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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 周制与儒家 (阅读407次)




 
儒和法作为一种学说,都产生于周秦剧变之际的春秋战国时期,它们在最初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学术或者说就是政治和伦理主张,它最直观的体现或许就是:儒崇周制,而法反周制。所以什么是周制对于理解这两种学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所谓的周制,就是建立在血缘和伦理关系基础之上的宗法制度,它所实行的政制就是一种封建制,所谓的“封建亲戚,以屏藩周”,说的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天子的嫡长子为天子称大宗,余子为诸侯称小宗。而诸侯在其封国之内又为大宗,嫡长子继承大宗,余子为大夫称小宗。大夫有家,在家族之内又为大宗,余子为士或者下级的大夫。这就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一个层层分封的体制,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说的正是这种体制,天子名义上拥有天下,立诸侯建立诸侯国,诸侯分封大夫立家,而更下级的士作为附庸隶属于大夫。在这样一个秩序之中,封建秩序中的每一个层级都只对他的直接上级负责,而每一个上级的权力也只到达他直接隶属的下级,“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或者说“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就是对这种封建制的一种经典的概括。在崔杼弑君这个故事中,就体现了这种关系,崔杼的下属要杀齐庄公,齐庄公请求免死,没被允许,又请求在太庙自杀,还是没有得到允许,崔杼这些下属的话说的就很有意思,他们说: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这种话作为一种拒绝的理由被给出,说明在这个时期,这种观念可能是作为一种常识被社会广泛认同的,这些所谓的“陪臣”(即大夫的家臣)的意思无非就是:你有命令应该下达给你的臣崔杼,而崔杼生病了无法听从你的命令,我们陪臣只知道听我的主人。
 
所谓的封建制就是等级社会的制度化,由无数主人——附庸这样的关系联结成一个社会整体,每个人都是主人,每个人也都是附庸。在这种社会中,人作为个体时,他总是附属于某一个主人的,但是,每个附庸附属于他这个“主人——附庸”的小共同体,是独立于其他共同体或者在这个小共同体之上的大共同体,这就是这些陪臣所说的,你有命令应该下达给你的臣。所以一言以蔽之,所谓的周制它实际上是一种以“小共同体”为本位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与西欧建立在法律契约关系基础之上的封建关系不同,周制的封建关系它是建立在血缘和伦理关系基础之上的一种宗法制度,在家庭和家族之内,它不需要或者不是主要依靠法律来维护相互之间的关系,这在今天的家庭之内仍旧是这样的,那么礼就成为了家族内的秩序的法,所谓的礼就是区分尊卑上下,它强调的是上下之间的不同,它是严肃的;而乐是强调同属于一个共同体的“同”,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乐就是分享,它有一种和谐欢快的意味。礼乐制度就是儒家所推崇的文化制度,而所谓的“礼崩乐坏”就是孔老夫子所痛心疾首的社会景象,那么孔老夫子要的是什么,这里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了。
 
有人说,大一统观念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这姑且不论,即使有,儒家的大一统和法家的大一统也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儒家的大一统是周制之下的层层分封的封建体制,而法家的大一统是每个人都作为奴隶(编户齐民、黔首)附属于皇帝之下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理解了儒家所推崇的周制,那么作为反周制的法家,它所主张的是什么也就呼之欲出了。再来看看儒家的忠孝观念,在《韩非子》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鲁国有个士兵跟随君主打仗,他经常逃跑。孔子问他:你为什么要逃跑?这个士兵说:家有老父,如果自己死了没人供养。于是孔子认为他很孝顺,推荐他在鲁国做官。所以,大忠是大孝这些东西,这根本就不是儒家的观念,恰恰是法家的观念,儒家所主张的是“为父绝君”,“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因为他是从所谓的“小共同体”本位中推出的价值观念,这是自然而然的。就如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投靠敌国灭亡自己的祖国,把君主掘墓鞭尸,而这样的人他是作为一种“伟丈夫”、“烈士”的形象出现在历史叙述之中的,他是作为一种“忠孝典范”的正面榜样被树立的,就是这样的人,直到明代的大儒李贽,还称其为:绝孝纯忠。孝很好理解,这还涉及到了儒家的忠这个概念,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儒家的忠它并非只是忠于君王,就像孔老夫子一样,他从来没有“忠”于过哪一个君主,一个主张“为父绝君”的人他能是后世所说的“忠臣”吗?儒家的忠,是忠于小共同体中直接的主人,而在周制之下,有无数这样“主人——附庸”的封建关系,比如士要忠于大夫,大夫要忠于诸侯,只有诸侯才要忠于天子。并且儒家的忠并非是一种无条件的单向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君,臣臣”,“道之不行”,那么就“乘桴浮于海”,“恒称君之恶者,可谓忠臣”诸如此类,可见儒家的忠也并非忠于个人,而是忠于所谓的道罢了。有一篇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主贼仁残义,臣杀他不过诛一夫纣,这样的人会是后世的“忠臣”吗?
 
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再来看看所谓的“侠”即刺客,韩大夫严仲子因与韩相侠累结仇,严仲子于是寻找刺客聂政为他报仇,用重金为其母拜寿与其结交,聂政说:母亲在世,不敢以性命相报。于是聂政待母亡之后守孝三年,独自仗剑入韩都阳翟,以白虹贯日之势,刺杀侠累于阶上,以报严仲子以诸侯的卿相,不远千里结交的知遇之恩。这个故事其实不过就是上述的忠孝观念的背书,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先父母(孝)后忠,而且这种忠和后世的忠君显然也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又如专诸刺王僚,也是和聂政差不多相同的故事。又如豫让刺赵襄子,赵襄子问他:你曾经侍奉过范氏、中行氏,他们被智伯灭了,为什么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托身为智伯的家臣,而智伯死了,为什么偏偏要这么急切得为他报仇?豫让说:范氏、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知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所以韩非所痛恨的儒和侠其实是同一种性质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文一个是武,其背后都是儒家以小共同体为本位的忠孝观念。所以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韩非子则说:“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那么韩非这话反过来也可以说,既然君之于人臣非骨肉之亲,他为什么要视臣如手足呢?孟子这番话近乎于威胁,你视我如草芥,我就视你如寇仇,又如上面的鼓吹汤武革命,你贼仁残义,我杀你就如同诛一匹夫,问题是你威胁不了君王,他不怕这个。所以儒家的这套学说,他制约不了君主,汉儒董仲舒又搞出了一套天命学说,用天来吓唬君主,问题是君主也是吓唬不了的。但儒家这些行为,无非就是为了想对君主实行一定的限制,以使他对他的臣民实行他的政治理想即所谓的仁政,但秦始皇们和陈胜吴广们非亲非故,他为什么要对陈胜吴广们实行仁政?那么儒家的一套道德和伦理学说无非就是为了软化君主,在没有对君主的有效制约的制度之前,似乎这种德治也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那么儒为什么崇周?可能他们也知道,就像秦始皇们和陈胜吴广们非亲非故,想让他们实行所谓的仁政,对百姓讲仁义,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而且你怎么保证每个君主都是仁君呢?而周那种小共同体内,在家庭、宗族之内,双方因血缘关系和亲故关系而形成熟人社会中,他们的仁义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就像今天的陌生人社会,一个人哪怕再坏,在他的家庭和亲朋好友之间,他总是还要讲一定的感情的,这就为什么有些人听说自己的某个熟人是杀人犯,都觉得很惊讶,因为他平时在他的熟人圈子里是个大家都知道的好人。而问题是,到了战国时期,这样的熟人社会已经逐渐得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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