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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秦始皇的“农奴翻身” (阅读181次)




 
回到前面的问题,我们号称几千年延续不变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又或者中国人如今的这种国民性格是怎么来的?要说清楚这样的问题,需要从历史的细节中去寻找其发展的脉络,理顺事件与事件之间的逻辑上的关系,所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并非易事,更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具体的历史知识我也不是什么专家,所以也无法做到详尽,只是尽可能着重说明这些事件与事件之间的逻辑上的脉络。
 
如今一些人很喜欢说:自古以来就如何如何,就如爱国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把它套在诸如岳飞、文天祥这样的历史人物身上,仿佛这种观念是自然而然的一样。但首先,国家这个概念,在如今和过去王朝中,就完全不是一回事;最重要的,岳飞、文天祥们的行为主要的是出于忠君、忠于王朝的观念,其次诸如文天祥这样的人的行为,还有出于儒家的士大夫的气节这样的观念,和现代的爱国主义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观念作为一种人为制造的东西,它为了使更多人接受,它往往会把自己打扮成一种自然的、客观的模样,比如自古以来就这样的、多数人都这样认为的,就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这样的一整套的观念的集合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人类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各种观念发展和变化的历史。那么对于中国的历史来说,儒和法这两种观念的斗争和融合,无疑是一种主流,所以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这两种观念的发展史去看,或许是合适的。
 
我曾经发现,有许多人对秦和商鞅怀有一种十分崇拜的心理,对秦始皇的统一中国的千古一帝的伟业顶礼膜拜,而秦和商鞅就是法家观念的一个最大的集合和产物。但秦和它的皇帝秦始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当中,一直是作为一个最典型的“反面教材”存在的,秦的暴政一直是作为历代王朝所谓的所要吸取的教训而被时时提及,就如汉人贾谊在《过秦论》中写的那样: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这样类似的评价应该说一直是一种主流,秦的暴虐这当然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但这另一个方面,或许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掌握话语权和意识形态的是儒家,那么与之对立的法家肯定是不会以一种正面的形象出现在历史当中的。但有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百代皆行秦政制(毛泽东语),皇帝、君主专制、郡县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这些最显著的制度特征,无一不是法家观念的产物,无论王朝如何更替,秦制从未变更,相反是一步一步得到了强化,那么从这点上说,历史最终的结果是再明显不过的告诉我们:儒家赢得的不过的是名,而法家赢得的是实,也就是名儒实法,法是骨架、儒是表皮,或者用一个流行的观念就是儒表法里。
 
那么,在如今的主流话语或者大众观念之中,秦的形象俨然来了一个“农奴翻身做主人”,它已经是作为一种正面的形象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之中,秦皇汉武那都是千古一帝,吞并六国被作为一种“统一中国”的伟业载入了史册,而那些被亡国的六国人民或者在战争牺牲掉的无数士兵,被秦政肆虐的人民,都成了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服从于统一的大局,是应当被牺牲掉的,或者干脆就被描述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障碍比如那些六国贵族,而被历史前进的滚滚车乱无情地碾成了齑粉,丝毫不值得同情,这种转变不能不说是历史给我们开的一个巨大的玩笑。
 
从上面所提到的几个秦政的典型特征去看,如果说今天完全摆脱了“秦政”,这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所以说“法家”在某种意义上实际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或者说反而得到了延续甚至强化,那么从主流话语和大众观念之中可以看到,儒家所赢得的名,也被彻底打倒,这从五四开始的左派运动对儒家的打击,到之后各种政治运动无不是针对儒家进行穷追猛打,我们如今还可以在当时的各种文学作品中发现这些痕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如今,法家不仅赢得了实,还赢得了名,或者说这种实并未改变,而名则改换了一种说法或者面具,出现了主流的话语之中。那么在这里,可以先给出一个大致的结论,在这些延续不变的东西之中,一个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法家的那套观念,而人们口口声声所说的改革传统,实际上改的不过是表面的名,即那个被打倒的儒家。
 
同时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改变,也对由这种意识形态所塑造的“国民性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秦和法家的态度的这种转变,所反应的正是由这种意识形态的改变而带来的“大众性格”的改变进而产生的对同一个事件的态度的转变。建立在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基础之上,历史是向前进的,为了大局,那些细枝末节无足轻重,是可以随便就牺牲掉的,这也就等同于,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过程和手段是无关重要的东西,那么当这种教育或者观念在大众中盛行,当大众们把自身代入了那个大局的位置,这也就自然而然地推出了,为了达成自身的目的,人是可以不择手段的,中国如今全方面的道德堕落,可以说和这种意识形态的塑造所形成的观念是紧密相关的,一些人痛心疾首地说这是因传统文化的丧失而造成的,但传统文化具体指的是什么呢?语焉不详。
 
我曾经看到过一些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青年的描述,比如某个男青年抛弃重病在家的父母为了天皇和国家的事业,毅然从军,而他爱慕的女青年,听说了这个事情,毅然奉献出了自己的贞操,实际上女青年不是把贞操奉献给了这个男青年,而是奉献给了天皇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在描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是充满着一种赞美的态度在里面的,之所以要加上这个女青年的描述,就是因为女青年作为男青年为国从军的旁观者,她用自己的贞操代表我们投了赞成票,这是要让同样读这个故事的旁观者以女青年的视角代入这个故事。确实,在这些日本青年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相当一部分“爱国青年”们的影子,这里所隐含的观念其实就是中国的“忠孝不能两全”,爹亲娘亲不如某某亲,所谓的大忠是大孝,要人舍弃“小共同体”,而服从于“大共同体”(秦晖语),这其实就是一种最为典型的法家的观念,法家的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存在许多这样类似的东西。诚然,这样的忠孝观念在由法家所主宰的国家政制的层面,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延续不变的东西,但在社会和民间的层面,比如父母在不远游,比如伍子胥那种激烈的复仇仍旧是作为一种社会的正面价值长久的存在的,要说古代的平民百姓为了皇帝和国家无条件得舍弃自己的家庭,女子为了皇帝和国家奉献自己的贞操,这只能是现代人的一种臆想,他们是绝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的,如果有这样的思想觉悟那么没有一个王朝会被异族灭亡。所以在这里,我们至少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儒家观念的式微和法家观念的大行其道,所以如果说百代皆行秦政制是一种不变的东西,那么在社会和民间的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的层面,在“国民性格”上,中国人是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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