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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大地上的隐居者孟浩然与R.S.托马斯 (阅读905次)



 
 
诗歌大地上的隐居者孟浩然与R·S·托马斯

/津渡
 
        几乎每一个诗歌写作者背后都站着一位,或者几位,甚至一群前辈诗人,比如屈原,曹植,谢灵运,庾信,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废名,何其芳,张枣,或者威廉·巴特勒·叶芝,T·S·艾略特,罗伯特·弗罗斯特,W·H·奥登,R·S·托马斯,奥克塔维奥·帕斯,切·米沃什,耶胡达·阿米亥,詹姆斯·赖特,罗伯特·勃莱……这样的名单可以列举得很长。一段时间内,名单会发生变化,某些前辈诗人在我们身后不会呆太久,他们会离开,重新回来,或者彻底消失,有些人则在那里陪伴我们一生。除了像兰波这种极个别的天才怪物之外,差不多每位诗歌写作者都有他的师承关系,这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我的秘密就在我书桌左边的抽屉,两本诗集似乎永远都在那里,一本孟浩然的诗集,一本便是R·S·托马斯的诗集。对我而言,前面列举的那些前辈诗人都是我的导师,但孟浩然与R·S·托马斯,则是我的终生引路者。
 
        从个人所拥有的诗歌历史地理来看,除了几次短暂漫游外,孟浩然远离当时的文化中心京都洛阳、长安,长期隐居在襄阳城南郊的鹿门山。R·S·托马斯的足迹分布在威尔士东北部的丘克(Chirk)(他在此担任助理牧师)、莫那文(Manafon)蒙哥马利郡的山区、阿伯里斯特威斯(Aberystwyth)附近的伊格维斯法赫(Eglwys-fach),以及偏远的利恩半岛(Lleyn),他同样未曾进入英国文化中心,甚至偏离了威尔士本土文化中心,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终身隐居于威尔士乡野的诗人。之所以如此列举,在于厘清二者首先是隐居诗人的身份,然后才可以理解进入他们视野的人文景观和他们对于诗歌题材的选择处理。
 
        孟浩然有精神上与之相默契的偶像“庞德公”。在《夜归鹿门歌》里,我们分辩不出孰是孟浩然,孰是庞德公,从尘杂世俗中最终归于自然空寂,诗人心里的庞德公或许就是他对自己的指认。托马斯早年在诗歌上一度以叶芝为精神偶像,但在漫长的隐居和写作的生涯里,他最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相较于孟浩然的传统依承,托马斯几乎没有前贤可以依照,恐怕更重要的精神皈依是他作为传道的牧师,按照自己内心理解的那位“上帝”。这一特征在《这里》这首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开篇的诗行即强调“我如今是个人”,然后不厌其烦地表述,愤懑地质问“难道上帝没有听见我祈祷?”最后得出结论,“我必须带着创伤留在这里。”无疑,二者都回答了一个诗人成立的首要条件,即诗人内心宗教的建立。
 
        一个没有诗歌体系的写作者是令人怀疑的。以一首诗名垂青史固然大有人在,但终究会给人以“诗歌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命运垂眷之感。在诗歌构造上,孟诗相对简明,除了少部分政治抱负上的诉求与羁旅行役的感慨,孟诗大多以自然风光、山水田园为题材,隐逸遣兴,饮酒自得的诗章俯拾皆是。宗法自然为师,约与自然为友,追逐前贤的足迹,融入自然,积极寻找生活中的美与乐趣,是孟诗的基本谱系。与孟浩然相比,托马斯同样以描写乡村风土人情为主,但进入他视野的内容则要复杂得多。如果说孟诗的道路仅仅是文化寻根,追摹先贤,顺应进入自然,而后超脱于自然,面对的似乎是一道“永恒的风景”,那么托马斯作为一个在英语语境下生长起来的诗人,面对的则是威尔士“即将消失的风景”,他必须在本民族文化危机的基础上苦苦寻根,一再强调自己的“威尔士人”身份。他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矛盾体,他的笔下除了风景的优美,隐居的冷寂,还融合了对历史文化的参考,对现实境况的愤怒、讥诮、冷酷无情和对上帝质问、寻求宗教慰藉等诸多内容。不管如何,二者都客观地界定了自身所处的位置,真诚地面对了进入到视野里的人文风景,忠实于生活,予以充分的物我关照,在诗歌中重构了自我世界,形成了独特的诗歌语境体系,即心理意义上的风景。
 
        就艺术格局而言,我认为,孟浩然与托马斯都是大格局的诗人。此前看过不少评论的文章,比如孟浩然与王维与李白、与杜甫的比较,多有贬损孟浩然格局小的说法,批评他题材相对单一,气度略嫌窄小,境界不够开阔,技术层面上的表现手法薄弱单调。实际上这里有诸多误读。在我看来,孟浩然固然不如王维意境高远,但承接陶渊明的余绪,也自有绝妙之处。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晓》)”为例,孟诗自然贴切,得来全不费功夫,初看是首小诗,反复阅读,始知回环转折,景象开阔,二十字写尽春天的昼夜交替、阴晴变化、繁盛气象和凋落光景,而景语自是情语、人语,联系到人生的懵懂、晓事、意气风发、时光流逝、变幻无常,不免让人突然气阻,似从梦中惊醒,伤感叹惋,顿生悲天悯人之绪。而“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又是何等雄阔的景象,言语之刚健,蕴含力量之大,实是不遑多让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老杜“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之句。论及技艺,“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秋登兰山寄张五》)”、“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早寒江上有怀》)”,清空自在,冼炼空旷,未必就输与技术流老杜“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的朴茂雄强。
 
        托马斯与同为英语诗人的诗坛世擘艾略特、叶芝相比又如何?与技术上千锤百炼、集大成于一身的奥登相比又如何?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除了像《古诗十九首》那种来无踪、去无影、难以觑其端倪的汉语诗歌高峰,李白与杜甫永远都可作为汉语诗歌里的一个用以衡量的重要标杆。同样,把艾略特、叶芝作为英语诗坛巨人来参照,未尝不可,即便把默温、沃尔科特这样已经十分优秀,显得比较“丰富”的诗人拿出来,他们站在艾略特、叶芝肩下,立马就会显得身形矮小,不成体量。托马斯的长诗相对较少,在他所作的1600余首诗歌中,多是“短诗”、“小诗”,但是把这些诗歌拿出来与艾略特、叶芝相较,托马斯居然显得分外从容,毫不逊色,就算是放在与前辈诗人并肩的位置上也不显尴尬。“看他的眼睛,像雨一样无色,/却冷静清澈,结着岁月的痛苦。”(《人与树》);“但留下来吧,村子,因为以你为轴/缓慢转动着一个世界,它辽阔、/意味深长,决不亚于伟大的柏拉图/孤寂心灵的任何构想。”(《村子》);“他看见惧怕,在天边/他看见他的类似物。一个女人/在走向虚无的途中,/为他暂停下来,他们一同/在伟大的黑暗中生了这团/小火,生命的圈套。”(《几乎》),这些都是“小诗”,但托马斯善于以小写大,诗歌显现出的是巨大的体量,它们直接了构成托马斯对世界、对人之种种的深刻认知,它们完整而又自成一格。相较于奥登迷死人不偿命的语感和花样繁多的技巧,托马斯显然似乎不精于或者说不在意此道,但他的句子结实、硬朗、冷峻而干脆,有时不经意间的偶尔为之,也会让人有闪电突如其来,锯开大脑之感,比如“那里有棵树,恶劣的天气正在钉/那具惊呆的肉体,它先前要求出世。”(《山中圣诞节》),又比如“寒冷袭来,/呼吸被刻出棱角/像墓石;一只猫头鹰尖叫。/无力祈祷。”(《门廊》)
 
        从前面业已引用的诗句来看,孟浩然擅长白描,语言平易朴素,清雅脱俗,又格外洗炼通达,善于将一切景语转换为情语,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从思想艺术和审美角度来看,孟诗工细精致,清空自在,又冲澹壮逸,超凡脱尘,大有浑然天成之感,“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省试骐骥长鸣》),即是典型的写照之一。考究孟浩然一生的经历,早年是为隐居而隐居,青年时代则是漫游与交友,直至中年求仕无望,才终于下定决心,返回家乡,真正过上隐士的生活。开元二十二年,孟浩然因与朋友饮酒,错过了襄州刺吏韩朝忠与他向朝庭大力举荐的约定。开元二十八年,与遭到贬官而到襄阳造访的王昌龄不期而遇,二人惺惺相惜,孟浩然不顾背疮之疾,纵情恣饮,导致疾病发作而逝世。两段史料可以说明,孟浩然已经解开了中年的心结,俯看大地苍生,他全身心归于山水自然,承继陶谢,直开盛唐山水诗之先声,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而另一位隐居者,“威尔士的良心”,托马斯则充当了衔接天穹与大地的使者,终生倔强地居于蛮荒之地,喂养着自己的孤独。他眼里的威尔士乡村愚昧落后,粗俗不堪,不堪教化,威尔士让托马斯终生充满怀疑、愤怒和质问,他代替上帝布道,但是上帝总是和他捉迷藏,从不给予他答案,他的问题“一一钉在那个无人的十字架上”(《在教堂上》)。他有如许多的讥诮,诅咒,他残忍冷酷、刻薄得不近人情。但威尔士又让他一往情深,欲罢不能,至死也念念不忘。正因为此,他才写出了诗歌内容如此丰富,质地如此坚硬,思想艺术如此深刻,极为独特的诗歌。从某种程度说,上帝把一项伟大的使命交付与他,又视托马斯为弃儿,把他孤独地扔在烂摊子一样的蛮荒大地之上。托马斯的诗歌语言冷峻、刻厉而硬朗,就像一块块用力掷向天穹的、灰白色的坚硬石头。
 
        当我们处于失意烦躁的境地,大抵可以尝试走进孟浩然的田园风光,如同净水一样洗涤心灵;当我们身陷茫然无知的泥淖,不妨等着托马斯坚硬的石头落下,让它们砸在脊梁之上,砸在心灵的空白之处。
 
2014年6月12日夜
 
 
注:文中有关R·S·托马斯生平及诗句引自程佳译本《R·S·托马斯诗选:1945-1990[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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