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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者 (阅读4262次)







  追求知识有时也能成为一种荒唐的选择。譬如,当它的修饰性吸引了我们,或我们屈从于战胜者的腔调时。中国文化人时常被冒险或混乱吸引,即是一例。思想者不甘于悄然无声,导致对现世目的的自我放任。在智者人群中,对这类冒险或混乱的奉承,有时达到了变魔术的程度。民众乐于在智者后面跟风,本是合乎常理的事,毕竟那是思想传播(当然有时也是思想悲剧)的基础。一旦冒险或混乱成了文化领域的噱头,论题便失去了重要性,它是一种工具,斗争的方式。毕竟对冒险之举,民众是乐于围观的。除了震撼,我不知道这类不沉静的思想,还有什么其它美德?为了思想者的那张脸永远不在公众面前消失,一再把思想和虚荣的位置、时序颠倒。谁会认为令心灵颤抖的经文是思想之路呢?我想,还是把笼络民众的奢望留给宗教吧,思想只能是一种前瞻性的火焰,它由此推动着思辩,使智者对表象保持更礼貌的距离。如果思想者的思想变得贫乏,无疑它比现实还要糟糕。个人的勇气不在把别人吓唬到何种程度,倒在如何不受制一种语境或群体的控制。这是思辩独立的前提,这个前提确实能避免许多无用的、情绪化的争吵,提高论者对论题的忠诚。不过,上述病症我自己也未能摆脱,别人完全有理由对我揶揄嘲讽,你这不是抓着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提起来吗?是的,如果不认为“意识到”与“做到”同样重要的话,那么所有文化论题的意义又何在呢?


  在当代中国文化领域,有一种现象很奇怪,就是思想冲突的偶然性,远远大于必然性。就是说,有些应该发生的冲突没有发生,而不该发生的偏偏发生了。原因不外乎是我刚才已经谈到的,论者对论题在现实中的命运过于敏感或迷恋,以致影响了对论题的忠诚。这促使我把这篇文章的论题尽量放在应该发生的地带,而不管它在当代是否实际发生了。如果有些质疑至今还被隐藏着,那么我将尽我所能,把它们找出来。我想,思想者谈论思想,应该像文学家谈论梦一样,把它作为现实之一种,就像但丁的《神曲》,即便是恐惧也应合乎自然,至少没有人会怀着地狱是可笑的念头,去读《神曲》的。


  用半人半兽的怪物来比喻本世纪的中国思想,似乎并不为过,至少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也许俄罗斯除外),有过那么大幅度的思想摇摆,被对西方的两种极端态度推动着,就像握着两根车把的左右手,由于力量的此长彼消,车子总是忽左忽右的方向多变。这两种态度,在49年前享有对峙的盛名,至少起到了相互制衡的作用,就像山的峰与谷,为其它思想提供了滑翔的空间。其后的三十年,表面上对西方和古代中国的双重否定,实际是靠近西方清教主义的时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陆人与身处现代化社会的香港人或台湾人相比,反倒是中国传统保留最少的)。只是在80年代以后,我才重新看到两者制衡的可能,但,是那样的隐蔽,我以为把它们揭示出来是大有裨益的。我对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持祝福的态度。慈西太后时期或49年后的三十年,足以构成对任何一方的判决。这两种极端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思想者,它们使各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变得合理,除了战胜或被战胜的决心,深刻只给这些论调勾勒出海市蜃楼的效果,其“外在形式”是这些论调引起崇敬的真实原因。“传奇性”被毫无顾忌地带入到思想的领地,不是因为它使思想层次分明,仅仅因为它有强化决心或成为一种武器的能效。我姑且把这些人士分别称为“西洋派”和“民族派”(也许读者有更好的命名)。


  我打算论述的两派,确实构成了当代文学思潮更深远的背景,尽管他们暗中较量,并未成为思想冲突的热点。似乎双方都声称自己的使命是寻求与中国现实最近的文化表率,打开一个值得后人回味的当代精神空间。这里似乎有一个不幸的解释:当代只是东西方两种既有思想之一的延伸。一方说我们微不足道,除了跟风、模仿似乎别无他途。另一方又勾勒不出当代中国的精神轮廓,他们的爱国主义就像博尔赫斯所说,“是吓不起的可怜东西,经不起一首偶然写成的讽刺诗。”他们热切坚持的精神远景含混不清,与其说是一种思想,不如说是一种宣传。更遗憾的是,两派都低估了思考的艰巨性,以致都认为,他们的倾向里面都包含了揭示当代中国精神实质的全部真谛。他们无休无止地区分哪些是中国的或非中国的,这种假设的实质是:命运、情感、思想、人格,其演化是多么有限,不论这点可怜的变迁最后是否可能导致贫乏。他们思想的兴奋点其实不在观察,立竿见影的现世情结,使他们回避复杂的努力,所有理应保留的警觉,直接被大量简单的结论覆盖了。


  我想指出,表面上“民族派”想向世界指出中国的智慧,但他们却给自己戴上了诸多的精神枷锁。这些枷锁在文学上的表现尤其明显。例子之一就是专注于地方题材、语言和色彩,他们不愿谈论诸如跑车、时装、酒巴和大厦之类的城市形象,似乎在他们的思绪中,连杨树、河水也该分为中国的杨树、河水……似乎当代中国文学应该是一部部彻底摆脱西方影响的篇章,似乎我们应该尽快地制造孤独,以便证明存在一个中国的头脑。他们以为这样是做了对中国最有利的事情。我不知道当他们得知莎士比亚因为成功处理了异国题材,而被英国人视为自己的传统,该作何感想?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恰恰是一个西方观念。我想,狭隘的自豪并不代表是有头脑,而有头脑的选择才是对中国最有利的。为了证明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我们真的无需刻意戴上一副中国面具。


  “民族派”人士的天才和弱点大概就在于,习惯把复杂的问题化为神奇的简洁,从而绕过分析这一环。这几乎是一种与时代做交易的本能,急于验证自己的陈述在现世的胜利。他们把“西洋派”与西方文化视为一体,从而战胜对方的愿望时常强过了他们对问题本身的思辨,他们作的很多探讨便是基于这样一个错误的假设:西方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仍然是两个平行而不交叉的体系。他们忘了当代的中国形象中已经包含了多少西方因素。如果有人问,当代中国具有哪些传统?我会说,西方文化也是她的传统之一。当代中国的面貌,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从世纪初的对立,在走向融合中塑造的。承认世界文化是我们的遗产,并不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它有助我们开始具备世界性的眼光。在文学中这意味取消一切题材的限制,不必担心我们所作的努力,不会归入到中国传统,地域的远近不应当成为衡量与当代中国远近的一个尺度。


  “关注当代(即中国现实)”虽然是“民族派”人士的口号,但它不是一个做作的行为,在更深层面上,它仍然是观察者兴趣的仆从。因为关注,也意味对那些没兴趣的事实的忽略,这仍旧是在一种趣味下的选择,尽管我们的肉体与当代连接着──谁能说得清“现在”到底有几秒?我们津津乐道的“当代”仍然是一堆与“历史”在属性上相同的记忆──但我们的智力仍然要迫使我们遗忘掉什么。所以,表达与不表达现实,并不像“民族派”人士想象得那么严重,我想,区别仅在对事实准确性的态度不同。这里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历史或幻想题材中那些不准确的事实,或者说忠于想象的篇章,在文学中是否是可信的?我意识到,当我们在表达事实的时候,其实是在传达想象,包含在事实中的想象是读者联想或被暗示的基础,就像哲学家用事实传达思想一样。它有助于把事实转变成人人习惯的那种内心的回忆。即便是一部写实主义小说,它也是想象与事实的平衡,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自然主义小说,因为陈述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写实的意义归根到底还在被想象引导的趣味(请注意事实本身不具备任何暗示性,事实的隐喻部分是伴随叙述者的语气、叙述方式、意象产生的)。“时间”(或者说历史)与“当代”相比,显然有着更大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因为那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对事实的怀疑。回忆对事实的审视、修改作用总是被一些作家忽略,也许他们太迷恋于回忆等同照相之类的神话。至少在我个人的经验中,“回忆”似乎更易与“修饰”、“感动”、“背叛”等词相联系。毕竟,文学不是一个侦探要做的工作,这里面永远存在着对事实更新的众多企图。在一定程度上,书写的事实都是对“事实”的幻想。


  这样,“民族派”人士对非中国、非当代文化的抵制,便成了对自身的令人困惑的限制。正如前面指出的,产生敌意的理由,并非是非中国、非当代的文化与他们倡导的东西在目标上相抵触。他们与过去或国外某时期文学思潮的暗合,可以作为进一步的说明。除此,只剩下一道技术性的屏障,即对陌生的恐惧、对异物仓促错误的理解,使目光内敛。他们的喜爱与憎恨如几何化的蜂巢,那么整齐地展开,的确令人起疑。尽管有时在他们轻率的断言中,也闪烁着可信的真理。与其说他们是被思想所吸引,不如说他们被思想的形象迷住了。就如屈原的诗少有人读,而屈原成了那种诗歌的伟大形象。这类配得上“伟大”、“无可匹敌”等词的形象,现在成了一种文化作派,甚至成了一种智力的体裁。单从形式上说,他们急于把中国作为世界文化中心,是不管可能与否的事先设定,斗争也因此变得必不可少。对世界既有文化中心的歪曲、蔑视,与慌忙承认当代中国已经隆现独立的思想,更像是文学中的修辞学、政客们的策略。他们并非不知道即使如他们所愿,其规模、深度也不足以与当代西方或古代中国对峙,更别说取代了。我想,他们在意识中对中国的强调,与他们所能够提供的含混不清的思想相比,实在是不相称的。一味强调“关注当代”,恰恰使他们缺少了一种动感,他们认为固守一个点就能获悉一切。如果有人在这里提示,他们不幸在落入玄学的境地,不知他们是否会受到震动?试静想罗素曾经作过的一个假设:地球是在几分钟前被创造出来的,地球上住着对虚假的过去有着记忆力的人类。这个假设尽管虚幻,却不违背我们的感觉。但这个例子肯定有助于消解他们的固执。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洋派”其实比“民族派”更现实、也更世故,对“中国思想”的虚无态度,反倒有助他们牢牢地抓住眼前的现实。在方法上,他们也懂得某种学说事先具有的效果,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忠诚,避免了伪造学说的危险,他们是在最少担负责任的状态下工作,他们能娴熟地指出西方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各种表现。与“民族派”否认知识的作用相反,他们更多是沉溺于知识的美感,并毫不犹豫用它取代丰富的体验及其反应。所以,他们是一群运用知识的工匠,很难在西方文化的定义之外去独立思考,似乎他们需要的只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承诺,以证明借用体系时的不偏不倚。他们在中国大地上投下了知识的阴影,为了使一切与西方挂上钩,他们采取了一种非常奇怪的转换方式:永远只把古代中国作为西方的对应物。中国古代的神话、寓言、象征、比喻,以及充满古典主义色彩的语言(因为他们无法退回到文言),便只在这个意义上才得到运用。他们也许过于清楚西方与古代中国的史诗特征(有意抹去具体时间的特征),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压抑了当代中国具体而生动的部分。他们往返于两大体系之间,把两种传统视为证明当代中国不可能有独立思想的一个合议庭。他们省略当代中国并非是出于真诚,而更多是出于美学上的考虑。他们非凡的记忆因此显得意味深长,其确切的含义总是一下就超出了当代。他们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人物拉斯科尼科夫,尽管杀人却不被读者当作凶手。他们犯的罪是同样的,他们谋杀了当代,似乎宽恕他们和拉斯科尼科夫的都是美学。他们已经忘记了知识的功能。我想,出于美学考虑的知识,更像是谎言。他们把作为整体的当代打成碎片,以便与另外两个完整的体系进行不等价的交易。在这一点上,他们缺乏“民族派”那样的勇气,也谈不上其意志是自由的,尽管表面上,他们不像“民族派”只固守“当代”一个点,而始终处在寻求知识的自由运动中。我说了其动机是美学的。他们只愿在波斯文化中读出的壁毯和后宫,为了这样的美学,他们可以在当代说谎(表现之一,有那么多人同时只写符合这种美学的当代或古代),而把诚实留在国门之外。他们忘了文化时代常常是在寻求诚实中造就的,甚至可以是一个人的,或几个人的。是李白的,也是苏轼的。是鲁迅的,也是张爱玲的。是惠特曼的,也是博尔赫斯的。一个文化时代,哪怕只出现一个伟大人物,关于上述两个体系的神话马上就会破灭。他的作品能使我们一下子意识到当代的全部含义,看清当代作品所勾勒的思想轮廓,是否在表现力和深度上已经可以作为崇拜的对象,是否有了能经得住反复阅读的独特的语言,是否在这类文学事实与数量的规模上开始可以独立。


  世界性不是“丢卒(舍弃当代中国)保车”的一个游戏,没有任何一个事实能在被证实之后才产生,所以关键是要我们自己,而不是汉学家们睁大眼睛。世界性其实意味更自然、更普遍的人性,但用什么来体现它,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只能在当代中国人的定义之内解决。如果说人心是最易变化的,那么世界性也会随之改变。我们对于世界性的贡献并不在于它恒古不变的部分,世界性不会像一块吸水的海绵最终会饱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要普遍的、空洞的革命,相反,我们需要世界性的灵魂在当代中国的转世。“西洋派”正是在这一点看走了眼,他们把古代中国和西方作为互文性的转世对待,把当代中国看成是西方对其智力的收买,我们渴望的现实价值,在他们那里是一种舒坦的证实,以便给西方文化留下一个中国在进步的愉悦的印象。他们看不到比复制更加重要的东西。复制不单迎合不了潜藏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那些世界性的要求,它也无法使中国参加进世界文化的普遍事业中。类似的问题虽然歌德早已提出,但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我不知道“西洋派”是不是忘记了,不从中国出发的解决,不管图景多么美妙,都是不真实的,带着中国“经院式的轻浮”。


  我想,“民族派”对我们这个时代非理性的强调,以及“西洋派”企图移植西方理性的努力,虽然看上去是对立的两极,但他们都企图表达一种公正的文化含义。正是在他们各自多才的启示中,我模糊地意识到两者调和的可能,即一个人既是“民族派”又是“西洋派”的可能,这就像民众在呼唤一个能把政府职能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小政府一样。眼看许多方法失效时,我的确提不出一个出人意表的解决方案。但我意识到,这里面存在着对神秘的同一种态度──可能对理性或反理性的单纯的喜好,都包含着迷信成份──双方实际都可能正向越来越窄的前景奔跑着。我设想这两派精神在一个人身上的合作,是和谐又神秘的。这个人也许会对“西洋派”斗胆进言:如果不能设想奇迹,就设想人这种奇迹吧。而他向“民族派”提交的,可能是巴什拉谨慎写下的一句话:必须创造过去!现在,这个设想的不谐我暂且不去考虑,我只想对准备张口谴责的人提问:当这个时代的思想者、艺术家向我们提出正确评估,而不是“有效评估”他们作品的要求时,我们是否为真理可能就在某个人的身上,作好了哪怕一点点心理准备?

 

20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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