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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强劲的灵魂在路上 (阅读1520次)



                    一颗强劲的灵魂在路上
                  ——读安琪短诗集《极地之境》
                            胡少卿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
 
《极地之境》的封皮是蓝色的,看起来像一块蓝冰,里面封存了安琪十年的心火。它们被文字凝冻、保鲜,一俟翻开,便升腾作势。安琪把自己的诗歌阶段简捷地概括为“长诗福建”和“短诗北京”,这本书便是“短诗北京”的一次集中展示。

一、大地上的漫游者

从福建到北京,是安琪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期间种种心路,譬如在刀锋上行走,偶然性决定了一切。只要一次微不足道的偶然性错置,就足以使生命朝向另一种可能。一次访谈中,安琪被问到是否希望别人也模仿她辞职来京,她断然否定。这段经历回想起来可能会感到后怕。偶然性是不可复制的,恰如安琪长诗集的名字: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
《极地之境》首先是这样一部漂泊者的记录,这些短诗的基础都建立在一段动荡不宁的生活之上。它们都可以被纳入广义上的“游历诗”名下:或者是游历具体地点,或者是游历精神小径。诗歌的内容基本都是旅途的惊奇、“在路上”的所思所想。有许多诗直接以地点为题,如《雍和宫》、《卢沟桥》、《潭柘寺》、《山海关》,另有一些诗直接以时间为题,如《凌晨1点29分》、《2010年元宵之夜京城雨雪大作》、《今天。秋之已至》、《5月30日》。北京阶段的写作安琪自称为“诗日记时期”,这个阶段的诗歌承担了更多“记录”的功能,诗人的空间和时间意识尤其自觉而鲜明。《极地之境》的封面上标出了时间和地点:2003-2012,北京;在每首诗的末尾,诗人也详细标出了写作的时间和地点。这种意识正是一种和游历有关的意识,游历者的轨迹在时空坐标系中得以描画,这些外在的特征亦佐证了北京时期诗歌写作个人史的倾向。
作者在《菜户营桥西》(2009年)中这样表白这些诗歌的主人:“我们,在路上的我们,被时间追赶的我们,热爱活着∕的我们,并不存在的我们,我们还能要什么?”这些句子里渗透了深广的时间和空间意识。以时空为经纬,安琪将自己的诗歌操作台清理得空阔,一无挂碍,诗人的意志可以在其间自由翻飞,出生入死。这种苍茫的时空感上承屈原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接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下联海子《九月》:“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时间和空间交汇为茫茫宇宙中的一个点,这个点就是诗歌主人公的立足点。安琪曾经在诗中提供了对这个微茫个体不无怜悯的俯瞰:在北京冬天渐渐临近的∕黑暗中独自一人∕享有,灯市口大街∕75号,中科大厦∕A320∕的光亮(《纪念一个在北京黑暗中唯一坐在有光亮屋子的人》,2007年)。诗人之眼如同在空中逡巡的GPS信号,这个独坐的人得以准确定位、扫描。
安琪的游历诗,着重的并非客观存在本身,而是镌刻在这些时间和地点上的人事、情感。这些时间和地点是充分人格化的,它们已经内化为诗人的心理世界,成为作者生命史的一部分。以写于2004年夏季的《西平庄》一诗为例。这里应该是诗人曾经的租住地,诗歌用白描的手法写庄子的地理位置、庄子的设施短缺,写雨水泥泞,有猪粪牛粪人粪,有棚屋,有胸部下垂的房东,有西瓜三粒一粒浸于水。最后一节指示了西平庄的交通路线:“京西郊外,西平庄∕从彰化村乘33∕至板井村下,换乘347,就可。” 这些看起来最客观的诗行,背后隐藏着一双外来者的眼睛。这个外来者有生活情趣,同时不得不接受日复一日的换乘。末节蜻蜓点水般的语调把浮生如寄的感觉传达得恰如其分,使人顿生“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之慨。
本书的同名短诗《极地之境》(2007年),是一次对于漫游经历的总结,也是安琪诗歌中少有的舒缓之作。它把握了一种微妙的分寸,呈现了回乡的复杂心境,在淡淡的语调背后隐藏着创痛:“现在我还乡,怀揣∕人所共知的财富∕和辛酸。我对朋友们说∕你看你看,一个∕出走异乡的人到达过∕极地,摸到过太阳也被∕它的光芒刺痛”。这首诗“以异常透明的质地呈现了这个时代众多还乡者的隐秘经验,与旧友相聚的欣喜始终被某种内在的沉痛牵引着。……一个到达极地之境的人成了故乡的陌生人”(1) 。诗中要表达的情绪很庞大,语言上反而收敛了,符合汪曾祺主张的“有话则短,无话则长”的写作原则。荷尔德林也曾写过这样的回乡经验:“航海者愉快地归来,到那静静河畔 ∕他来自远方岛屿,要是满载而归 ∕我也要这样回到生长我的土地 ∕倘使怀中的财货多得和痛苦一样”(《故乡》)。不同的是,还乡之于荷尔德林是一种信仰,是对神性的靠近。而在《极地之境》里,看不出主人公有对故乡朋友生活的认同,“故乡”仍然是暧昧的,不牢靠的,她似乎随时都可能重新出发,她的命运似乎只能是“在路上”——一旦选择成为异乡人,就永远是异乡人。
安琪诗歌的游历色彩,并非始自北京。在福建时期的长诗中,就有不少游历诗,而出走北京正是游历的一次自然延伸。细心的观察者发现:“安琪一直在大地上不停地游走,每到一处,她都有长诗或组诗产生。我们追踪她90年代后期以来的创作,可以说绝大部分作品都与某次诗会、某次游历、某个地名密切相关。”(2)安琪对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出走心向往之,她曾多次提到“出埃及记”,并向摩西致敬。往更远的历史追溯,我们可以在早期诗集《歌•水上红月》中找到一首特异的作品《鸟或者我》:“一只鸟其实也是我灵魂的一座坟茔∕它漂移着∕我不知道哪一座才是我真正的居所”。这首写于1992年的短诗,以其尖锐和阴郁,与同一本集子里的浪漫主义吟唱格格不入。把鸟想象为灵魂的花圈或坟茔,一举击穿了安琪早期习作用形容词编织的优美面纱。这只漂移游荡的鸟,负载了安琪对远方和不确定的渴求。它透露了真实灵魂的消息,并在后续写作中增殖、繁衍。它像一道谶语,预言了安琪十年后的选择。离开福建之前疯狂的长诗写作,可以视为灵魂在文字中远行,而当远行的愿望无法被文字所承载时,远行就付诸现实,把安琪转换成21世纪的“北漂”。
安琪大规模写作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恰好是一个精神宫殿坍塌为“精神废墟”的年代。价值坐标系的崩解使人们普遍丧失安全感。有人自“日常生活”中寻求安慰,有人自“国学”中提取稳心颗粒,而安琪的选择是在一片空空荡荡中,循着时间和空间确定的坐标系进行精神漫游,在历史时空中呼朋引伴:“你好,李白∕我是安琪,我明天就要到∕江油参加一个诗会我知道∕那是你的故乡,如果可能的话∕请邀请杜甫∕白居易前来。在空中∕灵魂是不需要道路的∕请你把庞德、艾略特∕也一起叫过来。”(《奉节一夜兼致李白》,2007年)这样的诗句既体现了安琪的自信,也揭示了安琪获得快慰和安全感的源泉。她试图在不断丧失的时代活得尽可能有风度,有灵性的尊严。
中国社会由乡土社会变成现代社会的过程,是一个稳定感不断丧失的过程,轮船、汽车、火车、铁路、飞机,已经把我们驱赶成“没有故乡的人”,而19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打工潮、城市化运动所引发的人口迁徙、家庭离散加剧了漂泊的体验。往更大的范围内追溯,漂泊是进入现代以来人类的整体性命运。在相继经历了“上帝死了”、“人死了”的精神变故之后,人类成为现代派艺术中的“游魂”,最典型的例如挪威画家蒙克的画《呐喊》中,那个捂着耳朵在旷野中游荡的惊悚者。安琪的漫游者形象应在这一宏大的精神背景下进行解读。一方面,她北京阶段的写作是其个人漂泊史的见证,另一方面,由于诗人的敏感,仿佛蝴蝶的翅膀感受到宇宙的风声,她的写作又脱出个人经验,成为民族经验的一种公共表达,成为关于时代与民族命运的巨型寓言。

二、一台强悍的灵魂发动机

T.S.艾略特有一个著名的25岁论调,即将25岁作为一个诗人的精神转折点。作为印证,海子、戈麦的诗歌生命都中止在25岁的门槛内。25岁以后,继续保持一种青春的冲力写诗似乎是困难的。但安琪突破了这个规律,在25岁之后,她仍然在一种强烈的天启的力量推动下写诗。25岁(1994年),她的诗歌生命才真正开始。
安琪诗歌有一种标志性的急促,它的节奏是亢奋、剧烈的,仿佛被一台强悍的发动机所推搡,源源不断地输送情绪的能量。她的诗歌是喷涌出来的,有着激情澎湃、酣畅淋漓的情绪变奏。陈仲义教授曾经用“吞食了语词的摇头丸”来评价安琪诗歌的语言感觉。这种语言能量在其长诗写作中表现得像狂风暴雨,而在短诗写作中则表现为流畅的节奏,一气呵成的快感,用古典文论的术语来说,就是“文气”特别充沛。安琪的体力是为写长诗准备的,在她的短诗中,可以看到情绪冲力绰绰有余的优裕。用臧棣在《诗道鳟燕》里的话来说,这叫“用写长诗的体力来写短诗”。我们可以发现安琪经常一天写好几首诗,如2003年8月1日写了《像杜拉斯一样生活》等8首,2005年10月15日写了《内蒙古》等6首,2006年2月3日写了《比之细浪,比之一排发呆的椅子》等6首,2008年4月14日写了《花非花,树也非花》等7首。安琪的诗歌能力可以用“才大力雄”来形容。她自述:对我而言写诗是件手一伸就能摘到果子的事。她还曾与人打赌:只要写下三个字“某某某”,她就能写出一首长诗。
写于2007年的《我性格中的激烈部分》是关于安琪写作的准确自况:我性格中的激烈部分,带着破坏∕和暴力,冲毁习见的堤坝∕使诗歌一泻千里∕滔滔不绝。我性格中的∕激烈部分,一触即发∕它砰的一声,首先炸到的∕就是我∕∕ 它架起双手,一脸冷酷∕我一生都走不出这样的气场∕它成就我生命中辉煌的部分∕——诗歌!却拿走了∕完整的躯体∕我性格中激烈的部分∕携带着我的命∕一小段一小段∕快速前行。这首诗表现了安琪诗歌写作“喷涌”的状态,而那一小段、一小段快速前行的诗歌,“携带着我的命”。作者是把命砸在了诗里,一如她常言:“我和死亡之间,还有一首诗的距离。”
安琪赋予这一强悍的诗歌灵魂以多种现实象征物。其一是“快马”、“烈马”:我说马师傅难道你没有看出∕我也是一匹马?∕像我这样的快马在康西草原已经不多了。(《康西草原》,2005年)这首可参考另一首《烈马记》(2007年)来阅读。其一是“喜玛拉雅的风”:想象一下,风过喜玛拉雅,多高的风?∕多强的风?想象一下翻不过喜玛拉雅的风∕它的沮丧,或自得……∕∕我遇到那么多的风,它们说,瞧瞧这个笨人∕做梦都想翻过喜玛拉雅。(《风过喜玛拉雅》,2007)这首诗在诗歌意识上是偏于保守的,回到了舒婷《致橡树》的层级。但是,它的新奇之处在于意象的选择,和喻体的设计,在于诗歌的大场面、大气魄。梦想翻过喜玛拉雅的风不惧失败,九死未悔,忍受同类的嘲笑。这是安琪提供的最新的关于不屈人格的写真。它的灵魂性内容使诗歌无比强大,可称之为“巨大的诗”。
精神的强悍使安琪超越了性别视角,即,我们在读她的诗时,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女诗人的诗。性别视角很难成为观察安琪诗歌的有效角度。安琪的大气不是“女性主义”这个概念所可以容纳的。用“女性主义”来看待安琪,实际上是把安琪缩小了,就好比“网络诗歌”把诗歌缩小了、“青春写作”把写作缩小了。安琪诗歌有在男性诗人中都不多见的大气:写到诗歌对自己的宰制时,干脆制造一个名词“帝国主义诗歌”;写对故乡的感情时,把这种感情命名为“父母国”;写读论语,说“月光如论语”。这种大气魄在一首名为《宴席浩大》(2006年)的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作者想象在宇宙之间铺设一场浩大的谢罪的宴席,宴请日月山川、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在这黑夜铺设的宴席上向你们鞠躬∕道歉,对不起∕亲人∕对不起,朋友∕对不起,故乡∕∕在这梦的宴席里让我宴请日月山川∕爱恨情仇∕我是生命不孝的女儿∕我向死而生”。沉溺于精神事业的人难免在世俗生活中亏欠亲人,这首诗在宏大的想象中寄予了深深的愧疚。它类似于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的“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但比海子走得更远。这种广阔而勇敢的精神能量是安琪提供给当代诗歌的财富。
安琪诗歌灵魂的强悍还体现在她拥有超强的消化和转换能力。有论者曾将之喻为“恐龙胃”和“一匹特殊的布”:“织布的材料既有柔韧的丝线,也有坚硬的石块或钢铁,总之诗人遇到什么就织入什么,但它最后仍然不失为一匹布,随着布匹的展开,其色彩、图案、质地每一秒钟都出人意料,永远令人惊奇不已。”(3)她的长诗充分展现了这一能力,在短诗中,也屡屡牛刀小试。如《黄昏破了》(2006年)对艾略特之“黄昏麻醉”的重新书写,《用一只手按住西风》(2006年)对雪莱《西风颂》的续写,《出埃及记》(2009年)对于《圣经》典故的化用。《北京,终于有点南方了》(2006年)写到北京5月的雷雨,结尾引用骆一禾的诗句:“多年以前骆一禾说:那五月天空的雷霆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这一借用令人拍案叫绝。它不仅以一种恰如其分的轻巧提升了全诗,也复活了骆一禾原句的神韵。尽管安琪多次自述对中国古典传统不在行,但在她的诗歌中,凭借一种天然的敏锐,对于古典资源的转化常常妙不可言,如《阴山在后》(2005年),是对《敕勒歌》的一次现代续写:“而阴山在后,我不知道敕勒川在哪里∕风吹过来∕我把头低了下去∕∕他们说,牛羊真的不见了。∕他们说,牛羊遍布,尘世人间。”草原上已经没有牛羊。当我在风中低头时,我就是牛羊,而这样的牛羊遍布人间。这里面有一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辛辣味道。人们把换工作称之为“跳槽”,而“槽”即是牛马吃食的容器,跳槽和“做牛做马”这个词是相通的,和安琪诗中的“牛羊”是相通的。联系安琪在另一首长诗里的感慨:“从一粒沙开始攒∕从一块砖开始存∕40年来第一次有了当房奴的机会应当珍惜∕相爱的人要齐心供奉政府的巨胃∕在自己的祖国节俭一生!”(《悲欣交集•房奴》,2011年)我们更能理解诗中况味。
安琪提供的经验是尖锐的、刺痛的、不谐的,而非温柔敦厚的(在2013年6月于首都师范大学举行的安琪诗歌研讨会上,学者刘艳曾提到安琪感觉上的尖锐性与萧红类似)。这种尖锐甚至使人联想到“凶悍”,她对于自己的审视、对于现实的度量是单刀直入、不由分说的,她往往倾向于提供灾难性的、令人不适的意象、情境,如:
 
我们看见月亮像白血病患者惨淡的脸——《菜户营桥西》(2009年)
沉睡中你看到她在一个面孔模糊的莲蓬头下∕就着一把刀把自己拉成阴∕阳,两半。——《幻想性生活》(2008年)
这一年是公平的,她吞下了生铁∕以便使自己站得更稳——《打扫狂风》(2006年)
你只需在锈了的地方∕让痛,抓紧锈掉。——《锈》(2006年)
他们在说,而那盏灯在冷∕而陌生的墙壁预谋倒塌,而地预谋陷裂∕空中预谋更大的灾难因为他们在说爱情∕飞机笑了,控制不住掉了下来。——《他们在说爱情》(2005年)
 
在此背景下,有时候偶然出现一首柔情旖旎的诗就尤其令人动容,如《鼓浪屿》(2006年):“譬如有一艘夜里不动的船,白天不动,风里不动∕雨里也不动,譬如你走上去,看见船上的路曲折起伏∕类似波浪移居大陆,你打电话给它,你叫它∕亲爱的,天凉了,空气湿度百分百∕你喊它好人,美人,你牵它想它把它当作∕百分百的亲人∕譬如这艘船突然心念一闪晃了一晃,尽管只是∕微微的,轻轻的,柔柔的∕你依然眼眶潮红,你在这艘船上爱过一个人∕他离去时风不动,雨不动,白天不动∕夜里动。”诗里的鼓浪屿成为爱情的证人,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深入、柔美与甜蜜,而当爱情结束时,那种刺痛的感觉使地心震动。天若有情天亦老,鼓浪屿心念闪动的时刻,是否会迅速苍老?在柔美婉曲的节奏中,饱含地老天荒的沧桑,使人忆起热泪盈眶的青春爱恋,这首诗实在是安琪不多的爱情诗中的精品。
文字是一个人灵魂的标本。它留下的不仅是游历的时间地点记录,还有灵魂的温度。在安琪的文字中,保留了一颗强悍灵魂的呼喊、喘息、低徊与自我疗救。臧棣在《诗道鳟燕》中提到:“一首长诗建构起来的文学史秩序固然可敬,但五十首短诗开辟的文学史秩序可能更胜一筹。从德鲁兹的角度看,一首长诗容不得自身有任何褶皱,也总要弥合自身的缝隙。但一首短诗延伸到另一首短诗时,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文学史褶皱和美学缝隙,却为诗的创造力提供了充足的机遇。”这一论断,对于如何判定安琪北京时期短诗的地位是有启发的。安琪曾经期许自己的长诗即是“个人的生命记忆史”,而以“诗日记时期”名之的北京短诗,暗合了这一长诗的定位。这些短诗丰富而跌宕,忠实呈现了灵魂的波动与褶皱。或者,北京短诗也可视为一部长诗,这部长诗的名字叫“北京的安琪”。

三、疏离感:对世界的惊奇

安琪曾经多次强调要“保持一颗先锋的心”,先锋意味着不断领跑时代的敏感,不断更新对于世界的感知,像“头痛远远跑在头的前面(《东山记》,2001年)”那样,作为时代的病痛症候,和世界拉开距离。安琪诗歌通过与世界、与自我的疏离,保持了自身的新鲜活力。通过保持审视的距离,她在诗歌中发明了与别人不一样的世界,正如卡夫卡那句著名的现代写作纲领所言:“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
安琪的诗歌常常表现出和世界之间如同玻璃一样的隔膜,如:“列车驶过时 ∕窗外的山,山上的草,居然纹丝不动 ∕寂寞啊 ∕寂寞,寂寞离我不远 ∕就在车窗外。”(《七月回福建的列车上》,2004年)在某个瞬间,会产生身处何地何世的荒凉感:“公交寂寂,地铁寂寂∕你这异乡人为何还在北京?”(《除夕有感》,2011年)这种疏离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自我的严厉质询,一种内在的分裂和自我审视。写于2008年的《我》是关于“我”的精神画像,也是一首向庞德致敬的作品,是对庞德广为人知的短诗《地铁车站》的扩写。《地铁车站》全诗只有两句: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杜运燮译)。《我》将这两句中的意象进行了充分拓展,对《地铁车站》进行了安琪式的解读:这些面孔被称之为毕业于“新幽灵系”,像煎饼一样被捆绑在专制之树上,变得枯萎、僵硬,而诗中的惊人发现是“我”也是其中一员:“已经多久了你们这些毕业于新幽灵系∕的面孔看起来疲惫、无力,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其中一员!” 这首诗展现了现代城市里灵魂的单一化和平面化(类似于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以及人的自由被政治或资本的独裁力量所抹杀的残酷。诗中的“面孔”已全然丧失了人的立体性和丰富性,只是城市流水线上的一颗标准螺丝,而悖谬的是,“我”因为对“我”的归属的省察而超越了这一归属。
《戒色生涯》(2007年)起于观看电影《色戒》,第一人称“我”在后半部分分裂出一个“她”,看电影的人同时成为被自己看的人,这是一次自我抚摸与自我哀怜。由于“我”和“我”分裂、疏离,读者也同时拥有一个上帝般的视角,而哭泣的被看者就此得到抚慰与平息:她一直无法让人看见,我不止一次∕看见她在公车上、人群中,恍惚的∕ ∕出神的脸,我想分出另一个我,去陪她∕默行、阅读、感伤、呆坐、无奈∕苍白、蜡黄、乌黑、青紫、暗红。
书写主体与世界和自我的距离感,带来对世界的重组与发明。与世界和自我的不协调,推动安琪在诗歌中一次次发动话语的革命,打乱常见的现实逻辑,带来视界的更新。她由此创造了独属于她的角度:“河流在河边吃草”(《绝对一粒粮食都没有》,2006年),“我想把雨从树叶里揪出问问它∕那不言语的某人可曾让你早生华发?”(《雨从一片树叶跳到另一片树叶》,2006年),《如果将树看成蜡烛》(2006年),“心脏比我能干,它先于我开出郁闷列车,隐隐∕或隆隆,一直向外,试图冲破胸腔并进而∕进驻到它想要的新站”(《心脏里的新站》,2006年)。
写于2006年的《乌黑的圆圈和皮》,是一次因为与世界的疏离而获得的惊奇。诗人从17楼的住处往下望,“那一根根移动的,套着白布,顶着∕乌黑圆圈的难道是我的同类:人?”这是安琪的变形记,人的形象是:套着白布,顶着乌黑圆圈的柱子。然而“你”却绝不等同于这些柱子,极易辨认,因为“你乌黑的圆圈中有一块留出的空地覆盖以怵目惊心的∕皮。”这首诗跌宕起伏,隐含着冷幽默,大概是汉语新诗中迄今最为成功的对于秃顶的描写。这个走来的男人或许是她的朋友,或许是她的亲人,也在这种冷淡的观察中,被隔离入另一个世界,那是幽默的领地,如米兰•昆德拉所言,道德审判被延期的领地。
深刻的疏离感使漫游者安琪不可能不陷入“彻骨的绝望”,以及孤独。在安琪诗歌中,并没有一个可靠的精神支点供她停泊,她也拒绝在诗歌中为自己发明一个巨型幻象。她所拥有的,除了清醒,还是清醒。海子曾经试图建立一个农耕文明的家园,顾城则试图从禅宗的“无我”中获得安慰,但在安琪诗中,没有出现这样的终极安慰,她的世界始于碎片,终于碎片,满地荒芜,无从清扫。安琪有几首游历寺庙的诗,在《大觉寺》(2005年)里她写“可以把它作为我的出生地”,在《潭柘寺》(2004年)里她写“好像回到了我的来处”,这表明她对寺庙的亲近感,正如“诗”字的半边即是“寺”。但寺庙并不能给她真正的安慰,更不能据此认为作者有信仰佛教的倾向。在另一首名为《雍和宫》(2003年)的诗里,诗人说得很清楚:“看见和被看见都不会静止不动∕看见不会使灵魂安宁∕被看见不会使生命真实”——寺庙和她,还是“你是你、我是我”的关系,她不可能真正地皈依佛教,对于宗教,同样是挥之不去的陌生感。在故乡、亲情等要素上,诗人也有过触景生情式的停留,但并无一以贯之的兴趣。
诗歌或者说文字,成为安琪唯一的见证。安琪的写作具有内心独白的性质,它是一种与自我交谈的仪式。在这种持续的交谈、自省中,安琪建立了自己的神灵——一个醒着的灵魂。这大概是无神时代陷入荒诞的个体能获得的唯一拯救,如同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揭示的那样。安琪在1995年的长诗《未完成》中即对加缪意义上的西西弗产生认同:“仿佛永无中止,他推∕他的一生就在绝望中快乐。”当西西弗开始认清并正视自己的命运时,这同时意味着一种得救。在周而复始的循环路上,一个清醒的自我作为唯一的神被建立起来。不停息地怀疑、自省、内视、更新,这正是现代之为现代的题中之义,也是安琪诗歌作为“先锋文学”的精神底色。

四、词语:从巡视到凝视

正如吴思敬教授在安琪诗歌研讨会(2013年6月,首师大)上指出的,探讨安琪诗歌,不能不提到强调语言实验的漳州“新死亡诗派”。安琪的语言风格构成了“新死亡诗派”诗歌探索的一部分。安琪在2004年10月《回答探花关于诗歌写作的六个问题》网帖中提到: “对诗歌语言,我很幸运地出道于漳州诗群,漳州的写作对语言技术的要求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每一句都往不说人话的方向走。” 她还自述,那时她挂在嘴上的话是:诗歌就是造句和不说人话。这种对于语言本体的重视,可以视为1980年代的实验文学精神在1990年代初期漳州小城的回响。这种语言意识的确立对初入道的诗人至关重要,确立了诗人之为诗人的基本素质。而安琪也的确在语言方面表现出过人的天赋。诗人格式曾以“词语的私奔”来形容安琪诗歌,评论家陈仲义指出,安琪诗歌中语词搭配的革命性甚至可以称之为“乱伦”。在北京时期的短诗中,安琪仍然一如既往地展示着她对于词语得心应手的指挥权:
 
宝拉着贝,快步穿行在天桥的∕下午 ——《在天桥的下午》(2007年)
处在莫名的其妙不可言的此生中 ——《突然》(2006年)
拐个弯撞见姥姥,我说,给我理想,我要深入∕“什么?”姥姥问,“离乡?” 
——《拐个弯深入理想》(2006年)
秋在轻轻身上蔓延,轻轻,有多轻?∕犹如四两拨千斤。 ——《秋在轻轻蔓延》(2006年)
 
第一句是对词语的“棒打鸳鸯”;第二句是将词语强行拆散后使之再婚;第三句则利用谐音在“理想”与“离乡”之间建立相互指涉的关系:对于我来说,离乡是理想,对于外婆来说,外孙女的理想则意味着惨痛的离乡;第四句的第一个“轻轻”是副词活用为名词,第二个“轻轻”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副词,第三个“轻”则是形容词,轻轻的连续使用和下一句配合起来,营造出美妙的音乐效果,仿佛秋天正掂着脚尖降临人世,这两行是诗的开头,它们过于高妙了,以至于后续的句子根本无法与之接续、匹配。
在福建时期的诗歌中,往往是一个词语带出一个词语,一个能指通向另一个能指,词语在文本中旅行,是不及物的,和现实情境关系不大。随手举一个例子:“玫瑰是太古老的承诺∕转眼就要流成灰烬”(长诗《节律》,1995年)这句诗里的“玫瑰”、“承诺”、“灰烬”,并非生活中的实存之物,而是来自于经典文学的意象。这样的诗句在福建时期的写作中比比皆是,使她的诗歌呈现凌空虚步的姿态,仿佛“云上的日子”。福建时期的语言态度集中体现在安琪那一时期的短诗代表作《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中。这首诗的前两句是:“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爱人”。词和爱人并置,并最终合二为一,体现了安琪和词语恋爱的狂热。诗人的明天,也就是每一天,都包含着词语自动涌现、自动带出的期待。对于语言的过分迷信、对于能指自动流泻的放任,给安琪福建时期的诗歌写作带来了某些弊端,正如陈仲义指出的:“安琪过于迷信语词‘全息’的自我生长、自我增殖;固执语词的完成便是思想的完成,乃至语词绝对大于思想。恰恰在大量语词的自我嬉戏中,削弱了某些可以更为深入聚焦的历史文化含量,由于迅捷滑过而浅尝辄止;在流动的堆积中,失之晦涩与零乱。”(4)
北京生活对于安琪来说,既是生活的调整,也是诗歌观念的调整。早期对语言的执迷态度开始后撤。诗人在2004年的一次访谈中说:“任何艺术,语言都是很重要的。但最终决定质量的应该还是灵魂,或感动与震撼的力量。众多人造景观又怎能和实物相比呢,语言就是人造景观,灵魂是实物。”(5在《帝国主义诗歌》(2006)中,她写到:“哦,快终止这诗歌的秘密∕快意,快让生活穿上生活的外衣进入∕生活。”2011年11月,安琪在湛江师范学院的讲座中更是谈到:生命第一,生活第一,身体第一。这些迹象显示了安琪诗歌观的转变。充满伤痛的北漂经历使生活强行突入了安琪的诗歌,使安琪的笔触从云端降到地上。和福建时期不同,安琪诗歌开始由具体而微的名词主导,这些名词直接对应于现实生活中的存在物。诗人开始在现实规定性的基础上使用词语,词语享有有限度的自由,像一只风筝,线牵在“第一世界”即实存世界的手中。这个时期的诗写是“睁眼看世界”,在意真实生活的质感,在意具体而真实的伤痛、琐事,词语获得了充实的生活内容,而不仅仅是在文本中漂流与传递。
从这个意义上说,安琪北京时期的短诗写作可以视为对福建时期弊端的一次自我纠偏。在长诗《每个人手上都握有开关》(2008年)中她写到:“亲爱的我承认,这一回合我输了,果实还在枝上∕我跳得过高,一下子摘到了星辰。”“长诗福建”犹如摘星之旅,而北京时期的安琪调整了自己跳跃的高度,摘到了生活的果实。
非常粗线条地描述(当然难免挂一漏万、以偏概全):安琪福建时期的作品倾向于在经典文本中旅行,诗思的迁移、推进在话语、观念中进行,非常快的节奏使词语一闪而过;北京短诗的节奏相对于一般诗人的写作,节奏是快的,但对于安琪本人而言,节奏已经减缓,她开始注重拉开词的密集度,给予词语更多的关注。这种转变或可借用诗人赵思运的一个形容:“从汪洋恣肆的大海转为大地上的深井”(6)。如果说福建时期的安琪对待词语的姿态是“巡视”,那么北京时期就是“凝视”。这种凝视使诗歌的表意空间显得清朗明澈,神足气畅。行文至此,不由揣想:如果安琪用今天写短诗的笔法写长诗,会是怎样的结果?
不敢妄言“长诗福建”和“短诗北京”孰高孰低,但可以肯定的是,北京时期的短诗中确乎诞生了一些经典作品。除了那些已经广受赞誉的诗歌,以下诗名值得在文章结束时再度提起:《西平庄》,《鼓浪屿》,《乌黑的圆圈和皮》。它们还不太为人所知,但它们自身的完美性将有效抵御时间,而成为“画好的天堂”(庞德语)的一部分。
 
注释:
(1)程一身:《一个诗人的极地与故乡》,《特区文学》2012年第5期。
(2)向卫国:《严肃的游戏》,《诗探索》2006年第3期。
(3)向卫国:《目击道存》,《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4)陈仲义:《纸蝶翻飞于涡旋中——安琪诗歌论》,《厦门职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5)转引自罗小凤:《安琪的词语实验》,《诗刊》2009年11月上半月刊。
(6)赵思运:《史诗的崩溃与日常生活的深入》,《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


刊于《文艺争鸣》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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