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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阅读 (阅读620次)



我的阅读
 
 
  
       我儿时,我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工资很低,不但得养活自己和我们姐弟四人,父亲的工资还得拿出近一半,去负担西关老家庞大的家族。因为,他是我爷爷奶奶的长子。
 
       我上面是两个姐姐。母亲刚生下我时,病的很厉害。为保住三条命,听外婆的,仅有一岁多的二姐,不得不送给了别人,母亲才慢慢转危为安。因我是头生子,长的又像母亲,8岁前,很受父母宠爱。二弟小时候赖,调皮,总惹是生非,父母不大喜欢。三弟出生后,我失了宠,从此受到母亲的冷落。那时,我总觉得母亲背叛了我,——这是人生给我的第一个经验和教训。好在父亲依然故我,使我得以安慰,没受到多少伤害。可是他天天上班,很少在家,只有星期天,才回家一趟。一回来,就带上我们姐弟三人,去钢厂路口一带买炒花生,我们就坐在那儿路旁的树阴下吃。当年,公路两旁,两排高大的杨树清凉地遮蔽着我们,盛花生的旧军用包,盖子上绣的那颗很大的红星,还十分清晰的印在我脑海里。但很快,我就在家庭外部找到了新的慰籍。
 
       那时,我家住的地方,离县城唯一的一家电影院很近。我们家就住在电影院后边一个很大的家属院里。家属院里住着县财政局长一家,县人行行长一家,和城关派出所所长一家,剩下的就是县公安局侦察员、县医药公司职员、县百货公司售货员、县外贸公司干部、县水利局勘探员七家,以及县五金厂的工人(我们家和另外四家)。因为离五金厂颇近,人们习惯称“五金厂家属院”,其实名不副实,只有五户跟那个厂沾边。实际上是一个五排瓦房排列很整齐的大杂院。一律安装着湖蓝色油漆的木窗木门。这个家属院属县房产会管,每个月我都见一个房管员骑着自行车来收房费。有了这么多人家,就有了众多玩伴。几乎每晚在热热闹闹的电影院和童伴们一起度过,或与童伴们在本院玩游戏,填补了我童年失宠的寂寞和空虚。尤其是电影,给了我极大的满足和乐趣。但回到家,面对母亲,就变的沉默寡言。
 
       记得有天晚上,电影散场后,我回到家叫门,叫了半天,母亲也不给开。原因是我没称呼她,只是一味地喊:开开门,开开门。父亲劝,她也执意不肯开,还阻止父亲。没办法,我停止了叫门。但回头望了望月下寂静的空院落,一家家关灯的窗,我实在没地方去,只好从木栅上翻进了厨房,蜷缩在角落里闭上了眼。迷迷糊糊,刚睡着,就被打着手电的父亲叫醒了,这才得以进屋睡。
 
       我想,我长大后,尤其是现在,对伪权威和社会不公正的沉默与对抗,大概就是从那时养成的吧。不过从那一晚起,我学会了懂礼貌。
 
       除了更多的晚上挤电影院,看电影(即使有时候看个尾巴),我还迷上了阅读。当时,家里除了有两套毛选四卷,《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根本就没别的书读。即使翻开,8岁的孩子也读不懂。到了文革晚期,这些书就被我们姐弟三个送进了废品站。因为家里这类书太多。我们新学期开学的一天早上,每人提了两摞,卖的钱,正好够姐弟三人交学杂费和课本钱。而我说的阅读,无非是看连环画、小人书。不止一次,我头抵着西关新华书店的玻璃柜台,看着柜台里摆的崭新不倒折的连环画,眼巴巴的,似乎眼里也要流出口水来。以致于许多年后,我还多次梦到那一幕。好在书店门外,就是摆满了一地的几家连环画摊儿,花一分钱或两分钱,就可以一饱眼福。坐在街边几棵茂盛的法国梧桐树阴下,几级高高的凉爽的青石条上,手捧一册或薄或厚的连环画,低头津津有味地看,忘了现实,忘了周围的世界,就是我童年的第二乐趣。
 
       记得,同院有一位陆姓的玩伴。一天,不知从哪儿弄了一册没头没尾的连环画,我借回家看,看完后,就用硬纸给他精心制作了一个封底和封面。并根据内容,替这本画册拟了个名,在封面上用仿宋体写上“表哥和表妹”五个字。还他时,令他惊讶不已。从此,与我结成了好友。母亲一时也根据这件事,到处说笑。
 
       童年时代(1965—1975),我看过的印象最深的中外电影有:平原游击队(国产、新老)、卖花姑娘、战友、摘苹果的时候、看不见的战线、永生的战士(以上朝鲜);宁死不屈、海岸风雷、伏击战、地下游击队、脚印(以上阿尔巴尼亚);多瑙河之波、第八个是铜像(以上罗马尼亚);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保卫察里津(以上前苏联);阿福、森林之火、回故乡之路(以上越南);奇袭、打击侵略者、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新老)、小兵张嘎、羊城暗哨、跟踪追击、半夜鸡叫、草原英雄小姐妹、英雄儿女、铁道卫士、夺印、向阳院的故事、侦察兵、艳阳天、金光大道、青松岭、战洪图、春苗、海霞,创业,火红的年代,闪闪的红星、渡江侦察记(新老)、难忘的战斗、以及沙家浜、红灯记、海港、红色娘子军、杜鹃山、平原作战、龙江颂、奇袭白虎团等八个现代革命样板戏(以上国产)。一部新渡江侦察记看了八遍,一部难忘的战斗看了十五遍,五部地雷战、地道战、老南征北战、打击侵略者、奇袭看了无数遍。
 
       粉碎“四人帮”后,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我才得以开始真正的阅读。
 
       这时,我们家已经住在东城外父母所在的新单位——县化肥厂家属院。同院的申氏两兄弟有一张县图书馆的借书证,经常借书看,我就趁周末,将书转借过来,向人家保证只看一天。然后,非常神速的利用周六晚上、星期天白天一天,就将一本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看完归还了。那时脑筋好使,真可谓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就这样看了不少二手小说。并跟着他们学会了吹口琴。另影响了几个少年朋友,个个都熟练地掌握了这件乐器。夜晚,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几把口琴一齐合奏南斯拉夫电影《桥》插曲:“啊朋友再见”,常常引来行人的注目。后来,我借助给厂里跑腿办借书证的机会,给自己也办了一张,算结束了每周末向人家的信誓旦旦。终于可以放慢速度、悠闲的读书了,但又不敢过期,过期一天罚一毛钱,对我是个承受不了的负担。虽说离电影院远了,不能天天晚上在电影院泡,蹭电影看,但厂里有一部1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银幕、音箱配备齐全,每个星期都会在球场或职工餐厅放两部电影,所以我的电影瘾并没有因离电影院远了而饿掉。另外,石油公司、水利局灌溉处、邮电局、教育局、水库管理局这几家单位的14寸黑白电视机前,都留下过我的身影。老国产电影《大浪淘沙》、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美国69年登月纪实、根据周立波同名小说拍摄的老电影《暴风骤雨》等等,都是那时在电视上看的。
 
       我看的第一部解禁的影片是王心刚、王晓棠主演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先生的同名小说,几年前已看过。那天下午,看到电影广告,我和同学一起赶到西关老电影院。看完后,同学回家了,我又买票看了下一场。电影散场,天已黑透,我一个人匆匆往东城外七八里远的家里赶。
 
       这是1976至1979年之间的事。那时侯,电影演员王心刚、冯哲、张勇手、王晓棠、孙道临、黄宗英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崇拜的偶像。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童自荣、邱岳峰、乔榛、毕克、刘广宁各自有磁性、充满魅力的配音,我一听就能分辨出是谁的声音。
 
       我读的第一部外国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一生“不虚度年华”、“不碌碌无为”的箴言,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并恭恭敬敬抄录在心爱的笔记本扉页。当时,我15岁,是二中(今鲁山二高)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正是青春期爱做梦的年龄。尽管那时我喜欢阅读(所读小说经常被数学老师没收)、爱好文艺(常把解禁的电影插曲,工工整整地连谱带词抄写在笔记本上)、热衷于上美术课、音乐课,但自己将来究竟做什么,还很懵懂。直到初中毕业,考高中失败,转学到城外五里堡中学,遇到最后一位班主任王国民先生,我才清晰地有了自己的理想。
 
       得到他赏识的第一篇作文,题目叫《到校第一天》。是他布置的作业。我毫不费劲就完成了,非常写实的写出了自己的真实印象。第二篇作文题目我忘了,记得篇中巧妙地引用了当时报纸上的一段话,被他夸奖:引用的恰到好处。就这样,受着他的引导和鼓励,我渐渐对写作产生了兴趣。后来,我给一位女同学写信,受到他的严厉批评,觉得自己丢了面子,就离开了学校,辍学回家了。但对文学对写作热爱的种子,因多次受到他的启发和表扬,已经悄然播下。到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我的一生该怎样度过了,那就是:写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访问日本后,全国范围搞了第一个日本电影周。除了《望乡》当时我没看,《追捕》(高仓健主演)、《生死恋》、《人证》、《狐狸的故事》都看了。对这些画面、故事情节感到很新奇的同时,也感到很震撼。而对《人证》的插曲(日本诗人西条八十的草帽歌)、《追捕》的配乐和插曲更是很感兴趣。当年,这些电影音乐和电影插曲,像全国一样,一时也风靡了小县城。直到1984年,我到湖南乡下看望女友,在宁乡县汽车站还听到候车室播放着草帽歌。后来的日本电影《砂器》、《远山的呼唤》(高仓健主演)、《幸福的黄手帕》(高仓健主演)、《阿西们的街》、《啊!野麦岭》(上下集)、《绝唱》(山口百惠、三浦友和主演)也同样深深吸引了我。紧接着就是印度的《流浪者》、《大篷车》,香港的《生死搏斗》、《三笑》,南斯拉夫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影片,也激动人心的进入了我这个影迷的视野。当时,西关电影院放映《追捕》的情景,过了三十多年了,我仍然历历在目:整个影院爆满,挤得水泄不通,窗户上人行道上也挤满了人,电影院门外更是人满为患,等着看下一场;当扩音器、高音喇叭里响起杜丘之歌“啦呀啦,,,,,,”时,聚集在影院外小广场上的观众,一个个都仰起了头,脸上流露出非常神往的表情。
 
       前年某晚,我从西关老电影院门前偶尔经过,看到黑暗中一片废墟:冷落了近20年的电影圣殿,就这样凄凉的收场了。只有售票房还孤零零地站在一旁。即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人将电影院先后改建成舞厅、室内游泳池,也没有重振雄风,令其火起来。老城昔日最热闹的地点,就这样被人们无情的遗忘了。而代替它的也许是一片住宅楼,新的社区。相信再过五十年,这里的住户,将不再知道:他们住的地方原来是西关电影院。正像四十多年前,我不知道:这里原是个名叫二郎庙的庙院。尽管当时我知道通往电影院的街口叫老庙口。但鲁山县人民电影院将永久性的彻底淹没在时间的变化中,一如这个世界上所有与时间有关的事物。
 
       1980年,厂里从广州买回来一台24英寸的大彩电。这是当时全县仅有的几台大彩电之一。我就是当年在电视上看了中央台黄金时间播出的英国电视连续剧《红与黑》,知道司汤达和这部名著的。当年,我喜欢看的电视主要有:美国科幻系列片《大西洋底来的人》、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
 
       那时,刚刚改革开放的鲁山,依然是个既偏僻又闭塞的地方,是隶属于许昌地区最穷最落后的一个县,但文化氛围却很浓厚,贯彻执行起上级的指示精神和政策来,倒也很积极。鲁山图书馆非但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且收藏有大量西方十九世纪文学名著,和各类期刊杂志。这对一个只有16岁的文学少年来说,无疑是方圆百里内唯一的一座知识宝库。在他眼里,每一本书都是一扇向世界敞开的窗口。我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的贪婪的读着,胃口很好的吸收着,消化着,好像那是一家整个县城里最好的饭店,我成了那里的常客。同时,尝试着写出了第一篇小说习作。我记得我在县图书馆借阅的第一本书,是《重放的鲜花》,图书馆管理员向我推荐的。这是一本老右派作品集。内收有王蒙的成名作《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以及流沙河的诗等等。他们年轻时,就是因为这些作品,被打成右派,被整整压制了20年!建国十年后,欲速不达的大跃进、矫枉过正的反右斗争和政治运动,使新中国人为的落后西方至少六十年!一天,我像往常那样去县图书馆换书,正巧碰上一个比我年长的小伙子还《红与黑》。我就提出借阅。那个中年管理员欺我年少,用种种借口阻止我。一会儿说这是外国书,我看不懂,我就回敬他说:不是译成中文了吗?一会儿说,太厚了,我看不完。见我执意要借,他拿出了最后一招,严肃的说:超期一天,罚两毛钱!我见他终于松口了,马上说:放心吧,不会超期,我看书很快的。没几天,我就带着这本书上了西大山,在二郎庙下坪村兵工厂一家属区,度过了难忘的十几个夏日。
 
        后来(1980年10月),我参加工作进了化肥厂,成了厂汽车队的一名学徒工。有了工资,有了经常出车到外地的机会,我开始大量购书。不但自己亲自购,也利用同事、朋友出差的机会,开书目由他们代购。短短几年时间,从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小词典》(这是我1980年春买的第一本书),渐渐积累了近千册各种各样的书刊。遗憾的是,1992年春因厂里长期发不下来工资,无奈,在一高门口,半价处理过一批。当时,正在一高上学的张永伟,就是在那儿初次见到我。尽管当时,决定处理前,我把一流的好书都精心挑选出来,留下来了,但现在想起来,仍然很后悔。毕竟,那都是我辛辛苦苦积累的资料啊。当时的图书市场,一本书已经涨了近十倍,而我那些书,因买的早,定价本来就低,我又半价卖掉,简直就是在做赔钱买卖。这就是为什么书店、时装店、酒吧倒闭后,我发誓后半辈子再也不做生意的原因。通过实践,我已经知道,我天生就不是做商人的料。
 
       那期间(1982年),我还利用到许昌八技校带资培训一年的机会,借阅了学校图书室大量文学、美学、哲学书,节衣缩食省下的钱,全部送给了许昌两家书店、三个卖旧书的地摊。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大量阅读的深入和视野的开阔,我还通过邮局邮购、订阅了大批书刊。这就是当年,我虽置身小县城,仍能保持先锋的原因。
 
       然而,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经历了失业、生意倒闭、离婚、精神崩溃的种种打击,我很少买书,很少进书店。因为昔日逛书店,是一种享受,而今这种享受,离我已经远了。我只有重读旧书,反复的读。
 
 
上世纪八十年代,影响我最大的10本书:
 
1、红楼梦(四卷)曹雪芹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阅读时间:1981
2、忏悔录(一、二)   让-雅克-卢梭著     黎星 、范希衡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阅读时间:1981、1982
3、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高长荣译       北京十月出版社出版           阅读时间:1985
4、梦的解析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阅读时间:1986
5、今天五人诗选   北岛等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阅读时间:1986    
6、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选     诗刊社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阅读时间:1987
7、中国当代实验诗选           王家新、唐晓渡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阅读时间:1988
8、喧哗与骚动     威廉-福克纳著    李文俊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阅读时间:1987
9、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著   力冈、冀刚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阅读时间:1989
10、里尔克        霍尔特胡森著                   三联出版社出版               阅读时间:1989 
 
 
 
        大概在1980年冬天,我迷上了郁达夫的小说,深受其大胆的自我暴露的影响。他的小说夹杂着日本私小说的性质,颇具个性。但我尤其喜欢读他那篇中期小说代表作《迟桂花》。念念不忘其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出于对这篇小说的偏爱,十几年后,在尝试电影写作时,我就把它改编成了电影剧本。由于郁达夫喜欢读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爱屋及乌,所以那个时期,我也买了不少屠格涅夫的中文本,包括传记。同时,也受到曹雪芹的影响。尤其宝玉出家那一幕,使我颇受刺激,甚至一度给自己取笔名为:阿空。随着散漫快速的阅读,一天,我发现了法国十八世纪启蒙主义作家让-雅克-卢梭的著作。遇见《忏悔录》那天,颇不平常,是个春日的星期天。那天上午,刚满17岁的我,和一位爱好文学的朋友乘班车,到了昭平台水库。下了车后,在接近水电站宿舍时,我记得我们俩还将空香槟酒瓶,弯腰藏进了草丛中。那天,阳光很好,照耀着水库,向下看地势险要的北干渠引洪道时,令我们一阵晕眩。在朋友的宿舍里,我们翻看着他的藏书,这时,我被一本名叫《忏悔录》的书,深深吸引了。平生初次读那样大胆的内心表白,我被作者那颗不平凡的心灵所震撼!我问那位朋友:这本书在哪儿买的?同样爱好文学的他说:江河厂书店。我闻听后,立即骑上他那辆笨重的自行车,向掩藏在水库附近山里的那个兵工厂驶去。山道上空无一人,只有阳光暖烘烘地照射在我的脊背上。几十分钟后,我到了地方,但却遗憾地听女店员说:卖完了。然而,幸运的是,一年多后,我的一位在锁厂上班的朋友到信阳地区偏远的固始县卖锁时,替我买回来了这本书。同年12月,我又在许昌购到了第二部。至于《忏悔录》的续篇,《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我得到时,则在几年以后。
 
        我年轻时(具体说,是18岁时)不大喜欢歌德的诗。当时,我从许昌八技校图书室,借到一册杨武能译的《歌德抒情诗选》,但歌德早期那种夸张的德国浪漫主义使我倒了胃口,并对歌德服务、效忠于魏玛宫廷颇为反感,不符合我青春期的叛逆心理。但对魏玛大公和拿破仑也爱读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颇感兴趣,而艾克曼写的朱光潜先生选译的《歌德谈话录》(外国文艺理论丛书)更使我爱不释手,觉得这是两本不可多得的好书,是伟大的经典。以至于15年后当我读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罗朗-巴特的《恋人絮语》(又译《一个结构主义者的文本》)时,读的津津有味,几乎是重温了一遍《少年维特之烦恼》。
 
        但是,读《百年孤独》,却是对我既有阅读的重要调整。那种新奇的感受,直接导致了我不再重视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甚至,也结束了我的十九世纪世界文学名著情结。开始偏重阅读世界范围的现代派文学。尤其是半年后,接触北岛诗歌、朦胧诗、美国现代诗歌以后,更是对欧洲先锋派和西方现代艺术深爱有加,进入了我阅读的“崇洋媚外”时期。在那个漫长时期的初期,只要一碰到马尔克斯的书,我就买。一度,我成了马尔克斯的粉丝,他的主要作品我几乎全部读过。直到两年后,我发现了福克纳,并证实福克纳才是大师中的大师。而马尔克斯、略萨、克劳德-西蒙等人,不过是福克纳在拉丁美洲、欧洲的弟子而已。就这样,由循序渐进的阅读,到突飞猛进的阅读,使我的眼前展现出一片又一片文学新领域,现代世界文学的图景正一幅一幅地向我展开,,,,,,。而我终身热爱的诗歌创作,正是与我的阅读,同时进行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影响我最大的10位世界文化名人:
 
叶芝(爱尔兰诗人)、弗罗斯特(美国诗人)、曼杰施塔姆(俄苏诗人)、布罗茨基(前苏联诗人)、博尔赫斯(阿根廷诗人、短篇小说家)、罗朗-巴特(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荣格(瑞士分析心理学家)、维特根斯坦(奥地利哲学家)、拉赫玛尼诺夫(俄国音乐家)、尼采(德国哲学家)。
 
        1990年,通过漓江出版社一份最新书目,我自桂林邮购了一批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其中有叶芝的《丽达与天鹅》、塞菲利斯、埃利蒂斯的《英雄挽歌》、塞弗尔特的《紫罗兰》、西门内斯、阿莱克桑德雷的《悲哀的咏叹调》、米沃什的《拆散的笔记簿》等,并将这份书目寄给了平顶山的某诗友(我记不清具体是谁了)。不久,作为礼尚往来,森子和海因给我寄来了几十首荀红军译的曼杰施塔姆诗歌的复印件,还趁我一次到平顶山的机会,当面送给我一份《今天》复刊号诗歌之页的复印件。使我及时读到了曼杰施塔姆诗歌的中文译作和北岛的近作八首。后来(两年后),我将荀译曼杰施塔姆的诗歌复印件,借给张永伟读过,使他很快写出一组受其影响的习作,曾令我刮目相看。初读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歌,是在1988年的《世界文学》和《诗歌报》上,像当时许多国内诗人一样,我一下子就迷上了这匹前苏联的“黑马”。尤其令我引为同道的是,他像我一样,也是从中学自动退学的。自从邮购了《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一书后,我得以比较系统地研读了布罗茨基的诗歌,对这本由常晖、王希苏两位先生译的中文本非常欣赏。读博尔赫斯则比较分散,有一个时期,在报刊上,几乎到处都可以找到他著作的中文。当然是在精英版的纯文学报刊上。我曾经想把他的所有译成中文的著作复印下来,分类装订成册,但未能如愿,后来就见到了陈子弘编的《博尔赫斯文集》。关于罗朗-巴特,像米兰-昆德拉一样,他所有译成中文的书,我几乎都有,都看过。最先购到的是李幼蒸先生译的《符号学原理》。至于荣格、维特根斯坦和尼采的著作,就更不用说了,该读的,我都认真读了。而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和传记,更是过目不忘,耳熟能详。
 
        就这样,我从一个看连环画、看电影起步的少年儿童,凭借天赋的兴趣和爱好,凭借循序渐进的和突飞猛进的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和创作,逐渐成为一名独特的有影响的诗人。
 
 
2013、7、23初稿
2014、1、9 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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