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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阵地》 (阅读843次)



我与《阵地》

    如果不是一套姗姗来迟的“阵地诗丛”的即将问世,我与《阵地》这篇计划中的文字,很可能会无限期的推迟动笔,以至于会推迟到记忆时尔清晰时尔模糊得一塌糊涂的晚年。然而问题是,长达十五年的酗酒史,已经严重破坏了我的大脑,对我的记忆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哪还敢再拖下去?因此,借森子约稿的契机,还是尽快让我与《阵地》之间的往事浮出脑海,缓缓呈现出来吧。
    为了行文方便,更是为了给平顶山诗人群的形成、《阵地》的诞生,找到一个背景,一条准确、可靠的线索,请允许我把回顾的目光投射到更远,投射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投射到郑州大学校园。这是我不想回避,也无法绕开的一个地域的诗史的前奏,《阵地》创办前后的序曲。
    一份翻得有点破旧的《今天》,不知经过多少双手,从华北燕山脚下传递到中原郑州大学中文系大二学生罗羽的手中,这位出生在洛阳,成长在平顶山,头发有些卷曲、尚未发福的小个子,被《今天》捕获了,但却激动得有点哆嗦,有点爱不释手,尝试着开始了第一批幼稚的现代派诗歌写作;与此同时,中文系大三学生耿占春正在另一间学生宿舍审视诗人多多专门给他寄来的诗稿,那位大名鼎鼎的写的十分洋气的“朦胧诗人”,已经多次寄诗稿给他了,在北京期待着尚在求学的青年理论家耿占春给自己写评论;而此刻,在豫西南的小县城鲁山,仅有16岁的本文作者已经退学,不想再考高中了,立志从事文学创作,正在家和县图书馆之间奔波,被司汤达的《红与黑》、卢梭的《忏悔录》迷得魂不守舍,并写出了第一篇小说习作;而一位名叫胡兰兰的十四岁的漂亮女孩,在离他仅有几十里的宝丰,在《芳草》杂志发表了一组诗歌处女作——她就是今天我们大家既熟悉又喜爱的蓝蓝;几乎与此同时,森子尚在咸阳机场的兵营埋头攻读外国名著,一边画画,一边尝试着写新诗;而海因呢,这时候正在平顶山师专上学,即将毕业留校任教,教写作课。占春、罗羽当时在郑大办了一份油印刊物,但随着占春、罗羽相继毕业离校,仅仅办了一、两期的小刊物,也就随之解体停刊了。耿占春毕业后分配在河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罗羽毕业后分配到平顶山日报社工作,但在他身边形成一个小圈子,以至于后来逐渐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平顶山早期诗人群,还需要等到多年以后。上述六人,除了耿占春、罗羽,他们彼此还互不相识,但对诗歌的热爱,对艺术的执著,命中注定要走到一起,共同开创中国当代新诗的新局面。
    1984年冬天,一个并不偶然的机遇,使我和蓝蓝、罗羽在平顶山日报社相识了。此前,我从未听说过罗羽,也从未读到过他的大作。而蓝蓝就不同了,在与她见面认识之前,我已多次听到她的芳名,甚至还在平顶山日报副刊上读过她一、两首优美动人的抒情诗。我和罗羽第二次相见,是在1985年的4月底,那天他和邓万鹏、高继恒、田歌等一行七人自市内来鲁山,到石人山采风,而我作为本地的诗歌作者,就自然而然地被选中陪他们一道进山。那是一次颇富戏剧性的伏牛山山地之旅,到后来几乎是不欢而散,但罗羽在土地垭月光下非常投入的迪斯科、邓万鹏风趣幽默的“寂寞嫦娥舒广袖”的表演、以及田歌撇着洋腔却拉不开六四手枪的枪栓(他当时在公安分局工作)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这一年的深秋,由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和平顶山市政府联合组织的“平顶山风光”采风活动拉开了帷幕,会议前夕,我陪蓝蓝去市电台造访即将离平(已调入郑州晚报社工作)的邓万鹏;在万鹏的小书房,与罗羽不期而遇,但自始至终我们彼此没说一句话。也就是这次造访,使我无意间发现了早就蜚声诗坛的“今天派”领军人物北岛。我由于受到北岛迟来的影响,诗歌创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继续在小县城默默无闻地写作,并把一些新作陆续寄给罗羽,由他在副刊上发表,使我很受鼓舞。1988年,我的长诗在《诗歌报》首届探索诗大奖赛中获奖了,同时获奖的河南诗人还有田桑。他也是郑大毕业的高才生,老家是南阳南召的,与我所在的鲁山只有一山之隔,我们直到2003年春天才一见如故,因为彼此已神交多年。
    也是在1988年,这年我渐渐察觉在市内在罗羽身边聚集了一批年轻的先锋诗人,他们是森子、海因、老船、邵永刚、龙吟、刘可、王洪超、展峰等,尤其是森子,他的诗歌作品和绘画作品,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和关注。
    1989年春天,罗羽突然来信,邀请我同他一起加盟非非,并把周伦佑的地址给了我,要我寄作品给周伦佑,我毫不犹豫的就照办了。但几个月后,随着周的被捕,安全局警察的来访,我和罗羽加盟非非的希望成为泡影。1989年的夏天仿佛格外沉闷,格外奥热,但这似乎不是我拒绝单位领导要我出墙报的理由。一场阵雨过后,老船、龙吟、邵永刚和一位女诗人(姚晓娜)敲开了我紧闭的院门。这年十月,我到了平顶山,与罗羽、老船、龙吟、邵永刚等人聚会,结识了森子和海因。聚会中,当我提出创办一份同人刊物时,得到朋友们的一致赞同,他们也早有此念。记得那天天气非常糟糕,冬天仿佛提前来了,报社仍在市委党校一栋旧楼内办公,尚未搬到建设路西段。我们开始在副刊编辑部里谈,后来移到楼下院子一处偏僻的角落;谈了很长时间,未果;主要是大家情绪都不稳定,迫于当时外在恶劣的环境和压力,因此顾虑重重。罗羽对此事尤其淡漠,还未从夏天的打击和刺激中振作起来。这次我在平顶山呆了两天,几乎全部的时间都在和新结识的朋友们喝酒、聊天、商议一份刊物。不久,由老船编辑,负责打印出一本《诗选》,集中了我们这群人的部分近作,可在朋友们心目中,这仍不是一份理想的刊物,所以几个月后以森子酒后失手将其中的一本撕得粉碎而告终也在情理之中,尽管这让老船心疼了一阵,转眼他又兴高采烈起来。
    时间很快就到了1990年。 这年是朋友们聚在一起酝酿一份刊物最多的一年。 我仍记得90年春天的那个夜晚,在平顶山开源路湛河桥北头西侧,一个十几根竖起的水泥柱围成的圆形场地上,当森子提出刊物名字最终定为《阵地》时,我、海因、老船、龙吟等人竟失声欢呼起来。老船甚至引亢高歌,以他浑厚、宽广、抒情的男中音唱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但朋友们的写作距离森子的期待还有相当一段差距,我们(包括森子本人在内)的写作必须达到某种一致的标准、倾向和高度时,阵地才可能被真正开辟出来。所谓的标准、倾向和高度,即探索性、思想性、艺术性、文本性的综合、统一,即具备原创精神的独立的文本写作。
    90年的秋天即将结束时,我在县城迎来了以森子为首的平顶山的部分诗友,他们是老船、龙吟、邵永刚、洪超、张黑吞和张宝丽等一行10余人。在石人山风景区,在垂钓、烤鱼、吃羊肉、喝酒、游山玩水的间隙,在返回的山路上,我和森子就各自的创作,尤其是即将创刊的《阵地》,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关键性的交谈,并达成一致和共识。距离《阵地》创刊的日子日益临近了,1991年春天我收到了期待已久的森子的来信。信不长,全文抄录在此:

    新伟: 近好!
        信及诗作已读,你的进步与变化,令我高兴。我感到时机已经成熟,现在着手办《阵地》,稿件全部由我把关,希望朋友们真正将实力之作拿出来,展示给当代诗坛。
        三月底或四月你能来一下就更好,我们可以好好谈谈。我希望在变化之中,你还能坚持,并提供你独特的东西。
         请你寄五首以上的诗作,你最满意的,从速寄我,外边稿我正在约,放心。
         握手!
森子
1991、3、22

    自1991年夏天到1996年夏天之间的五、六年时间,是我和森子、海因三人接触最频繁、关系最亲密的阶段(尽管93年冬天我突发的一场精神危机,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期间《阵地》连续出刊了它关键的一、二、三、四、五期。还记得当时,只要我一到平顶山师范学校森子和海因家,森子总会将刚完成的新作或约到的稿件拿给我和海因看,或告诉我们外界对每期《阵地》的反馈。那时,我们就已经料定:《阵地》会进入诗歌史。并且是毫无疑问的。这表明,我们对这份同人刊物,对自身创作的认知程度,是很清醒、很自信的。有一次,森子甚至指着某期工本费为拾圆的《阵地》,开玩笑的说:“要它涨价!”,我不知道当时工本费仅为拾圆的那期《阵地》现在会涨到什麽价,但我知道,如今若想弄到一本老《阵地》,比登天还难。当然,我们不是为诗歌史写作的。我们仅仅是在:为《阵地》写作!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确实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号。在那些难忘的岁月里,我们三人除隔一段时间聚会见面谈,还通了不少信件。由于他俩同在市内,有几年甚至是门对门的邻居,同在师范学校教书,几乎天天都可以见面,所以主要是他俩各自给我写信,我给他俩分别写信。每封信,每次见面,都是同样的话题,即各自的阅读、思考、创作和我们心爱的《阵地》。
    1991年10月,森子和海因赶到鲁山与我聚会,我们首先交换了各自夏天的创作收获,然后就第二期《阵地》,《阵地》的未来前景作了一番讨论和展望;在我家,森子为我和海因每人画了一幅速写,坐在穿衣镜前又给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三人还一块儿到新华书店后院买了几本包括略萨的《绿房子》在内的降价书。他们从鲁山回到市内后,正巧遇上了在平顶山召开的“全国文学语言研讨会”,会上见到耿占春、叶廷芳、余虹以及武汉大学哲学研究所、上海社科院、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各省社科院的专家、学者。当森子把《阵地》创刊号给了耿占春和他的同事王鸿生时,竟引起了小小的震动,其他与会者纷纷索要。1992年3月,在罗羽的引见下,森子和海因专程赴郑州拜访了耿占春,与占春先生谈的很投机,《阵地》自此得到占春先生的大力支持。
    1992年夏末,《阵地》第二期刚出刊不久,森子、海因写信告诉我,说罗羽已经到了海南,同行的还有洪超、刘可,老船也即将动身。面对如此变故,我不知该说什麽好,但有一点我和森子、海因是一致的,即除了诗歌,我没有更多的奢望。我的小书店尽管难以为继,我还是很安于小县城的相对的平静;能够守住妻儿,“能够写作本身就已经很幸福了”(森子语)。但哪里会想到,对世界对现实这唯一的小小的要求,竟会使我付出妻离家破、精神崩溃的代价。
    森子和海因体谅我的处境和经济状况,出第二期《阵地》时就商定不让我出资,但我过意不去,执意拿了一百圆(其他几个主要同人都拿了三百圆),但仅此一百圆,以后的数期《阵地》我连这点钱也拿不出来了,每期办刊费用从哪里来的,我也从不过问,从不参与印刷和校对。但两位兄长从未表示过丝毫的厌弃,还是一如既往的善待我,与我讨论创作问题、刊物问题。只是我后来酒喝得越来越厉害,甚至对他俩不恭起来。记得有次在市内夜市上聚会,我竟和海因争执起来,直瞪着他,海因一乐,笑着说:“新伟,你喝醉了,我不跟你计较”;还有一次,也是在夜市上,我没喝多少就管不住自己了,恰好这时森子拿出不知是谁为《阵地》设计的封面,征求我的意见,我瞥一眼,相不中,就把它扔在桌子下,森子一下子恼了,命我拣起来,我耷拉个脸,硬是不肯拣,森子没法,只好替我拣起来,批评我不尊重别人的劳动。唉,当时就是这样,我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了,心情变得越来越郁闷,令森子、海因很失望,很伤心,也很爱莫能助。1997年夏,在一次拜会森子,并收到第五期《阵地》后,由于种种原因,我退出了《阵地》,中断了和海因、森子的交往。直到三年后的2000年秋天,才逐渐恢复了与他俩的见面,但我们三人之间的关系已经面目全非,再也难以回到以前那种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的美好状态了。在与《阵地》与诗友隔绝的三年多中,我仅仅写了一首小诗《望鸟》,而《阵地》续出了第六、第七两期,影响愈加广泛,森子也成为著名诗人,成了新一代诗人的偶像。
    在长达十八年的坚守中,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阵地》曾多次面临全线崩溃的危机,经受了巨大考验:不但排除了某些“夸夸其谈”的“务实”者的干扰,避免了个别主要同人的动摇和背叛,还成功的粉碎了兄弟刊物的兼并企图,克服了“下海”浪潮造成的人员骤减等种种艰难险阻,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终于坚持下来,并有了今天的辉煌成就。当年,与《阵地》交流的刊物主要有萧开愚等人主编的《九十年代》,西川等人主编的《倾向》,梁晓明等人主编的《北回归线》,吕叶主编的《锋刃》,周瓒参与编辑的《偏移》,以及非亚主编的《自行车》等。其中《九十年代》、《北回归线》这两份九十年代的重要刊物与《阵地》的交流最为频繁和密切,其主要同人以及非同人王家新、西川、翟永明、陈东东等人的重要作品和代表作多次率先在《阵地》上发表,孙文波、臧棣、张曙光、阿九等甚至成为《阵地》的主要同人和支持者,给《阵地》注入不少新鲜血液,使《阵地》具备了更强劲的活力和生命力,《阵地》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也因此与日俱增。
    回想十多年前,我的一些重要作品就是在《阵地》发表的。比如我的长诗《被禁止的游戏》发表在《阵地》(1991-1992)总第二期上,有人曾这样评价道:“这首长诗有大生命大史诗的特色,它表达的一种被隐喻的神秘经验,如宗教的克制,如死亡与复活的创生之力,比较完满的表达了生命的片刻消逝性和自我溶于宇宙的人类精神”。受到森子、海因、蓝蓝、耿占春等人赞赏的组诗《兰波的雨》发表在《阵地》(1993-1994)总第三期;这首组诗是一次精神崩溃和语言历险的成果,颇具实验性和文本价值,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我的代表作之一。《情史续篇》发表在《阵地》(1994-1995)总第四期上,是我个人至今偏爱的一个组诗,它在实验性与文本性方面,相对《兰波的雨》稍微收敛了一些,也更加稳健、成熟了一些,在语言处理上,不是那么抽象、过激,偏重于对现实与诗意的宽阔、纵深把握。 由于《阵地》每期印数有限,上述诗作更多读者也许还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看到。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诗人以上《阵地》发表作品为荣。这说明在他们心目中,《阵地》已经成为衡量当代新诗创作优劣的尺度与标杆,《阵地》以它的高标准、严要求、包容、大气和影响力赢得了当代汉语诗坛的充分肯定与信赖。
2008、9、20
简介:冯新伟,诗人,1963年冬生于河南鲁山。1980年春开始写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参与发起创办同仁诗刊《阵地》,任编委,为主要成员。出版有诗集 《混凝土或雪》(阵地诗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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