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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写的《母亲》和《父亲》 (阅读387次)



母  亲
                                                                               
甘谷列
 
    母亲是我的娘,我是她的儿子。
    贾平凹曾说过世上只有有出息的儿子才会纪念母亲,那么没有出息的儿子就不纪念母亲了吗?我是个没出息的儿子,但我照样纪念我的母亲。
    母亲的生平,我知道得极少,这常常令我惭愧,觉得作为儿子的不知道母亲的身世,是作为儿子的悲哀。我曾经问过她的生日,要给她庆贺一回,因她的反对而作罢,所以至今也无法给她张罗过一回,甚而至于连她的生日是哪一天也忘了。
    母亲姓李,名肖兰,广西贵港东津镇荷村人,农民出身,世代务农,又听说祖上是地主出身,逃避太平天国之祸而从什么地方逃难到了荷村,在此落户生根起来。我的父亲参军复员之后,经人作媒,俩个见了一面之后就直接奉父母之命结了婚。结婚之后,夫妻两个也是离多聚少,一个在外地工作,一个在老家务农,长期两地分居。我和弟弟阿塔甚至妹妹虽然由母亲带大,但其实也是在爷爷奶奶手下长大的。直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母亲才到了父亲所在的红山煤矿那儿,一家人才算真正生活在一起。
    母亲没念过什么书,上学校对于她是一个遥远而又不可即的梦,这是她一生引以为憾的伤心事。没有书读的乡下人的命运就是苦,母亲的一生就是苦的一生。母亲不愿她的儿子们重蹈覆辙,含辛茹苦养大了四儿一女,又含辛茹苦坚持送五个儿女去读书。直到今天,她的儿子还在大学里读着书,而她依然在辛苦地操持着家里家外的活计,坚持为子女做好供应支持的服务工作。
    这就是我一想起来就心痛的母亲!她对于我的疼爱,是我一辈子也忘记不了的。听母亲说,我出生不到一周岁时,同族小姑抱我在天井里玩,不慎跌了一跤,把我摔到了地上,我的小毛头“叭”的一声,脑后盖凹了一洼下去,宛如软鸡蛋壳一般。母亲闻声跑了出来,“啊!”一声惊叫,脸色一下子煞白了,手慌脚抖地抱起我:“天哪!这怎么……是好……”从此她再也不敢让别人抱我去远的地方玩了,生怕出现什么意外。
    母亲把这件事告诉我时,我已经十九岁了,在矿山里读着高中,正值暑假放假在家,闲聊之时,母亲无意中提起了这件事。我听了不禁哈哈大笑:“有这回事吗?我根本没听说过——不会是编出来骗我吧?”
    “骗你?!谁骗你!——你不知道,你那时还不到一岁呢!——你哪里知道!”母亲急赤了脸,瞪着眼睛对我这个长大了的儿子说,那神情恨不得给我一巴掌。
    然而我还是不相信:“不会是编出来吓我的吧?你看我现在好好的呀,后脑勺也没有凹下一洼的痕迹呀!”
    母亲不禁睁大了眼睛:“你想要它凹呀?——没有凹,是后来好了的呀!……”
    可我还是一脸的不相信。母亲便垂下了眼睑,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不会相信的!——反正我给你说知道了这回事,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总之我不是骗你,我骗你做什么!——你不知道,我当时多害怕呀!”母亲有些伤感了,她最后说:“我是怕你读不得书了呢!……我还拜了一个月的菩萨,菩萨要怪罪就怪罪我吧,不要怪到小孩子的头上去,小孩子有什么罪过呀?”我不由得止住了笑容,默然无语,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想对母亲说:“对不起,我不该顶撞您!”可是我又开不了口,最后强作笑脸安慰她说:“我信,我信!没事,我现在好好的!”便低头走了开去。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很多事情已经模糊不清甚至遗忘了,独有母亲提起的这一件事让我至今遗忘不了。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还非常清晰地记得起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提起这件事情?当时我不甚明白,而现在我却想通了,这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孩子受伤是多大的一件事情啊,是母亲最大的害怕啊!而母亲在事隔多年之后,又是怀着一种怎样的感情提起那一件事呢?而我,当时又是多么不懂事呵,也许伤了母亲的心。一想到此,心灵就不由一阵悸痛。
    在我现在的记忆中,在我童年幼小的心灵里,还隐约记得母亲在房间里哭泣过多回,她哭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明白,我只是看见过。印象最深的那回就是母亲在她房间的角落里一边伤心地大哭一边对走近她身边的我说:“儿啊,你阿爸他总不管我们娘儿的辛苦!他撇下我们母子几个留在这里,他还要不要这个家?……大罗天啊……”随之又是号嚎大哭起来。我当时既不解,又有些难过和不平:妈妈你哭什么?妈妈你哭又有什么用?那个爸爸他在哪里?你告诉我,我找他去!我对那个影子一样的爸爸本来没有多少印象,但母亲一哭,又让我对他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幽远的情绪。然而,也仅仅是一阵儿;过后不久也忘了。
    母亲当时曾经怨恨过父亲,希望父亲能够分担她的劳苦,我想这是时代所导致的两地分居的原因以致于如此吧。在当时我幼小的心灵里,也想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在家。父亲是有一个,但他在遥远的地方,在哪个地方,我不知道,总之朦朦胧胧的,只听说很远。在我那时的心目中,父亲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只有在他回家探亲时才清晰起来。可是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过了几天或者半月左右又走了。家里人只说父亲是“出去人”,“吃公家粮的人”,也就是吃国家粮的人,吃国家饭的人,为公家做事的人。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在煤矿工作,是在红茂工作。母亲是不想和父亲分开的,但是现实却是无法做到。母亲那时无论背后还是公开对我反复的告诫和朴素的教育就是:“你要好好读书!你以后要走出去,你就必须好好读书!”读书是母亲对子女最大的要求,母亲就是怕我们读不得书!母亲自始至终秉持这个观念。
    母亲在乡下时,她和爷爷、婶婶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因为我的父亲远在矿山,叔叔又在镇上的粮所工作,所以家里的大小劳动、大活小活都压在他们身上。每年一到农忙季节,一家人就忙得不可开交,几乎喘不过气来。爷爷整日犁田耙田,母亲和婶婶割稻插秧,有时叔叔下班后也回来帮手,一家人没日没夜地苦干,半个月或一个月下来,人人几乎脱了一层皮。尤其是夏天“双抢”的时期,那时候就是农民最辛苦的日子,也是我们家最苦逼的日子。因为家里有十二三水亩,还有好几亩的旱地,都要抢收、抢种。那时节,奶奶一个人在家里忙活,煮粥煮饭,喂鸡喂猪,家务活几乎都由她包了;田头活,则由妈妈和婶婶和我们几个大一点儿的孩子包了,当然还有叔叔回来帮忙;而田里的重活,犁地耙田,则由爷爷包了。一家人没日没夜地苦干,累干,熬过去了,终于结束了,便有一种打了一场大战终于胜利了的如释重负的感觉。
    那一年的夏天,我放了暑假在家里帮忙干活,把田里割好的稻谷挑到晒场上,天热得没有一丝风,空气好似火一样燃烧在天空,烤得人汗如雨下,我的肩上已经红肿了一块,渗着汗水又疼又涩,为了赶时间挑完田里的禾束(割下来的捆成一束的稻谷),我在烈日暴晒下不要命地拼命地挑,担子又沉又重,压得我几乎直不起腰来,摇摇晃晃地挑着走;嘴里喷出的气如火一般。在田里割稻的母亲直起腰来,心疼地朝我一迭声地叫喊道:“阿列,你不要挑那么重呀!——挑轻些!”我应道:“妈,不要紧的,我能挑!”母亲一听,火了:“你以为你能挑几百斤吗?你以为你就挑一次吗?我的话你都不听吗?——叫你不要挑那么重你就不要挑那么重!……”可是我不能听她的话呀,我咬紧牙关,又艰难地迈开了沉重的脚步,母亲在后面又气又怒,骂道:“你压断了腰,看以后谁嫁给你!”……
    我家自从1982年就迁了户口,农转非到了矿山,可是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直到1986年之后才陆续进入矿山。而且我那时对“农转非”这事一直是糊里糊涂,懵里懵懂的,那是大人们的事情,根本不是少年的我明白的,也不是我关心的。到了我读初三那一年秋天,也就是1986年的秋天,母亲终于不管不顾地从家里直接去了父亲红山那儿,弟弟妹妹也跟去了矿山那儿读书。可是爷爷一直为之生气,认为我母亲不听话,你丢下家里的农活就去了算怎么回事?爷爷一直颇为责怪,认为去享福了,家里缺少了一个劳动力,屋里人便要多一份辛苦了。母亲带弟弟和妹妹去了就去吧,我正读着初中,既不知情也不理会,我只顾读我的书,只是在回家时听家里人说了这回事,其次便是不时听闻爷爷的抱怨而已。时间到了1988年5月,父亲又回来将我带去了矿山。他想让我去参加招工考试,可我参加中考后还是选择了去读高中。我们一家人生活在矿山里,困难的程度是别人难以想象的,并不比农村轻松多少,只是没有在毒辣的日头下暴晒、没有风里来雨里去种田而已。
    那时我们兄弟妹妹四人读书,两个读高中,两个读初中,靠着父亲每个月一百多元钱的工资生活,十分拮据;然而父亲调理得节节有度,并不给我们很艰难的感觉。而母亲作为家属,没有工作,她自谋出路,靠种山坡上的一个菜园的青菜来卖菜来补贴家用。这一个菜园,是父亲和工友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石头里开辟出来的。据父亲说,光捡出来的石头,就可以筑起一道围墙了。母亲将菜园护理得整整齐齐,各式青菜长得生机勃勃。各色各样的蔬菜和瓜果在母亲的手下源源不断地生长出来,又源源不断地挑到矿区上的小菜市去卖掉,换回来一些辛苦钱,供补贴家和供家庭生活运转。而家里饲养的两三头肥猪,则专门供我们子女读书的费用。从此,种菜,卖菜,外加养猪,这三样活计便成了母亲在矿山里的专职工作,至今仍然如此!
    每天一早,矿区里的广播一响,母亲就早早的起了床(有时起得比矿区的广播还要早得多!),上菜园摘菜,在水坑里洗干净,码好,装满一担。此时矿上的人们方才陆续起来洗漱。母亲转身回到家里,将煮沸的一锅稀粥端下来,然后打开鸡笼,放一群大呼小叫的鸡们出来觅食,又转身忙着搅拌麦皮与糠粉,加水,拌成一桶桶的猪食,然后提上猪圈栏里去,倒给三头猪吃,一边倒,一边看着猪们乱哄哄地抢食,嘴里自言自语道:“你们多吃些!……这头又长大了一些!”待到将家务活儿匆匆料理一遍了之后,才喝上一碗热稀粥,便挑起一担菜到矿上去摆卖了。
    母亲种的菜特别好,买的人有时候也特别多,有时生意也挺好;当然有时候人也少,一直要守到晚上天黑了才回来,这很难说个定数的。因为矿区摆摊卖菜的妇女竞争也激烈,有时好卖,有时不好卖。有些时候到了中午,菜也卖完了,便回来做饭,喂鸡,喂猪,又是一番忙碌。下午若是没有什么要事,便又摘了一担菜挑到矿上去卖,到傍晚方归来,顾不上歇息又上菜地忙活去了。有时候一担菜要卖一整天,还卖不出去多少斤,她就必须要守在街头,饿着肚子,有时候叫熟人帮照看一下,匆匆跑回来吃了午饭,忙忙喂鸡喂猪之后再返去。母亲经常就是这样忙个不停,为的就是挣那几个供我们子女读书的辛苦钱。而妹妹阿莲,每当放学回家或者周末或者假期在家,总要帮母亲摘菜和卖菜,以致于她也成了在矿山家里家外除了父母之外的一把好手了。母亲心眼又特别好,有时候不要钱也将菜送给人家了,因此她总是吩咐我妹妹也这么做。父亲下班后也一刻不停地忙着帮做家务。两个人直忙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坐下来吃上晚饭。
    这样的生活,自从母亲来到矿山就开始了,至今已经持续了8年时间,还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这样的辛苦,母亲已经任劳任怨地操劳了8年,还不知道要操劳到什么时候?我作为她的儿子,看着这一切,只能痛在心里……
    在矿区里母亲是远近出名的,她以吃苦耐劳、勤俭持家而著称。附近三个矿的家属妇女们多多少少都知道她,或者听说过她,或者闻她的名。因为在这经济不景气的煤矿里,她能够以自己的双手养活了一家人,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苦的是风雨天,母亲去卖菜,往往淋得一身半湿。每当放假在家时,我看到了这种情景,就心疼地劝她不要去了,我说:“妈,你今天就不要去卖菜了,我多写一篇文章就行了!”母亲说:“不要紧的,能卖一天是一天,少卖一天少十几块钱;不去卖,钱从哪里来?”我听了更加心痛了,说:“妈,身体要紧呀!”母亲说:“我知道!我只是腰不太好,身体还行。”我听了,心里一酸,险些掉下泪来。我知道劝阻不了母亲的,只好让她去忙碌了;一面恨自己长这么大了还不能为母亲分忧解难,一面想母亲操劳了几十年,她的腰已经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快要被压断了,而我这个长子真没用,竟然不能为家里分担困难,减轻重负,心里便默默流泪,内疚自责不已。
    我读高三的那一年,矿山附近的排外的山民们将矿区山坡上矿工们开垦的菜园全部捣毁了去,我家的也不能幸免于难。母亲流下了伤心之泪,终日对着这荒芜的、凋蔽的、遍地是乱石的菜园默默无语。那些天她生病了,病中还叨念着:菜园没了,怎么过活呀?直到父亲和别人交涉换来了我家屋子背后的一块泥坡地,在假期里我们合力把坡地开劈成了一个菜园,母亲才松了口气。我至今记得我和弟弟在烈日下死命地锄着那个泥坡地,恶狠狠地锄着,锄头挥起又落下,落下又挥起,花了好几天才把它锄完了出来。
    这一年我高中毕业,因把保送机会让给了别人,而自己参加高考数学得分太少(只得31分)而没能考上大学,这对于家里来说,无疑是意料不到的一场灾难。母亲明显地憔悴、瘦弱下去,她在外面时常受到别人的冷言冷言和冷嘲热讽,人家都说她的儿子大傻瓜一个,连保送都不愿去,偏要自己考,考又考不上,真是……!天下竟有这样的傻瓜吗?!——偏偏真有,就是她儿子!真不知她儿子的脑袋是怎么想的?……母亲回到家里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父亲受气有时受不了,有时酒后就与我发生一些磨擦和冲突,这是家庭内部的事情,可以理解的矛盾,因而也不能多说,谁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呢!但我知道,母亲受的伤害比我还要深!只不过她无法言说罢了。真的,母亲,您的儿子至今觉得对不起您!
    一年之后,我发愤考上了大学,家里的困难就更大了。我时常写信给父亲,询问家里的情况,父亲回信总是说:“家里还是老样子,没有什么变化,你要安心读书!我和你母亲都好,家里的事情你不要多牵挂,特别是钱的问题,家庭是能够支持你们求学的……”我读着信,仿佛又看到了父亲母亲在家里操劳忙碌的情景,眼睛不禁又湿润了。
    又一年之后,弟弟也考上了大学。我们兄弟俩虽然给家里增添了不少安慰,但同时也加重了父母的负担。我们兄妹四人都深深体会到父母的辛苦、艰难。终于有一天,念初三的小弟给我写来了一封信,一开头便说:“哥,我不念书了……”我眼前便是一阵发黑……
    我回信去劝他,骂他,然而却无法使他回心转意,他最终还是辍了学,去了广东打工……
    唉!不争气的弟弟,让我如何说你呢!
    1993年暑假期间,我回到了家里,母亲对于弟弟前去广东打工流了泪,我便忍着泪水安慰母亲说不要紧的,他会照顾自己的。母亲哽咽着说:“他小小年纪,就不读书了,就去广东打工,他打什么工呀?……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无法知道,然而我却知道母亲对于子女深深的殷殷慈母之心,对于我和我的兄弟妹妹来说,这是我们一生永远也偿还不尽的情义!
 
                                                                         1995年5月于桂林


父 亲
 
    父亲是年近五十的人,中个子,熟悉他的人都说他不变一点样子,穿浅淡色的衣服显得相当年轻,穿深颜色的衣服(如工作服)则变得老了的样子,因为他的衣服经常不变,也就是说几件衣服和几条裤子轮流换穿好几年,熟悉他的人便有了种心理定势:人还是原来的人。
    父亲工作、生活的地方是红茂矿山,广西最大的无烟煤基地,这名头听起来挺大的,其实是在云贵高原边缘与广西交接之处,那里群山遍地,连绵不绝,峰谷耸立,真正的千山万壑。偏偏这样一个穷山僻壤,颇与人烟隔绝的地方,却埋藏了广西最丰富的无烟煤资源。有矿藏必有开发。因此六十年代末七十年初在这块土地上集中了大批复员军人和招来的民工,与深山老林战天斗地,终于开辟了红山矿区,奠定了后来叫做红茂矿务局的基业。而我的父亲便是这批人当中的一个。他从进矿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一直是在红山的朝阳矿工作,一点不变。
    父亲是从部队复员后来到煤矿的,那一年大概是我出生的时候。他原先读过中学,因为家贫而参军,从学校跑回公社大队来应征入伍时,技术兵已经开拨了,只好跟上了普遍兵。因为念过书,在部队里被当作秀才,颇受重视。部队集训半年后随即进行援越抗美,他生平第一次出了一回国,去的是越南,可惜他所在的部队肩负的任务是修筑公路,没有直接参加战斗。即便如此,美国佬的飞机还是不放过他们,多次轰炸了他们的宿营地,炸死了一个班长和一个士兵,伤了好几个人。父亲那时也是班长,工作出色。与许多经受战争考验的士兵一样,父亲也在火线入了党。那时他与战友们在越南呆了约2年,国内正值文革开展得如火如荼,他们一回来就发现国内气氛跟出国前大不相同了,然而因为他们在越南援建12号公路,没有卷入国内文革的派系斗争。回国后因为呆在军队里,也没有卷入。父亲生性不喜欢出头露面,不卖弄,不争功,不高攀,不计较得失,老老实实,因此整个服役期间虽有种种机会而终于没有升迁,直到动员复员,面临复还是不复,他还是主动选择了退伍复员。此时班长还是原来的班长,除了多了一份历练,多了一份部队的精气神,人的个性还是一点不变。
    父亲复员之后便和我的母亲结了婚,之后就来到了红茂矿山,从那时至今已经整整二十三年了。父亲在红山煤矿工作了二十三年,官当不大,职务倒换了好几样。他先后当过会计,做过地下工,当过工区党支部书记,又当过安监站站长,其中干得最长的就是通风工区党支部书记,整整做了十年时间,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甘支书”。他始终是在通风工区,老地方;他始终是老职务,没有升迁。而二十几年里向他求教的一些人却官运享通,平步青云。他这样的境况,说得好听就是扎根基层,埋头苦干,踏实积极,不计较个人得失;说不好听就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懂逢迎,不会钻营。以他的性格,决不会做那些勉强自己的事情,而且他总以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就是在哪里都是为党为国为人民服务,何必计较!只要自己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做出成绩,上面看不看得到又有什么要紧,只要大伙儿群众认可就行了。他的口碑之好,以我亲身所见,那确实不是吹的。有一次我在矿务局外面碰到一群陌不相识的职工,问起我来自哪里和父母是谁时,我提起父亲的名字,谁知他们一听竟然都说认识或者懂得,那一刻我顿感我的父亲还是有些名望的呵!多年以来,父亲连续多年来被评为局、矿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但他从来不提这些荣誉,塞在衣柜角落里形如废纸,要不是我翻见,实在不知父亲也是获得过许多荣誉的。他生性老实,一是一,二是二,在工作中原则性之强,雷打不动,更别提下班往家里拿东西一类的事。有一年家里来了一个客人,看见四壁空空,简陋寒伧,不禁叹道:“你老实到了吃亏的地步!”
    父亲的性格有些内向,是内向与外向结合型的人,谈起话来却滔滔不绝,富有人生哲理,蕴含处世经验。朋友一来,老乡一坐,一顿酒饭可以坐谈到三更半夜。父亲好烟、好酒,烟可戒,酒却不可戒。烟是口中物,酒是心中粮。每晚必喝一点酒,喝酒之后便不吃饭了,十多年甚至二十年来一向如此。不过,因为家庭的窘境,烟是最便宜的烟,酒是一般的酒。他唯一值得自豪的酒历就是在部队时曾有一次喝到了香气四溢的真正的贵州茅台酒,所以至今他鄙薄变假了的茅台。
    我们家虽然在八十年代初就办了“农转非”,但直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才陆续迁来矿山,先是弟妹,后是母亲,最后才是我。一家六七口人的生计就落在父亲一个人的身上,单靠父亲的工资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另谋其它出路。幸好就近开辟了一块菜地,母亲种菜卖菜来补贴家庭的开支,就这样捉襟见肘地过活,并且供我们兄弟姊妹四个人读书。父亲日夜操劳,人变瘦了,脸变黑了,白发也多了起来。为了调节好生活,父亲和母亲成了整个矿里最辛苦、最操劳的人。
     好不容易等到我高中毕业,却因为某种原因上不了大学,又不愿马上参加工作,于是我就去了补习。这样一来,屋漏偏逢连夜雨,父亲的负担更加重了,本来挑一百斤的担子现在增加到了一百五十斤。我补习的学校是河池地区高中,气氛很严,学费也特别贵,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在这所学校里,很少能够外出上街,有一天我偷跑了出去,放放风,不想在大街上迎面碰见了出来的父亲,我吃惊之极:短短几个月不见,父亲竟然变得这么黑瘦,这么苍老!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立刻觉得无地自容,心底顿生无处可逃的悲凉……
    如今,我和弟弟两个都考上了大学,一个在桂林,一个在南宁,虽然略略安慰了一下父母的心,但家中的光景依然黯淡,依旧没有什么改变,还是原来的老样子。相反还因为我们两个儿子读大学而导致整个读书费用比之前大有增加,父母肩上的负担更加重了,颇有“穷上加穷、难上加难”的情形。在整个矿务局,父亲以教子有方而闻名。因为两个儿子考上了大学本科,在整个矿务局独一无二,仅此一家。平日里向父亲笑脸求经的人多了起来,父亲不由得苦笑了:这是孩子们的事,家庭只不过支持他们而已,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人家问多了,他便说了些内心的感受:“一是支持,二是教育,三是个人努力。”然后他解释,“家庭不管如何贫穷,一定要支持孩子读书!家庭一定要做好孩子读书上进的后盾!教育,既要有家庭教育,也要有学校教育,家教家风是重要的,是人生基础的基础;学校教育,则是后天的教育,舍此则无以成才,这就要看学校老师的教育和培养了。至于孩子个人,则要自己懂得学习钻研,要懂得发愤努力,一定要坚持个人开发进取!总之,外因和内因结合,关键还是在于自己!”别人听了,点头叹服说:“确实如此!”其中又有人冒然反问:“如果孩子他不愿意读书,或者读而无用,陷入困境或绝望怎么办?”父亲也反问说:“你读过《毛泽东选集》吗?你知道困难都是暂时的,事物都是变化的,我的家庭无论如何,一如既往地支持孩子读书,一以贯之地教育孩子;而孩子既要教,也要个人识事,要懂得自爱自奋,要懂得发愤努力。如果他确实不愿学,不愿读,你强按牛头喝水它也不喝,你又能怎么办?遇到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人总要懂些事、明白些道理吧?无论如何一定要支持。我总的观点就是家庭支持、学校教育、个人努力。如果没有这几条,什么都是空的。”别人只能默然点头或者哑口无言了。壬申年末,父亲又被评为局先进工作者,家庭也被推荐为“五好家庭”,就是因为被公认为“懂得教育孩子”和“孩子读书争气成才”和“家庭是整个朝阳矿的榜样”,从而被矿里领导和职工群众公推上去而获此殊荣。
    父亲很少写信,直到我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给我写信,此后父子俩的通信才多了一些,但主要是我写给他。现在翻阅他的几封来信,无一不是强调在生活上该用的钱一定要用,该花的一定要花,该吃的一定要吃,不要折磨身体,一定要保证身体的营养。并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记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理想和事业的基础,否则就是空谈。
    假期回到家里,一家人经常在灯下谈话到深夜,父亲谈天说地,语蕴人生哲理。一次他在简单回顾了自己一生的沧桑经历后,感慨地说:“世说老实人吃亏,其实老实人也并不吃亏,老实人只要努力,老实人就不会吃亏!”我听了为之耸然动容。
    父亲姓甘名乃容,有容乃大,他官虽小,人格却大,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人和神的结合。如果没有他,便没有我的一切!
                                                                                   
                                                                            1995年6月于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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