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诗人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 杨克:中国商业时代的诗歌典型 (阅读1262次)



杨克:中国商业时代的诗歌典型
 
甘谷列
 
 
 一
 
    杨克是一个典型的可供剖析的人物,在当代中国诗歌领域,杨克以他的努力和才华不仅写出了许多可供研究的诗歌文本,而且在这个时代的变革中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诗歌人物。杨克不同于韩东,也不同于于坚,亦不同于西川,更不同于伊沙,杨克的诗歌就是杨克式的诗歌,杨克的道路就是杨克式的发展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变迁中,他不属于那种靠宣言、理论抢得诗歌风气之先的人物,也不属于那种一开始登场就写出了成熟诗歌的人物,而是一个不断生长、渐进成熟并保持着自己清醒、与众不同的独特性的诗人,并且在这个时代的进程中,日渐以自己锲而不舍的艰苦创作所写出的具有原创性的坚实的诗歌文本和所进行的诗歌思考与实践不断赢得了自己的声誉和地位。从我所读到他的一些具有原创性的诗歌代表作来说,我深深觉得它们是我们这一时代变革过程中的商业的一个缩影,一个重要方面的更深刻的观照和反映;而且他是站在南方这座改革开放的前沿和重心城市──广州来展开书写,从一个时代必然的商业发展进程来进行书写,这就无形中大大提高了他的诗歌价值。南方这座商业都市广州,为他的诗歌文本提供了生动的原型和材料,同时也为他的诗歌提供了时代的因素和内在的价值。在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商业──信息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每一个时代变迁中都会有一些经典诗歌留下来。我深信杨克的诗歌会在这个商业经济的社会里取得他应该得到的地位。他的一些代表作,比如《天河城广场》、《经过》、《广州》、《在商品中散步》、《于房地产炒风中怀念家园》等等,已经形成了一个系列性的整个构造(集中展现于他的诗集《笨拙的手指》)。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以北岛等人为代表的“朦胧诗派”对那一个时代的转型作出了政治上的回答的话,那么,以杨克为代表的部分当代诗人对中国当代社会的转型也作出了当仁不让的经济上(商业上)的回答。可别小看了这一回答,它是需要经历多少艰辛、孕育和抉择才能做出来的啊!如谓不信,当代的几个重要的诗人,翻开他们的诗集,看看他们回答了什么?我想,作为这个时代灿若晨星的这些优秀的诗人们,他们自有他们在诗歌艺术中的重要位置,但在感应商品经济或者说商业与写作互动这一方面,至少比不上杨克已经作出的成绩和取得的成就。商业时代是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过程中别无选择、无法回避的进程,身处其中的当代诗人们,有谁能够像杨克那样深刻而艺术地回答了它呢?心平气和地翻开自己的诗集看一看吧,你是否写出了这种既具有个人鲜明的色彩又具有这个时代博大的声音、甚至代表了历史某一进程的诗歌呢?
    而杨克在20世纪末的中国,在商业漩涡的中心里,不仅早早地密切地注视着影响中国人心理和精神变化的商业方式和商业变革,而且对这一别无选择、无法回避的道路即商业化,给予了非常明确的答复:“我的道路是必由的道路。”(见写于1992年的《在商品中散步》)。非但如此,而且他还以接踵而来的一系列的代表作,对商业对于社会和人性的冲击和刷新(注意:是刷新!)给予了诗歌艺术上的记录和书写。(注意:我在这里用的是两个词“记录”和“书写”,相信那些深谙诗歌写作的人不会误解。)这一系列具有原创性质的并产生了广泛反响的代表作,即使放在20世纪后期中国最杰出的诗歌行列中也毫不逊色!
    基于此,我把杨克定位为中国商业时代的一个诗歌典型。我想我经过深思熟虑的定位是准确的。
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诗歌理论界就有人呼唤关注都市、提倡城市诗的出现(这“城市诗”也是一个含混的称谓),可是反应者寥寥,自觉者更少。而在南方商业城市广州的杨克得天独厚,在别人的不知不觉中已经用他自己的笔和具有原创性的作品为城市诗的发展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可是这么一个优秀和取得杰出成就的诗人,诗歌界和批评界一直缺乏严肃、认真的审视(这并非杨克在诗坛中没有地位,而是没有取得他应有的地位!),偏要等到他主编了《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出来之后,在诗歌界引发了自“朦胧诗”新诗潮争论以来中国第二次诗歌大论战,方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和关注。可是一些人不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他的诗歌艺术上,而放在他的社会角色和实践操作中,这真是一种诗歌界里存在的“权力异化”的悲哀(姑且让我称之为“诗歌权力”,或者说“语言霸权”的党同伐异吧!)。然而,在中国极其深切且密切的“权──钱──言”系统里,即使自诩艺术之明珠的诗歌,亦不能免俗。然而我更关心的是,这个代表性的诗人在这个商业时代中出现的深层次的意义。这种意义是对于一个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评价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的人而言,是一脉相承且清晰可见的。我们承认,有许多诗歌人物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作出过各自不同的重要贡献,而能够以自己的诗作深切的反映和表现了那一个时代的命运和变革、且在艺术上达到了精髓的地步,我想,这样的诗歌人物还是屈指可数的!而诗人杨克的作品,有一部分已经达到(或逼近了)这样的地步。我想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中国诗人在中国这个商业时代乃至全球化时代中出现的深层次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是我们一些评论家想无视、回避过去就能抹杀和掩盖得了的。
    在这个大诗人日益凸现的时代,在越来越清晰的诗歌发展格局中,在诗歌发展到多样化的今天,时刻关注着中国新诗发展的诗人杨克说道:“我们首先想到要为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留存下有价值的文本,它们是中国新诗80年来有历史延续意义的部分,是中国当代诗歌的真正的精髓。”“我一直相信真正的艺术必须具有原创性,生存之外无诗。汉语诗歌的资源,最根本的还是‘中国经验’,是当下日常具体的生活。”那么,他的诗歌,正如他所概括的那样,生动地体现了既具有原创性,又根源于“当下日常具体的生活”,且有“中国经验”,它们能够独立呈现并且直指人心,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
当今诗人如何在商业──信息时代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杨克已经用他的努力作出了一定的回答,形成了一条隐约可见的路子。这条道路还有待于更深入地拓宽和发展下去。我也注意到,更多的有活力的年轻诗人已经逐渐汇合到这条道路上来了,这条道路必然将随着时代的推移而越走越宽。我作为一个诚实写作的青年人,在自己的写作道路上,不断阅读和研究当代中国诗人贡献出来的具有生命力的诗歌文本和诗歌理论,并从中借鉴,取长补短,扬弃更新,应该感谢这些走在我们前面的作出了贡献的诗人们;在“商业──经济”这一重要领域方面我应该感谢杨克,他让我有了一个重要的参照。
  祝愿这一位诗人在今后继续用他更踏实的努力来作出更大的建树,成为这个时代的诗歌中一个避不开的人,一座绕不过的山。
 
  二
 
  广州,作为中国现实中的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域,影响深远的重要商业城市,它不仅在现当代中国的政治领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文学领域也产生过不凡的影响。具体到现在的诗歌来说,广州日益成为了南方的诗歌重镇,跟北京这一文化中心(或者说诗歌中心)形成了双峰并峙的互补格局(如果不说竞争格局的话)。这与以杨克为代表的一批诗人来到广州是分不开的,同时更与《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的出现分不开。这一部新诗年鉴所引起的争论,已经成为了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诗歌事件,甚至是一个分水岭。
  广州在国内的舆论地位虽然比不上政治中心的北京,但它在经济领域上的商业影响和新闻领域上的自由度、透明度却大大超过了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商业影响和辐射力更是举世皆知,无须我多说;媒介影响亦有其特殊的力量,比如说它有《南方周末》这样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报,还有广告收入量据说占全国第一的《广州日报》(它又是全国第一家以报业集团方式运行操作的报纸);还有它的人口流动量之大、之快也是全国闻名的。总之广州这个区域的独特性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和生动原料,而杨克恰恰在其中得了天时地利人和,经历了它的许多重要事件和发展变化过程,尤其是目睹了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变化和人心变动,他对商业性质的广州和商业经济时代的诗学意义上的敏感和把握,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众多诗人。杨克自己说“1991年底,我从生活了十三年的南宁迁居到广州,生存空间的转换,必然使我的写作发生变化。广州在中国的特殊性,置身其间生存背景、生存环境、生存状态与其他地区的明显差异,决定了我的诗歌不同于他人的特质。”而这特质是什么?本人略提管见一二:为商业发言,为商业在诗歌中拓路,为自己的人民聆听物质的福音;并于诗中闪耀着艺术和人性的底蕴;理解和探求,但并不回避其矛盾。我在此处暂不多提,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同时亦望国内有兴趣的评论家予以关注和重视。
  无庸讳言,杨克也曾有过焦虑和命名的痛苦,可是他已经一一克服,在1992──1998年中,杨克自觉地与当时那些脱离现实的“精神高蹈”者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写作道路和写作方式,并且在别人喋喋不休的争议和“精神高蹈”之外,写出了那么多生动活泼的观照当下现实、富有时代气息同时又深具艺术性的诗歌作品,真令人羡慕!同时他远比国内许多诗人的“空唱”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以自己深切的诗歌写作折射出和反映了一个变型期间的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一个中国诗人的独特的精神体验(那些反对“反映论”的诗人们想想自己写出了什么东西了罢!)。他对商业和市场持一种欢迎的、开放的、宽容的写作态度,而对当下生活本相的捕捉和抓住,对现实变革的命名和书写,远远超出于国内那些声名显著的诗人。固然,每一个独立自主的诗人都有其独立依持和所长之处,而且每人写出的都只是这个世界和生活(或者精神)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方面,无人能够全部穷尽;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地比较看一看,那么杨克的特色、优势和长处便明显地凸现出来了。
  杨克说:“我一直相信,诗是可以独立呈现的,直指人的内心的,也是诉诸于每个读者艺术直觉的。”在杨克具体写作广州主题的诗歌中(有外国评论家认为“广州是杨克的诗歌之根”,这话我认为说对了!),主要有《天河城广场》、《火车站》、《经过》、《最高的建筑》、《在商品中漫步》、《旧货市场》、《时装模特与流行主题》、《1992年的广州交响乐之夜》、《真实的风景》、《广州》、《花城》、《AA制》、《花园别墅》等等,独立呈现并具体指向这座南方五光十色且生猛喧嚣的大都市广州,对于现实生活和变革中的广州给予了诗歌艺术上的把握和书写,达到的艺术境界令人赞叹和惊叹!具体地说,比如《天河城广场》和《经过》,还有1994年就写出的名作《广州》,都是在当下给现实的直接命名和书写,在艺术上炉火纯青,形神兼备,精美绝伦,这些都是一流的可供研究的诗歌范本。
  杨克曾经说过:“在中国大陆,没有谁比生活在广州、深圳的诗人更要抵抗物质的压迫和诱惑了。”这一点我相信。因为我曾经去过广州打工,虽然时间不长,但那种紧张、激烈、快节奏的商业气氛,那种强大的现实压力,那种“物质──金钱──生存”密切相关的生活,对人的压抑和催促,有时真令人透不过气来。而每年到广州或深圳淘金和碰运气的年轻诗人或诗歌爱好者不在少数,可是能够在那里坚持的人,却是不多,绝大多数都不得不在金钱面前低头,在生存面前认认真真地工作,无法持能逞强。是啊,现实强大得令人渺小!我认为,能够在那里坚持的诗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一个位置,也就是说要有一份相对稳定或比较稳定的工作,收入基本能够满足他的生存需要。二是要有对诗歌足够的自信心和创造力,抱有某种程度的写作使命感,或者说写作已经成为他内在的生命和精神的需要,否则他必然无法坚持下来。在这样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诗歌写作与物质追求,金钱欲望与幸福生活,可以说相互矛盾而又并行不悖,身处其中的诗人,在两难选择中如何更好地把握诗歌和艺术,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不同的做法和不同的归宿,而我更注重的是诗人在其中呈现出来的艺术、精神气节和人格。 
  在目前的中国,“先生存,后写诗”与“先致富,后写作”成为了一种时尚,写作对于人的致命性,创造力是最大的决定性因素。人与人之间因为生存经历、审美意识、学养天份、思想感情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写出的作品在艺术上、品质上和境界上有所高低不同。每个诗人的道路、归宿可能都有所不同,但每个诗人都在其中面临着考验。如何直接化入当下具体日常的生活和人物,这是考验当代诗人把握社会、人生和艺术的能力和创造力的问题。
  真正的写作者,每个人的写作其实是独立的。在这一个经济发展迅猛异常、信息空前膨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作为一个时代的诗人,他如何应对?不同的写作者自有不同的选择。──啊,那些写出了一个艺术世界的人有福了!!
  最后要说明的是,因为本文侧重于谈论杨克的诗歌的商业缩影和所蕴含的商业文明的意义,故无法对他的诗歌的其它方面也作出一些论述和评价;同时也由于篇幅所限,只能纲要性地谈谈管见,无法最大限度地展开论述和深入评论,诚为遗憾,指望后补。
  结束本文之际,我想顺便一提:杨克的诗论,或者对写作的一些随感笔记,大多写得短小精悍,在一个“以长为佳”、“以长为能”写作氛围中显得不协调。一些人觉得他的评论性文字为什么不写长一点,后来仔细读完了,才发现他所要说的东西已经包容在其中了。能够在有限的经济的文字里表述清楚,比那些洋洋上万言的长篇大论更见功夫。
  “我相信,正是这些坚持了写作的自由和独立,尊重艺术创造精神的诗人和他们的诗,代表了九十年代诗歌的新的生长点,更接近诗歌的本真,昭示着诗歌的走向。他们,就是诗的希望所在。”说出了这句经验之谈的诗人,杨克,正是因为在二十余年的写作中坚持了写作的自由和独立,尊重艺术创造的精神,更接近了诗歌的本真,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中国新诗史增添了崭新而深刻的一笔。他的意义,在更深远的将来可能才会更清晰地显示出来。
  如果从更大方面来分析,我唯一不满意的是,他至今未能完整地形成他自己独立的深刻的艺术世界,但一旦他形成了,他的成就就更是中国新诗的福气了。
 
                    写于2001年3月底
 
 
(本文曾发表于《新诗界》第4卷,2003年9月新世界出版社出版。选入《杨克诗歌集》,重庆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