弱攻强,强。强存则弱;弱存则强”。这就是说,如果你用强民去攻击强民,那么剩下来的还是强民,但如果你发动弱民去消灭强民,那么剩下来的就是弱民。民强则国弱,民弱则国强,要制造一个强国,就必须要制民、胜民,先制服和战胜你的人民,所用用弱民去消灭强民,则国强。以奸驭良,“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如果你用善民去治奸民,那么国家必乱而削弱,要用奸民去治良民,只有让人民都只能忍气吞声,不敢有任何抱怨的时候,国家才能最为强大。而弱民、贫民、辱民,最终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壹民,也就是说,国家只需要一种人民,耕战服务于国家的战争机器的人民,在国内就是耕种为国家提供粮食,在国外就是充当战争的炮灰。所以国家要“利出一孔”,就是使人民除了耕和战你就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生存,禁绝诗书、空谈,“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农民最为愚朴、最易控制;“民有二男以上不分户者,倍其赋”,通过编户齐民分割宗族势力,使人民原子化,除了君主你就没有其他主人可以依附。这样的国家就会至为强大。
 
韩非曾说过一段话,大致意思是:如果一个臣下不怕死,君主就不能以罚来恐吓他;如果一个臣下他不贪钱财,君主就不能以赏来激励他。这样不怕死不爱钱财的臣子就是君主无法驱使的臣子,是无用之臣,最好消灭掉。可以说,法家是极端的人性恶论者,韩非更是认为,连父子之间都是一种利益的关系。不过与现代的人性恶论不同,现代法治的人性恶首要是针对掌握权力的人,既然人性是恶的,那么就要用法来限制君主使他不能为所欲为,而对于普通的平民,当然也要靠法律,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或者宗教这些东西使人明理或者感化而向善。而法家的人性恶论则恰恰相反,既然人性就是恶的,那么仁义这些道德教化就是一些无用的东西,君主只有用严刑酷法才能制服人民,而制服人民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君主无所限制,君权为所欲为,就如李斯迎合秦二世的那样:君主不应学尧舜,要尽情享乐,占有天下要是还不懂得纵情肆欲,这就叫把天下当成自己的镣铐。但你既然认为人性是恶的,君主也不用对臣下讲仁义,只要赏罚即可,那么当你把一个人性本恶的君主推向至高无上的位置的时候,被这个至恶的君主反噬不正是你这些人应得的命运吗?商鞅的作法自毙、车裂身死,韩非身死狱中,李斯的身死族灭,正所谓咎由自取。这真是既荒诞又滑稽。
 
孔子悲叹:礼崩乐坏。所谓的礼乐,如果从名教这个意义去考察礼乐的意义,礼乐无非就是把名号背后的那些崇高和美好的价值,用形和声的方式表达出来,通过这种形象的方式的教化和耳濡目染,使人向善,比如向往荣誉、追求高雅、崇尚高贵,这是名教的意义。而如果当一些美好的名,被一些丑恶的实所占据,这就破坏了人对于名的敬畏、对于名的向往,比如名是可以通过争抢来获取的,人就会崇尚暴力;名是可以通过欺骗来获取的,人就会崇尚狡诈。在这种情况之下,所谓礼乐无非就是皇帝的新衣,就成了赤裸裸的讽刺和滑稽的表演。法家的出现,或许正是这些开创这种学术的人窥视到了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的人性的丑恶,只不过他们和儒家不一样,他们选择的是拥抱这种丑恶,并把这种建立丑恶基础之上的逻辑发挥到了极致。而最后的秦国的胜利意味着什么呢?或许这就表明,儒家的这套说教它不足以制约这种人性的丑恶,这种温情脉脉的礼乐制度、仁义理想一旦脱离了熟人的圈子,他无法单靠自己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人性的贪婪就会喷发而出,而这个大一统的秦帝国正是这种贪婪人性的最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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