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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是我孤独的避难所 (阅读1136次)





     写作是我孤独的避难所
         ——走近女诗人李成恩


              ◎徐华VS李成恩 
           
徐华:2009年5月,我在西安第二届中国诗歌节诗会现场见到你、郑小琼和肖水,转眼过去了8个年头。这8年你努力的步伐远远地把光阴甩在了意象的背后,出版了包括诗歌、随笔在内的9本书,我不得不感叹并佩服你强大的创造力和才气!是有意识的把写作纳入了自己的人生规划,还是写出作品之后,及时进行的修改、规整和出版?
 
李成恩:时间是一道光,照亮人类的每一寸黑暗。蓝色星球飞快地转动,生命有了永不停息的动力。我的写作是我生命的动力之一。8年有多少脑细胞死亡,又生出多少依附于生命之上的诗歌,写作就是不断与自己赛跑的一场运动。今年我写出了《护念》短诗集,是我的信念与生活交织而成的诗集,加起来有10本书了,对于一个而立之年的诗人,这不算多也不算少,关键还在于质量,质量高的作品如特朗斯德罗姆,一生就那么一点作品,但足以抵过著作等身的作家,以少胜多是本事,但我还是想趁年轻时还写得动,多写一点,多为时间留下可以自由淘汰的作品,如果我写100首有一首留下来就谢天谢地了。谢谢花姐的鼓励。
    你看得准,我是把写作纳入了自己的人生规划,写作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而然,写作成了生活的常规动作,每天写一两个小时,积少成多,对于自己不觉得多,但一年下来,10年下来,就数量可观了,所谓规划就是日常行动。
    我的作品多,出版也算及时,今年本来有出版10年精选的机会,但还是想放一放,出的太多也无益,对于出新书我还是想控制节奏,为读者节省买书钱还是有必要的。
    修改,对于我来说是一件艰难的事,我一般是放一段时间再进行修改。有的诗人喜欢对一首诗反复修改,好像第一次写下来就不满意,但我是一两年后集中修改一次,这与我对于诗的要求、感受的变化有关。诗是不能随便改的,我尤其反对别人对我的作品的修改,诗属于个人,不是大众的通用产品,大众要适应诗人的个人性,而不是让诗人适应大众的味口,诗只有个人的味口。所以,修改只是缘于个人的要求,而不是基于大众或诗歌通行审美的要求而修改。出版诗集更多的也是个人内心需求,并不是为了读者或为了市场需要而出版,为自己的生命留下一个时期的诗歌印记,回头看自己的生命是如何消逝的,通过印在纸上的书可以看到生命的状态。

 
徐华:你的诗集《汴河,汴河》,以汴河为主体,并围绕它展开一系列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多意识的书写。汴河,到底是怎样一条河?看到汴,我便想到汴梁,汴河之名是否源于宋朝?或涵有更多的古意?
 
李成恩:《汴河,汴河》是我的第一部诗集,10年过去了,少作并无悔意,相反,是我非常珍贵的写作,我以一部诗集回应了爱的记忆。离开故乡与亲人多年,我必须要写我的童年与故乡生活,这是一次自动写作,没有受到外界的任何影响,我进入《汴河,汴河》的写作是很自然的一种状态。我有强烈的要写下那些梦境、生活场景、童年回忆的冲动,没有经过多少深思熟虑就写下了那些诗篇。那些作品表达畅快如汴河之水,随着我的情绪而流淌,诗的自由在《汴河,汴河》里得到充分的体现,那种自由写作状态我后来一直想留住,但实际上并不容易,甚至很难。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只有面对自己过去的生活、记忆最深的生活、让自己该骨铭心的生活才会做到从技巧到内容的放任自余,而又能紧紧把握在自己手里。当你面对陌生的生活,要想写出自由的诗其实是不可能的,所以《汴河,汴河》是值得自我研究的一次写作。从写作的发生学角度我可以为她写一篇几万字的文章。
  汴河是我故乡的一条河流,它的历史我曾有过描述。中国大地上的河流千千万,其历史各不相同,但大体与生活在河流边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汴河是我家乡的河流,像所有家乡的河流一样,它就像我们的亲人,没有波澜壮阔的豪迈,但它在你的血脉里流淌,它滚滚向前,正如你所感受到的,它又是古意深沉的。

 
徐华:在我眼里,你是一个婉约又清新的女子,有白茶之美、又有淡淡的茉莉之香。朴素雅致如你,如何看待爱情?是否相信这世上有坚贞如一的爱情?
 
李成恩:谢花姐美的眼晴。爱情是一个人与伴侣的基本关系。爱情驱使你向前,纵使千山万水也要长途跋涉,爱情可以战胜一切恐惧与懦弱。我们生活在一个传统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我们的价值观深受传统文明的影响,对于爱情的坚贞如一充满了美好的神往,我也不列外。

 
徐华:你是从何时开始北漂的,北漂的原因是什么?
 
李成恩:不知为什么我很不喜欢北漂这个词,总觉得这个词很潦倒、很落魄、很冰凉(冰的内部有灼热)。北漂这个词是属于八十年代计划经济的产物,全球化时代人的迁移变得方便,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居住。尤其对于诗人与艺术家来说离开故土去建立新的故乡,是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古代诗人就如此,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更如此。我们的漂移是一种常态的漂移,在这种漂移的过程中才产生了新的文学与诗歌,前几年我写了很多异乡与异域的作品,都是漂移的结果。在异乡才能写好我们的故乡,所以北漂有百利无一害。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在哪里都一样生活,只要自己觉得舒服就可以了,如果觉得不舒服肯定会离开。在北京上学几年然后又工作几年,中间也短暂的去过南方工作过一年多,最后发觉还是习惯北京的生活。
 

徐华:在北漂途中,是否遭遇困境,有没有想过打退堂鼓?是什么使你坚持到现在,能说下北漂途中最让你感动的一件事?
 
李成恩:好像没有,我一直还是比较幸运的,一直能得到老师和朋友的帮助。在工作中会有一些小挫折,不过在我想离开时又有新的机遇在等我。
    我觉得最初能让我坚持的还是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对新鲜事物与远方的向往。一个人总呆在一个地方有什么意思呢,远方意味着有无限的可能,北京是一个大熔炉,把一块破铜烂铁扔进来都会哧哧冒烟,把你锻造成一把好刀。
    感动的事千千万,最让我感动的事是有一次走在长安街上,突然抬头看到西边的火烧云跟故乡汴河上的一模一样,我错把北京当故乡,那灿烂的北京天空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那片刻真的感动了我。

 
徐华:对您来说,北漂意谓着什么?您认为北漂必须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李成恩:北漂意味着不能懒惰,应该勤奋,只要坚持自然会有收获。要有平常心态,随遇而安,像佛陀一样看待这个世界,把异乡当故乡,尽量淡化物质生活,享受精神的盛宴,人生无处不盛宴。其实漂久了也就固定下来了,也没有漂的感觉了。北京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第一故乡反而陌生了。我们的生活就在北京,何来漂呢?

 
徐华:对于快乐和幸福,您的注解是什么?能否说一下您认为的最快乐的事?
 
李成恩:我是一个知足的人,也比较乐观。快乐就是让自己在乎的人都能快乐,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和亲人们团聚。当然在文字中修行也是一种最高的快乐,心中有佛,行遍天下也是一种快乐。目前在写一部长诗集,小说也在慢慢写,纪录片也在慢慢拍。一切都在慢下来,我让北京慢下来,慢得像故乡的河水。我在慢中体验了另一种快乐。

 
徐华:如何看待口语诗?口语诗的存在,对您是否造成困扰?
 
李成恩:我也用口语写诗。我对任何形式的好诗都能接受,不会对我造成困扰。

 
徐华:现在许多诗人都在画画,您认为这是一种时髦,还是诗人在智能上的一种进步!?如何看待这件事?!
 
李成恩:画画不只是画家才做的事情,只要你有这方面的天赋和爱好都可以画,就像写诗一样,我现在也在画水墨画,就是爱好。不同的艺术可以让人更丰富,水墨是一种传统,认识传统,学习古人,是一个诗人的题中之义,画的好不好是一回事,有新的尝试和改变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只要不把画画当成一种功利追求就好了。不要羡慕画家挣钱多,写诗没利益,其实画画也是精神的苦修。

 
徐华:你在画水墨画,喜欢哪些大师的画风?有特别崇拜的偶像吗?
 
李成恩: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等人,是我喜欢的画家。我不习惯于崇拜什么人,每一个体都是平等的,如果要俯身表达虔诚之心,只有向自然与向佛俯身了。
当代画家很难进入古人之心,笔墨是外在的形式,艺术的灵魂只能用另一个灵魂去体验,要创造出属于当代的艺术需要综合素养,慢慢靠近,不急,先走一遍传统,再从中走出来,从一个美的历程里找出自我。
    所有乱画的人都是急于求成的人,心里早就乱了方寸,没有静心于自我的世界,而在于获得一个“诗人画家”的包装,这是肤浅而无意义的。画画是一种自我认识的方式,更不要陷入美术院校的传统知识模式,一张画里如果有了宇宙自然的气息就是你的福报。现代人心里的障气太重,当下整个环境的障气太重,不仅仅是诗歌、美术、影视与社交圈,整个文化环境随处可见障气,而画的存在,我希望它的创造是自由而孤独的,是可以排除障气的一种内修的方式。
 
 
徐华:除了拍纪录片、写诗、画画,您还有别的爱好吗,在诗歌之外,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自我概括一下吗?
 
李成恩:我的爱好很多,比如唱歌、旅游这都是我喜欢的。我是个本真直爽的人。

 
 徐华:你很早就开始拍纪录片,我相信写诗的手法对你的拍摄一定大有益处,都拍了哪些值得骄傲的纪录片?写诗和拍片,哪个更难?
 
李成恩:我原来拍片是为了工作,并不是为了写作。但一个人的职业习惯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你的写作,所以我有一部分诗的镜头感特别强,好像是为我的拍摄写的诗性脚本。在我看来,写诗与拍片都不难,我遵循自我的方式创造,艺术的态度就是我生活的态度,我不做违背生活态度的事,不喜欢的我不会去做,拍片与写作都是我喜欢做的事。
    我这两年一直在拍一部高原生活的纪录片,拍的时间有点长,也断断续续,积累了一大堆素材,因为要参加一个国际电影节,最近才开始做后期剪辑与合成。片名叫《酥油灯》,与我的诗集《酥油灯》同名,其实就是一部作品,只不过影像艺术更直接,通过视觉艺术、声音与色彩艺术让文字的诗歌变成了影像,我的纪录片与我的诗构成了互文关系。包括我原来在凤凰卫视、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的短片,片中的人物与故事后来都在我的诗里出现过,我最好的纪录作品还没拍出来,但我不准备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做这些事,我想让生命在一种流逝的状态里达到自然的效果。
    现在重看我曾经花了好几年拍摄的《最后的摆渡人》,我会流泪。纪录片是小众的艺术形式,与现代诗一样,只是我为生命的流逝所做的努力。我最好的纪录片是我自己的生命本身,我通过影像艺术、诗歌、随笔与绘画等各种可能的方式,包括自我的沉默与冥想等等自由的状态来记录生命的流逝。

 
徐华:你2009参加青春诗会,从2011开始,你几乎年年都在得奖,甚至2011同时获得第三届“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和宁夏黄河金岸诗歌节国际青年诗会“后一代”金奖,可谓少年得志,这些大大小小的奖项,有没有让你感觉飘飘然,或已抵达预想的高度!?
 
李成恩:写作需要互动,但最主要的是与自我的互动,而不是与世俗荣誉的互动。一个人在自我的力量还不足以抵抗外在的推动力时,会不自觉地被外界推着往前走,我过去10年的写作大抵如此。现在回头看,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的,必须的是自我的认识,是写作这件事在你的生命中占到了多大的位置。如果一个人为了外在的奖项而写作,那是一种最低级的写作,那样的写作也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只有为自我的需要而写作才有终极的意义。
  我在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一个预想的高度,但高度会不断被自我的认识削平,就像童年的高度随着成长会越来越矮。故乡在成年的视角里会比童年视角要矮要小很多,是同样的道理。任何的飘飘然都是一时的糊涂,清醒了就不会为任何的承认感到有多么的重要,最重要的是如何面对未来的写作,如何获得新的突破,如何超越时代的局限,包括自我在时代面前的局限。

 
徐华:你写过一首《胭脂扣》,还写过一首诗《胭脂主义》,能否告知胭脂扣是什么扣,胭脂主义,又是什么主义?
 
李成恩:《胭脂扣》这首诗是2009年6月29日写的,写的是香港电影《胭脂扣》里的情节,我对电影、纪录片有多年的研究,曾写过一百多首电影诗,比如塔尔可夫斯基系列电影我都写了,只要看到触动我的电影,都会写诗,在诗里向导演致敬。
  胭脂主义是我2006年所主张的一个写作理念,是以女性主义为出发点,对当下人文环境、诗歌写作及视觉艺术进行自我修正。胭脂主义反对男权社会过度的文化消费,主张回到现代性诗歌内部。胭脂主义不是粉脂主义,不是撒娇主义,不是女权主义。它是自我的生命体验,是生活在诗里发出的朴素的回声,是人行走在大地的声响,是自然万物给诗歌带来的气场。

 
徐华:《春风中有良知》这本诗集的名字非常别致,有小家碧玉遇到贴心土豪的感觉。其中春风让人温暖,良知让人释怀,这六个字组合在一起,让人如沐春风,又让人感觉安全、安逸和安心。怎么想到写这样一首诗,又取之作为诗集名的?
 
李成恩:《春风中有良知》这首诗写于2009年3月21日。我并不特别迷恋“春风”、“良知”这样的词语,我给出的是一个价值系统,与之相对立是“羞愧”、“心绞痛”、“黄土坟”、“炊烟与枯枝败叶”,在这首结构严谨的诗里,我强调的是一个矛盾的世界,把人性的悖论拉到了你眼前。这才是这首诗的题目能成为我一部诗集的理由。做为一个处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青年,我面对了一个传统价值崩溃、现代文明恶化、文学样式多元的时代,我当然愿意在这个阶段,对世界有一个基本的诗性判断,“春风中有良知”这句诗也表达了我的态度,把悲伤的情绪与明亮的情绪同时亮出来,这才是我最真实的感受。

 
徐华:你在随笔集《文明的孩子》里写过《看人的立场》、《做个纯粹的人》,在这个物质主导一切的时代,要坚持立场把握原则不易,要放下物欲追寻真正的纯粹,更是困难重重,在你看来,如何才能做个纯粹的人?
 
李成恩:对“纯粹的人”这样的命题的讨论,与这个混沌的时代并不相称。让自己获得孤独是抵达“纯粹”最好的途径,孤独不是远离人群,而是在人群里拥有鄙视集体狂欢的态度,与集体的价值观保持距离,而不要靠得太近,更不要趋向权力的热闹中心。当所有人在与时代合影时,我就是那个远离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也能做到远离权势,以此获得内心的安宁。对于我来说,“做个纯粹的人”并不难,相反,这是我的本心。距离与生俱来,他人即地狱,写作更是我孤独的避难所,在诗歌里我找到了爱的源泉。

 
徐华:说到女性,大家都会提到女性主义,什么又是你认为的女性主义?
 
李成恩:我心中的女性主义就是我自己身上的诗意的部分,它创造了我,而不是知识体系里的概念,概念永远是死的,是别人的。如果让我选择,我只专注于我生命里的女性体验,我坚持的生活信念与我所写下的文字,构成了我的全部。任何知识必须回到体验上,没有体验的知识与自己是没有关系的。空洞地谈知识,还不如说出你的感受。我的诗与我做过的事,我留下的其他形式的作品,都是我的整体,不可分离,如果要缩小到女性主义,那就是由这些东西构成。

 
徐华:梦是人类深层意识在睡眠中的反射和暗示。有些人会做反梦,有些神人还能刻意把自己安排到梦的某个场景中去,是否相信周公解梦,如何理解梦和梦的昭示?
 
李成恩:我相信生命的神秘,但我不执着于梦的昭示,一梦醒来人就解脱了,诗便在梦与醒之间产生。不过,梦的状态给人带来诗的创造,诗人写梦天经地义,梦带领人进入现实之外的世界,让人看见现实中看不见的人与事,让人创造出像电影这样虚构的艺术,说梦是艺术也未尚不可。至于周公解梦,我没有特别的认识,但周公这样的人可以看做天才或超越了普通人的诗人,如果周公写诗,一定是一个好诗人。

 
徐华:请列举你喜欢的十个诗人。
 
李成恩:随着阅读的不断变化,不同时期我会喜欢不同的诗人作品,我现在喜欢的诗人是杜甫、陶渊明、荷尔德林、索德格朗、保罗.策兰、兰波、沃尔特·惠特曼、卡瓦菲斯、奥登、米沃什、里尔克这些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他们的诗人生涯吸引我试图进入他们的内心,当代诗人贫乏的写作需要有启示性的诗人的教诲。我认为他们是有启示性的诗人,就像从远处打过来的一束光,正好照在我的额头。而近处一片乌黑,我感觉不到近处有可以成为光的诗人。恕我不提乌黑的诗人了。

 
徐华:你上过鲁院高研班,参加过全国青创会,又于2015年入选首都首批优秀中青年文艺人才库。这些荣耀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李成恩:意味着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不刻意要怎么样,我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人,只要遵循我的正义、道德、良善与孤独原则,我随遇而安,对于心怀善意的人与事,我也心怀善意。任何成绩不会成为我的负担,我像什么也没有得到的人一样,在大地上,我是自己的影子,除了自己的影子,我不与任何东西依附在一起。

 
徐华:《狐狸偷意象》,这是一本你写给孩子的书,在我看来,这比写诗和随笔还要难,要写得干净,还要让孩子们能看懂,没有一颗童心,无法下笔。如何让一个诗人保持童心?
 
李成恩:童心就是纯粹的诗心。童心即没有被人类文明污染之心,当我们处在复杂的文明中,人不是变好就是变坏,只能是两种结局。在喧哗的诗歌圈,诗人很难做到洁身自好,传统模式下的发表的诱惑这一关就让大部分诗人过不了,而发表的权力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变异。当然,现在互联网的诗歌民主促进了真正诗人心灵的纯洁,不是靠偷诗歌意象与偷诗歌句子就能成就一个诗人,原创是写作的基本法则。那些身在大粪坑里大叫自己是一朵美人花的人,就不要再偷我的诗歌意象与诗句了,《狐狸偷意象》另有寓意。我不指望那些利欲熏心的人能有一颗童心,只要不偷我的诗句与意象,不偷我的访谈与谈诗内容,我就谢谢她了。

 
徐华:做为80后代表诗人,你如何对待“百年中国新诗”这一历史性时刻?
 
李成恩:“百年中国新诗”做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正在发生,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并无过多的感觉,好像这是别人的一件大事,因为我的诗歌写作只发生在当代。我试图通过每一首诗表达我的生活状态,对于中国新诗百年的历史,我的写作参与了当代诗歌最为成熟的十年。我坚持一种朴素的写作观:写自己的内心与生活,发现语言的秘密,诗是我生命的无尽的创造。当下诗歌创作丰富、多元,诗歌现代性写作已经有了大量有说服力的文本,我们在总结中国新诗百年的时候,并无空虚与羞愧之感,哪怕像我这样年轻的80后诗人都有自己的写作方法,我以《汴河,汴河》《高楼镇》《春风中有良知》《酥油灯》等多部诗集向百年中国新诗做个人总结,我的写作无愧于我内心深处对诗歌语言的热爱。

 
徐华:请谈谈你与当代诗歌之间的关系。
 
李成恩:在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来谈我与当代诗歌的关系,我还是有话要说。我刚从贵州回到北京,很抱歉拖延了你的访谈。这次《山花》杂志提出了“距离——我与当代诗歌”的研讨主题,我很喜欢“距离”这个词。它很准确地概括了我与当代诗歌之间的关系。        
   第一、十年当代诗歌的成就,我以八本诗集进入到我做为一个个体所创造的当代诗。“当代”在艺术界有明确的界定与划分,“当代艺术”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艺术思潮。而“当代诗歌”主要是指这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性诗歌,在别的国家没有“当代诗歌”这一概念。我们国家的现代汉语诗歌,有一个强大的古典诗歌背景与一个翻译过来的西方诗歌背景,在这两大背景下,中国新诗探索了一百年,这一百年我们的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经历了传统抒情、反抒情、主体觉醒、语言实验、生活流与知识流的交叉性写作,各种类型写作。在这十年里,我们的当代诗歌发展脉络清晰,成功与失败循环往复,诗歌在语言上的成就最高,在诗人主体生命体验、语言呈现姿态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可以说当代诗歌摆脱了狭獈的传统,投入到现代性诗歌的当代趋势中。
     第二、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我的写作永远保持了个体的独立性,不管外面如何风吹雨打,不管对当代诗歌的批判与质疑有多深,我深信个体独立写作永远是好的。不随大流,不见风使舵,在自由而宽广的内心写作。我不爱谈写作方法论的东西,可以怀疑与反对任何人的方法论,唯有个体性不应被指责。我的诗集从《汴河,汴河》《高楼镇》,到《春风中有良知》《酥油灯》等,都是个人生命体验写作的结果,个人永远无法被整体代替。整体与个人之间存在天然的距离,这个距离虽然在不同的诗人那里有不同的差异,但优秀的诗人都应保护个体的独立写作。
     笫三、“距离”写作。我的写作倾向于个体内心的挖掘,通过个人化写作再把自己放在整体的当代诗歌洪流中,才能看清我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离开了自我,消灭了与现实的距离,直接把诗歌交给外部世界,那么,这个人的写作就会空洞,不及物的写作是反现代性的写作,这值得警惕。
    “距离”这个词对于百年中国新诗,对于当代诗人们,具有特别好的意义。我们的写作要与诗歌流行标准保持距离,与任何来源于诗歌的名利保持距离。“距离”是底线,更是一个诗人的诗学态度,孤独是必需的,孤独产生距离,距离才有孤独,孤独即个体诗学,我们要与任何反诗歌现代性的势力保持距离。

 
徐华:最近在忙什么,有何打算?
 
李成恩:最近在忙着锻炼身体,不想再把生活过的那么满,想好好休息一下。对于未来的打算,我想继续拍摄我未完成的藏地纪录片,再拍摄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写几部好的小说,这都是我的打算。只要坚持自然会有收获,一颗平常心,像佛陀一样看待这个世界,一切顺其自然。
  谢谢您的耐心,祝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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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简介
 
徐华,笔名花语。祖籍湖北仙桃,参加第27届青春诗会。历任:《诗歌报月刊》编辑,《诗选刊》编辑,《健康中国》主编,《延河文学》编辑。现居北京。
 
受访者简介:
李成恩,80后作家,纪录片导演。现居北京。著有诗集《汴河,汴河》《春风中有良知》《池塘》《高楼镇》《狐狸偷意象》《酥油灯》等,以及随笔集《文明的孩子》《写作是我灵魂的照相馆》等10多部,另有《李成恩文集》(多媒体12卷)出版。




此访谈刊发于2017年4月《语言与文化研究》



请点击链接阅读:   李成恩:距离——我与当代诗歌http://zgshige.com/c/2016-10-14/192240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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