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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可君:《越之界:诗之酷烈与诗之寄托》 (阅读667次)



越之界:诗之酷烈与诗之寄托


夏可君


      为这些我从未谋面的诗人们写序,对于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慷慨的委托,以及信任,我才开始第一次阅读这些诗作。但对于我,这无疑是回地所写道的:“仿佛终于可以开始一轮新的阅读。/仿佛时间只是为阅读而聚集。”是的,只有诗歌可以为我们聚集起关注的目光,聚集那未来的相会与友谊,那密集的芳香有待于在阅读中绽放。

      对这些基本上主要生活于绍兴一带的诗人而言,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在慢慢的阅读中我感到一种亲切,除了地方性的诗意写作之外,这些诗人把写诗当做一种寄托。人生如寄,但诗也如寄!在这个年代,除了宗教信仰,在一个凡俗的世界,也只有诗歌可以终身寄托了,寄托于诗文,恰好是中国古代文人感物怀忧的传统,这也是绍兴这个古老文化的品格。

      我在这些诗人的作品上看到了他们寄托之所在:寄于诗歌本身,把诗歌作为一种纯诗写作,其纯粹主要体现为把诗歌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见证,而且带有一种抒情的酷烈质地。尽管诗歌以情感作为激烈的灌注,却有着强烈的罪责感,其中寄托了他们对时代的责任,这是见证的写作,蒋立波坦然承认:“我是虚无的人质/是一场无法治愈的疾病”,我没有在哪一部诗集里看到如此之多的伦理责任与忏悔的勇气。以俞心樵的狱中诗作为代表,政治抒情诗在反讽与深情之间找到了新的生长点,牺牲的美学因为诗歌写作的承担而变得耀眼,语词成为滚烫的证词。他们果敢的接受:“愿写下的诗歌必然导致正义的一击。”这既是由于政治的压力带来的,也是因为他们虽然偏处一隅,却有着对诗歌写作本身的责任。

        因此,他们其实已经在越界,按照这个集子的取名:界之“越”乃是绍兴的古名;越之“界”则是明确自身地方性写作的界域;而“越”也是越界,他们的诗歌在超越地方性以及诗歌自身的同时,触及时代的灾变与深渊,也触及灵魂那深邃的期盼。在我的阅读中,从来没有一步现代诗集出现如此多关涉见证的词汇:监狱与法庭、囚衣与越狱,子弹与血液,还有烈士林昭,这已经是越界,醒悟到我们的生命其实一直处于例外状态,这也是对生命之剩余与余外的经验,以至于蒋立波独特尖锐地把传统故乡的歌咏改写为“乡愁的集中营”与“带镣铐的故乡”,这是对自身家乡从未有过的诗学规定,在地缘性、政治性与伦理性之间,找到了语言表达的深度空间,这是让人无比惊讶的诗学品质。

     对于他们,诗歌写作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一个由谎言喂养的国度,诗歌的写作如何抵御语言的堕落。这只能从亡灵的角度来观看这个地狱一般的世界,如同年轻的诗人洛水写道的:“既然生活将不幸赠与,/而灵魂的人质已疲于应付。”写诗就是成为正义的人质,就是把灵魂抵押给写作!在俞心樵、回地、蒋立波、杜客、边建松、骆艳英等这些出生于1960年代左右的诗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对语言的不信任,如同回地写道的:“第一次,死的荣耀/照亮苟活者。/第一次,/“人”,与“民”/用断裂的肢体抱头相认。/在废墟里。//只有众多的死,/才震裂语言/板结的砖墙?”面对这已经分裂的语言,语词的痉挛已经无人倾听。只有当修辞不再仅仅是用来修饰谎言,不再是绞索,而是如同回地所言的“一团盘结的火焰史”,有着其隐秘锐角的坼裂,诗人们才重新听到语言的声音。

       人生如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言辞那么激烈,情感那么浓烈,以至于把死亡的沃土看做尸衣,这其中也有着古老越人所特有的哀婉与坚韧,他们几个都共通写到了去世诗人张枣,对生命与美的消逝的感叹确立了诗歌自身的尺度。诗歌之寄托还表现为对诗歌本身来临的期待,这是为相互热爱而准备,如同古老的越地似乎也是为陶潜与僧肇早就准备过的,或者就是为“沉潜的屋宇而降临” 。我相信,这些诗人们的行囊是简单的,但一定都带着一颗渴望的心,期待救赎的心,渴望在未来相遇。在越地,象征文人气节的竹林既是由心而生的风景,也是令人压抑的。诗歌之寄托也是寄情于江南的美景,但在诗人们眼里,江南已经腐朽,他们的写作试图让江南拥有“非美学的腰肢”。除了酷烈的情感,江南从来都是文人们向往的所在,只是经过了现代性的过滤,目光已经低沉,如同若溪写江南秋天的风景之低,让人无法抬头,这个时代的抒情也仅仅寄托在那盲目之美上,那残剩不多的美好之物上,在越地,江南的天空之爱中,雪也总是夹着雨,这无疑节制了美的抒情。

      人生如寄,因为人类生命之短暂有限,让剩余生命意识到自身仅仅是寄生的存在,依赖于他者,是寄托在他者那里的存在本性,因此也是觉悟到自身的缺席!因此而有着拯救的渴望。蒋立波就写道了失踪者的缺席:“像一个蒙难的词,埋葬在日子的簿册/像一个尖利的嗓音,需要黑夜的丝绸来擦亮/在水的包围里,借一枝虚无的鹅毛笔/写下漫长的告别和光辉的悼词。”对缺席之物临在的预感与等待,让诗歌成为泪水的收集者,成为祈祷的呢喃。

     当然,更为年轻一些的80后诗人李春筱则写出了南方温情的历史悖论,古雅的音调已经无法容纳现代的肉体,还有90后的女诗人马故渊在唯美的抒情之中也总有着深沉的灰色背景,青春的故事也会受伤,脆绿的腰肢也会折断,似乎灰烬就是岁月的视觉残留,这也在国外游离过的诗人濮波的写作中得到了回应,异域漂泊的诗人更能感受到寄寓与过客的短暂,只有这无所不在的灰色可以携带,其实这即是经过故乡绍兴所投射的那抹底色,这片灰色乃是生命经过激烈燃烧之后灰烬的名字,那是从心之灰的哀悼到灰色收入的反讽,是有着无数丰富层次的灰度,是越地慷慨激昂之士生命燃烧之后留下的余灰,也是文化生命的余灰,这也是时代最为基本的色调,是减弱了哀愁之后还在不止息跳跃的灰,那是灰之中余留的希望。

     最后,我想借用俞心樵的一首诗歌《欢迎大家成为绍兴人》来结尾,尽管我不是绍兴人,但我每一次翻阅家里夏氏祖先的家谱时,总是看到“会稽”二字,因为那是记忆的源头,夏氏的祖先来自于会稽,而大家知道,会稽即是绍兴。因此,冥冥之中,我似乎与这些诗人们有着一种古老的秘密约定,有着诗学谱系学上的内在亲缘性,是的,我也渴望成为一个诗歌意义上的绍兴人,我也希望我的读者们也如斯:



    星辰隐去。我养了多年的狐狸

    横穿高速公路。我写了多年的诗篇

    可以烧掉了。在紧急刹车处

    一个靓妞的灵魂像一声礼炮直上云霄

    天又亮了。一篇政论文的句号

    有些模糊。这是阴天,接下来是雨天

    现在是电闪雷鸣。我们从心智的前哨退下

    插着避雷针与敌人欢聚一堂

    诗歌的恶棍。他高超的技艺

    修饰着面具。把省略号留给真正的诗人

    把经济的麻烦留给劳动者。像骄奢淫逸的官员

    直到把孩子们的爱憎宣布为异端

    不知是压力在减轻。还是勇气在增加

    我决心留下这个小册子。等待着伸冤的嘴

    诉说被隔绝的命运。该写的还在写

    该愤怒的终将愤怒。啊欢迎大家成为绍兴人



夏可君:著名哲学学者,文艺批评家。2001年武汉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曾任教于中山大学哲学系,2003-2004年留学于德国佛莱堡大学。2007年起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夏可君力求在汉语思想界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可以与世界对话的哲学。本文是夏可君先生为诗歌合集《越界与临在:江南新汉语诗歌12家》(蒋立波、回地主编,长江文艺版,2013.5.)一书所作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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